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代表作品有哪些，汉武帝时期著名音乐家？
答：汉武帝时期著名音乐家是李延年。
李延年，男，生年不详，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年—前101年）去世。造诣很高的音乐家，中山人（今河北省定州市），出身倡家，父母兄弟妹均通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代表作《佳人曲》。
李延年年轻时因犯法而被处腐刑，在宫里主管皇帝的猎犬的地方做事，其“性知音，善歌舞”，按《汉书》说法，在李夫人得宠前，他的歌声便颇受武帝喜爱，而按《史记》的说法，李延年是李夫人得宠后才引起汉武帝的注意。但可以明确的是，李延年的妹妹受封为夫人后，李延年荣宠一时，被封为乐府协律督尉，“佩两千石印授，而与上卧起”。后其妹病去，逐渐爱驰，因其弟李季奸乱后宫所连，被族。征和三年，李广利投降匈奴后，李家又一次被族诛，尽灭。
诗歌在17年里的发展1949？
中国诗歌成为新诗，成为自由诗，成为一个民族独立精神的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毛主席说：中国的年轻人应该读诗的，要重于新诗，不废古体。一句话，中国的青年们，似乎谁不写诗、谁不读诗就是跟不上时代潮流，诗歌成为了建国后人们最热衷的文学表达形式。在建国十七年文学中，诗歌是最主要的体裁。
57年之前主要有：
郭小川的诗
郭小川在当代诗坛上素有“战士诗人”之称，他的诗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时代精神。郭小川的诗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抒情诗，其中很大部分是政治抒情诗，如《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甘蔗林——青纱帐》及其姐妹篇《青纱帐——甘蔗林》以及《团泊洼的秋天》等；一类是叙事诗，如描写爱情的《白雪的赞歌》，歌颂革命军队中高级指挥员的《将军三部曲》等。
郭小川的诗，诗体形式丰富多样，不拘一格，吸取古今中外诗歌的优点并进行诗体的革新和创造，其诗体形式有楼梯式、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等。其语言刻意求工，富有音乐美，并从群众口头语、古典诗歌、民歌中吸取营养，形成独特鲜明的语言风格。格。
贺敬之的诗
贺敬之是著名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长篇政治抒情诗，如《东风万里》、《雷锋之歌》等；另一类是篇幅比较短小的抒情诗，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梳妆台》等。
《回延安》是采用“信天游”形式写成的一首激情澎湃的抒情诗。作品通过“我”回延安、忆延安、看延安新貌的过程，表达了诗人对“母亲”延安的那份永不泯灭的热爱。“信天游”形式和比兴手法的运动，具有朴实的民族音乐般的美感。
自1957年始，"十七年"诗歌创作进入了曲折发展的阶段。"反右"斗争扩大化使许多诗人如艾青、公刘、邵燕祥、流沙河、白桦等都被打成了"右派"。政治运动和思想禁锢，越来越严重地束缚了诗人们的手脚，使诗坛面临着危机。
闻捷的诗
诗集《天山牧歌》（1956）是闻捷抒情诗的代表作。其主题是为了记载各族人民生活的变迁，来歌唱刚刚开始的新时代。它具有那一年代的颂歌格调，但却有着真切朴实的生活气息。诗人以明朗的牧歌风格，歌唱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地方风情和精神生活。尤其是其中的爱情诗如《赛马》、《舞会结束以后》、《婚期》、《苹果树下》等，紧扣少数民族特有的风土人情来刻画男女间倾慕、追求、等待、表白等爱情生活情趣，别开生面，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这些爱情诗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即在构思上把爱情同创造新生活的劳动相结合，主题仍是“生活的赞歌”。
《复仇的火焰》是闻捷叙事诗的代表作，描写了人民解放军在哈萨克族人民协助下平息乌斯满叛乱的过程，诗作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情节曲折生动，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但在整体上显得诗意不足。
艾青与田间
艾青在“为社会主义歌唱”中，出版有《欢呼集》、《宝石的红黑》、《黑鳗》、《春天》、《海岬上》等，1957年遭到政治上的劫难。
田间以数量最多而引人注目，五六十年代他出版有短诗集10余部，长篇叙事诗集《长诗三首》、《天安门赞歌》和《赶车传》等。其中《赶车传》是包括《石不烂赶车》、《蓝妮》、《石不烂》、《毛主席》、《金娃》、《金不换》、《乐园歌》七部计两万行的长篇巨制。《赶车传》上、下卷分别于1959和1961年出版，带有致命的“浮夸”病。
李季、李瑛、公刘
李季于30年代初举家迁入油田落户，他写作了大量的与石油工人生活、劳动有关的诗，歌颂社会主义的建设英雄，长篇叙事诗《杨高传》是其代表作。
李瑛、公刘先后加入部队，军队生活对于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二人反映生活的内容和角度各有不同，大多与自己的经历和感情倾向有关。比如李瑛诗作主要以战士的眼光观察世界、观察人的心灵，表现战士忠于祖国与人民的情感；公刘则侧重写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和士兵。
1．"新民歌运动"
1958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这是配合"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号召下提出的。很快，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民歌运动从上到下在全国展开。当时的口号就是"人人写诗，集体写诗"，"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一夜之间，中国成了"诗国"。受经济工作中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影响，很多民歌作品盲目夸大、不切实际。如："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但也有一些作品，真实地表达了劳动群众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抒发了他们作为历史主人的自豪感，散发出清新质朴之气，如早期新民歌《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劳动人民征服自然的雄心一览无余。更多的民歌是在行政命令下以高指标高速度创作出来的，质量低下，粗制滥造。在采集民歌的运动中，各地还争先出版民歌集子。郭沫若和周扬在各地出版的歌谣选集基础上精选合编了《红旗歌谣》，各条战线上还有《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大跃进民歌选》等。
2．关于新诗的讨论1958年上半年，就新诗发展道路问题掀起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热点集中在新民歌是不是主流、民歌体有无局限、"新格律诗"能不能建立。讨论最后认为，中国新诗的出路在于"民歌"和"古典"。"大跃进民歌"被视为"两结合"的典范和"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这次讨论仍是偏重形式上的探讨，但由于受"左"的思潮控制，对新诗发展问题的讨论未能实事求是地深入。独尊民歌，反而把诗歌引向了题材单一、形式呆板、感情浮泛的末路。
3．长篇叙事诗的成就1960年前后，出现了大批长篇叙事诗。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还有田间的《赶车传》，臧克家的《李大钊》，梁上泉的《红云崖》等。此时的少数民族诗歌也不乏优秀之作，如蒙族诗人琶杰的《英雄的格斯尔可汗》，傣族诗人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波玉温的《彩虹》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丰富多彩的边地生活。长篇叙事诗的大量涌现，不仅为建国十周年庆典增添了夺目的一笔，而且填补了新中国诗坛上的许多空白，其成就是不应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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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名字中哪几个字不能乱用？
