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佛像有黄铜吗，现在的铝锭放在古代当银子用可以吗？
答：作为各类金属里比较“年轻”的一款，虽然今天的铝制品，已是价格“亲民”的日用品。但放在1854年“铝锭”刚刚“还原成功”时，这种“新型金属”却有着“来自黏土的白银”的美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五十年里，当时欧洲各类活动颁发的最高奖杯，甚至欧美政要富豪的专属奢侈品，都常以“铝锭”为原材料来制作。可以说，在“电解铝”技术诞生前，“一小块铝”就是堪比钻石黄金白银的存在。
如果“名贵身份”，尽管只有半个多世纪，却也叫许多“穿越爱好者”生出遐想：倘若“带点铝”穿越到中国古代去，那是不是就能拿着铝“当银子用”，甚至过一把土豪瘾呢？这事儿，其实就要分开看：如果仅仅是拿铝锭当稀世珍宝，跑古代换一笔钱花，这肯定没问题。但如果想把铝直接“当钱花”，像白银一样用作支付货币？那不管放在中国古代哪段历史里，都是严重不现实。
因为一件“贵金属”，想要成为通用的货币，仅仅“够贵”还不够，关键还要够普及，能够有足够的数量来流通。放在“铝”身上，哪怕是十九世纪末的“电解铝”技术，放在古代也是严重不现实。所以在古代，“足量的铝”就是痴人说梦。
而与铝“看上去很像”的白银，就更能说明这个道理。虽然我们在古装剧里，常见主人公拿着白银当钱花。但在真实历史上，白银真正成为“钱”，也是经过了相当漫长的过程。唐宋元明都曾有“银禁”，擅自拿白银当钱花就可能有牢狱之灾，号称“商品经济发达”的两宋，每年的白银收入最高也就八十万两，南宋经常是一二十万两，除了“给金大爷送岁币”外，基本就剩不下几个银子。南宋府库里“银无额”也是常事，当货币？更是不靠谱。
直到明朝中期起，中国货物成了大航海时代的“宝货”，每年汹涌卖出国门的铁锅、瓷器、丝绸、白糖、棉布等“中国制造”，从欧亚各国“圈”来巨量的白银。中国民间市场上的白银，才逐渐流通起来。到明朝嘉靖年间时，民间交税已普遍用银，隆庆年间时明朝更宣布“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至此，一向“够贵”的白银，才凭着强大的流通量“上位”成功，成为古代中国的法定货币。而这时，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尾声了。
而要放在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也正是因为“足量”这个要求。中国历朝历代充当“货币”角色的物件很多。但从秦汉至明清，一直长期稳定充当货币的贵金属，也就只有铜钱。
但比起“电解铝”对于“铝身价”的改变来，在古代中国漫长的“铜钱发行史”上，另一个看上去非常冷门的“化学突破”，却对古代中国货币经济的稳定，有着更重要的意义：炼锌技术。
乍一看比较陌生的“炼锌技术”，意义到底有多大？这就要说说古代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一个共同的烦恼：铜料不够。
中国的贵金属储量，自古就不富裕，不止是金银稀缺，作为铸造铜钱原料的铜料，也是历代都缺。所以从汉代起，古代中国就开始有铜禁政策。而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铜钱的需求越来越多，“缺口”也就越来越大，唐代时民间买卖铜料和铸造铜器都一度是违法行为，甚至“超量”的铜钱还禁止带出州县。由于市场上铜太少，布匹绢帛也成了硬通货。白居易作品《卖炭翁》里，那系到牛头的“半匹红梢一丈绫”，就是实实在在的钱。
所以，如果想从现代带些东西去古代“直接当钱花”，拉几车布都比“带铝锭”靠谱。
而发展到不少“最牛历史教师”口中“经济空前繁荣”的南宋王朝，由于当年“宋金和议”时大笔一挥，把大批铜矿银矿产地割了出去。外加每年大笔贵金属“孝敬金大爷”，银不够就得“铜来凑”。所以南宋“缺铜”也就缺到了家，北宋每年的铜钱铸造量尚有二百九十万贯，南宋每年却只有二十万贯，市场上需要的钱，也就是“铜钱不够继续用纸币凑”，叫老百姓的生活加倍水深火热，以至于“千村万落，生理萧然”。
以这个意义说，某些“精英学者”笔下“宋金和平促进南宋经济繁荣”的论调，何止是无知？简直是无耻！
