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扞代表作品，当意识不再依赖寄生于身体？
按神话还是佛教中来看，在我们这维度里意识是离不开寄主的，脱离了这个身，又会进入另一个体，是既由识又由业而定的，而这个识不是人识的识，是灵识的识，所以才会有不由人己的无奈转道轮回一说。
而且，每一个修起的灵，好像又都该有体，谓真身，不然为谁而修？修的又是谁呢？由此可见，不论是神还是仙，或是更高的罗汉，菩萨，佛，都有其本身的。
所以好好爱惜自身之体，佛说人有十难，其中一难就为：人生难得。为人不修，难不成投了其它体形再修吗？不说更难修起，就算修起也不是人之生身了。
菠菜面是怎么做的？
西人爱吃面，无论什么时候，都觉得一碗面是最踏实的，这个做法是我家的吃法，以前试做过好多种酱和做法，我们觉得这样的最好吃，所以分享给大家。
菠菜面条BYlin悠然
主料面粉260克菠菜150克水100克猪肉400克大酱180克辅料葱15克姜6克料酒10克1.食材。
2.菠菜去根清洗干净，入开水锅烫一下。
3.捞出后加入100g水，放入破壁机中榨菠菜汁。
4.榨好的菠菜汁无渣很细腻。
5.将菠菜汁一点点倒入面粉中和面。
6.用压面机压面条。
7.猪肉切块。
8.和姜片一起放入破壁机中用脉冲键打碎。
9.调入料酒腌一会。
10.炒锅烧油，油温热下肉煸炒，炒至肉全变色、松散后盛出。
11.锅底留油，将大酱翻炒，炒出香味后加入适量开水煮开，下葱花。
12.将炒好的肉沫放入后中小火熬煮熟即可，喜欢黏稠一点可以调如适量水淀粉勾芡。
炸酱菠菜面成品图烹饪技巧1、用原汁机或榨汁机榨汁一样的，也要放入适量的水一起榨。2、大酱我用的欣和的，我家喜欢这个酱的味道。
如果你觉得美食杰的问答能帮助到你，请点赞、关注、分享！你有什么观点和想法，欢迎在下面踊跃留言和大家一起讨论。历史上真正的周瑜是怎样一个人？
三国志评曰：“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
孙策：“周公瑾英隽异才，与孤有总角之好，骨肉之分。”
吴夫人：“公瑾议是也。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
程普：“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
蒋干：“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闲。”
刘备：“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顾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
王朗：“策勇冠一世，有隽才大志。张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杰，攘臂而为其将。谋而有成，所规不细，终为天下大贼，非徒狗盗而已。”
孙权：“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孤何赖哉！”、“孤非周公瑾，不帝矣。”、“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闻峻亡，仍欲用护，闻护性行危险，用之适为作祸，故便止之。孤念公瑾，岂有已乎？”、“腹心旧勋，与孤协事，公瑾有之，诚所不忘。昔胤年少，初无功劳，横受精兵，爵以侯将，盖念公瑾以及于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前后告喻，曾无悛改。孤于公瑾，义犹二君，乐胤成就，岂有已哉？迫胤罪恶，未宜便还，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汉高河山之誓，孤用恧然。虽德非其畴，犹欲庶几，事亦如尔，故未顺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间，苟使能改，亦何患乎！”
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吕蒙：“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邈焉难继，君今继之。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
诸葛瑾、步骘上疏孙权：“故将军周瑜子胤，昔蒙粉饰，受封为将，不能养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纵情欲，招速罪辟。臣窃以瑜昔见宠任，入作心膂，出为爪牙，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故能摧曹操于乌林，走曹仁于郢都，扬国威德，华夏是震，蠢尔蛮荆，莫不宾服，虽周之方叔，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夫折冲扞难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贵重，故汉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太山如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重以盟诅，藏于宗庙，传于无穷，欲使功臣之后，世世相踵，非徒子孙，乃关苗裔，报德明功，勤勤恳恳，如此之至，欲以劝戒后人，用命之臣，死而无悔也。况于瑜身没未久，而其子胤降为匹夫，益可悼伤。窃惟陛下钦明稽古，隆于兴继，为胤归诉，乞余罪，还兵复爵，使失旦之鸡，复得一鸣，抱罪之臣，展其后效。”
