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罗荪代表作品，以及罗荪代表作品有哪些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
- 1、谁可以提供安妮宝贝在收获上发表的南方全文？
- 2、新文学倡导者提出了哪些现代新文学观念
- 3、萧红作品的时代性，时代性是指什么？萧红作品的哪些地方可以体现出来。
- 4、求一篇关于丘东平《第七连》的评论？原创，字数1500左右？谢谢。如果有与794627962联系
- 5、论巴金的报告文学创作
- 6、梁实秋的简单经历或故事50字
谁可以提供安妮宝贝在收获上发表的南方全文？
20世纪50年代中期，《收获》杂志编委(左起)罗荪、靳以、巴金、周而复在北京北海，他们共同努力创刊了《收获》，并对这份杂志的前景充满信心。
似乎转眼间，《收获》便迎来了它50周岁的生日。在它推出的一批批名篇、杰作的光环背后，这些作品的培育者——编辑们却在渐渐老去，那些精心的编辑过程最终也将消失在历史的深处，或许这就是这个职业的特点吧？但每一位读者和作者似乎都不应该轻易忘记这样一个舞台和这样一批人——尽管，他们并不在聚光灯下，但在我们珍藏的中国文学50年的记忆中不应该缺少他们的篇幅。所以，当《收获》五十华诞到来时，想打捞在那些闪光的文字背后的一点记忆，权作对它生日的祝福。
一
《收获》是一份承续着五四新文学血脉的杂志，五四新文学精神是它的历史传统，也是它以一贯之的品格和与其他文学杂志最为不同的精神气质。不论当今学界对所谓的“新文学”、“纯文学”的概念怎么反思，我认为这种不是将文学作为消遣，而是看重它的精神性，不媚时、不媚俗、拒绝商业化的文学精神仍然是最有意义的一种文学追求。
对于新文学精神的承续和发扬，是《收获》在酝酿创刊时有意识的追求。提议创办《收获》的人都是对郑振铎、靳以、巴金等人创办的大型期刊《文学季刊》，以及后来巴金、靳以联手编辑的《文季月刊》、《文丛》等系列期刊充满感情的人，时为中国作协负责人的刘白羽在回忆录中就明确地说想恢复《文学季刊》这样“卓然不群”的刊物，为此，他去说服了中宣部领导同意创办这样一份杂志，并明确建议编辑部设在上海，由巴金、靳以主编。从刊物的篇幅、选稿的气度、编辑风格而言，《收获》与《文学季刊》等三十年代“文”字系列期刊的确一脉相承。《文学季刊》创刊的1934年，号称中国的“杂志年”，当年定期出版的杂志约三百多种，百分之八十是文艺或半文艺性质的“软性读物”，用茅盾的话说，它们几乎全是幽默与小品的“合股公司”。《文学季刊》却不取媚市场、以纯正的严肃的创作为主打，以切实从事文化建设的决心，赢得读者的尊重和文学杂志的尊严。半个多世纪后，《收获》也面临着同样内外交困的境况:1987年，全球性的纸价上涨，本来就微利甚至无利经营的文学刊物迅疾陷入了经济困境；九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市场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文人下海，休闲文学、影视对纯文学的冲击，这使得许多文学刊物被迫改刊，但在困难中《收获》没有轻言“变革”，而是选择了坚守。主编巴金非常坚定地表示:不希望《收获》做商业化的改变。他鼓励编辑部:《收获》是大有希望的，文学是大有希望的。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凭着这样的信念，《收获》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精神追求。我常常想《收获》真正辉煌可能不仅是发表了莫言、余华、苏童等人的那些名篇，更重要的是在这样时刻对于新文学精神坚持的象征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有了这种历练之后，《收获》已经不单是《收获》，而成为一个符号，它承载着作家、读者对于文学精神性追求的信心。在这一点上，《收获》一下子就在读者的心中拥有了不同的位置。记得好久，我都珍藏着《收获》的一份征订单，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
《收获》这样的努力，为文学赢得了尊严，也给了作家们以信心和勇气，大家相濡以沫捍卫着一种文学精神。老作家萧乾当时给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李小林的信中谈到:“收到你的来信，既佩服你们坚守阵地的勇气，又为文艺前景感到忧虑。”“洁若和我近来采取用稿酬或版税来捐献。……目前浙江文艺出版社正在印我译的《里柯克讽刺幽默选》，不久可出版，共十数万字。我想把出书的稿酬(连同《堡》的——请千万勿汇)一并捐给《收获》。”“向(像)其他捐款一样，我这点心意不外乎表示对《收获》(它的前身是《文学季刊》《文季月刊》)的支持和拥护，并借此推动一下。”(萧乾1993年11月15日致李小林信，本信及下文中所引诸信均为首次公开的未刊稿。)这样的支持不在于金钱，而是道义，是一份杂志的价值观为更多热爱它的人所认同。作为文学边缘化时代中的一份文学期刊，《收获》最为难得的是能够将作家和读者的精气神儿凝聚起来，让大家为了共同的文学理想而奋斗。
二
多少年来，在《收获》的背后始终有着一个高大的身影，那就是巴金先生。谈到与这份杂志的关系，他不断重复的话是:我只是《收获》的挂名主编，当初答应做主编也不过替老朋友靳以助阵而已。在这样的轻描淡写中显示出的是一位杰出作家的为人本色，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待朋友的纯净之心。哪怕老朋友靳以已经去世多年，但谈到《收获》，巴金必然首先想到他。在今年第四期《收获》上，有一个小细节很让人感动。那是《收获》创刊30周年(1987年)时冰心的一段题词，她谈到对《收获》的喜爱，其中有一句话原文是这样写的:“因为《收获》是我的好友巴金创办的，我一看到《收获》就想起巴金一家。”现在刊出的手迹中，两处“巴金”前面分别加上“靳以”的名字，而最后“一家”两个字也划掉了。这三处改动分明不是冰心的笔迹，仔细辨认原来这是巴老的改动！
虽然巴老不曾参与到杂志的具体编辑工作中，但这位从未领过工资的“挂名”主编，却对《收获》一直非常关心，哪怕在多病的晚年，自己阅读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不断听身边的人读《收获》，余秋雨、李辉等人的专栏，还有一些小说，他都认真地读完了。对于《收获》的编辑而言，巴金是这份杂志的灵魂，是将五四新文学精神带到这份杂志中一面旗帜。这样的影响是虚的，也是实实在在的。巴金也会如同当年拍板鼓励靳以消除顾虑推出曹禺的《雷雨》一样，在一些重要时刻和关键作品上给予编辑部以明确的支持。著名作家从维熙就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在被其他杂志拒绝的时候，是巴老亲自拍板让《收获》发表了它。他也谈到《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后遭到一些思想保守的人的批评，而此时巴老鼓励编辑部要“百无禁忌更进一步”，“因而使当年的《收获》，成了历史新时期解放思想的一面文学旗帜。”他还举了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例子，“也是在《收获》死而后生的，这又是巴老在文学新时期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一个佐证。”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在《收获》发表后，上海当时一位主要领导在一次干部万人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这部作品，编辑部的同志感到压力很大，巴老得知此事后，立即阅读全文，他说:我觉得这部作品没有什么问题。时间也证明了这一点，《浮躁》还在国外获了大奖，也被文学界公认为是反映城乡时代变迁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巴老简短的一句鼓励，给编辑部的是做好工作的更大的信心和动力，《收获》副主编萧元敏就曾说过:“巴老在时，他是我们的主心骨；有了他的护佑，我们的勇气会更大一些。现在他不在了，他的精神始终在激励着我们，如何选择，如何取舍有时却会变得难以想象的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偏离前辈们创建的这个圆心和跑道。”
巴老不是一个喜欢张扬的人，他对作家和杂志的支持常常是那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老作家陈荒煤写了散文《梦之歌》，以此抒发内心积郁的情感，原来并不打算立即发表。但巴老了解陈荒煤的心境:新时期以来，荒煤一直支持和鼓励青年作家的写作和探索，然而，他的做法一度不被人理解甚至遭人非议。巴老没有多说什么安慰他的话，只是指示《收获》立即发表荒煤的这篇散文。得知这一情况，荒煤很激动，1984年3月1日给巴金的信上说:“我的散文《梦之歌》，原未打算就发表。没想到，却得到您的鼓励，认可。既然您批准了，就稍作修改寄小林发表吧。”“我很高兴，到今天为止，您还鼓励我写点东西！”同日给李小林的信上他又写道:“文化部整党仍在进行中，大部时间都去开会。我今年也七十一了，总想挤点时间写点东西；但实在是疲劳不堪。”“此篇原不准发，既然你爸爸觉得还可以，就发吧。我觉得大概不致被认为有污染吧。”荒煤的感动不是毫无缘由的，他也一定会想起50年前，作为一个无名的投稿者巴金将他的作品看后又交给靳以决定在《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从此将他领入文坛的往事。想不到，年逾古稀，巴金还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
有了陈荒煤、从维熙、贾平凹这样的经历，我们才能够体会到青年作家李洱这段话的分量:“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如果没有巴金，其情形都很难想象。这不仅是指巴金给后来的中国文学提供了道德基石，也是指巴金以自己的伟大存在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发展空间。经历了这个时期的文学史家当然会注意到这一点，但未来的文学史家却未必会留意。”《收获》因为“主编巴金”让人感受了一种历史的沧桑和文学的尊严，在人们的心中也有了不一样的位置。
三
《收获》的这期50周年的纪念号，目录的上方醒目位置刊发的是巴金先生的一段题词:“《收获》是向青年作家开放的，已经发表过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还要发表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这段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手迹，是1979年巴老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写下的，当时《收获》刚刚复刊不久。无论在当时，还是多年后公开这段话，都表明了《收获》杂志的一贯的开放态度，那就是“不惟名家，不薄新人”。最新一期的《收获》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一期推出的主要是一组青年作家的作品，长篇小说是何世华的《陈大毛偷了一枝笔》，中短篇的作者是于晓威、丁伯刚、乔叶、须一瓜、叶弥、田耳、戴来、徐则臣等人，都不是什么文坛宿将，但却是有创作实力的青年作家。浏览《收获》50年的目录，你能够看到很多在文学界闪光的名字，但你也会发现，其中很多人在《收获》上发表作品的时候并非已经在文坛上红得发紫，包括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的余华、苏童这样一批当年的先锋作家。但这话或许可以这样说，是《收获》给许多优秀作家提供了展示才华的机会，通过《收获》这个舞台，他们才闪光起来了。
支持青年作家的创作，并非是没有原则的捧场，而是为他们提供舞台、创造机会，是让他们不断完美而不是昙花一现，为此，《收获》的编辑们与作者反复沟通、不断修改稿件，这成了文学界出了名的“编辑特色”。作家格非曾在14年前撰文谈到过这些:“……但是当作品寄往编辑部之前，稿件中仍会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情通常比较矛盾。完成一件工作后的喜悦与轻松常使明知存有缺陷，仍然硬着头皮送往编辑部。但是，我的侥幸心理很快就会破灭。”《收获》的编辑不会将这些缺陷轻易放过的。“我的小说，比如《迷舟》，《边缘》，《湮灭》等作品都经历了这样一个修改过程。如果说我从改稿中所学到的东西往往超过创作所得，这也并非是一种夸张之语。”格非还说，就他所知，余华、洪峰、孙甘露等作家都经历过与他相似的改稿经历，在交谈中，他们曾多次谈到编辑们对刊物以及作品一丝不苟的精神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都说“文章是自己的好”，都说作家们最忌讳别人动他的稿子，但也不尽然，关键是作者与编辑之间要建立起一种互信，一种坦诚的沟通，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编辑们的奉献精神、敬业精神也会打动作家们，同时为杂志赢得尊严。在这样一种平等、互信、开放和坦诚的气氛中，《收获》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迎接着每一位作者，也和每一位作者一起成长。
