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诗风融合代表作品

南北朝诗风融合代表作品，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和崔颢的黄鹤楼登幽州台歌和黄鹤楼的作者简介翻译作者的写作背？

而广袤的天地之间,唯独我一人登台感怀,更觉得凄怆心酸,禁不住泪流满面沾湿了衣襟!作者简介：陈子昂（公元659～公元700年）,唐代文学家,初唐诗文革新人物之一.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其诗风骨峥嵘,寓意深远,苍劲有力,有《陈伯玉集》传世.陈子昂青少年时家庭较富裕,轻财好施,慷慨任侠.成年后始发愤攻读,博览群书,擅长写作.同时关心国事,要求在政治上有所建树.24岁时举进士,官麟台正字,后升右拾遗,直言敢谏.时武则天当政,任用酷吏,滥杀无辜.他不畏迫害,屡次上书谏诤.武则天计划开凿蜀山经雅州道攻击生羌族,他又上书反对,主张与民休息.他的言论切直,常不被采纳,并一度因“逆党”,反对武则天的株连政策而下狱.垂拱二年(686年),曾随左补阙乔知之军队到达西北居延海、张掖河一带.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叛乱,又随建安王武攸宜大军出征.两次从军,使他对边塞形势和当地人民生活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圣历元年(698年),因父老解官回乡,不久父死.居丧期间,权臣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加以迫害.冤死狱中（沈亚之《上九江郑使君书》）.今天射洪县城古城墙名为“子昂城”,街道有“伯玉路”等名称实为纪念陈子昂. 慧眼看子昂 是陈子昂由故乡东行入京,在襄州乐乡县留宿时所写的一首抒发羁旅之情的五律.顾璘曰:“无句法,无字法,天然之妙”. 陈子昂继四杰之后,以更坚决的态度起来反对齐梁诗风的统治,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表现了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陈子昂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但儒家兼善天下的精神,仍然是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从他的许多政论奏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洞察国家安危的远见,关怀人民疾苦的热情.例如在《上蜀川安危事》的奏疏中,他曾经对诸羌的进犯感到忧虑,对蜀川人民“失业”、“逃亡”深表同情,对“官人贪暴”、“侵渔”、“剥夺”百姓的罪恶加以愤慨的指责.《资治通鉴》引用他的奏疏、政论有四、五处之多.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陈子昂“非但文士之选”,而且是“大臣”之材,这是完全正确的.他的政治热情是他从事诗歌革新的动力. 陈子昂在著名的《修竹篇序》里,曾经提出了诗歌革新的正面主张：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于解三处见明公《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遂用洗心饰视,发挥幽郁.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在唐诗发展史上,陈子昂这篇短文好像一篇宣言,标志着唐代诗风的革新和转变.我们知道,刘勰、锺嵘反对南朝形式主义诗风,曾经标举过“比兴”、“风骨”的传统.王勃反对龙朔前后的宫廷诗风,也指责他们是“骨气都尽,刚健不闻”.陈子昂继承了他们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初唐宫廷诗人们所奉为偶像的齐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指出了“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光辉传统作为创作的先驱榜样,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实现诗歌内容的真正革新.态度很坚决,旗帜很鲜明,号召很有力量.“兴寄”和“风骨”都是关系着诗歌生命的首要问题.“兴寄”的实质是要求诗歌发扬批判现实的传统,要求诗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风骨”的实质是要求诗歌有高尚充沛的思想感情,有刚健充实的现实内容.从当时情况来说,只有实现内容的真正革新,才能使诗歌负起时代的使命.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初唐四杰”等诗人的积极努力,新风格的唐诗已经出现,沿袭齐梁的宫廷诗风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不满,诗歌革新的时机更加成熟了.陈子昂的革新主张在这个时候提出,不仅有理论的意义,而且富有实践的意义；不仅抨击了陈腐的诗风,而且还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开辟道路.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感遇诗》三十八首,正是表现这种革新精神的主要作品.这些诗并不是同时之作,有的讽刺现实、感慨时事,有的感怀身世、抒发理想.内容广阔丰富,思想也矛盾复杂.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现实性很强的边塞诗,例如： 朝入云中郡,北望单于台.胡秦何密迩,沙朔气雄哉!籍籍天骄子,猖狂已复来.塞垣无名将,亭堠空崔嵬.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 这是他从征塞北时的作品,诗中对将帅无能,使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现实,深表愤慨.在从征幽州时所写的“朔风吹海树”一篇中,又对边塞将士的爱国热情遭到压抑表示深刻的同情.“丁亥岁云暮”一篇更明白地揭发了武后开蜀山取道袭击吐蕃的穷兵黩武的举动.这些内容都初步突破了泛拟古题的边塞诗传统风气.他对武后内政方面的弊端也有所讽刺.在“圣人不利己”一诗里,他指责了武后雕制佛像、建造佛寺,浪费人力物力的佞佛行为.在“贵人难得意”一诗里,他更勇敢地讽刺了武后对待臣下时而信任、时而杀戮的作风.从这些现实性很强的诗篇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他的政治抱负和他的诗歌革新主张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的那些感怀身世的诗,也写得很动人：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这里,美好理想无法实现的深沉的苦闷,借楚辞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意境,宛转蕴藉地表现出来.