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马蒂斯代表作品,开学前儿童绘画教学活动需要做哪些准备?
美术欣赏教育要求教师引导幼儿欣赏和感受美术作品中美好事物,了解对称,均衡等形式美的初步概念,感受其形式美和内容美,从而丰富他们的美感经验,培养其审美情感。在低幼儿童中开展美术欣赏活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有其它活动不可代替的功效,它对开阔儿童的视野,提高儿童的艺术兴趣,发展儿童的创造力、想象力、情感体验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儿童的自信心和积极的情感态度等方面均有显著的作用。我在进行幼儿园美术欣赏教学时采用了以下一些策略。
三、正确选择美术欣赏作品
歌德指出:“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就培养成。”因此,根据幼儿的兴趣、经验和接受能力,可以以中国画、西洋画、民间艺术、雕塑和建筑四个领域为主,选择接近幼儿日常生活的题材,用名人名作向幼儿作系列介绍。
1、选择形式感强的美术作品。如绘画中色彩明亮的、阴郁的、欢快的、悲伤的,体现鲜明色彩个性的作品;构图富于节奏,韵律的作品等等。如色彩鲜艳、不断流动变化的现代派作品以其新鲜多变的特点吸引儿童的好奇心和注意,凡高的《星空》、马蒂斯的《舞蹈》、等非具象的、无定形的作品,符合幼儿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追求,容易为孩子所接受。
2、选择大量的山水花鸟,风景静物作品。山水风景作品能激起幼儿对大自然的热爱,对自然中美的事物的留心,使其情感世界变得丰富多彩。花鸟、景物作品使孩子们逐步培养起从平凡中发现美的能力。如有的名家喜欢画一些富有生活情趣的小品,这恰恰与幼儿经验相吻合,齐白石话的昆虫、小虾、吴作人画的熊猫等均深受幼儿的喜爱。
徐悲鸿的艺术造诣谁更高?
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都是当代画坛巨匠,但三人各有偏重,各有特色。
齐白石擅长写意花鸟鱼虫,其笔墨技法源于徐渭、八大山人以及吴昌硕等海派画家,这是中国写意画的正宗流派。齐白石在前人的笔墨基础上,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素材纳于画中,扩展了水墨写意画的素材范围和表现力,做到了雅俗共赏,形成了自己的齐派风格。与此同时,他在篆刻、书法方面,也创造了自己的齐派风格。齐白石的笔墨功力和独特风格,是张大千和徐悲鸿难以企及的。
张大千是题材方面的多面手,山水、花鸟、人物样样都画,其中以山水画成就最高,特别是晚年的泼彩泼墨山水,开创了中国山水画泼彩的新河。张大千除泼彩泼墨山水以外的其它画,多注重形的描绘,这与齐白石更注重于写“意”相比,要稍逊一筹。
徐悲鸿在西方油画引进和中国美术教育上的功绩,至今无人能比。他把油画、素描的教学方法引进中国,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中国油画、素描的发展。在中国画上,他把西画的造型融入中国传统绘画,对改良传统中国画影响深远。他画的国画,题材上以马和人物最为著名。画法上以造型取胜,造型强于笔墨,笔墨却逊于齐白石等传统国画大家。
就油画艺术而言?
我想你想问的是,油画中的两个维度“形”与“色”的关系是怎样的?
绘画的表达手段主要有两个维度,形状和颜色。我们判断一幅画里的人或物像不像、是不是真实,主要靠“形状”这个维度,就是画家的素描基础。
简单说,印象派之前的绘画,主要力量集中在“形”上,追求栩栩如生,大家对素描、对构图非常看重,对色彩的追求反而没有那么高。
古典绘画尤其讲究素描基本功,达·芬奇认为绘画应该是精准的,他一生解剖了三十多具尸体,从孕妇到婴儿再到百岁老人,达·芬奇的解剖研究成为他精确绘画的基础。达·芬奇的素描《维特鲁威人》把生物学和几何学知识联系起来,画出了人体最完美的比例。
↑ 达·芬奇 《维特鲁威人》
米开朗基罗的素描功底也极为深厚,因此他才能出色的完成西斯廷天顶画,画面中的人物都有很强烈的雕塑感。↑ 米开朗基罗 西斯廷天顶画的素描草稿
↑ 西斯廷天顶画中亚当夏娃的故事,不论男女,都肌肉发达
总之,印象派之前的艺术,本质上都是在追求真实,追求“画得像”。在当时,栩栩如生,是对一幅画最高的评价。