1. 忌讳生冷字 名字是供交际使用的，否则，名字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今的时代是计算机的时代，绝大多数计算机储存的汉字仅限于常用字。如果命名时，使用一些生僻字，一般人不认识，必须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命名使用生僻字，只能白白增加别人工作的难度、麻烦。 人们在使名时选用生僻字的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不落俗套。但一般人们认识的常用字，却不过三、四千字，而命名又主要是为了让别人称呼，并不是为了卖弄学问。有人曾举例说，当你去某个部门申请工作时，主管领导看了你的履历表后，如果认不出你的名字，那么对你的印象肯定也是很模糊的。如果他在叫你时，把你的名字读错又经你纠正，这场面可能会使领导尴尬。领导会觉得失了面子而窘迫甚至恼怒，你也可能会国因为领导然连你的名字都不认识而生轻视之心。日后在上下级相处过程中，就可能发生一些龃龉或不协调不融洽的现象。 命名固然要避免俗套和雷同，但不能靠使用生僻字。使用生僻字，影响了形象，妨碍了交际，可谓得不偿失。 我国汉字的数量非常多，仅《康熙字典》就收有四万二午一百七十四字，另外繁简字、古今字、正俗字之间往往有非常细微的差别。旧时人们命名，喜欢翻看《康熙字典》这是不足取的。我们要使用工具书，最理想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它在每个字下还收录词语，这对于命名很有参考价值。使用这部工具书也要注意，里面的生僻字，使用时要注意避开。 2. 忌讳祖先和先贤的起名字忌讳大全 汉族起名，一般避祖先的名号。其一是汉 族传统极讲辈分。以祖先名字为名，不但打扰了辈分的排序；而且会被视为祖先的不敬。其二是由于汉族的特殊性决定的。汉姓，首先是承继父姓，然后起一个本人的名字，而某些少数民族或外国人，有本名、父名或本名加母姓、父姓。如法国人的姓名通常为三段，即本名，加母姓，加父姓。如果汉姓名的在承继了父姓以后，再加上祖先的名字，那么两者就没有丝毫区别了，这样你根本无从分辨李四这个人到底是爷爷还是儿子了。 在封建制度下，人们不仅要“尊 祖敬宗”，而且要奉为至尊，即使直呼君主的名字也是大逆不道，清代的雍正、乾隆时，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处人死罪并殃及九族。于是这种忌讳便被称为“国讳”。 但就现代人而言，仅就名论，一般不以伟人、名人的名字为名。但有人因崇敬某一伟人或名人，特意取其名为名。如李大林、张大钊，便是取李大钊、斯大林之名为名。当然姓赵、姓关的人，也不应以“子龙”和“云长”为名了，否则便会今古不分。 3. 忌讳姓名字体的单调重复 有些人命名，喜欢利用汉字的形体结构做文章。例如：石、磊、林、森、聂、耳这三个名字即是此例。这种命名的审美效果颇佳，可惜我们的姓氏能如此利用的微乎其微。而且即使石、林、聂三姓，也不可能人人都使用这种方法。 有些人取名如果姓名三个字的部首偏旁完全相同，就会使人产生一种单调之感。特别是当你在书法签名时，就会更强烈地感觉到，偏旁部首相同的名字，如江浪涛、何信仁等，不论如何安排布局，都有一种呆板单调之感，不会产生点事纵逸、变化多姿、曲折交替，气韵贯注的美学效果。我们既然是用汉字取名，就不仅要考虑意义上高雅脱俗的抽象美，而且要注意书写时变化多姿的形象美。 上述例子说明名和姓存在形体结构的搭配问题。如果形体结构没有变化，姓名就显得呆板，拘谨。起名字忌讳大全 在运用字形命名时，过去有两种技巧，一是拆姓为名，另一是增姓为名。所谓的拆姓为名是指取名时截取的一部分作为名，或者把姓分割为两部分作为名。如商汤时的辅弼大臣伊尹，其中就是取姓的一部分“尹”而构成的，此外现代著名音乐家聂耳，著名作家舒舍予（老舍）、张大弓、计午言、董千里、杨木易也都属此类。另外还有雷雨田、何人可等也是将姓拆为两部分作为名的。古人有些人将名剖分为字，如南宋爱国诗人谢翱，字振皋羽，字即由名拆开而成。明代的章溢字三益、徐舫字方舟、宋玫字文玉，清代的尤侗字同人、林佶字吉人都属此类。还如清代的毛奇龄字大可等。还有些人是将姓名剖分为号，如清代的胡珏号古月老人，徐渭号水月田道，则又分名入号。 所谓的增姓为名是指在姓的基础上再增添一些笔划或部首构成一个新字成为名，如林森、于吁、金鑫、李季等。时喜欢将姓名用字的部首偏旁相同，并将此作为一种命名技巧来推广，如李季、张驰，这种技巧实际上不值得提倡。 4. 忌讳多音字 我国的姓氏多半属于单音字。也有个别姓氏属于多音字，如：乐字。这种姓氏显然在交际时会造成麻烦。如果说姓氏的多音是无可奈何的事实，那么名字的拟定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麻烦的。山东某地有一个学生名叫乐乐乐，老师上课时却不知该怎么叫他，老师居然让这个名字给难住了。这个名字的三个字都是多音字，可有八种读法，读者有兴趣可以自行排列一下。 看来这个学生的父母是成心跟整个社会过不去，一个名字居然有八种读音，在交际场合如何使用呢？到头来别人想叫不敢叫，唯恐叫错了被人耻笑，吃亏的还是自己。别人叫不上来，可以不叫，可以避开。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别人不叫，不使用，那么这个名字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 所以对于多音字应尽量回避。如果要用，最好通过联缀成义的办法标示音读。例如：崔乐天、孟乐章。前者通过“天”说明“乐”当读l&egr***e;，后者通过“章”说明“乐”读yu&egr***e;。最后一个用意义告诉你应读什么。 汉语有相当一部分多音字常用的只有一个音。这样的多音字在命名时就不必担心使用时会产生误读。 5、忌读“绕口”字 命名有时可以得用叠音的方法。例如：丁丁、方 芳、辛欣等。如果不是叠音的姓名，名和姓的发音方法就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否则，读起来不顺口，达不到的效果。有些名字读起来费劲、吃力，弄不好就会读错、听错。原因在于取名用字拗口，几乎成了“绕口令”，如沈既济、夏亚一、周啸潮、耿精忠、姜嘉锵、张昌商、胡楚父、陈云林、傅筑夫等。这些名字，有的连用两个同声母字，如亚一、姜嘉等。有的连用两个同韵字，如既济、夏亚、啸嘲、胡富、励芝等。前一种是双声，后一类是叠韵。有的三个字同韵，如张昌商、胡楚父、陈云林、傅筑夫等。所谓“绕口”字，主要是指双声字、叠韵字和同音字。由于声母相同，连续起来发音费力；韵部相同的字连读，发音也较困难；所以，双声叠韵是造成“绕口”的主要原因。由此看来，忌用“拗口”字起名，主要是指不用双声、叠韵字起名。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好办得多了。符合音美标准的命名，应当是名和姓的声母不同组，韵母不同类。例如：彭涛、冯企、娄韵、齐飞、余声、万鸿等。这些命名，由于命名和姓的声韵异组异类，因而声音有了变化，读起来比较顺口悦耳。 如果名和姓同组，甚至完全相同，只要处理好韵母的关系，效果也很好；反之，名和姓同类，甚至完全相同，那就要在声母上下一番功夫。例如：彭宾、冯凡、娄林、张晨、余宽、方川等。 6、忌读不雅的谐音 有些人的名字，表面上看非常高雅，但由于读起来会与另外一些不雅的词句声音相同或相似，便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嘲弄和谐谑，成为人们开玩笑的谈资，产生某种滑稽的喜剧效果。这种语词可分为两类：一是生活中某些熟语，一是贬义词。例如：宫岸（公安局）、蔡道（菜刀）、卢辉（炉灰）、何商（和尚）、陶华韵（桃花运）、李宗（***）、汤虬（糖球）、包敏华（苞米花）等。 上述谐音使姓名显得不够严肃，不够庄重，在大庭广众之下容易授人以笑柄。另外有一些名字易被人误解为贬义词，如：白研良（白眼狼）、胡礼经（狐狸精）、沈晶柄（神经病）等。 这种谐音往往变成绰号。父母起名时，如不慎重 ，很容易给儿女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到那时可就悔之晚矣。 7.忌讳过于时髦的字 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总会涌现出一些极为时髦的字眼儿。如果命名时追逐这样的字，必然使人感到家长文化素质差，简单是俗不可耐，而且这样的名字，也容易重复。五十年代的“建国”，七十年代的“卫东”，可以说遍及大江南北；“李建国”、“马建国”、“陈建国”、“王卫东”、“刘卫东”、“赵卫东”……又可谓 千人一面。由于政治狂热情绪的蔓延，把政治色彩溶入姓名中，曾一度成为最时髦的事情。诚然，名字的确需要色彩去点缀，但姓名的色彩需要五颜六色。 人人都去追逐时髦的字眼儿，也未免太单调乏味了。由此不能不让人深思，虽然我国几千年封建历史，并且讲究“忠”、“孝”之类的字眼儿，如果剔除范字，“忠”、“孝”之类的字眼儿使用频率并不高。这说明古人命名也不喜欢赶时髦。历代儒家大师，那些拼命向人们灌输“忠孝仁义”的大儒们，哪一位名字里有 “忠”、“孝”之类的字眼儿？孔子讲了一辈子“仁”，他为儿子起名却用了鱼类的名字鲤。追逐政治上的时髦字眼儿，只是政治上幼稚和肤浅的表现。这是追逐时髦的一个极端。 其二，中国人还是不要起过洋化的名字。中华民族的子孙是一个文明古国的传人，我们的民族有着自己的伦理道德、审美意识和文化价值，所以不应该轻视自己。特别是在命名上，要显示要保持民族特色。民间认为，选用近于洋化的名字，如约翰、玛丽、丽莎、安娜等，有时还是一种时髦。但在日后的社会变迁和人我交往中，可能会给对方心理上造成一种轻视和不快的印象。当然，这是文化方面不同的一种误解，但这种误解也可能会影响人去获得的机遇，为一个名字而付出这样的代价，无论如何都不划算的。 8.忌讳过于夸赞的字 名字好听与否，不在于用词多么华美，而在于用词用得恰当到好处。但有的人可能会犯下错误： 给男孩子起名，总是离不开一些过于生猛的字，如豪、强、炎、猛、闯、刚等，虽然斩钉截铁，读起来刚强有力，用男子汉派头，但也容易使人联想到浑噩猛愣、放荡无检，使气任性，不拘礼法，误认为是一些赳赳武夫，所以，自古以来，一般贵族士大夫在给男孩子命名时，都尽量避开这些字。因为中国文化认为，我之刚烈坚强，并非那些喜怒形于词色、遇事拔刀而起的血勇之人，而是一些内蕴浩然之气，遇事不惊不怒，谈笑风生的伟丈夫。 有人给女孩子命名 却又总是在一些春兰、秋菊、珍珍、艳艳之类的词里绕圈子，但是如果把它们放到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就会使人产生飘浮的感觉。如女子名字中常喜欢的花、萍、艳、桃、柳等字眼就是。花虽俏丽明艳一时，独占秀色，出尽风头，但 场风雨过后，就会零落成泥碾作尘。杨柳亦属柔软脆弱之物，成语中的柳性杨花、残花败柳等，就表示出对这种事物所具有的象征意味的情感评价。桃花令人引起红颜易衰的联想。萍与柳又都是飘零和离别的象征物。所以，民俗中认为，取名时应尽量避开这些表面上明丽的字眼。 9.大姓忌讳简单名字 目前我国人名出现单名热，而单名最大的弊端就是造成大量的重名现象。以四千个汉字计算，如果所有的人都使用单名，一个姓氏只能有四千个人使用单名，第四千零一个人就开始重名。这样，重名的概率必然大大增加。相反，我国尽管人多姓少，如果采用双名，如果避免使用时髦的字眼儿，避免使用滥调，重名的概率是很低的。 从审美效果看，双名无论是字形的搭配、字音的谐调还是字意的锤炼，都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至少它选择的余地比单名要大得多。 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要完全避免重名是不可能的。而且，许多小姓即使重名，也没有多大的影响。譬如褚姓，在一个单位里能有一位姓褚的，已属罕见，再出现一位重名者，简单是奇迹。大姓则不然。“张王李赵遍地刘”，这样的姓氏如果再取单名，热必造成大量的重名。 