先秦两汉诗歌代表作品

先秦两汉诗歌代表作品，先秦两汉的寓言故事？

以“入涧必死”（《内储说上》），说明信赏必罚，行法无赦；

以“郑人买履”（《外储说左上》）、“守株待兔”（《五蠹》），说明“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愚蠢；

以“狗猛酒酸”（《外储说右上》），说明臣亲幸、贤者无以进身的危害，等等。其次是《吕氏春秋》，

用“网开三面”（《异用》）批判暴政而歌颂仁德，

以“掣肘难书”（《具备》）说明为君者必须放手信任下属，使之有职有权，等等。

“齐人乞”（《离娄下》），讥讽追求富贵利达而不顾廉耻者；

“二子学弈”（《告子上》），阐明学习须专心致志；

如“月攘一鸡”（《滕文公下》），说明知道了道义就应当坚决实行。

以“南辕北辙”（《魏策》）劝止魏王伐赵，

陈轸以“画蛇添足”（《齐策》）劝止昭阳攻齐等等。

《韩非子》有“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

《吕氏春秋》有“刻舟求剑”和“荆人涉”“庖丁解牛

汉韩伯俞，梁人，性至孝，母教素严。每有小过，辄杖之，伯俞跪受无怨。一日，复杖，伯俞大泣，母讶问曰：往者杖汝，常悦受之，未尝或泣，今日杖汝，何独泣乎？伯俞曰：往者儿得罪，笞尝痛，知母康健，今母之力不能使痛，知母力已衰，恐来日无多，是以悲泣耳。

古代小说的雅称？

青简、汗青、青汗：简是古代用来写字的狭长竹片，竹色本青，故以“青简”指史书或著作。如北宋文人邹浩《送薛唐卿赴省试》诗：“绿衣春色知谁共，青简风流自此开。”古代制简须用火烤，去竹汗，取其易书，且可防虫蛀，因称“汗青”或“青汗”。如南宋文学家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绢帛：绢帛是古代稍后于简牍的书写材料。帛为丝织物的总称，常泛指书籍。如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勰《文心雕龙?练字》云：“简蠹帛裂，三写易字”。

卷、书卷：据《书林清话》记载：“帛之为书，便于舒卷故一书为之几卷。”所以“卷”用以称书籍。如晋代文学家陶潜《与子俨等书》：“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再如形容勤奋读书的人“手不释卷”。也称作“书卷”，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读书》诗云：“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

巾箱：巾箱是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亦称“巾箱本”，指小版本的书，因其形积不大，可放置巾箱中，故名。泛指书籍和学问著述。如南宋文学家陆游《冬夜读书》诗：“小儿可付巾箱业，未用逢人叹不遇。”

芸编、芸帙、芸签：古人藏书多用芸草驱蠹鱼（是书中的小蛀虫），故书称“芸编”。如陆游《夏日杂题》诗：“天随手不去朱黄，辟蠹芸编细细香。”此外，亦作“芸帙”、“芸签”，如明代学者梁寅《蒙山赋》：“坐紫苔兮绿绮奏，荫苍松兮芸帙舒。”唐代诗人李商隐《为贺拔员外上李相公启》诗：“登诸兰署，辖彼芸签。”

书田：以耕田喻读书，所以书也称为“书田”。典故出自南宋诗人王迈《送族侄千里归漳浦》诗：“愿子继自今，书田深种播。”

万卷：唐代大诗人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比喻博学，后人用以代指数量惊人的书。

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宋真宗赵恒《劝学文》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家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意思是说读书人只有读书考取功名才是出路，封建时代常用来代指书籍。

