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的文学理论代表作品，魏晋南北朝音乐家及代表作？
嵇康：中国十大音乐家之一。魏末文学家、琴家、音乐理论家，竹林七贤之一。
作有琴曲《嵇氏四弄》，包括：《长清》、《短清》、《长侧》、《短侧》，与《蔡氏五弄》合称《九弄》。他的《琴赋》生动地描绘了琴曲艺术的多种表现，并评论了当时的一些琴曲，具有史料价值。，此外，《玄默》、《孤馆遇神》等琴曲也传为他的作品。他的音乐理论代表作品有《声无哀乐论》和《琴赋》，对音乐和琴的奏法及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
崔如琢的画好在哪里？
十方真定是前生——崔如琢先生谈《百年巨匠》饶宗颐https://mp.weixin.qq.com/s/ZjeHWhzUbuSGkqXxtno3qA
饶公宗颐，字伯濂，号选堂。取名宗颐，有师法宋儒周敦颐，理学入世之意。幼治经史，熟读诸子百家，事功才止此，物理故难量，故伯濂之字，始终未用。四十岁不惑之后，又独好释书，无日不与三藏结源。1981年，游太原，夜梦有人相告，其名宗颐相同于公元1082年大同华严寺大德高僧慧觉大师宗颐，笃定前世有缘，因镌一闲章，十方真定是前生而自解。
又绝非偶然，宗颐二字又相同于与一休和尚同出一门日本大德寺高僧，1375年出生的养叟宗颐。如其所云，前世是否有缘不易相知，然后名字之偶合，亦非偶然，故尔，心仪的如来，恍若前佛转世。嗜痴于佛学，尤以清“四僧”，石涛、朱耷、髡残、渐江为最。
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二十一世纪之初，饶公在澳门主持＂至人无法，句出石涛＂——八大山人、石涛书画展，旅居美国的画家崔如琢先生，亲赴澳门，彼此惺惺相惜，一见如故的两只大手，终于紧紧地握在一起：
＂⋯⋯是八大山人，石涛，特别是石涛收藏与研究上，使我与饶公成了彼此心有灵犀的好朋友⋯⋯＂
——如琢先生如是说，至今还沉浸在与饶公的交往之中。想当年，崔如琢先生在日本高价购得石涛在安徽宣城敬亭山广教寺出家时候创造的《石涛罗汉百开册页》，饶公爱不释手，大为赞叹，亲自题名《石涛罗汉百页图册》，经过认真研究后，认定石涛所画罗汉之造像，皆出自小乘佛法人物，又再次亲自题名小乘宗，足见一代学人的严谨与认真。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书画鉴赏大家饶公，一直对崔如琢先生的书画作品情有独钟，十分赞赏，亲自题词为序：
"文以气为主，画亦同然。阮籍使气以为诗。庄生云：伏羲得之以袭气母，固气者，笔之母也。缶翁籍石鼓之力以蓄其气，崔君承苦禅先生笔墨益加开拓，尤能力以举之，气以驭之，此其所以为画坛英绝领袖也。"
饶公不愧为百年巨匠，短短八十字，《庄子·大宗师》：＂以挈天地，以袭气母，维斗得之，终古不忒，日月得之，终古不息＂。《文心雕龙》：" 嵇康 师心以遣论， 阮籍 使气以命诗"，信手拈来，又以缶翁吴昌硕以喻如琢先生为画坛英绝领䄂，足见饶公与如琢先生深为知己也。此短短八十字，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足可谓之最简短、最深刻的书画理论，悟之有得，自然会终生受之有益。
饶公是香港的文化名片，集儒释道于大乘
魏晋士人的人格特征是怎样的？
中国有两个时代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对自我文化产生怀疑。一是魏晋时期，汉末的混乱，儒学的治世之功受到极大怀疑，佛教此时在中国发展；另一个时期是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以西方科学改良中国。
魏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且多是篡权，政治伦理丧失，贵族势力强大，魏晋忠孝二字去掉了忠，只能谈孝。
至东晋更是门阀治世，王与马共天下，王导家代表的贵族与司马家共有天下，政治的混乱，士人无力，而心又不甘，避世与全身，成为主要的思想倾向。正如鲁迅所言，魏晋风度，就是喝酒，磕药，清谈，写文章。
磕药，就是五石散，吃完浑身发热，由曹操养子何宴首先开始服用，随后成为流行，麻痹自己的一种方式。
清谈也是当时流行的社交活动，一般伴以服散，裸露和美酒。
佛教开始流行，一是梁武帝的推广，再则黄老之学的避世全身之学典籍有限，除了老子5000言，仅有庄子，完全不够读，佛教浩如烟海的经典满足了这种需求。
