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嵩的代表作品，宋代的著名的人物绘画作品都有哪些？
公元十世纪中叶，宋统一中国。农业、手工制作业、商业发展，提供了绘画发展的基础条件。十二世纪金灭辽，南下攻破宋都开封，赵佶及其子赵恒被俘，北宋结束。1127年赵构逃亡临安（杭州）建立南宋王朝达150余年。
两宋时期，画院庞大；民间绘画和士大夫文人画发展；水墨、写意、人物画、风俗画、历史画、山水、花鸟画等各种题材形式专门化。形成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标准着中国中古时代绘画高峰的出现。
就人物画（当含风俗画和历史画）而言，画家辈出：王霭、石恪、高元亨、句龙爽、李公麟、张择端、苏汉臣、李嵩、梁楷、龚开等各领风骚。
重点人物画作品列举如下：
宋 赵佶《听琴图》
宋初 石恪《二祖调心图》
《维摩演教图》卷，金代/宋代，马云卿/李公麟，长卷，纸本墨笔白描，纵34.6厘米，横207.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维摩演教图》卷，宋代，李公麟，长卷，纸本墨笔白描，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北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宽25.2厘米，长528.7厘米，绢本设色。五米多长的画卷，描绘了数量庞大，形态各异的人物，牛、骡、驴、车、轿、船、房屋、桥梁、城楼等，再现了十二世纪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藏故宫博物院
ì北宋 苏汉臣 《货郎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马远《寒江独钓图》
南宋 刘松年《斗茶图》局部
南宋 李唐《伯夷叔齐采薇图》
南宋 陈居中《文姬归汉图》
南宋 李嵩《骷髅幻戏图》画中表现宋代市井木偶悬丝傀儡表演。一大骷髅席地而坐，用悬丝在操纵着一个小骷髅。旁边有夫人携儿童观看。
南宋 梁楷《李白行吟图》画风疏野洒脱，简笔画。
南宋末 龚开《钟馗嫁妹图》局部宋末 龚开《钟馗嫁妹图》局部
宋代人物绘画还有很多，不可能一一列举。谨选重要画家及其代表作品一二以管窥豹 见微知著。
货郎图李嵩赏析？
李嵩《货郎图》欣赏《货郎图》是一幅人物风俗画卷，画面上货郎肩挑杂货担，不堪重负的弯着腰，欢呼雀跃的儿童奔走相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货担上物品繁多，不胜枚举，从锅碗盘碟、儿童玩具到瓜果糕点，无所不有。在商品流通尚不够发达的南宋时期，货郎们走街串巷，一副货担就是一个小小的百货店，货郎们不仅为偏僻的乡村带来所需的货物，也带来各种新奇的见闻，货郎的到来往往象节日般热闹，李嵩在图中就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画家借助货郎这一题材表现了南宋市井生活的一个侧面，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物品，虽然今天有很多已不明其用途，但却真实地记录了南宋百姓的生活方式，是民俗学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你怎么看待欣赏南宋李嵩的货郎图？
宋代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阶级在唐末战乱中逐渐瓦解，市民阶层在逐渐繁荣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位置。因此，注重生活品质的风气逐渐引导社会走向商业化。而走街串巷的货郎就是一个流动的小商品店，不仅商品齐全，而且行走方便，满足了当时商品流通的需要。既然商业发达，那么市民阶层的艺术需求自然会体现在艺术领域。因此，不难理解，在宋朝出现了大量题材宽泛的民俗画。但是，即使如此，李嵩把劳动人民的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来描绘，画过许多表现下层社会生活的风俗画，这在中国古代美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嵩(1166—1243)，出身贫寒，和齐白石一样，年轻的时候曾做过木匠，但是喜欢画画，以致被宫廷画家李从训收为养子，自此受到了专业教育，经过刻苦学习，终成一代名家。在宋光宗、宋宁宗、宋理宗三朝(1190—1264)画院待诏，时人尊之为“三朝老画师”。但因为来自社会下层，他的画还是以反映农村风土和农民生活的居多，乃至后人题其画说：“李师最识农家趣”。