四
在《收获》创刊的时候，被巴金形容“像母亲对待子女一样”捧着新杂志的靳以曾经有过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他以激动的心情给尚在北京开会的巴金写信，信上说:
《收获丛书》事还望你负责，许多什事我可以帮助你做。现在我们正计划把家璧抓过来，将来搞一个“上海作家出版社”，专出创作，独立经营，不设上海作协和北京作家出版社领导，由上海宣传部领导。三个刊物都由这里出。家璧的丛书(约有四套)以外，“收获丛书”，《文艺月报》也可以理论小丛为主出一个丛书。《萌芽》也可以来一个丛书，编辑部人不要了，主要是依靠外力编丛书。只要把印刷发行搞好就定了。你看如何？……(靳以1957年7月11日致巴金信)
半个世纪前的宏伟计划到今天仍然有很多实行的价值，可是“反右”正酣的时候，这些又怎么可能实现呢？更令巴金痛心的是第一个《收获》在靳以去世后不到一年就停刊了，靳以可谓壮志未酬便撒手西去。但后来者并没有辜负前辈们的苦心，风风雨雨中《收获》走过了半个世纪，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可喜的收获。我听说，最近《收获》要编一套丛书，将它这50年来的精品之作尽纳其中，这真是一件喜讯，我盼望着能够尽早看到它，珍藏这样一套书，那是珍藏着前辈们的文学心愿，珍藏着一代代编辑的奉献身影，也是珍藏着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记忆。对于多年来喜欢《收获》的读者来说，这不是一件最为值得期待的事情吗？
新文学倡导者提出了哪些现代新文学观念
新感觉派:（海派小说、新感觉主义小说）新感觉派是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上海文坛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穆时英被称为是新感觉派的圣手，海派的大将。新感觉主义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新感觉派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夜总会、舞场、酒吧、投机家、交际花等是经常描写的场景和对象；极力地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代表作有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新感觉派开拓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但有一部分存在颓废、悲观倾向。
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文协"还提出了"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孤岛文学:指抗战时期上海租界的文学，存在时间是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租界止。这时期的租界，四面都是日军侵占的沦陷区，仅租界内是日军势力未到而英法等国控制的地方，故称"孤岛"。文艺工作者利用租界这一特殊环境进行抗日文学活动，称"孤岛文学"。孤岛文学最有影响的，一是杂文，孤岛作家唐弢、柯灵、王任叔（巴人）等发表了很多紧密联系现实、爱憎分明的杂文，王任叔和阿英关于杂文曾发生颇有影响的"鲁迅风"的争论，后出版杂文刊物《鲁迅风》；二是戏剧活动特别活跃，于伶和《夜上海》《长夜行》等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剧本，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等南明史剧，歌颂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上海孤岛文学的时代，纳入了沦陷区文学的轨道。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统称为"沦陷区文学"。1941年上海完全沦陷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万象》，团结了一大批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发表了大量揭露旧社会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爱国主义理想的作品，如师陀的《无望村的馆主》，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等，苏青的《结婚十年》等。在北平沦陷区，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闲适小品，他的《药堂语录》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现了一个民族变节者进退失据的矛盾心灵。
七月诗派:是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重要的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七月》得名。代表诗人有艾青、田间和鲁藜、绿原、牛汉等。他们以《七月》、《希望》、《泥土》为阵地，强调诗歌中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历史与个人的融合，多写自由诗，其中又以政治抒情诗为主。他们出版过《七月诗丛》《七月文丛》等。该派在革命现实主义雄浑的总风格中，又显示出各诗人充满个性的特色。胡风的《为祖国而歌》，牛汉的《鄂而多斯草原》，鲁藜的《泥土》等是七月诗派的代表作。
七月派小说: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等杂志，在抗战时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有影响。它团结了路翎、丘东平等小说作者，主张在现实主义旗帜下反映活的一代人的心理状态，作品充满了生活的血肉感，以及对于人的心灵的直视力量。这些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比七月派诗歌更能体现胡风的理论主张，多数都被编入《七月文丛》，并由胡风亲自撰写序文，故称之为"七月派小说"。代表作有路翎《财主底儿女们》。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派）是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个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流派。主要成员有辛笛、穆旦、陈敬容、杜运燮等九人。主要刊物有《诗创造》《中国新诗》。它们强调反映现实与挖掘内心的统一，诗作视野开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历史感和现实精神。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他们承接了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传统，为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战国策派:该派是1940年前后出现的国统区的一个颂扬国民党统治、宣传法西斯主义文艺派别，因出版《战国策》杂志和在《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而得名。代表人物是陈国济、陈铨、雷海宗等。他们提倡历史重演说，鼓吹强权政治。在文学上他们力图使文学恭恭敬敬地为国民党法西斯政治服务，主张以"恐怖•狂欢•虔恪"为创作的"三道母题"，并把文学纳入表现恐怖的特务文学和表现狂欢的色文学的轨道。陈铨的话剧《野玫瑰》把国民党间谍作为民族英雄歌颂，是其创作标本。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解放区文学的主流是好的，但作家队伍的思想面貌也存在不少问题。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克服错误观点，让文艺给民族解放战争以更大助力，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先由毛泽东作了"引言"的发言，经过作家三次讨论，毛泽东作了"结论"的发言。"引言"和"结论"合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强调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讲话》阐明人民生活是文艺的无尽的唯一的源泉，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人民生活，履行思想，获取无限丰富的艺术源泉，并继承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学遗产，这样才能创造真正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学为政治服务在当时尖锐的斗争形势和正确的革命政策下，与文艺真实反映时代历史风貌和社会心理基本上是统一的，从主要方面说是起了积极作用。总之，《讲话》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发生在抗战中期。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已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学习和讨论中发生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向林冰的观点。向林冰的观点是:1"应该在民间形式中发现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认为喜闻乐见应以习闻常见为基础，而民间形式是大众习闻常见的；2否定"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形式。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1对旧形式全盘否定；2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时，否认新文艺在形式上存在缺点。郭沫若、茅盾、胡风等在撰文讨论中，都从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论述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把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大众化问题联系起来，见解独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茅盾指出新文艺民族形式的建立，要学习吸收中外文艺的优秀之处，要继续发扬五四以来的优秀作风，更要深入民族现实，提炼熔铸新鲜活泼的素质。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现实之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现实主义与主观战斗精神论争: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胡风的理论是有深度的、见解独到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虽不能说他在宣传文学"与抗战无关"，但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却不无偏颇之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判。郁达夫的《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讲话》精神在文艺上显示的最初成绩。文艺工作者改变了轻视民间文艺秧歌的态度，与群众一起，指导改造了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内容，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1943年春节秧歌闹得热火朝天，涌现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秧歌剧，如"鲁艺"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向工农兵普及的实践。
