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脁永明体代表作品，怎么区分古体诗和近体诗？
问题：如何辨别古体诗与近体诗？
前言旧体诗中有两个分类，不遵守格律的诗叫做古体诗（古风）、遵守格律的诗叫做近体诗（格律诗）。
这两种诗体有的很好区分，有的很相似。老街说一下几种区分的方案。
一、齐言诗与杂言诗齐言诗是指每句字数一样的诗，杂言诗是字数有长短的诗。例如李白《静夜思》是齐言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过故人庄》也是齐言诗：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李白的《蜀道难》是杂言诗：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大家要注意的是，杂言诗一定是古体诗。齐言诗有可能是古体诗，也有可能是近体诗。例如《静夜思》是古体诗，但是李白的《过故人庄》是近体诗。
二、同为齐言诗，古体诗与近体诗近体诗一定是齐言诗，但是齐言诗中有古体诗与近体诗。古体诗有几个特点如下：
1、押韵
1）邻韵的使用
近体诗押韵严格
如果第一句押韵的话，可以用邻韵，但是2、4、6、8句必须用同一个韵部的诗。例如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第一句，中，【东】；后面4个韵脚浓、钟、峰、松，属于【冬】韵，（注：平水韵合并了唐韵的冬、钟，冬、钟在唐朝就可以通用）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古体诗可以通篇用邻韵
例如杜甫的《彭衙行》中，寒、删、文、元、先等韵部通押。注：节选的这一段可以看出，唐韵中【文】韵的使用与宋朝平水韵不同 ：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烟【先】少留周家洼，欲出芦子关。◆关【删】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云【文】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门【元】古体诗也可以一韵到底
当然古体诗也有很多不用邻韵的诗，通篇一韵到底，例如李白《静夜思》三个韵脚光、霜、乡都是【阳】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古体诗可以用仄韵，近体诗一定是平韵
只要使用仄韵的诗，可以判定为是古体诗，例如杜甫的《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古体诗可以换韵
换韵不是指使用邻韵，是指完全不同的韵部，还可以平仄换韵，例如王勃《滕王阁序》结尾的八句诗。前四句是仄声邻韵通押：【上声语】韵和【上声麌】韵，后四句换成了平声【尤】韵：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2、其他格律诗要求
除了押韵的区别，近体诗必须符合平仄和黏连的要求，除了四句的绝句以外，中间二联也必须对仗。例如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1）平仄
图中的灰色字是平仄不拘的字，其他字平仄必须符合要求（格律诗有四种基本句式）。
2）黏连图中框入的三组字：花、深，都是平声；午、竹都是仄声；泉、人同时平声，这种23句、45句、67句第二个字平仄相同就是黏连。不相同就是失黏，失黏的诗严格来说不算是格律诗。
3）对仗
绝句不需要对仗，排律和五律七律中间的所有联都必须对仗，例如：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结束语在格律诗的进化过程中，出现不少不完全符合格律的“近体诗”。例如失黏的韦应物《滁州西涧》：有、潮，平仄不同。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不对仗的五律， 孟浩然《洛中送奚三还扬州》
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羡君从此去，朝夕见乡中。余亦离家久，南归恨不同。音书若有问，江上会相逢。这些诗被在《沧浪诗话》中，被严羽称之为“古律”，其中有不少被蘅塘退士收录进了《唐诗三百首》。我们在学习中应该注意学会分辨这一类“古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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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杜甫，唐代伟大的诗人。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体现出他的伟大：
1：对朝政的黑暗与人民的痛苦，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生活在唐朝由繁荣转向衰落的时代，他的诗是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的高峰，沉郁雄浑，语言精练，真实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有"诗史”之称。
2：杜甫才华出众，他出生在一个诗书世家，祖父杜审言是唐代著名的诗人，深受家学的熏陶。七岁时就作出《凤凰诗》一鸣惊人。十四，五岁时，他已是诗人聚会时不可缺少的常客。二十岁以后他先后出游吴越齐赵等地，写出：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篇。
3：杜甫饱经忧患，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先是被叛军虏去，囚禁在长安，后逃出去投奔唐肃宗，欲报国效力，终因忠直而不见容，被放逐而去。这期间杜甫到处奔波，颠沛流离，耳闻目睹了战乱与赋役带给人们的痛苦。他自己也被生活所迫，挖过野菜，拾过野果，砍过柴，摆过药摊。因此，诗人悲愤而沉痛地写出了一首首诗歌，勾出了一幅幅的凄苦画卷。《三吏》，《三别》等著名篇章就是深刻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真实而深刻，内容丰富，胜过了史家的简略记载，故而被誉为一代诗史。
4：要说到杜甫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在他的诗篇中所表现出的欢乐与痛苦，与劳苦大众是相通的，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诗中描述：秋风怒号，卷走了屋面上的茅草，秋雨绵绵，雨湿风寒，难以入眠。在这种自身难保，处境尴尬，凄苦而又恶劣的情况下，竟然还写出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还能达到心系天下寒士这样的境界，正是他的最伟大之处！
有练字的诗？
