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青铜器代表作品

东周青铜器代表作品，湖北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上过邮票？

目前有四件文物上了邮票！他们是1993-14《中国古代漆器》（4-2）战国彩绘乐舞鸳鸯盒、T122《曾侯乙编钟》、2003-26 《东周青铜器》（8-4）曾侯乙匝、2019-12《中国2019世界集邮展览》小型张曾侯乙尊盘。

十大名贵铜器？

答：十大名贵铜器有：

1、司母戊鼎(后母戊鼎)，商代，最重的青铜器

2、四羊方尊，商代

3、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人神像，三星堆出土，商代

4、毛公鼎，西周，铭文最多的青铜器

5、莲鹤方壶，东周

6、越王勾践剑，春秋

7、曾侯乙编钟，战国

8、秦始皇陵铜车马，秦代，最大的青铜器

9、长信宫灯，西汉，中华第一灯

10、铜奔马(马踏飞燕) 东汉

春秋战国最有代表的青铜器？

继西周青铜器后，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作的又一个高潮期。可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晚期3个阶段。春秋早期青铜器形制和组合与西周晚期基本相同， 纹饰也沿袭西周的特点。这一阶段代表器物有山东黄县南埠出土的纪国媵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虢国青铜器、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山东烟台上夼出土的纪国青铜器、山东历城百草沟出土的鲁国媵器及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出土的曾国青铜器等。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特点是:

①列国器物大量出现。

西周的有铭青铜器属周王室和王臣制作的占大多数，诸侯国的为数甚少。到了春秋时期，王室、王臣的礼器几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列国诸侯、卿大夫甚至卿大夫家臣铸造的器物。这和当时王室衰微而诸侯、大夫及家臣势力不断壮大的形势相吻合。

②地域风格的形成。

大体上呈现以三晋为中心的中原、以秦国为中心的西方和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三足鼎立的格局。此外，北方、西南方、东南方等几处少数民族区域也各有其独特风格。

③各地区之间逐渐交流。

例如吴越地区流行的细线云雷纹在楚地也时有发现，而原先用于北方的带钩也传播到了南方，从物质文化角度反映出东周时期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④铸造技术的长足进步。

器物制作方面主要体现在合范法铸造的高度发达、失蜡法的应用、模印法制范、镶嵌工艺的普遍流行，以及兵器的表面处理技术等。湖北大冶县铜绿山的矿井遗址体现了东周时代青铜冶铸业的巨大规模，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提高。

搜索发现

商周语言文化演变的研究？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该成果的最大意义是揭示了商周文学语言的巨变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语言进步最大：一是在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典诰巫卜语言艰深古奥的特色。西周一部分文学语言因袭殷商，另一部分文学作品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普通书面语，这是文学语言一次质的飞跃；二是在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取代文言。现代文学语言革命已广为人知，而商周文学语言巨变却无人论及。该成果可以弥补这个不足。

2.可以促进中国文学的语言研究

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多关注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等方面的论题，文学语言研究是其中的薄弱环节，历年国家社科基金很少有此类项目立项，而文学是语言艺术，文学语言研究的缺位，显然是不完整的中国文学研究。

3.可以促进商周文学语言发展的宏观研究

迄今商周文学语言研究多为甲骨文、金文以及《尚书》、《诗经》、《国语》等作品个案探讨，缺乏纵向、宏观、整体、联系的研究，而商周文学语言最值得研究的恰恰在于它的宏观进展，要通过纵横比较才能揭示当时文学语言的巨变。

4.可以破译诸多商周文学语言之谜

商周文学语言尚有很多未解之谜，例如：中国最早的文学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尚书》所收28篇作品历时1500多年，为什么从中看不出语言的时代差异？《诗经》风雅颂语言为什么难易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西周文学语言古奥与平易两种风格并存？为什么《国语》西周散文语言与《尚书·周书》语言深浅不一？等等。该成果试图破译这些商周文学语言之谜。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该成果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中国文学语言早期形态———“殷商古语”的基本特征，揭示西周时期“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形态语言并存的情形，以及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历史趋势，展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语言因革的过程。具体地说，该成果内容有四大要点。

(1)研究中国文学语言的最早形态———“殷商古语”。以殷商作为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以殷商甲骨文、铜器铭文、《尚书·商书》作为研究殷商文学语言的文献载体，将这些文献语言称之为“殷商古语”，在分别探讨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文诰各类文体语言特色的基础上，提炼出“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共同形态特征。

