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唯物主义的代表作品有，机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各举例？
二者联系:都承认物质是第一的.
区别:辩证唯物主义使用辩证法分析;机械唯物主义使用形而上学分析.
举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静止是特殊的运动,所以是相对的.而机械唯物主义认为静止是绝对,因而此观点是表面的,僵化的.
唯物主义者是什么意思？
唯物主义者是指以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人，新唯物主义被称为科学世界观其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成为彻底唯物主义;反之以唯心主义理论为指导的人为唯心主义者，建立在唯物主义之上的唯心主义者可以使宗教与科学和平共处，不然则会以宗教反科学，资本主义国家不热衷于本体论划分法。
关于唯物主义者的相关介绍：
唯物主义是哲学的两大基本派别之一，是和唯心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它正确地回答了意识和物质即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承认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在阶级社会中，唯物主义一般是进步阶级的世界观。唯物主义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级，相应地，具有三种表现形式，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成就。它克服了以往唯物主义的缺陷，是唯一科学、彻底、完备的唯物主义。
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例子？
（一）唯物主义
1、含义：主张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
2、三种历史形态：
（1）、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是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初形态。朴素唯物主义肯定世界的物质本原性和统一性，但是，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它总是把某种或某些具体的物质形态看作是世界的物质本原和统一的物质基础。
如古希腊的泰利斯认为万物生于水、又复归于水，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认为金、木、水、火、土是生成万物的五种基本元素，欧洲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国古代的气一元论，都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范畴。
（2）、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是唯物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形态，也叫机械唯物主义。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基本特征是：它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看不到世界上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与变化发展，或者只是承认机械的联系和机械的运动，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机械的观点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因而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另一个局限性就是它的不彻底性，这主要表现在它在自然观方面是唯物主义的，而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则是唯心主义的。
机械唯物主义表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机械性。二、形而上学性。三、唯心史观。
（3）、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发展中最彻底、最科学的形态，是唯物主义历史上的第三种形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了十分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不仅重视理论地解释世界，而且强调实践地改造世界，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是迄今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是最具有科学性又最具有革命性的哲学形态
为什么儒家也会有唯物的荀子和唯心的孟子两派？
孟子是性善论，荀子是性恶论，孟荀虽然立足点对立，但是他们都是具有文化理想与文化生命的大儒。每一个仔细审视过自己内心的人，如果是公正的、客观的，会发现自己内心中既有善又有恶，还有利己之心，尽管比例因人而异，圣贤是用自己的“智”让“仁”发挥到极致的人，但如果他不知道人心中有恶的成分，那就还是懵懂孩童。
孟子发现人人心中有那善的灵明，由此生发理想主义;荀子发现人人心中都有为满足自身欲望而生的恶，便致力于用共同遵守的礼义，去规范。如果一味去用发现每个人心中善的灵明，而不知人原始生命之难驯，那“人人皆可成圣贤”就是虚无缥缈的安慰剂，对于整个社会秩序毫无助益。即使是万圣师表的孔子，也不会任何小事都尽善尽美。就像《论语·阳货》中说，有一次孺悲想求见孔子，孔子不知为何不想见他，便推说生病。但是，传话的人一出门，孔子立刻取瑟而歌，使之闻之。孔子这样做是让孺悲知道自己身体很好，就是故意不见他。圣人也是人，何况凡夫俗子呢。
另一个体会是对孟子的赏识，孟子是亚圣，其“圣”之意味不及孔子。孟子有英气，露才才有英气。这与颜回的浑厚不同，颜回距圣人，只毫发间。孔子之大贤，如玉，只是有温润含蓄气象，无许多光耀。可是，孟子之光辉恰恰在于说出了，圣贤气象就应该配得上光辉，所谓德福一致。如果一想到圣贤就让人想到“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想到孔子为理想奔波“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只能叫人心生敬畏、赞叹，除了极少数豪杰与圣贤人格的人，凡夫俗子是有此心没有此果敢的。而孟子恰恰是让人们看到，厚德载物的人，才是生命充实而更有光辉的人。
孟子仁义内在而道性善，是精神透露之第一关。浩然之气，配义与道，至大至刚，是精神之透顶。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所存者神，所过者化，上下与天地同流。此时由精神主体建体立极，彻上彻下，彻里彻外，为一精神之披露，为一光辉之充实。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两句话正可用来指谓孟子之人格。程子认为，孟子“有些英气，英气甚害事”。而在牟宗三先生看来，孟子不是有些英气，而是全幅英气，全幅英气便不害事。孔孟犹如圆形与方形，孔子整个是圆形，孟子整个是方形。此就是全幅是精神，通体是光辉之意。之所以如此，就因为要反显一个主体，要把尽物力的时代风气压下去。
孟子要尽这个时代的责任，所以客观地说，就完成了“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一型范。他未至“大而化之之谓圣’的境地。客观地说：在他要尽“破裂的对反”这个责任，他不能再进到“大而化之之谓圣”。个人地说：当然是很可能的。但是一个“有限的人”的生命，当其客观化而取得客观的意义，他便不能再退回来保待其“个人的”与“客观的”之双重性。