而“缺铜”的后果，不止是“铜钱不够”，更带来了“盗铸”与“恶钱泛滥”。由于铜料极贵，所以明代之前，历代“盗铸”风气都是屡禁不止。许多“聪明人”将铜钱融化了铸成铜器，然后“销钱为器，其利十倍”，赚足了中间差价，也加剧了钱荒。“恶钱泛滥”也加剧，由于铜料不够，更多的不法分子就开始以次充好，用劣铜甚至“铅”“铁”铸钱，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多少强大的王朝，也就在这类乱象里越发衰败，最终崩在了“钱”上。
对这些严重后果，历朝历代自然也都曾重拳打击。但要论从技术上解决这难题的，却还是“炼锌技术”。在“铜锡铅金银汞锌”七种有色金属元素里，被中国古人称为“倭铅”的锌，是最晚被人工提炼出的一款，却是解决“缺铜”“恶钱”问题的重要钥匙，以铜与锌炼就的“铜锌合金”，就是我们熟悉的“黄铜”，以“黄铜”为原料铸钱，既能杜绝恶钱，更让不法分子难以盗毁盗铸。那为何明代以前不同黄铜？因为“炼锌”太难。
在七种有色金属里，锌是一种银白色重金属，沸点高达907摄氏度，必须要在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里，才可以实现热还原。放在古代科技条件下，这技术门槛简直高不可攀。而在明代以前，“炼锌”的技术也长期被印度人垄断，汉唐宋元年间的黄铜，也因此成了依赖进口的名贵奢侈品，根本不可能用来铸币。明代以前出土的铜钱，含锌量也是极低。
但也就是从明代起，中国人终于在炼锌技术上实现了弯道超车。重庆出土的明代炼锌遗址，向后人展示了完整的明代炼锌流程。中国本土的“炉甘石熬炼”技术，不但远远甩开印度的“蒸馏炼锌”，更使黄铜的产量从此激增。同样曾是名贵奢侈品的黄铜，如19世纪末的铝一样，迅速从“高价贵金属”变成“亲民价”。
而从明代嘉靖年间起，黄铜终于被用来铸钱，价格稳定且极难盗铸的“黄铜钱”，也因此稳定流通，为“万历中兴”“康乾盛世”等时代，稳稳托起基本盘。一个看似冷门的技术，就这样为明清中国的经济演进，起到了强力助推。
“铝能不能当钱花”的问题背后，是多少科技演进对历史的影响，以及一个简单却需要铭记的真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参考资料：《中国古代手工业经济通史》《南宋经济的衰退》《中国货币史》《货币历史》《中国古代黄铜制品与冶炼技术的研究状况分析》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清皇帝坐了270年的龙椅是纯金打造的吗？
龙椅是指古时候皇帝所坐的扶手上刻有龙的图案的椅子，龙椅一般放在古时候大臣上早朝的朝堂上的台阶上。龙椅是用四川小叶桢楠金丝楠木（帝王木）制作雕刻龙的图案，最后再漆上一层黄颜色的漆以表示皇家的威严。其象征意义及地位与中世纪欧洲各国君主的王座等同，一般摆放于正式场合，用于接见本国大臣、面见外国特使，处理一国大事。
四川小叶金丝楠木（古代帝王木）软木 带有淡淡清香 东暖夏凉
金丝楠木纹理有龙胆纹 雨滴纹 水波纹 闪电纹 凤纹纹 水泡纹 瘿子瘤 云纹 等等
故宫款复刻九龙宝座和九龙屏风，摆放办公室会所别墅酒店首选，故宫同款金丝楠木小叶桢楠，细致到每一个雕刻，实物更震撼美观，欢迎前来垂询。九龙屏风尺寸长400厚60高275cm 龙椅118长72宽150高cm，脚踏80长32宽18高cm
被元朝统治者当饮酒器的宋理宗人头？
这个事，在一些史料中确实有记载。
我们先来还原一下这个事情的背景。
宋理宗叫赵昀，是南宋朝的第五位皇帝。他在位四十一年，景定五年（1264年）在临安病逝，享年六十岁，庙号理宗。说起来，宋理宗还算是有点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联合蒙古，攻灭了金朝。一百多年前的1127年，金军南下，攻占北宋国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宋理宗的这个作为，算是为“靖康之难”雪耻。他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朝政出现了一段时期的亮色，被称为“端平更化”。从他开始，将理学作为官方统治思想，影响深远。但他在位中后期荒淫奢侈，朝政被贾似道等奸臣把持。他死后，被安葬于永穆陵，和上几代皇帝的陵墓毗邻。位置在今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攒宫山。古人认为，人死后会去到另一个世界生活，因而“视死如生”。