(2)探讨西周文学语言的因革。该成果将西周文坛语言分为“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殷商古语”是从殷商沿袭而来，而“文言”则是周人自己的语言创新。该成果从文学语言自身继承性、西周初年周人文化心态、西周史官构成及其语言素养以及周人对殷商王朝看法几个方面，剖析西周沿袭“殷商古语”的原因，结合文献语言实例，重点阐述西周继承“殷商古语”及其两大新变。

(3)研讨西周“文言”创新的情形。该成果将“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书面语言进行多方面比较，说明“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该成果选择《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作为西周运用“文言”的文献范本，具体分析各种文体作品运用“文言”的特点，从中提炼“文言”的共同形态特征，指出“文言”优势及其取代“殷商古语”的可能性。

(4)研究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因革过程。为了揭示旧语言形态的消亡和新语言形态的兴盛，该成果选择以春秋铜器铭文作为“殷商古语”的范本，以《诗经·鲁颂》作为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的范本，以鲁国《春秋》作为“文言”的范本，通过这三个语言范本的分析，来展现“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最后对“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原因作了全方位的剖析。

该成果提出八个重要观点。

(1)提出了“殷商古语”的概念。该成果将殷商文学语言以及西周时期仿古的文学语言称为“殷商古语”，以“殷商古语”作为中国文学语言最早形态。该成果具体分析了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文诰各类文体语言特色，从中提炼出“殷商古语”的形态特征。

(2)指出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语言。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以及《周书》《周颂》《大雅》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以及《国语》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是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书面语言。这两种形态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

(3)具体分析了西周沿袭“殷商古语”的四点原因。第一，文学语言本身有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不会因为商周鼎革而轻易改变；第二，在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奔周，成为西周前期文坛的主力军，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第三，从西周初年历史来看，“小邦周”的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即使是在周人夺取天下政权之后仍然如此；第四，西周统治者将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由于以上诸种因素，西周前期主要文体都选用古奥的“殷商古语”。

(4)赋予“文言”概念以新的内涵。此前学术界所说的“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王力)。按照这一“文言”概念，“殷商古语”包含在“文言”之中。该成果则将“殷商古语”从传统所说的“文言”中区分开来，将殷商文献语言以及西周时期仿古的文献语言称为“殷商古语”，而将从周民族兴起并逐渐流行的书面语言称为“文言”。传统的中国文学语言形态是“文言”与“白话”“两段论”，该成果将“殷商古语”从“文言”划分出来之后，这样中国文学语言形态就由“两段论”变为“三段论”：“殷商古语”“文言”“白话”。这是该成果对中国文学语言形态的一个重要判断。

(5)探讨了西周“文言”的发生发展状况。该成果认为，《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作品是用“文言”创作的。“文言”与“殷商古语”的根本区别体现在词汇难易方面，此外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也有所差别。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出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6)论证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历史过程。春秋时期，某些运用“殷商古语”的文体逐渐走向了式微或者消亡的道路，如甲骨卜辞不再有人写作，《尚书》文诰誓命也大幅度减少；某些文体(如《诗经·鲁颂》)本该用“殷商古语”创作，却改用“文言”创作；某些源于西周运用“文言”的文体(如《国语》春秋散文和《诗经》春秋风诗)在春秋时期得到继续发展，由此巩固并发展了西周“文言”的成就；“春秋”则是运用“文言”创作的新文体。春秋时期文学语言的总体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持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语言的因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基本上在此时宣告完成。

(7)具体剖析了“文言”取代“殷商古语”的原因。从宗教方面看，神学地位动摇直接导致甲骨卜辞刻写的终结；从政治方面看，随着西周王权由盛转衰，王朝颁布的文诰日趋减少，文诰的书写载体从简帛转移到彝器，供贵胄子孙赏玩。从平王东迁到春秋末年，东周王朝史官因对王室失望而重新演绎夏、商末年史官奔逃故事，这使“殷商古语”创作队伍趋于解体；从审美风尚来看，王侯卿士大夫的审美情趣在春秋战国之际发生重大变化，他们竞相抛弃商周古艺术，喜爱新艺术；从创作和接受心理来看，春秋以后作家不愿再用“殷商古语”写作，读者也不愿读“殷商古语”。以上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最终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次语言因革。