《货郎图》
宋 李嵩
绢本设色
纵25.5厘米，横70.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读李嵩的《货郎图》如同在读他的山水画，同样的感觉，就是结实、典雅和安静。虽然描写的是货郎走到门口，儿童们蜂拥而至的情形，但依然感觉不到喧嚣，只是如同看无声的电影，仿佛时光的流逝、过去的欢欣，都在淡淡的记忆里得以重现。所以，似乎西方某位影评家说过，有声电影的出现，会损害大家对电影艺术性的认知。言下之意自然是担忧技术的发展有可能损害人的情感。东方，西方，都有睿智的人，这话一点都没有说错。
然而，某些中国电影人却拜伏在《阿凡达》之下，说中国电影至少落后50年，很遗憾，这是因为他内心是没有文化感受，只有对技术的敬畏。没有文化会令人空虚，生活就如同走肉，外表光鲜，却一如败絮其中的芦柑，真正食用，会败坏胃口。这在绘画艺术上道理一样，追求技艺上的繁杂、色彩上的光鲜，却忘记了笔墨的内涵，忘记了作者对文化的正确理解，那么，这样的作品不过是镜中之花、水中之月罢了。
李嵩的《货郎图》以传统的铁线描勾图，繁杂的货郎架上，对物品的描绘不可谓不精致，想来非物质遗产研究者都可以从玩具上追寻民俗学的意义，其描绘技艺之高不得不令人赞叹。但技艺却非此图的重点，所有技艺上的表现却都是为了一个主题，就是“儿童闻听货郎来，蜂拥而至喜相迎”的情形，展示了当时宋代农村生活的祥和安定。这是他作为一个皇室画家的本分。
局部
从历史上看，虽然南宋对外多是屈辱，但在内部来说，人口增长很快，经济也恢复繁荣，有“苏湖熟，天下足”这样的民谣，当知其时稻米种植技术极其发达。另外，南部地区人民迫于生计，开山垦田，自然也很有收获。梯田之说，似乎即从此时才有。此外，南宋的陶瓷、造船等技术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商业繁华的大都市在南宋并不少见。同时，由于坊制的消失、夜禁的虚设，宋朝的市民生活，包括夜生活，都极其丰富多彩。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不可肆意忽略和否定。
所以，李嵩的《货郎图》显然是富足安乐的农村景象，或者是他个人的理想。因为货郎的存在，自然是为了增加人们的物品交换，提高生活水平。这点可以从义乌的发展看出来：义乌人，在古代，大多都是以货郎身份存在的，甚至在今天，也是以小商品的交易中心而闻名。农民最大的梦想不就是通过辛苦劳动，能有个小康安居的生活吗?
局部
因此，李嵩大概想通过描写儿童对玩具的渴望，来可以显示民间生活的富足。
至于有人说货郎的衣着破烂，足以证明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艰辛云云。唉，换破烂的在哪个年代都是如此，但凡能穿上好衣服，他就不必去挑担了。是有“亡，百姓苦，兴，百姓苦”之谣也!当然了，倘若仅以阶级眼睛品评绘画，也可算是一种独特的角度。
能代表宋文化的名称？
宋朝文化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丰盛时期，理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硕果累累，为筛选官员而建立的科举考试推进了教育制度的发展，印刷品的广泛流创促进了文学的交流与对艺术的鉴赏，景德镇瓷器的高度繁荣，与唐朝不同，一般的官员都具有学者、诗人、画家、政治家的特质，喜爱字画，善于诗词，收藏古董。
二程、朱熹、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及沈括等优秀人物，享誉千古；而活字印刷、指南针及火药的发明和应用，更对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唐宋八大家，宋朝占了六位，除“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外、还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
宋四大书法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
理学家北宋二程：程颐、程颢。
南宋东南三贤：朱熹、张拭、吕祖谦。
南宋四大家：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宋代涌现许多著名画家主要有范宽、郭熙、赵佶、李唐、马远、夏圭、张择端等。最能代表中国画最高艺术水平的就是宋代山水画的博大与意境！宋代山水画家人才辈出，各有专长和创造，北宋李成的塞林平远，范宽的崇山峻岭和雪景，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描绘四时朝暮、风雨明晦的细微变化，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李唐、马远、夏圭高度剪裁而富有诗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与刘松年共称南宋四家。