尤其是皇帝贵族们，将墓室布置的富丽堂皇，在尸体下葬时往往会被采用一些防腐手段，以求尸身保鲜不腐。作为一代太平皇帝，宋理宗陵墓的规模、豪华程度自不必说，尸身还被进行了防腐处理。也即将遗体用水银“洁身”，再用多层丝绸包裹，浸泡在水银棺之中。古代人早就认识到了水银的一些性能，例如防腐作用。据说春秋霸主齐桓公、吴王阖闾的陵墓里“倾水银为池”。《史记》中记载，秦始皇想在陵墓中营造出生前的壮丽河山景象，但墓中最忌讳有水，因而选用、布设大量水银，“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这样安排，还有助于尸体防腐、陵墓防盗。东晋时，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葛洪对水银的防腐功能也有记载：金汞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我们知道，生物尸体的腐败，是指死后身体组织蛋白质因腐败细菌的作用，而发生分解的过程。影响尸体腐败的主要条件，是温度、湿度等环境。水银是汞的化合物，属于液态重金属。从现代科学角度分析，水银的化学性质稳定，不溶于酸、碱。而且，它可以集合细胞膜，保护细胞结构，与自然空气隔绝。从而具有一定的防止细胞破损、肉体腐败的作用。宋理宗原本可以在黄土之下永远安眠的。然而后来发生的丧心病狂的事情，绝对是他生前没想到的。宋理宗死后近十二年，至元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276年2月4日），元朝军队攻破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虏5岁的南宋皇帝恭帝。南宋朝廷残余势力逃亡。两年后，元朝掌管江南佛教事务的江南释教都总统、西夏僧人杨琏真伽，在宰相桑哥的支持下，率领部众对江南一带的南宋皇陵等进行了疯狂盗掘。皇陵中陪葬的大批珍宝被搜刮一空，皇帝、后妃们的骨骸被扒出、扔弃于荒野。这个事件史称“宋陵大浩劫”。对于此事，《元史·世祖本纪》中记载：凡发冢一百有一所，戕人命四”。清代著名高官、学者撰写的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中记载道：江南释放总统嘉木扬喇勒智，怙恩横肆，穷骄极淫，以是月帅徒役顿萧山，发宋宁宗、理宗、度宗、杨后四陵。”据说当他们打开宋理宗的棺盖时，一股白气冲出。只见理宗安卧如睡，尸体上萦绕着珠光宝气。棺底垫着织棉，包着金丝网罩。他们为了搜找更多的珠宝，就把宋理宗的尸身拖到墓外，倒挂在大树上，以使理宗尸身里外用来防腐的水银蒸发、沥干。之后，杨琏真伽命人割下理宗的头颅，精心打磨，用金银珠宝装饰，制做成精致的法器，作为饮酒用的器皿。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中记载：截理宗顶以为饮器，充骨草莽间。”杨琏真伽为什么要干这样恐怖的事情？把敌人首领的头骨做成器物，是远古时期部落战争时的野蛮之举。这种习俗在西域长期遗存。这样做，意味着将对方彻底消灭，还可以祛灾。例如匈奴灭掉大月氏部族后，将大月氏王杀死，拿其头骨做成了酒器。本来安身于地下还想永存不朽的理宗，竟然落了个这样凄惨的下场。杨琏真伽制作的这个骷髅碗，后来流传到元朝国都大都（今北京）宫廷里收存。约九十年后的1368年，朱元璋率兵攻占元大都，推翻了元朝，建立了明朝。杨琏真伽制作的这个骷髅碗，无意中在元大都的皇宫中被发现。身为汉人皇帝的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深为感叹、垂怜，就下旨以帝王礼，将宋理宗的遗骨葬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第二年，下旨将理宗的头骨归葬到原址——浙江绍兴的永穆陵。至此，经过近百年漂泊，宋理宗的遗骨算是有了安身之所。明朝时期的银两是国际货币吗？
明朝又被经济学家称为“白银帝国”，法定货币就是白银，外贸也采用白银作为结算，整个明朝流入中国大约3亿两白银。这个问题要说清楚，要从明朝时国内的货币制度、当时的世界贸易环境、商品、航线等综合叙述。（此篇文章比较长，没有耐心的朋友可以直接划过，喜欢就点关注、点赞、分享）。
其实明代最初并不是用白银作为货币的，而是沿用元朝时期的纸币，当时的人们并不懂通货膨胀，只是后来纸币发行量太大，变的一文不值，才采用白银作为法定货币的。随着明朝中期对外贸易，大量的瓷器、丝绸出口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地，换回了大量的白银，更加稳固了白银货币的地位。