因为您的表述不是很准确，故从3方面帮您解答 ——含有 “练”字的诗 能用来练“炼”字（锤炼、推敲的古诗） 能用来练字的 一、含有“练”字的诗句 《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原诗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②。
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③。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④。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⑤。 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⑥。 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⑦。 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⑧？ 注释 1、三山：山名，在今南京市西南。还望：回头眺望。京邑：指南齐都城建康，即今南京市。 2、灞涘望长安：借用汉末王粲《七哀诗》“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诗意。灞，水名，源出陕西蓝田，流经长安城东。河阳视京县：借用西晋诗人潘岳《河阳县诗》“引领望京室”诗意。河阳：故城在今河南梦县西。京县：指西晋都城洛阳。两句意为：我怀着眷恋之情，傍晚登上三山，回头眺望都城建康。 3、丽：使动用法，这里有“照射使……色彩绚丽”的意思。飞甍：上翘如飞翼的屋脊。甍：屋脊。参差：高下不齐的样子。两句意为：在日光的照耀下，京都建筑色彩绚丽，高高低低都能望见。 4、绮：有花纹的丝织品，锦缎。澄江：清澈的江水。练：洁白的绸子。两句意为：澄清的江水平静得如同一匹白练。 5、喧鸟覆春洲：形容鸟儿众多。覆：盖。杂英：各色的花。甸：郊野。 6、方：将。滞淫：久留。淹留。怀：想念。 7、佳期：指归来的日期。怅：惆怅。霰：雪珠。两句意为：分别了，想到何日才能回来，不由得令人惆怅悲伤，留下雪珠般的眼泪。 8、鬒：黑发。变：这里指变白。两句意为：怀着望乡之情的人，又有谁能不白了头发呢？ 赏析 谢朓（464－499），字玄晖，南朝齐著名诗人。他曾出任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又因与谢灵运同以擅长描绘山水著称，被人称之为“小谢”，与谢灵运并称“大小谢”。他善草隶，长五言诗，合同沈约等人开创了以注重声律、讲究词采、对偶为特征的“永明体”。其诗工于发端，以描绘山水的成就为高。诗风清丽俊美。钟嵘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有《谢宣城集》五卷。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一诗是诗人于春晚登上三山（在今南京市西南，上有三峰，南北相接）回首眺望京城金陵（即今南京）所作。诗这样开端：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 这里，诗人借用王粲“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七哀诗三首》其一）和潘岳“引领望京室”（《河阳县作诗二首》其二）之诗意，以他们的望京比况诗人自己的望京，虽连用前人诗意，却仿佛信手拈来，自然妥帖，无矫揉造作之态。如此开端，巧妙点破题旨，为全诗奠定了写景抒情的基调：明丽之中见深沉，与诗人另一首诗《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的开头“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有异曲同工之妙，颇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所称誉的“发端结响，每获骊珠”之感。 既是登山望京邑，则必有望之所见，于是，诗在点题后便颇为自然地转入对所见景象的描绘：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白日”两句，写眺望中的错落有致的建筑，诗人没有精雕细琢，绘出建筑的全貌，而是大笔点染，勾勒出建筑的顶点－－“甍”，突出了居高临下观望的特点。而描写甍，又置它于明丽的阳光之中，这就使建筑更显得金碧辉煌，蔚为壮观。尤其是著一“飞”字，顿使本来是静止的无生命的“甍”活了，动了。 “余霞”两句是历来公认的写景警句。观其特色，至少有三点：一是巧比妙喻，“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画家无须煞费苦心地去捕捉艺术形象，只要依据这两句诗，就可画出一幅优美别致的春江晚晴图。因为，诗人在这里以“绮”和“练”分别比喻“余霞”和“澄江”，新颖贴切，使原是具体事物的“余霞”、“澄江”更具形象性、可感性。二是色彩鲜艳明丽。彩缎般绚烂的晚霞与白绸般清澄的大江熔铸在一起，丽素分明，交相辉映，色调和谐。三是如同谢朓自己对沈约所说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圆润流畅，一气呵成，对仗工整，浑然天成，无刻意雕琢之痕。“立片言而居要”的警句，往往能千古传颂，并使全篇生辉。谢朓的这两句诗就大为后世诗人所赞道、引用。李白《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就有“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的赞许与忆念，而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词中的“千里澄江似练”一句则是从“澄江静如练”稍加改动而来。 “喧鸟”两句，写群鸟、众芳，也写得妙趣横生，颇具特色。这两句主要着眼于人们的听觉形象和嗅觉形象，鸟喧是前者，花香是后者。“覆”、“满”二字极言鸟之多、花之盛，“春”字则直接点明诗人登“三山”时的季节。 诗人登山眺望，京城的美景饱收眼底。美景触动了诗人的情怀，他是那么从内心深深地怀念家乡：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五律五绝和七律七绝七言是谁规定发明的？
说到格律诗的形成，要追溯到永明体，永明体的形成是古风、古体诗走向格律诗、近体诗的标志。永明体的创制人以沈约、谢朓、王融等南齐诗人为代表。至初唐时沈佺期、宋之问等诗人进一步将其发展定型为格律体，盛行于唐宋时期，流传于今。
一、永明体的形成