"随感录"作家群:1918年4月，《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刊发杂文。向其撰稿的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其中有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而以鲁迅的杂文最具代表性。这些杂感作者被称为《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这个作家群奠定了杂文在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陈独秀的泼辣明快，钱玄同的汪洋恣肆，刘半农的爽直幽默与鲁迅的犀利凝重，展现了这一作家群的不同风格。而立论坚实、短小精悍、富于战斗力，则是其共同倾向。
问题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的第一个潮流，出现在1919年的下半年到1922年间，代表作家有冰心、许地山、叶绍钧、庐隐、王统照等。他们以五四新文化作为参照，重新思考社会人生问题，并通过小说的形式加以艺术的表现。文学研究会作家的"问题小说"广泛地涉及婚恋、教育、就业、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作家们对社会弊端的敏锐感悟，使五四文学具备了强烈的启蒙色彩和理性批判精神。主要不足是由于急于要表达作者对现实的批判和对人生的思考，社会功利的倾斜使其不免带有观念化与抽象化的陋病，人物形象被社会问题冲淡，削弱了作品的审美价值。代表作有冰心《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等。
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这些寓居于京沪大都市的游子，目击现代文明与宗法农村的差异，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带着对童年和故乡的回忆，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显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从总体上呈现出比较自觉而可贵的民族化的追求，开创了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一大创作潮流的风气。代表作有彭家煌《怂恿》，王任叔《疲惫者》，许钦文《疯妇》，台静农《地之子》等。
自叙传抒情小说: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最初体式，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在日本留学期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及近代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于是强调"本着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活动"。主张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而侧重于作家心境的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以及变态性心理，作为向一切旧道德旧礼教挑战的艺术手段。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沉沦》小说集开始的。
零余者:郁达夫小说用抒情的方式塑造出了真实感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困自我，也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小诗体:是在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短歌、徘句和郑振铎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影响下产生的。主要作者有冰心、宗白华、徐玉诺、何植三等人。小诗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兴，寄寓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小诗的出现，一方面表现了诗人对诗歌形式的多方面的探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捕捉自己内心世界微妙情感与感受的努力。小诗体在新诗的发展史上具有过渡的意义。
纯诗:1926年早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提出"纯诗"这一概念，即"纯粹的诗歌"。穆木天所谓的"纯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诗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主张"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二是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早期象征派诗人提出的"纯诗"概念，在其更深层面上，意味着一种诗歌观念的转化:从强调诗歌的抒情表意的"表达"功能转向"自我感觉的表现"功能。
美文:周作人最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于1921年发表《美文》，提倡"记述的"、"艺术的"叙事抒情散文，"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王统照、傅斯年、胡适等曾撰文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徐志摩和周作人自己等一大批作家富有成效的拓荒，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
春柳社:1906年冬由中国留日学生组建于日本东京，因从事演剧活动而在中国早期话剧创始时期产生过重大影响。成员有李叔同、曾孝谷、欧阳予倩等。1907年正式公演《黑奴吁天录》。这是春柳社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创作活动，演出在东京引起了轰动，其影响达于国内。辛亥革命后，春柳社员陆续归国。1912年初，陆镜若在上海邀集欧阳予倩等人成立了新剧同志会，正式从事职业演剧。它始终保持着春柳社的宗旨和传统作风，因此可算作"后期春柳"。
上海民众剧社:"五四"以后第一个新的戏剧团体，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发起者为沈雁冰、郑振铎、熊佛西、陈大悲、欧阳予倩等十三人。5月创办了《戏剧》月刊，这是以新的形式最早出现的一个专门性戏剧杂志。民众戏剧社强调戏剧必须反映现实和负担社会教育的任务，认为它"是推动社会使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总的说来，是和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基本上一致的。此外，他们还介绍了罗曼罗兰的"民众戏院"及西欧的小剧场运动，以助长"爱美剧"的声势。民众戏剧社的主要贡献是将"五四"革命精神在戏剧理论方面作了充分的发挥，也强调舞台实践，鼓励青年学生参加"爱美剧"运动。
国剧运动:1926年，赵太侔、余上沅等一批留美学生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提倡"国剧运动"。他们主张从整理与利用旧戏入手去建立"中国新剧":在戏剧观念上，主张发扬传统戏曲"纯粹艺术"的倾向；在戏剧表现上，提出要"探讨人心的深邃，表现生活的原力"，因而赞赏西方象征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进而提出要糅合东、西方戏剧的特点，在"写意的"与"写实的"两峰间，架起一座桥梁，并预言"再过几十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将要变成介于散文、诗歌之间的一种韵文的形式"。——他们的这一设想，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由于不适合当时社会的需求，终未能实现，但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留下了痕迹
萧红作品的时代性，时代性是指什么？萧红作品的哪些地方可以体现出来。
时代性指她代表了“东北作家群”，反映了人民对战争的厌恶，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烽、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萧红创作了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萧红作品的代表性：从《商市街》、《生死场》到《呼兰河传》，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非情节化的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 这种小说文体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化，从一个方面实现了文学史的衔接、承续，在审美意识上沟通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把传统文学中最高雅的部分——诗和散文，与现代文学中已经代替了诗而成为主体的部分——小说，实现了新的对接。正是这一对接造就了现代文学中最具生命力的内容。萧红以自己悲剧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体验，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国民性弱点，抒写着人的悲剧、女性的悲剧和普泛的人类生命的悲剧，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人物风景并不受旧的形式束缚。同时，这种直率的语言又表现出自然的特点， 她写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读者产生共鸣。因为直率，不用伪饰、矫情，就更显得自然质朴，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自然成为一体。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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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将民族存亡问题置放于现代性转换时期问题的核心，丘东平的战争小说以其鲜明的战争现场性，包含着现代性，民族性与左翼性的复杂内涵，对农民复杂性格的揭示与思考，理性蒙昧与民族意识的自觉兼具，揭示了抗战时期意识形态与现代性问题的纠结状态。
