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康的代表作品有哪些，用传开头的成语是那些啊？
【成语】： 传神阿堵
【拼音】： chuán shén ē dǔ
【解释】： 传神：指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描绘的人物生动、逼真；阿堵：六朝人口语，即这、这个。形容用图画或文字描写人物，能得其精神。
【出处】：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巧艺》：“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善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当代书法教育误区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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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公元220-420年），指东汉瓦解后，三国到两晋这段时期。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园589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魏晋中的“魏”指的是三国北方政权的“曹魏”，而“晋”指的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此时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国时期。
魏晋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思想自由开放。文化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文学、思想、美术、书法、音乐都诞生了影响后世的大家。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文化史上称之为“魏晋风流”或“魏晋风度”。
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随性，清俊洒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崇尚的生活方式。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新兴门士夫阶层社会生存处境极为险恶，同时其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潇洒、不滞于物、不拘礼节。士人们多独立特行，又颇喜雅集。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王夫之说这话时，一眼就看出曹操为儿子曹丕、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在知识分子中各杀了一只骇“猴”的“鸡”。魏晋文坛，便没有了文人的噪音；魏晋风度，第一眼便是血染的风采。 争势篡位，司马氏父子杀“鸡”要来得更为爽利，司马懿宰了何晏，司马师宰了夏侯玄，使正始之音断了两根弦。只喝酒的阮元混过去了。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魏晋风度代表人物何晏 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深远。
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观，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士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魏晋间，名士多为文学艺术名流，其作情真、自然，如出水芙蓉，一反错彩镂金之俗美，右军之书清洒飘逸，一反隶书之厚重之气。陶潜诗亦清纯淡雅，入于悠然之境。魏晋之风，可谓人、文自觉之肇始，思想解放发端也。