但是,他这种苦闷,在不同的时间境遇之下,又转为愤激慷慨之音.如： 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到思报国,拔剑起蒿.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悠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 《感遇诗》里也有一些叹息人生祸福无常,赞美隐逸求仙,发挥佛老玄理的作品,例如“市人矜巧智”、“玄天幽且默”等篇,都有浓厚的佛老消极思想. 《登幽州台歌》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也是他杰出的代表作.这几首诗是他随建安王武攸宜出征契丹的时候写的.卢藏用《陈氏别传》说： 子昂体弱多疾,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乃署以军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书记而已.因登蓟北楼,感昔乐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时人莫不知也. 他在《蓟丘览古》中,曾经歌颂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燕昭王、燕太子,感激知遇、乘时立功的乐毅、郭隗等历史人物.俯仰今古,瞻望未来,他更深刻地体验到生不逢时、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和悲哀,也更深刻地体会了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在困扼境遇中激愤不平的崇高感情.也正是这种不可遏止的理想和激情,使他唱出了这首浪漫主义的《登幽州台歌》.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苦闷无法解决,使这首诗的情调显得相当孤独.但是,也正是这首诗,在当时和后代得到无数读者的深刻同情,卢藏用说这首诗“时人莫不知也”,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不愧是齐梁以来两百多年中没有听到过的洪钟巨响. 陈子昂的律诗比较少,但是象《度荆门望楚》,也是初唐律诗中的佳作： 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 诗人用气势流畅的笔调,写出了他初次离蜀途中所见的巴楚壮丽山川.风格和其他诗人是有所不同的. 陈子昂仰慕“建安作者”和“正始之音”,他的诗受建安、正始诗人影响较深.唐皎然《诗式》说：“子昂《感遇》,其源出于阮公《咏怀》.”象“兰若生春夏”、“贵人难得意”等比兴托讽的诗篇,以及那些感慨人生祸福无常的诗,的确和阮籍相似.此外如《燕昭王》乃至《登幽州台歌》等,和阮诗“驾言发魏都”、“独坐空堂上”等诗也有意境相通之处.而“丁亥岁云暮”、“本为贵公子”、“朔风吹海树”、“苍苍丁零塞”等边塞诗,则和建安诗中“梗概而多气”的写时事之作比较接近.他的诗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同时存在.那些现实主义的作品,有的叙事慷慨沉痛,有的还兼有政论锋芒.那些偏于抒发理想之作,有的寄兴幽婉,有的又激情奔放,这又是浪漫主义的不同表现.总的来说,他的诗风格并不完全统一. 当然,陈子昂的诗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缺点.他对汉魏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学习得不够.对七言诗这种新形式也不重视,集中竟没有一首七言诗(注：只蜀刻本《陈子昂先生全集》有《杨柳枝》七绝一首,真伪难定.).《感遇诗》中甚至还有一些作品受玄言诗影响,读起来有些枯燥乏味.但是,他的全部诗作绝没有一点齐梁浮艳的气息,这是更难能可贵的. 总之,他是唐诗开创时期在诗歌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功绩的诗人,杜甫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千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韩愈称赞他：“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都对他在唐诗发展上的功绩有高度的肯定,也反映了唐代诗人的公论,至于他的《感遇诗》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感遇》和李白《古风》的创作,李白继承他以复古为革新的理论,进一步完成唐诗革新的历史任务,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陈子昂在散文革新上也是有功绩的.他文集中虽然也还有一些骈文,但那些对策、奏疏,都用的是比较朴实畅达的古代散文,这在唐代,也是开风气之先.所以唐代古文家萧颖士、梁肃、韩愈都对他这方面的努力有较高的评价. 作者的写作背景：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等攻陷营州.武则天委派武攸宜率军征讨,陈子昂在武攸宜幕府担任参谋,随军出征.武为人轻率,少谋略.次年兵败,情况紧急,陈子昂请求遣万人作前驱以击敌,武不允.稍后,陈子昂又向武进言,不听,反把他降为军曹.诗人接连受到挫折,眼看报国宏愿成为泡影,因此登上蓟北楼（即幽州台、黄金台）,遗址在今北京市）,慷慨悲吟,写下了《登幽州台歌》以及《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诗篇. 幽州：古十二州之一,现今北京市.幽州台：即燕国时期燕昭王所建的黄金台.修建黄金台用于招纳贤才,因燕昭王将黄金置于其上而得名,其师郭隗为例,成为当时燕昭王用黄金台招纳而来的第一位贤才. 表达的思想感情： 这是一首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的"古人"和"来者",都是指像燕昭王和郭隗那样礼贤下士、重用人才的明君和贤臣.这两句缅怀古人,感慨自己生不逢时；期待来者,感慨自己怀才不遇.正如后人所作《陈公旌德碑》云："道可以济天下,而命不通于天下；才可以致尧舜,而运不合于尧舜". 这种深沉的失意、悲愤和孤独感占据了诗人此时的全部心灵,他驻足于幽州台上,以全部的心神去搜索幽州台悠长的历史和丰富的现实意蕴： 悠悠的历史长河啊,你孕育了多少明君和贤臣,成就过多少丰功伟业；你又见证过多少昏君和庸碌,洗刷过多少罪恶和耻辱! 悠悠的历史长河啊,在你的面前,个人的生命何其短暂!无论明暗贤愚,都是匆匆过客.而可悲的是：我竟连这短暂的人生都无法利用,知音难遇,怀才不遇.思之怆然,怎不令人涕下! 这首诗用的是辞赋体.体式的古朴、文辞的凝重与情调的慷慨悲愤、意境的雄浑深远相得益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柳亭诗话》云："阮步兵登广武城,叹曰：'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眼界胸襟,令人捉摸不定.陈拾遗会得此意,《登幽州台》曰…….假令陈阮邂逅路岐,不知是哭是笑?"

