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代表作家及作品流派

唐诗代表作家及作品流派，奸佞小人的诗都被编写进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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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唐诗》成于清代康熙年间，属于“奉敕”编纂，共收录隋唐及五代二千二百多人、近五千首诗文，是一部著名的大型类编诗歌总集。

诗集中之所以兼容并包，主要是因为文采和人品没有任何关系——《全唐诗》的入选标准恰恰就是依照作品的优劣，而不是人品的好坏。

我们有句老话叫“德才兼备”，这几乎成了我们选人用人评价人的一个主要依据。但很遗憾，现实中我们只能最大限度地去接近这一标准，而无法完全达到这个标准。因为人性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善变的东西，谁也无法保证能准确操纵或者控制人性本能的迸发和流动。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普通的艺术形式，它也只能反映作者的情绪变化，读者可以通过某篇作品看到作者的喜怒哀乐，却无法感知其人品的好坏。

今天就简单说一下《全唐诗》里最著名的奸佞文人。

先看两首诗。

（一）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

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

（二）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第一首摘自于“诗圣”杜甫的《述怀》，第二首是同时代著名诗人宋之问的《渡汉江》。从作者名气来说，杜甫远盛于宋之问；而从流传度来说，第二首却比第一首更广、更脍炙人口；甚至从诗的文学性和艺术性来说，《渡汉江》也要强于《述怀》。寥寥二十个字，语言极其浅近，思乡情怀却表达地殷切淋漓，诗的意境也极尽深邃和幽远之妙，是《全唐诗》乃至中国诗歌史上少有的佳作。

但是说到这里，问题来了：“文如其人”这句脸谱化和程式化的传统文学评论用语完全不适用于此：杜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大诗人，而宋之问却是热衷名利、攀附权贵、见利忘义、卖友求荣的无良文人和无耻小人。

公元705年，“神龙政变”一声炮响，武周垮台，武三思、张昌宗、张易之等人或死或贬，依附于他们的党羽爪牙也纷纷做鸟兽散，这其中就包括宋之问兄弟。心惊胆战的兄弟俩躲在好朋友张政之家里，风声鹤唳、度日如年，《渡汉江》就写于这一时期(这首诗里面的“怯”，写的不是一个游子近家时的激动心情，而是一个逃犯面对朝廷围捕时的恐惧）。没想到，张柬之等人革命不彻底，武三思咸鱼翻身，重新进入权力中枢并继续为恶，这让朝廷正义之士如张政之和驸马王同皎等人怒愤填膺，时常聚在一起抨击时政。在张政之家里避难的宋之问如获至宝，上演了一出唐朝版的“农夫和蛇”——向朝廷告密的宋氏兄弟重得富贵，张政之、王同皎等人人头落地。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总是读书人”，宋之问把这句话演绎地淋漓尽致。

不仅如此，另外一段“因诗杀人”的公案主角也是宋之问。“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是中国诗歌史上又一脍炙人口的名句，据说作者是宋之问的外甥刘希夷，宋之问向其讨要不得，竟痛下杀手，用土袋将刘希夷活活闷死后，把这首诗的冠名权据为己有。

造化总是如此，给人一副这样的皮囊，然后再配上一个别样的灵魂，所以就有了政治白痴的李白、华而不实的潘安、贪财好色不忠不孝的范晔（《后汉书》作者）、写“秽史”的魏收（《魏书》作者），等等。还有一个最具讽刺意义的两面性文人代表——元稹——他前面写下了最著名的悼亡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背后却是一个风流不羁、始乱终弃、负心薄幸的狠郎君。

所以，《全唐诗》作为一部专业性的断代文学总集，它只负责收集和呈现那一时段最好的作品，至于被收录人的人品如何，则完全不在编纂者的考虑范围之内。

另外，这个问题的提出，个人感觉还是和我们传统的人才评价标准有关，即凡事以“德”为先。其实，所谓“德”，它只关乎一个人道德修养，而与这个人的能力大小、文采高低以及身份贵贱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以“人品”为评价依据，把《全唐诗》中所谓“帝王贵胄”和“奸佞小人”的作品全部剔除出去的话，那么这部作品就没了，因为儒家思想里那种凭空臆想、近乎完美的道德人格根本不存在。