永明体是中国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诗风。又称新体诗。当时的音韵学家周颙发现并创立以平上去入制韵的四声说，沈约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的声、韵、调的配合，提出了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必须避免之说。永明体，即以讲究四声、避免八病、强调声韵格律为其主要特征。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的八位文学家：谢朓、沈约、王融、萧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合称竟陵八友），都是永明体诗歌的作家。其代表人物历来认为是谢朓、沈约和王融。从齐永明至梁陈100余年间， 包括吴均、何逊、阴铿、徐陵、庾信等人在内的九十余人对新体诗进行过有益的尝试，从而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齐永明年间（483-493），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为作家们潜心创作，钻研声律和诗歌创作规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萧赜自幼跟随其父齐高帝萧道成东征西讨，担任过县州郡的地方长官，有比较丰富的统治经验。他即位后，特别注意调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以及和北齐政权的矛盾，又注意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因此，他在位的11年间，社会比较稳定，生产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士民富庶。《南齐书·良政传序》说：“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作者萧子显是南齐宗室，虽然不无溢美之词，但多少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其次，统治阶级对文学的重视以及文学集团的活动，大大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和写作技巧的提高。南朝从刘宋以来，文学的独立性大大加强，元嘉十六年（440），宋文帝在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嗣后，宋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从此，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经史等分开来了。几十年间，经几代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将文学从封建统治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使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了南齐永明年间，由于统治阶级的重视，文士们经常受到统治集团高层人物的征召而集中到他们的门下，除担任一定工作之外，还集体进行文学创作，切磋技艺，共同探索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史籍记载，永明年间至少有四个比较大型的文学集团存在，依次是：卫军将军王俭集团、竟陵王萧子良集团、豫章王萧疑集团、随王萧子隆集团。其中萧子良集团存在的时间最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大。“永明体”诗人绝大多数出自该集团。
二、永明体的主要特征
第一，讲求声律，用韵已相当考究，其主要表现为押平声韵者居多，押本韵很严，至于通韵，很多已接近唐人。
第二，诗的篇幅已大大缩短，句式渐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为主，也有一些是五言十句的。
第三，讲求写作技巧，讲求骈偶、对仗，律句已大量出现，有些典故很自然地融入诗中。
第四，革除了刘宋时元嘉体诗痴重板滞的风气，追求流转圆美、通俗易懂的诗风和写景抒情有机地融为一体。
第五，讲求诗首尾的完整性，讲求构思的巧妙，追求诗的意境。
发展过程
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所谓新体诗，是与古体诗相对而言，其主要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因为这种新体诗最初形成于南朝齐永明（齐武帝萧赜年号，483～493）间，故又称“永明体”。对偶的诗句，《诗经》中已有，魏晋以来渐渐增多；宋齐之际，诗人更着意追求，形成了“俪采百字之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风气。新体诗产生的关键是声律论的提出。《南齐书·陆厥传》载：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可见，发现四声，并将它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而成为一种人为规定的声韵，这就是永明体产生的过程。四声是根据汉字发声的高低、长短而定的。音乐中按宫商角徵羽的组合变化，可以演奏出各种优秀动听的乐曲；而诗歌则可以根据字声调的组合变化，使声调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以达到铿锵、和谐，富有音乐美的效果。即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或“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南史·陆厥传》）。
在永明体产生的过程中，沈约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南史·沈约传》载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然而关于“此秘未睹”之说，陆厥与沈约曾有过争论，后来钟嵘对此也有过异议，其实问题的关键即在于是否将声律的知识自觉地运用到实际创作之中。
在齐梁声律论产生之前，诗赋创作并非不讲声韵，但那时讲的是自然的声韵，而且又多与音乐有关。从诗歌自身的发展来看，随着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不断繁荣，五言古诗已逐步脱离乐府而独立发展成为不入乐的徒歌，即钟嵘所说“不备管弦”（《诗品序》）的五言诗，那么摆脱对于乐律的依附而创造符合诗之声律的要求，已经成为必然之势。与此同时，随着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翻译的逐渐繁荣，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音韵学的发生与发展。汉末发明的反切注音之法即与此有关。这对后来音韵学的发展是关键的一步。此外，三国时孙炎的《尔雅音义》，魏李登的《声类》，晋代吕静的《韵集》，这些韵书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当时人们对于声韵学的认识。