这一时期，美学方面，必然受到思想潮流的影响。顾恺之：传神写照 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研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 （1） 形、神之辨。指一个人的情性、情调、内在的精神面貌和表现出来的风神、风韵、风姿。 若拘于形体、外在，则未能传神。“刻削为仪容，不尽生气”（顾《魏晋盛流画赞》） “洗尽沉滓，独存孤迥”——清画家恽南田《南田画跋》 去除未尽神之形，捕捉最能表现神的外在。 （2） 形、神的传统。 从老庄开始，到汉代，基本上形成了贵无贱有、贵神贱形的传统。虽并不一味反对形，认为“形恃神以立，神需形以存”（嵇康《养生论》），但形神相比，神为本，为贵，“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同上）之所以贵神贱形，跟气的传统也是有着根本联系的。到魏晋，名士们即使玩味自然，清纯潇洒，但似乎也要从有形世界中达到某种形上的玄远之境。而魏晋风行一时的人物品澡，也讲究的是“神采”“神韵”“风神”“神情”“神气”，是于仪容之外见其内在精神、俊雅清逸玄远的风神。所以，在顾恺之这里，此命题的提出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谢赫：气韵生动 《古画品录》：“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虽画有六法，罕能尽皆；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气韵生动是也；骨法用笔是也；应物象形是也；随类赋彩是也；经营位置是也；传移摹写是也。” （1） 气。 老庄的气，孟子的气，汉代的元气论。儒道两家都认为，气是本原，气聚则生，气散则灭。天地间，不过一气流行、运化而已。魏晋时人，亦发展了汉代以来的元气论。故气自汉代始，即已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本原性概念。此后宋明理学、心血，亦以气为至极之本。而自魏晋始，气不独为哲学概念，亦已正式成为一美学概念。品人论物，皆曰有无生气，有无元气流行，是否大气，是否有神气、清气、逸气，所谓意气风发、气定神闲、浩然大气、气韵等、磅礴之气、气象万千等，皆以一气论之。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 “写气图貌”——刘勰《文心雕龙·序志》 “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典论·论文》 自魏晋起，气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同时也是一个人、艺术家的生命力、创造力、才力、才情之所本、所现，亦是艺术作品的生命、精魂之所在。 （2） 韵。 韵，就是一个大气之人外在表现出来的风韵、风姿。韵在魏晋，不是纯粹的音乐概念，而更多指的是人的性情、气度的外在表现。所谓“风韵”、“高韵”、“性韵”、“天韵”、“风气韵度”、“风韵遒迈”等，皆谓人之才性品貌所流露出的韵度。 韵即已气为内涵，故要求超于一般的形体，追求一种玄远、超拔之境。 （3） 生动。 有气韵者自生动。生动者，亦可比之于顾长康的“传神写照”。传神，亦是传其气韵者，有气韵者自已会神。大化流行之谓神，之谓气，气亦是神，人无精气则无生命、无光彩，书画无元气，则不能传神。所谓神气活现，乃上品之谓也。有神有气，自有风韵，自然生动。
那么，在这样的政治、历史文化和美学思潮的背景下，魏晋时期的书法是什么样的状态？有哪些书法大家？书法方面有无“笔法”讲究？
魏晋书法承汉之余绪，又极富创造活力，是书法史上的里程碑，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魏晋书法规隋唐之法，开两宋之意，启元明之态，促清民（国）之朴，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书法并影响着当代书法的发展。从曹魏开始，对文学艺术的关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惟才是举”等选人制度的实施，使“才能”有可能越过道德而成为人们的首要追求，其中就包含文学艺术，如原来被视作小道的文学，被曹丕誉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书法在东晋时期成为世家大族争能斗胜的方式之一，上层贵族大量进入这个领域。魏晋书法在这一背景下，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首先，是楷、行、草等字体在广泛的应用中得到迅速完善；其次，出现了多位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大书家，在风格的开创和典范的树立上有无可取代的意义，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书法史的发展；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书法作为艺术的许多基本观念被揭示出来，不仅形成理论，而且被贯彻到实践中，从而使书法的艺术性质得到了强化。 这时期的书法发展，大约可以这样来描述：三国为过渡时期；两晋（尤其是东晋）为鼎盛时期。