然后再看荀子，荀子之文化生命、文化理想，则转而为“通体是礼义”。孔子与孟子俱由内转，而荀子则自外转。孔孟俱由仁义出，而荀子则由礼法入。荀子云：“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议兵篇》)荀子由此，“隆礼义而杀诗书”。荀子与孟子精神相反，此即其“隆礼义而杀诗书”之精神。
“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荀子能识礼义之统类性，而不能识诗书之兴发性。孟子善诗书。诗言情，书记事，皆具体者也。就诗书之为诗书自身言，自不如礼义之庄严而整齐，祟高而为道之极。然诗可以兴，书可以鉴，止于诗书之具体而不能有所悟，则凡人也。不足以入圣学之堂奥。然志力专精，耳目爽朗之人，则正由诗书之具体者而起悱恻之感，超脱之悟，因而直至达道之本，大化之原。
孟子由四端而悟良知良能，而主仁义内在，正由具体的悱恻之情而深悟天心天理者也。故孟子教诗书而道性善，正是向深处去，向高处提。荀子隆礼义而杀诗书，正是向广处走，向外面推。一在内圣，一在外王。
荀子之诚朴笃实之心，表现而为理智的心。其言礼义是重其外在之统类性，而不在统摄之于道德的天心，形而上的心。故云：“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皆言乎统类也。唯理可以统，可以类。故云：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以类通，即以理通也。故总方略，齐言行，知统类，一制度，皆荀子所雅言。其所重视者为礼义之统，即全尽之道。而根本精神，则在其深能把握住理性主义之精神也。由此基础精神转之子历史文化，则首重百王积累之法度，由此而言礼义之统。其斥孟子为“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斥俗儒为“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皆基此精神而言也。由百王积累之法度，统而一之，连而贯之，成为礼义之统，然后方可以言治道。荀子所言之“道”，即是此种道……
马克思的唯物论是如何回应或解答康德二元认识论的？
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深刻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世界历史理论有多重思想关联。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回应了三个方面的“康德问题”:一是对康德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把世界历史目的从“大自然的隐蔽计划”转变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二是把康德世界历史理论的“永久和平问题”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消灭阶级斗争”;三是把康德世界历史理论基于自然法权的“国家的联合体”的方案转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方案。马克思通过对“康德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回应,建构了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
一、马克思对康德世界历史“合目的性问题”的解决
我们一般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但是学界更多强调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合规律性”,旨在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对于历史唯物主义“合目的性”问题的理解,相对来说关注较少。而实际上,“合目的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当中更具有基础性地位,因为“合规律性”是建立在“合目的性”基础之上的,“规律”是为了实现“目的”才有价值的。而对于“合目的性”的理解,以往学界更多借助的是恩格斯的论断即平行四边形理论来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能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恩格斯的意思是:社会历史是由主体人的活动构成的,而人的活动总是有“目的”的。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目的进入到历史活动当中,但是历史最终的发展趋势,却不同于每个个体的目的,而是形成了一个社会历史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恩格斯把这个“趋势”看作社会历史的“目的”。这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目的性”问题,基本是在恩格斯的意义上被理解的。诚然,这一理解是准确的,但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目的性问题,不仅体现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上,还体现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当中。
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合目的性”的更加深刻的内涵。而这一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问题”却来自康德。马克思对康德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问题”的回答,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前提。应该说,离开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问题”,就没有真正的世界历史。
康德认为,世界历史必然有其目的,世界历史是大自然实现其自身目的的过程。如果没有目的,就意味着人类的历史是“偶然”发生的,没有方向。因此康德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第一个命题:“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因为我们如果放弃这条原则的话,那末我们就不再有一个合法则的大自然,而只能有一个茫无目的的、活动着的大自然罢了;于是令人绝望的偶然性就会取代了理性的线索。”在康德看来,大自然分配给人以理性,这一理性必定是有其用途的,其用途就是通过理性来实现“大自然隐蔽的计划”这一最高的目的,康德称其为“历史理性”。人类的历史不是在“本能”的引导下发生的,而是在“理性”的引导下发生的,这一“历史理性”不同于单个人的理性,而是“大自然隐蔽计划”的全体理性。可见,这是一个绝对唯心论的世界历史观念。表面看人类是自己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实际上不过是“大自然”在创造着人类的历史,因此康德首先认为,人是“被造物”,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大自然实现其目的——从低级的野蛮状态上升到成熟状态(幸福状态)的手段而已。在康德的世界历史理论体系中,包含五个逻辑环节:一是人是被造物;二是世界历史的本质是大自然的隐蔽计划,即世界历史的合目的性预设;三是人类超越本能的理性存在方式是世界历史的运行平台;四是世界历史的实现过程表现为人类从低级的野蛮状态向高级的成熟状态的发展;五是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形成以世界公民宪法为基础的“民族联盟”。