人们会注意 到，凡重名者几乎都是大姓。一个单位有两个“刘伟”，如是异性，人们便以“男刘伟”、“女刘伟”相称；如果同性，便以“大刘伟”、“小刘伟”或“胖刘伟”、“瘦刘伟”以示区别。与其让别人随意加字，何不当初再增一字改为双名呢？在目前的单名热中，大姓不可热，还是冷静地取个双字名为好。只要充分发挥双名的优势，取一个既雅致又响亮的名字并不是什么难事。 一般地说，小姓的命名相对地要容易一些，选择的余地比大姓要大许多。一些被大姓滥用俗了的字眼儿，和小姓组合在一起，效果就大不一样。例如：风伟、褚健、库斌、萨华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小姓的命名就可以马虎一些。除了选择的余地大一些，小姓和大姓所遇到的问题几乎差不多。 10.忌讳不及其余的地方 名字的“禁区”有的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有的则是字义的***，有的从属于自身的社会观念和审美意识。一些字便成了名字的“禁区”。某些表示秽物和不洁的字一般不入名号。但某些人或某些地区有给孩子起“贱名”、“丑名”、“脏名”的习俗，为的是让孩子不为妖魔光顾，便可消灾免祸、长命百岁。其实这是一种迷信。某些表示疾病和不祥的字，一般不入名、号。 人体的部位器官名称不入名与。但有的也入名，甚至常入名。春秋有重耳，秦汉时有赵王张耳，战国楚怀王名熊心，当代有著名作家刘心武。不过，这些人体器官的字都是与另字相配合而另有新义的。心与他字组合而成的词，与人体器官的意义已大不相同。 某些令人恐惧的猛兽名称不宜入名。但有些猛兽却常常入名，如金豹、文虎等。 文艺作品典型人物的姓名也多为后人不取。某些典型人物的姓名与其代表的特定含义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有固定含义融合在里面。 除以上几类外，当然还有许多字、词和姓名不便或不宜入名。姓名禁忌，实际上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包含着政治、文化、习俗、心理等许多内容。
历史上的歌舞片有什么？
在所有“舶来”的音乐体裁样式中，“opera”大约最令国人感到陌生隔阂。别的暂且不提，仅从“opera”被翻译成“歌剧”一事便可看出其中存在的误解。“opera”一词不仅原本并没有“歌剧”的意思（源出意大利语opus――“作品”的复数形式），而且就其真正的内涵而言，也绝不仅仅意味着“歌唱的（或带歌的）戏剧”。或许，opera的本来含义更接近“音乐戏剧”，但这又会与瓦格纳的“Musikdrama”（通译为乐剧）相混淆。无论如何，opera在中文语境中既已约定俗成被称为“歌剧”，我们对此当不必过份认真。毕竟，“名”与“实”，称呼与本质，并不是一码事。但是，中文里找不到opera的确切对等词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歌剧”是一门“异种”艺术样式，如想求得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可能需要我们双倍的努力和耐心。
歌剧的这种“异种禀性”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国歌剧事业的举步维艰。曾几何时，我国音乐界中对歌剧“民族化”的争论何其热烈，但最终却无法达成有说服力的结论；歌剧的发展与我国传统戏曲的关系似乎永远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也曾听到过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歌剧的关键是“宣叙调”问题的突破；还有许多人想当然地一概而论，西方歌剧重“乐”轻“戏”，戏剧价值很值得怀疑。而当上述（此外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在理论上得到真正澄清时，我们的耳旁又斜杀出一个“程咬金”的声音：“音乐剧”正跃跃欲试登场亮相。“音乐剧”的商业效应和艺术魔力，冲击着我们原本并不成熟、并不稳固的音乐戏剧观念，因而歌剧究竟是什么，在当前似乎越发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另一方面，歌剧在所有重要的西方音乐体裁中，又是一个身份最为暧昧的“杂交”品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真正有效地触及歌剧的本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音乐分析方法，大多是针对以器乐作品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工具模式，因而在面对歌剧音乐时，不是“文不对题”，就是“捉襟见肘”。“纯音乐”的耳朵所习惯寻找的，是音乐中的“有机统一”或“深层结构”，面对歌剧中伴随剧情的音乐进展，所感到的往往是茫然不知所措。反过来，持“纯戏剧”观念的人们也经常指责歌剧的惯例和手法没有生活根基，缺乏可信性。我们还时常听到一种大家都认可的说法――“歌剧是将音乐、戏剧、文学、舞蹈、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舞台艺术”。但其实，这种歌剧定义与其说它发人深思，不如说它妨碍我们进一步思索。
二十世纪中国歌剧创作的拓荒者是黎锦晖，他创作了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共12部，在当时的中国曾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中国歌剧创作开了先河。1934年聂耳和田汉推出《扬子江暴风雨》，这种“话剧加唱”的做法后来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歌剧结构形式。从三十年代中期起，上海、重庆一些专业作曲家在创造民族歌剧方面作了不同方式的探索，出现了《西施》(陈歌辛，1935)、《桃花源》(陈田鹤，1939)、《上海之歌》(张昊，1939)、《大地之歌》(钱仁康，1940)、《沙漠之歌》(王洛宾，1942)等作品，其中大多借鉴西洋大歌剧的创作经验，力图解决音乐戏剧化问题。在这些作品中，成就较高、影响最大者，当推黄源洛的《秋子》。在延安也出现了《农村曲》(向隅等作曲)和《军民进行曲》(星海作曲)这两部作品。不久，在延安秧歌运动基础上产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安波作曲)、《夫妻识字》(马可作曲)这种载歌载舞、新颖活泼的广场歌舞剧形式，改变了中国歌剧艺术的发展方向并且直接孕育着大型歌剧《白毛女》(马可等作曲)的诞生。《白毛女》在我国歌剧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中国歌剧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美学品格。继《白毛女》之后，又出现了《刘胡兰》(罗宗贤等作曲)
《赤叶河》(梁寒光作曲)等优秀剧目。后来歌剧史家把从《兄妹开荒》到《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优秀剧作在短时期内连续出现称为“第一次歌剧高潮”。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中，我国歌剧创作在创作思维上形成几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继承戏曲传统，代表性剧目有《小二黑结婚》(马可等作曲)、《红霞》(张锐作曲)、《红珊瑚》(王锡仁、胡士平作曲)、《窦娥冤》(陈紫等作曲)；一种是以民间歌舞剧、小调剧或黎氏儿童歌舞剧作为参照系，创作新型歌舞剧，其代表作为《刘三姐》；一种是以话剧加唱作为自己的结构模式，其代表作为“文革”后出现的《星光啊星光》(傅庚辰、扈邑作曲)；一种以传统的借鉴西洋大歌剧为参照系，代表作有《王贵与李香香》 (梁寒光作曲)、《草原之歌》(罗宗贤作曲)、《望夫云》(郑律成作曲)、《阿依古丽》(石夫、乌斯满江作曲)；最后一种是以《白毛女》创作经验为参照系，在观念和手法坚持以内容需要为一切艺术构思的出发点，既不受制于、也不拒绝任何一种手法，只要内容需要，可以兼取西洋歌剧手法、板腔手法或话剧加唱手法。这种创作模式有两部歌剧杰作——《洪湖赤卫队》(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江姐》(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足可证明其卓有建树。
到了新时期，由于歌剧生存环境的变化和艺术观念、歌剧趣味的发展，歌剧创作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的趋势：
一种是雅化趋势，即沿着严肃大歌剧的方向继续深入开掘，把歌剧综合美感在更高审美层次达到整合均衡作为主要的艺术探索目标。这种探索的早期成果是《护花神》(黄安伦曲)、《伤逝》(施光南曲)，随后是《原野》(金湘曲)、《仰天长啸》(萧白曲)、《阿里郎》(崔三明等曲)、《归去来》(徐占海曲)，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又有《马可孛罗》(王世光曲)、《安重根》(刘振球曲)、《楚霸王》(金湘曲)、《孙武》(崔新曲)、《张骞》、《苍原》(徐占海等曲)、《鹰》（刘锡金曲）、《阿美姑娘》(石夫曲)等作品。就其思想性、艺术性和歌剧综合美的高层次营杂邙论，《原野》、《苍原》、《张骞》可视为新时期严肃大歌剧创作的高峰。
另一种是俗化趋势，即把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作为参照系，探索在中国发展我们自己的通俗音乐剧的途径。这方面最早的成果是八十年代初的《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刘振球曲)、《风流年华》(商易曲)和《友谊与爱情的传说》(徐克曲)，此后这类探索贯穿于整个八九十年代，公演过的新剧目不下百部，但鲜有成功者。