打劫：只劫军粮，不劫军饷中国自宋代始，出现铜铁铸钱为主、纸币为辅的买卖方式。这时出现的纸币虽说是“为辅”，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次真正使用纸币，那一张神通广大的纸，凝结着中国“四大发明”的两项——造纸术和印刷术。
元朝在夺得天下后，极有见识地将宋朝的纸币“交会”转换为元朝的“交钞”，既保证了铁骑征战欧亚战场的铸剑制矢、人吃马嚼，也没让老百姓手中的财富因朝代更替而过期作废。所以，纸币开始在民间有效流通。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对纸币有详尽的描述，并将其印造使用过程惊叹为“点金术”。
历史验证着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名言：“纸币不是替代金银的空中阁楼。”好景不长，统治者扩张的狂热，佞臣的贪婪和无知，竟使纸币堕变为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以每年增加几十倍的速度滥发的纸币，无可挽回地导致了经济崩溃的发生。元末，物价开始飞涨，仅米价就涨了上千倍。当时纸币撒在路上也无人去捡，并非路不拾遗，而是这纸头已经失去了价值。
那时候的人们不懂货币的通货膨胀，但人们也不傻啊，还是知道钱不值钱，没有购买力的。据说那时不管是起义军还是土匪，都只劫军粮不劫军饷——因为满满一牛车的纸钞换不来一袋米；而农民起义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之一，就是让铜钱白银回到老百姓的口袋中。
至明朝，货币系统已经混乱不可收拾，纸钞早就臭大街了，老百姓交易“惟用金银”。在这种“钞壅不行”的情况下，1436年，朝廷决定让纸币退出流通，“朝野率皆用银”。不论是朝廷赋税还是市场买卖，银子构成了实际上的唯一硬通货。由此，中国开启了白银作为主导货币、流通市场几百年的历史。
明朝的对外贸易明代白银击败了纸币和铜钱，成为主体法定货币，再加上商品经济的发达，特别是走私经济对白银产生了大量需求。然而，国内却缺少白银供给。于是，白银便通过两条海外渠道输往中国。一条是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在美洲的殖民地，与欧洲、中国构成的三角贸易。另一条则是日本与中国的贸易。
1、与日本的贸易当时与日本的贸易又被称为“勘合贸易”。“勘合”是明廷发给外国来中国朝贡的凭证。每当新君即位，便发给100道勘合，收回前朝没有用完的勘合。
贸易程序一般是：日本勘合船到达宁波后，由浙江布政司会同宁波市舶司勘合无伪后上报礼部，再一次验对无误后，允许贡使携带进贡的物品沿京杭运河来京。礼部在会同馆接风后收下礼物并按照规则进行回赐。假如携带商品过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购的话，允许会同馆贸易三天。
这一时期，日本与中国的贸易航线主要有两条。到了明代中后期，去往日本的海上航线，则从两条变为七条。中国进口的商品有：铜、刀、硫黄、白银等。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主要是：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等。例如崇祯十四年（1641年）六月到七月，郑芝龙的三艘海盗船来到日本长崎，其中有：白生丝2.57万斤、黄生丝 1.555万斤、纺织品14.076 万尺。
自从日本发现大规模银矿以后，白银就成了日本对中国的重要输出产品。日本的银矿非常丰富，大银矿有奥羽金矿、甲斐金矿、越前银矿、对马银矿等，甚至有“日本无货，只有金银”的说法。人们称日本为“银岛”，明朝末年从外流入的大量白银中大约有15%是从日本流入的。
2、与西洋等国贸易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之前，中国到东洋各国有46条航线，到西洋有125条航线。广州每年定期举办夏冬两季集市，夏季货物大多输往日本，冬季货物大多输往印度、欧洲、菲律宾。广州的货物从澳门出海，运到印度的果阿后销往欧洲。输往菲律宾马尼拉的货物销往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条航线：