野望杜甫赏析？

这首诗作于上元二年（761）成都草堂。诗以“野望”为题 ，是诗人跃马出郊时感伤时局、怀念诸弟的自我写照。 首两句写野望时所见西山和锦江。“西山”在成都西 ，主峰终年积雪，因此以“白雪”形容。“三城”，松、维、保三州，（在今四川松潘、理县一带），此时驻军严防吐蕃入侵，是蜀地要镇。南浦，南郊外水滨。清江，锦江。万里桥，在成都城南。中间四句是野望时触发的有关家国和个人的感怀。三四句由战乱推出怀念诸弟，自伤流落的情思。“风尘”指安史之乱导致的连年战火。杜甫四弟：颖、观、丰、占。只杜占随他入蜀，其他三弟都散居各地。此时“一身遥”客西蜀，如在天之一涯。诗人怀念家国，不禁“涕泪”横流。真情实感尽皆吐露不由人不感动。 五六句又由“ 天涯”“一身”引出残年“多病”，“未”贡微力，无补“圣朝”的内愧。“供”，付托。“涓埃”，滴水、微尘，指毫末之微。杜甫时年五十，因此说已入“迟暮”之年。他叹息说：我只有将暮年付诸给“多病”之身，但“未有”丝毫贡献，报“答圣朝”，是很感惭愧的。 杜甫虽流落西蜀，而报效李唐王朝之心，却始终未改，足见他的爱国意识是很强烈的。中间四句，由于连用对偶尔将诗人的家国之忧，身世之感，特别是报效李唐王朝之心，艺术地得到有效概括。 七八句最后点出“野望”的方式和深沉的忧虑。“人事”，人世间的事。由于当时西山三城列兵防戍，蜀地百姓赋役负担沉重，杜甫深为民不堪命而对世事产生“日” 转“萧条”的隐忧。这是结句用意所在。诗人从草堂“跨马”，走“出”南“郊”，纵目四“望”。“ 南浦清江万里桥”是近望之景。“西山白雪三城戍 ”，是远望之景。他由“三城戍”引出成乱的感叹，由“万里桥”兴起出蜀之意。这是中间四句有关家国和个人忧念产生的原因。 杜甫“跨马出郊 ”，“极目”四“望”，原本为了排遣郁闷 。但爱国爱民的感情，却驱迫他由“望 ”到的自然景观引出对国家大事、弟兄离别和个人经历的种种反思。一时间，报效国家、怀念骨肉和伤感疾病等等思想感情，集结心头。尤其为“迟暮”“多病”发愁，为“涓埃”未“答”抱愧。 《野望》写的是山野秋景，在闲逸的情调中，带几分彷徨和苦闷，是王绩的代表作。 全诗于萧瑟怡静的景色描写中流露出孤独仰郁的心情.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皋是水边地。东皋，指他家乡绛州龙门的一个地方。他归隐后常游北山、东皋，自号“东皋子”。“徙倚”是徘徊的意思。“欲何依”，化用曹操《短歌行》中“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意思，表现了百无聊赖的彷徨心情。 下面四句写薄暮中所见景物：“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举目四望，到处是一片秋色，在夕阳的余晖中越发显得萧瑟。在这静谧的背景之上，牧人与猎马的特写，带着牧歌式的田园气氛，使整个画面活动了起来。这四句诗宛如一幅山家秋晚图，光与色，远景与近景，静态与动态，搭配得恰到好处。 然而，王绩还不能象陶渊明那样从田园中找到慰藉，所以最后说：“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说自己在现实中孤独无依，只好追怀古代的隐士，和伯夷、叔齐那样的人交朋友了。 读熟了唐诗的人，也许并不觉得这首诗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可是，如果沿着诗歌史的顺序，从南朝的宋、齐、梁、陈一路读下来，忽然读到这首《野望》，便会为它的朴素而叫好。南朝诗风大多华靡艳丽，好像浑身裹着绸缎的珠光宝气的贵妇。从贵妇堆里走出来，忽然遇见一位荆钗布裙的村姑，她那不施脂粉的朴素美就会产生特别的魅力。王绩的《野望》便有这样一种朴素的好处。

