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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代表作品

《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即子思的作品,主要内容就是把孔子说过的话精选出来,中庸主要的思想教育人们不要走极端,《中庸》究竟是不是述圣子思子的作品?认为《中庸》作者是子思子无疑。汉代大儒郑玄、唐代大儒孔颖达都认为《中庸》作者是子思子无疑:名曰《中庸》者”其后的程颢、程颐、朱熹都对这种说法没有异议,认为《中庸》作者未必是子思子,《中庸》曰:夫尧...

中庸的代表作品,中庸的观点?

所谓中庸,就是恰到好处的把握做事做人的度。

《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即子思的作品,主要内容就是把孔子说过的话精选出来,加以解读。当然,这些内容涉及个人修身。

《中庸》第一章是文章核心,也是子思的思想提炼。开篇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须臾不可离也,可离非道也。”强调“道”即自然生长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对于人类的重要意义,告诫人们不可违背各种规律行事。

子思对中庸的定义是“喜怒爱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什么意思呢?做人做事如果能够做到居中、和谐,万物就能够繁盛,天地不会错位。

中庸主要的思想教育人们不要走极端,不可激进,这一点不仅仅用于修身,用在国家治理上更是重要,百姓才会得利。

中庸的作者是谁?

首先,《中庸》究竟是不是述圣子思子的作品,其实是有争议的。

正方:认为《中庸》作者是子思子无疑。主要论据为司马迁的《史记》:“子思作《中庸》”。

汉代大儒郑玄、唐代大儒孔颖达都认为《中庸》作者是子思子无疑,如孔颖达《礼记正义》:

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

其后的程颢、程颐、朱熹都对这种说法没有异议。

反方:认为《中庸》作者未必是子思子。这个说法自欧阳修始,他曾说:

《中庸》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尧之思虑常有失,舜、禹尝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尝有过,此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谁可以当之与?此五君子者不足当之,则自有天地以来,无其人矣。岂所谓虚言高论而无益者与?

欧阳修认为,《中庸》讲述的道理,圣人尚且都做不到,那岂不是“虚言高论”吗?这样的著作,怎么能是孔子后人写出来的呢?因此:

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

而清代学者袁枚更在《小仓山房尺牍》中考证道:

《论语》、《孟子》言出皆泰山,以其在邹鲁也。《中庸》独曰:载华岳而不重。子思足迹未尝入秦,疑此是西京人语。

——孔子孟子是邹鲁人,因此举起例子来,都说“泰山”如何如何。而《中庸》的作者举起例子来,偏偏说“华山”。可是,子思子是没到过华山的。

更别说《中庸》中极为可疑的一句: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因此,在学术更为开放的近现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主张《中庸》并非子思子的作品。

比如钱穆先生,在《中庸新义》中就表示,《中庸》应当成书在秦汉之际;劳思光先生更认为,《中庸》原是《小戴礼记》的一篇。作者究竟是谁还很难讲。但绝不是子思子。

在这个争论里,逐渐开始有一些声音认为,《中庸》原本就是《论语》的一部分。如郭沂先生在《〈中庸〉成书辨证》中,就提到了这个观点。

郭沂先生曾在《〈论语〉源流再考察》中提出,《论语》的原型也许不是一本书,而是各位弟子的笔记(《中庸》就是其中一份笔记),是许多本笔记最后汇成了《论语》。这也是导致《论语》有许多版本的原因。

且不论郭沂先生的猜测是否正确。我们必须先想想,为什么《中庸》会给学者们这样的联想?

因为《中庸》和《论语》实在是太像,实在有太多相似的句子。我们随便举例: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 子曰:君子和而不流。(《中庸》)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中庸》)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中庸》)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论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子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中庸》)子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

我们可以看到,《中庸》和《论语》中有一部分是相当相似的句子。即便两本书不是系出同源。也不能排除《中庸》作者创作时直接引用《论语》原文的可能。

因而我们就必须承认一点,《中庸》和《论语》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中庸》的含金量并没有那么高。或者说,《中庸》对儒家思想的再发展,并没有有《孟子》那么深远。

如果说子思子为代表的《中庸》,是对《论语》做出更详细的解释。那孟子所代表的《孟子》,则是扩充了儒家思想的视野,延伸了儒家思想的宽度。

我们常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很多外国人,甚至很多中国人都会认为,传统的中国人是只讲“仁”的,是和善的。这并不全对,因为在中国人的精神里,还一直埋藏着“义”。

这个“义”就是指“正确的事”。

正所谓: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我们读《孟子》,经常会感到畅快淋漓——孟子的慷慨激昂,孟子的急公好义。孟子从不谄媚君王,甚至会当场驳斥君王,不留情面;可孟子也不是愤青,只要君王肯虚心接纳,孟子也是会循循善诱的。

在《孟子》里,我们能看到汉文化独有的“气节”,能看到历史上那些宁折不弯的士大夫。甚至我们能看到“侠义精神”。

如今大家常常说,墨子赤着脚全国到处宣传反对战争,是“侠义”。可在我看来,孟子这份“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也是“侠义”呀。

至少在孟子之前,儒家思想从来没有这么热血沸腾过。

关于孟子之前还写过一个简单的回答,有兴趣可以了解:

如之何:你曾经见过最令人伤感的一句古文是什么?