马宗霍先生《书林藻鉴》这样描述三国书法的意义：“三国者，亦书体上一大转关也。……又书派上两大导源也。”其具体意见容或可以商量，但《定武本木兰亭》序局部 对三国书法的转折意义的揭示则是极有见地的。我们说它的主要发展特征是过渡性，表现在：一，从有关制度来说，三国所制定的许多制度，是后来书法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二，从字体演变来说，楷、行的发展，三国是中间时代。三，从书家的状况看，三国时代的许多书家实际上成长于汉末，而三国时代成长起来的书家，却有许多进入了西晋，因而前后传承的特点非常突出。
魏的书法发展比较正常，这与武帝曹操的喜爱有关，他周围聚集了钟繇、梁鹄、韦诞、邯郸淳、卫觊等一批书家。更重要的是，建安十年他还发布了一个禁碑令，虽然扼制了隶书的应用空间，但同时却可以说为楷、行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一制度在东晋时得到重申，为行书发达起了极大的作用。钟繇在楷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为后来二王父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蜀国默默无闻；而吴国则在草书、楷书和篆隶方面都有可观，尤其几块重要的碑刻已是楷书的前驱。《上尊好奏》
隶书
主要集中在魏国。有名的碑刻是：《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曹真碑》、《范式碑》、《王基碑》、《魏三体石经》等。一个共同特点是，出现了非常明显而且接近的程式化的作风：体势开始走向纵长；笔划形成较强的规律性，并出现了一些刻板的处理方式，像“蚕头”部分经常饰以方形的角，波磔的尾部常常过于圆满、张扬等等。这种情况，反映出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人们对于隶书的认识正逐渐趋于浅俗、简单，隶书的衰弱已经不可避免。启功先生把这时期的隶书喻为蔗渣，非常形象。可以《上尊号奏》为代表。
草书
三国时期的草书，最为杰出的书家是吴国的皇象。
皇象《急就章》
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生卒不详。官侍中、青州刺史。唐张怀瓘以其八分入妙、小篆入能，章草入神品。清包世臣说：“草书唯皇象、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
传世作品有《急就章》《顽暗帖》《文武将队帖》等，《急就章》尤为剧迹。现存《急就章》，以明正统四年据叶梦得之颍昌本为底本所刻的“松江本”最为有名，字数达1394个。其艺术特点，以唐人窦臮和张怀瓘的评价最称精当。窦臮《述书赋》说：“广陵休明，朴直古情，难以穷真，非学可成。似龙蠖蛰启，伸盘复行。”张怀瓘《书断》说：“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长期以来是学习章草的极佳范本。皇象《急就章》
三国时期的楷书传世的有三种类型：碑刻、法帖和简牍。 钟繇《宜示表》局部 碑刻集中在吴国，有《谷朗碑》和《葛府君碑》两种。从体势来看，还有隶书的平正姿态，而笔划则已经都泯灭了波磔，未知是字体演变已经臻于此境，或是刻手不佳所致。清康有为认为，“南碑当溯于吴，”以此二种为“真楷之极”，特别是《葛府君碑》“尤为正书鼻祖”，其说后来多为书法史研究者所继承。 钟繇 法帖主要是魏国钟繇的作品。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公元151～230年）。汉灵帝时任黄门侍郎，魏国时官至太傅，史称钟太傅。他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崇高地位，在南北朝时代，与张芝、王羲之、王献之被称为“四贤”，以后长期与王羲之合称“钟王”。刘宋羊欣说钟繇善铭石书、章程书和行押书，当即隶书、楷书和行书。他在历史上享名最盛的是小楷，有“正书之祖”的美誉。其书存世可以确认的主要是小楷，共有10种，即《贺捷表》《荐季直表》《宣示表》《力命表》和《还示帖》《墓田丙舍帖》《白骑帖》《长患帖》《雪寒帖》《长风帖》。 南朝梁武帝以为逸少不及元常，并评其字说：“钟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又说：“张芝、钟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庾肩吾认为其书“天然第一”。唐太宗李世民则认为虽然钟繇“布纤浓，分疏密，霞舒云卷，无所间然”，但尽善尽美的只有王羲之。唐张怀瓘《书断》认为“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说：“刚柔备焉，点划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秦汉以来，一人而已。”清人刘熙载认为“其书大巧若拙，后人莫及”。 