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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悲鸿的画
徐悲鸿改良中国画，所走的现实主义，既不赞同陈独秀全部采用“欧洲的写实主义”的做法；也不赞同康有为排斥文人画优秀传统，只采用以“六朝唐宋”院体画为正确的做法。而是在中国优秀绘画传统“写实主义”的基础上，采入“欧洲的写实主义”长处，融合而成的徐悲鸿“写实主义”
徐悲鸿先生是一位写实主义的绘画大师，他不仅将写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运用到中国画、油画、素描写生创作中去，而且渗透到他的绘画评论和收藏中去，这里就其画论和收藏活动论述其写实主义的绘画收藏观。
一、对“写实主义”的新界定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而兴起的新美术运动活跃起来，改良中国画的呼声越来越高，1917年康有为先生《万木草堂藏画目序》所提出的画学思想，成为改良中国画之先声：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二石之糟粕，枯笔数笔如草，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
如何“救正之”而为画学新纪元者？他认为应“以复古为更新”，即复“六朝唐宋之法”，此法不是宋代文人（士夫）画家“苏（轼）、米（芾）拨弃形似，倡为士气”，“自写逸气以鸣高”，重“写意”、“墨笔粗简者”之法，而“以形神为主”，“以着色界画为正”，“以院体为画正法”，因为“画匠”们“能专精体物”，这“与今欧美之画”，“之法同”。他又以“郎世宁乃出西法”为例，也希望“他日当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
徐悲鸿深受康有为画学思想之影响，他说：“夫何故而使画学如此其颓坏耶？曰惟守旧；曰惟失其学术之地位。”
中国画如何改良？他认为“宜屏弃抄袭古人之恶习（非谓尽弃其法）———按现世已发明之术”、“作物必须凭实写”，做到“惟妙惟肖”。
他进一步说：欲振中国之艺术，必须重倡吾中国美术之古典之主义，如尊宋人尚繁密平等，画材不专上山水；欲救目前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如荷兰人体物之精，法国库尔贝、米勒、勒班习、德国莱柏尔等构境之雅。
又说：吾个人对于中国目前艺术之颓败，觉非力倡写实主义不为功。吾中国他日新派之成立，必赖固有之古典主义，如画则尚意境，精钩勒等技。
这里的所谓“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均是徐悲鸿借用欧洲文艺理论之词，来说明中国画问题的。
先说“欧洲之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又称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文艺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它侧重于按生活的本来的样子反映生活的细节真实和具有典型的本质真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现实主义，是指自古以来就有反映现实的艺术品共同具备的一种原则和因素；狭义的现实主义是指欧洲于18世纪末提出、19世纪初取代浪漫主义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自觉的创作方法和文艺流派。绘画中的现实主义流派，是19世纪初叶以后，由法国的米勒、库尔贝、杜米埃等人发起形成的。他们排斥神话、宗教和寓言的题材，将当代的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带有鲜明的批判性质，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在俄国形成更强大的批判现实主义潮流，代表人物有别罗夫、克拉姆斯柯依、列宾和苏里柯夫等人。20世纪初，“现实主义”一词传入中国，旧译为“写实主义”。陈独秀、徐悲鸿等人最早在美术评论中使用了这一词。1951年，当中央美术学院争论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问题时，徐悲鸿则说：“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外语中多数通过用Rlealism这个词，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在后来的中国文艺评论中，多采用“现实主义”一词，认为“写实主义”不精确，如今已废弃之。而当下的美术评论却常采用之。
古典主义是17世纪初产生于法国的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曾风靡欧洲达两世纪之久，因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故名。古典主义主张用民族规范语言，按照规定的创作原则（如戏剧“三一律”）进行创作，崇尚理性和自然，以之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它具有现实主义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面貌。徐悲鸿所说“吾国美术之古典主义”，当指六朝唐宋元画家的创作方法，但并不等同于欧洲的古典主义。陈独秀说：“中国画在南北宋及元初时代，那描摹刻画人物、禽兽、楼台、花木的工夫还有点和写实主义相近。”
在中国古代画论中，虽不见有“写实主义”一词，但有着与之意义相类的论述。如：北齐·颜之推“写真”论（《颜氏家训》）。
东晋·顾恺之“以形写神”、“传神”（《摹拓妙法》），“迁想妙得”论（《论画》）。
南朝宋·宗炳“应目会心”、“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论（《画山水序》）。