澳门—果阿—欧洲航线
主要货品是生丝、丝绸、瓷器、药材等。在17世纪，一艘普通的葡萄牙商船，可载白丝1000担、丝绸1万到1.2万匹。每担白丝价格为80两银，运到果阿后价格可达200 两。
到了18世纪，中国销往欧洲的货物每年有：5300箱精制丝绸，每箱是100匹丝绸锦缎和 150 匹织物；2200 至 2500 锭黄金，共重 2.2 万两到 2.5 万两；800磅麝香；以及数量不等的珍珠、宝石、糖、瓷器等。在这些商品中，生丝的利润是150%，瓷器为100% 到200%。
欧洲输往中国的商品主要有：毛织品、红布、水晶、玻璃制品、英国时钟、佛兰德工业品、葡萄酒等。商船到达马六甲后，货物以香料、檀香木、暹罗的皮制品交易后运往澳门，然后再将换来的商品换成丝，接着船队到日本交换日本的白银，换来白银后，再回到中国换取丝绸、瓷器等欧洲急需的商品。
中国从万历十三年（1585年）到二十八年（1600年）的16年间，共获得320万两左右的白银。
澳门—日本航线
日本对中国的生丝需求极大，几乎到了无丝则无法织的地步。葡萄牙人以每担80两银的价格购买生丝后，到日本后以每担140两到150两的价格售卖。丝线以每担140两购入，每担370两到400两卖出；绸缎以每匹1两1钱购入，每匹2两5钱或3两卖出。每船货物净利润可以达到13万两白银以上。自1580年到1597年这18年，葡萄牙人从日本运出了750万两到890万两白银。整个明朝
中后期，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大概有3000万两以上，其中至少有一半是经过澳门流入内地的。
澳门—马尼拉—美洲航线
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贵族与欧洲贵族一样，都是以穿中国丝绸为荣，西班牙船队便将大量的中国丝绸运往美洲销售，再带着白银来到中国。1530年到1606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的苏特克、朱母帕戈、秘鲁的波尔格发现了大量白银，有高达二三亿两的美洲白银流入中国。
明朝外贸流入白银约3亿两现在我们就来总结一下，明朝后期日本、南美到底有多少白银流入中国。明中期以后，商业的兴盛使国内对白银的需求极大，而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欧式地理大发现”、日本银矿的大规模开采等，白银也开始迅速流入中国。
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使明帝国几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到底有多少白银流入明朝，前面有专家进行研究过。
早在1933年傅镜冰先生就进行了研究。在《明清两代外银输入中国考》中，傅先生估计通过各种途径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在3.5亿银元。
其后，1939年梁方仲先生根据《明实录》的记载，估计正德十五年以前流入 1000万两，万历元年之后到崇祯十七年为止流入银元1亿元以上。
全汉升先生在1969年估计自16世纪到明亡，大约每年流入白银为133.3333万公元（比索）。在近150年间流入白银大约总计1.4亿两以上，国内产银1000万两以上。
1995年庄国土先生认为明朝晚期（1567～1643年） 的67年间，流入白银超过 2.55 亿两。
1998年王裕巽认为，明后期流入白银为3.3亿两，国内产银2000 多万两。
2000年弗兰克认为，美洲产的3万吨白银、日本产的8000吨白银中，有7000 吨到1万吨流入中国，折2.24 亿两到 3.2 亿两。
2005年李隆生认为，明末之前历朝历代的白银留存为4.6亿两，国外流入2.95亿两，明末中国白银总存储量达到了7.5亿两，明朝产银8310 万两。
上述数字有许多问题。其一是税率问题；其二数据不全只能采取平均法，甚至用几年的数据代替几十年上百年的数据，显然问题会很多；其三就是折算问题，例如1公元折白银，庄国土先生按7钱2分计算，王裕巽先生按7钱5分计算，李隆生博士按8钱计算。