关键词：现代性 民族性 主观性 现场性 意识形态
丘东平的文学创作及格调
丘东平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少年时代参加过澎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1932年前后，在19路军翁照桓旅当文书，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抗战。随后丘东平参加过福建省人民政府的起义；抗战爆发后，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战，抗战初期北上济南，南到汉口，南昌等地，活跃于抗战最前线。这些丰富的革命生活经验为他创作提供了生活基础。从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文学经验写作到抗战时期的战争文学创作，都表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特征。如关于农民运动的革命文学写作，与当时左翼大多数作家来自城市小资产阶级，严重缺乏真实生动的革命体验，以无产阶级理念进行革命想象的文学写作方式不同，丘东平来自革命书写革命，扑面而来的丰富复杂的革命生活经验，以及对革命运动背景下的乡村的现实的真实反映，都是其它左翼作家无法比及的。在最初的写作中，就已经表现出丘东平小说对于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的自觉表现意识，他并没有停留于以概念切分人物，而是以实感的生活细节与对人物的性格塑造表现作者对时代革命的感受与思考。
通过精细的细节描写，注重对氛围的营造，从一开始就是丘东平作品的突出特点，如早期作品《沉郁的梅冷城》中“一条小山溪，在那冷凝，峭立的山谷里苦苦地挣扎着，幸而打通了一条小小的门径，冷冷朗朗，发出悠闲轻逸的笑声。从海隆到梅冷的山路，逶迤沿着那小山溪的岸畔走，小蛇儿似的，胆怯而又诡僪地，忽而，爬上了那挂着威吓的面孔的石堆，忽而，穿过那为长长的红脚草所淹没的小石桥。两边，高高的山峰，用着各种各样可惊的姿势，人对那小山溪所流过的地方俯瞰着，而且毋宁说是寻觅着。”这段精细的环境描写将环境诡谲的怪异氛围尽显，也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着此地活动的人的不测命运，从事着秘密工作的挑夫契米多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俘的。如此精细的环境描写在这篇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虽说《沉郁的梅冷城》，《赛娥》这些小说还非常稚嫩，停留于对事件的记述，但对主人公生存状况的写实却也打下了深层人物刻画的基础；对人的心理活动的关注在抗战前期作品《通讯员》中暂露头角。《通讯员》对曾经作为通讯员的主人公因一次护送人物中因小战士的幼稚而导致被敌人发现被杀害的悲剧无以释怀，成为难以跨越的心结，最终陷入精神狂乱的心理活动的表现，极为深入与丰富。这个特点遂成为丘东平小说的显著标志。
抗战时期，从1931年的“一二•八”到“八•一三”，到新四军的个人战争经历，为他的战争文学创作提供了经验积累，而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则是丘东平文学写作的更深动力。表现战争时期普通百姓的苦难与坚强，如《暴风雨的一天》；《中校副官》塑造以饱满的战斗精神鼓动战士抗战的激情，然而却由于上层撤退命令，完全违背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向军长直谏抗战，质问军长放弃国土的“胆大妄为”的中校副官，凸显出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因冒犯被军长处置的极端事件，对当局的消极政策与兵士的澎湃激情的对比，缺乏军事常识的愚昧的农民与在战争中成长的士兵，将抗战时期复杂的社会状况反映出来。
这些作品既对国民党军队浴血抗战的顽强精神进行了迅速的报导，同时也对国民党军队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暴露与批评。注重紧张的战争氛围的营造，战争实况的细致描写与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丰富的人性内容与紧迫的战争现实，人性，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多重逼交织，逼近真实的丰富书写，远远超出了同时期作家的书写格局。如《给予者》中对紧张战争氛围下的战士复杂心理意识的描写，一方面是被唤起的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一方面是人性的脆弱（还乡意识与死亡恐惧），紧张危机下的本能发泄与心理扭曲（被中尉副官作为鼓动军心的慰安妇——黑青疤女人），战争残酷与人性之恶（对逃兵的围剿，对学生出身的战士陈金泉因为偷瓜而被处决的严厉惩罚——争强斗胜的士兵之间演化的悲剧事件），救亡意识与内部矛盾，不同背景，身份，性格的各式人构成的军人队伍内部的复杂与矛盾，紧迫的战争危机与现实政治策略的复杂性，战初期战争的复杂与混乱以惊人的笔锋尽显。在战争中成长的黄柏祥对阴暗家庭的叛逆与思念，对国族命运的焦虑与投入，阴郁而坚强的战士性格折射着多重意味的复杂现实。无论是以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为反映对象的战争文学，还是内战经验的小说，对民众的愚昧与懵懂，苦难与落后的启蒙性现代内涵，与国族危亡的民族性内涵，与寄予希望的左翼性立场，在丘东平的创作中被作为复杂的现实而书写。而这正是丘东平的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被当时的批评家们肯定的丘东平的创造性：在紧张的战争背景下塑造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凸显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这种表现方式使丘东平的抗战文学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并未能对他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做更深的挖掘。“在抗战初期许多报告文学作品只拘泥于事件的单纯记录而忽略人物刻画的情况下，丘东平注意写人，揭示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他表现国民党前方将士时，能从实际生活出发，落笔较有分寸。他的作品大多运用第一人陈，担不是由作者直接出面，而是借助于作品主人公（如军官，难民）的自述，在紧张剧烈的斗争中凸现人物，写出事件的进展。笔锋刚健，描绘真切，有浓烈的战争气氛。” 丘东平是抗战时期颇具个人风格性的一位左翼作家。由于他丰富的战争经验，以及写作的主体性与自觉性，使他的小说独异于同一时期的左翼战争文学写作，战争体验使他的小说具备了鲜明的现场性，不是停留于战争事件的新闻式报导，而是力图回到战斗现场，将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战争的紧迫与危机的现实感充分融和起来，在极具主观性的描写中，使客观与主观紧紧交融。抗战爆发前的1935年在东京的郭沫若与同时期在日本的丘东平有过一些文字来往，郭沫若看了丘东平的小说《沉郁的梅冷城》与《德肋撒》后高度评价为：“他的技巧几乎到了纯熟的地步，幻想和真实的交织，虽然煞费了苦心，但不怎样显露苦心的痕迹。他于化整为零，于暗示，于节省，种种手法之尽量的运用，大有日本新感觉派的倾向，而于意识明确之点则超过之。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 给予了丘东平作品“别致”的概括。
罗荪的《抗战三年来的创作活动》中，对当时的左翼战争文学所作的概括性总结，对战争文学存在的缺陷的批评：“自然，在这里或多或少的还遗留着一些缺陷，那就是在有一些报告文学中，只尽了新闻报导的一面，而缺少了形象化的一面。” 丘东平的报告文学则规避了这一缺陷，不仅在时间上及时报导前方的战争情况，不停留于事件式的记述，而是极力通过精微的细节描写与氛围营造试图再现战争深刻的境遇，同时也更注重于关注人物性格及心理的复杂情绪，塑造在环境中行动的军人的性格发展与灵魂争战。对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的歌颂，与对国民党军队内部问题的批评，对新四军及我方军队及军人的赞许等。1938年春，加入新四军后的创作左翼政治立场则比较突出。但作品的复杂性并未减退。既有歌颂的抗日根据地新气象的，如《王凌冈的小战斗》对新四军战斗精神的歌颂，《友军营长》与《溧武路上的故事》通过对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对比；也有直面根据地复杂社会构成的作品，这些战争文学作品既有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意识冲突，有左翼立场的政治的评判，尤其是对抗战相持阶段时期的战争文学对国共政治过于鲜明的一元判断，对国民党军队的讽刺与对我方军民的歌颂显然有着意识形态书写的局限；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书写，尤其是对人性的复杂性书写。对抗日根据地社会生活的书写并不回避内部矛盾的复杂性（《茅山下》学生气质的周俊与革命经验丰富自负的参谋长郭元龙之间的矛盾 ，根据地人员构成的复杂性均表明这并非革命的大家庭。）。
彭柏山在回忆胡风的文章《东平选集》序中如此评价丘东平的文章意义：“东平在文学上所走过的路，正如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所达到的一样，处在年轻的时期。他那丰富的生活，和他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宏大的才能与奔放的热情，并未充分发挥，即如他的遗作《茅山下》，仅仅是他一篇没有完成的长篇的一个开端。……虽然看不到惊人的激烈的语句，但那对于真实的生活的描写，却给当时的革命文学阵营带来了一股新的坚实的战斗力量。” 聂绀弩对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与《第七连》的评价，“抗战以来最伟丽的诗篇。”
但丘东平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是瑕瑜互现的，他对人物主观突入现实的强烈倾向，有时也表现出机械与滞涩感，停留于主观性，而未能与人物身份与心理素养相一致。周扬对他这方面的批评其实是比较客观的，如《给予者》中班长高宗申说出这样的话：“我看过两种人，有一种，他的内心活动很强盛，————这是他灵魂活动的纵深地带。——日常生活这东西，就像日历，每天撕一张，撕去了就把它扔在纸篓里，以后再没有人想看他了，而我们需要的却是一本书，是翻过了之后又可以再翻的一本书。” 知识分子的文艺腔色彩非常突出，这种语言在丘东平的作品中是比较明显的，违背人物的生活背景与知识背景，不符合人物身份及人物意识发展的内在逻辑。
石怀池在《东平小论》一文中，指出丘东平作品中的新的英雄主义与其战斗生活的密切性，肯定如丘东平般的青年文学者的战争文学创作，也客观地指出丘东平作品存在的问题：“他们一直没有与战斗的主流脱节，他们生活在战斗里，他们是精神领域里的斗士，他们是蜕化过的知识人的新的英雄。”，“在他的所有的作品里，跟随著作者的视野所及，我们见到一个广漠的无限生动的世界：有哭泣的村庄，有愚昧的小镇，有血腥的压迫，有残酷的剥削，有着我们的殖民地的命运的各种各样的桎梏和锁链。……同时已经出现了新的希望，新的觉醒，对于奴隶命运的挣扎和死命的反抗！……例如《通讯员》,《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红花地之守御》等篇，都是一些非常严谨的美丽的感人至深的艺术作品。可是，东平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缺点的。譬如，在结构的严整性上，东平的小说有时候仅只是他所诟病的速写式的报告；在人物刻画上，虽然都能把握住艺术概括的原则，有时却也仅只是浮雕似的，没有挖掘到灵魂的深度；在词句的文彩上，有时真的很硬涩，一句话，就是粗线条的炭画似的作品。”
论巴金的报告文学创作