北宋大文豪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节录：“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宋词人戴复古的《满江红‧赤壁怀古》节录：“想当时、周郎年少，气吞区宇。万骑临江貔虎噪，千艘列炬鱼龙怒。卷长波、一鼓困曹瞒，今如许。”
明代才子高启的《过二乔宅》节录：“孙郎武略周郎智，相逢便结君臣义。奇姿联璧烦江东，都与乔家做佳婿。”
清代郑板桥的《念奴娇·周瑜宅》：“周郎年少，正雄姿历落，江东人杰。 八十万军飞一炬，风卷滩前黄叶。 楼舻云崩，旌旗电扫，熛射江流血。 咸阳三月，火光无此横绝。 想他豪竹哀丝，回头顾曲，虎帐谈兵歇。 公瑾伯符天挺秀，中道君臣惜别。 吴蜀交疏，炎刘鼎沸，老魅成奸黠。 至今遗恨，秦淮夜夜幽咽。”
楼兰古国怎么会消失？
“愿为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李白的诗中，楼兰象征着遥远的敌国。唐王朝疆域辽阔，而楼兰遗址就在西域都护府辖区之内，李白的诗句反映了一个问题——盛唐之时，楼兰古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且当时的人们对于楼兰缺乏客观的认识。如梦似幻的楼兰公主是否存在，楼兰古国又是如何消亡的问题，困扰着历代的史学家。可上世纪出土的“楼兰美女”，却渐渐揭开了楼兰古国和楼兰公主的神秘面纱，使这一问题有了研究的现实基础。
上世纪出土的楼兰古尸中，有两具具有代表意义，一具被称为“楼兰美女”，另一具被称为“楼兰公主”。“楼兰公主”出土更早，在三十年代由外国人组成的探险队发现，因此保存程度和史学价值都要差上许多。
随着棺木的打开，阳光普照下，一段尘封的往事浮出了水面。棺木内的女尸保存完好，但赤身裸体，只是由一张巨大的麻制品简单包裹着。古尸的面貌特征如下：高鼻梁、大眼睛、颧骨很高，而且有着较为丰盛的毛发，发质呈现金黄色，可以说和白种人的体型特征很相似。
但令人疑惑的是女尸的体型和白种人，有根本性区别。不同于人高马大的欧洲人种，女尸身材娇小，且五官较为精致，身高尚且不足一米六。墓穴中的雕刻品画工精美，富有西域风情，对于只有12万平方公里，人口两万上下的楼兰，有如此陪葬品的女子，身份注定不凡，因此她也被称为“楼兰公主”。
但极具价值的“楼兰公主”，由于是探险队在三十年代野蛮发掘的，所以保存不当，研究价值大打折扣。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土的“楼兰美女”，更具研究价值。“楼兰美女”的外貌特征和“楼兰公主”极其相似，都是不足一米六的身高，高鼻梁、大眼睛，但“楼兰美女”的头发呈现棕色，而不是金色。
综合起来，我们不难发现，位于西域要道的楼兰古国，国民呈现印欧人种特性。有金发、棕发、高鼻梁的欧洲人特性，也有身材娇小、面容较为精致的亚洲人种特性。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发色的不同，印欧人种发色有金黄、棕色的区别。这和西域沟通东亚、中亚、甚至东欧，有密切关系，那个年代商旅往来，费时颇多，而人口本就两三万人的楼兰。因不同地区往来客商血脉交融，产生一定的体貌差异，就再正常不过了。
而且“楼兰美女”也是由麻质布料，简单包裹，可以推断麻织品和楼兰人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麻织品有什么特点？其一，简单易得，对纺织工艺要求不高，这从侧面反映出了楼兰人工艺水平出于半原始阶段。其二，麻织品有众多的小孔，利于通风，不至于让楼兰人汗流浃背。而且麻织品空缝细微，可以有效防止西域地区盛行的风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楼兰人的生活习惯，可以推断早在数千年前，楼兰地区就已经属于沙漠气候了。“楼兰美女”遗体内的细小沙粒，也侧面佐证了：数千年前，楼兰古国已经面临着沙漠化的自然威胁。这个两万人上下的国度，在与残酷的大自然法则争斗，他们是辽阔的沙漠中那零星的生机。
楼兰，王治扦泥城，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户千五百七十，口一万四千一百。
《汉书.西域传》对楼兰古国，有粗略的记载，这个国度处于“丝绸之路”的要道。汉和匈奴多年争端中，楼兰为代表的西域诸国饱受压迫，类似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不论怎么做，总会有一个得罪不起的主。汉宣帝年间，彻底击败匈奴后，西域诸国的境遇才有了改善。