但是,照相机的发明为追求“形”画上了句号,因为画得再像也不可能有照相机像,所以大家在追求“形”这条道路上走向了终点。这就导致大家要去挖掘“形”之外的表达手段。一个旧的表达手段走到顶点,就一定要去发明新的表达手段。绘画除了“形”之外,还有一个维度是“色”。因此,印象派在用色彩表达真实这个方面,迈出了他们的第一步。
印象派不是画得不真实、画得不像,印象派本质上追求的是更加真实的真实。
但印象派的概念是:眼见为实,只画眼睛看到的,画的只是光线,而不是任何一件具体事物。印象派作品虽然从‘形’的角度看上去不是特别像,但是相比‘画得像’的古典主义绘画,印象派的绘画给人带来更多视觉以外的感受。他们追求的是更加真实、更加科学的绘画方式。
↑ 莫奈的风景画 眯起眼睛看,会感觉身临其境。
克利(1879-1940)是一位融合型的艺术家,他将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艺术技巧融入到绘画作品之中,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初最独特、最具创新精神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之一。克利的创作方式是形色分离的,他的画作乍一看都会首先看到大的背景色,不论具体形象是什么,背景色都会先确定作品整体的情感基调。克利的形色分离是将情绪的部分通过色彩的变化和组合来传达,之后再将具体的形放进画面中。克利对色彩的定义与传统画家非常不同,这是他独具创新之处。
↑ 克利 -《教堂》
↑ 克利 -《大路和小径》
拥有宋朝皇室血统的华人艺术家赵无极深受克利以色彩传递情绪的影响。他经历了克利时期、甲骨文时期、狂草时期,狂草时期的作品最值钱,最具有冲击力,集中展现了中国传统书法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赵无极开始以纯粹抽象的表达方式为主导,作品几乎都没有名字,集中展现了赵无极的视觉表现力,不依托于任何具体形象和含义。↑ 赵无极 克利时期作品
↑ 赵无极 甲骨文时期作品《争荣竞秀》
↑ 赵无极 狂草时期《红》
你觉得在绘画中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传媒绘画类话题】
谢邀。绘画中最难的地方在哪里?早有人讲,绘画用加法,摄影用减法;而我以为,绘画以用白为最难,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齐白石的花鸟呢?以留白见长,无一不留白。实际上,西画中,以素描画石膏黑白灰为例子,高光和阴影好画,极容易将大比例中间调子画灰,画两多小时,画不下去了,即告失败。
刘宝瑞相声《画扇面儿》就有台词说:您还别说,我们街坊就有这么一位,自充有能耐,不管别人对他怎么个看法,反正他自己承认是一位大画家。嗬,见人就说:“您买纸我给您画,要什么都行。什么山水人物,花卉草虫都行,特别是我擅长画美人。”可巧有一位新买了个扇面儿。此公画来画去,美人不成改张飞,最后涂黑写金字。
于是,绘画也提倡用减法,而不完全是用加法,道理就是美的发现在于提纯;监狱本是黑暗的所在,确有战士以诗草和速写坚持斗争。1932年因春地画会事被捕入狱的艾青和江丰,委托刚从法兰西回国的李又然,写信向鲁迅借书,以组织难友读。在狱中,艾青由学画而写诗,江丰由速写至默写:为批判现实主义的黑白木刻奠基人。
江丰头像/钱绍武作李兰颂:《李又然、艾青、江丰人生诗画》李又然称,终其一生尤其在革命队伍中,有两个最老又最好的朋友:一个是艾青,一个是江丰;艾青、江丰二人也如是说。
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江丰创作的三幅木刻,《回忆》《审判》《开荒》,成为印证三个人一生的三部曲,即命运交响曲。
《回忆》——上海一·二八;“我比艾青晚半年回国”,为什么?李又然向罗曼·罗兰求救时说:“父亲的家业被炸毁了⋯⋯”
《审判》——反战反被判;受审者抗争着,背影就是艾青,被难友江丰刻画出来,被狱外李又然以《慢性的死刑》写出来。
《开荒》——延安大生产;三个朋友也是战友,齐聚延安窑洞城,写诗、著文、译作、绘画,同时也劳动,被严格审查过。
以上,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初期至40年代中期,即对于三个人来说,构成“沪上记忆”及至“坪上记录”律动——青春祭。
终于,三个人从东北、华北,会师北平,欢庆胜利;不料,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惨烈“澡雪纪实”发生。