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回应康德的这一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呢?在马克思看来,不能把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推给“大自然”,人类社会历史的终极目的应该归属人类自身。所以,一方面,马克思继承康德的观点,承认世界历史有“终极目的”,世界历史如果没有“终极目的”,人类就会不知道何去何从,而失去了方向;另一方面,在“终极目的”是什么的问题上,马克思与康德分道扬镳了。康德认为,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是大自然为了实现自身的“隐蔽计划”,这一计划对人类来说是不可知的,人类只是大自然实现“隐蔽计划”的手段。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则把“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作为终极目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要在人类“普遍交往”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而资本主义的出现,其积极意义就在于促进了人类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人类联合起来,通过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自由人联合体”,最终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所以,康德是世界历史理论的“自然法学派”,而马克思则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史观派”。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还原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二、马克思对康德世界历史理论中“永久和平问题”的解决
康德认为,大自然要实现其“隐蔽计划”就必须通过人类的活动来实现。那么,人类应该怎样活动呢?康德认为,人类是通过“战争—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大自然隐蔽计划的。因而全部世界历史对人类来说就表现为“战争—和平”的过程,其目的是“和平”但过程是“斗争”。所以,世界历史对于大自然来说是实现其“隐蔽计划”的过程;而对于人类来说是实现“永久和平”的过程。如果人类因为战争而自我毁灭,世界历史就会不复存在,这不符合大自然实现其隐蔽计划的终极目的,所以,为了大自然实现其隐蔽计划,人类就必须把“永久和平”作为其世界历史活动的目的1。当然,几乎每位政治哲学家都把建立一个和平的共同体作为其政治哲学最高目的,马克思也不例外。马克思没有使用康德的“永久和平”概念,而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的表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31因此,马克思把康德的“人类永久和平”转变为“消灭阶级斗争”。
世界历史目的的实现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各种威胁和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战争。康德从辩证法的视角,把人类内部的“对抗性”看作实现历史目的的否定性环节,因而也肯定了“对抗性”的积极价值。他在第四个命题里指出:“大自然使人类的全部禀赋得以发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类在社会中的对抗性,但仅以这种对抗性终将成为人类合法性秩序的原因为限。”[3]6对抗性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对抗导致人类的毁灭,那么这种对抗就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了。因此,康德认为,“对抗”应该以建构合理的世界秩序为界限,对抗只有当它作为通向“合法的世界秩序”的一个否定性环节而存在才是合理的。概言之,世界历史一定有“对抗”,但“对抗”不是目的,实现“永久和平”才是目的。
上述康德的世界战争理论分别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得到了确证,但问题是“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终结人类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存在,就无法达到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康德给出的方案是“世界公民宪法”,这在马克思看来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把消灭世界战争的解决办法转变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马克思对康德“永久和平”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应答。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是为了永久地消灭战争而进行的革命,与前者的资产阶级内部战争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因此,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争构成了世界历史通向永久和平的人类共同体的战争,其最终目的是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取消阶级斗争以及国家、民族为目的的。显然,在这方面,马克思所提出的“国家的消亡”已经走在了康德的前面。康德是在18世纪资产阶级法权框架下来探讨世界历史目的的,他诉诸“各民族的联盟”[3]12来实现世界历史的目的,而马克思则诉诸“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行动来实现世界历史的目的,这与康德的世界历史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历史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叙事试图探索的是超越人类战争而实现世界历史和平目的的可能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通过战争建构的,而是通过合作共赢来建构的。
三、马克思对康德世界历史理论中“联合体问题”的解决
康德的世界历史理论概括起来说就是按照知性因果思维2推出“世界公民状态”和“各民族的联盟”。康德这一思路是受近代契约论思想的影响得出的。在世界历史关于建立国家联合体问题上,契约论采用了知性因果思维方式。契约论者都假定人类起初处在“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可能发生个体之间为了自身利益的冲突,如霍布斯提出“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5]问题。所以,契约论者认为,为了避免个体之间的冲突,就需要个体之间达成“契约”,形成卢梭意义上的“公意”,“每个人都以自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6],也就是建立国家共同体。康德从这一契约论思路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个体之间不能建立起道德关系,就会导致个体之间的冲突。市民社会作为利益主体之间冲突的和解,就需要有国家共同体。因此,国家共同体是保证个体之间避免冲突的客观力量。进一步讲,按照知性逻辑继续推理,就会发现新的问题:不同国家之间如果形成冲突该怎样解决?这就进入了世界历史理论。康德于是又按照契约论的知性思维设想了国家之间的和解之路——各民族的联盟,从而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