近代有哪些出名的古诗词？

近代也有许多比较出名的古诗词，如鲁迅，郭沫若，陈毅等写的有些代表作品。个人认为，尤以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诗词最为经典，可以说后无来者了。下面我选了几篇伟人的作品供大家欣赏。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于1936年2月在山西省石楼县留村所创作的这首词，词上片描写北国壮丽的雪景，纵横千万里，展示了大气磅礴、旷达豪迈的意境，抒发了词人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爱。下片议论与抒情，重点评论历史人物，歌颂当代英雄，抒发无产阶级要做世界的真正主人的豪情壮志。全词熔写景、议论和抒情于一炉，意境壮美，气势恢宏，感情奔放，胸襟豪迈，颇能代表毛泽东诗词的豪放风格。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忆秦娥，娄山关》是毛泽东又一轰动性的大作，许多文学大家对伟人这一作品给出最高分，说其可比李白的开山词牌《忆秦娥，箫声咽》，甚至比李白的更大气雄浑，李白词通过对一女子的描写揭露封建社会的残酷。伟人毛泽东则是通过描写抗战的残酷与人民不畏流血而开创新世纪的高度来抒写。明显高了一筹。

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七律·长征》写于1935年10月6日，当时红军攻占腊子口之后，六盘山之前，全诗短短数句，记载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意境雄浑，气势磅礴，感情奔放，构思奇伟。它是浩瀚诗海中一颗熠熠发光的明珠，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歌咏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

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1925年9月毛泽东准备从长沙前往广州主持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去广州前重游橘子洲，面对湘江上美丽的自然秋景，联想到国内革命形势，想到自己即将去广州主持运动讲习，不由得激扬不已，便以【长沙】为题写下此词。

全词通过对长沙秋景的描绘和对青年时代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提出了“谁主沉浮”的问题，表现了词人和战友们为了改造旧中国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壮志豪情。

作家写作积累要用的词有哪些？

作家写作要用的词是多方面的。一般来说，每种文体都有相对应的语体。如记叙类文章，包括文学作品，则应采用文艺语体。这种语体的特点是形象生动，富有感情色彩。适合描写环境、刻画人物，描写生活画面，而这正是作家要掌握的语体，因而作家应多积累些叙事类、描写类和抒情类方面的词语。

有哪些适合编成小说名的古诗词？

文化名人于丹老师在她的书《重温最美古诗词》中写到，“我一直深深的相信，每一个总国人生命的深处都 蛰伏着诗意，也许人的年岁越长越需要这样一种温暖，需要我们生命年华中的浪漫，让我们从现实的纠葛中拥有一种挣脱地心引力的力量”，“每个中国人，都是在诗歌里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成长”。古诗词有着一种温润的，但却可以震慑心灵的力量，很多作家都会从古诗当中汲取创作的灵感。

以古诗词为线索，为创作的小说或是影视作品命名的例子在当代并不鲜见，比如我们小时候都非常为之痴迷的琼瑶小说，很多可以说堪称言情类小说中经典。仔细揣摩不难发现，很多琼瑶小说的名字都可以寻觅到古诗词的影子。比如《在水一方》，出自《诗经 国风 秦风》的《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还有《庭院深深》，出自出自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一帘幽梦》出自宋代秦观《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刬尽还生。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无端天与娉婷，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还有台湾女作家三毛的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书名中也有古诗的影子，出自孟浩然《春晓》“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一些影视作品也会以古诗词命名，比如经典老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词 《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名则出自才女李清照的词《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由此可见，小说、影视剧等不乏以古诗词作为作品名字的例子。现挑选出一部分古诗词，个人认为都可以借鉴作为小说名字：

1、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唐.李商隐《乐游原》；

2、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崔护《题都城南庄》；

3、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 但见泪痕湿，不知心恨谁。——唐.李白《怨情》；

4、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唐.白居易《忆江南》；

5、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唐.李商隐《锦瑟》；

6、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宋.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7、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曹操《短歌行》；

8、红藕香残玉蕈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宋.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9、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宋.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10、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唐.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特点有什么不同？