钟繇以国家重臣的身份，在书法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活动，对人们的书法热情是一种极大的促进，这本身就有很重要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努力，加快了楷书成熟的步伐，为东晋崛起的二王，有直接的先导作用。他的小楷，长期影响了历史上的小楷书家。“正书之祖”的美誉，他是当之无愧的。 简牍书主要出土于吴地。1979年江西南昌发现的《高荣名刺》（其用途近于现在的名片）及简牍、安徽马鞍山发现的《朱然名刺》及《木谒》，都有很接近成熟楷书的写法，尤其是后者，体势宽博，虽然刚从隶书化出，但楷法已具规模。可见，到三国时代，楷书的发展已经是势不可当了。这几件作品，风格与后世受隶书影响的楷书有相似之处，值得重视。 行书 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行书，在三国时代还没有发现。史书记载钟繇学行书于刘德升，且书风瘦劲，但没有作品传世。现存比较接近行书的作品是吴地出土的简牍，这就是江西南昌的吴应墓《木方》，除了少数笔划如捺、长横等还有隶书遗存迹象外，无论结体还是笔划的连接、省减，都是行书的规模。由此看来，到东晋时代形成成熟的规范行书，是可能的。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索靖 《出师颂》局部
短促的西晋在文化方面有不少的贡献，在书法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朝廷设立书博士，设弟子员，以钟繇、胡昭二人书法为标准，教习书法。西晋产生了一批索靖《出师颂》局部 卓有成效的书法家，是章草向今草转化，行书从萌生走向成熟的过渡期。
西晋时期的书法与三国书法有极大的相似性，具有强烈的过渡性色彩，表现在几个方面：一，重申禁碑令，使行楷的发展趋势得到保证；二，字体演变继续推进，尤其是行草书；三，出现了一种在后来成为重要的书作样式的形式，即墓志。
隶书碑刻仍然存在，如《明威将军郛休碑》、《任城太守孙夫人碑》、《皇帝三临辟雍碑》、《太公吕望表》等；同时出现了墓志，著名的有《刘韬墓石》、《张朗墓石》、《左棻墓石》、《荀岳墓志》、《石尠墓石》等。此外，有《朱曼妻薛氏买地券》、《杨绍买地莂》和《咸宁四年吕氏砖》等特殊用途的作品。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些作品都平淡无奇，有的还因为试图保持隶书风貌而具有严重的程式化倾向。
在本世纪以来出土的西晋竹木简牍和纸质墨迹中，有很值得重视的作品，如泰始五年的《诣鄯善王检》、《泰始九年简》、《诸佛要集经》、《三国志残卷》等。《诣鄯善王检》比《朱然名刺》更接近于楷书，《泰始九年简》接近行书；后二者介于隶、楷之间。这反映了行、楷书的稳步发展。
草书领域里，《梁思永书翰残瓷片》等已经不是纯净的章草书，而带有今草的特征，流畅迭宕，气势慑人，表明草书也在向前迈进。
这时期的著名书家有三位：卫瓘、索靖和陆机。
卫瓘
（公元220年～291年），字伯玉，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人。曾任尚书令，是西晋重臣，官至司空、太保。八王乱起，为贾后所杀。父觊享书名于三国时期，子恒（巨山）亦善书，世称“巨山三世”。
索靖
（公元29年～303年），字幼安，敦煌龙勒（今甘肃阳关附近）人，张芝姊孙。官酒泉太守、征西将军，人称“索征西”。与卫瓘书名不相上下，有“一台二妙”之誉。后人有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卫瓘自己说：“我得伯英之筋，恒得其骨，靖得其肉。”索靖则以为己书如“银钩虿尾”。唐张怀瓘说：卫瓘“采张芝法，取父书参之，遂至神妙。天姿特秀，若鸿鹄奋翼，飘飘乎清风之上。率情运用，不以为难。时议谓：伯玉放手流便过索，而法则不如之。”索靖则“若山形中裂，水势悬流。雪岭孤松，冰河危石，其坚劲则古今不逮”。可见一比较流便，一比较严谨。卫瓘只有《淳化阁》所载《顿首州民帖》传世，索靖则有《出师颂》（传）、《皋陶帖》、《七月廿六日帖》、《月仪帖》等，可以印证张怀瓘的说法。
陆机
（公元261年～303年），字士衡。吴县华亭（今属上海市）人。祖逊、父抗，皆东吴名将。西晋时官太子洗马、著作郎，为成都王司马颖所重，任平原内史、前将军，伐司马乂，兵败被杀。陆机在书史上并无大名，但传世最早的文人墨迹《平复帖》历来归于他的名下。因年久而笔划起收墨迹脱落，锋芒内敛，显得质朴老辣，在古代章草中具有独特的气质；体势纵长而微侧，末笔多下展，有与下字相连的趋势，这通常被看作向今草的过渡形态。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平复帖》长期被视为国宝，享有崇高的地位。