南齐·谢赫“六法”论（《画品》）。
南朝陈·姚最“心师造化”，“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论（《续画品》）。
唐·白居易“学无常师，以真为师”论（《画记》）。
唐·张彦远“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论（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北宋·文同“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论（见北宋·苏轼《文与可画谷偃竹记》）。
北宋·苏轼“画以适吾意”论（见南宋·邓椿《画继》）。
南宋·陈郁“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论（《藏一话腴》）。
元·赵孟“到处云山是吾师”论（《松雪斋集》）。
明·王履“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论（《华山图序》）。
清·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论（《石涛画语录》）。
中国古代有成就的画家，无不重视师法造化，把深入生活，熟悉生活作为创作的根本条件，他们往往喜欢对客观对象直接进行写生。画论中称肖像画写生为“传神”、“写真”、“写像”，称山水画写生为“留影”，称花鸟画写生为“写生”。所写对象，不仅要求形真，尤要求神真，以达到形神兼备、气质俱盛。在画论中，有许多关于“写生”之记载：
韩斡……明皇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帝怪其不同，因诘之，奉云：“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上甚异之。
———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
有日登神镇山四望，……皆古松也，……因惊其异，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真。
———五代·荆浩《笔法记》
黄筌……其家多养鹰，观其神骏。
以模写之，故得其妙。又有赵昌者，汉洲人，善画花，每晨朝露下时，绕栏槛谛玩，手中调彩色写之，自号写生赵昌。
———北宋·范镇《东斋纪事》卷四易元吉……凡与猿鹿豕同游，故心传目击之妙，一写于毫端间，则是世俗之所不得窥其藩也。
———北宋《宣和画谱》
皮袋中置描笔在内，或遇好景处，见树有怪异，便当模写记之，分外有发生之意。
———元·黄公望《写山水诀》
重视写生，反对临摹，这一重要改革，是在“五四”新美术运动中所极力提倡的。关于写生，俞剑华《中国绘画史》（1937年商务馆出版）云：中国绘画在元以前为创作与写生的时代，故光华灿烂，发展甚速，元朝以后，则变成临摹时代，故每况愈下，日渐消沉。
徐悲鸿先生所说的“吾国美术之古典主义”，即指中国古代画家们所遵循的优秀绘画传统写生与创造的精神，与欧洲绘画上的“写实主义”坚持写生，专“体物之精”、“构境之雅”的精神是一致的，中西绘画所达到的最高境地也应该是相同的。但毕竟中西有别。
徐悲鸿说：中国的画家无论是画中国画，还是西洋画，最好能掌握中国画的意境和概括能力，同时掌握西洋画的色彩和造型能力，而这两个画种的基本功，可以在一个画家身上并存，也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起作用，取长补短，时间长了，就可以形成自己的风格，走自己的路。
可见，中国画的意境和概括能力，西洋画的色彩和造型能力，皆各擅其长。由于各自使用的工具材料不同，其表现技法各异，中国画以墨线为主，西洋画则以光线明暗为主；中国画与传统哲学（儒、道、禅）有关，西洋画则与自然科学（光学、透视学、解剖学）有关。故徐悲鸿改良中国画，所走的现实主义，既不赞同陈独秀全部采用“欧洲的写实主义”的做法；也不赞同康有为排斥文人画优秀传统，只采用以“六朝唐宋”院体画为正确的做法。而是在中国优秀绘画传统“写实主义”的基础上，采入“欧洲的写实主义”长处，融合而成的徐悲鸿“写实主义”。
徐悲鸿在法国学习的主要是哪一个流派
徐悲鸿在法国学习的主要哪一个流派：古典主义
徐悲鸿（1895-1953年），汉族，原名徐寿康，江苏宜兴市屺亭镇人。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曾留学法国学西画，归国后长期从事美术教育，先后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和北平艺专。1949年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擅长人物、走兽、花鸟，主张现实主义，于传统尤推崇任伯年，强调国画改革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骨骼的准确把握，并强调作品的思想内涵，对当时中国画坛影响甚大，与张书旗、柳子谷三人被称为画坛的“金陵三杰”。所作国画彩墨浑成，尤以奔马享名于世。
徐悲鸿的作品风格有哪些？
【作品风格】
徐悲鸿取法西方古典写实绘画，力倡用"写实主义"改造中国画，强调"尽精微、致辞广大"、"惟妙惟肖"、"直接师法造化"，特别是他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论，在画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效果，宣布了从顾恺之到任伯年一千多年间勾红填色形式的大体结束和一代新形式国画的诞生。他的写实主张和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为一体，成为本世纪最大的主流画派。
徐悲鸿在绘画创作上，提倡“尽精微，致广大”；他对中国画，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他的画能融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而又有其独特风格。他不但擅长中国画，素描、油画都有很高的造诣和成就。人物注重写实，传达精神；所画花鸟、山水、走兽，简练明快，富有生气，尤以画马驰名中外。