七言诗成立标志？

隋代

先秦：我国诗歌就已产生了大批辉煌篇章，其标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四言汉代：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其标志是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

魏晋：三国、西晋时期留下的诗歌不多，仅有嵇康等人的诗歌作品。东晋诗歌渐多，产生了大量文辞绚丽的作品，而陶渊明独以其清新的诗风为后世推崇。南朝文风绚烂，诗歌靡丽，大量用典，以齐梁的诗歌为盛。北朝诗歌朴素、有风骨，以《木兰辞》为最好。

这段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诗歌评论，对诗歌的内容、思想、鉴赏产生了巨大作用，例如峥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等。南朝文人提出四声说、八病说，对后来的诗歌创作、鉴赏产生巨大影响。隋唐：隋唐时期，诗风极盛。唐前期以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为最。

武则天专权时期，宋之问、沈佺期的诗歌成就较高，使绝句、律诗最终定形。盛唐时期，诗歌极盛，田园诗、边塞诗兴起，田园诗以王维、孟浩然为最，边塞诗以岑参、高适为佳。

李白、杜甫为盛唐诗歌最好的作者，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作品，杜甫的《兵车行》等作品为盛唐的天空增加了许多云彩。中唐诗歌有大历十大才子等人创作，白居易为中国诗歌的又一高峰，代表作《长恨歌》、《琵琶行》。唐朝晚期，杜牧、李商隐的诗歌成就很大，诗歌创作多忧国伤时。

初唐诗歌的地位及影响？

初唐诗歌是唐代诗歌走向兴盛的准备阶段。初唐大致是指从唐初到唐玄宗先天时期（618-712）。初唐前期诗歌受南朝齐梁诗风的影响较大。贞观时期聚集在唐太宗周围的宫廷诗人虞世南、李百药等，他们的创作日趋宫廷化、贵族化，多是奉和应制之作，琢磨技巧，雕饰辞藻，齐梁积习犹存。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成为当时宫廷诗人创作的典范。

初唐后期诗歌虽没有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但出现了新的转机。

“四杰”的创作开创了不同于宫廷诗人的新诗风，在内容题材、审美追求和风格上都发生了关键性的转变。

“文章四友”、“沈宋”虽也都是宫廷诗人，但对律诗的定型和成熟作出了贡献。

陈子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转变唐代诗风的重要人物，他力反齐梁诗风，主张恢复汉魏风骨和风雅的兴寄传统，并且实践了这个主张。总而言之，初唐诗歌显示了过渡和创新的特点。