从1957年到1979年,整二十二年,诗不能写、文不能译、画不能作,诗人、作家、画家,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直到73岁和69岁时,三个人才回到党里,过上公民生活,百米冲刺般创作,最终死在创作中——在72岁、78岁、86岁。
《回忆》《审判》《开荒》三幅木刻,“沪上记忆”“坪上记录”——青春祭;“澡雪纪实”——最大的反动只在于草菅人命。
自画像/江丰作李兰颂:《江丰印象:黑白木刻画的背面》1979年3月的一天,我这么多年第一次回北京,父亲李又然要我陪他从翠微路上西单去。他几乎已经不能走路了,手拄拐杖,支撑着身体得以站立,而双膝僵硬得不能弯曲,只靠双脚交替着在地面上磨蹭缓慢前行。我只知道,他要洗澡和理发,他甚至每天都想洗澡和理发;又很想,和我在全聚德烤鸭店或鸿宾楼饭庄用一次午餐,以表示我们父子阔别十三年后——终于重逢的无限感动。
正是这一天,年逾古稀的他,整整那一天都几乎事事依从了我,唯独临近至傍晚,却执意不想回家。他用手杖直指复兴门内大街,要我搀扶着他,向那里快些走;当然,那很短的一段路,我们走起来也极为不容易。我甚至担心天黑了再回不去家。
直到走进一个临街的小院,不大的门楼贴正房西端,我们父子终于进去。这时,父亲已经筋疲力尽⋯⋯我纳闷着,他也不理,踉踉跄跄地带我直奔正房。刚踏上两三级磨损的青砖的台阶,他的额头就已经猛地一下子顶住屋门的薄薄的玻璃,而将身体重心也由脑门完全倾注到屋门上⋯⋯他气喘吁吁地简直一时难以缓解这一天所耗费的辛劳。这是一个狭小的四合院。我们父子当时,进得小院门楼左转,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那屋门的玻璃确是薄薄的,那种常见的平房向外开的门及门框也未必结实,却被我父亲李又然用额头完全顶住了,开不开;透过玻璃,我看见屋内有一位老人急切万分,推不开也不敢硬推开门,毫无办法迎接我们父子进屋。
外边稍一缓手,开门进屋,还未及落座,父亲则气喘嘘嘘地对我说:“这是江丰叔叔!”而江丰叔叔竟先问我道:“你从哈尔滨来?”这使我心中顿时热乎滋润起来,一时没有了刚才屋外春寒料峭干冷侵蚀的感觉,同时获得一个明晰印象,江丰叔叔,乍看像个质朴的农民,细瞧又好似威风凛凛的红脸膛的大将军。“江丰是我在革命队伍中第二个最老的朋友。江丰第一次与艾青同一时间被捕,也被羁押在上海第二特区法院看守所里。艾青离开那个看守所以后,我开始和江丰通信。江丰出狱之后,和我经常在一起。”1975年,父亲李又然专为我而写的《又然自传》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我脑子里浮现出这段话。江丰叔叔的上海口音太浓太重了,开始几句问我从哪儿来、在做什么的寒暄话倒听得懂;当时在场还有一位客人,显然不熟悉文艺界或文学界,江丰叔叔介绍说:“李又然同志是搞文字工作的⋯⋯”父亲李又然和江丰叔叔,再说了一些其他什么话,我真听不懂了。我只联想到,如此的画面,也就是父亲李又然、江丰叔叔——几位上海和延安时代的老朋友,他们年轻时在一起的画面与对话⋯⋯而以上这情境,都是在江丰家;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江丰叔叔红红的面庞,身体不错,还会领导全国美术工作十几年吧⋯⋯对了,他怎么知道我在哈尔滨呢?”父亲缓缓地回答我说:“当然是我对他讲过的,也许写信提到过,总之忘记是什么时间讲的或写信说的,但子女的情况他应该能记得。”是的,有关我父亲的大事小事,江丰叔叔都记得。江丰——我父亲李又然在上海,写信向鲁迅为狱中战友借书的几位请托人之一、从事左翼革命文化活动的直接联系人之一;我父亲李又然在延安,无候补期重新入党的两位介绍人之一。这些事,都是我这次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李又然一点一点告诉我的!恰似黑白木刻画的背面——虽然只是一块平板,却有很多画面的草稿、构图、人像、景致,可以画上去!普通画作和世界名画最大的差异在哪呢?
你好亲,很开心一起探讨普通画作,世界传世名画的差异
世界名画,流芳百世,经久不衰,自然有无穷的价值和灵魂
之所以成为传世名画,并不是因为创作那一幅画的画家,画功是多么扎实成熟,更重要的是,他的这幅画,创造了精神价值
名画流传千古,个人拙见,其实还是和画家的权重,能力,才华有关系
比如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名垂青史,他的介绍在西方美术史上,占据一两页篇幅,而他的徒弟,同一流派画家热拉尔,在西方美术史上仅仅一笔带过,仅仅介绍是大卫的学生
为什么?
大卫和学生热拉尔,创作了同一主题的油画《雷卡米埃夫人像》,为什么我们对大卫的《雷卡米埃夫人像》记忆犹新,而不会对热拉尔的《雷卡米埃夫人像》印象深刻?