隋朝期间，楼兰地区由突厥实际掌控，中原王朝缺乏史料记载。而唐王朝重新收复西域之时，楼兰已经消失在了西域，楼兰古国如何消失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历代富有求知欲的人们。首先“楼兰公主”和“楼兰美女”，存在岁月要远于楼兰消失，但我们可以根据她们反映的楼兰风土人情，进行相对客观的推测。
其一，楼兰毁于风沙与自然灾害。女尸体内的细沙和通用的麻织品，证明了楼兰所处区域属于沙漠化边缘，亦或处于半沙漠化地区。可匈奴自汉宣帝年间西迁，汉王朝一度达到鼎盛，“丝绸之路”兴盛于两汉、魏晋年间。楼兰脆弱的生态环境，容纳不足两万国民已经很勉强了，客商、驻军的大量涌入，远远超出了楼兰环境承载力。严重的沙漠化，迫使楼兰人放弃故国，远走他乡。
其二，突厥人的崛起，切断了“丝绸之路”，楼兰融入突厥。而原本生产力就很落后的楼兰，于东汉、魏晋年间，早就依靠服务过往商旅，获得生活、生产资料。“丝绸之路”受战乱影响，长期阻绝，一万多人的楼兰人没有了生计来源。加上历年环境恶化，沙漠扩张，仅有的绿洲无法维持楼兰日常开销。楼兰人选择归附突厥，选择了臣服，失去独立的权利。
其三，楼兰毁于战乱，这种说法可信度极高，但证据也严重不足，是最矛盾的推理。“国恒以弱灭，独汉因强亡”，虽然是句戏言，但汉王朝属于中原政权对外影响力最强的王朝之一，是没有太多争议的。东汉时期，对西域都护府统辖力极强，汉宣帝年间在楼兰还有驻军。此时期的楼兰，史料较为丰富。
但魏晋年间，对于西域实际掌控力就不敢恭维了，“丝绸之路”基本和官方没有太大关系了。属于各国商人逐利的自发行动，因此，楼兰的史料在这一时期，基本是查无可查的。之后突厥崛起，实行的更是游牧民族的原始统治。一万多人的楼兰更不会受人关注，因此楼兰灭亡之谜成为了永远的谜题。
今天的我们，只能尽量还原这个美好的传说，楼兰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作为一个国度，何时灭亡、因何灭亡都没有定论。幸运的是，西域一万多人的小国不在少数，像楼兰一样令人魂牵梦绕的再无第二。
参考资料：
《揭开古楼兰最后之谜》、《汉书.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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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平民社会是什么？
1.九成五的人住在乡下
谷物贸易在当时可说是绝无仅有。帝国内大部分的商业买卖都是重量轻、价值高、禁得起长途跋涉的奢侈品。一如19世纪以前的欧洲，罗马帝国境内大部分的人都是就近取材，看附近种什么或制造什么，吃的、喝的、穿的、住的，一概是本地出产。欧洲村舍之所以拿茅草覆顶，不是因为它比石板屋顶更有诗画风情，而是因为茅草便宜，唾手可得，因此，经济发展并不是罗马人推动革新的重点，以一套法典及一种效率卓然的军事组织将整个帝国维系于不坠，才是他们的治国精神所在。直线相交的罗马道路，有一部分迄今犹存，即是出自当年军事工程师的设计，主要目的是让士兵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时行进迅速，因此是直线的；但如果是设计给一般马匹和马车使用，坡度会和缓得多。
在罗马帝国的最后两百年间，随着日耳曼蛮族入侵，城市人口流失，贸易严重萎缩，地区的自给自足更形必要。在帝国的极盛时期，城市是没有围墙的；罗马的敌人都被挡驾在边境之外。直到3世纪，城镇开始沿着外围筑起城墙，后来城墙涵盖的区域越来越小，更证明了城镇的萎缩。公元476年，整个罗马帝国消失于无形，此时乡村的人口比例已经升至了九成五。
这些人口就此留在乡间，一留就是数百年。日耳曼蛮族入侵之后，其他外族也接踵而至：7到8世纪是穆斯林，他们占领法国南部，攻进意大利；9到10世纪是维京人，到处烧杀掳掠，大肆破坏。11到12世纪，和平终于到来，贸易逐渐复苏，城市生活这才起死回生。5世纪之后，有些城镇几乎完全夷为平地，其他也大为缩小。
土地劳动人口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但极其缓慢。15世纪，欧洲开始向海外扩张，商业、金融业、航运业因此水涨船高，城市也欣欣向荣。1800年左右，西欧的乡间人口可能已降到八成五，稍低于罗马帝国当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口移动几乎无甚变化；唯一的例外是英国，1800年前后，它的乡间人口随着城市人口激增而开始锐减，到了1850年，英国人已有半数都居住在城市里。
2.谈天气，忧心命运
耕种食物的人也有等级之分。长久以来，无论什么时代，小地主、奴隶（或当过奴隶的自由民）、农奴（或当过农奴的自由民）、佃农（或收益分成的佃农）和劳力工都可能包括于耕种者之列。我们通称他们为农民。不过，无论身在何处、处于什么年代，这些人的工作方式都一模一样；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19世纪的犁田方法和罗马时代殊无不同。他们用很原始的犁，你只要想象一根叉状的长木棍，底部有个切割用的刀片就是了。一头牛或马在前拉着犁，一人在后抓着犁头控制方向，而刀片很难深入土壤内层，只能浅浅刮过表面。犁田是以棋盘式进行，先沿着田地直行，再横着犁下去。