继歌剧《白毛女》之后，我国的歌剧有了很大发展。并逐步向歌剧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方面不断迈进。歌剧音乐也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外国歌剧的成功经验方面作出了一些新的大胆的尝试，并出现了一大批以反映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为内容的优秀歌剧。其中一些歌剧选曲在全国人民中间广泛流传，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专业歌剧团体的建立和演出的“剧场化”，在继承革命歌剧革命传统的同时，出现了《王贵与李香香》（五幕，于村根据李季的原诗编剧，梁寒光作曲。1950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小二黑结婚》（五幕，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根据赵树理的同名小说集体改编，田川、杨兰执笔，马可、乔谷、贺飞、张佩衡作曲。1953年于北京首演）、《刘胡兰》（二幕，于村、海啸、卢肃、陈紫等改编。陈紫、茅沅、葛光锐等作曲。中央实验歌剧院1954年于北京首演）和《草原之歌》（六幕五场，任萍编剧，罗宗贤作曲，1955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于北京首演）、《星星之火》（侣朋等编剧，李劫夫作曲）等。 1957年，中国剧协、中国音协联合召开了“新歌剧讨论会”，对1949年以来的当代歌剧发展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在此后的10年间又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如《红霞》（石汉编剧，张锐作曲，1957年首演）、《洪湖赤卫队》（竹本和、杨会召编剧，欧阳谦叔、张敬安作曲，1959年首演）、《哑姑泉》（张万一、张沛编剧，张沛、张文秀、李秉衡作曲，1959年首演）、《柯山红日》（陈其通编剧，庄映、陆明作曲，1959年首演）、《红珊瑚》
（赵忠、钟艺兵等编剧，王锡仁、胡士平作曲，1960年首演）、《窦娥冤》（侣朋根据关汉卿原作编剧，陈紫、杜宇作曲，1960年首演）、《刘三姐》（柳州市《刘三姐》剧本创作组创编，广西壮族自治区《刘三姐》汇演大会改编，1960年首演）、《江姐》（严肃根据长篇小说《红岩》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1964年首演）、《阿依古丽》（海啸编剧，石夫、乌斯满江作曲，1966年首演）等。
在中国歌剧史上，这10年是大丰收的10年。从宏观上看，这批歌剧在表现题材和内容上，比建国初期有了较大的开拓，在继承民族传统方面也有新的探索，成果是喜人。其中《红珊瑚》、《洪湖赤卫队》和《江姐》尤为突出，在社会上反响最大。 综观我国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歌剧，可以说我国的音乐工作者在这一领域里的探索和实验所取得的成绩和成功是十分喜人的，这些歌剧之所以成功，在音乐上最主要的经验就是突出了民族化和群众性。在歌剧音乐创作上，“民族化一直是重视和贯穿在歌剧创作的实践中并且是有成绩的”（梁寒光《歌剧民族化问题及其他》1961年11月《文汇报》）。安波也认为：“提倡民族化是与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对立的，其对立之处，不在于要与不要外国的东西，而在于如何要法。„„如果能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做到完全地恰当地统一，那么，这就是正确的要法.”（《关于新歌剧的提高问题》）我国五、六十年代的歌剧创作，基本上遵循了这一规律去进行的，那么多的歌剧唱段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就是因为这些唱段优美、流畅的旋律以及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并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
当历史进入到80年代前后，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我国的歌剧艺术在经过“文革”10年的停顿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且在美学观念、创作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都经历了一场程度不同的变革。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共上演了约200余部歌剧作品，其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其中以《伤逝》（王泉、韩伟根据鲁迅同名小说编剧，施光南作曲）、《芳草心》（根据评弹和话剧《真情假意》改编，向彤、何兆华执笔，王祖皆、张卓娅作曲）、《火把节》（陆 编剧，金午、杨宝智作曲）、《第一百个新娘》（胡献廷、徐学达等编剧，王世光、蔡克翔作曲）、《原野》（万方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金湘作曲）、《情人》（刘文玉、鲁东勇编剧，雷雨声、杨余燕作曲）、《牛郎织女》（吴祖光所编诗剧，陈远林作曲）、《深宫欲海》（冯柏铭编剧，刘振球作曲）以及《仰天长啸》（郁文编剧，萧白作曲）、《山野里的游戏》（王廷松、徐立根编剧，李黎夫、彭川作曲）等。
还值得提出的是在80年代中出现的一部我国歌剧史上比较特别的“歌舞故事剧”——《搭错车》，以其进入万人体育馆的大胆之举和超千场的演出记录，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和反响，令人震惊。
1990年在湖南株州召开的“全国歌剧观摩演出”可以说是对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歌剧创作与表演的一次检阅和总结。这次观摩会中演出的15部歌剧，在题材的主旋律与多样化、在探索严肃大歌剧的新高度以及在音乐剧的创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喜人的。其中《海篷花》（赵振胜、傅清泉编剧，郑兵作曲）、《桃花渡》（李静林、余清泉编剧，吕冰作曲）、《征婚启事》（邓海南编剧，冬林作曲）、《木棉花开了》（王鸿编剧，薛彪作曲）以及《人间自有真情在》（陈振华、姜述宝编剧，王猛作曲）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现代生活和时代风貌。而《从前有座山》（张林枝编剧，刘振球作曲）、《阿里郎》（余京连、金哲学等编剧，崔云明、安国敏、许元植、崔昌逵作曲）、《归去来》（丁小春编剧，徐占海作曲）以及《青稞王子》（栗粟、刘光弟编剧，林一、董秉常作曲）等则用现实主义手法来描写远古神话故事，并在结构、样式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特别是在探索严肃大歌剧的新高度方面，如《从前有座山》、《归去来》和《阿里郎》等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间自有真情在》、《海篷花》等则是十多年来音乐剧创作的一个总结。
综观80年代前后我国的歌剧音乐创作，在突出主旋律，站在时代高度和突出歌剧的音乐性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建国后歌剧创作的一个高峰，但是这些歌剧与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歌剧创作相比，还远不如其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影响，原因应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是作者对作品的时代精神的创造性与音乐语言和音调的创新问题以及在突出作品的个性等方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还没有进行很好的精雕细刻，因此在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糙
字是什么意思？
现在的人，大多数有“名”，无“字”，所以当我们说到“名字”的时候，通常指的仅仅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多数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识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还有“号”。 （一）什么是名、字 所谓“名”，是社会上个人的特称，即个人在社会上所使用的符号。“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与“名”相表里的，所以又称“表字”。《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仪礼·士冠礼》：“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字也。” 由此可见，名是幼时起的，供长辈呼唤。男子到了二十岁成人，要举行冠礼，这标志着本人要出仕，进人社会。女子长大后也要离开母家而许嫁，未许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也要取字，供朋友呼唤。 在上古，早期的人名一般都很朴实，如夏商两代留下的人名孔甲、履癸、外丙、雍己、盘庚、武丁、小辛等，都以干支人名，可能与当时人重视时辰的观念有关。后来随着社会的前进，语言文字的发展，意识观念的加强，人名越来越复杂，给人起名也成了一门学问。取名时，要对其所包容的内涵慎重考虑，反复斟酌。《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春秋时代命名的五个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鲁国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问名时提出来的，意思是：或根据其出身特点，或从追慕祥瑞、托物喻志、褒扬德行、寄托父辈期望等几个方面比照取名。