丹铅：丹砂与铅粉，古代点校书籍时所用。明代文学家杨慎集其考证诸书异同的著作即名《丹铅录》。后人也常用来借代经过点校或考证的书籍。

中国诗词简史？

谢邀。

如果只是线性的讲发展史，诗到晚唐就可以了，因为后来直到民国前都是只有流派之争，没有诗本身的变化。而从上古到晚唐，中间的秦末汉初到东汉末年，其实也乏善可陈。

所以真正要讲诗歌变化，无非是春秋时期、魏晋南北朝、唐朝。这就是中国古诗的三大发展阶段，唐朝到了顶峰，进入了格律诗领域，之后虽有宋诗、清诗两个高峰，但是都是在内容、流派上出彩，于形式上再无进步。

实际上就是诗的产生、诗的发展、诗的顶峰三个阶段。

肯定又会有朋友说，是格律害了古诗，就是因为格律诗的出现才让诗歌停止了发展。

这是放p。诗歌发展到格律诗是自身发展的必然，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格律诗是先进的体裁形式。而且格律诗的出现并没有阻挡古体诗前进的步伐，正是由于古体诗在前进的过程中出现了音律规范化，才总结出来格律诗。

近体诗和古体诗是中国古诗的两大分类，齐头并进，共创辉煌，没有谁限制了谁，也没有谁取代了谁。

有这种格律限制了古体诗的想法，从深层根源来说还是认为格律诗优于古体诗，只是你写不好，就被它限制了思想——懂格律的人根本不在乎自己写的是格律诗还是古体诗，在乎的是写得好不好的问题。

现在一般把《诗经》尊为中国古诗的源头。其实《诗经》的诗已经是一种相对成熟的形式，诗的起源要远远早于《诗经》。因为这是周朝中央政府派采诗官去四处收集民歌来编汇的，是经过了文化人的审定、修改的文学艺术作品——诗本来就是歌，我们要认清楚这一点。

我们现在没事哼哼，其实就是诗的起点。把我们的哼哼变成文字，在节奏感和押韵上做出细化，就是诗。做出雅化，就脱离了打油诗。再做出字数规范，平仄调整，就称为近体诗。

诗的产生，就是劳动之余的哼唱。有一种说法，诗来自劳动号子，这也有一定道理，不过要歌颂爱情、要歌颂友情、要歌颂基情（诗经中大把），绝对不是一边辛苦劳作，一边能背着喉咙喊出来的，所以劳动号子只可能是诗歌起源的部分组成。

目前发现最早能被定义为诗歌的，应该是《吴越春秋》中的《弹歌》，这是二言诗，也是文言文节奏和押韵能做到的最小结构，初步具备了诗的性质：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越国的国君勾践向楚国的射箭能手陈音询问弓弹的道理，陈音在回答时引用了这首《弹歌》。

我砍了竹子，做成弓箭，发射石块，驱赶野兽。

这是一个替父母守墓的小子无聊时候的发明，用来驱赶骚扰坟墓供品的野兽。

还有箕子的《麦秀歌》等，一些上古的大概有些诗味的作品。

而到了《诗经》，四言、整饬、押韵、重章叠唱、包罗万象，基本上已经囊括了后世所有流派诗歌的先行，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春秋时期诗歌的大成，而不仅仅是起源。

中原地区有《诗经》，南方则出现了长短句的《楚辞》。屈原是第一个具名出诗集的人，也就是从他开始，“诗人”的身份正式登上文化舞台——以前的作品署名大都是“佚名”。

同时从《楚辞》开始，诗歌开始真正有了标题——以前的作品大都是取前面几个字或者一句作为标题。

而且《楚辞》出现了杂言，这也是和《诗经》风格明显的差异，随着秦朝灭亡，楚地枭雄称王——项羽、刘邦都是楚人，这种风格的诗歌开始流行。汉朝文治武功，兵临天下，迎来了第一次多民族文化大融合——最为明显的就是音乐融合。

轻快活泼的胡人音乐改变了中原音乐端庄稳重的节奏，至少在民间，这种宴乐飞快流行起来。随着音乐节奏变快，音乐章节变长，四言诗已经无法满足演唱——诗是歌词，牢记这一点——所以就出现了的五言诗、七言诗，甚至六言、八言、九言的作品。