有轮的犁具是中世纪早期的伟大发明之一，发明者是何人已不可考。它对法国北部、德意志和英国的厚重土壤尤具效果。基本上，
早期的叉状犁具，重量相对为轻，只能在小块田地间浅掘土壤的表面。有轮的犁具则可深入北欧的深层土壤，犁出一条条长形的垄沟，称为“弗隆”（furlongs）（译注：furlongs，亦称浪，长度单位，相当于0.2公里）。
这种犁具颇类似于现代的耕土机，只是还是得由动物拉车并且由人控制。这种犁除了有个挖得进土壤的锐利刀片，还有一个模板可将挖松的土壤抬起翻转。这就产生了垄沟，不止是挖挖表面而已，而且垄沟都是同个方向、互相平行，不再是旧式犁法的平行相交。在重土壤上，灌溉的水可以沿着垄沟流下去。犁田是辛苦的工作，你不只是操控犁具的方向而已，如果你的肩膀和手臂不用力抓紧，不但挖不到土还会翻覆。犁完田后就是播种，这个差事比较轻松，你在田地一条条的刈沟里撒下种子，然后拿一根耙子（harrow）——耙具的一种——把种子盖起来。
犁田是男人的事。收割则是男女老幼都要参与，而且因为安全收割期很短，农民得从城镇招募临时工，就连本地的士兵都可能走出军营前来帮忙。收割的工具是镰刀，一种有柄的弯刀。考古学家曾在最古老的人类聚落里找到镰刀，而直到20世纪初叶，镰刀在欧洲依然是标准的收割工具。1917年，俄罗斯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制作了新国旗向劳动阶级致敬，新旗上有榔头和镰刀的标志，榔头意指城市里的劳工，镰刀则代表乡村劳工。
想到耕种和收割，千万不要以为那是你今天看到的景象：农夫坐在装有冷气的曳引机里，一路开过田地。年复一年，一英寸一英寸的田地都是农民埋头苦干、弯腰驼背、拖着脚步辛苦耕耘出来的。
把收割完的大麦或小麦茎秆集中在一起，接着还得将麦粒从麦穗上打下来。打谷用的工具叫做连枷，它有长长的柄和一个连着一根皮带的平板。在谷仓地上铺满麦穗，然后摇晃连枷的柄，木板就会往下移动，平平压在麦穗上。让谷仓的门保持开敞，如此，微风可把糠皮吹走，地上只留下完好的谷粒。
这些谷粒可以制成面粉，然后做成面包。面包是生命的支柱，你就这么大块大块地吃它，没什么别的可选；肉不是平常就可以吃到，或许有点牛油或乳酪可以配着面包吃。面包就是主食，不是放在旁边小碟中的配角，也不是漂亮篮子里放个寥寥几片，而是三或四大块那么多。如果你是有钱人，一天可以吃个一公斤，也就是每天一大条。到处都在种麦子，即使是不适合种麦的地区。由于运输极其困难，谷物必须生长在接近消费的地方，从别处运来的谷物是很贵的。谷物虽然可以靠海路运来，可是在内陆地区，不管距离远近，直到18世纪运河开凿之后，谷物的运输才成为可能。
所有的人都老是为收成担心害怕。谈天气不是为了没话找话说，而是一群人在忧心自己的命运。如果谷子不成熟或是在收割季节前被恶劣天候给毁了，整个社群都会遭殃；他们得从别处运来谷物，而这样做的成本非常之高。谷物歉收时期，面包价格会飙涨个两倍或三倍。这可不像现在超级市场里哪个东西贵了许多，你这段时间就暂且改吃其他东西这么简单；这意味着你的食物成本会增加两到三倍之多，果真如此，你就只好挨饿，说不定还会饿死。
可是，食物是农民种出来的，价格上扬不是对他们有利吗？这只有对拥有大批食粮的人才是。如果你种的东西只够养家糊口，全没余粮可卖，歉收就表示你连自己肚子都填不饱，还得到外头去买。有些人的田地小，就算丰收也不够一家人吃，这些人就得帮大地主打零工，才能多买点食物。很多劳力工根本没有自己的田，他们如果跟着雇主一起住，雇主管吃管住，那还不坏，但要是住在自己的茅草陋屋里，就得常常去买面包。当然，住在城里的人，面包永远都靠买的，因此，只要谷价上扬，许多人都将面临水深火热。
3.抢粮、抢食、抢囤积
一旦谷物短缺，谷粮的拥有者——大批栽种并且拿来交易的人——很可能会囤积起来等着价格继续高涨，要不就运到其他价格涨得更凶的地方去卖，如此一来，本地人就无粮可吃了。约莫1400年之后，欧洲各国政府逐渐迈向强盛，曾经试图控制谷物交易。它们明订法令禁止囤积，也不准商家将本地已短缺的粮食运到外地，要是地方官不执行这些法令，人民很可能就会自己来实行。他们四处搜寻囤粮，逼迫大农拿出谷粮来卖，甚至袭击运送谷物到别处去的马车或船只。因为有引发暴动、社会失序之虞，政府插手介入也是不得已。
大部分的人大部分时间都活在对食物的不确定感之中。能好好吃顿饭是一种奢侈；肥胖代表美；节庆假日是大快朵颐的日子。在现代社会，庆祝圣诞节的方式依旧是这种现象的可悲遗绪，换句话说，我们会期待用大吃大喝来纪念这一天，虽然我们平日已经吃得够好。我现在还试着保存一点这个节日的原味精神——其他日子绝不吃火鸡。
是这些占了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五的土地劳动者造就了文明。要是农民种植的食物只够喂饱自己，任何城市或领主、教士或国王甚或军队都不可能存在——这些人全得靠别人种东西给他们吃。不管农民愿不愿意，他们都必须供应他人粮食。这个现象在中世纪早期的农奴身上最为突显，他们必须把一部分的作物当做租金呈缴给领主，一些捐给教堂当做捐献，还得在领主的田地里无酬工作，好让领主自己也有收成。到后来，替领主工作的义务停止了，只要付钱给领主和神父就好。