【擅长画种】
他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他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他的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
【创作题材】
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无不落笔有神，栩栩如生。他常画的奔马、雄狮、晨鸡等，给人以生机和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尤其他的奔马，更是驰誉世界，几近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他的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巨幅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忧愤和对光明解放的向往。
马，是徐悲鸿先生一生中最爱描绘的题材。他画的奔马，笔墨淋漓潇洒，带着时代的风雷驰骋在画坛上，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带来了清新、有力、刚劲的气息。如今徐氏故乡——江苏宜兴市新建的“宜兴徐悲鸿纪念馆”里，陈列了徐悲鸿先生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书画作品（包括青少年时期的习作、成名以后的作品、信扎等）。他画的马，无论奔马、立马、走马、饮马、群马，都赋予了充沛的生命力。
徐悲鸿的资料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屺亭桥人。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1912年17岁时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并自修素描。1917年留学日本学习美术，不久回国，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赴法国留学，1923年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摹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起，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新加坡、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后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
徐悲鸿的作品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和广搏的艺术修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我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他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他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他的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无不落笔有神，栩栩如生。他的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巨幅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忧愤和对光明解放的向往。他常画的奔马、雄狮、晨鸡等，给人以生机和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尤其他的奔马，更是驰誉世界，几近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
徐悲鸿长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他发现和团结了众多的美术界著名人士。他培养的学生中人材辈出，许多已成为著名艺术家，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骨干。他对中国美术队伍的建设和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与伦比，影响深远。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按照徐悲鸿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次年，徐悲鸿故居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集中保存展出其作品，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写“悲鸿故居”扁额。
徐悲鸿年表
徐悲鸿作品
自画像 素描 1925年
法国工人 素描 早期
马夫和马 素描 早期
男人体 素描 1924年
女人体 素描 1925年
女人体 水彩 早期
抚猫女人 油画 1924年
陈散原像 油画 1929年
桂林风景 油画 1934年
庭院 油画 1942年
徐夫人像 油画 1947年
九方皋 国画 1931年
风雨鸡鸣 国画 1937年
漓江春雨 国画 1937年
负伤之狮 国画 1938年
群马 国画 1940年
愚公移山 国画 1940年
灵鹫 国画 1942年
奔马 国画 1953年
书法
附：太狮和少狮（徐悲鸿之父徐达章作） 国画 1908年
徐悲鸿画画风格