不过由于汉朝经学一统天下，儒生老成持重，所以文艺方面的发展比较缓慢。大家更喜欢长篇大论的“汉大赋”，所以诗在两汉的发展缓慢。

值得一写的就是汉武帝柏梁台上作联句游戏发明的句句押韵七言诗：“柏梁体”，这是一种小众的，后来被断句不押韵的格式淘汰了的诗体，但是也有佳作，如杜甫的《丽人行》。发明地动仪的张衡则写出了真正意义上的七言诗，《四愁诗》：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

……节选

但是直到汉末，甚至到了隋末唐初，七言诗虽然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在结构、音律规范等各方面还是五言诗走在前面。而且这一时期也没有绝句的产生，汉人以大为美，绝句体小而俗，不足以用。

诗到了曹魏时期，产生质的飞跃。

这一时期，文化还是掌握在贵族、文人手中，所以诗歌的发展也只可能在士大夫阶层发生。这一时期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有了文采这个概念。

在东汉以前的诗歌，其实就类似于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淡如白水的现代诗，其主要的功用还是说事、抒情。但是如何说事、如何抒情，是没有概念的，即算是做出比喻和一定的修饰，也是讲究“浑然天成”，没有抱着修饰自己的文辞来突出自己情感的目的。

这一切，到曹植这里发生了改变。

魏晋南北朝对诗词最大的贡献有两方面，而这两方面都是从曹植发端。

一是文辞修饰之风发端。发展到后来，成为空洞无物，不说正事，只讲究形式主义的极端，即“齐梁体”，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宫体诗”，特色就是只要好听好看，“兴寄全无”，没有任何志向、抱负，沉迷于风花雪月、闺阁情思。

文辞修饰对于文学作品是必须的，但是过度而忽视内容，就是形式主义，是走错了路了。所以陈子昂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就是批判这种形式大过内容的走向。

二是音律学的发展。这个也是从曹植开始的，所以不能不说他是文学中的奇才啊。他发明了“梵呗”，开始寻求“徒歌”（没有音乐的诗歌）中文字发音的规律。随着南北朝佛教大流传，音韵学得到长足发展。沈约、周颙等人提出“四声八病”，并成功运用到诗歌的创作。

音律的发展是唐朝平仄格律的基础，也是诗歌走向吟诵文本，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关键。

经过这五百年的飞速发展，诗在形式上已经初具规模，在流派上（山水、边塞、讽喻等等）也是百花齐放，已经为盛唐飞歌做好了一切准备。

经过南北朝的文体格式准备，隋唐的文人开始了文风的大纠偏。陈子昂提出“汉魏风骨”的概念，至今为古诗爱好者所推崇。初唐四杰等无数初唐诗人在格式上沿袭宫体诗，在内容上不断开拓进取，在意向上生机勃勃，终于让唐诗成为既优美动听，又感情深厚的动人之作。

但是这里有个误区，很多人认为唐诗的功臣是初唐四杰，以及盛唐大诗人（李、杜、王）等人。

其实并非如此。

初唐四杰不是早夭就是困苦，要不就反叛，并没有政治地位，而陈子昂虽然提出了理论作为旗帜，但在失宠后影响也变小，无法真正带动诗风改革。

对诗体规范起到作用是元兢（换头，相粘）、上官仪（对仗）、沈佺期、杜审言、宋之问等人。特别是这些宫廷诗人，精研格式，其实原本内容上是相对空洞的，但是他们遇上了风云动荡的武周王朝兴盛覆灭，唐玄宗李隆基上位这些政治变动。大批宫廷诗人被放逐，流落江湖。而人的境遇一旦波折，思想性自然就上升了，加上本身极好的格式研究，大批既有情感、又有形式的诗歌作品就问世了，从而带动了整个朝代的诗风。