并且提出七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来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义、重内涵的做法，几千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对于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将要从事的职业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别。对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刚强猛毅之字，对女的多选贤淑、艳丽、优美动听之词。 另外，取名还反映着时代特点，上面提到的夏商两代喜欢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在长期封建社会里，官宦富贵之家，多以忠孝节义、福禄寿康、升官发财之义来命名，所以叫仁、义、礼、智、信、得福、德贵、延寿、荣升、继祖、耀祖、续宗的人特别多。平民百姓也想过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孙，上学念书，所以叫富贵、德福、进财、志学、平安、长顺、满仓、满囤、保成、金锁、栓柱等名字的特别多。 建国后又出现了许多新名，如建国、援朝、卫国、拥军、建军、支越、留苏、卫东、红卫、文革、学工、支农等。 开放以来，又兴起取外国名宇，这就不可取，不可提倡了。 （二）表字和名在意义上有何联系 古人取表字十分讲究，情况也非常复杂，但仔细考察、分析、研究，也是有规律可寻的。如常见的有按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取字，如孔子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他还有个哥哥为老大，字孟跛。最典型的要属三国时东吴孙氏弟兄了。孙策为长子取字伯符；孙权为次子取字仲谋；孙翊排行老三，取字叔弼；孙匡排行老四，取字季佐。 还有在表字上用“子”的情况也很多，因为“子”在古代是男子的美称或尊称。所以人们喜欢用它，如孔桩，字子思；仲由，字子路；司马迁，字子长；曹植，字子健；苏轼，字子瞻；杜甫，字子美；袁枚，字子才。 这些表字虽然常见，但是与本名联系不大，实际上伯、仲、叔、季和子，还不是真正的表字，而它们后面的那个字如“策”、“权”、“思”、“长”、“美”等才是表字的主要成分。这个主要成分与本名意义是有联系的，下面分别作介绍： 1．意义相同的：即表字和名意义相同，相通，是并列关系，所以又叫“并列式”。如： 屈平，字原。广平曰原，意思相同。 颜回，字子渊。渊，回水也，意思相同。 宰予，字子我。予，我也，意思相同。 樊须，字子迟。须、迟都是“待”义。 张衡，字平子。衡、平义同。 陆游，字务观。游、观义同。 曾巩，字子固。巩、固义同。 班固，字孟坚。坚、固义同。 孟轲，字子舆。轲、舆都是车。 2．意义相近的：即表字和名意思相近，但不完全相同，可以互为辅助，称做“辅助式”。如： 梁鸿，字伯鸾。鸾和写都是飞禽，但不是一种，鸿雁和鸾凤可以互为辅助。 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星名，互为辅助。 郑樵，宇渔仲。樵是打柴的，渔是钓鱼的，常为侣伴，互相辅助。 李渔，字笠翁。渔翁常戴蓑笠。 陈琳，字孔璋。琳、璋都是玉石制品，互为辅助。 3．意义相反的：即表字和名意思正相反，这种情况可称为“矛盾式”，如： 曾点，字皙。点为黑污，皙为白色。 朱熹，宇元晦。熹是天亮，晦是黑夜。 刘过，字改之。改了就不为过错。 王绩，字无功。成绩和无功正好相反。 4．意义相顺的：即表字与名往往出自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为名的意思作补充解释或修饰，这种情况，可称做“扩充式”。如： 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赵云，字子龙。《周易》说：“云从龙，风从虎。”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 陆羽，字鸿渐。《周易》日：“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字对名作了解释。 高明，字则诚。《礼记》日：“诚则明矣。”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诚是明的前提条件，明是诚的后果。 于谦，字廷益。《尚书》说：“谦受益。”名和字在一句话中，谦是前提条件，益是谦的后果。 5．意义相延的：即表率意为名字意思的延伸。这种情况可称之为“延伸式”。如： 李白，字太白。太白指太白金星，这是对太意的延伸。 杜牧，字牧之。牧之即放牧，延伸解释了牧的含义。 杨达，字士达。士达，即士进的意思，进一步延伸了达的含义。 丘锡，字永锡。永锡是“永锡难老” 的省约，出自《诗经·鲁颂》，延伸了锡的含义。 雷简夫，字太简。也是延伸强调了简义。 （三）古时怎样称呼名和字 在古代，由于特别重视礼仪，所以名、字的称呼上是十分讲究的。在人际交往中，名一般用作谦称、卑称，或上对下、长对少的称呼。平辈之间，只有在很熟悉的情况下才相互称名，在多数情况下，提到对方或别人直呼其名，被认为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平辈之间，相互称字，则认为是有礼貌的表现。下对上，卑对尊写信或呼唤时，可以称字，但绝对不能称名，尤其是君主或自己父母长辈的名，更是连提都不能提，否则就是“大不敬”或叫“大逆不道”，所以便产生了我国特有的“避讳”制度。这里暂时不说，下边再详细介绍。 在古代名和字连起来称呼，也是为了表示尊敬。有两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种情况是在先秦时期，当名和字连称时要先字后名。如： 孔父嘉，孔子在宋国的祖先，“孔父”是字；“嘉”是名；姓为“公孙”。 叔梁纥（he），孔子的父亲，“纥”是名；“叔梁”是字；姓为“孔”。 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视”是名；“孟明”是字；姓为“百里”。 西乞术，蹇叔的儿子，“术”是名；“西乞”是字；姓为“蹇”。 白乙丙，蹇叔的儿子，“丙”是名；“白乙”是字；姓为“蹇”。 第二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名字连称时，先“名”后“字”。如： “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场德进，东平刘桢公干…··”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的一段话，提到“建安七子”名字连称，都是先名后字。 （四）别号 在古代有的人除名、字外，还有“号”。号是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号的实用性很强，除供人呼唤外，还用作文章、书籍、字画的署名。如卢仝《玉川子诗集》、杜牧《樊川文集》、《松雪六体千字文》、老莲《荷花鸳鸯图》等。如果我们不熟悉古代文人作家的别号，就很难知道这些作品的作者是谁。所以，对古代文人作家我们不但要掌握他们的名和字，而且还要记住他们的号。 1．号的来历 起号之风，源于何时，文献资料上没有详细记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就有了。像“老聃”、“鬼谷子”等，可视为我国最早的别号。东晋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南北朝时代有更多的人给自己起了号，唐宋时形成普遍风气，元明清达到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起许多号。如明朝画家陈洪缓有“老莲”、“老迟”、“悔迟”、“云门僧”等四个号。延至近代，用号风气一直不衰，如苏玄瑛号“曼殊”；齐磺号“白石”；何香凝号“双清楼主”。现代以来文人的号逐渐被笔名所代替。 2．“号”是怎样形成的 “号” 的形成有两种情况： ①是使用者本人起的。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雅士，总喜欢给自己起个号。正因为“号”是自己起的，所以它不像姓名、表字那样要受家族、宗法、礼仪以及行辈的限制，可以自由地抒发和标榜使用者的志向和情趣，因此出现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别号，但仔细分析，深人考察，仍可归纳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甲，鲜明的时代印记，如： 唐宋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对中上层知识分子影响很深，所以许多人便以“居士”为号。李白号“青莲居士”；白居易自称‘香山居士”；苏轼号“东坡居士”，范成大自号“石湖居士”；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 元代崇尚道教，则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像冯子振号“怪怪道人”；乔吉号“惺惺道人”；任仁发号‘明山道人”；吴镇号“梅花道人”；赵孟頫号“雪松道人”。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宰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国家苦难，民族危机。反对侵略，爱国图强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所以不少人就按这个调子给自己起号。像谭嗣同号“北飞”；黄少配号“黄帝嫡裔”；陈天华号“思黄”；秋谨号“竞雄”等。 乙，强烈的抒情色彩，如： 宋人郑思肖，宋亡后隐居苏州，自号“所南”，以示不忘宋室；词人辛弃疾，重视农业，做官时提倡力田，奖励耕战，晚年退居农村，“更从老农以学稼”，自号“稼轩”；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以抒发对他们的蔑视；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他本人一老翁来取号，表达了典型的文人情趣；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按他自己的说法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正好是失意文人消极情绪的抒发；南宋诗人杨万里号“诚斋”，因为抗金名将张浚曾以“正心诚意”勉励过他，光宗皇帝又亲书“诚斋”二字赐之。