晋代陆机和（南朝）宋范晔就已经提出了文学语言要音声变化和谐的要求，但他们所讲的都还属于自然的声韵；直到齐梁声律论提出，才人为地总结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的声律韵调。而声律论的提出，又以四声的发现为前提。如《南史》所载：“（周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周颙传》）；“（沈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襟，穷妙其旨，自谓人神之作”（《沈约传》）；“时有王斌者，……著《四声论》行于时”（《陆厥传》）；“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庾肩吾传》）。四声得以在这个时期发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传统音韵学的自然发展、诗赋创作中声调音韵运用的经验积累等，均对四声的发明有促进的作用。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与当时佛经翻译中考文审音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指出过：“音韵之学，自沈约为四声，及天竺梵学入中国，其术渐密。”同时，沈约等人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并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即“病犯”，也就是后人所记述的“八病”。
三、代表诗人
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除了以上三人之外，范云、丘迟等人也都写过不少好诗，诗风也近于谢、沈。到梁代才成名的何逊、吴均、柳恽和刘孝绰等人也都各自成家。何逊诗风也接近谢朓，吴均较有古气，很具特色。竟陵八友之一、后成了梁朝开国皇帝的萧衍也写过一些清丽可读的诗歌，但不赞成“四声八病”之说。
创作状况
“永明体”的代表作家，历来认为是沈约、谢朓、王融三人。沈约的诗数量最多，而且他在理论上的阐述代表着“永明体”的主张，但实际创作成就不如谢朓。谢朓的诗风上承曹植，善于以警句发端，在写景抒情方面，兼取谢灵运、鲍照两家之长，而避免了艰涩之弊。谢朓的五言诗，今存130多首，其中新体诗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些诗都已具有五言律诗的雏型，只是有用仄声作韵的。句和篇的声律还不确定。尽管他的这些诗篇在声律上还表现得有些混乱，但也可看到已渐有了些眉目。
沈约在永明体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甚有名望，诗歌成就也较为突出。锺嵘《诗品》以“长于清怨”概括沈约诗歌的风格。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他的山水诗和离别哀伤诗之中。永明诗人，不仅有理论，而且还有大量的诗歌创作。《南齐书·陆厥传》说：“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研王融以气类相推毅，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沈约与同时代的二谢等人相比，沈约的山水诗并不算多，但也同样具有清新之气，不过其中又往往透露出一种哀怨感伤的情调。如《登玄畅楼》诗：
危峰带北阜，高顶出南岑。中有陵风榭，回望川之阴。岸险每增减，湍平互浅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落晖映长浦，焕景烛中浔。云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写景清新而又自然流畅，尤其是对于景物变化的捕捉与描摹，使得诗歌境界具有一种动态之势。诗人以登高临眺之所见来烘托“离群客”的孤独形象，从而将眼前之景同“归心”融为一处。
沈约的离别诗也同样有“清怨”的特点，如最为后人所称道的《别范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将少年时的分别同如今暮年时的分别相对比，已经蕴含了深沉浓郁的感伤之情；末二句又用战国时张敏和高惠的典故（见《文选》李善注引《韩非子》），更加重了黯然离别的色彩。全诗语言浅显平易，但情感表达得真挚、深沉而又委婉，在艺术技巧上具有独创性。沈德潜评此诗：“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古诗源》卷十二）
谢朓
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谢朓，不仅在“竟陵八友”中最为突出，而且也是齐梁时期最为杰出的诗人。他虽然出身于世家大族，但由于沉浮于政治旋涡之中，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因此常常在诗中表现仕宦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如《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关山近，终知返路长。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引领见京室，宫雉正相望。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驱车鼎门外，思见昭丘阳。驰晖不可接，何况隔两乡。风烟有鸟路，江汉限无梁。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
谢朓当时在荆州任随王府文学，深得随王萧子隆的赏识。但因遭谗言而被召还都。这首诗就是自荆州赴京邑建业途中所作。发端二句气势磅礴，情思浩荡，堪称绝唱。中间“徒念”至“江汉”一大段将写景、叙事与抒情结合在一起，既表达了对西府的眷恋之情，也突出了其悲凉的心境。末四句以比兴的手法，深婉地传达出忧惧愤慨的情绪。谢朓对当时动荡不安的局势深有感触：“苍江忽渺渺，驱马复悠悠。京洛多尘雾，淮济未安流。岂不思抚剑，惜哉无轻舟。”（《和江丞北戍琅邪城》）这与曹植诗的慷慨之气颇为接近。
谢朓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山水诗的发展和对新诗体的探索。在山水诗方面，他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清新的特点，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发情感意趣，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从而避免了大谢诗的晦涩、平板及情景割裂之弊，同时还摆脱了玄言的成分，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如他的名作《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州，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诗人以自然流畅的语言，将眼前层出不穷、清丽多姿的自然景观编织成一幅色彩鲜明而又和谐完美的图画，使读者感受到春天的色彩、春天的声音和春天的气息；而这明媚秀丽的景物又与诗人思乡的情思自然融合，显得深婉含蓄，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诗中就赞叹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希。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足见其感人之深。