东晋和十六国长达100馀年的南北对峙，是西晋末年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的直接结果。对于政治经济，这是一场灾难；而对于书法来说，这种历史变迁所引起的一系列外在条件的更新，却是一个发展机遇。 随晋室南迁的世家大族，在严酷的政治现实面前，需要心灵的解脱，于是，他们抛弃繁琐经学，通过服药、饮酒、游心自然、清谈、乃至寄情书法等生活方式，开拓了一片与汉代读书人很不相同的生活空间。书法在世家大族流风相扇、竞能斗胜中，表情达性的功能被强化，含蕴的内涵得到扩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行、草书，不仅使行书作为一种字体完全定型，而且本身在艺术上树立了历史的新高峰，成为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标志，在书法史上巍然耸立，至今仍熠熠生辉。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世家大族作品和非世家大族作品。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这一时期不同阶层的书法风貌有相当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它是这一时期书风差异的主要表现。 唐代窦臮《述书赋》叙述东晋书法的状况说：“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谢之盛，八王之奇。”王、谢、庾、郗，不仅是当时政局的主要支柱，同时是当时主宰书坛的主要家族。此外，卫、桓等族亦皆不弱，共同构成了东晋世家书法的鼎盛局面。
书法家 :王氏家族
王羲之《十七帖》
东晋初年势力最大的家族，当时甚至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同时，终东晋一代甚至整个书法史，王家也可以说是最为煊赫的一族。 王家的第一代，在东晋就都享有书名。其中书名较盛的有王敦、王导、王旷、王廙。王敦的书法《淳化阁帖》卷二，有他的草书《蜡节帖》，笔势雄健，气势威武。王导的书法有《省示帖》、《改朔帖》，唐窦臮《述书赋》评他的书法：“将以润色前范，遗芳后车，风棱载蓄，高利有余。”王导在西晋末年带《宣示表》过江，为东晋书法保留了重要的典范作品，对东晋书法发展有贡献。王旷是王羲之的父亲，宋陈思《书小史》评其“善行、隶书”。王廙是最为突出的书家，书画双绝，书法“谨传钟法”（羊欣语），“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王僧 王羲之《黄庭经》 虔语）。
王羲之 第二代中，王羲之为整个时代书法的核心人物。楷书方面，他在钟繇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法则，创制出影响千古的范式，从此使楷书的各种点画有了明确的分工，隶书与楷书完全分流，成为特色截然不同的两种字体。行书方面，他继承钟法，使之进一步规范化，也成为后世模范，充分体现“晋尚韵”的特色。草书方面，他进一步使章草向今草转化。总之，他将钟繇古质朴素的书风改变为风流妍妙的今体，尤其是他的行书、小楷书，标志着这两种字体的成熟。他以完美的技法和婉媚的风范，影响了此后整个中国书法的进程，被后人誉为“书圣”。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生于西晋太安二年癸亥（303）。他少年时即得到从伯王敦、王导的钟爱，被视作“佳子弟”。他曾自称“素自无廊庙志”，但却肯于为国计民生作努力。因为他担任过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人有时也称他为“王右军”“王内史”。但他也有一般东晋士人的习性，比如雅好服食、寄情山水，史称他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
王羲之《黄庭经》
其行书传世有《哀祸》《姨母》《游目》《丧乱》《二谢》《得示》《何如》《奉橘》等，均非原迹，多为唐人摹本。代表作《兰亭序》，享有“天下第一行书”的美誉。作品写于永和九年（353）暮春三月三日，当时王羲之与亲友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行修禊之礼。王羲之酒酣兴浓，用茧纸鼠须笔为兰亭集作序，凡二十八行，三百三十四字。 王羲之传世草书作品有《十七帖》《初月帖》《快雪时晴帖》等。《十七帖》内容是信札，点划清健峻快，结体灵动多姿，富有情趣，是历来写草书的范本。《快雪时晴帖》麻纸墨迹，四行，28字。清高宗以为“天下无双，古今鲜对”，并在帖后跋“龙跳天门，虎跃凤阁”，并将该帖及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视作“三希”，同置于三希堂内。 他的小楷书传世的有《黄庭经》、《乐毅论》等。唐孙过庭《书谱》里评王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认为同样表现了王羲之的“情性”与“哀乐”。