弗兰克的估算问题也非常大，因为作为一名德国学者，他的研究成果是根据西方资料得出的，而其资料出处并未公布，没有办法进行核实，但从估算上看他是介于庄王两位先生之间。
综合以上专家看法，认为明朝有3亿两左右白银的流入量占大多数。宋代青铜器的历史背景？
真正可以称为青铜器研究的学问，是从宋代（约真宗时）才开始的。而这与宋代金石学兴起有直接关系。
“金石学”之金，是指商周时期的铜器及其铭文，“石”主要是指秦、汉以后的石刻。
“金”在春秋以后铜器铭文中即有称之为“吉金”者，取其坚固之意。“石”也称“乐石”，“嘉石”、“贞石”，意为质美，多见于碑石与六朝墓志。“金石”二字连称，东周文献已见，如《左传》襄公九年季武子言于晋侯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
“金石”分别指铜钟与石磐。北宋曾巩（1019-1083）的《金石录》，最早将“金石”作为学术术语使用。至清代乾嘉时期，“金石学”才正式命名。所谓金石学，即主要是以零星出土的古代铜器与石刻为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与文字考证。
北宋金石学之所以兴起，有以下历史原因：
（一）北宋王朝建立后，为整治五代时军阀割据造成的混乱局面，一方面从军事上、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制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亦提倡经学，以恢复礼制，巩固政治秩序。
从宋真宗（998-1022）开始，尤其注重儒学，推崇儒家经典，金石之学在当时正适应了北宋统治者此种政治需要，这点在北宋刊行的金石著作中有比较明显的表述。
这些著作对于金石学的功用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认为古器本身是古之圣人用以载道之物，强调其作为礼之象征的功用。正如李公麟所言：“圣人制器尚象，载道垂戒，寓不传之妙于器用之间，以遗后人，使宏识之士，即器以求象，即象以求意，心悟目击命物之旨，晓礼乐法，而不说之秘，朝夕鉴观，罔有逸德，此唐虞画衣冠以为记，而能使民不犯于有司，岂徒眩美贪玩，为悦目之具哉。”
显然，此种说教是认为古器物有直接的晓以礼教而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
另一种说法，是认为研究金石学可以复原古礼，正经补史。如刘敞自叙其《先秦古器图碑》时所言：“三王之事，万不存一，诗书所记，圣贤所立，有可长太息者独器也乎哉。”
他在所著《先秦古器记》中讲到，编撰此书是为了借此使“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资其世谥。
翟耆（qí）年在《籀（zhòu）史》中评述太学博士吕大临考证彝器之成绩是“其讨论深远，博而合经”，“述天子册命之礼尤详，可以想象当时礼仪之大纲。”
吕大临为其《考古图》所作序言亦言著书之目的乃“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应该说明的是，此种正经补史的功用，由于含有实证主义的色彩，所以客观上还是有助于史学与文字学之发展的。
宋王朝为了恢复古礼，甚至依据经典仿造出土古礼乐器。宋徽宗时出土铜器之多，仿制礼乐器之风亦更盛。
（二）宋代中央集权政治强化，做官者益多，官僚机构庞大，金石学也正适应了地主文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
在当时，金石古玩多已成为商品，故许多官僚文人能依靠钱财网络流传于世之珍贵铜器。赵希鹄《洞天清录集》曾记载说当时这些文人“摩挲钟鼎……不知身居人世……”
（三）宋代造纸、印刷业、拓墨技术都得到显著发展，也为金石文字的流传提供了方便。
在两宋金石学风行的形式下，有一部分学者专心致力于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并出现了一批于后世颇有学术价值的青铜器著作。
宋人青铜器著作至今仍可得见其大致面目的，主要可以分为五类：一类是图文并茂，即不仅著录铭文，亦有器形图者，可称为图录式。第二类是仅录铭文而无器形图者，可称为款识类。第三类是不录图形，基本不摹铭文，专作铭文及器形考释，可称作考释类。第四类是书目提要式。第五类是字典类。
宋人有关青铜器的著作，对于青铜器的定名多有贡献。