(8)提出中国文学语言两次解放的观点。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时期语言变化最大：一是在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在殷商起步并定型，形成了“殷商古语”艰深古奥的特色。西周时期，“殷商古语”继续占据文坛主流地位，但亦有部分作品尝试运用周人的“文言”。随着历史文化条件的变迁，周人“文言”逐渐取代具有七八百年历史的“殷商古语”，成为自春秋战国至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文学语言，这是中国文学语言第一次大变革；二是在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时期，“白话”取代“文言”。第二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是由当时文坛领袖胡适、陈独秀等人振臂提倡，它来得迅猛而剧烈，堪称是一种“断崖式”巨变，而第一次语言变革则呈现一个长期的、自然的、渐变的过程。唯其如此，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而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八点创新，完整地勾勒出商周文学语言因革的轨迹：“殷商古语”为中国最早文学语言形态，西周时期“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语言形态并存，春秋时期中国文学语言实现了由“殷商古语”向“文言”的变革，中国文学语言第一次因革就此宣告完成。

利簋的主要用途？

周朝可以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它是我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第三个华夏族奴隶制王朝。而在我国代青铜器发展史中，西周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青铜冶铸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青铜器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铸工精湛、造型雄奇的青铜器物，庄重典美且花纹凝重静谧，几乎可以代表中国处于青铜器鼎盛阶段的技术水平。

西周的利簋

而在众多出土的青铜文物当中，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的价值角度来看，西周的利簋可以算是这一时期出土中最为重要的文物，没有之一的说法。

相信很多朋友在看见“利簋”，可能连它的读音都没有反应过来，对于它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会有如此之高的历史价值也不是特别的清楚，所以，今天就带着大家好好认识一下这件国宝级青铜器利簋。

和吃饭有关的利簋

利簋中的“簋”的正确读音为“gui”的第三声，在考古学界又被人们称之为“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词条”等。利簋是在1976年3月于陕西省临潼县零口乡西周窖藏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词条。

利簋的口径22厘米

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方座长、宽20.2厘米，重7.95千克。看到这组数据，大家能想到那时候的人们用利簋是干什么用的吗？

在当时，利簋最初的用途是用来盛装稻、粱等食物，犹如现在盆碗。利簋除了作为盛放食物的器皿之外，更是祭祀或宴享时重要的礼器，和鼎一起配合使用，关于这一点在《周礼·舍人》和《易·损》等古籍中都有相关的文字记载。除此之外，在司马迁的《史记》词条中也有记载道，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是非常严苛的，鼎与簋的数量成为宗法等级制度的象征。天子的使用数量为九鼎八簋，而诸侯则是七鼎六簋，卿大夫为五鼎四簋，士为三鼎二簋。但是我们会发现在湖北地区的曾侯乙墓居然出土了九鼎八簋，这也可以侧面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礼崩乐坏局面。

古代有哪些酷刑？

电视剧里，我们并不能看到真正的历史上的酷刑，其实历史上，真正的酷刑，是非常恐怖的。下面我们列举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古代酷刑！

这里说的梳洗并不是女子的梳妆打扮，而是一种极为残酷的刑罚，它指的是用铁刷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

梳洗之刑的真正发明者是朱元璋，据沈文的《圣君初政记》记载，实施梳洗之刑时，刽子手用滚开的水往犯人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

就像民间杀猪用开水烫过之后去毛一般，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而受刑的人等不到最后早就气绝身亡了。

梳洗之刑与凌迟有异曲同工之妙。据《旧唐书．桓彦范传》记载，武三思曾派周利贞逮捕桓彦范，把他在竹槎上曳来曳去，肉被尽，露出白骨，然后又把他杖杀。

历史上最爱搞剥皮的人是明太祖。

由于他是贫民出身，最恨贪官污吏，一旦被他抓到贪污，下场通常就是剥皮。他即位之初，曾抓到一对父子贪污，震怒之下，下令剥皮。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

这种刑法据说是三国东吴最后一代国君孙皓发明的，不过让他闻名天下的却是明太祖朱元璋。

犯人被从脊背下刀，然后将背部的皮肤从两边撕开，就如同蝴蝶一般，又称为“蝴蝶展翼”。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将犯人埋在土中，在脑袋上开个十字形的伤口，将水银倒进去，因为水银的密度很高，很重，会将人体的皮肤与肌肉分离。

