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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古代城市有很大不同，从城市规模、功能、布局、设计、景观等方面对中西方古代城市作比较
中国城市规划
从一开始，中国的城市就存在着人为的规划。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主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方向：以《周礼考工记》为代表的，伦理的、社会学的规划思想，以及以《管子》和后期的风水理论为代表的自然观的、功能性的规划理论。
《周礼考工记》作为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一部著作，很早就提出了我国城市，特别是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它提出：“方九里，旁三门。”；“经涂九轨，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很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这种理论修建的。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清晰的街坊结构和笔直的街道，以及城墙和城门无不反映了《周礼考工记》中“礼”的思想。在这些城市中，城市本身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工人居住、生活的场所，城市已成为一种“符号”，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秩序。人们生活其中，日复一日的受到空间秩序的影响，不觉中明确了自己的社会定位，而想超越自己原有的定位，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正好符合了统治的需要，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周礼考工记》的影响是如此的深渊，甚至当代的很多城市规划中仍可见到它的影子。
相比《周礼考工记》的“符号”性，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也有很理性、功能主义的一面，这集中反映在《管子》一书和后世的一些有关风水的理论中。《管子》成书于战国时期，是后人假托管仲所作的政治名著。《管子》一书在很多方面对《周礼》进行了否定，在城市规划领域，《管子》主张从实际出发，不重形式，不拘一格。要“因天才，就地利”，不为宗法封建与礼制制度所约束。所以，“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同时，在城市与山川环境因素的关系上，《管子》也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立政篇》）。这些理论对后世风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风水理论对于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无疑是重要的。抛开它迷信的部分不谈，风水理论反映了中国城市规划理论中“自然观”的一面。无论是“天人合一”还是“藏风得水”都说明了中国城市在选址和建设过程中对所在环境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基于一种科学的态度，而不是出于“礼”的考虑。历史上“风水”曾经的名字如“勘舆”和“地理”也都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风水理论中也常出现一些象征主义的符号，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可以发现这往往是一种朴实自然观的神圣化。
如果说《周礼考工记》对中国政治性大城市的规划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的话，那么《管子》和“风水”理论在中小型城市的规划中发挥着更明显的影响力。当然，这两种规划思想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同时反映了这两种思想，其中典型的例子如南京（1949年以前）。可以说，在西方的规划思想传入或者闯入中国之前，这两种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城市规划，他们共同作用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富于个性的、人造之城。
西方城市规划
和中国传统城市规划明确的指导思想相比，西方城市规划体现出了一种多元性和历史性。我们可以把西方城市的发展大致分成几个重要的阶段（工业革命前）：古典时期、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每个阶段，西方城市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特征，这不仅反映了规划思想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因为，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外在缩影。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古典时期），城市的中心是神庙、剧场、竞技场等一系列大型公共建筑，他们占据着城市的核心位置，而普通的民居簇拥着他们，如同大哥手下的小弟。如雅典和罗马都清晰地展现了这种城市结构。它反映了当时神、统治者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一种关系，不难看出这一时期“人神合一”的思想，以及公共性对当时社会的重要性。