朱熹，南宋时期重要的理学家、教育家、史学家，一生著书立说儒学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复兴，在佛、道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新的儒学思想—理学。理学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要内容，在建构儒家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其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
史学与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学特别发达。历史学家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宋贤史学，古今罕匹”。宋朝有多个官方修史机构，如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会要所等。最著名的史学著作当属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
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到了宋代发展已经非常成熟。不仅仅把风景描绘，还强调画中意境。道家强调阴阳，宋代理学注重天人合一，追求暗藏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义理。自宋代，人们懂得制作半透明的瓷器和混合使用搪瓷的青瓷制品。其中龙泉青瓷在宋代已经非常受欢迎。宋代的黑色和红色漆器都配上以自然山水，历史人物和简单的装饰图案为题材的精美雕刻。
宋代绘画艺术风格受宋代理学影响，从花鸟看精密布局，所以注重写实。花鸟画代表作品，有崔白的《双喜图》，兔鸟呼应，叶草同指一方，暗射秋风萧瑟，还有赵昌的《岁朝图》，李迪的《鸡雏待饲图》，林桩的《果熟来禽图》，李嵩的《花篮图》。 山水画的代表作品有李成的《寒林平野》，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燕文贵的《溪山楼观图》。
绘画是如何体现想象力和创造力的？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提出我的观点“想象力是绘画创作之根本”，所有绘画创作者都是唯美主义者，美的创作者。纵观中外名家作品，又有多少是写实作品？不管是西方油画，还是中国的人物长卷或者山水画，都是创作者通过个人主观思考，充分发挥想象力创作而来。古人讲“师法自然”，不是现代画家对着自然风景看一眼描一笔，而是游历名山大川，记住自然山川之景象，回到书斋后，通过绘画，体现出他们经过充分思考、想象心中之意境，融入自己的情感，创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艺术源于生活，并不照搬生活，这就是绘画作品的真实体现。
朱元璋灭张士诚后为何放过了他？
假如这个题目说的是《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那么，我敢肯定的说，此人从来就没在张士诚手下干过。张士诚灭亡时，施耐庵恐怕还是个孩子，甚至有可能尚未出世，朱元璋追查他干嘛？
然而，除了《水浒传》的作者外，似乎还没有谁叫施耐庵。我这样说，难道此“施耐庵”非彼“施耐庵”？
摘录“施耐庵墓志”说《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曾经在张士诚手下干过，应当是派生于一个叫“王道生”的人所撰写的“施耐庵墓志铭”的猜想。这个墓志铭的全文现在还真不太好找，即便是阅读学者研究施耐庵的学术文章，也很难读到这篇铭文的全文。所以，我在此将“施耐庵墓志铭”涉及本回答的主要内容抄录于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
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