大卫的《雷卡米埃夫人像》,艺术手法很简洁,画中的雷卡米埃夫人,是一位上流社会的贵妇,此时,夫人正优雅地靠卧在卧榻上惬意休憩
夫人的形象,端庄,恬静,身穿罗马式长袍,优雅垂搭到地上,还有画中左侧的古典铜灯,都在散发夫人古典,高雅,恬静,庄重的高贵气质
画面色彩很和谐,简洁,静穆,符合新古典主义追求的高雅的理想美风格
大卫的《雷卡米埃夫人像》,手法简洁,夫人简单穿着简洁大方的长袍,还有画面简洁恬静的色彩氛围,连背景的处理都是那样简单,但是却有一种圣洁高雅的艺术气息而学生热拉尔画的《雷卡米埃夫人像》,画得比师父大卫复杂,画中的夫人依然姿态端庄,高雅,但是画中复杂的背景,复杂的黄色调,红色调,让观众感觉终究是一幅世俗的生活照
论格调,气氛,内涵,学生热拉尔还是稍微逊色与师父大卫,所以姜还是老的辣
西方美术史上,同一主题,许多画家都在创作
《最后的晚餐》许多画家都创作过这主题,为什么达芬奇的最出名,而且经久不衰?
因为达芬奇不单单只是描绘了圣经故事的图解,经过画家匠心独运的巧妙设计,还刻画出了耶稣的内心世界
达芬奇是画家,科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这就是画家的权重
传世名画,不仅仅是画家才华,本事,权重的体现,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绘画艺术的创新局面,甚至开创一个绘画新时代的来临
比如梵高的作品《星月夜》,其印象派色彩,开创了绘画可以主观表达画家内心情绪,情感的新局面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客观模仿写实的传统中解脱出来
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之所以成为传世名画,是因为这幅画的风格,打破了西方绘画写实,模仿的传统,开创了以平面,装饰立体主义风格的绘画新局面
甚至打破了西方文艺复兴典雅美,理想美的绘画传统,开创了艺术可以表达丑陋的绘画新局面
总结名画之所以成为名画,个人拙见,与画家的权重,能力,才华有关系
名画不仅仅是画家画功成熟扎实的体现,更多的是传达了名画的精神价值,更重要的是,名画开创了绘画艺术的创新局面,甚至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而普通画作,仅仅只是技法上的纯熟,丝毫没有思想内涵,意境,更没有创新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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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艺术狂人,如有美术,美术教育的疑问,欢迎私信
粉丝们,朋友们,你们觉得普通画作,世界名画的差距是什么呢?
毕加索的绘画水平怎么样?
巴伯罗·毕加索(西班牙语:Pablo Ruiz Picasso,1881年10月25日-1973年4月8日),出生于西班牙马拉加,西班牙画家、雕塑家,法国共产党党员,立体画派创始人,20世纪现代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人类艺术史上罕见的天才”,是少数能在生前“名利双收”的画家之一。 其遗世的作品达二万多件,包括油画、素描、雕塑、拼贴、陶瓷等作品。他的私人收藏,包括他自己及朋友的作品,都已捐赠给了法国政府。巴黎建有毕加索博物馆。
当代西方最有创造性和影响最深远的艺术家之一,立体画派创始人,他和他的画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据了不朽的地位。毕加索是位多产画家。据统计,他的作品总计近37000 件,包括:油画1885 幅,素描7089 幅,版画20000 幅,平版画6121幅。他对二十世纪的艺术史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人们称他为“人类艺术史上罕见的天才”[1]。在西班牙内战和纳粹占领法国期间,毕加索坚定地站在民主和进步势力一边,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
艺术生涯与成长
蓝色时期 斗牛士
由1900年起毕加索一直往来于西班牙及巴黎之间。1904年在巴黎定居,住在著名的“洗衣坊”。在巴黎,他结交了马克斯·雅各布、范唐吉、隆尔蒙、阿波里耐和拉平·阿吉尔的房东的女儿马德娜,他为马德娜绘了几幅肖像。其时他的作品仍受到在巴塞罗那大行其道的象征主义影响。
毕加索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又受到德加、雅西尔与土鲁斯·劳特累克画风的影响,加上在西班牙受教育时染上的西班牙式的忧伤主义,这时期的作品弥漫着一片阴沉的蓝郁[2]。
粉红时期
1906年毕加索结识了马蒂斯。其后又认识了德兰和布拉克,与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在蒙马特同住。其时他的经济已好转,生活要比以前愉快得多,画作用色变为轻快的粉红;绘画对象亦由蓝色时期的乞丐、瘦弱小孩和悲戚妇女转向街头艺人、杂耍艺人及风华正茂的妇女。