翻阅已有研究成果，对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有所触碰的论述屈指可数。张春宁在其《中国报告文学史稿》中在抗战时期空前的报告文学创作热潮中提到了巴金由小说向报告文学创作的转向，后又在“老作家‘破门而出’这一节下小点中简要呈现了巴金两次奔赴朝鲜写下的“感情真挚”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和《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报告文学集。而佘树森、陈旭光虽然也在其《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提到了巴金十七年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但转而却是分析他的抒情散文。以相对集中而系统的角度来尝试关照巴金与报告文学的研究论文只有丁晓原的《别样的史志：巴金报告文学论》。文章呈现了巴金在抗战时期以及抗美援朝前线所创作的相对集中的两部分报告文学，并从真实性的角度确证了巴金报告文学的叙事特点，“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巴金，卓然立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其于报告文学，我们也许没有必要名之为‘家’”。这样的论调既是巴金报告文学研究的定论，也是对于巴金研究来说这方面一直都不被重视的症结所在。将报告文学放置于散文研究中，零星地提及，或者简单地一锅端是我们对待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最习见的态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来当前报告文学研究一直都存在的尴尬局面，富于特殊性的理论建构方面的缺乏让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甚至一度难以为继，这和丰硕的创作实绩相比显然是不相称的。亟待充实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可以用来解决巴金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但它的充实本身却是需要对文体自身属性的确证，而这却首先必须建立在相关研究已经深入的基础上，二者的悖论式循环更加强化了作为个体的巴金与报告文学研究深入的必要性。自然，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相比于《激流三部曲》等洋洋洒洒的小说文本和《随想录》这类产生过极大轰动的散文作品来看，巴金的报告文学显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状，只有回到历史的缝隙中，真实才会浮出历史地表。任何简单的忽略或是含糊的一笔带过都将是对作家、对历史的不尊重。事实上，巴金与报告文学何时结缘，他的相关翻译与写作在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又有怎样特别的价值或者独特的贡献，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加以完整呈现并深入探讨的。
一
对于缘起阶段的报告文学，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既有的研究都尤其强调它的新闻性与真实性特征。因此，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界定方面，无一例外地强调作者的职业新闻记者身份或是有着记者经历的现实主义作家。似乎现实迅猛变化的捕捉只有凭借记者这种特殊的身份与思维才能够实现。从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到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从周恩来的《旅欧通信》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记者身份的重要性一再地被提及。的确，记者的身份有利于相关的报告文学作品更加迅捷从容地见诸报章，这点不容置喙。换句话说，报告文学对于报纸这一新闻媒介强烈的依赖性是记者身份在此时期被彰显的重要缘由，但却因此造就了另外的缺憾，巴金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由来已久却未能被确认很重要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在日本文艺评论家川口浩看来，这方面的因素并非评判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要标准，在他那篇对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报告文学论》中，他根据自己对报告文学的把握，提到：“据基休的意见，假使有人要做好的Reporter，要做生活现实的报告者，那么非有下述的三个条件不可。就是：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强烈的社会感情，以及企图和被压迫者紧密地连结的努力。”真实客观的追求以及批判的政论性是基希作为国际报告文学的典范提供给后人的重要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金无疑是一个可以承担起这份责任的作家。
巴金这个名字第一次被现代文学史铭记，基于他的小说处女作《灭亡》1929年在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但事实上，在此之前，身处那样一个“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的巴金对社会的瞬息万变显然也没有熟视无睹，这点从他各个方面的努力中可见一斑。虽然身处稍显闭塞的西南，但五四新思潮涌动的影响还是波及到了这里，小刊物的创办可以暂时性地缓解他内心的激荡，却无法挽留他日益冲决的青年反叛情绪，1923年，不到20岁的巴金决意离开家乡四川。漂泊上海的岁月里，巴金在潜心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还积极地投身社会实践，为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刊物撰写宣传社会革命的文章，并热心地参与到了《民众》等相关刊物的创办过程中，这为他日后走上文学道路做了很好的准备。
特别是留法期间，周边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呼声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巴金，也正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结缘，包括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凡宰特等人先后进入了他的视野。留法期间，巴金先后翻译了凡宰特的《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克鲁泡特金的《狱中与逃狱》等作品就是最好的明证。而巴金自己也承认“我在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的‘无政府主义’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安那其主义对军阀混战的反对、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关注对于那个时期的巴金来说是很好的慰藉，漂泊不定的游子情绪让他的心一时间无处安放，而“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的境况又倍增了这样的忧愁。反观这个时期的法国，巴黎的报纸正在密切关注的正是凡宰特与萨珂这两个意大利工人的事件，报纸上的抗议高潮不时地骚扰着巴金本就不平静的心。虽然最终两人还是坐上了电椅，但巴金却用自己的笔追踪着事件的变化，《反动的欧美》、《法律下的大谋杀》、《法律下的大谋杀——萨珂与凡宰特被害以后》等一系列文章迅捷地在当时国内的《平等》月刊上发表，为国内的民众及时地传回了事件的最新动向：
要说法律不是支配阶级杀人的工具，也许一般人不肯相信，然而这里有一个绝好的证据，这便是轰动全世界的萨珂、凡宰特事件。关于这件事在上海的《民钟》杂志上将有一长篇《死囚牢中的六年》详述此事，这里因为篇幅关系无多写之必要了。
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巴金显然做了很多的工作，以至于远在国内即将发表的文章安排他都烂熟于心。这样的田野调查正是报告文学写作必经的重要阶段。热点事件的捕捉、观点的开门见山、批评的政论性以及无可挑剔的真实性与时效性，这些因素恰恰是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
更加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巴金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中将作家自我的情感以更深刻的方式注入其间，显示出了与其他游记类报告文学特异的抒情性与文学性特征。在当时的多数报告文学文本依然停留在简单而又平面的印象式描述与展示时，巴金的报告文学写作已经在字里行间浸透着更加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自我的感情倾向性更是被凸显了出来，艺术的感染力自然而然地也就增强了。安那其色彩的浓厚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或许正是由于思想上的偏执与狭隘，妨碍了我们对于巴金这些文本艺术方面的独到性的发现。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川口浩在研究报告文学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专门谈到：“亚尔奉司.伯凯德和亚尔志尔.霍利偕，前者带着宗教的成分，后者带着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可是，谁都承认，他们还是现代很优秀的报告文学的作者。”真切的事实，抒情性的话语，巴金的这些系列式的报告文学作品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用人道主义关怀的评论，向我们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历史的本真，也让我们拥有了真切明晰的历史在场感。
遗憾的是，在已有的文学史叙述中，报告文学的研究者还是都只看到了周恩来、瞿秋白等人以记者身份游历国外所写下的“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却忽略了巴金所提供的这些中国报告文学的早期范本。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明这个时期巴金接触到并专门学习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但是留法期间，巴金先后阅读了“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作品，其中的高尔基与赫尔岑正是当时俄国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写作报告文学的笔法对巴金本时期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那时候的巴金还无法回答“什么是报告文学”这样的追问，但这并不妨碍他能够在报告文学的写作方面做出努力与贡献。1935年，鲁迅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曾巧妙地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他说：“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这样的言论放在报告文学的研究中同样适合。巴金在对高尔基、赫尔岑等人的写作手法进行借鉴之后，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在事变的动态中去观察，做历史事实的见证人，原始资料的搜集人以及历史事件的审查者”。这样的历史真实不应该被简单化地对待。虽然，有时候情感性的过度介入在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会破坏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但这对于处在萌生期的报告文学写作来说，同样是应该被理解的。