盖公殁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灺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
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以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堂而痛哭流涕者也。
……
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
施耐庵生于1296年（壬申），卒于洪武三年（1370年），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等等，都是出自这篇墓志铭。但是，“王道生”讲的对吗？
轻易攻破“王道生”谎言“王道生”撰写的墓志铭，却没有提到他曾经参加过张士诚起义这件大事，也没有说他是刘伯温的同科进士。不过，“王道生”言之凿凿的说，施耐庵写过很多书，竟然连《三遂平妖传》、《三国演义》都是这个施耐庵写的。
要辨别施耐庵墓志铭的真假，其实不需要多大的学问，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三国演义》这部书的版本问题，就可完全攻破“王道生”的谎言。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写于元朝时期的一部小说，原书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元年（1522年，壬午）时，这部小说第一次刊行，书名根本就不是《三国演义》。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叶逢春有《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所以，明朝时期是没有《三国演义》这个书名的。直到清初时，毛纶、毛宗岗父子校勘评点之后，罗贯中的小说才叫《三国演义》。
而王道生却说，施耐庵死于洪武三年（1370年），享年七十五岁。施耐庵死的时候，“王道生”自说这一年他才是“垂髫”的儿童，大约就是四至八岁的样子。即便是“王道生”能活一百岁，他也是万难见到《三国演义》的。
因而，仅从施耐庵写《三国演义》这件事来讲，“王道生”的谎言可谓不攻自破。
那么，“王道生”说的年长之后在福建见到过罗贯中，这件事可信吗？绝对不可信，这又是一处弥天大谎。
我仔细对比过《三国演义》的几个版本，发现嘉靖壬午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竟然连一首明代的诗词都没有收录。号称施耐庵徒弟的罗贯中，竟然连师父的同科进士刘伯温好几首以诸葛亮为题的诗词都没有收录进去。而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收录的历代赞诗、赞词，竟然有三百余首之多。
也就是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完稿于元朝，当时，恐怕罗贯中都不知道有刘伯温等明代文人。
《三国志通俗演义》原著与明朝毫无瓜葛，罗贯中恐怕在大明王朝尚未建立时就不在人世了，“王道生”怕是见鬼了吧。因而，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这也是一个大谎言。
我又通过对比《三国志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发现施耐庵在创作自己小说的时候，大量仿写了罗贯中的人物故事，并且赋予了新的隐喻。比如，以皇甫端的“紫髯伯”，通过孙权转而引出“皇叔”。以紫髯伯“貌若番人”的描述，暗写了一段朱棣身世的历史疑案，等等。
到底谁是谁的老师，恐怕不能凭“王道生”说了算。
施耐庵为何会作张士诚的幕僚“王道生”没有说施耐庵做过张士诚的幕僚，这个说得过去，若是记载了这件事，也就是题主说的，朱元璋恐怕就不会放过他了。因为，卞元亨就遭到了朱元璋的惩罚。
“王道生”没有记载施耐庵与张士诚的关系，那么，是不是史料中有这样的记录，哪怕是蛛丝马迹呢？遗憾的是，半个字都没有提到张士诚手下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幕僚。即便是被后来说成是施耐庵表兄弟的卞元亨，这个人的活动轨迹中，也根本找不到有关施耐庵的任何痕迹。
那么，施耐庵是张士诚的幕僚，这一说又是如何无中生有的呢？
我说，施耐庵曾经参加过张士诚起义的历史，完全是从《水浒传》中考证出来的。考证者说，《水浒传》中的宋江起义就是以张士诚的故事为素材而写成的。
这样说，可信吗？