谢朓曾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王筠传》），他的诗歌创作就体现了这一审美观念。要达到“圆美流转”，语言的清新流畅与声韵的铿锵婉转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谢朓是“永明体”的积极参与者，他将讲究平仄四声的永明声律运用于诗歌创作之中，因此他的诗音调流畅和谐，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悦耳。如其《游东田》：
戚戚苦无悰，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暖阡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
同谢灵运一样，谢朓也是一位善于熔裁警句的好手，他笔下的警句对仗工整，和谐流畅，清新隽永，体现了“新体诗”的特点。如上引诗中的“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皆为其警绝之句外，还有如“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观朝雨》）；“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宣城郡内登望》）；“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冬日晚郡事隙》）；“馀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暖暖江村见，离离海树出”（《高斋视事》）；“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日出众鸟散，山暝孤猿吟”（《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等等，皆似一幅幅萧疏淡远的水墨画，高雅闲淡而又富于思致，难怪锺嵘说他：“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诗品》卷中）
谢朓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他不仅在当时就享有盛名，而且对后来唐诗的繁荣也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甚至像李白和杜甫那样的诗歌巨匠也为之倾倒。李白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诗中已对谢朓作过高度的评价。此外他还说：“蓬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饯别书叔云》）“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谢朓已没青山空，后来继之有殷公。”（《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杜甫也说：“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陪裴使君登岳阳楼》）“谢朓每篇堪讽诵，冯唐已老吹听嘘。”（《寄岑嘉州》）这些既说明谢朓对唐代诗人的深刻影响，也足以说明他在中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
王融
另一位积极参与创制“永明体”的王融，也是颇有才华的诗人。锺嵘说他“有盛才，词美英净”（《诗品》卷下）。《南齐书》本传也说：“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王融诗歌的主要特点是构思含蓄而有韵致，写景细腻而清新自然，语言华美而平易流畅，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与谢朓相近似的风格。如他的《临高台》：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井莲当夏吐，窗桂逐秋开。花飞低不入，鸟散远时来。还看云栋影，含月共徘徊。
写景清新细腻，造语清新精巧，并表现出一种含婉不露的情韵。
在南朝作家中，如范云、江淹、何逊、吴均、阴铿等人，都深受“永明体”的影响，而其中诗歌成就较为突出的，则是梁朝的何逊和陈朝的阴铿。
何逊
何逊在当时甚有诗名，曾深得沈约、萧绎等人的赞赏。何逊的诗，善于用平易晓畅的语言写景抒情，辞意隽美，意境清幽，在风格上与谢朓比较接近。而其中表现最多、写得最好的，是那些酬答、伤别之作。如《相送》：
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
凄寒苍茫的背景，映衬着孤独漂泊、满面愁容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尤其是“江暗”二字，对景物的变化捕捉得很细腻。何逊尤擅长于状物传神，他对于自然景物的描绘，体物细腻，意态横生，画面鲜丽。同时，语言清新省净而又精彩，尤其注重审音炼字、工偶精对，这是对“永明体”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他的不少诗篇已具唐代律诗的规模。如《慈姥矶》：
暮烟起遥岸，斜日照安流。一同心赏夕，暂解去乡忧。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客悲不自己，江上望归舟。
不仅境界清远，情景相生，而且对仗工整，音韵和谐，读来颇有韵味。“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一联，已直逼唐诗气象。这首诗除首尾声律外，其馀都已符合五律的要求。至于他的那些常为后人所称道的写景诸联，如“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与胡兴安夜别》）；“草光天际合，霞影水中浮”（《春夕早泊和刘谘议落日望水》）；“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水底见行云，天边看远树”（《晓发》）；“游鱼乱水叶，轻燕逐飞花” （《赠王左丞》）等，都是体物细贴、对仗精工、婉丽新巧的写景佳句。宋代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曾误把何逊《闺怨》等14首五言诗作为唐人绝句收入，可见何逊诗已酷似近体诗了。