如何评价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先行曲?

生涯T2较差,唱功拉胯,至影响作曲,作曲降B调,作词良好,编曲好坏参半。

《最伟大的作品》第一遍感觉中庸:迷迭香+夜的第七章+电音鼓机火锅乱炖,低音说唱’音乐的王‘那段声乐唱功和作曲上都有大问题。整体歌曲的定调是降B,倒数第二低的调,这本就对于流行音乐非常劣势。减两分。

第二遍:回过味来。哟,斗琴之中的有莫扎特和李斯特的改编细节和指法技巧。加一分。

第三遍:厉害,小提琴的顿弓和钢琴贯穿如一的伴奏细节,堪称一绝。加一分

第四遍:黄雨勋编曲编的啥玩意,为啥要用电音鼓机做底鼓,不然编曲可以更好。减一分。

先说整体,这首《最伟大的作品》放在周杰伦整个职业生涯之中,应该处于T2水准,不高也不低。其实可以更高,但是因为唱功下降到已经影响到作曲的程度,导致他的作曲能力直接减半。你要说江郎才尽,其实没有,因为钢琴和小提琴的编配还真不是一般人做得了。

但是你要说唱功导致了“江郎才尽的假象”这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的确倒嗓很严重了,严重到音色割裂,音区越来越低,低到不合适唱饶舌嘻哈。

以下从,唱功、作曲、编曲三个角度,配合流行音乐市场切入。歌词我就不讲了,没专业知识。

1:周杰伦唱功。

说实话,我听第一遍的时候,从周杰伦开口第一句我就有种不祥的预感。原因:

1:歌曲旋律的调式是降B调,说唱起步低了整整六Key。

2:说唱节奏上没有《娘子》那样的突破性,四平八稳,唱功上中庸。

3:周杰伦的音色本身就不具备太多的声乐优势,如今进入倒嗓期大叔嗓,低音区显然无法具有普遍流行性音乐审美。

4:他开口第一句已经是一分零九秒了,我期待了一分钟,你给我一个基于Bb2的说唱,以父之名,则是给了两个A5女高音,瞬间升华。

我们一个一个来分析,先说降B调。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调式,调式是指这首歌的音区原音的初始音高,《最伟大的作品》用Bb2作为这首歌Do音,简谱记作1的,那就是降B调。随后的re、mi、fa根据十二平均律的全全半全全全半的关系,去推出对应的234567的音高,这就是一首歌的简谱由来,必须要定调确定第一个Do的音高。

通用调式,根据音高排序是这样的:A调、升A/降B调、B调、C调、升C/降D调、D调、升D/降E调、E调、F调、升F/降G调,G调、升G/降A调。这就是一个八度内的十二个调。

降B在哪里?第二的位置,去除A调,降B就是最低的调。

流行音乐,调式是这样分配的C调-G调是最香,一般歌曲如果是C调,大部分是唱民谣。D调开始流行居多,G调开始女歌手居多。

我们来看一看周杰伦的早期音乐调式:

《夜的第七章》,F调,比同为说唱音乐的《最伟大的作品》高六个调。这是封神之作。

《以父之名》,E调,比《最伟大的作品》高五个调。编曲不错,唱的不如第七章。

《稻香》,A调,比《最伟大的作品》低一个调。但是,他是旋律作曲选高八度,说唱仅是点缀。

《最伟大的作品》他明显是说唱为主,那对比应该是《夜的第七章》和《以父之名》,而不是《稻香》。实际上最好的说唱歌曲是《夜的第七章》,高音自己唱不了就给女歌手唱。

总结一下,周杰伦选定说唱为主的《最伟大的作品》为降B调,在作曲上说唱咬字二组音过多,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劣势。在听感就处于下风。

原因很简单,倒嗓,唱不了高音。如果升一个调,升到B调,那么整首歌的最高音A#4,就会变成B4,周杰伦唱不上去了。而且他这个A#4的质量也很低。真的是老了,早期高喉位太多了,嗓子已经不堪重负。

2:节奏。说实话,《娘子》为什么经典,真的不管周杰伦的音色怎么紧张,调式如何的事情。只关乎于创造性和中文说唱突破性。一个四拍子套三拍子的复合型节奏打底,加上反拍子说唱,游离态咬字,堪称惊艳。

你这首《最伟大的作品》是啥拍子?四四拍,耿实的四四拍,在节奏上完美没有任何惊喜。

3:音色。周杰伦的音色,本身就是旋律性有一定辨识度,但是倒嗓后也产生了割裂。而说唱音色,说实话周杰伦真的不具备太多优势,而且年龄段缺乏年轻人的锐气。整体不太适合说唱。