时局变故与时代精神的转变有关吗？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代表，它的产生久远得可以追溯到没有文字的远古时期。《礼记》中记载了神农时代的一首祭祀歌谣：“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吴越春秋》也记载了一首反映原始人打猎的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这些歌都是诗、乐、舞结合的典型例子，而诗、乐、舞的结合，正是中国诗歌产生时期的重要特征。 公元前6世纪，《诗经》被编定成书，包括地方土乐的十五国风160篇，朝廷正乐的大雅31篇、小雅74篇，祭祀之乐的颂40篇，共305篇，另有6首乐谱失传的笙曲。产生地域包括现在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北部。《诗经》中有反映宴会享乐的诗，如《小雅·鹿鸣》；有反映战争的诗，如《小雅·六月》；爱情诗的名作如《郑风·子衿》；有讽刺现实的《魏风·伐檀》；还有一组反映周朝开国历史的大型周王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 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诗经》显示出我国抒情为主的民族文学特色，从它开始，我国诗歌走上了一条抒情言志的道路，抒情诗也成为了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里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概括为“风雅”精神，成为我国诗歌的最基本最深远的传统。 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伟人屈原出生。西汉末年的刘向把屈原宋玉等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当中收录肯定为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招魂》共23篇。其中的《离骚》，以忠君爱国为主题，以香草美人为象征，以缠绵悱恻的感情，反复迸发的愤慨，塑造出一个坚贞高洁的主人公形象。 屈原的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直接影响汉赋的产生。又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如“些、只、羌、纷，谇，謇，傺”，带有浓郁地方性色彩。楚辞突出表现浪漫的精神气质，影响后世的李白、李贺、韩愈等诗人。香草美人的象征传统源远流长，影响一直绵延到清代《聊斋志异》。 继《诗经》、《楚辞》之后，汉代的乐府诗登上诗坛，这些诗歌由西汉的乐府机关和东汉的黄门鼓吹署在民间搜集而来。乐府诗长于叙事，《羽林郎》叙当垆美女反抗强暴，《陌上桑》叙罗敷拒绝太守追求，《艳歌行》叙妻子为游子缝补衣服而引起丈夫猜忌，著名的《孔雀东南飞》叙一个凄美的爱情悲剧。诗人的笔触各自深入各自的阶层，合起来就充分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既劝谏富贵又同情疾苦。汉代的乐府诗实现了四言诗向杂言、五言的过渡。 东汉的时候出现了文人群体创作的诗歌，五言取代传统的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甚至产生完整的七言诗。现存最早的东汉文人诗是班固《咏史》，而他的《竹扇赋诗》是比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最著名的文人诗是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古诗十九首》，写的是游子羁旅和思妇闺愁，因此乡情和恋情就融汇在一起。同时当中涉及很多人生哲理，讨论永恒和短暂、人的心态和生命周期、悲伤和欢乐等问题。文人诗长于抒情，语言炉火纯青、一字千金，直接影响曹植和陶渊明。 东汉末年建安时代到曹魏前期，三曹、七子并世而出。古直悲凉的曹操、便娟婉约的曹丕、身兼父兄之长的曹植，以及作为羽翼的“建安七子”，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开辟了五言诗的广阔道路。著名的有曹操《短歌行》，曹丕柏梁体《燕歌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白马篇》。建安诗人中曹植最受推崇，这是由于他文采华美，对五言诗发展有重大影响，他不幸的身世又引起后世文人的共鸣。 “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特别是五言诗中的鲜明爽朗、刚健有力的文风，它以作家慷慨饱满的思想感情为基础，形成志深笔长、梗概多气、悲凉慷慨的特点。鲜明的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成为建安诗风独具魅力的标志。 曹魏后期正始年间，司马氏掌权，一批文人不满司马氏的统治，隐逸山林，以阮籍、稽康为首的七人，称“竹林七贤”。阮籍的代表作是《咏怀诗》82首，开创中国文学史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诗中充满孤独苦闷，但政治高压之下又不敢直言，借比兴、象征来寄托怀抱。嵇康的诗以四言成就最高，追求自然，高蹈独立。总体来说，正始诗风转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深，体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西晋诗坛呈现出的艺术特色称为“太康诗风”，表现为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彩华丽，诗风繁缛。陆机的《拟古诗》就是华丽藻饰的代表作。太康诗风代表人物是三张（张协、张载、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他们诗中山水描写成分大量增加，为谢灵运、谢朓等人的山水诗人的先导。同时期的左思凭着《咏史》八首开创借咏史以咏怀的道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 东晋建立后一百年间，诗坛被玄言诗占据，诗歌艺术的发展脉络中断了。一直到中国诗歌史上第二位伟人陶渊明出现，才使这个脉络重新接上。他的诗歌源于《古诗十九首》，得阮籍之遗音而协左思之风骨，魏晋诗歌甚至中国古代诗歌的古朴作风在他手上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他作为结束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成为了一座里程碑。他开创了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写躬耕生活的感受，平淡质朴的语言中不露痕迹地表达对人生的哲学思考。陶渊明是追求人生艺术化的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之一，为后世文人筑起一个精神的家园。 东晋被宋取代，之后宋、齐、梁、陈交替，四朝偏安江南。南方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充裕的经济条件使南朝的民歌呈现清丽缠绵的风格，代表作是长诗《西洲曲》，四句换韵，用连珠格，声韵回环婉转。