徐悲鸿 （1895-1953），现代绘画艺术大师，江苏宜兴人。四岁入塾，从父习画。年甫弱冠，东渡日本，翌年赴法，师事达仰，继入徐梁学院及巴黎国立美术学校1921年游学德，1927年归国，任中大艺术教授。1933年在巴黎画展，法政府选购十二幅，辟专室陈列。旋赴欧，在德、意及苏联举行画展。抗战后，屡在国内广州、长沙以及香港、印度、星洲等各地为救济祖国难民，举办画展。历任北京大学、桂林美术学院教授。后，任北平艺专校长。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在绘画创作上，反对形式主义，坚持写实作风，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末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继承我国绘画优秀传统，吸取西画之长，创造自己独特风格。长于国画、油画、尤擅素描。造诣极深，善于传神。著名油画《 我后》、《田横五百士》，国画有《九方皋》、《愚公移山》、《会师东京》等，最为所重。画马为世所称，笔力雄健，气魄恢宏，布避设色，均有新意。1952年病中，曾将自己一生创作和全部珍藏，捐献国家。平生积极从事美术教育事业，为中国美术事业发展，鞠躬尽粹，培育不了少优秀人才。1953年卒于北京。年仅五十九岁，就其寓所改建徐悲鸿纪念馆。其代表作《奔马图》，最为人所喜爱。间作花鸟及猫，亦别具风格，情趣盎然。著有《普吕动》、《初伦杰作》、《悲鸿素描集》、《悲鸿油画集》、《悲鸿彩墨画集》等行世。
本文试图探讨著名国画家齐白石(1864-1957)“衰年变法”时期其绘画题材、风格转变所隐含的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
我们首先把齐白石和他的作品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及思想体系中去考察。齐白石出身于农民家庭，童年曾牧牛耕田，做过木匠；二十七岁始拜师学画，打下坚实的工笔画基础；四十岁后，七年间五出五归，画风渐变，走上石涛、八大写意花卉一派；后因家乡匪患，背井离乡，孤身避难定居北平。当时北平画坛多数画家认为他的绘画笔墨“粗野”，戏称其作品是“野狐禅”。他听信陈师曾先生的劝告，改变画风，独创红花墨叶的双色花卉与浓淡几笔虾、蟹、草虫，时人称为“衰年变法”。
齐白石潜心学习、多年追求后才脱去民间画风而倾心于石涛、八大的冷逸风格，何以不被接受遭到冷遇呢？当时的北平画坛，摹古之风甚浓，一些人面对素绢“以古人为师，离开古人不敢着笔”，以临摹仿古为能事，以笔笔有来历、有出处相标榜。而齐白石毕竟不是遗民石涛或八大。“农夫”是他本质的一个侧面，泥土的芳香、菜根的味道，汇流在他的肺俯之中（刘曦林语）。他学青藤、雪个、大涤子，虽可形似，却仍有隔靴搔痒、形同情异，故意提高“人格”之嫌。那些传统派画家当然瞧他不起。这其间地域之见、门户之见有之，但并非仅仅如此。
对艺术的评判，不可能完全客观或主观。任何艺术作品和流派都得用现时的观点和流行的标准去解释。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以自己的眼光评判艺术家的劳动。当艺术家与观赏者的目的一致时，作品才能引起观者的兴趣和认可。随着原有的一些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常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已被接受的形式加以更新；一种则是对于这种改变不断地加以抵制。齐白石选择了前者。然而，要动摇一种根深蒂固的艺术传统，要造成艺术趣味的变化，还需要造就一批新的观众。20年代的中国乃至世界恰恰具备了这些条件：清王朝的覆灭，昭示着封建统治的崩溃。石涛、八大那种傲岸不羁、狂怪抑郁的绘画，随之失去了其固有的嘲讽对象和欣赏群体；五·四新文化运动树起的科学、民主、进步的大旗，又使传统文人画那种似有逃避现实的纯享乐审美失去了赖以依存的基础。从世界范围内看，艺术关心社会发展、关心人生命运，逐渐成为世界潮流。可以说是社会和时代为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拓展了生存空间。齐白石因此能够对传统中国画施行解构，予以重建。
一件艺术品即是一个小小的宇宙，它常常给予我们一种对生活的解释，使我们能够客观地对待浑沌的事物，更好地与生活周旋。这便是艺术使人心悦诚服的意义所在。一件艺术品常被喻为向世界打开的一扇窗口，通过这扇窗口，我们窥测到艺术家的深层心理，甚至是艺术家本人都没有明显意识到的潜意识。从题材、内容上看，齐白石衰年变法后的绘画，遗弃了传统文人画表达作者自身雅逸、清高的描绘对象，并反其道而行之，将被传统文人视为粗野的乡村瓜果菜蔬、蝈蝈、蝗虫乃至筢犁、锄头等等拿来入画。何也？此前他学石涛、八大，竭力追求“大雅”，竭力将自己妆扮成文人画家，但是不被承认。现在他索性放弃那种追求，揭去面纱，不仅不向脸上抹粉涂脂，反而镌刻“农民”二字于面颊之上，反“雅”为“俗”，彻底抛弃狭隘的小农意识，不但不以农民出身自卑，反以农村赋予他的特殊的视角及朴实的语言，描绘自己熟知，而为传统文人、城市市民感到新鲜的题材和内容，仿佛是将深山中的千年古泉用他湘潭老家的竹管引入北平，点点滴滴给人们送来醇美心醉的天然甘露。
从另一方面来看，齐白石避难北平是迫于家乡匪患。这位穿着粗布衣袍的农村木匠对城市的感觉是异样的。环境或许不错，却不属于他。他的心、他的根在另一个地方。不那么容易融入眼前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齐白石始终是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保留着农民的气息。在本质上他是孤独的。北平的文人圈他无法介入，仅廖廖可数的几位友人偶有往来。他的身边虽有胡氏磨墨理纸，但毕竟二人相差近四十岁，生活经历悬殊。齐白石对家乡的思念，对他“借山吟馆”的向往，对父母、儿女的牵挂乃至对他侍养过的蚱蜢、蟋蟀、蜻蜓、螳螂等等都怀有深深的依恋。几度他希望回家乡看看，但战乱或使他难以成行或半道折回。这种对童年、少年生活环境、对家乡一山一水一花一章一虫的思念，他无法诉说，也无人可诉，只有通过自己的绘画作品加以抒发。原本那些粗陋的“野物”，一旦进入他的作品，我们读解到的是淡淡的乡情，浓浓的童趣。家乡的景致成了他精神的桃花源。