在旋律音色上,周杰伦用了弱混、和声带边缘化以及真声,唔,只能说味道是那个味,但是质量就那样,不具备职业竞争力。关键这还是CD原声带啊,原声带就可以直观听出音色割裂,那Live怎么办啊?老了,所以有一首是一首。

2:作曲;

作曲受到了唱功影响,二组音、三组音的比例远远大于四组音,从作曲上讲很明显是嗓子不行,录起来唱起来都累。

我们基于唱功下降去探讨,我还是发现一段我不是很能理解的桥段,就是“时代的狂,音乐的王”那一段。

那一段的问题是和周杰伦写给有英雄联盟做S7鸟巢演出时的《英雄》是一样的,就是剑圣易大师念经式的低音。明明歌词的立意要求是点题和嚣张,可是偏偏用的是低音,二组和三组前四度低音,加上快节奏咬字,加上嚣张的歌词,哪里哪里都不搭。这是我不能理解的点。

S7周杰伦现场唱《英雄》就是尴尬到极点,说唱这个东西可以快,可以低,可以嚣张。但是不能又快又低又嚣张,念经一样。作曲的维度就没那那种精心制作的味道。

可能,我猜测,周杰伦是想和教父一样,用低音表达情绪。但问题是,低音要慢,这才是教父魅力。

从作曲层次讲,“音乐的王”前面也有大量的三组音,三组音本身在流行音乐的作曲旋律中就属于低音范围,而周杰伦在这个低音范围中走向了更低音。两段体现了下行和弦走势。

下行和弦一般用于沉重感、坠入感、地狱感,配器上又是用的是恢弘的弦乐组,整体就是如李斯特的《但丁协奏曲》的地狱感。可是周杰伦的音乐歌词的立意和咬字,是张扬、是嚣张、是王、是狂。这就不搭啊,基本的走势都和歌词立意不搭,这有一点江郎才尽的味道,但是不多。

而且音色也不搭,四十好几了,说着二十好几的话,中二热血挺好。但是后面的作曲有非常好,从徐志摩出现那句“巴黎的鳞爪”开始非常完美。

有功有过,整体算一般吧。

3:编曲;

听完我就感觉电音鼓机的鼓点,和钢琴、小提琴、吉他的古典三乐器,割裂感严重。不用看,大胆猜一波是黄雨勋做的事,林迈可还不至于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电音鼓点和古典乐,搭吗?存在这种可能,但是《最伟大的作品》之中,显然没有做到。整个编曲的古典,就是一个808鼓机的效果音色。没有做针对性的任何采样和音乐的细节调整。

不明白为什么。这是不好的点。

而钢琴、小提琴、手风琴、古典吉他的搭配,又非常好。尤其是钢琴和小提琴,周杰伦一改以往钟兴民那种数量众多的宫廷精致感,变为了艺术性的内容精致感。钢琴的音轨贯穿全篇,而且具有一定郎朗艺术交互。整体开始玩减法。

但编曲上,电音鼓机缺乏与古典的细节融合。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电音鼓机,现代感并不是只有电音才能体现,好用鼓一大堆。

综上,这是对比周杰伦巅峰的自己,显得可能问题较多,但是对比华语市场,依旧是吊打。

关于团结的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古代一系列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失传,只剩下五经。 四书 主条目:四书 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

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

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

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 主条目: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

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人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 主条目: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

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

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 主条目: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 主条目:孟子 (书)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五经 主条目:五经 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诗经》 主条目:诗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尚书》 主条目:尚书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 主条目:礼记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周易》 主条目:周易 《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春秋》 主条目:春秋 《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四书五经另一篇详细介绍: 《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拙,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兹游奇绝冠平生是苏轼晚年七律中的绝唱?

九死未悔也。总觉得应将苏东坡与李太白比较一番,但苏轼比李白阅历更丰富,苏公比李公高寿。两人祖籍蜀都,出川,入朝,放逐,入囚,游历,遇赦,在黄河长江,岭南【轼】间奔驰!李白遇赦在奉节白帝城,白庙留诗处,某得幸游;轼先生迁琼岛,居儋州市三年左右,似乐在其中!某曾因送子赴琼就学,数乘火车,经轮渡跨海,或乘空中巴士飞越海峡。体味海岛之涛波,幸甚矣!

先秦诸子百家及其代表作?

先秦”指秦始皇焚书之前的一段时间,史称东周之春秋战国。我国主要的学术思想都起源于这个时期。子,是当时对人的尊称,后来称全心全意的著作也叫“子”。现在特指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人物。百家一般指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学术流派。

据《汉书 艺文志》记载,有名的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后来约有10家发展成了学派。诸子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其中以儒家、道家、法家最为成就、传奇也最受争议!兵家代表有孙膑、庞涓,纵横家的代表有苏秦张仪以及祖师鬼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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