1906年至1910年非洲时期(黑人时期)
1906年毕加索从德兰的非洲面具中得到启发,直至年底,其作品一直受非洲面具影响,此即为毕加索的非洲时期。他笔下的人体健硕而深沉,这种特征,在1907年的《阿威农的姑娘》中显露无遗,由不同组件组成的人体可从几个角度来观看,揭示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时期的来临。然而,整个时期仍有受塞尚影响的痕迹。
分析立体主义 亚威农少女
毕加索大部分的艺术家朋友都由蒙马特迁到蒙帕纳塞,他亦随他们迁居。其时的立体主义体验达到巅峰。雅克·比斯这样评论他:“作品由素描建构,色与调弱化到最起码的灰色与浅暗橘黄色;形体是几何图形化与综合而成的,造成迹近压抑其可辨认身份的效果,闯出桎梏,最终与形体剥离。”仿如从一面棱镜的焦点去看一个单一影象的多元角度。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然而毕加索把它延伸到肖像上。他与布拉克制作出第一批拼贴画。
综合立体主义
1914年,战争使立体主义画家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毕加索重拾自由与个人在色彩上的品味,还有那旺盛的精力。无论从风格与绘画的对象上,他的“立体印象派”创作变得更加自由。纵观他的所有作品,他并未把自己局限于立体主义,而是继续从各方面探索。例如,1915至1916年的作品是自然主义的;1917年的却是现实主义。
代新古典时期
毕加索居于意大利,刚为迪亚希列夫执导的俄罗斯芭蕾舞剧《游行》设计背景与服装,其时邂逅了芭蕾舞演员奥尔加·科赫洛娃。1918年他与科赫洛娃结婚,婚后诞下一子。这段较安逸生活正值毕加索创作生涯的新古典时期,1921年与1926年他继续制作立体主义作品,1923年的作品却走现实主义路线。
1925年至1932年,毕加索进入超现实主义时期。1933年至1934年逗留西班牙期间,牛首人身怪作品出现。1927年他邂逅了极年轻的玛丽·泰蕾兹·瓦尔特,她成为他的模特儿,且为他诞下女儿马姬。此时,毕加索并没有与妻子离婚,却又与一名热情女画家兼摄影师多娜·马尔同居,他为马尔绘过几张画。他们的关系维持了差不多十年。在大奥古斯丁路的新工作坊内,毕加索创作了大型制作《格尔尼卡》,其间做了许多筹备制作工作。
格尔尼卡
1943年,他结识了法兰丝娃·季洛,与她在昂蒂布的米迪同居。1945年他在瓦洛里斯绘画了一系列的静物画,并创作陶瓷。他的儿子克洛德于1947年出生,1949年再诞下女儿帕洛玛。他的作品中除了显示这种简单家庭生活的快乐之外,还表达了他对政治的承担:1944年绘制《骸骨的藏室》,1947年有《为了法国而死的西班牙人》。他继续绘画静物、风景、肖像……1950年,库尔贝的《塞纳河边的女人》启动了他的围绕名家大师作品的变奏创作。
1954年,法兰丝娃·季洛离开毕加索。毕加索在瓦洛里斯结识了贾桂琳·罗克,之后便与这女人共度余年。1959年之前他们居于康城,他在康城为德拉克鲁的《阿尔及尔的女人》与贝拉斯克斯的《宫女》埋头作画,同时继续《画室》的后续工作。他先搬到沃韦纳盖斯,然后在木甘附近的娜特丹·德·米城堡定居,继续他的变奏系列创作。由1960年到1972年,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仅在这13年内,在目录中记载的作品已超过千件,种类分别有版画、素描和油画等。毕加索于1973年逝世,终年92岁。
毕加索的作品,无论质还是量,都是惊人的,约达六万件之数。这位天才横溢的艺术家“在极其漫长的创作活动的每一刻,似乎想做的都让他准确无误地作到了。为何有此能耐?他自己都不能解答。结果是十八般武艺,他样样皆能。”
代表作品介绍
他一生留下了数量惊人的作品,风格丰富多变,充满非凡的创造性。代表作品有:《亚威农少女》 ,《卡思维勒像》,《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格尔尼卡》,《梦》。
《亚维农少女》
毕加索作,1907年,油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1906年毕加索受到非洲原始雕刻和塞尚绘画影响,而转向一种新画风的探索。于是,他画出了一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杰作——《亚维农少女》。这幅不可思议的巨幅油画,不仅标志着毕加索个人艺术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而且也是西方现代艺术史上的一次革命性突破,它引发了立体主义运动的诞生。《亚维农少女》始作于1906年,至1907年完成,其间曾多次修改。画中五个裸女和一组静物,组成了富于形式意味的构图。这幅画的标题是由毕加索的朋友安德鲁·塞尔曼所加,据说毕加索本人对之并不喜欢。但不管怎样,这只不过是作品名称罢了。在现代艺术中,标题与作品的相关性越来越小,画家们常常有意识地不以标题来说明作品的内容。毕加索这幅《亚维农少女》,想必亦是如此。该画原先的构思,是以性病的讽喻为题,取名《罪恶的报酬》,这在最初的草图上一目了然;草图上有一男子手捧骷髅,让人联想到一句西班牙古老的道德箴言:“凡事皆是虚空”。然而在此画正式的创作过程中,这些轶事的或寓意的细节,都被画家一一去除了。其最终的震撼力,并不是来自任何文学性的描述,而是来自它那绘画性语言的感人力量。