这样“诚斋”不但表现了他在学习上的“正心诚意”，而且还包含着他对国家的“真心诚意”。 丙，深刻的寓意 明朝末年画家朱耷，在明亡时取号“八大山人”。“八大”二字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寄托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明末清初太原著名学者傅山，自号“朱衣道人”。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中，清廷几次请他赴京应博学鸿词科试，都被他拒绝，坚决不与满清合作。“朱衣”表面看是红色的，实际上是明朝的象征，因为明朝皇帝姓朱，红是明的意思，寄寓着对明朝的深厚感情。南宋诗人戴复古，自号“石屏山人”，也寓含着一种精神。从他写的诗中可以看出来。《感遇》诗云：“人将作金坞，吾以石为屏。”“石”与“金”同样坚硬；“石”虽比不上“金”身价昂贵，但却素朴、古拙、气象峰峰，这正是作者人格精神的写照。北宋诗人张咏自号“乖崖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乖则违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可见，“乖崖子”这个号寄寓着他的性格、志向、品操。 丁，特定名词的运用 古人起别号多用一些特定名词。称“先生”的，如“五柳先生”（陶渊明），“甫里先生”（陆龟蒙），“东莱先生”（吕祖谦），“龙川先生”（陈亮），“兰谷先生”（白朴）；称“公” 的，如“石公”（袁宏道），“眉公”（陆继仆），“任公”（梁启超），“剑公’（高旭）；称“子”的，如“幽忧子”（卢照邻），“知非子”（司空图），“归来子”（晁补之），“鹿非子”（黄景仁）；称“老人”的，如“少陵野老”（杜甫），‘老泉”（苏询），“千岩老人”（肖德藻），“黄华老人’（王庭筠），“西岩老人”（张之翰），“随园老人”（袁枚），“颖滨遗老”（苏辙），“滹南遗老”（王若虚）；称“翁”的，如“桑萱翁”（陆羽），“醉翁”（欧阳修），“涪翁”（黄庭坚），“放翁”（陆游），“笠翁”（李渔）；称“叟”的，如：“正斋叟”（关汉卿），“清痴叟”（陆采），“蝯叟”（何绍基），“蒙叟”（钱谦益）；称“外史”的，如：“海岳外史”（米芾），“会稽外史”’（王冕），“仇他外史”（梁辰鱼）；称“山人”的，如：“九华山人”（杜荀鹤），“少室山人”（胡应麟），“射阳山人”（吴承恩）；称“散人”的，如“湖海散人”（罗贯中），“顾曲散人”（冯梦龙），“清都散人”（赵南星）；称“渔和樵”的，如：“沂东渔父”（康海），“藕荡渔人”（严绳孙），“湖北桃花渔”（高濂），“雁宕山樵”（陈忱虎），“百子山樵”（阮大铖），“天目山樵”（张文虎）。 ②是他人所起得到公认的。这种“号”叫“外号”、“绰号”或“混号”、“浑号”。它有极强的表义性，不但可以增强人们对各类人物的记忆，是名、字、号以外的一种补充，而且往往是人物面貌性格特征的一种写照或折光。《水淋传》一百单八将惟妙惟肖的绰号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难忘的印象。黑旋风李逢、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花和尚鲁智深、霹雳火秦明、插翅虎雷横、拼命三郎石秀、浪里白条张顺等绰号，形象而准确地描摹了人物的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 许多“外号”、“绰号”是在实际生活中相互戏滤开玩笑时起的，因而多含有讽刺讥笑的贬义，如春秋时秦国人们称百里奚为“五羖大夫”，这是因为他沦落楚国后，又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黑公羊）皮赎回秦国做了大夫的；唐高宗时人称李义府“笑中刀”，又号“人猫”。是因为他做宰相时表现得外柔内奸；在宋朝人们给王珪的外号叫“三旨宰相”，是因为他任宰相十多年中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 在农村，送外号的风气更盛，像“大个驴”、“二瓦罐”、“三黄菜”、“四鸽子”、“八狗子”、“红枣”、“桃奴子”。“大鸭梨”、“夹皮核桃”、“五大麻子”、“干粮”、“二胡杏”、“三棒糙”、“仙家”、“白秃”、“黄毛”、“鸭子板”、“靠不上”等这些外号非常普遍。当然还有比这俗气的，这里就不提了。 也有些外号并不含有贬义，如宋朝时人们因为宋祁写了“红杏枝头春意闹”的诗句，便称他为“红杏尚书”；唐代诗人温庭筠文思敏捷，八叉乎而成八韵，人们便称他为“温八叉”；大诗人李白才气横谥，下笔成章，人们便称他为“李谪仙”。在现代也有这种情况，诗人李季给冰心起绰号“余太君”，反映了这位文坛老祖母的崇高威望。这种“绰号”雅而不俗。 以上讲的是“别号”。 （五）富爵、地望 人际交往中，除了称名、字、号以外，还要称“官爵”、称“地望”。古人认为这是最能表示尊敬的。如称“官爵”： 杜工部、杜拾遗（杜甫）王右丞（王维） 蔡中郎（蔡邕）三闾大夫（屈原） 贾太傅（贾谊）张燕公（张悦） 高常侍（高适）张祠部（张继） 钱考功（钱起）张司业（张籍） 如称“地望”： 杜少陵（杜甫）韩昌黎（韩愈） 柳河东（柳宗元）孔北海（孔融） 岑嘉州（岑参）白香山（白居易） 王江宁（王昌龄）贾长江（贾岛） 韦苏州（韦应物）刘随州（刘长卿） 这样一来，“官爵”和“地望”又成了名、字、号以外的又一别称。 （六）少见的数字姓名 在我国古代，有些人用数字作为自己的姓名，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古书中会遇到，所以这里需要提一下，引起我们的注意。以数字为姓名的有三种情况： 1．姓是数字的，如： 一善：明成化年间河北定州人，曾任蒿明县丞。 二直：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宫中任中尉。 三月八：在元代任云南行省右丞。 五梁：安南人，在三国蜀汉任谏议大夫。 七希贤：施州卫人，明代正德年间任永春县训导。 八通：在明代正德年间任礼部主事。 九嘉：唐代夏津人，在高祖武德年间做翰林学士。 十华：宋代乾兴年间进士。 2．名是数字的，如： 秦七：秦少游 黄八：黄庭坚 柳八：柳宗元 元九：元镇 崔九：崔兴宗 李十一：李构直 张十二：张贾 李十二：李白 韩十八：韩愈 李二十：李绅 白二十二：白居易 3．姓、名都是数字，如： 六·十七：清代人，《游外诗草》和《台阳杂咏》的作者。 七·十一：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西域闻见录》作者。 八·十六：乾隆年间封的将军。 九·十：嘉庆时做广西提督。 用数字作名字，在唐朝就形成风气，清朝时满族人更喜欢这样取名。据不完全统计，仅乾隆年间写入官修史书中的数字名就有110个，民间尚不算在其中。如六十七、七十五、八十六等。那么这些数字名是根据什么起的呢？大多数是在小孩降生时，根据其祖父母的年龄或父母的年龄之和数，作为这个孩子的名字。 唐朝时，那些数字名则是表示同祖父母或同曾祖父母兄弟之间的排行。
故事诗的写作要点和押韵？
诗歌
诗歌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它以抒情的方式，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富有节奏感、韵律美的语言和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诗歌是有节奏、有韵律并富有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基本的文学形式。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虞书》：“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即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诗与歌统称诗歌。
诗体概说
诗体的分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在，只就一般的看法，简单地谈谈汉魏六朝和唐宋的诗体。
汉魏六朝诗，一般称为古诗[/rl]，其中包括汉魏乐府古辞、南北朝乐府民歌，以及这个时期的文人诗。乐府本是官署的名称。乐府歌辞是由乐府机关采集，并为它配上乐谱，以便歌唱的。《文心雕龙·乐府》篇说："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由此可以看出诗、歌、乐府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诗指的是诗人所作的歌辞，歌指的是和诗相配合的乐曲，乐府则兼指二者而言。后来袭用乐府旧题或摹仿乐府体裁写的作品，虽然没有配乐，也称为乐府。中唐时白居易等掀起一个新乐府运动，创新题，写时事，因而叫作新乐府。
唐以后的诗体，从格律上看，大致可分为近体诗和古体诗两类。近体诗又叫今体诗，它有一定的格律。古体诗一般又叫古风，这是依照古诗的作法写的，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
从诗句的字数看，有所谓四言诗、五言诗和七言诗。四言是四个字一句，五言是五个字一句，七言是七个字一句。唐代以后，四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只分五言、七言两类。五言古体诗简称五古；七言古体诗简称七古；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古。五言律诗简称五律，限定八句四十字；七言律诗简称七律，限定八句五十六字。超过八句的叫长律，又叫排律。长律一般都是五言诗。只有四句的叫绝句；五绝共二十个字，七绝共二十八个字。绝句可分为律绝和古绝两种。律绝要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不受平仄格律的限制。古绝一般只限於五绝。
“现代诗”名称，开始使用于1953年—纪弦创立“现代诗社”时确立。现代诗的含义：