从几个鲜明的人物命运，可以一窥那时士人的风度。
竹林七贤是那个时代文人圈子的顶级圈层，其中之一刘伶，每日驾车游荡喝酒，后面跟一个人扛着锄头，说，死便埋我！在哪里喝死了，你就在哪里把我埋了便是。洒脱如此。
嵇康对司马氏极度鄙视，每日打铁喝酒不附权贵，钟会多次结交反遭其羞辱，最后被诬陷害死狱中。
谢灵运则显示更多的矛盾性，生于王谢堂前燕中的谢家，家世显赫，然恰逢刘裕以宋代晋，刘宋皇帝钦佩谢灵运的文学，并不希望他参与政治，谢灵运则对时局不满一心改良政治，最终在失意时，写出：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此诗自比张良，表达的是对前朝的忠诚，最终被宋文帝刘义隆处死。
魏晋士人，不满现实，抗争无力，避世，全身，充满矛盾性。
黄老之学与老庄学派有何区别？
这个问题其实颇多人误解，他们有相似之处，但渊源以及后来引申出的涵义各不相同。
下面我将分别进行阐述，大家就当故事看好了。
1、黄老之学我们先了解下这个学说的由来。
黄帝，上古圣人，人文初祖。关于他的事迹只剩下后人传说。
黄帝第一次真实地出现在众人眼前，是因为一本医书《黄帝内经》。这部书首次在医学上建立了“脉象说”、“经络说”等传统医学理论，在西汉中期时本书已成了医学经典。
此时黄帝的意义便因之从政治上的古代圣王，变为了文化上的医道、养生的符号。
黄、老起初并无交集，我们现在看的说汉初实行“黄老思想”，其实这个说法是后人用后来的语言表述的，最初的说法是“无为而治”。《史记》中就没说是“黄老”。
黄老并称是起源于后来的东汉末年，由道教奉为创派始祖，故此才开始“黄老”并称。
那么有个问题，道教为何要并称“黄老”为始祖？
这就不得不感谢它此后的老冤家——佛教了。佛教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但最初都只从事佛典的翻译工作，没什么大发展。直到东汉末年，借着战乱频仍，百姓亟需求得安宁，佛教便成为了百姓逃避现实的精神依归。此时的佛教，我们可以称它为原教旨佛教，并不同于后来本土化后的禅宗。
所以佛教触动了本土文化的强烈反弹，于是道教便诞生了。它几乎是比照着佛教进行架构的，但听说佛祖释迦挺古老的，为了压佛教一头，就必须找个比对方更古老尊贵的才行。起初找到了老子，但感觉两者年代差不多，于是只得再往前追溯，因《黄帝内经》与道家思想相近，黄帝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也就从这时开始“黄老”并称。
注意，道教跟道家其实是两回事。道家主张顺乎自然，释放天性自由；而道教却是逆天而行，修道炼丹，追寻长生不老。这是先秦和武帝时方士的饭碗，所以后来道教便将先秦的方士都化为了仙人。这在李白的诗中屡见不鲜。
所以综上，“黄老”的概念起源于道教，代表的是长生、养生、医道等概念。古人常说擅长黄老之术，就是指医术很厉害，能让人延年益寿。
这里再说句题外话。
《黄帝内经》之所以蕴含道家思想，是因为它本身就不是黄帝写的，它跟《老子》《庄子》一样，都不是一人一时所作，而是跨年代的汇编。
据宋代邵雍、朱熹等考证，《四库全书》为佐，《黄帝内经》中一部分成于战国时代，一部分成于西汉初。所以，汉初不可能有“黄老”说法，反而它受当时道家影响，两者相通很正常。
还有老子也因受道教推崇，到宋代时被尊为三清始祖。
2、老庄之学毫无疑问，这是道家的正统学派，但他们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并称。
战国后，汉初时，老学最为兴盛。东汉末一直到南北朝，庄学最盛。《三国志》中嵇康就喜欢说“老庄”。“老庄”的并称，便也由此开始。
老子跟庄子的学说在“道”、“德”两个根本观念上相同，但由此阐发出来的各自学说却不一样。
道家思想其实早就有了，但真正成家成派要到战国中期，与孟子同时代。
司马迁《史记》中就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说白了就是，道家是博采各家之所长而成就自己的思想。可能有朋友要问了，老子不是孔子的老师吗，应该至少跟孔子同时代呀？
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著《老子》的李耳与孔子之师老聃其实是两个人。老聃其人有没有，已不可考。但李耳确有此人，《史记》中对他的世系后人都写得明白。此外，著名史学大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中也考订他是战国中期之人，冯友兰写哲学史也与其相同。
那为何两人会混为一谈呢？