王国维就曾指出：“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盘、曰匜、曰盏 ，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
此外，宋人对青铜器纹饰所定之名，有的今日仍沿用，如《博古图》所定饕（tāo）餮（tiè），蟠（pán）螭（chī）等名。宋代金石学家在青铜器的器类及纹饰定名上所做的工作是对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贡献。
当然，限于当时所能见到的资料以及古文字学的水平，特别是由于在治学方法上没有摆脱旧的经学研究范畴，更不可能有科学的器型学，他们所定的名称有一些未必得当，有的更属牵强，这是今日所不能苛求的。
宋代虽然堪称是青铜器研究的奠基时期，但由于金石学受到重视，统治阶级人士多喜收藏古物，古物价格遂大增，于是各地盗掘古墓之风极盛。
宋人叶梦得在《石林避暑录话》中讲到当时的情况：“宣和年内府尚古器，……而好事者复年寻求，不较重贾，一器有值千缗者，利之所趋，人竞搜剔山泽，发掘冢墓，无所不至。往往千载之藏，一旦皆见，不可胜数矣。”
这种对古迹的破坏，使许多古器物失去科学的地层与出土地记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是伴随金石学兴盛的同时所出现的另一阴暗面。
北宋时代盛行的古铜器蒐（sōu）集、研究之风气，在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后逐渐凋落下去。刊于南宋的几部分金文著录书，像《啸堂集古录》，除去北宋人已著录过的器物外，新收器并不多，仅一百三十余器，赵明诚《金石录》亦多收北宋人书中已著录之器。
尤为遗憾的是，靖康二年（1127）侵入汴京的金军将宋室所藏铜器与其他珍贵古器一起尽略而去，而这些铜器中的多数被金人毁掉了。
宋代以后，元、明两代在青铜器研究方面处于低落阶段，没有青铜器著录与研究性著作。惟官僚、文人、学士仍有收藏与观赏金石著作手迹、善本之兴。
因而，《考古图》、《博古图录》在元代有翻刻本，而大多数宋人金石著作均在明代重刊，像《考古图》、《博古图录》、等，甚至数次刊行。
明代人的墓葬中也有先秦铜器出土，如1973年在四川铜梁张叔珮夫妇墓中即出土有殷代铜方鼎与战国铜圆鼎各一件。张叔珮为嘉靖至万历年间人，出生于官僚家庭，其父在朝廷任要职。其墓内出先秦铜器说明明代时虽青铜器研究不盛，但收藏古代青铜器仍是部分官僚士人之爱好。
古代人拥有一个金元宝就能拥有很多东西？
很多古装电视剧，都有赏赐万两黄金的镜头，古代万两黄金价值多少，是不是古代每个朝代的金子价值都是一样的，还有古代每个时期的物价是多少？大家都充满好奇。
春秋时期的逗金地，多半是指青铜。那时黄金还不太流行，主要是青铜。从战国一直到东汉以前的金，通常就是在说真正的金子了。需要注意的是，那时候的金子多做成马蹄形或饼形，每一块就是逗一斤地，现在出图的金饼、马蹄金，重量一般就在250克左右，250克，正是汉代一斤的重量。那时候的一两也不是现在的一两，一斤是十六两，一两其实是15.625克左右。金饼的铸造，一块刚好要差不多是一斤，即一金，才行。在先秦两汉贵金属是极少见的奢侈品，多用于工艺品，比如曾侯乙幕中出土的金钗，而世面上流通的货币却多是青铜材质，到了唐宋时期，冶金业的发展使得青铜的生产量猛增，所以铜钱就成了普遍的低廉货币，而稀有的金银也成了高额货币。
秦朝钱币
先从秦朝说起，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先秦各国的主要兵器为铜，可以看出，《史记》中“金”就是铜的意思。秦汉制，一石为四均，四均为一百二十斤。前文说过，秦汉一斤为今天250克左右，那么一石大约在30公斤，十二个金人也就是360吨铜。现在铜价格大概45000元/吨，360*45000元=1620万元。也就是说秦朝的时候万金相当于现在1620万元左右。
古代钱币
汉朝货币沿袭秦制，黄金与铜币共为法定货币，其中黄金为“上币”，铜币为“下币”，西汉在经过“文景之治”后，在兴盛的汉武时期开始，“五铢”铜币一直沿用至隋朝。汉代的黄金是皇室、贵族大额赏赐的贵重物品，西汉的官方汇率是1金＝1万钱，也就是说，一两黄金的官方价格是10000个五铢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米价，每石20文至80文钱不等，又1石=27市斤粟，那么平均下来一文钱大概能买半斤米。按现在的米价，若折合成人民币，大约1文钱可换0.5元人民币。万两黄金=10000*10000文*0.5=5000万元，也就是说西汉时候万金相当于现在5000万人民币。