何逊的诗歌在艺术形式和技巧等方面的有益探索，不仅进一步发展了“永明体”，为律诗走向成熟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状物抒情、意境创造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成就与特点，也使得他在齐梁之际成为独树一帜的优秀诗人。
四、四声八病
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颐著《四声切韵》，提出平上去入四声，而沈约将四声的区辨同传统的诗赋音韵知识相结合，规定了一套五言诗创作时应避免的声律上的毛病，就是后人所记之“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钮、正钮等八种声病。“四声八病”用于永明体诗歌的创作中，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求过分苛刻，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病。
诗歌的声律、病犯说是南朝齐时沈约等人最早开始研究的。《南史·陆厥传》云：
“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琊王融，以气类相推彀。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
四声
四声：指平、上、去、入四声，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调值已无从查考，只能通过韵谱来估略。根据元和韵谱和玉钥匙歌诀中的说法，推断出：平声可能是一个平调，上声是一个升调，去声是一个降调，入声是一个促调。
八病
八病：指作五言诗时，在运用四声方面所产生的毛病。
1．平头：五言诗的第一、二字不能与第六、七字（下句第一、二字）声调相同。不然就犯了平头的毛病。如：芳时淑气清，提壶台上倾。芳时、提壶同是平音字，这就是平头。
2．上尾：五言诗的第五字（出句最后一字）与第十字（对句最后一字）不能声调相同。不然就犯了上尾的毛病。如乐府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草、柳都是上声，犯了上尾的毛病。如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楼齐不同韵而同音是。
3．蜂腰：顾名思义是两头大，中间小。五字句若首尾皆浊音，中一字独清，则两头大中间小矣。如张衡诗“邂逅承际会”，以浊夹清者是。
4．鹤膝：五字句若首尾皆清音，中一字独浊，则两头细中间粗矣。如傅玄诗“徽音冠青云”，以清夹浊者是。
5．大韵：指五言诗上句首一字，与下句尾一字同韵，如阮诗微风照罗袂，明月耀清辉，微辉同韵者是。
6．小韵：五言诗两句中，上句第四字与下句第一字同韵，如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明、清同韵者是。
7．旁纽：五言诗两句中，不能有相同韵母（声调相同）的字出现，如长梁同韵，长字上声为丈，上句首用丈字，下句首用梁字，若丈夫且安坐，梁尘将欲起者是。
8．正纽：五言诗两句中，不能有相同的声母和韵母（声调不同）字出现，如溪起憩为一纽，诗云：朝济清溪岸，夕憩五龙泉，溪憩二字同用。又家假嫁为一纽，诗云：我本汉家女，来嫁单于庭。家嫁二字同用者是。
凡此八忌，于声律一道剖析毫芒，但制为声调谱则可，不得以此限初学也。王渔洋答刘大勤曰：蜂腰鹤膝双声叠韵之类，一时记不能全，须检书乃可条答。然则诗家对于八忌，亦不甚注重矣。
五、永明体的历史地位
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从原始自然艺术的产物——“古体”诗，开始走向人为艺术的“近体诗”。永明体，也就成为近体诗形成的前奏，成为人为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合理地调配运用诗歌的音节，使之具有和谐流畅的音韵美，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如果要求过分苛细，则势必会带来一定的弊病。从现存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出沈约等人对声律的要求是相当精细繁琐并十分严格的，连沈约自己也难以达到要求，可见其难度之大了。永明体对声律的苛细要求，无疑会给诗歌创作带来一些弊病，前人已多有指出。然而前人的评价，一般只是充分注意了永明体给诗坛带来的消极因素的一面。而文学史发展的事实证明，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产生，使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它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是有积极意义的。永明体的诗人，即不乏优秀之作；更何况后来格律诗的成熟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四声的发明和永明体的出现，唐代的诗歌恐怕也就不会那样辉煌。总之，永明体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进步。经过许多诗人的不断探索，在诗的格律声韵、对仗排偶、遣词用句以及构思、意境等方面，都较古体诗更为工巧华美、严整精练。当然，由于过分追求形式的华美，再加上声病的限制，未免产生“文贵形似”（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之偏和“文多拘忌，伤其真美”（锺嵘《诗品序》）之弊。不过他们的优秀之作，毕竟为当时的诗坛注入了新的气息，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也为后来律诗的成熟及唐诗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永明体”以前，诗坛上流行的是“古体诗”，亦称“古诗”、“古风”，每篇句数不拘，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不求对仗，平仄和用韵也比较自由。唐代以后，形成了律诗和绝句，称为“近体诗”，亦称“今体诗”。这是同“古体诗”相对而言的，句数、字数和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这“近体诗”的雏形，就是“新体诗”，即“永明体”诗。“永明体”的出现，标志着古体诗已暂告一段落，预示着“近体诗”的即将出现。因此，即使后人对“永明体”诗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批评，“永明体”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应该予以肯定，并给予恰当的评价的。