这就是太史公的误笔了。只要读了《史记》中对老子的论述就会产生疑惑，一会儿是确定的史实，一会儿又成了神秘的玄虚。这就是将李耳与老聃合一的结果。
总的来说，杨朱是道家的第一阶段，孟子就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是杨朱，墨指墨家，墨子早去世了。
《老子》是道家的第二阶段，《庄子》是第三阶段。
但就道家内部的脉络而言，老庄是一脉，其他如尹文等是另一派。
《老子》主要侧重应世的方法，也就是面对人事的做法。《庄子》则是超脱人事之上的，讲相对幸福与绝对幸福，自由与平等，以及绝对的逍遥。说白了就是，庄子追求一种有别于现实人事的抽象的经验世界。
经过两晋南北朝的玄谈清议，老庄学说便代表了一种清静无为，追求人性自由的学说。此后，凡仕途不顺或隐居者，便都好“老庄”。
最后说一句，不要信某某词条，不去看近现代学术考证，不看作者年代，哪些篇幅是自己的，哪些是后人加的，直接就论述，太糙了。
以上。
中国文化艺术之根本文化？
这个问题有点大，这恐怕也是学术界一直讨论的问题。究其中国文化艺术之根本，我觉得要看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是什么。
中国历史经历了五千多年的沧桑巨变，中国汉文化依然得以有序的传承，虽然在传承中面临许多问题，中国的汉文化也曾受到其它文化的排挤，直至今日有了很多方式和形式，但汉文化的基本特征没有变，被传承下来，而且变得更加成熟，更有了自己独特的性格。
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传承都有各自的特点，互相之间也都产生过矛盾。在文化艺术领域，每一个时期都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才和艺术大师，但就文化艺术方面也争论不断。就这一点不难看出，文化艺术方面都强调自身的性格，文化艺术表现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又有迴然不同的意义，但相互之间也并非是排挤的关系。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代表东方文化，不单单是因为他的受用人群庞大，更是中华文化特有的气质。
中华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中华文化在纷乱的历史进程中被其它文化所吞噬。但历史证实了一点，就是汉文化没有被同化，相反的是对外来文化进行了同化（汉化）。这一点也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既中国文化不是一个独立的文化，而是通过较强的包容性对其它文化兼收并蓄，它的成熟靠的不是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学习，吸收其它民族文化的特点，学习其它民族的长处，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中国文化显的更加游刃有余，在世界的艺术范畴内中国文化艺术又显得那么与众不同，这也是民族文化的气质与素养。
中国文化艺术与西方文化艺术迴然不同的表现风格和艺术造诣。
在表现手法方面，中国文化艺术更加注重的是平衡，注重培养艺术家本身的文化修养和文化造诣，艺术表现形式和题材也更加注重和谐统一的特点，讲究气韵，这与中国文化特色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纵观历史，中国文化的产生有它的独特性，华夏文明是一个农耕文化孕育的文明，中国人民学会了观察自然，利用自然，长期以来与自然协同发展，这也是形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条件之一。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人们学会了思考，思考如何能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中国人讲求的是天地人和，这种文化也表现了中国人的气质，中国文化是无数代人气质沉淀的结晶。在艺术方面，对作家个人的艺术修养有着极高的要求，但又不限制其思想上的开放性，具体表现上，如中国画不拘一格，彰显了画家个人的心境，思想和性格。中国画不注重绘画技法，更多的是对所表现的事物和人物内心的表达，更注重表现绘画人的思想境界。在文化上或生活上，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处世哲学。中国文化融合了多民族和多元特色，这个文化最大特点就是包容。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发展至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对于外来文化我们应该是学习而不是排斥，文化的发展不仅仅靠自己本身的魅力，更在于不断学习和进步，使之不断成熟。