1.形式是自由的
2.内涵是开放的
3.意象经营重于修辞。
“古典诗”与“现代诗”的比较：“诗”者皆为感于物而作，是心灵的映现。“古典诗”以“思无邪”的诗观，表达温柔敦厚、哀而不怨，强调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现代诗”强调自由开放的精神，以直率的情境陈述，进行“可感与不可感之间”的沟通。
诗歌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一）诗歌的起源
诗是最古老也是最具有文学特质的文学样式。来源于古代人们的劳动号子和民歌，原是诗与歌的总称。开始诗和歌不分，诗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统称为诗歌。中国诗歌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如，《诗经》《楚辞》和《汉乐府》以及无数诗人的作品。西欧的诗歌，由古希腊的荷马、萨福和古罗马的维尔吉、贺拉斯等诗人开启创作之源。
（二）诗歌的特点
诗歌是高度集中地概括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它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具有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音韵，富于音乐美，语句一般分行排列，注重结构形式的美。
我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何其芳曾说：“诗是一种最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饱含着丰富的想象和感情，常常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表现，而且在精炼与和谐的程度上，特别是在节奏的鲜明上，它的语言有别于散文的语言。”这个定义性的说明，概括了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
（三）诗歌的表现手法
诗歌的表现手法很多，我国最早流行而至今仍常使用
的传统表现手法有“赋、比、兴”。《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这“六义”中，“风、雅、颂”是指《诗经》的诗篇种类，“赋、比、兴”就是诗中的表现手法。
赋：是直接陈述事物的表现手法。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的注释中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诗经》中的《葛覃》《芣苢》就是用的这种手法。
比：是用比喻的方法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且何谓为比也？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诗经》中的《螽斯》《硕鼠》等篇即用此法写成。
兴：是托物起兴，即借某一事物开头来引起正题要描述的事物和表现思想感情的写法。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更明确地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如《诗经》中的《关雎》《桃夭》等篇就是用“兴”的表现手法。
这三种表现手法，一直流传下来，常常综合运用，互相补充，对历代诗歌创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很多的，而且历代以来不断地发展创造，运用也灵活多变，夸张、复沓、重叠、跳跃等等，难以尽述。但是各种方法都离不开想象，丰富的想象既是诗歌的一大特点，也是诗歌最重要的一种表现手法。在诗歌中，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是象征。象征，简单说就是“以象征义”，但在现代诗歌中，象征则又表现为心灵
的直接意象，这是应予注意的。用现代的观点来说，诗歌塑造形象的手法，主要的有三种：
1．比拟。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说：比拟就是“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这些在我们前面列举的诗词中，便有许多例证。比拟中还有一种常用的手法，就是“拟人化”：以物拟人，或以人拟物。前者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里荡漾。把“云彩”“金柳”都当作人来看待。以人拟物的，如，洛夫的《因为风的缘故》：……我的心意／则明亮亦如你窗前的烛光／稍有暧昧之处／势所难免／因为风的缘故／……以整生的爱／点燃一盏灯／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故。把“我的心”比拟为烛光，把我比作灯火。当然，归根结底，实质还是“拟人”。
2．夸张。就是把所要描绘的事物放大，好像电影里的“大写”“特写”镜头，以引起读者的重视和联想。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其中说到“深千尺”“三千尺”，虽然并非事实真相，但他所塑造的形象，却生动地显示了事物的特征，表达了诗人的激情，读者不但能够接受，而且能信服，很惊喜。然而这种夸张，必须是艺术的、美的，不能过于荒诞，或太实、太俗。如，有一首描写棉花丰收的诗：“一朵棉花打个包／压得卡车头儿翘／头儿翘，三尺高／好像一门高射炮。”读后却反而使人觉得不真实，产生不出美的感觉。
3．借代。就是借此事物代替彼事物。它与比拟有相似
之处，但又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比拟一般是比的和被比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可见的；而借代却是一方具体，一方较为抽象，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架起桥梁，使诗歌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以引发读者的联想。这也就是艾青所说的“给思想以翅膀，给感情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使流逝变幻者凝形。”
塑造诗歌形象，不仅可以运用视角所摄取的素材去描绘画面，还可以运用听觉、触觉等感官所获得的素材，从多方面去体现形象，做到有声有色，生动新颖。唐代诗人贾岛骑在毛驴上吟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又觉得用“僧敲月下门”亦可。究竟是“推”还是“敲”，他拿不定主意，便用手作推敲状，不料毛驴挡住一位大官的去路，此人乃大文豪韩愈，当侍卫将贾岛带到他的马前，贾据实相告，韩沉吟良久，说还是用敲字较好。因为“敲”有声音，在深山月夜，有一、二记敲门声，便使得那种情景“活”起来，也更显得环境的寂静了。前述《枫桥夜泊》的“乌啼”“钟声”，也是这首诗的点睛之笔。还有白居易的《琵琶行》中的音乐描写，“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段，更是十分逼真，非常精彩！现代的如黄河浪的《晨曲》：“还有那尊礁石/在固执地倾听/风声雨声涛声之外/隐隐约约的/黎明/灵泉寺的晨钟/恰似鼓山涌泉的/悠远回应/淡淡淡淡的敲落/几颗疏星/而涨红花冠的/雄劲的鸡鸣/仿佛越海而来/啼亮一天朝霞/如潮涌。这首诗也写得很好。所以我们如果掌握了用声音塑造形象的手法，那将为诗歌创作开拓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无论是比拟、夸张或借代，都有赖于诗人对客观事物进行敏锐的观察，融入自己的情感，加以大胆的想象，甚
至幻想。可以这样说，无论是浪漫派也好，写实派也好，没有想象（幻想），便不成其为诗人。比如，以豪放称著的李白，固然想象丰富，诗风雄奇，而以写实称著的杜甫，也写出了诸如“安得广厦千万间……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乾。”（《月夜》）等等浮想连翩的佳作。
（四）中国古代诗歌的分类
1．诗按音律分，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古体诗和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是从诗的音律角度来划分的。
（1）古体诗：包括古诗（唐以前的诗歌）、楚辞、乐府诗。“歌”“歌行”“引”“曲”“呤”等古诗体裁的诗歌也属古体诗。古体诗不讲对仗，押韵较自由。古体诗的发展轨迹：《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民歌→建安诗歌→陶诗等文人五言诗→唐代的古风、新乐府。
①楚辞体：是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所创的一种诗歌形式，其特点是运用楚地方言、声韵，具有浓厚的楚地色彩。东汉刘向编辑的《楚辞》，全书十七篇，以屈原作品为主，而屈原作品又以《离骚》为代表作，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体”为“骚体”。
②乐府：本是汉武帝时掌管音乐的官署名称，后变成诗体的名称。汉、魏、南北朝乐府官署采集和创作的乐歌，简称为乐府。魏晋和唐代及其以后诗人拟乐府写的诗歌虽不入乐，也成为乐府和拟乐府。如《敕勒歌》《木兰诗》《短歌行》（曹操）。一般来说，乐府诗的标题上有的
加“歌”“行”“引”“曲”“吟”等。
③歌行体：是乐府诗的一种变体。汉、魏以后的乐府诗，题名为“歌”“行”的颇多，二者虽名称不同，其实并无严格区别，都是“歌曲”的意思，其音节、格律一般都比较自由，形式采用五言、七言、杂言的古体，富于变化，以后遂有“歌行”体。到了唐代，初唐诗人写乐府诗，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已有少数诗人另立新题，虽辞为乐府，已不限于声律，故称新乐府。此类诗歌，至李白、杜甫而大有发展。如，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白居易的许多作品，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大多三言、七言错杂运用。