中国古代有哪些强大的世族？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世族。
何为世族世族，顾名思义，指的是世代显贵的世家大族。又称士族、世家、门阀等。
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显赫的社会地位、优先的政治特权，这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条件和更多的政治机会，使他们一出生就赢在了起跑线上。
世族的兴起西汉中后期，随着大量的土地兼并，逐步形成官、商、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们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兼并土地，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世族。
（魏晋名士）
在科举制度创立之前，朝廷选仕主要看出身，世族门阀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享有优先权。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
中国古代有名的世族1、春秋时期的晋国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赵氏、魏氏。
公元前633年，晋文公设立三军将佐，即“六卿”。六卿采用世袭制，他们轮流执政，长期掌管晋国军政大权，逐渐形成了六大家族。
（设六卿的晋文公）
六大家族在维护晋国百年霸业的同时，也在逐渐蚕食君权。卿族越来越强，则君权越来越弱，为了争权夺利，国君与六卿之间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斗争。《赵氏孤儿》的时代背景就在这一时期。
（赵氏孤儿剧照）
六卿之间同样存在着残酷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就是六卿变四卿，中行氏、范氏最先被灭，然后韩、赵、魏三家联手灭了智氏。智氏灭亡之后，韩、赵、魏自然很不客气的就瓜分了智氏的土地，杀了智氏家族二百余人。最后，一不做二不休，韩、赵、魏三家直接瓜分了晋国。
2、魏晋南北朝时期几大世家：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陈郡袁氏、兰陵萧氏。
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世族门阀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他们几乎把持了全部朝政，皇帝几乎被架空。
东晋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王就是琅琊王氏家族，马指以晋元帝司马睿为首的皇室。琅琊王氏与皇家司马氏势均力敌，社会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皇室。
（推崇佛法的梁武帝萧衍）
“两朝天子，九萧宰相”说的世兰陵萧氏。南朝时的齐与梁，都是这一个家族建立的。兰陵萧氏早在东晋末年就已是天下门阀，一直到五代十国时才与天下世家共同走向衰落，可谓千年世家。欧阳修、宋祁赞兰陵萧氏：“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之”。
3、隋唐时期的五姓七望：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
隋唐时期，世家大族的影响力空前强大，李唐皇室自称出自陇西李氏并以此为荣。崔、卢、李、郑、王这五姓是所有世族中最尊贵的。
（唐高宗李治的王皇后就是出自太原王氏）
在很多影视剧和小说中，读书人功成名就的标志是：中状元、招驸马，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唐朝则不然，唐朝读书人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是：中进士，娶五姓女。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曾言平生有三大憾事：一是没能进士及第，二是未能娶五姓女为妻，三是不能编修国史。
清河崔氏更甚，居然拒绝迎娶大唐公主，因为他们嫌弃大唐皇室有胡人血统。唐文宗李昂想为皇太子求娶宰相郑覃的孙女，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九品官崔某也不愿和皇家结亲。唐文宗感叹“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五姓七望就是这么牛，管你状元、宰相、公主、太子、皇帝，统统不鸟你。
世族的衰落经过数百年传承的世族门阀，人才济济，长盛不衰，即便是经历了改朝换代，依然人丁兴旺，家族势力如日中天。
（影视剧中的武则天）
武则天当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更是大力提拔寒门，不遗余力的打击门阀。
随着科举制的兴起，使得身家清白的寒门子弟可以通过科举入仕，世族政治逐渐向庶族政治过渡，世族门阀制度逐渐衰落。
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在历史上处于何种水平？
因为唐诗诗歌太过繁盛，而《诗经》、《楚辞》又太过悠久，夹在中间的南北朝就显得稍微薄弱一点。
但是，这个时代在诗歌史上非常重要，正是因为魏晋南北朝对于诗歌的研究，才开启了盛唐诗歌的繁华。
中国的诗歌像一株大树，南北朝是这颗大树的主干把中国诗歌比作一株大树，这是一件很形象的比喻，不同朝代对应着不同的部分，也有着不同的价值。
《诗经》、《楚辞》等先秦时期的诗歌作品就是树根，一个扎在了民间，一个扎在了庙堂。
因为它们扎得够深，所以几千年来的中国古典诗歌一直在民间和庙堂中汲取养分，形成了“诗以言志”的士大夫情怀和通俗乐府诗歌的“美刺”精神。
而两汉的诗歌就是树根和树干交汇的节点，将诗歌从自发的创作转向了自觉的审美，也是从这一阶段开始，像“三曹”等人开始了大量创作，诗歌不仅仅是用来表达的“工具”，也重视“审美”的作用。
这就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提到的：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它可以是治国安邦的应用文体，同样也可以是传诵千古的文学文体。
而魏晋南北朝就让两汉刚刚开始兴盛的诗歌走成了通衢。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中对于时间的划分和历史不一样，这是因为文学有其连续性，它无法以某一个具体的时间节点来强行划分。
所以，通常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诗歌其实是包含了汉末到唐初这段时间的。
汉末“三曹”等人的创作自不必提，其后也涌现了诸多名家，比如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沈约、周颙等等，数不胜数。而这些人都是唐朝诗歌鼎盛时代里很多著名诗人所学习、崇拜的对象，可想而知他们对诗歌的贡献。