北朝民歌是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硕果，《敕勒歌》雄浑壮阔，是千古绝唱；代表作《木兰诗》清新刚健，写出一个女英雄的英风豪气。 从南朝宋代的谢灵运开始，文人诗风发生转变。他开创山水诗，特点是鲜丽清新，注重描写刻划物象，但由于精心琢磨，秾丽之极反若平淡，如《登池上楼》。他是开启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影响着南朝整代的诗风。齐梁陈三代是新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期，特征是讲究声律和对偶。沈约等人创立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主张要讲究诗歌的音韵美。“永明体”代表诗人谢朓，继续写山水诗，避免了大谢的晦涩，情景融合，深婉含蓄，又讲究永明声律，音调流畅和谐。齐梁两代形成萧子良、萧衍、萧统三个文学集团，诗歌创作都是以宫体艳情诗为主，但南方诗人庾信滞留北方，把南方文风带到北方的同时，自己诗风也集合了南北之长，穷南北之胜。南方的清丽和北方的劲健的结合，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标志。初唐四杰、陈子昂初唐诗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创造了新体诗——律诗，五律在宋之问、沈佺期手上最后定型。盛唐国势强大，中国诗歌史第三位伟人李白登上诗坛，他以其绝世才华，豪放飘逸的气质，把诗写得行云流水又变幻莫测，如《蜀道难》、《将进酒》等诗，骨气端翔，无迹可寻又含蕴深厚。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的《燕歌行》、《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把边塞生活写得瑰奇壮伟、豪迈慷慨。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则把山水田园的静谧秀丽表现得清丽空远。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人数量之多，超过以往各朝；清代诗人创作之富，也是历代诗人无法相比的。明清鼎革，激化了民族矛盾与斗争，中原板荡，沧桑变革，唤起了民族意识与文人的创作才情，给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富有民族精神和忠君思想的遗民诗人的沉痛作品，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即使一度仕清的文坛名流，也在诗歌里抒发家国之痛，映照兴亡，寄寓失节的忏悔。稍后的诗人及其作者，虽无强烈的民族思想和家国之痛，但也感叹时世，俯仰人生，写出了风格独特的诗篇。清代诗歌在艺术上不满元诗的纤弱、明诗的肤廓和狭隘，在技巧上兼学唐、宋诗的长处，不断追求创新，改变了元明以来的颓势，出现了新的繁荣。 ````1． 遗民诗人 清朝入关后的一段时间，诗坛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诗人的作品。据大致统计，遗民诗人达到四百多人，诗歌近三千多首。著名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浚、钱澄之、归庄等。这些诗人都能面对现实，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时期，怀抱救世拯民的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唤醒人心，复兴家国，包含着强烈的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性和爱国精神，在当时激励着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篇章，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军，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他们的诗作矫正了明代前后七子的拟古倾向和公安、竟陵诗人的空疏浅薄，恢复了诗歌的风骚传统和斗争精神，为清代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中以顾炎武、屈大均最有代表性。 顾炎武从事抗清斗争多年，以恢复故国为志。论诗“主性情”，反对模拟，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他的诗共存四百多首，大部分是五言诗，以拟古、咏怀、游览、即景等围绕抒发民族情感和爱国思想为主题，反清复明和坚守气节是其诗突出的色调。诗作不假雕饰，格调质实坚苍，沉雄悲壮，往往接近于杜甫，在清代评价很高。 2．“江左三大家” 由明入清而又仕于清的著名诗人有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人称“江左三大家”。三人中，龚鼎孳较少特色，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故在此不作专论。而钱谦益和吴伟业均居于诗坛领袖的地位，钱宗宋诗，吴尊唐调，二人各立门户，都是清代首开风气的诗人，影响很大。以后清诗的许多流派，都不出尊唐、宗宋两途，都不出他们两人影响的范围。 作为主持诗坛近五十年的领袖人物，钱谦益论诗反对摹拟形似，也反对片面追求声律字句，主张写诗要“有本”、“有物”，强调时代、学问和遭遇的重要性。他主张转益多师，兼取唐宋，广收博取，推陈出新，对补救前后七子摹拟盛唐和公安、竟陵的粗疏草率、幽深孤峭，确立有清一代诗风，起了“导平先路”的作用。他推崇苏轼和元好问，他的追随者冯班说：“牧翁每称宋元人，以矫王李之失。”（《钝吟杂录》）在他的影响下，讲求宋元诗，蔚为风气。 钱谦益本人的诗歌，主要是把唐诗华美的修辞、严整的格律与宋诗的重理智相结合。《初学集》中诗歌，愤慨党争阉祸，痛心内忧外患，也表达了失意之士的郁塞苦闷。他退居林下期间，为柳如是所写恋慕诗、唱和诗以及游黄山的一组诗歌，清新可诵；而描绘黄山壮丽美景的山水诗，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经历了亡国之痛和身世荣辱的巨大变故，钱谦益的诗歌除了悲悼明朝、反对清朝和恢复故国的主调外，还弥漫着亡国者的失国之哀和耻辱之感，诗歌充满沉郁悲凉的情调。他的诗歌语言技巧高超，善于使事用典，也富于辞藻，这些对于重视雅致情趣的的清代许多诗人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受他的影响，在他的家乡常熟产生了虞山诗派。 吴伟业和钱谦益不同的是，他没有很强的用世之心，入清后也不再参加政治性的活动。但出于保全家族的考虑，他不得不屈身仕清，任国子监祭酒。但又感受到传统“名节”的沉重负担，自悔愧负平生之志，心情十分痛苦，时常自怨自艾，抑郁悲凄。死前遗命以僧装敛之，要求在墓碑上只题“诗人吴梅存之墓”，表现了个人在历史变迁中难以自主的悲哀和对仕清的终身悔恨之情。 3 ． 王士祯与康熙、雍正间的诗人 从康熙初年到中期，虽然抗清武装斗争尚未停歇，但大势已定，清王朝笼络汉族文人的政策也逐渐产生了效果。尽管坚持反清立场的遗民们仍不能甘心于这种历史的巨变，但社会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适应这种变化而成为新一代诗坛领袖的是王士祯。 