一吊钱
隋朝时期跟西汉差不多，隋朝的时候，银子是不通用的，也就是不是货币，那时候流行的是五铢钱。也是根据米价换算的，根据五铢钱和银子的换算，大概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大概2000块吧。一两金子大概八两银子，万两金子=2000*8*10000=16000万，也就是说隋朝的时候万金相当于现在的16000万人民币左右。
金元宝
唐朝时期，盛世繁华，物价颇高，唐太宗贞观年间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一斗米只卖5文钱，通常一两银子折1000文铜钱（又称一贯），就可以买200斗米，10斗为一石，即是20石，唐代的一石约为59公斤，以今天一般米价1.75元一斤计算，一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4130元的购买力。唐玄宗开元年间通货膨胀，米价涨到10文一斗，也是一两银子=2065元人民币。黄金按1:8白银换算，2065*8*10000=16520万元，也就是说唐朝的时候万金相当于现在的16520万元人民币，跟隋朝的黄金差不多，所以说唐朝黄金价格还是比较稳定。
金元宝
到了宋朝，钱币的制作就开始特别混乱了，有铜钱铁钱还有锡钱。根据《宋史 食货志》提到“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和《宋史 职官志》“每斗（米）折钱三十文”的记载，姑且以2000个铜钱折银一两计算，太平时期米价是1石600—300钱（靖康之乱前后到南宋初期有一两银子一石米的，不在正常计算范围）。在当时银子储量偏少，所以一两银子约值2000个铜钱，大米一石（宋代一石66公斤）300到600钱，一两银子大约买4斗到8斗，综合算出一两银子924元到1848元，很不稳定。黄金白金换算还是1:8。924*8*10000=7392万，1848*8*10000=14784万。也就是说宋朝万金相当于现在的7392万到14784万之间。黄金最不稳定是年代。
在明朝的时候，明末白银贬值厉害，明朝初几年和末期时物价曾有过一两白银买一石大米，正统年间也有一两可以买四石的年景，崇祯帝国乱时还有过二两一石的物价。明朝米价在洪武二十八年以后基本上一两银子可以购大米二石。《明史·食货二》：“於是户部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明代一石约等于现在的94.4公斤。按2006年大米价均价1.75元/斤计算。一两白银是2*94.4*2*1.75=660.8元。黄金和白银换算已经是1:10了，一两黄金就是6608元，也就是说明朝的万金相当于现在的6608万元人民币左右。
寿金
清朝中期，外国大量的银两流入中国，导致银两价值变低，一两银子大约200元人民币的样子。19世纪北京市面上的白银分碎银、银锭和银元三种。碎银和银锭都是“国产”的，成色不一。以纹银为例，计算出一两银子的标准重量：37.31克，以及一两纹银所含纯银的重量：34.9克。道光初年,一两白银换钱一吊,也就是一千文;到了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一两白银就可以换到制钱一千六七百文了。咸丰以来,银价猛涨,一两白银竟可以换到制钱两千二三百文之多。清朝时候，十两的黄金锭大概是373克，结合现在的价格乘一下就可以了，大概是8.6万元人民币。折合万金，就是清朝的时候万金相当于现在8600万元人民币。
中外金银比价表
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货币制度，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且银钱之间比价大体维持在一千文一两上下。政府的重点在用银，尤其不主张用钞。此时的各种交易中，已经极难再见到黄金的影子了。 白银在民国币制改革后就不再铸造发行，当然因为国民党货币贬值，实际上一直到建国后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