这幅画,可谓第一件立体主义的作品。画面左边的三个裸女形象,显然是古典型人体的生硬变形;而右边两个裸女那粗野、异常的面容及体态,则充满了原始艺术的野性特质。野兽派画家发现了非洲及大洋洲雕刻的原始魅力,并将它们介绍给毕加索。然而用原始艺术来摧毁古典审美的,是毕加索,而不是野兽派画家。在这幅画上,不仅是比例,就连人体有机的完整性和延续性,都遭到了否定。因而这幅画(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述),“恰似一地打碎了的玻璃”。在这里,毕加索破坏了许多东西,可是,在这破坏的过程中他又获得了什么呢?当我们从第一眼见到此画的震惊中恢复过来,便开始发现,那种破坏却是相当地井井有条:所有的东西,无论是形象还是背景,都被分解为带角的几何块面。我们注意到,这些碎块并不是扁平的,它们由于被衬上阴影而具有了某种三度空间的感觉。我们并不总能确定它们是凹进去还是凸出来;它们看起来有的象实体的块面,有的则象是透明体的碎片。这些非同寻常的块面,使画面具有了某种完整性与连续性。
从这幅画上,可看出一种在二维平面上表现三维空间的新手法,这种手法早在塞尚的画中就已采用了。我们看见,画面中央的两个形象脸部呈正面,但其鼻子却画成了侧面;左边形象侧面的头部,眼睛却是正面的。不同角度的视象被结合在同一个形象上。这种所谓“同时性视象”的语言,被更加明显地用在了画面右边那个蹲着的形象上。这个呈四分之三背面的形象,由于受到分解与拼接的处理,而脱离了脊柱的中轴。它的腿和臂均被拉长,暗示着向深处的延伸;而那头部也被拧了过来,直楞楞地对着观者。毕加索似乎是围着形象绕了180度之后,才将诸角度的视象综合为这一形象的。这种画法,彻底打破了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始的五百年来透视法则对画家的限制。
毕加索力求使画面保持平面的效果。虽然画上的诸多块面皆具有凹凸感,但它们并不凹得很深或凸很高。画面显示的空间其实非常浅,以致该画看起来好像表现的是一个浮雕的图像。画家有意地消除人物与背景间的距离,力图使画面的所有部分都在同一个面上显示。假如我们对右边背景的那些蓝色块面稍加注意,便可发现画家的匠心独具。蓝色,通常在视觉上具有后退的效果。毕加索为了消除这种效果,便将这些蓝色块勾上耀眼的白边,于是,它们看上去就拼命地向前凸现了。
实际上,《亚维农少女》是一个独立的绘画结构,它并不关照外在的世界。它所关照的,是它自身的形、色构成的世界。它脱胎于塞尚那些描绘浴女的纪念碑式作品。它以某种不同于自然秩序的秩序,组建了一个纯绘画性的结构。
《卡思维勒像》
《卡思维勒像》,毕加索作,1910年,油画,100×61.5厘米,芝加哥,芝加哥艺术中心藏。毕加索1909—1911年“分析立体主义”时期的绘画,进一步显示了对于客观再现的忽视。张力。
这幅《卡思维勒像》,清楚显示了毕加索是怎样将这种分析立体主义的绘画语言,用于某个具体人物形象的塑造的。令人费解的是,恰是在这种分解形象和舍弃色彩的极端抽象变形的描绘中,毕加索始终不肯放弃对于模特儿的参照。
为了画这幅画,他让他的这位老朋友卡思维勒先生耐着性子摆好姿势,在他的面前端坐了有二十次。他不厌其烦地细心分解形体,从而获得一种似乎由层层交迭的透明色块所形成的画面结构。画中色彩仅有蓝色、赭色及灰紫色。色彩在这里只充当次要的角色。虽然在线条与块面的交错中,卡思维勒先生形象的轮廊还能隐约显现,然而人们却难以判断其与真人的相似性。
研究毕加索的最著名的专家罗兰·彭罗斯,在看了这幅画后,曾作过这样的评述:“每分出一个面来,就导致邻近部分又分出一个平面,这样不断向后移动,不断产生直接感受,这使人想起水面上的层层涟漪。视线在这些涟漪中游动,可以在这里和那里捕捉到一些标志,例如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一些梳理得很整齐的头发、一条表链以及一双交叉的手。但是,当视线从这一点转向那一点时,它会不断地感到在一些表面上游来游去的乐趣,因为这些表面正以其貌相似而令人信服……看到这样的画面,就会产生想象;这种画面尽管模棱两可,却似乎是真的存在,而在这种新现实的匀称和谐生命的推动下,它会满心欢喜地作出自己的解释。”(文物出版社《毕加索》,1998年,第10页)
《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
《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进一步显示了对于客观再现的忽视。这一时期他笔下的物象,无论是静物、风景还是人物,都被彻底分解了,使观者对其不甚了了。虽然每幅画都有标题,但人们很难从中找到与标题有关的物象。那些被分解了的形体与背景相互交融,使整个画面布满以各种垂直、倾斜及水平的线所交织而成的形态各异的块面。在这种复杂的网络结构中,形象只是慢慢地浮现,可即刻间便又消解在纷繁的块面中。色彩的作用在这里已被降到最低程度。画上似乎仅有一些单调的黑、白、灰及棕色。实际上,画家所要表现的只是线与线、形与形所组成的结构,以及由这种结构所发射出的张力。