确实，张士诚起义后投降过元朝，后来又造反了。《水浒传》中的宋江后来也是接受了宋徽宗的招安，但是，宋江却没有再造反，更没有建立政权。仅凭这一点，凭什么说宋江起义就是隐写的张士诚起义？
考证者还说，因为施耐庵不满张士诚降元，便愤然离开，躲到乡下写《水浒传》去了。
这完全就是毫无根据的脑补了，都是派生于“王道生”的造假而圆谎所得的虚构故事。
《水浒传》中的宋江并非因为主动招安而投降了朝廷，是因为被张叔夜战败，副将被擒，出于义气而投降招安的。书中以朱武行苦肉计救陈达的故事，预写或者隐写了历史真实中的宋江投降。
污蔑宋江一直要招安，宋江向宋徽宗乞求招安，不是施耐庵的原著，而是续书《征四寇》瞎编的。《征四寇》完稿，绝对要晚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行时间（嘉靖壬午），“王道生”虚构的施耐庵根本无法看到续书中的宋江，又何来愤然离开了张士诚呢？
即便是宋江投降招安与张士诚降元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也是没有史料支持的推测，而且，也不能据此判定施耐庵参与了元末战争。
余话不多讲，我们下面就依照这里所说的考证，回到《水浒传》文本中去，看看施耐庵有没有可能做张士诚的幕僚吧。
《水浒传》隐写了“朱洪武”误走妖魔施耐庵若是死于洪武三年（1370年），那就有可能参加张士诚的起义。问题是，施耐庵有可能死于洪武三年吗？
很多学者通过施让的“地照”考证，施耐庵的这个儿子是施耐庵死后两年才出生的。因而，基本上否定了施耐庵死于洪武三年的荒诞不经的说法。很多专家还考证了施耐庵绝不可能出生于1296年（农历丙申年），而是1332年，即农历壬申年，一下子就让施耐庵年轻了二十四岁。若以施耐庵死于七十五岁计算，此人就活到了1408年左右。
有的专家则更大胆，直接让施耐庵来到了1422年，也就是永乐二十年。
张士诚是在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起义的，施耐庵若是死于永乐二十年，他能参加这次著名的元末起义吗？此时，施耐庵恐怕还是个“垂髫”的儿童呢。
我非常佩服专家有理有据的考证，但是，我却不太赞同这样的结论。这些推翻施耐庵死于洪武三年的观点固然有充分的依据，其实也并没有否决“施耐庵”对《水浒传》著作权的占有，施耐庵就是“施彦端”，这个曾被胡乔木警告的学界耻辱，依旧没有得到应有的洗刷。
《水浒传》的故事早就告诉我们，施耐庵是绝对活到了明永乐中后期的。因为，书中写了“朱洪武”误走妖魔的故事。这个故事首先就否决了施耐庵死于洪武三年，假如洪武三年施耐庵是七十五岁高龄时去世，那他还来得及把“朱洪武”写进书里吗？即便是勉强写了一个“朱洪武”，《水浒传》的整个故事还来及重写吗？
《水浒传》中的洪太尉到底放出的是什么样的妖魔，尤其是“朱洪武”误走了的妖魔是什么，我们从来就没有正确的解读过。
《水浒传》隐写了靖难之役我在很多文章中，揭开了洪太尉误走的妖魔之谜，之于北宋王朝而言，妖魔就是“杜迁”。而隐写大明历史的妖魔，则是“孙立”。这也是杜千为何被写成“杜迁”，孙立为何被列入地煞的原因所在。
“孙立”指的是朱洪武立孙子做皇帝，违背了施耐庵所说的“天道循环”礼律，导致了“靖难之役”。靖难之役毁坏了“天下太平”，梁山好汉便“替天行道”。
书中的宋江、鲁智深、武松、燕顺、王英、郑天寿、李忠、段景住、郁保四、白胜、皇甫端、晁盖，以及栾廷玉、潘金莲、西门庆……等等人物的身上，都有这段历史的隐喻。南京城、鸡鸣寺、镇江、东昌等等地名，都与靖难之役有关。
这些隐喻我在很多文章中都详细的解读过，此处不再赘述。这里，我只讲一个人物，稍微佐证一番《水浒传》隐写了靖难之役。
上面提到的很多梁山人物中，郁保四就是非常露骨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他是站在朱棣立场上说话，指责了朱洪武的“孙立”。
郁保四，就是“欲保四”，要保的人便是四王爷朱棣。梁山排定座次后，还专门给郁保四设置了一个岗位：专一把捧帅字旗。这个隐喻也是非常明显的，就是靖难之役中，“欲保四”的具体行为。
当年，朱棣与李景隆大战于白沟河，形势极为不利。没想到，晴天百日里忽然刮了一股怪风，将李景隆的帅字旗吹折。于是，燕军军威大振，反败为胜，建文帝的五十万大军毁于一旦。
事后，有史家从李景隆打开南京金川门放朱棣入城的事情来分析，怀疑李景隆的帅字旗折断，就是“欲保四”。
在永乐年间隐写了如此重大的机密事件，而且，这些事件还被后来的《明史》所证实。那么，施耐庵还有可能是施彦端吗？其实，施彦端是怎样的一个人，与《水浒传》毫无关系。
结语从上面的分析，尤其是从《水浒传》的故事中可以得出结论，《水浒传》的作者并非王道生杜撰的施耐庵。真正的施耐庵绝对不可能参加张士诚的起义，因而，朱元璋也无从追查此人，更谈不上放不放过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