中世纪的欧洲是“黑暗的欧洲”。这一时期，天主教教会的势力居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利（包括王权）之上；人们处于一种极度的愚昧状态，知识的拥有权掌握在少数神职人员手中。这反映在城市规划上，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城市几乎没有经过规划，大部分城市处于自发形成的状态；城市缺少普通居民公共活动空间；同时，教堂处于绝对统治性的位置，它往往处于城市的高地上，而且其本身的高度也是其成为所在城市或地区的统治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同样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思想的变化。随着“人本主义”的回归，人们开始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随着神的仆人光环的暗淡，教堂在城市中的核心地位也逐渐地被淡化。城市变得更加宜人：公共活动场地的出现，市政厅地位的提高，以及著名的，文艺复兴式的大拱廊都成为了这一时期欧洲城市的标志。其中著名的城市包括：佛罗伦萨和西耶纳。
西方城市发展的下一个时期是：巴洛克时期。在这个时期，欧洲很多国家，如法国正处于国力最昌盛的阶段，正如我国的唐朝一样，统治者开始希望炫耀王权的伟大和国家的富足。于是在城市建设上开始出现“大广场”，“大宫殿”等现象，这种“大尺度”在城市中往往扮演着一个“破坏者”的角色，一方面为了建造他们必然要拆除掉很多原有的建筑，另一方面他们的宏伟尺度也会使原有的周边建筑显得“娇小”。这些大家伙不是为普通生活准备的，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自我表现”。
结语
正如开头所言，这是一篇随感而书的“杂”文。中西方城市规划比较实在是一个太大的命题，但当我们横纵的比较他们时，我们又似乎能嗅到一些这个命题的味道。也许是因为地理条件和政治状况的不同，中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城市规划的思想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基本形成，而后的演变只能说是其的补充和改良，这好像和中国的哲学发展史是一致的。而在西方，规划思想随着时空的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更新。这种现象在工业革命后越发的明显，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宗教思想对中西方古代城市规划的影响
前言
一个民族在创造自己的神话与宗教时,常把与自身的生存发展关系最密切的自然力——环境,当作首要征服与支配的对象。原始人类通过辨析、利用环境,最终形成满意的栖息地模式,即理想景观的原型。正是在环境适应过程所形成的各民族文化深处的理想景观模式,引发了神话与宗教中关于“神境”“仙域”“乐园”之类的直观思辨,进而附会了一整套基于各民族文化心理的解释体系。
中国古代城市与神话传说模式的关系
中国神话两大源头昆仑神话和蓬神话中的仙山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境域,以昆仑山、蓬三山为代表。传说中的悬圃、姑射山、花果山，以及佛教中的须弥山等都属这种模式。据《山海经》记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非仁羿莫能上岗之岩”，《淮南子·地形训》记载：“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丹水,饮之不死。《列子·汤问》对于三山(五山)的记载：“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山之间相去七万里。”由此可知，无论是传说中的昆仑山还是三山(五山)，都以强调空间隔离为主要特征，侧重于体现山体的高峻与隔绝。
中国神话中的这种神山和大海结合的景观模式,呈现出水围山绕样式,山上植物和建筑俱全,是个安全性强、生态环境特别优越的生存空间。这种模式也奠定了后世中国园林建筑中“一池三山”的景观格局。由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以及文化积淀,不同文化理想景观模式的特点各有不同,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偏重于“围合”、“隐匿”,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模式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周代是它的文化发展的一个定型时期。周部族在文化定型时期主要在以岐山——长安以西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为活动地域。这一地域,南有秦岭山脉,西北是黄土高原,是一个庇护性和可捍性很强的空间,具有良好的小气候,夏季雨量充沛,日照强,热辐射多,利于农作物生长。由这一时期的生态经验和文化积淀来看,围合的、资源丰富的自然景观是值得依恋和信赖的,是一种可供藏匿和依恃的天然庇护所,因而中国先民的理想景观是一种依恋于自然的、藏匿的、注重防守和偏于“内向性格”的景观模式。
西方古代城市与神话传说模式的关系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理想景观模式,以诸神聚居的奥林匹斯山为代表。奥林匹斯山“位于希腊群山中,是凡人无法攀登的峻峭之山”，气候适宜,长满奇花异草,诸神在那里享受着幸福。主神宙斯居住在陡峭的峰顶,其余诸神居住在各峰之巅,都居于空间重要位置,强调对制高点的占有和视控点的控制。