（2）近体诗：与古体诗相对的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是唐代形成的一种格律体诗，分为两种，其字数、句数、平仄、用韵等都有严格规定。
①一种称“绝句”，每首四句，五言的简称五绝，七言的简称七绝。
②一种称“律诗”，每首八句，五言的简称五律，七言的简称七律，超过八句的称为排律（或长律）。
律诗格律极严，篇有定句（除排律外），句有定字，韵有定位（押韵位置固定），字有定声（诗中各字的平仄声调固定），联有定对（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例如，起源于南北朝、成熟于唐初的律诗，每首四联八句，每句字数必须相同，可四韵或五韵，中间两联必须对仗，二、四、六、八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如果在律诗定格基础上加以铺排延续到十句以上，则称排律，除首末两联外，上下句都需对仗，也有隔句相对的，称为“扇对”。再如，绝句仅为四句两联，又称绝诗、截句、断句，平
仄、押韵、对偶都有一定要求。
（3）词：又称为诗余、长短句、曲子、曲子词、乐府等。其特点：调有定格，句有定数，字有定声。字数不同可分为长调（91字以上）、中调（59~90字）、小令（58字以内）。词有单调和双调之分，双调就是分两大段，两段的平仄、字数是相等或大致相等的，单调只有一段。词的一段叫一阕或一片，第一段叫前阕、上阕、上片，第二段叫后阕、下阕、下片。
（4）曲：又称为词余、乐府。元曲包括散曲和杂剧。散曲兴起于金，兴盛于元，体式与词相近。特点：可以在字数定格外加衬字，较多使用口语。散曲包括有小令、套数（套曲）两种。套数是连贯成套的曲子，至少是两曲，多则几十曲。每一套数都以第一首曲的曲牌作为全套的曲牌名，全套必须同一宫调。它无宾白科介，只供清唱。
2．按内容来分类：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谕诗。
（1）怀古诗。
一般是怀念古代的人物和事迹。咏史怀古诗往往将史实与现实扭结到一起，或感慨个人遭遇，或抨击社会现实。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慨个人遭遇，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年过半百，功业无成。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对朝廷苟且偷生的不满，抨击社会现实。也有的咏史怀古诗只是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思考与评价，或仅是客观的叙述，诗人自身的遭遇不在其中，诗人的感慨只是画外之音而已。如，刘禹锡的《乌衣巷》，今昔对比，表达了诗人的历史沧桑之感。
（2）咏物诗。
咏物诗的特点：内容上以某一物为描写对象，抓住其某些特征着意描摹。思想上往往是托物言志。由物到人，由实到虚，写出精神品格。常用比喻、象征、拟人、对比等表现手法。
（3）山水田园诗。
南朝谢灵运开山水诗先河，东晋陶渊明开田园诗先河，发展到唐代，有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人物是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
（4）战争诗。
从先秦就有了以边塞、战争为题材的诗，发展到唐代，由于战争仍频，统治者重武轻文，士人邀功边庭以博取功名比由科举进身容易得多，加之盛唐那种积极用世、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氛，于是奇情壮丽的边塞诗便大大发展起来了，形成一个新的诗歌流派，其代表人物是高适、岑参、王昌龄。
（5）行旅诗和闺怨诗。
古人或久宦在外，或长期流离漂泊，或久戍边关，总会引起浓浓的思乡怀人之情，所以这类诗文就特别多，它们或写羁旅之思，或写思念亲友，或写征人思乡，或写闺中怀人。写作上或触景伤情，或感时生情，或托物传情，或因梦寄情，或妙喻传情。
（6）送别诗。
古代由于交通不便，通讯极不发达，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故古人特别看重离别。离别之际，人们往往设酒饯别，折柳相送，有时还要吟诗话别，因此离情别绪就成为古代文人一个永恒的主题。因各人的情况不同，故送别诗所写的具体内容及思想倾向往往有别。有的直接抒写离别之情，有的借以一吐胸中积愤或表明心志，有的重在写离愁别恨，有的重在劝勉、鼓励、安慰，有的兼而有之。
（五）现代诗歌的分类
诗歌的分类也有多种方法，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基本的有以下几种：
1．叙事诗和抒情诗。这是按照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划分的。
（1）叙事诗：诗中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通常以诗人满怀激情的歌唱方式来表现。史诗、故事诗、诗体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史诗如古希腊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故事诗如我国诗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诗体小说如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2）抒情诗：主要通过直接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反映社会生活，不要求描述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如，情歌、颂歌、哀歌、挽歌、牧歌和讽刺诗。这类作品很多，不一一列举。
当然，叙事和抒情也不是绝然分割的。叙事诗也有一定的抒情性，不过它的抒情要求要与叙事紧密结合。抒情诗也常有对某些生活片断的叙述，但不能铺展，应服从抒情的需要。
2．格律诗、自由诗和散文诗。这是按照作品语言的音韵格律和结构形式分类的。
（1）格律诗：是按照一定格式和规则写成的诗歌。它对诗的行数、诗句的字数（或音节）、声调音韵、词语对仗、句式排列等有严格规定，如，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律诗”“绝句”和“词”“曲”，欧洲的“十四行诗”。
（2）自由诗：是近代欧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诗体。它不受格律限制，无固定格式，注重自然的、内在的节奏，押大致相近的韵或不押韵，字数、行数、句式、音调都比较自由，语言比较通俗。美国诗人惠特曼（1819—1892）是欧美自由诗的创始人，《草叶集》是他的主要诗集。我国“五四”以来也流行这种诗体。
（3）散文诗：是兼有散文和诗的特点的一种文学体裁。作品中有诗的意境和激情，常常富有哲理，注重自然的节奏感和音乐美，篇幅短小，像散文一样不分行，不押韵，如，鲁迅的《野草》。
（六）白朴《天净沙·秋》赏析
一提到“秋”，人们的第一反应便是那首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天净沙·秋思》（马致远作）。殊不知，元曲当中写到关于“秋”的作品甚多，最为传神的当属白朴的《天净沙·秋》。如果说，马致远被称为“秋思之祖”的话，那么，白朴应义不容辞地被推为“秋意之圣”。本曲首二句白朴用如椽之笔，在不着一个谓词的情况下，巧妙地并列六组名词来描摹了一幅地面与天空的和谐画面：日头平西，落霞满天，小村披拂着斜晖；炊烟袅袅几如凝止，老树枝丫不动纹丝，乌鸦树羽辍立枝头。
第二句，则是在前两句描摹的大范围中的一角特景。
在这一片宁静的秋景当中，突然掠过一只大雁，飞下地面。这一动态的骤然出现，打破了静景的观感，使人心为之一动。“一点”说明“飞鸿”的距离之远，“影下”更显速度之快！
第三句是最能传秋意之神的句子。首先是视角上的远近结合，远处是秋山和秋水，并且具有特征的色彩——青与绿；近处是秋天的植物：草、叶和花，白、红、黄更是和谐烘托，五彩纷呈，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秋之画卷”，渲染了秋景，传达了浓郁的秋意。其次，全句未著一个“秋”字而处处见“秋意”，正所谓“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也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综观全曲，其结构新颖别致，即“铺排静景——中介飞鸿动景——铺排静景”，规范而不呆板；其次，章法上动静结合，变化而不单调；再次，如果说此曲前两句秋景不免显得清寂、清冷，那么到了第三句，则意境转换，更显清疏、清和了。这些足见作者的高超的炼意本领和构思技巧。
（七）郭沫若《天上的街市》赏析
郭沫若的诗一向以强烈的情感宣泄著称，他的《凤凰涅》热情雄浑；他的《天狗》带着消灭一切的气势；他的《晨安》《炉中煤》曾经让我们的心跳动不止。但这首诗却恬淡平和，意境优美，清新素朴。诗人作这首诗时正在日本留学，和那时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一样，他心中有着对祖国的怀念，有对理想未来的迷茫。诗人要借助大自然来思索这些，经常在海边彷徨。在一个夜晚，诗人走在海边，仰望美丽的天空、闪闪的星光，心情变得开朗起来。诗人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于是他在诗中将这种理想写了出
来——那似乎是天国乐园的景象。
诗人将明星比作街灯。点点明星散缀在天幕上，那遥远的世界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想。街灯则是平常的景象，离我们很近，几乎随处可见。诗人将远远的街灯比喻为天上的明星，又将天上的明星说成是人间的街灯。是诗人的幻觉，还是诗人想把我们引入“那缥缈的空中”？在诗人的心中，人间天上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