4.税吏成了罪人的代名词
在中世纪早期，国家是不征税的；之前的罗马帝国以及之后的欧洲新兴国家，农民都得纳税，这是维系帝国运作最关键的交易：国王从农民那里拿钱，然后用这笔钱付薪水给军人。
你可以看到，收税过程多么干净利落。你不必开支票或寄支票给税吏，他不会把你赚的钱减去一部分当做扣抵额，税吏是个活生生的人，到天涯海角也能把你找到；如果你拒绝缴税，他会带着武器逼你掏钱。缴税一事不是由官僚体系掌控，而是面对面的交锋。在罗马帝国，这些收税人叫做“publicani”，也就是从民众身上收取税金的人。大家对他们深恶痛绝，是世上至恶之人，就连耶稣对这个刻板印象的塑造也有推助之功。
他说，去爱那些爱你的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美德——即使税吏也会这样做。在钦定的《圣经》版本里，“publicani”被译为英文的“publicans”。有人批评耶稣，说他把“税吏和罪人”混为一谈，这对那些拥有证照的公职官吏很不公平。
当然，说农民受到压榨，这是非常情绪化的用语。说不定他们应该乐于缴税才对，或至少只是嘴上抱怨几句罢了；虽然没有人喜欢缴税，可是这对大家有好处，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
问题是，当年的农民并没有得到任何服务。政府既不兴办学校，也没保健制度；大部分的政府连马路都不管——因为马路属于地方事务，除非具有军事重要性。罗马政府会照顾城市的公共卫生，提供用水和排水系统，对乡村却是不闻不问。政府的税收约莫有八到九成都是用在军武上。那么，将外侮阻挡在外，对农民总该有好处了吧？不见得。对农民来说，战争表示他的土地会烽火不断，而他的食物和动物都被拿去喂养两方的军队了。
除了受武力威胁，地位高于农民的人也硬说农民低人一等，只有服从听话的份，农民只好继续缴税，但时不时还是有抗议、暴动等情事发生。农民认为，如果国王、主教和地主全都拋下我们不管，我们也能活得很好。他们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农民都是自己种作物、自己盖房子、自己酿酒、自己织布做衣服。
5.农民向领主宣战
农民多次起事总是被镇压下来——直到法国大革命的初年，法国农民和别处的农民并无不同，都是中世纪的农奴出身。中世纪末期，西欧的农奴制度画下了休止符，各国对这些恢复自由身的农奴各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法国，法律明定农民是田地的拥有者，可以卖掉土地迁移他处。然而，不管是这些人或是买下他们土地的人，依旧得对旧日的封建领主缴交规费，对领主也依然负有义务，例如，领主的女儿婚嫁，他们就得送礼，或是每星期必须在领主的田地里义务做上几天的活。后来这些赠礼和服务转变成以金钱打发即可，因此，这些拥有土地的农民依然必须缴纳一堆杂七杂八的租金，他们既是地主又是佃农，这是极其罕异的处境。
而拥有广大田地的人，可能是个领主，现在也是个有钱的中产阶级，他们会雇用一些聪明的律师去调查，看那些农民有没有拿钱来缴清所有的应付规费和义务。当初这些规费和义务被转换成金钱时，并没有将通货膨胀考虑进去，以现代词汇来说，这些缴纳的钱并没有反映出通货膨胀指数，因此，领主有莫大的诱因去找出先前被遗漏或计算错误的地方。再也没有比这样的关系更令人火大的了，领主眼看着田地被移转到农民名下，为了弥补损失，于是拿旧日的规费当借口索取更多金钱。农民决定开始反击，他们集结起来，自己也雇用律师，向他们的领主宣战。
1788年，法王召开三级会议，农民以为变天的曙光出现，所有他们痛恨的巧取豪夺终于可以解除，可是，事情迟迟没有进展，令人生疑；先前他们就听说巴士底狱被攻陷、国王承认了国民议会，可他们照样得缴钱给领主，其中定有阴谋；面包价格一天比一天贵，因为前一回的收成极差，而新的收成尚未到季。乡间传言四起，说那些贵族和恶霸正千方百计阻挠乡村的改革措施。农民果真起而行动，浩浩荡荡跑去找那些恶霸算账，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他们也向领主的城堡前进，要求领主或他的代理人毁掉登记付款的大账册，如果领主点头，他们就心满意足地散去，若领主不肯点头，就一把火烧了城堡。
6.法国农民为何这么跩？
每当农民作乱，国王的反应通常是镇压，但革命派并不希望这样；如果国王下令派出军队，很可能在解决农民之乱后转而要军队去对付他们。议会领袖决定顺应民意，农民要什么就给什么。1789年8月4日，议会彻夜开会，宣布取消所有田地规费和义务。过去借此牟利的人彼此互相怪罪，并承诺改革，但这一半是精心安排的表演，一半是歇斯底里的情绪。
不过，政府并没有完全被冲昏头，他们希望划定一条分际，关于私人服务的款项立即废除，但与地产相关的规费则是稍后再解除，并且让地主得到若干赔偿。但这条分际甚难拿捏，农民拒绝划界，坚持从今而后任何款项都不必付。1793年，随着革命手段越来越激烈、新宪法也已出炉，所有的规费和义务一概取消。