二
罗荪称：“报告文学产生于斗争存在的地方。无论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斗争，无论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斗争，无论是反侵略者与侵略者的斗争，无论是新的势力与旧的势力的斗争，只要是这地方发生了斗争，也必产生了报告文学。”意识形态同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缠绕，而以意识形态的眼光来彰显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正是中国三十年代报告文学最为显著的社会功能。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很好地演绎了报告文学同战争之间的这种对接关系。这一点可以在巴金的身上得到很好的证明。他集中式的报告文学创作正好都是在战火纷飞的两个阶段——抗战初期和抗美援朝及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期。
从法国归来的巴金很快地凭借自己出色的小说创作实现了在当时文坛的登堂入室，特别是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左联成立之后，虽然他并没有加入这一组织，但一直追随鲁迅的他明显地处在左翼的阵营当中。1936年，巴金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旗帜鲜明地开始了对广大军民抗战的声援，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凭借着这样特殊的身份，巴金以自己的努力实践着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呐喊，一方面，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中大量地刊载报告文学的作品，另一方面事必躬亲地践行相应的创作，将“正义的呼号和血的实录”传达给普通的人民大众。
“抗战发动以来，社会现实的演变供给了作家们以异常丰富的材料，然而那变动却太急剧、太迅速，竟使作家们没有余裕去综合和概括那复杂丰富的材料，而且作家生活的烦忙（他们除写作之外，大都还要担负许多实际的救亡工作），和出版条件的恶劣（部分出版业的停顿，纸张缺乏，发行的困难），作家们不得不采取短小轻捷的形式——速写，报告，通讯之类，以把握住剧变的现实的断片。于是，这一类小型的作品，就成了战时文艺的主流。”的确，在那样一个即便是很私人的信件都会在“一阵忙乱中遗失”的匆忙时代里，巴金显然无法继续自己所擅长的长篇小说的营构，于是，他自觉地选择了与时代的同步，顺时而动。左联推崇下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这个历史时期成了文人竞相努力的一个文体，而类似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这样的游记体形式则因为战乱的原因而备受亲睐。巴金同样不例外，《在广州》、《广州在轰炸》、《从广州到乐昌》、《广州在包围中》、《广州的最后一晚》等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旅途通讯》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前后印行了三版次。这是巴金第三个旅行式写作的集子，之前还有《海行杂记》和《旅途随笔》，而之后还有《旅途杂记》等。很显然，抗战的爆发所带来的丰厚的材料给予了巴金的创作以极大的激情：
最近两次的大轰炸中，我就看见了在这里居民中间，人我的界限怎样迅速地消灭；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里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冒着危险区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献舍的虔诚并不曾因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而减少一分……我说“死”的威胁使人成为更积极，这是不错的。它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了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相比于同为三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如萧乾的《鲁西流民图》等对战乱中灾民惨状予以直击与叙说的题材选择，巴金把自己的视野放在了更高的层面——全民族的存亡上，表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危急时期，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反抗外敌侵略的坚强斗志。从这简短局促却是真诚有力的言语叙述当中，巴金真挚的人道主义关怀与爱国主义情怀的喷薄不言而喻。动情的文字，氛围的凝重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期广大军民不堪示弱的坚毅，巴金希望，通过这样的“摇旗呐喊”可以昂扬抗战军民的斗争热情，最终将“敌人”“永远地埋葬在黑夜里”。是否巴金的努力真的发挥了现实效用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这些叙事生议型的报告文学创作“保存了某个时间、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中间的一点点真实生活。倘使有人拿它们当作‘资料’看，也许不会上大当”。而且，在这样的先置下，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无疑会更加凸显。
相比较而言，巴金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二个井喷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1952年和1953年，巴金作为全国文联朝鲜战地创作组的成员，随军采访并写下了许多真实感人的通讯报告作品。这个时期，他把目光移向了讴歌抗美援朝战争中那些“最可爱的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个模范的通讯连》、《起雷英雄的故事》、《青年战士赵杰仁同志》等写人的报告文学经过巴金的构思与表现很快被传回国内，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新观察》等刊物上发表，后来又结集为《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爱国主义情思的直接抒发在这个阶段已经被新人物的塑造所替代：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外面开始在飘雪，洞子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会客室，在靠门的一边的低矮的石顶盖下悬着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灯下放了一张简单的桌子，桌上有几个玻璃杯，四把简单的椅子放在桌子前面，椅子后面有十多根白木板凳。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昏半暗的甬道。我们等待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的人民都愿意到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来说，拿他的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实在显得太渺小了。所以在听见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的感觉，使我们突然紧张起来。
如果说抗战时期碍于时间以及篇幅等方面的客观限制，巴金并未能在报告文学的深入细致方面做出足够的开掘，那么，上面这段话中提供的则是另一种全新的范本。在文学性坚持不放松的前置下，报告的新闻性与典型性开始成为巴金报告文学写作中受到重视的范畴。这种文体的自觉源自于战地记者身份的认同，更加有着多年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的积淀，《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能够“一口气写成”恰好做了最佳的注脚。
在叙事理论中，对于人称及视角的关注为我们揭示了作家不同选择所体现出的各异的文学旨趣。第一人称写作所具有的亲切感以及同读者交流起来所能够达到的顺畅性品格向来为巴金所偏爱，这也是他“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的最好凭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择取的这类英雄人物对巴金的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全新的一个系列，而巴金也创造性地采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将其展现给广大的读者。为了更加真实客观地呈现这类人物在前线战场的最真实情态，巴金充分调动了自己已有的文学积累，特别是在人物描写上，白描式的手法将读者带进了特定的艺术境界。两千多字的篇幅就将彭总亲切朴实的作风、爱憎分明的感情以及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而第一人称的叙事选择以及目之所见的精当刻画，特别是在会见前作者一干人等兴奋而又紧张神情的生动形象叙述，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看似凝重实则轻松的历史现场。“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茅盾所强调的“好的报告文学”所必须具备的艺术上的条件在巴金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而第一人称叙事的文学选择在对这些报告文学作品进行真实性确证的同时，也将巴金终生都在践行的“说真话”的品格无可挑剔地表现了出来。
三
“速写”常常被当作早期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称谓而留存在了报告文学史册之上，但事实上，在艺术的其他范畴中，“速写”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比如绘画。相比于报告文学研究现有的收获，绘画当中的速写显然要更加夺人眼球。西班牙的加斯特劳即是速写绘画的佼佼者。生活在法西斯铁蹄蹂躏下的他，用自己灵动的笔触，将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暴露无遗：
“我们在这里想要用照片来表明西班牙时事的发展。巴塞洛那的巷战，法西斯蒂的残暴和罪恶，内战的各个不同的阶段都按时地记录在这里。工人和农民自愿地和谐地合作来继续从事生产工作。工业的省份加泰鲁尼亚热心地为那些在阿拉贡、勒汪特以及西班牙中部作战的志愿兵准备一切。他们对国际法西斯主义作战，他们为了面包与自由而战，他们为了一个较好的将来而战。他们甘愿遭逢困难，忍受艰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土会得着解放，平等的原理也将在民众中间实行。这些照片便是最好的明证。”