1912年起,毕加索转向其“综合立体主义”风格的绘画实验。他开始以拼贴的手法进行创作。这幅题为《瓶子、玻璃杯和小提琴》的作品,清楚地显示了这种新风格。
在这幅画上,我们可分辨出几个基于普通现实物象的图形:一个瓶子、一只玻璃杯和一把小提琴。它们都是以剪贴的报纸来表现的。在这里,画家所关注的焦点,其实仍然是基本形式的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此时却是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在分析立体主义的作品中,物象被缩减到其基本原素,即被分解为许多的小块面。毕加索以这些块面为构成要素,在画中组建了物象与空间的新秩序。他通过并置和连接那些笔触短促而奔放的块面,获得一种明晰剔透的画面结构,反映了某种严格而理性的作画程序。而如今,在综合立体主义的作品上,他所采取的恰是正好相反的程序。他不再以现实物象为起点,将物象朝着基本原素去分解,而是以基本原素为起点,将基本的形状及块面转化为客观物象的图形。这就是说,他在表现出瓶子、杯子及提琴之前,就已经把一个抽象的画面结构,组织和安排妥当了。通过对涂绘及笔触的舍弃,他甚至获得一种更为客观的真实。他采用报纸、墙纸、木纹纸,以及其他类似的材料,拼贴出不同形状的块面。这些块面,一方面显示着画以外的那个世界,另一方面则以其有机的组合而显示出画的自身世界的统一性和独立性。难怪他的画商及好友卡恩维勒会如此地评价他:“即使没有摆弄画笔的本领,他也能搞出绝佳的作品。”在这幅拼贴的画上,左边的一块报纸表示一只瓶子,那块印有木纹的纸,则代表着一把提琴。而几根用木炭笔勾画的坚挺的线条,则使这种转换得以实现,并且将那些不相干的拼贴材料,纳入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
这种拼贴的艺术语言,可谓立体派绘画的主要标志。毕加索曾说:“即使从美学角度来说人们也可以偏爱立体主义。但纸粘贴才是我们发现的真正核心。”在这种拼贴语言的运用中,毕加索显然比别的立体派画家(如布拉克、格里斯等)更为大胆和富于幻想。别的画家在拼贴不同的纸片时,多少要顾及到是否符合现实逻辑的问题,他们总是把木纹纸限于表示木质的物品(如桌子、吉他)。而毕加索则全然摆脱这种约束。在他的画上,一张花纹墙纸可用来表现桌面,一张报纸也可剪贴成小提琴。毕加索曾在与弗朗索瓦·吉洛的交谈中,阐述了他对于拼贴的看法:
“使用纸粘贴的目的是在于指出,不同的物质都可以引入构图,并且在画面上成为和自然相匹敌的现实。我们试图摆脱透视法,并且找到迷魂术(trompe L'esprit)。报纸的碎片从不用来表示报纸,我们用它来刻画一只瓶子、一把琴或者一张面孔。我们从不根据素材的字面意义使用它,而是脱离它的习惯背景,以便在本源视觉形象和它那新的最后定义之间引起冲突。如果报纸碎片可以变成一只瓶子,这就促使人们思考报纸和瓶子的好处。物品被移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格格不入的世界。我们就是要让人思考这种离奇性,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孤独地生活在一个很不使人放心的世界。”(弗朗索瓦·吉洛等《情侣笔下的毕加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格尔尼卡》
《格尔尼卡》,毕加索作,1937年,布面油画,305.5×782.3厘米,马德里索菲亚王妃艺术馆(Reina Sofía Art Museums)馆藏。毕加索虽然热衷于前卫艺术创新,然而却并不放弃对现实的表现,他说:“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我从来没有脱离过现实。我总是待在现实的真实情况之中。”这或许也是他选择画《格尔尼卡》的一个重要原因吧。然而他此画的对于现实的表现,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截然不同。他画中那种丰富的象征性,在普通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是很难找到的。毕加索自己曾解释此画图像的象征含义,称公牛象征强暴,受伤的马象征受难的西班牙,闪亮的灯火象征光明与希望……。当然,画中也有许多现实情景的描绘。画的左边,一个妇女怀抱死去的婴儿仰天哭号,她的下方是一个手握鲜花与断剑张臂倒地的士兵。画的右边,一个惊慌失措的男人高举双手仰天尖叫,离他不远的左处,那个俯身奔逃的女子是那样地仓惶,以致她的后腿似乎跟不上而远远落在了身后。这一切,都是可怕的空炸中受难者的真实写照。