如今，法国农民变成如假包换的土地拥有者，再也不受任何地主的牵制，他们后来变成19世纪法国政坛的一股保守势力，与城市里攻击私有财产、亟于创造共产社会的激进劳工阶级分庭抗礼。在法国，那些大头们总是能靠这些农民投票将这类劳工阶层的提案否决掉。农民紧握着小小田地不放，也让法国农业永远是无效率可言的小规模经营。而今天，这些农民受惠于欧洲的各项补助，这表示他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销售农作物，以对抗澳大利亚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农民。
至于英国，在农奴制度告终之后，对土地的安排截然不同。任何形式的封建规费和义务全都销声匿迹。农奴按照现代的方法变成了佃农，也就是单纯付租金给地主就好。地主和佃农之间这种关系是现代的商业关系，这促成了它的农业生产力大跃进，称为农业革命。
7.英国农民为何这么富？
这场革命包含两大元素：农作方法的进步和土地所有权的重新规划。它与农业机械的改善毫无关联；曳引机和收割机都是许久之后才告问世。
先说农作方法。频繁的耕种会让土壤养分枯竭，这是所有耕种者面对的基本难题。如何解决呢？如果是罗马帝国境外的日耳曼民族，农夫会在旧地枯竭后直接搬迁到一块新土地上去耕种，这只能算是半永久性的农业。
至于罗马帝国境内，会将农场土地分成两半，一半种植作物，一半休耕，意思是不种东西让田地休息，牛羊马匹在这块地上吃草，不但将去年收成的余梗吃掉，下的粪便还可充当肥料。一年终了，农夫在这块休耕地上翻土插秧、种新作物，轮到另一半开始休耕。19世纪之前，南欧一直是这样的做法。
中世纪的北欧则是发展出三田轮耕制，其中两块种作物，一块于秋天，另一块于春天翻土播种，第三块休耕。明显可见，这个做法提高了不少效率：时时都有三分之二的田地在生产谷物，而非二分之一。
18世纪的英国，则是将农地分成四份，每一块都种植作物，这就是农业革命。它为什么效果卓然呢？一块地如果一直种植谷物，养分会耗损殆尽。这种方法的聪明之处在于：其中两块田地一如往昔种植谷物，另外两块则用来种植牲畜饲料，例如芜菁或苜蓿。这些作物从土壤里汲取的养分不同，因此土壤不会因为不断种植谷类而告枯竭。事实上，苜蓿还可将大气层里的氮气固定于土壤而增益其养分。由于农夫也开始种植动物的饲料作物，足以养活更多的牛羊，不像过去那般让牲畜在休耕地上自生自灭；牲畜因为吃得好，不但更肥壮，下的粪肥也更多。一年将尽，当这块养牛养羊的田地转而种植谷物，生长的作物也就得到更好的收成。牲畜越养越多、越养越好，农作物收成也节节高升，这就是新的四田耕作法的结果。
在此同时，土地也重新规划，每个农夫都拥有稳固的地权和清楚的分界，这样的规划取代了过去的农地制度——中世纪时期，村庄田地分成三大块公地，每块公地再细分为许多长条（称为条田），每个农民只耕种于一个条田。你没有自己的农场，农场属于整个村落，而农场的所有权握在领主手里。田地要种什么、何时耕种、种在哪里，一概由村落决定；所有人的牛只都放牧在那块休耕地上。除了这三块公共耕地，其他都是荒地、沼泽或林地，除了开放给所有人的牲畜放牧，也供人割取茅草或收集柴薪。
将农地重新整并为清楚的地权是国会的德政，特别针对各村落的情况实施。英国议会可说是集大地主之大成，这些人认为，要让新的耕种法得到切实履践，固定圈围（或称圈地，大家熟知的名称）有其必要。种植新作物、照顾牲畜都需要个人投注心力，无须整个村落共同控制。地主若想增益其土地收成、提高收取的租金，可以在租约里加上一个条件：租用重划农地的人必须采行新的农耕法，拒绝种芜菁的农夫会被淘汰出局，换句话说，租约到期后不会得到续约。
重划工作进行得甚是审慎。负责的官员先对所有的村民仔细调查，确定他们目前拥有哪些权益，然后将每个人在公地的哪些区块工作、在公有地放牧的权利换算成某个或大或小的重划地的所有权。最吃亏的是那些先前只能在公地上放牧的村民，他们只能分到弹丸之地，什么好处也没有。这些人是最可能离开乡村、前往城市谋生的一群。不过，整体而言，在新规划地上以新的方法耕作，所需的劳动力不减反增。乡村人口确实有流向城市的趋势，但这是人口快速增长所致。
农业生产力增加，城市的成长成为可能。整体来说，现在更少的人就能提供所有人的粮食。英国是世上第一个有此重大跃进的现代大国。法国一些农业改良者见贤思齐，也想做类似的土地重划，可是法国的土地为农民所有，共治生活的观念根深蒂固，就连专制君主也动不了分毫。
8.工业革命衔接农业革命
18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开始衔接，相辅相成。棉花、羊毛不再交给村里的工人去纺纱织布，这个差事转由工厂代劳。这些工厂拥有最新发明，一开始是以水车当动力，接着是蒸汽引擎。劳工变成机器的照顾者和维修者，他们按时上下班，替老板工作，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设有棉花厂和毛料厂的市镇，人口节节高升；先是拜运河水道网络之赐，之后是铁路网，所有的新兴经济活动就此得到连结。终于，有个国家能够以便宜的价格将大宗货品运输到其他每一个角落。
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计划的产物。它之所以促成，是因为在英国，政府受国会掌控，为了增加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欧洲各国的专制政府对工业莫不仔细规划，又是促进又是保护。而英国的贵族阶级和土地士绅，也就是国会的组成分子，由于涉身新的经济活动，让它快马加鞭的动机更强。管制工业和聘雇的旧规都被扫到一边，形同虚设。