王献之 第三代中，王献之不为其父所束缚，而是改其父的内擫笔法为外拓笔法，大胆创新，进一步破除古法，增强点划之间的牵连映带，突出节奏的变化，使行草书更具自由发挥的空间，创造了“破体”。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故又称“大令”。 《晋书》称其“少有盛名，而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
王献之《洛神赋》局部他以行书的笔意写楷书，以草书的笔意写行书，介于二体之间，却又兼二体之长。随手挥洒，俯仰适意，触处生妙，令人观字而想见其风流。张怀瓘《书议》评王献之书云：“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廿九日帖》是行楷，笔法严谨结实，转折处方硬有力，结体微带横扁，应当是还没有形成自家风格时的作品。但末尾四字的草法，体势舒展大方，已能见出其气质。 王献之的行草作品，最有名的是《鸭头丸帖》和《中秋帖》等。《中秋帖》是米芾临本，可以不论。《鸭头丸》，绢本，共两行，十五字，笔致稍枯，然不失润泽，“鸭头丸故不佳”六字成一段，“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九字又成一段，笔势酣畅，圆转生动，痛快淋漓，行笔疾徐有度，笔断意连，流贯而下，纸短意长，可见书写时略无滞碍的状态，非常充分地展现了王献之行草的独特风格。 王献之的楷书流传后世的，仅有小楷《洛神赋》。白麻笺，南宋贾似道先后得二纸共十三行，摹刻于水苍色端石上，以其石碧似玉为喻，称《玉版十三行》。钟繇小楷，虽然号称“正书之祖”，但留有隶意；王羲之小楷，完善楷法，体势端谨，法度严密。而《玉版十三行》则点划圆润，字势开张，有流光溢彩、逸致翩翩、飘然远举之致，远观如鹤舞九霄，近看如逸士清游，无一丝尘俗之气，令人神清目畅，与其行草一样，富于风流潇洒的气质。 这一代中其他人物如王徽之、王珉、王珣等，在当时也都有影响，其中王珣由于《伯远帖》原迹意外流传后世，并在乾隆时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米芾临本）并列称为“三希”，而形成了极大影响。即使在东晋以后，这个家族虽然逐渐降低了地位和影响，但书法活动仍然极为活跃，出了不少名家。
庾氏家族 有庾翼、庾亮、庾冰、庾怿。庾翼的书名一度在王羲之之上，甚至因为与羲之争胜而有“家鸡野鹜”之语，直到后来看见羲之写给其兄庾亮的草书信札，才信服王羲之可追张芝。张怀瓘《书断》云：“庾翼字稚恭，颍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弟，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善草、隶书，名亚右军。” 谢氏家族 有谢安、谢尚、谢万。谢安，字安石，年四十出仕，为一代治国重臣，名声亦自不菲。王僧虔《论书》曰“谢安亦入能流，殊亦自重，乃为子敬书嵇中散诗。得子敬书，有时裂作校纸。”他与王献之之间关于羲、献孰胜的讨论在书法史上尤有影响。 郗氏家族 也出现了几位有影响的人物，如郗愔、郗昙，王羲之早年书法不及郗愔（虞龢《论书表》）。郗家书法，以郗愔为最。他的思想以道为主，致力于玄学、书法、优游。善于章草，代表作《至庆帖》。 卫氏家族 自西晋以来就人才辈出，至此虽然稍杀，也非无人，最重要的人物是卫夫人铄，为汝阴太守李矩妻，她“规矩钟公”（张怀瓘语），继承钟繇书风，是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对于书圣的成长有重要的作用。 桓氏家族 桓温、桓玄等人，亦都擅长书法；其他家族如太原王等，也出现了一些书法人才。 这些家族都是当时的上层贵族，有着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也能够接受高层次的教育，因而对于书法来讲，是一支高素质的队伍。他们的积极介入，迅速地提升了书法的社会地位，当北朝还把书法视作佣仆之役时，书法在他们的眼里已经是一种重要的精神生活方式，可以展示他们独特的胸襟，寄寓他们的喜怒哀乐，传达他们对于人生自然社会的种种感悟。这种态度，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是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的，由此开始，书法真正成为中国文人的一种不能须臾或忘的精神活动。 东晋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这些贵族人物的独特情怀。身居庙堂时，他们也会像传统知识分子一样，心忧天下。但其他许多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他们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权威，因而当回到个人的生活中来时，他们崇尚玄谈，寄兴高远，饮酒服药，悠游山水之间，纵情享受人生，他们的精神，体现为不拘不执、潇然放旷、纵意自适，虽然其中也许隐藏着深深的绝望和痛苦。这种精神风貌，在他们的书法里得到了真实的显现，后来人把这种艺术风貌的精华，概括地称为“韵”，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美的一大典型，长期得到崇敬。