画中的诸多图像反映了画家对于传统绘画因素的吸收。那个怀抱死去孩子的母亲图像,似乎是源自哀悼基督的圣母像传统;手持油灯的女人,使人联想起自由女神像的造型;那个高举双手仰天惊呼的形象,与戈雅画中爱国者就义的身姿不无相似之处;而那个张臂倒地的士兵形象,则似乎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某些战争画中的形象,有着姻亲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毕加索不仅是一位富于叛逆精神的大胆创新者,同时也是一位尊崇和精通传统的艺术家。
乍看起来,这幅画在形象的组织及构图的安排上显得十分随意,我们甚至会觉得它有些杂乱。这似乎与轰炸时居民四散奔逃、惊恐万状的混乱气氛相一致。然而,当我们细察此画,却发现在这长条形的画面空间里,所有形体与图像的安排,都是经过了精细的构思与推敲,而有着严整统一的秩序。虽然诸多形象皆富于动感,可是它们的组构形式却明显流露出某种古典意味。我们看见,在画面正中央,不同的亮色图像互相交叠,构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三角形的中轴,恰好将整幅长条形画面均分为两个正方形。而画面左右两端的图像又是那样地相互平衡。可以说,这种所谓金字塔式的构图,与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的构图,有着某种相似的特质。另外,全画从左至右可分为四段:第一段突出显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段强调受伤挣扎的马,其上方那盏耀眼的电灯看起来好似一只惊恐、孤独的眼睛;第三段,最显眼的是那个举着灯火从窗子里伸出头来的“自由女神”;而在第四段,那个双臂伸向天空的惊恐的男子形象,一下于就把我们的视线吸引,其绝望的姿态使人过目难忘。毕加索以这种精心组织的构图,将一个个充满动感与刺激的夸张变形的形象,表现得统一有序,既刻画出丰富多变的细节,又突出与强调了重点,显示出深厚的艺术功力。在这里,毕加索仍然采用了剪贴画的艺术语言。不过,画中那种剪贴的视觉效果,并不是以真正的剪贴手段来达到的,而是通过手绘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块叠着另一块的“剪贴”图形,仅限于黑、白、灰三色,从而有效地突出了画面的紧张与恐怖气氛。关于《埃斯塔克的房子》
另类作品
毕加索和平鸽相关图集
毕加索的作品,最著名的是和平鸽,《格尔尼卡》,以及无数长着三只眼睛,几个乳房的怪人画,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具争议,也最有影响的艺术家。即使看了说不出所以然的人也只有跟着全世界喝彩。要是遇到其他什么人画的看不懂的画时,就会说一句:“这是毕加索。” 不管你欣赏也罢,不欣赏也罢,画笔、木头、陶泥、石料,到了他手里,做出来的作品就别具一格,韵味十足。说到毕加索的艺术生涯,就要说起毕加索一生中的女人。他有过两个妻子,这是明媒正娶在教堂里宣过誓的,还有四名众所周知的同居情妇,还有其他的就难以数得清了。他在一九七三年逝世以后,从分散在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品里,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让人们看到了毕加索最隐秘的一面。那就是毕加索爱女人,爱女人的身体,爱女人身体上的特点。他的一双炯炯有光的黑眼睛,愣愣地盯着女人的特点,在他的画笔下表现得纤毫毕露。
艺术评论家让·菜玛里在《正常与偏常》(一九八八年)一书中说:“二十年前,有人要我做—次关于艺术与性的讲座。我去看毕加索,问他该怎么讲。他回答,还不是老一套。”毕加索一生都受性的诱惑,他在作品与生活中都全身心地享受性的乐趣。据让·克尔说,“毕加索每次换个女人,也是每次换个标准,换个视觉,因为他要全部占有女人,直至她的视觉;这时他自己也换了个人。”“标准”、“改变视觉”、“性的对话”、“性与心的转换”、“占有女人直至她的视觉”,这是毕加索的艺术中的性心理学的。
毕加索是20世纪现代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遗世的作品达二万多件,包括油画、素描、雕塑、拼贴、陶瓷等作品。毕加索是位多产画家,据统计,他的作品总计近 37000 件,包括:油画1885 幅,素描7089 幅, 版画20000 幅,平版画 6121幅。
跟一生穷困潦倒的文森特·凡高不同,毕加索的一生辉煌之至,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活着亲眼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收藏进卢浮宫的画家。在1999年12月法国一家报纸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他以40%的高票当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十个画家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