近代学者将“唐诗”、“宋词”、“元曲”三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进行并列，并在之前冠以朝代，只是意在寻求一种在那个时代中最有特色的文学，而不是说“词”、“曲”成为了其他时代的主流文学。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学里，主流只有“诗文”两种，其他文学皆在边缘，这是贯穿了整个古典文学的事实。

造成这一现象的就在于“诗”、“词”、“曲”等文学体例在作用上的不同，衍生出了各自的风格特征，为不同的读者服务。

如果从受众来说，“诗”这一文体无疑是最为广泛的，上至庙堂，下至百姓，虽然不是人人都能作诗，但任何人都可以诵读。

对于士大夫来说，“诗言志”是一贯的传统。

这些人虽然被称为“诗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个具体的职业，当时没有人是专职写诗的。

在那个年代里，“诗”更像是一种抒发个人情志的载体，而不是单纯的文学作品。所以，这种文体关乎着作者的形象，自然不能随意对待。

比如说，明末清初有一个大儒叫做朱彝尊，在当时可谓是德高望重。但是，他曾经写过一首《风怀》诗，讲的是他和其妻弟的一段恋情，妻弟就是他妻子冯氏的妹妹。

因为是入赘冯氏，当时冯家相要效仿“娥皇女英”的故事，将冯氏和其妹妹一同嫁给朱彝尊，但不知为何又反悔了，这一对有情人最终没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这首诗歌虽然写得很好，但其内容却是男女私情，所以被当时很多人所抨击，即使朱彝尊是一代大儒也不能免于被责难。

从传统意义上说，一个人的诗歌写得好不好，这完全可以体现这个的志向是否高远。

对于普通人来讲，读诗也是一种提高情操的事情。

有一种说法，认为“诗”就像今天的歌词一样，可以用来演唱。

有一部分诗歌确实如此，是可以配乐的，毕竟这是从“诗经”、“乐府诗”等等年代就有的传统，“唐诗”也不例外。

比如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做“旗亭赌唱”。

《博异记》记载，王之涣、王昌龄、高适三人在一个小雪天里到旗亭这个地方喝酒，正巧碰到了一些歌舞伎来这里演出。

于是三人就约定，以三人诗作传唱的效果来看三人谁的名气更大。

一时间有三个歌姬唱了唐诗，其中王昌龄两首，高适一首。王之涣看不下去了，说这些唱曲的人都是小角色，一看就是这个团体里边缘化的人。他指着其中一个最貌美的歌姬说，如果她不唱自己的诗，那么这辈子都不和二人争高下了。

果然，这位歌姬一开口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正是王之涣的《凉州词》。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到，“诗”这一文体，不仅仅是在士大夫用以言志的载体，也是民间用以娱乐和陶冶的工具。

所以，“唐诗”在内容上必须是严肃的题材，不能纯粹地歌唱男女私情，它无论是揭露黑暗还是歌颂光明，都必须具有向上的精神状态，这才有教化意义。

而在形式上，也必须要雅俗共赏，即使是一些佶屈聱牙的作品，其实也只是用典较晦涩，语句较生硬，并不是难以理解。

“词”之一体，有人认为来源于宴饮之乐，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很多宴饮场合中，词的演唱确实较为合适，而这一文体和音乐也更为贴合。

而自从后主李煜变革词体之后，“词”就出现了分化，一些人走上了士大夫的雅致，另一些人走上了艳俗。

雅致之词的作者一般是比较显赫的贵族，他们的学识和修养不允许他们太接近于市井，所以这些人写出来的词往往较为高雅。

李煜就被认为是“变伶工之词”为“士大夫之词”，可以说是这一类作品的源头之一。

宋代对这样的风格继承较好的，是晏殊、欧阳修、陆游、等，他们的词作很少市井气，在具有音乐性的同时，还保留着高雅的情致。

而“艳俗”之词最好的代表士柳永，号称“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可见其在市井之中流传甚广。