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以此为宗旨，他对清幽淡远、不可凑泊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诗特别推崇，唐代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的诗歌受到了他的偏爱，而对杜甫、白居易、罗隐等人的诗歌没有兴趣。王士祯的神韵说对清代诗坛影响极大，成为清诗的一大宗派，他也获得了“清代第一诗人”（谭献《复堂日记》）称号，做了五十年之久的诗坛盟主。但也有人反对他的神韵说。他的甥婿赵执信批评他“诗中无人”，袁枚则指责其诗为“所谓假诗”，主要是针对王士祯的诗歌不重视思想内容，很少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把诗艺搞得很玄虚，单纯作为个人消愁解闷、娱情遣性的工具的做法。 二．清代中期的诗歌 乾隆时，王士祯倡导的“神韵说”遭到了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名家的反对，但他们所引导的方向却又各自不同。在乾隆诗坛上造成最大影响的，是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 沈德潜是继王士祯之后主盟诗坛的大家。论诗原本叶燮，以儒家诗教为本，倡导格调说，尊唐抑宋，认为“诗贵性情，亦贵诗法”，使诗歌“去淫滥以归于雅”，起到“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的教化作用，鼓吹“温柔敦厚，斯为极则”，要求诗歌创作“一归于中正和平”。为使“格高”、“调响”，他以唐人为楷式，以古诗为源头，赞扬前后七子，为此特地选辑《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等，树立学习的范本，影响极大。总之，沈德潜的诗论是以汉儒的诗教说为本，以唐诗的格调为用，企图造成一种既能顺合清王朝严格的思想统治，又能点缀康乾“盛世气象”的诗风。由于沈德潜的诗论从正面提出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主张，因而博得了统治者包括乾隆皇帝的赞赏，他的诗歌理论曾经风靡一时。但唐诗的“格调”同它的激情是分不开的，沈德潜的格调说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 三．清代后期的诗歌 进入道光以后，诗风又发生了变化。以宗唐为主的神韵派和格调派都已衰落，宗宋派却得到越来越多的响应而成为诗坛的主流。从道光、咸丰年间的宋诗运动发展到同治以后的同光体，而与这一保守诗派不同的还有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启蒙诗人，有以戊戌变法前后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人。同时，复古派也在发生着变化。同光年间分化出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而同光派本身也分裂为陈三立的江西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晚清诗坛呈现出空前复杂的状态。 1． 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诗歌 龚自珍是首开近代新诗风的杰出诗人。他透过乾嘉盛世的外表，相当深刻地看到了整个社会潜伏着的严重危机。他的诗歌紧紧围绕着现实政治这个中心，或批判，或抒慨，富有社会历史内容，为有清一代所罕见，一新诗坛面貌。他诗歌最大的特色，就是构思奇特，想象丰富，文辞瑰伟，形式多样。龚自珍自称“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他接受了庄子、屈原的影响较大，同时又受到中晚唐诗风的影响，常采用生动奇特的艺术形象、一泻千里的气势、瑰丽多姿的语言，表达他自由奔放的感情。龚自珍的诗歌大都是政治诗，围绕社会政治着议抒慨，基本倾向是重意而多陈述的笔墨，但他着议抒慨，既富有概括力，含义深远，又多出以象征隐喻，富有形象性。龚自珍诗歌的不足处在于用典过多，含蓄过甚，爱用僻字，不免艰难晦涩。 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的入侵，引起了中华民族极大的愤慨和震惊。与龚自珍同时或稍后一点的诗人，如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等诗人，无不表现出激烈的反帝情绪，形成汹涌澎湃的爱国诗潮。这些作家虽然艺术上一般还笼罩在前人的格调之下，缺乏鲜明的独创性，但以充实的时代内容反映了一个时期的诗歌风貌。其中魏源、林则徐思想表现出新因素，与龚自珍一起成为这一时期进步文学潮流的核心力量。 鸦片战争之前，这些诗人的诗歌大都缺乏现实意义，成就不高。林则徐的诗歌几乎全是官场的应酬之作，张维屏的诗歌也大都是仕宦生活的抒写，归隐后又多为山水诗歌，魏源的早期诗歌除了《都中吟》十三章、《江南吟》十章学习白居易《秦中吟》即事名篇的写法，较有现实内容外，其余诗作也多为游山玩水的内容。正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诗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诗歌来反映鸦片战争，歌颂人民群众和抗英将领抵抗侵略军的光辉业绩，揭露讽刺清王朝和投降派贪生怕死和通敌误国，是他们在鸦片战争时期所创作的大量诗歌的中心主题。这类诗歌有魏源的《寰海》十章、《寰海后》十章、《秋兴》十章、《秋兴后》十章、《秦淮灯船引》，张维屏的《三元里》、《三将军歌》，以及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失败后遣戍途中所写的诗歌。 这个时期的诗人中，还有张际亮、姚燮、朱琦、贝青乔等。他们都写了一些反映鸦片战争、充满反帝爱国精神的重要诗篇。贝青乔《咄咄吟》是由一百二十首七绝组成的纪事讽刺诗，记述鸦片战争期间随军所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这种体制对以后诗坛也有影响。但这些诗人在艺术上仍沿袭乾嘉诗派余波，缺乏新的建树。 2． 宋诗派和同光体 在晚清诗坛上，宋诗运动是一场影响较大的文学运动。主要人物有祁寯藻、程恩泽及出于程恩泽之门的何绍基、郑珍、莫友芝以及曾国藩。这个诗派的主要宗尚是“以开元、天宝、元和、元佑诸大家为职志”（陈衍《石遗室诗话》），即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宗。这个运动的兴起，与乾嘉时期汉学的兴盛有关，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宋代诗风，特别适合这批考据学者的口味。这一运动的主要作家都是学有根底的汉学家或兼攻宋学者，其基本的创作倾向是“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陈衍《近代诗钞》）。宋诗派学古并不主张亦步亦趋地拟古，也很注意吸收宋人学唐的那种另觅蹊径的精神，追求诗歌的独创性，表现自我的真面目和真性情。总之，他们的诗论，既重视正统道德的修养，又强调自我独立品格的表现，以此求得“不俗”的诗风，表现出一种基于正统伦理而又矫矫自立、不随俗俯仰的人生姿态。 宋诗运动至光绪年间衍变为“同光体”，主要作家有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人。“同光体”之名系指“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 陈衍《沈乙庵诗序》）。