这两场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痛苦的。然而，世上第一个工业兼都会国家提出了这样的远景：它将带领过去只够活命、饱受艰辛的平民百姓，迈向一种无可想象的富裕。
结语：欧洲为什么可以抢第一？
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明要比欧洲文明进步。欧洲的印刷术、造纸术、火药、罗盘针和运河的水闸，皆是直接间接从中国传来。然而，世上第一波稳健的经济发展首度发生在欧洲，工业革命继之而起。而其他代表现代的标记，如代议政体和人权观念，也是发轫于欧洲。欧洲是怎么一回事？
1480年，中国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所有的海外探险和贸易，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被视为走私犯罪，皇帝会派军队破坏他们的居处，烧毁他们的船只。但在欧洲，没有一个国王曾经滥用或自许有这样的威权，宣布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律令代价高昂，没有一个国王负担得起。在欧洲，当国王的总是强敌环伺，而中国皇帝的君权无人能比，这是他们拥有的优势——或者说是陷阱。欧洲国家之间相互为敌，是它们向海外扩张的一股推动力量。
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再也不曾出现一个统领整片疆土的强大力量。想象一下罗马曾被某个单一势力征服，就像印度被莫卧尔人、中东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那样。借由征服，这些异族摇身成了新江山的主人。但罗马的征服者却是数个不同且互相敌对的日耳曼蛮族。这些蛮族从来就没当过什么主人，与其说他们征服了罗马帝国，不如说他们在踏上这个帝国的土地后，发现它正在自己的脚下融化。他们毫无治理固定国邦的经验，连罗马赖以维生的征税机制都维系不住。
1.不是所有东西都归国王所有
欧洲的历史演进泰半从奠基的这一刻起便已注定。国王对人民毫无掌控能力，它们必须殚思竭虑，才可能争取到人民的服从。它们若想扩张势力，就得提供良好的政府——也就是维护治安作为回报，它们不能像亚洲和中东不计其数的帝国及王国那样，光靠收税机制和进贡就能运转。
数百年来，这些国王最大的威胁是他们最有权势的下属——土地贵族阶级。这些权臣最后终于俯首，但因为已在自己的领土上雄霸够久，早就为自己也为他们土地上的人民争取到私有财产的保障。“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
为了让贵族俯首称臣，国王对城市里的商贾、贸易人士和金融家多所依赖，一来他得靠这些人提供贷款和人力才能维系官僚体系，二来这些人的财富可以被课税。欧洲君主的征税细水长流、手法温和，以免杀死了下金蛋的母鸡；亚洲国家的统治者比较独裁，征收苛捐杂税之余，手头拮据时甚至直接把商家的货品没收充公。
欧洲君主的低调谨慎也是不得已，因为在这个群雄环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压太过，可能转而投靠敌营。在此情况下，他们重视经济发展和新兴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为，而虽然这些科技主要是用于战事，但和现代殊无不同的是，这些国防花费可能带来重大回收。除了谨言慎行，他们也牢记罗马帝国的教训和基督徒国王身负的义务，因此比较不会施行暴政、纵情声色，而这样的场景在亚洲君主中屡见不鲜，比欧洲常见得多。
这些欧洲君王降伏旧日贵族后，随即成为一个活跃的新兴阶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者。当年这些君主势单力薄，曾经允许各个城镇自治，而随着城市的财富日增，这个让步也变得更加举足轻重。相较于自拥大军、躲在城堡里防御自己的贵族，中产阶级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胁性。然而，无论贵族多难应付，他们毕竟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而在这个社会秩序里，国王是天经地义的元首；反观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方式根本无需国王的存在，长远来看，对于王政的威胁远比贵族更棘手。
君主从薄弱的基础起步，权势逐渐增添——只有在英国，君王犹在国会的驯服下，这是唯一的例外。这个机构是中世纪留存下来的传统：国王必须和大臣们商量国事。即使是专制君主最出名的法国，国王的命令也不是无远弗届、令出必行；为了维系国土完整，他必须做出许多让步和特别交易。法国的三级会议虽不再召开，偏远省份的迷你三级会议却依然存在，在否决法王于1780年代推动的税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法王试图变革失败，被迫重新召开国家三级会议——改革分子借镜英国议会政府并得到启发，非逼得他那样做不可。