当时同样处在抗战煎熬之中的巴金从友人手中得到了加斯特劳的1937年2月结集出版的画册，那时他在广州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立刻将画册翻印出来，改名《西班牙的血》。巴金在《序》文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同胞的哀号和地中海畔诗之国土上的呻吟响成了一片。我们眼前出现了汪洋的血海。那许多无辜者的血！然而这血海开始怒吼了。我们求生存的呼声和地中海争自由的呐喊压倒了呻吟、哀号与呼吁……”两年后，巴金又在上海翻印，给每一幅画配了文字说明，更名为《西班牙的苦难》再次出版。在巴金看来，“它们都是有生命的东西。在每一幅画面上都颤动着同情与热诚，都闪耀着受苦与牺牲的精神。它们忠实地，素朴地告诉了它们自己的故事，并且体现了一个紧要的而且激励的使命。它们的传播会激起无数温良的人的愤怒与同情。”联系之前论述到的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方面的努力，我们不难发现巴金的创新与独到。在他看来，固然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呐喊可以唤起民众的抗争意识，但比较而言，“图片比文字更真实，而且更有力量”。因此，依靠着这些反法西斯画册的印行，无疑能够更加有力地推动抗战的进程，“有一天理想会开出美丽的花来”。
幸门同样是西班牙重要的速写画家，但他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革命中看到的不是加斯特劳所极力描绘的苦难，而是胜利的曙光，“革命也有快乐的时刻，微笑的面容，还有生命和青春”。巴金深受幸门在画册中所凸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他将意大利文的《献辞》完整地翻译出来，放在了书前。《献辞》中写道：“那些侵入加里西亚，把它的可爱的花园，它的河岸和它的海底盖满了哀愁和痛苦的野蛮人，他们使得那地方流出洪水一般的血……倒在侵略者的铁蹄下，默默无闻地埋在受苦的加里西亚的土地中的……会有人为你们的痛苦复仇……”在前记中，他刻意地提到“这本小小的画册，直到现在它还给我希望，给我鼓舞”，他希望通过这本画册给以人们争取平等自由的信念和力量。
以画册的形式来承载报告文学内容在我们这样一个纷扰的读图时代已经习以为常、屡见不鲜了。消费时代所要求的文学的应变也需要报告文学文体适时地求新求变，才能够从容地应对新兴传媒对传统纸质媒介的冲击。但置身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特殊社会历史语境，不管是从客观条件的具备还是主观努力的付诸来看，巴金这种独特的反法西斯情绪的抒发显得特别而有力。
1958年，巴金在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进行回忆与总结时，他这样说到：“……我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其实这二十本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里面什么文章都有。有特写，有随笔，有游记，有书信，有感想，有回忆，有通讯报道……”在巴金所列举的诸多文类中，“特写”赫然摆放在了第一的位置，而它正是作为报告文学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而存在的。特别是在这个时期，因为中苏关系之间的密切，苏联以“特写”指称“报告文学”的做法必然深刻地影响着本时期的中国文学文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将二者直接画等号。“特写”地位在诸多散文分类中的凸显，让我们看到了巴金之于报告文学的偏爱。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丰硕的文学道路上，这一文体陪伴着巴金一路走来。
一直都无意于成为文学家的巴金自然更加无意于成为报告文学家，他在文学生涯开始阶段对报告文学的接受与创作以及后来两次井喷式的集中写作似乎都没有体现出很明显的文体自觉性。这样的简单判断不应该成为将巴金排除在报告文学研究范畴之外的理由，毕竟即便是在今日，“作家们对其作为一种文体的认识也仍然莫衷一是，文体意识未能清晰地建立起来，文本组织的秩序感和凝聚力没有清晰地显示出来。”就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巴金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早在20年代末期自己文学生涯刚刚起步时对于“安那其主义”者的系列式报告文学创作的尝试无疑比起左联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风起云涌要早许多，其作品中浸透的文学性的彰显也要明显地强于同时期的其他报告文学文本，报告的真实有效与文学的感染力双管齐下。而抗战时期与抗美援朝及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期的集中式写作所体现出来的白描式的人物塑造方法、第一人称的叙事选择、题材上对于主流的相对偏离以及文学性色彩的浓烈等等都彰显了巴金报告文学的独特性。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反法西斯画册的翻译及印制所透射出来的他独到的报告文学形式上的创新，更进一步确证了报告文学之于巴金的重要性。同为三十年代重要小说家的茅盾在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方面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但创作方面的缺位却使它丧失了实践理性，很多观点本身也文如其名地存在着矛盾。在这个方面，巴金显然更加实在。
梁实秋的简单经历或故事50字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我国著名学者、教授、文学家、翻译家。20年代起活跃于中国文坛和教育界，曾在北大、北师大、青岛大学等校任教，主编过《自由评论》周刊、《时事新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与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月刊。1949年去台湾，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著作甚多，有《雅舍小品》四集等，译有《莎士比亚全集》。他长于文艺评论，有不少理论性文章，在书评领域有重要建树。
梁实秋最早的书评是1922年写的《〈草儿〉评论》，《草儿》是康白情的诗集，作于1919年。当时影响很大。胡适称它是“一部最重要的创作”，认为他“无意于创造而创造了，无心于解放然而他解放的成绩最大”。《草儿》是康白情创造和解放的例证。认为《草儿》是开创新诗一个时代的作品。“白情的《草儿》在中国文学史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纪游诗”，“可算是大成功了”。但是，梁实秋的评论几乎完全相反，几乎是针锋相对。他引用《草儿》里的大量诗作，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是《草儿》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在中国20年代初新诗坛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他要通过评论消除这种影响，藉以扫除诗坛的鄙陋之风。他说《草儿》一半算不得诗。有些只是演说词，分成行便成了诗。“《草儿》里的纪事文字太多了，占了全集大半”，“我们不能承认记事文是诗”。“《草儿》是急就的、草率的、半生不熟的”，而且“情感也不丰富，想像力当然也没有施展他最大的价值之余地。”他和胡适的评论，都是1922年秋天所写，前后仅相差19天。胡适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对《草儿》加以肯定。梁实秋从艺术的角度，加以否定。梁实秋时年19岁，颇有初生牛犊之气，亦有猛虎下山之势，毫不留情地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实秋书评的个性和评论特点。这种特点和气势，在后来的书评里，除和鲁迅的论争中，有所显示外，其他时间似乎没有了。
对《草儿》评论以后，梁实秋还有1928年出版的《书评两种》，评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玛丽·玛丽》和1980年出版的《书评7则》。7则书评是：《读马译〈世说新语〉》、《西方的典籍》（赫琴斯著）、《青衣·花脸·小丑》（丁秉鐩著）、《读〈烹调原理〉》（张起钧著）、《读〈文明的跃进〉》（布罗诺斯基著）、《祝〈书评书目〉五周年》（期刊）、《读〈历史研究〉》（汤因比著）。他只把这7则和评潘光旦的两则共9则当成书评，其实他的书评作品还有很多，比如评胡适的《尝试集》、《西莹闲话》、《誓还小品》、《独往集》、《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现代学人散记》等，此外还有评徐志摩的诗文，对鲁迅等散文的评论。
在后来对这些作品的评论中，没有当初评《草儿》的那种锐气，比较平实柔和，比较随意，比较分散。只注重可读性、艺术性、兴趣所致，随读随评，不成体系，缺乏系统。但是，不管他评哪种书，他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作者和作品内容，用他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思想加以分析，既能讲清楚原作者的背景，也能评析出原著的特色，这充分反映出他知识的广博，也反映出他思想的锐敏和活跃。
这里，举出他评书的几例，以说明他书评的特色。《读马译〈世说新语〉》，不仅简要地评介了《世说新语》的内容价值；“3卷26篇，1134条”，“写作在南朝文风炽烈之时，文笔非常优美，简炼而隽永，涉及的事迹起于西汉止于东晋300年左右，人物达600人，内容之丰富可想而知”。还着重地评论了“译”的功夫。他针对别人否定马译的议论，为之正名，为之肯定。他以自己试译不成而拱托《世说新语》之难译，自己译“二、三十段后即知难而退”。他盛赞马君用20年辛苦、20年心血，专心一致，锲而不舍，全文照译，绝无脱漏，难能可贵，最值得钦佩，充分肯定翻译此书的成就与向外国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读〈烹调原理〉》，评得十分有趣。这是一本反映饮食文化的书。他认为饮食是生活艺术中的重要项目，食谱应重于情趣。此书“对烹饪一道做全盘的了解，条分缕析地作理论的说明，真所谓疱丁解牛，近于道矣”。他在简单的理论概括之后，便将饮食艺术化，以自己的实际体会，带文化色彩地、艺术地将北京有名的老酒楼，名牌名菜烹调之术加以分析介绍，不仅评得有趣，且使人馋涎欲滴。他评饮食的书还有《媛姗食谱》、《饮膳正要》、《中国吃》，评论中除了将饮食艺术化，文化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谈吃，深深地显露出他对北京，对故乡的深切怀恋之情。
萧继宗的《独往集》是一本杂文，梁实秋用杂文手法，层层深入地评论。文章开头是“狮子和虎，在猎食的时候，都是独来独往；狐狸和犬，则往往成群结队”。使人想到其人其文的特点，萧君的与众不同。继而用作者自序中的“孤介”，“自话自说”解释其作品是“不追逐时髦，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说言不由衷的话”。这样深化作者的个性。进而概括全部作品：“每一篇都有作者自己的见地，不人云亦云”。作者有幽默感、正义感、文章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再抓往《哆嗦》篇，深入发挥，用实例证实自己的结论。最后以《立言》篇的一句话：做学问要“向科学方面寻出路”，全文戛然而止。评论虽不长，却层层深入，富于哲理，耐人寻味。