李白对于诗歌史的贡献主要是和王昌龄一起改进、规范了七绝。前面说到七言不被看重，到了他们这里才真正上位，并且一跃成为唐朝至今最为流行的诗歌格式。

而在格律诗的完备上，杜甫是集大成者，同时，在是个理论上，也是他一锤定音，决定了唐诗重内容、重感情、崇汉魏的未来走向。

至于大李杜在诗歌上的成就，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大李杜冲到天花板的能力直接导致了中唐诗人的困境。

中唐的诗人在李杜压力之下，无路可走，就开始了在盛唐诗路上分类深挖。如韩愈的“散文入诗”，李益专攻“边塞诗”，刘禹锡走怀古路线，并开发“竹枝词”，白居易走老百姓路线，李贺干脆就写鬼神之词去了。盛唐诗是高峰，中唐诗是高峰上的平原，四处分流，四处开花，所以论唐诗，盛唐、中唐的大诗人如流星赶月，层出不穷。

这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好的时代。

进入晚唐，由于安史之乱后，政权虽然几经复兴，但总归是走下坡路了。整个王朝开始倾颓，文化意象就开始走南北朝末年的老路，诗风又往隐逸派和作乐派分流。志气不再高昂，内容自然低迷。

当然，晚唐的李商隐在艺术成就上来说是最高的，因为他集合了前朝所有大诗人的特色。虽然有时候用典精深、晦涩难懂，但是他的诗歌成就在晚唐是最高的，甚至放在整个唐朝也不逊色。唯一和大李杜没办法比的是缺了气象，但这不是他的原因，是时代的原因。

不过这些都是诗风变化，而对诗歌本身来说，到了晚唐，格律诗的规则已经坚如磐石，基本上连折腰体之类可有可无的出律，大家都很少犯了。

而另外一种文体，曲子词已经开始在杜牧、白居易、刘禹锡手中登堂入室，成为诗规范之外，文人们更加灵动的思维奔流方向。

那就是词牌史了。诗史也不是到这里就完结，只不过大概发展就是这样了，后来的复兴也没有突破格律、非格律，只不过是在内容上、表现上分门别类，再创高峰罢了。如宋朝的西昆体、太学体、香山体、江湖体、四灵诗派、江西诗派、包括后来清朝的公安派、性灵派，这些都只是时代内容进步和文人思想觉醒的不同层次，诗本身的形式没有变化。

直到泰戈尔的《飞鸟集》现世——但是那个就属于现代诗史，基本上宣告了古诗史的完结——虽然我们今天还在写，不过是尽量承续，不让它们在我们这一代断绝罢了。

诗的简史，大致如此。

词牌简史、现代诗简史、有缘再聊。

因为是随手写，难免记忆出现错漏，欢迎指正，但不接受谩骂——不管你什么水平。

先秦两汉古书流传过程？

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曾发布了“挟书令”，禁止民间私藏除农、医等书籍，其余全部销毁，只有官方留存备份。后来项羽进咸阳，一把火把这些宫藏书籍全烧了！自此，名义上来说，先秦书籍就断了传承。但是，我们现在依然流传的许多先秦古籍，是怎么来的呢？

从几本书简单说一下。

秦始皇时，有个博士叫伏生，是儒家学生。他就非常爱惜古籍，于是不顾挟书令，凿开自家墙壁，私自藏了一些书，其中就有《尚书》。后来汉朝时废除了挟书令，他挖开一看，因年久失修，保存不当，已经损坏了许多，《尚书》也不完整了。好在伏生博闻强记，通晓此书。这时候朝廷重视，就打算请他到宫里整理，但是此时他已经90多岁了，行动不便不说，而且家在章丘，已经不适合长途跋涉进宫了！于是朝廷派了晁错去学习。

虽然有挟书令，但民间肯定私藏了不少先秦古籍，加之有许多博闻强记的文人，于是许多古籍得以流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式，比如考古。

韩愈的生平经历和文学主张分别是什么？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生平：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 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八年（802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晋升为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文化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虽然仅在袁州九个月，却办了一件“禁隶”的大好事，据新旧《唐书》记载：“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曰：禁其为隶。”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他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是哪个朝代的韩愈的诗句散文作品赏析？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