实际上他们主要学习宋人，其活动年代也主要在光绪中期以后，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前后。同光体又分为陈三立的赣派、陈衍的闽派和沈曾植的浙派。这些诗人正当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时期，大都倾向和支持洋务与变法，创作了不少反对外国侵略、悲愤国事的作品，具有进步的倾向。宋诗运动和同光体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是郑珍和陈三立。 这一时期，以王闿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和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也很活跃。名士李慈铭不专取一派，但诗歌造诣颇高。 3． 诗界革命与新体诗 真正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传统诗坛发起冲击的是以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和对“新体诗”的提倡。 黄遵宪是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变以“救世弊”。他先后任驻外使馆僚属近二十年，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已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的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探索。他在二十一岁时所作的《杂感》诗中，就对“俗儒好尊古”提出了批评，宣称“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在戊戌变法前夕，他又提出了“新派诗”的名目。要求广泛地吸取古代文化和现代生活中的材料，打破一切拘禁，而终“不失乎为我之诗”。尤具特色的有两点：一是提出“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表明他重视以诗歌反映不断变化和日益扩大的生活内容；一是提出要“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并“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这表明他的诗歌有散文化倾向。 黄遵宪的诗歌实践了他的主张。他继承了龚自珍、魏源等人用诗歌反映现实斗争的传统，时刻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描写了晚清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他投身政界到他死前为止，近三十年的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在他的诗歌里得到反映，故梁启超说：“公度之诗，诗史也”。反帝爱国、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两大重要主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黄遵宪的诗歌，较早地描写了海外世界以及伴随近代科学而涌现的新事物，拓宽了诗歌题材和反映生活的领域，写出了古典诗歌所没有的内容。他的诗友丘逢甲说：“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人境庐诗草跋》）。 黄遵宪在诗体的改革上也有新的尝试。他喜欢“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将新事物、新名词、时代风貌、异域景物、社会理想，特别是将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与旧体诗意境和表现方法结合起来，做到“独辟异境”。黄遵宪的诗歌“持律不严，选韵尤宽”，形式上比较自由，风格多样。他还大胆采用以文为诗的写法，因此，对于诗歌的革新做出很大的尝试。黄遵宪诗歌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为力求新异，而写得张扬外露，也缺乏能够表现独特人生感受的意象。他的不少诗歌有意为史，因此叙事和议论过多，抒情则流于简单的夸张，反映国外风情的诗，偏重于介绍新事物，没有把西方文化中深层的东西引入到诗歌中来。但黄遵宪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他清楚地意识到古典诗歌传统不足以充分反映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知识，要求诗歌与时为变，在题材、风格、语汇等方面打破一切忌讳，对于推动诗歌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古典诗歌内容的扩充，表现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受世界的姿态；他的一些诗歌语言通俗且形式自由，虽然艺术成就不高，但已经带有向白话诗靠拢的意味。 “诗界革命”的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和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之前，他们就开始尝试作“新学之诗”，其特点是“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这种新诗与黄遵宪的“新派诗”有某些相同的特点与趣味，但它仅有新名词而无新的生活素材与诗歌形象，只是在古典诗歌中硬塞入几个新名词，没有取得多大的成就。在总结这种失败的做法之后，梁启超在亡命日本、广泛接触日本新文化和西方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并具体提出：“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梁启超认为黄遵宪的诗歌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是“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不过，无论是黄遵宪，还是谭嗣同、夏曾佑，甚至是梁启超本人，他们的诗歌离“诗界革命”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梁启超所期盼的“诗界革命”并没有真正的出现。就连梁启超本人的诗歌到了后期，也向古典的传统回归，向“同光体”靠拢，这更是宣告了“诗界革命”的结束。

六朝骈文的集大成者？

二、庾信的文学创作，以他四十二岁时出使西魏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三、前期在梁，作品多为宫体性质，轻艳流荡，富于辞采之美。

四、羁留北朝后，诗赋大量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风格也转变为苍劲、悲凉。

五、庾信可以说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

六、他的骈文、骈赋，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则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