有人评论梁实秋“两脚踏中西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这是指他对中西文化、新旧文化都有研究。的确，他对西方文艺研究是比较深的。和评国内作品相比，梁实秋对西方著作的评论，成就要大得多。特别是对介绍和引进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与同时代人相比，他算是佼佼者。他的评论有《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何瑞思之〈诗的艺术〉》、《评〈沉思录〉》、《汉烈的〈回意集〉》、《怎样读〈英国文学史〉》、《辛克尔的〈拜金艺术〉》、《玛丽·玛丽》、《读〈文明的跃升〉》，《读〈历史研究〉》、《大街》等都很有代表性。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文学评论的鼻祖，他的《诗学》被西方奉为批评理论经典。何瑞思是罗马最大的批评家，他的《诗的艺术》是相当于《诗学》的批评杰作。梁实秋在评论中不仅介绍了两书的内容、特点，还联系时代背景，阐述了批评理论的发展过程，肯定它们的成就和历史地位，说《诗学》的主旨在于申述一个普遍的艺术原则，不在批评希腊全盛时代的那些作家。所以我们应把《诗学》当做艺术原理的第一部杰作，不应把《诗学》仅仅当做某一地点的产物。认为《诗学》的论述有普遍意义，推崇为一种普遍原理。何瑞思的《诗的艺术》对文学的批评是健全的，他的全部批评学说“泰半不悖亚里士多德”，是两篇很出色的学术评论。其余为对哲学、文学史、历史、小说的评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梁实秋在评论西方作品的同时，还评论了多篇批评理论著作。他1934年出版的《文艺批评论》是一本关于欧洲文艺批评的专论。内容分绪论、古典的批评——希腊时代、古典的批评——罗马时代、中古与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的批评、浪漫主义的批评、近代的批评、结论。他联系各个时代的作者、作品，按历史顺序，阐述了西方文艺批评思想发展的情势，不仅是客观地叙述，有自己的思考和评析，既系统又有一定的深度。他还写有《喀赖尔的文学批评论》、《西塞罗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辩》、《王尔德的唯美主义》等。这些评论涉及了批评领域理论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今天，读这些评论对我们了解西方文艺评论的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重辩“抗战无关论”——真君子与真小人的争斗
多半个世纪以前，有一个人忽然发现自己上了日本侦缉队的黑名单，于是当即写下遗嘱，连夜逃离北平去了四川，从此数载飘零，妻子离散，苦不堪言。而长久以来，这个人却被很多人称作是走狗、乏走狗甚至汉奸，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明眼人一看便知，我说的是梁实秋先生。
青年时代的梁实秋是个衷肠激烈的人，在日寇咄咄逼人准备饮马中原的时候，他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政论抨击实事。北平未沦陷之前，他在饭桌上沉痛地对自己的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你明天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赤子之心，溢于言表。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才打算对他采取一点行动。他在《回忆抗战时期》一文中提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日寇攻占北平。数日后北大司事张忠级先生匆匆来告：‘有熟人在侦缉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中，走为上策’。”当时的情形很紧张，同行的还有叶公超等人，但是为安全起见，几个人竟在火车上装作互不认识，终途不发一言。
客观来说，战争时期，文人的直接用处并不大，但是大家还是在兢兢业业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沈从文、金岳霖等人在联大教书，老舍担任了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负责人，当然还有周作人，不听朋友们的规劝，大义凛然地选择了另外一条路。这个时候梁实秋不想去教书，与武人出身的沈从文相比，梁实秋反而有一种更为入世的情结。很多文人出于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理，常常把政治贬得一文不值，以衬托自己的清高。但是梁实秋不然，他晚年在接受丘彦明采访的时候说过：“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是职业。”他试图以学者的视野关照政治，这注定了他一生会屡屡碰壁，李敖曾批评晚年的梁实秋太过窝囊，但这其实也是历尽沧桑后的无奈。正如他晚年所说：“好不容易抗战胜利结束，大乱又起，避地海曲，万念俱灰。无补大局，宁愿三缄其口。”
让梁实秋名声大噪的有三件事：第一当然是和鲁迅先生的论战，第二则是千夫所指的“抗战无关论”，第三则是风行海内的《雅舍小品》，至于翻译莎士比亚，个人以为倒要向后靠了。鲁梁论战一下子使梁实秋成了左翼文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当年他住筒子楼的时候就有人骂他是走狗、乏走狗，一旦要是让人抓住一点可以供曲解之用的把柄，那暴风骤雨般颠倒黑白的批判，自然也是要接踵而至的了。
这就是让他背了半辈子黑锅的那段编者按：“现在中国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字面上没有任何问题，入情入理，实际上字面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这些话显然有点太过书生气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正如梁实秋后来所说：“我根本没说过‘文艺与抗战无关’这样的话。这是左翼仁兄善于给人带帽子的惯伎……抗战前的五六年间，左翼仁兄一直在攻击我，其原因是一小撮人士假借与文学无关的力量，企图造成一种声势称霸所谓‘文坛’，来‘为政治服务’。他们当然不能容忍任何人的异议。我批评过鲁迅译的《文艺政策》，我也揭露过‘普罗文学’之暴起与突落，我一贯主张思想自由，这都是遭当时某些人之大忌的。抗战军兴，我更主张一致对外，不能同情对政府一切阳奉阴违的行动，这也是招怨的另一原因。因此就有人制造了一个‘抗战无关论’的帽子送给我戴。其高潮是延安拒绝我以‘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观察团’团员身分前往访问。其实我是怀着很大的热诚希望能去实地访问。”显然，所谓“抗战无关论”并非来自梁的文本本身，而是来自于别人的推理，这种推理是蓄谋已久的，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 30年代的时候梁在上海为别人出庭作证，就被田汉（田当时在旁听）有意误传为梁实秋被捕，而且被捕后还托胡适向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求助云云，这次推理较之 “抗战无关论”更加匪夷所思，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民族问题那么敏感，只是“乏走狗”的一个注解而已，所以也就没有“抗战无关论”那么大的影响力。
梁实秋的言论被曲解之后，马上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围攻，我们来看看不同的人所使用的不同的攻击方式：
罗荪在重庆1938年12月5日的《大公报》上说梁实秋是故意“标新立异”，而且是在“投人所好”，是“赌场上的押冷门”。“标新立异”还则罢了，“投人所好”这个词，在当时真的是十分危险。试想，大家都在写抗战，忽然梁先生说不要写抗战了（实际上梁说的是不一定非要写抗战，在这里我们先按罗荪的理解来推理），那么梁先生这时在偷谁所好呢？共产党？当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那当然就是大日本帝国和他们的汪先生了，所以这就是梁先生所押的“冷门 ”。梁实秋的本意其实只是想提高报纸副刊的质量，但是从罗荪的渲染开始，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梁以前的和潜在的论敌们都意识到，这是把梁实秋批倒批臭的天赐良机。
有意思的是，罗荪为了证明梁实秋“脱离现实”，是“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幻想”，竟说梁“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物里面的”，现在则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对此，梁实秋郑重反驳：“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时要坐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自命为左翼作家的一位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这一笔，不高明。”抬杠本身不是坏事，但是捏造论据的抬杠，是低劣的抬杠。罗荪为了证明梁实秋的卖国思想，又在接下来的《再论“与抗战无关 ”》（我实在不明白“与抗战无关”几个字为什么要加双引号，这明明是罗荪本人造出来的）一文中，举出梁实秋在很久以前的《自由评论》上说过的“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的言论为证，但是他好像没看见后面写得清清楚楚，梁先生让大家放弃大国心态的目的是为了自强。对此，梁实秋未作反驳，因为不看上下文是小学生才会犯的毛病，罗荪先生这一笔，更不高明。
著名的左翼批评家巴人也在其《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中说到，梁实秋“要求无关抗战的的文字”是“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人。”读到巴人这几句话的时候我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抗战的时候是不允许写与抗战无关的文字的，所以小学生写“人口手上中下”与抗战无关，就不是中国人；所以帐房先生记个帐与抗战无关，也不是中国人；所以抗战时期的钞票上只印着面额和“××银行”的字样而没有抗战标语，所以花这种钱的人，全都不是中国人。我猜巴人同志当时无论写什么都会先写两句抗日的话，就算是上厕所，也要先在草纸上工笔正楷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又想起从前的结婚证上，在正文之前，总要有几句“备战，备荒，为人民”之类的毛主席语录，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巴人又说，梁实秋“痛骂抗战文艺为‘抗战八股’”，根源在于“想达到他那压制抗日的国防文学的怒潮似的生长”，说梁实秋想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 ”，而是抗战本身。天哪，梁实秋一介书生，居然想“压制抗日”、“消灭抗战”，他胆子忒大了，能耐也忒大了。马季先生说过一个相声：有人说马季下了一个鸡蛋，这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但是却越传越玄，有人说他下的是咸鸭蛋，有人说是鹅蛋，最后竟成了恐龙蛋，还孵出来一只小猪。我看巴人孵猪的本事就实在不小，几句对副刊的技术性意见，竟被发扬光大成了扼杀抗战的反动宣言，竟成了梁实秋通敌卖国的有力证据，巴人同志这样好的想象力，不写小说而作批评家，实在可惜了。我实在为巴人这种人感到悲哀，他本人在抗战中也并没有作出什么光彩的贡献，自始至终都是个躲起来说大话的角色，他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上了日本侦缉队黑名单的梁实秋，有什么资格去评论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冒着生命危险去视察华北前线的梁实秋！
当时批判梁实秋的人还有很多，但是像郭沫若、张天翼、茅盾等人的评论，其实都没有出罗荪和巴人的窠臼，在此也就不提了。必须要提的还有两个人：朱光潜和沈从文。这也是两位书生气十足的先生，在别人痛打落水狗的时候（就算不打也是避之惟恐不及），他们却各自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无端把自己也卷了进去。那些红了眼的文人和兼职文人以及伪文人正愁找不到梁实秋的同党，于是他们不幸也成了靶子，恶毒的语言顿时铺天盖地而来。中国有句话叫做“大丈夫相时而动”，没错，因为大丈夫是能屈能伸的。所以朱、沈二位先生不是“大丈夫”，他们是真君子，但是真君子在世俗的层面上，是敌不过真小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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