首先,康德是按照知性逻辑,从个体开始,经过国家共同体,最终推论出应该有一个人类性的“国家的联合体”,永久和平是落实在“国家的联合体”上的,但这一做法在马克思看来是资产阶级抽象的“法权问题”,还不是一个“历史问题”。康德在解决世界历史终极目的上,最终落在了“法权”的意义上,在马克思看来根本没有进入到“历史”。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批评说:“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2]533康德虽然关注了世界历史,但是并没有真正回到社会历史领域解决世界历史的“国家的联合体”问题。与此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真正联合体一定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53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类的联合体必然是以消灭阶级对立为前提的。而阶级是不同的利益集团,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这样,人类建立真正的联合体的客观条件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这是马克思与康德联合体的第一个区别。
其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讨论国家共同体的时候,使用的是“共同体”这一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或“冒充的共同体”,而只有在公有制基础上,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同体”[2]571。在讨论世界历史理论中人类的永久和平问题上,马克思和康德都没有使用“共同体”这一概念,而是使用了“联合体”这一概念。尽管二者都使用了“联合体”这一概念,但含义却有所不同。马克思超越了康德所说的“国家的联合体”。康德使用的是“国家的联合体”,他还承诺有国家的存在;而马克思使用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国家的消亡”为前提的联合体。在马克思看来,当阶级消亡之后,作为阶级统治的国家也消亡了。因此,人类的联合体不再是以“国家”的形式存在了。马克思构想的是在共产主义中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将“自由个性”作为联合体的单位。这意味着二者的“联合体”概念是有区别的。
最后,马克思所说的联合体,是个体性与普遍性在社会生产方式中实现统一的联合体。马克思的公有制并不否认个体的自由,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思维对康德知性因果思维的超越。在马克思看来,个体的自由是与共同体的自由相一致的,并不是个体为了共同体而失去自由;相反,共同体的自由必须落实在每一个个体当中,因此,马克思才把联合体理解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这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185相一致。在马克思所说的联合体中,个体的自由和联合体本身的自由是一致的。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只能在生产方式的公有制中得到实现,而不能在康德抽象自然法的意义上得到实现。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康德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多重思想关联。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解,是理解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至关重要的思想基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要从国际视野出发。一方面要从当代世界资本逻辑的新变化出发,澄清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世界资本逻辑体系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需要回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思想根基处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从康德世界历史理论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展,以及马克思对康德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变革,为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了大思想家指明的原初意向。
历史上有哪些唯物主义哲学家？
有费尔巴哈，培根，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思，列宁，等。但马克思，恩格思，列宁，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批判了不可知论，恢复了唯物主义权威，他成为了德国唯心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中心环节，他的唯物主义具有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倍根他提出唯物主义经验论，但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开端，他重识认识的作用，它认为这是一切知识的源泉。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是人类思想的大解放，它是无产阶级挑战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在科学的哲学思想指导下，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实现。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辩证论的影响，但黑培尔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论与自已的唯物论进行深入的加工，合在一切，形成了，在世界哲学史上独具一格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成为当今最科学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思想振动了全世界，上世纪初期就爆发了天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普遍斗争，从而建立了许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其能量无比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