在那里，他寻找着童年的梦，寻找着自己亲爱的伙伴、梦中的“情人”。他的作品与他的梦相通，成为一种天国的图画，一种乌托邦的境地，一种虚构的关于生活传说。作品中既有对现实的自然再现，也有非现实的、故意和任意的成份，成为一种希望的现实，充满着完美的意义，能够充分想象，却在常规中无法达到。其红花墨叶、兼工带写的形式风格中，阴柔与阳刚浑然天成。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显然想象的王国实在是一个避难所。这个避难所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放弃某些本能的要求，而痛苦地从快乐原则退缩到现实原则。艺术家就象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下来，钻进了他自己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世界中”。①为的是使现实比较能够忍受和驾驭。艺术家用自己的画笔创造了一幅理性化和人化的图画。
可见，齐白石的衰年变法是其自身心理情感长期积淀的必然结果，是对自我形象、内在思想感情的解构与重建。一种艺术风格或一件艺术作品，随观赏者的经历不同各自感悟到的见识也常常不同。我们可能为一件艺术品所折服，但是这件作品却不一定能感动精神上与我们接近的其他人，更何况那些经历不同、精神追求相异的人呢？艺术作品能否被社会接受在于它能否使较多的观者取得相对趋同的艺术感受。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势必反映在对艺术作品形式、内容的好恶上。人民群众的觉醒，以及艺术走向生活的趋势为齐白石的变法及日后的艺术发展提供的肥沃的土壤。
试想，在那外患频仍、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齐白石创作那情趣盎然的瓜果、草虫之作，难道仅是表达一已对家乡草木的依恋，没有任何社会目的吗？当然不是！
艺术表达社会目的，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将社会内容毫不隐讳，以明白公认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直接表白信仰、叙述学说；一种是以纯粹含蓄的形式表现出来，亦即在作品中极力避免诉诸社会，而以暗中包含隐喻的形式再现。前者具有明确清晰的含义，艺术家对它有清醒的意识，观者对它的接受或拒绝也很清楚；而后者则是不自觉的，人们对它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作品不着意表现社会内容，不以有意招揽观者为目的，反而更能发挥作用。在暴露性艺术常常遭到排斥的年代，只有意识形态比较隐蔽的艺术才可以不受什么阻碍地通行四方。齐白石以那种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内涵的乡土乡情的描绘，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对当时社会政治现状的不满。齐白石所描绘的一幅幅美景，似涓涓溪水流入社会，唤起人们对美好河山的珍爱，对田园风情的留恋，对侵略者暴行的痛恨。
豪塞尔说：“在艺术中，这种不直接表现观念意识的方式，不仅更为有效，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它也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实际上当一种社会观点无法直接表现的时候，它就会创造出一种风格来。”②把社会观点转化为一种风格形式，显然需要一种异乎寻常的技巧。这不同于在一个政治纲领或一个政治宣言中直接表述社会观点。艺术家作为一种风格的代言人，不仅是社会的喉舌，也反映着一个社会阶层共同的内在需求。
美术批评家格林伯格（c·green berg）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以一种符号的形式显示出来。符号的变化预示着整个文化模式的变化。艺术家不一定刻意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只要把它的符号解构了就行了。就象印象派、后印象派解构古典艺术的三维造型体系一样，齐白石将传统中国画不可逾越的表现内容予以解构，破坏了它的仪式乃至制度，从一定意义上预示着社会变革的到来。他在《大白菜》一画上题道：“牡丹为花之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菜之王，何也？”这难道仅仅是在为“大白菜”鸣不平？当然不是！美术理论家麦克卢汉（m·mcluhan）说，前卫艺术预示着社会的变革，依靠它，我们可以尽早地发现社会的精神的危机和征候。艺术中这种征候往往走在社会前面，是社会将要发生变革的反映和表现。可见，齐白石的作品表达了以他为代表的社会阶层的不满，预示着新一轮社会变革的到来，其衰年变法隐含着对旧制度的解构，对新制度的呼唤。
齐白石衰年变法，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对绘画形式、观念和社会形态的解构与重建有着不谋的暗合。所不同的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过分追求形式的纯化，虽然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却脱离了社会、失去了大众；而齐白石的衰年变法，解构中注意继承，重建中侧重创新，不仅继承了传统绘画的表现技法，吸收了民间艺术的审美趣味，而且与社会命运紧密结合，有感而发。