柳永词作士大夫的高雅气质少，市井烟火气较多，适合勾栏瓦肆这样的场合传唱。

因为风格的不同，柳永在当时也是被上层社会的词人所唾弃。

比如在他干谒晏殊的时候，曾说自己和晏殊同样都写词，结果晏殊很冰冷地告诉他，自己虽然写词，但肯定不写像他那样俗艳的作品。

苏东坡虽然也比较欣赏柳永的辞句，但对于他的风格也是较为鄙夷。他有一次和其学生秦观说，没想到几天不见就去学了柳永的创作方法了？结果秦观很严肃地向他老师保证，自己虽然没什么能耐，但还不至于堕落到学柳永这样的人。

这两种风格都是比较适合宴饮场景的演唱，而东坡词走了另一种风格，不注重音乐性，这也和苏轼不通音律有关。

苏轼以写诗的手法来写词，赋予这种文体更为现实的意义，但这条路昙花一现，两宋之后没有人继承下来，清初阳羡词派虽然有些影子，但终究缺了点味道。

从整体来看，宋词这一类文学作品，蕴含的“情志”很少，多是以抒发情感为主，并且这些情感有很多都是不方便以诗的形式表露的，比如男女私情一类。

但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风格，士大夫的聚会自然不会演唱柳永等人俗艳的词作，否则大煞风景；而勾栏瓦肆自然也不会演唱太多高雅情致的作品，否则听得懂的人太少。

“词”的分化，其实和受众的文化修养有很大关系。

如果说“诗词”两种文体在流传上多少有点雅俗共赏的味道，那“元曲”几乎完全偏向于下层社会之中了。

这和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

元代之初，废除了科举制度，等于断绝了所有读书人进身的通道，一时间这些只会读书、治政的文人阶层被打落尘埃，不得不在市井之中摸爬滚打，寻求谋生的方式。

于是，很多读书人真的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写剧本。

像关汉卿这样的剧作家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被逼出来的，读书不能进入上层社会，那么只能以自己的文笔来谋生，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所以，元代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涌现了大量的戏曲作品。

而用以表演的戏剧也好，用以演唱的散曲也好，它们从实际上来说和“诗词”有根本区别。“诗词”是主动创作的，而“元曲”这种作品很多都是被动的商业文学。

即，这些作品必须要迎合大众的口味，故事要曲折离奇，辞句要通俗易懂，调子要容易演唱，这些都是不得不满足的要求。

因为，一旦有一个不符合，故事平淡，或者辞句艰涩，再或者表演难度高，就会导致不能实现“商业变现”，这些文人就没有饭吃。

所以，几乎所有的元曲作品都是较为俚俗的，其中夹杂着很多市井语言甚至方言俗语，和“诗词”相比，更具有烟火气和生活味道。

文学作品终归是需要读者来阅读的，一部作品从诞生到被人阅读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才能说这个作品的创作最终完成。

那么，读者其实也是决定文学风格的一个重要一环，在创作之处，要符合什么样的读者口味，会影响使用的语言和表达技巧等方方面面。

这是“唐诗”、“宋词”、“元曲”等不同体裁文学之间风格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

全唐诗共多少首？

《全唐诗》是清朝初年编修的汇集唐代诗歌的总集，全书共九百卷。共收录唐代诗人二千五百二十九人的诗作四万二千八百六十三首（有待争议，又言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或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清康熙四十四年曹寅、彭定求、沈立曾、杨中讷等奉敕编纂，成书于次年十月。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

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编成，主要是充分利用了季振宜编《唐诗》和胡震亨编《唐音统签》的成果。

由于成书仓促，存在问题也很多。当时朱彝尊已有“业经进呈，成书不说”之叹。其主要有如下数端：一、未及广检群书，故缺漏甚多；二、考订粗疏，多有误收，今人考订其误收他朝诗即达数百首之多，唐人张冠李戴、重收复出之作亦不少，三、小传较疏舛，作者先后次第亦多混乱；四、诸诗皆不注出处，征引者难以覆按；五、校勘不精，诗题及诗句错误较多。这些也都是当时一般官修书不愿深究的积习。

玄烨为《全唐诗》所作序中，谓全书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后人多从其说。其实，玄烨所举数并不精确，近年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将《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作了统计，结论是：该书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这个数字是相当可靠的。

此外据考证得知，唐诗作品存世者正式已知诗达五万五千七百三十首，句计三千零六十条；所涉唐代诗人三千七八百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