在洪武一朝，因为贪污而被剥皮充草的官员数不胜数，甚至连朱元璋手下的大将蓝玉也逃不过被剥皮的下场。

电视上的包青天，开铡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把人头塞进去，刀起头落，仿佛中国式的断头台。

但是根据历史上的记载，包青天那三把铡刀其实是腰斩用的。也就是一刀下去，就要把人两段。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明成祖杀方孝孺就是用腰斩，传说一刀下去之后，方孝孺还能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篡”字，一共写了十二个半才断气，大家可以算算看一共要多少时间，而这段时间受刑人又得受多少苦痛。李斯也是被腰斩的。

补充说明一点，据说明成祖要求方孝孺执笔草诏，方孝孺执意不肯，明成祖威胁要诛他九族，方孝孺厉声说：诛我十族也不怕!明成祖一怒之下，把他的朋友算是第十族，一并诛却，当时株连数千人。

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

商鞅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不要以为这没什么，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

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要花多少时间我不知道，不过恐怕不是几秒钟就可以解决的。而撕开的时候，恐怕是血雨满天。

另外常听到的“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活生生的倒是没听过。不过历史上有一段记载，恐怕比大卸八块还惨。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凌迟有被称呼为千刀万剐，这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残忍，最血腥的刑法，当然能够享受这种刑法的人也不是一般的罪犯，一般都谋反啊，犯上作乱的，当然凌迟也分不同的级别，最低等的是八刀，又称为大卸八块，然后是三十六刀，一百零八刀，当然最恐怖的莫过于3三千六百刀。

据历史记载，明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就享受了三千六百刀的待遇，整个行刑过程长达三天三夜，到最后只剩下一副骸骨了。

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刽子手也要受刑。这是明朝的规定，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瑾，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而更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祯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叛国， 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渔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那种心理的痛恐怕远高于生理的痛。

这是古老的殷商时期的刑法，在周朝创立之后就被废除了，据传说是商朝最后一位皇帝帝辛和宠妃妲己，所创，将犯人全身衣物除去，丢入深坑之中，坑洞中只有数不清的蝎子蜈蚣已经饥饿的无毒蛇，犯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一点点的啃噬。

骑木驴是古代专门惩治那些勾结奸夫谋害亲夫的女人所用的酷刑。

据《狄公案》记载，古代的骑木驴是这样的：先在一根木头驴车上竖起一根小木柱，把受刑的女子吊起来，放在木柱顶端，使木柱戳入体内，然后放开，让该女身体下坠，直至木柱自体内穿入，押赴刑场处决。

具体做法是把一条横木杆的中间绑一根绳子，高挂在木架上，木杆的一端有铁钩，另一端缒着石块，像是一个巨大的秤。将一端的铁钩放下来，塞入犯人的肛门，把大肠头拉出来，挂在铁钩上，然后将另一端的石块向下拉，这样，铁钩的一端升起，犯人的肠子就被抽出来，高高悬挂成一条直线。犯人惨叫几声，不一会就气绝身亡。

除了以上重刑，还有一些衙门里常用的惩罚手段，据说19世纪曾有英国人目睹了清朝衙门曾执行的这些刑罚。

他们将过程用画的方式记录了下来，算是歪果仁眼中的满清十大酷刑：

廷杖：让犯人趴在地上用棍棒直接重打，古装剧中最常出现的刑罚。

照面拍板：用木板直接在犯人脸上赏巴掌。

竹桥渡仙：在犯人小腿上放一根竹子，让两个人各站在两端。

石灰腌目：用石灰粉直接撒入犯人眼中将他弄瞎。

排木夹指：用木条夹住犯人手指，让人痛不欲生。

机架夹足：将犯人固定在刑架上，官差拉紧木条夹犯人脚踝。

悬空吊刑：将犯人悬挂在半空中，让他痛苦不堪。

挑断脚筋：直接用刀将犯人脚筋挑断。

6环首死刑：将犯人吊死，与西方的绞刑类似。

斩首：浅显易懂的酷刑，也是让犯人受到最少痛苦的方式。

总之酷刑就是各种折磨人的手段，其创意跟脑洞都可以称得上“恐怖至极”。其实除了上面这些刑法之外还有炮烙、刖刑、烹煮、活埋、沉河、射杀、穿铁……数不清的刑法，随着封建王朝的破灭，这些压迫人民群众的刑法也消失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