发展至今，中国文化〈华夏文明）汉文化己广传四海，中国文化以独特的方式进行传承 、包容、影响着世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特征性，民族性就是中国文化艺术之根本文化。
箫和琴在我国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
在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进入了“耜耕农业”阶段，但是狩猎经济仍占一定比例。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现的160件骨哨，就是一种有趣的助猎工具和原始乐器。
一、骨哨：原始的吹奏乐器据试验，有些骨哨，至今仍可吹出简单的音调，和鸟鸣之声极相似。不难想象，当年河姆渡人利用骨哨所发生的假鸟声诱鸟飞来，然后用箭射杀，或用网诱捕的情景。无独有偶，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也出土过两件陶哨，形似橄榄，这是商代晚期才基本定型的旋律乐器陶埙的雏雏形。
据说原始人还有一种比陶哨、骨哨更有趣的狩猎工具，叫做“鹿笛”。吸鹿笛时，可以发出公鹿的叫声；吹鹿笛时，可以发出母鹿的声音。至今东北鄂温克族的猎手们，在每年七、八月份母鹿发情期间，用木埙模仿母鹿叫声，诱捕公鹿，正是继承了祖先的遗风，可以作为历史传说中一个很好的佐证。
二、箫笙：后世管乐器制造的准绳在殿代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籥”字，观其字形很像原始的排箫。汉朝的《风俗通》上说：“舜作箫(排箫)，其形参差，以象风翼。”由此看来，排簫的出现是相当早的。这就说明古人在音乐技术的实践中，已经初步掌握了共鸣和管内空气柱的振动法则。否则，箫笙一类吹奏管乐器就难以发展，更不可能一鸣惊人。
到了春秋时代，簧管乐器——笙，成为器乐中最主要的乐器。它曾博得“珠垂玉振”的美名。但是，这类乐器中最重要的毕竟还要数箫和笛。
箫是竖吹的。今天的箫在汉魏六朝时代称为竖遂，唐宋以来，将它改称为箫或洞箫。而笛在古时叫做“横吹”，也有叫做横笛的。一竖一横，相得益彰。相传箫在早年由我国西北羌族地区传入中原；“横吹”原也流行于西北地区。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后传入当时的京城长安。因其制作简便，音色圆润柔和，“横笛短箫悲远天”，所以逐渐风全国，成为民间最常用的乐器之一。
尤其经过晋朝荀勖的研究改进，以三分损益法为基础，定出了相互间不等距的各音孔位置，并考虑了两端管口和各孔口的空气柱逸出部分，进行综合校正，从而制成了十二支发音精确的笛管(洞箫)，不仅为后世的管乐器制造提供了准绳，而且为我国的振动声学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三、管长及内径的计算萧、笛之类虽然结构简单，但和别的乐器一样，要材美工巧，才能获得好的音质。传说汉朝末年有名的音乐家蔡邕看中了刚竣工的“柯亭”上的一根椽子，拆下来制成了有名的竹笛——“柯亭笛”。它的声音柔美幽雅，特别好听。
明朝著名音乐理论家朱载堉对于竹管的选材也很注意。他说“竹虽天生，择之在人。”据他的经验，“旧用河南宜阳县金门山竹，不如浙江余杭县南笔管竹为隹。”朱载堉在他的理论研究和亲自动手制作乐器的实践中，成功地发现了古代音律研究往往归于失败的原因，在于忽视了管的内径，因而制定了一个在管律中求算管长及内径的公式。他的管径计算法传到欧洲以后，得到比利时皇家乐器博物馆馆长、声学家马隆的验证和极力推崇。马隆在1890年惊讶地说：“在管径大小这一点上，中国的乐律比我们更进步了，我们在这方面简直一点还没有讲到。”这也是吹奏乐器的研究对于我国乐律学的推动。