作品格调清新、趣味盎然，与颓废主义的无病呻吟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这种解构与重建只有适应世界潮流、适应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才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离开世界范围内艺术走向大众这一背景，离开中国革命的现实，便无法显示其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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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绘画创作活动的四个时期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被誉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关于徐悲鸿先生的绘画创作活动，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在抗战时期的艺术创作达到鼎盛，也是其在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高度成熟的时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到 国画大师 中具体了解吧。
徐悲鸿一生创作了数千件中国画、油画和素描作品。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收藏着他各个时期的作品1000余件，其他作品散见于、香港、东南亚及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另有数十件油画精品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徐悲鸿的创作活动大致分4个时期。
1、旅欧时期（1919～1927年）
徐悲鸿初到法国留学时，现代主义诸流派正风靡巴黎，但他遵循导师赠言“勿慕潮流，毋甘小就”，悉心研究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名作，刻苦锤炼绘画技巧。
1924年前后，对绘画规律进一步融会贯通，臻于成熟，1926年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自认此年“吾作最多，且时有精诣”。这个时期的油画创作主要有：《老妇》《持棍老人》《抚描》《自画像》《萧声》《黄震之像》以及《男人体》《女人体》等习作。他留下的近千幅素描，也大部分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2、盛期（1928～1936年）
这一时期，他的创作极丰，形成了明确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独树一帜，代表作有《田横五百士》（1928～193O年）《九方皋》（1931年）《徯我后》（1930～1933年）等。
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创作思想，代表着他一生的主要创作道路。例如《徯我后》，取自《诗经》的“徯我后，后来其苏”之句，意指百姓期待英明君主的解救。画面描绘农村苦旱，一群男女老少在田里仰天而望，期待着甘霖。此画所作年代，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中华民族濒于危亡之际，曲折地表现了画家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真挚的爱国主义感情。
在中国画创作上，这一时期的作品数量多且成就高，画的较多的是马、牛、狮、雀等，造型精练，生动传神。著名的作品有《马》《日长如小年》《群牛》《新生命活跃起来》《颟顸》《逆风》《晨曲》等。
3、抗战时期（1937～1945年）
这是徐悲鸿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先后创作了《风雨鸡鸣》（1937年）、《漓江春雨》（1937年）、《巴人汲水》（1937年）、《群马》（1940年）、《愚公移山》（1940年）、《泰戈尔像》（1940年）、《奔马》（1941年）《灵鹫》（1941年）、《群狮》（1943年）、《山鬼》（1943年）等著名作品。
这一时期，也是画家在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高度成熟的时期。“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徐悲鸿“遥看群息动，伫工待奔雷”，以画笔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斗争。他画跃起的雄狮、长征的奔马、威武的灵鹫等，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奋起觉醒的热切期望。他的中国画世作《愚公移山》取材于《列子·汤问》篇中的一个寓言，借以表现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坚韧不拔，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念。
从悲天悯人到人定胜天，这是徐悲鸿艺术思想的一次升华。画家为创作这幅画准备了多年，画了许多精确的人物素描稿，并曾考虑过用油画或壁画的形式表现。该画在构图和笔墨色彩技法上，利用了中国画线描的表现力，又融汇了素描的造型准确，以前无古人的独创形式表现了主题。
4、坚持“师法造化，寻求真理”的艺术主张
他从解放区的美术创作中看到了自己过去的不足，勇于接受革命真理，深入人民生活，表现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革命领袖人物，为自己开拓了崭新的创作领域。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油画《战斗英雄》《海军战士》《骑兵英雄邰喜德像》，中国画《奔马》《双鹊》，素描《毛爷爷在人民中》（画稿）《劳动模范》（画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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