至于中欧，也就是现在的德国和意大利，从来不曾有哪个君主建立起统一的强国，皇帝和教皇长年为权力明争暗斗。在这个地区，都市、城邦、侯国封邑林立，俨然多个独立小国，是欧洲权力分散的一个极端例证。这些迷你小国为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个欧洲也因这两场运动脱胎换骨。
2.权力分散、遗产多元
欧洲在政治上虽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个完整的文明，中世纪以降就一直被称为基督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会是不分国界、屹立于所有土地上的组织。教会也曾野心勃勃想控制国政，但国王虽然肩负护卫基督信仰的义务，却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教会唯命是从、有求必应。教会与国家之间总是关系紧绷，最突显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剑拔弩张，而这又是权力分散的另一例证。
教会是基督教社会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这个宗教的圣典——《圣经》以及古希腊罗马学术的保护者。在中世纪，一些学者将《圣经》和古学术编织为一，制造出一套头头是道的神学思维，但教会也有罩门，它的圣典对教会本身的结构只字未提——教会其实是个以罗马统治为范的精密组织；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罗马学术是异教徒的作品。借着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这样的扞格就此爆发。
在中国，权力是极其明确地集中在皇帝手里，以儒家为尊的精英文化对君权统治也支持有加。无论是个人修为或待人处世，中国人莫不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它已深深扎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统治者不管有没有合法性都得熟读四书五经，而你得通过儒家经典考试才能当上国家官员。
反观欧洲，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中国人非常聪明，可是他们的聪明从来不会脱轨失控，纵有奇思异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纷扰。欧洲社会的开放则是源远流长。近代欧洲在经济上爆发力十足，智识生活百家争鸣，皆是基于一个事实：不管是好是坏，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强权掌控过它、形塑过它。它多元的历史遗产因此能被充分发掘、延伸；希腊的数学观念在科学革命时期得到实现，从而建立起科技创新的一个新基础。
经济历史学家拋出一个问题，问欧洲何以在工业化方面跑第一，就仿佛其他社会跟欧洲是在同一个轨道上并行，结果率先触线的是欧洲。帕特里夏·克龙，本书诸多灵感即是得自于她，却是这样问：“欧洲究竟是跑了第一？还是怪物一个？”在她看来，欧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个“怪物”。
为什么有人要把一般文学作品甚至是赞颂类作品划入伤痕文学？
在历史上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文革时期，四人帮曾把绝大多数文艺作品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与此同时也把许多无辜的人诬陷成所谓三反分子。粉碎四人帮后，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人们对极左危害进行反思，产生了所谓的伤痕文学.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进入九十年代后，文学进入了更广阔的创作，伤痕文学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人世间是现实主义作家梁晓声近年创作的巨著.以一个家庭为视角.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进程。说实话对当时现实不仅没抹黑还有所美化，比如当时青年人并不能都有自行车。本人所在单位一百多人只有十几辆，我就买不起自行车。结婚时住的房子比电视剧里更小更破。所以说人世间抹黑了历史的人，不是不懂历史就是别有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