非世家大族
非世家大族书法，按地域分，可以分为东晋和十六国；按载体说，可以分为石刻、墨迹两类。
《李柏文书》
东晋继续禁碑，正式碑刻极少，著名的《爨宝子碑》，出于云南边地，处于似楷似隶之间，是少数民族的一件杰作；在东晋统治的核心地区，所见主要是王谢墓志，材质多为砖，或许不是非常正式的，如《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颜谦妇刘氏墓志》《王闽之墓志》《夏金虎墓志》《谢琰及妻王氏墓志》等。这些作品与世家大族书法有很大的不同，方整朴拙，横划尾部还往往有向上挑的意图，保持了较浓厚的隶书特点。王谢墓志的出土及它们的这些特点，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从清代起就已经产生的关于《兰亭》的真实性的怀疑，再次被提出，从而在本世纪中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兰亭》论辩”，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意见。
十六国的碑刻则相对多一些，著名的有前秦《广武将军碑》、《郑太尉祠碑》，后秦《吕宪墓表》，北凉《沮渠安周造象碑》等。字体大多在隶、楷之间，风格朴茂古拙。其中《广武将军碑》笔划浑朴，结体生辣拙厚，尤其享有较高声誉。
墨迹则主要是十六国地区作品，有：前凉《李柏文书》、前秦《譬喻经》、西凉《十诵比丘戒本经》、北凉《沮渠封戴赠官木表》、后梁《维摩经卷》、西凉《秀才对策文》和《妙法莲花经》等。《李柏文书》最为引人注目，它同王羲之早年的《姨母帖》有许多相似之处，保存了行、楷的发展轨迹，对于考察文字的演变和书风的变化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其他几件作品，多介于隶、楷之间，也是文字演变的重要资料，同时由于隶、楷的结合极有特点，在书法领域里也是别具特色的作品。
从上述魏晋时期的书法大家的传承，及他们的作品简单了解，我们不难得出，魏晋时期的书法，是承前启后的，是变革不断，创新不歇！但时仍是有法可循，这“法”自然包括“笔法”!
那么当代书法，有什么误区？本人以为，有以下几点:
1.是古非今。这是一个倾向！不认可当代书法家成绩，及对他们作品的不认同！不认同钢笔书法的艺术性及其文化价值！这是一个不良倾向！是一个误区！书法发展到当代，虽然没有过去那么受到官方的重视。没有将书法考级，提升到“国考”层次，但是，我们有书画专业的大专院校，也有书法博士培养。应该说我们当代还是有多支力量在支持当代书法人才的培养和对书法文化和技艺的教育宣传的。全国各级书协的努力，及书协会员的吸收培养，书画大赛的举办，都卓有成效的！书法人才的脱颖而出，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书法大师还是比较稀缺难得！还需继续努力！
2，“江湖书法”，“丑书”不断出来博眼球！在互联网自媒体盛行时代，网络传播极为便利和迅速。出现非传统非主流的“江湖书法”和“丑书”，或许是对当代书法人生存现状的一种不满和探索，也是对书法文化艺术发展瓶颈期出现的一种尴尬局面的一种迷失或迷茫！或许有博眼球得实惠的庸俗化倾向。应该也属于一个误区。
3，中国书法文化艺术，是形象与抽象结合最好的一种文化艺术。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历史传承！也有着很好的文化传承意义和发展需要！政府教育文化部门，应该从上到下，从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华文化传承的高度，制定系统的决策和制度，来提高书法艺术和文化的研究，有关人才（书法创作人才，书法教育人才，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评论及作品评估人才等）培养和使用，相关产业（笔墨纸砚产业，书法教育事业，书法赛事评比及展览组织，广告包装行业的关联书法作品及元素的运用，书画拍卖行，书画各种媒体论坛开辟和协会的活动的组织引导等）的税收政策优惠等方面，要有优惠和倾斜！这是一个正道！实际民间大众，对书法技艺和文化，也有很大的需求，政府应该充分重视这种良好的倾向！而不要唯GDP论而步入误区！
话题较大，扯得太远。人微言轻！大家众人拾柴火焰高！共同努力！顺便提一下，上文较多文字，来自“百度”，感谢“百度”及其作者！希望没有因此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