除此之外，盛唐诗歌中的诸多流派，比如山水、田园、古乐府等等都是从这一时期发端，并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像四言诗、游仙诗等等体裁，正是对上一个时代诗歌的总结和沉淀。
从这一意义上讲，南北朝时期正是诗歌史上承上启下的时代。没有这个阶段的沉积，先前两汉的诗歌没有成体系，之后盛唐的时代也很难开启。
唐朝诗歌就像是这颗树的树冠，极度繁盛、茁壮，让人艳羡。
而宋代诗歌就像从唐朝主要枝丫上新长出的二级枝丫，更为繁多，但另辟蹊径，从唐朝发散的状态里收回到对内心的探索，共同支撑起诗歌的天幕。
元明清三朝诗歌比上两个时代略有不足，它们就像这颗大树上繁多的树叶，质量参差不齐，但数量却十分惊人。
至于说之后的现代新诗，它们就像附着于这颗大树上的灰尘、露水，虽然和这颗大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并不是这颗大树本身的构成。
南北朝对于诗歌内容的开发，让诗的范围变得更为广泛提到这个时期对诗歌内容有重大贡献的作者，要提到三个人：
陶渊明、谢灵运、鲍照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派”，将日常琐事写入了诗歌当中，这在当时是非常独特的表现。
它最大的意义不是这种诗歌风格的诞生，而是诗歌内容可以向更多的层面去汲取，不仅仅有上层社会的交游，还可以有底层生活的乐趣。
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将山水的描述与玄学思索糅合在了一起，将个人情感极好地寄托在了山水之中。
谢灵运生活的时代里，“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玄言、游仙这种脱离现实的空洞题材逐渐有了烟火气，自然山水成为了这些士大夫们新的寄托对象。谢灵运专攻山水诗，将这一题材的作品发展成一种极好的样本，连李白也是谢灵运的粉丝。
鲍照的贡献在于对古题乐府的改革。
虽然曹操时代已经开始了用乐府题材歌咏时事，但真正能将时事和个人观感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作者是鲍照，他的笔法要比之前的曹操更为优秀。并且，身为寒族，鲍照能对“九品中正”制度之下，寒族进身无望的苦郁更有切身的体会。
鲍照的对于乐府诗歌体裁和写法的变革直接影响到了盛唐时期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对中唐白居易“新乐府运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对于诗歌体裁的发展，永明体是格律诗的先声永明体诗歌的出现有一个前提，就是沈约、周颙等人发现了汉语音韵的秘密，并提出了具体的诗歌创作方法。
汉语的音韵很有特点，顿挫起伏都有着美感。在南朝之前，这一特点虽然存在，但没有人去研究它，直到沈约、周颙等人发现了这一特点。
周颙《四声切韵》提出，汉语有四个声调，这就是我们常见到底“平上去入”，也叫做“四声”。普通话当中，入声字已经没有了，但很多南方方言里依旧保存。
而又考虑到双声叠韵的特性，沈约据此在《四声谱》提出了诗歌创作需要避免的八种弊端，简称“八病”：
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他们充分地利用了汉语音韵的特点来进行诗歌创作，所追求的效果就是：
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研究发现，之前时代，如曹植等人所创作的诗歌，之所以让人感觉如此美妙，正是因为符合了这一特性。而之后诗人的创作里，这样的标准也基本上成为了大家遵守的规则，这是“格律诗”出现的前提条件，中国古典诗歌也进入到了古体诗与新体诗分化的阶段。
“四声八病”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从内容独大开始转向了内容与形式的并重。
对于诗歌风格的衍变，南北朝不同风格的对立是唐朝诗风融合的前提。南朝齐梁体诗歌其实也是属于永明体，但关注点在于内容的浮艳和形式的精巧之上。
它是对汉语音韵追求到极致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文体形式，对于奇巧、辞藻有着极为过分的追求。
整体来看，内容多是风月、华艳的描绘，形式多是精奇、巧艳的追求，格调和意义都不甚大。
隋代李谔在反对这一文风的时候曾如此表述：
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所以，齐梁绮靡文风在隋唐阶段成为了诸多文人抨击的对象，也为朝政中祛除浮华奢靡的做派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南朝这一时期真正有极高价值的诗歌其实是民歌，如《西洲曲》、《子夜四时歌（子夜吴歌）》都是其中的代表作，主要描写的是民间的情感诉求，细腻婉转，更重内心活动的刻画。
而这个阶段里，北朝庙堂当中没有什么出色的文学家，像庾信等长居北地的南朝人士的作品就带有了一种极为特殊的风格。因为个人经历的特殊，以齐梁宫体诗歌出道的庾信在北地有了故国乡关之思，吸收了当地的风习，笔调转为劲健苍凉。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如此评价：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除此之外，北朝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文学家了，反倒是和南朝迥异的民歌大放异彩。
北朝民歌往往奔放热烈，男女情爱的题材也能写得豪爽快意，绝不扭捏，有着一种质朴纯真的喜人观感。
代表作都很出名，比如“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敕勒川》、讲述“木兰替父从军”故事的《木兰诗》等等。
南北朝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分格在当时是并存于世的，隋代文帝向北朝学习，炀帝又向南朝学习，到了唐朝，陈子昂、初唐四杰等人的倡导，使得南北文风逐渐交融，诗歌开始既关注内容的刚健，也注重形式的规整。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唐朝诗歌风格的形成其实就是直接来源于南北朝诗风的交融。
然而，毕竟南北朝是属于诗歌变革的尝试阶段，其数量、流派、质量等等方面在整体上还是不如唐宋的，其尚不成熟。
但这一阶段的对于诗歌文体承上启下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之前诗歌可以在这个阶段找到理论上的总结沉淀，而之后诗歌也可以在这个阶段找到源头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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