四、弹弦乐器：琴的起源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利用蚕丝的国家。商朝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樂”字，字形象木架上架着丝弦的样子。由此可以推测，丝弦乐器的出现最迟不晚于那个时候。
至于它的上限，在神话传说里有之，“庖羲作五十弦(大瑟)，黄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胜，乃破为二十五弦，具二均声。”关于它的起源有多种讲法，我们尽可以张开想象的翅膀，探索昔时往日之曲究系出于何处，寻觅宝瑟绮琴到底从何而来？当然，比较可靠的来源最好是从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去找一找。
在原始社会里，弓箭的出现，使人类不但有了射程远、命中率高的新式武器，而且还带来了“弦外之音”——弦乐器的诞生。弹弓的时候会发出声音，故弹弓就是最早的丝弦乐器的始祖。
五、琴为十大乐器之首瑟是一弦一音，只弹散音，比较原始。琴最变幻莫测。时至今日，以琴命名的乐器种类也很多。这里讲的“古琴”，就是七弦琴。《风俗通》上把琴列为十大乐器(琴、筝、琵、整篌、钟、磬、鼓、箫、笙、笛)之首。赞美它“大小得中而声音和，大声不喧晔而流漫，小声不湮灭而不闻。”在三大类乐器中，虽然丝弦乐器出现最晚，但琴声激扬优美，婉转清亮，英英鼓腹，洋洋盈耳，立即博得了人们的欢心。
到春秋时期，琴的弹奏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相传师旷鼓琴，通于神明，竟至鹄翔鹤舞。俞伯牙的《高山流水》，晋稽康的《广陵散》，都是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拿琴本身来说，古时有许多名琴，如清角、鸣廉、号钟、自鸣、绕梁、绿珠、焦尾等等。当年的实物已经不知去向，单是其漂亮的名字已足以令人神往。
六、古人对音调变化的规律的理解这些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春秋时代人们已经定性地知道了“小弦大声，大弦小声”的规律，也就是音调随弦线粗细密度变化的规律。我国古代还知道气候变化将引起弦线音调的变化。原因是，当空气潮湿时，弦线吸入水分因而变长。东汉王充的《论衡》上说：“天将雨，琴弦缓。”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一些出土的古琴上，镶嵌有十三个用螺钿做成的小圆星。据说这就是用来标记古琴上“泛音”位置的“徽”。同时，“徽”还规定了徽分和“按音”的位置。根据年代推算，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徽”已经存在。我国历史上虽未发现有关纯律的有系统的理论，但徽位的存在和利用，说明我国古代在实践上，关于物理学上的泛音和音乐学上的和声知识是很丰富的。
古时候，琴为“君子所常御，不离于身。”读书人往往都会操琴，但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研究的人却比较少。沈括不落俗套，他对古琴的传声性能作了深刻的研究。他说：“以琴言之，虽皆清实，其间有声重者，有声轻者，材中自有五音。”“不独五音也，又应诸调。…古法：一律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调，更细分之，尚不止八十四。”
在此，沈括掲示了物质材料除了能发出和传播合于它的固有频率的音以外，还能够传播任意的和无限多的受迫振动的音。沈括毕竟是古代不可多得的科学家。
综上所述，我们中华民族的沃土上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各种民族乐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各具特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仍在使用的民族乐器，共有二百多种。它们在钢琴、大小提琴等西方传入的新乐器冲击之下，犹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但在解放前也遭厄运，已经奄奄一息，解放后枯木逢春，加上现代科学技术的渗透，面貌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