欧洲文化发源于爱琴海区域，在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及沿岸地区度过其定型时期,随后扩散到地中海沿岸广大地区。欧洲先民的生活场所土地贫瘠,受地中海式气候影响,缺乏适宜农耕的土地和气候,没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天然庇护所,使栖息地的捍卫行为失去实际意义。因而欧洲先民没有支持一个集权社会的土壤和空间,稀缺的资源只能维持分散的小型城邦。这些城邦以占据制高点的城堡为中心,城堡是财富的集聚地。因而,欧洲人信赖的是以人工构筑的城堡,是对自身力量的信赖,在没有天然庇护所可以依恃的情况下，炫耀自身的强悍和对他人的震慑。因而,欧洲人更强调对制高点的控制，与之相匹配的是一种外向型的炫耀式的建筑景观。
神话传说模式对城市选址和布局结构上的影响
中国的理想景观模式追求与自然的和谐,更偏好隐藏于屏蔽式结构,选址多在远离尘世的幽静之所。所谓“深山藏古寺”,将人文隐迹于自然,风格相对平和、含蓄。一般会刻意对周围自然环境有所维护，中国古典园林建造中的山围水绕、“一池三山”的布局结构,表现就最为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皇家宫苑的建造上：秦始皇建造规模空前的“阿房宫”,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确立了“神仙意境”的园林。汉武帝时,“上林苑”建筑出现“一地三山”为主体的神仙意境。北京的“中、南、北海”,南京的“玄武湖”等也是“一池三山”思想指导下的产物。
欧洲城市的选址多是在聚落的中心位置,建筑上表现其宏大,注重装饰,体现出对自然的征服和对自身的炫耀。古希腊的雅典卫城就是建于城内一个陡峭的山顶台地上，山势险要,从卫城内可看到周围山峦的秀丽景色,既考虑了置身其中之美,又考虑了从卫城四周仰望它时的景观效果,表现出了对于制高点和视控点的强烈偏好。
总结
作为一种对于居住环境的最高期望和美好理想,每种文化都对理想景观有独特的理解和想象，神话与宗教是原始的哲学和宇宙观,是人类早期的一种文化思想,它们同所在地理环境中人类对生活实践的认识和经验紧密联系。神话传说中的理想生活模式是人类早期生存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在现实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概况
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概述
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不少宏伟壮丽的伟大城市，集中表现了古代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成就，在城市选址、城市供排水、城市交通、防火、城市绿化和风景区、城市规划等方面，都有过卓越的成就和经验。
1、 城市发展沿革：商周时期，城意味着国家，受封的诸侯国有权按爵位等级建造相应规模的城。到战国时期，周朝的条令不在起作用，各地按需要自行建城，城市规模和城市分布密度大大提高。秦统一全国后，取消分封诸侯的制度，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城市成为中央、府、县的统治机构所在地。以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这一体制基本沿袭下来。
2、 城市选址：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选择适中的地理位置，即择中原则；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即‘度地卜食，体国经野‘的原则；考虑自然景观及生态因素，提出‘国必依山川‘的原则；考虑设险防卫的需要；考虑水源及交通问题，往往选择水陆交通要冲。
3、 城郭之制：从春秋一直到明清，除秦始皇的咸阳外，其他各朝的都城都有城郭之制。城郭之制即‘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内之为城，外之为郭‘的城市建设制度。一般京城有三道城墙：宫城（大内、紫禁城）、皇城或内城、外城（郭）；府城有两道城墙：子城、罗城。
4、 筑城方法：夏商时期已出现了版筑夯土城墙；唐以后，渐有用砖包夯土墙的例子；明代砖产量增加，砖包夯土墙才得到普及。城门门洞结构，早期用木过梁，元以后砖拱门洞逐渐推广。水乡城市依靠河道运输，均设水城门。此外为防御侵袭，有些城市还设有‘瓮城‘，‘马面‘，城垛，战棚、城楼等设施。
5、 都城布局：中国古代有两种城市形式：一种为方格网式规则布局，多为新建城市，受礼制思想影响，如《考工记》中所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实例较多，如北魏、隋、唐的洛阳，隋、唐的长安，元大都与明、清北平；另一种为较为自由的不规则布局，多为地形复杂或由旧城改建的城市，受地形或现状影响较大，所谓‘凡立国都，因天材，穷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实例如汉长安，南朝建康。具体来讲有分为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a、居住区：为加强对城内居民的控制，宋以前各朝均实行里坊制度，即把城内居住区分为许多里坊，内有街巷，四周用高墙围起，设里正、里卒把守，早启晚毕；北宋后由于城市发展而取消，代之以商业街和街巷的布置形式，并用‘厢坊‘或‘保甲‘等组织手段来控制城市居民。
b、市场：唐以前城内的市场集中在某几个里坊内，设有市楼或市署，由市令管理，和里坊一样按时启闭；在居民的里坊里有少量零星分布的小商店；在城外、郊野可自由设市，称为‘草市‘。北宋以后，随着商业的发展，基本废除了击鼓而集的里坊式市场，形成了开放的商业街以及集中于庙宇内的市场贸易。
c、娱乐场所：从南北朝到唐代多依靠宗教寺院及风景区作为城市居民的娱乐场所。汉以后三月上已去郊外水边修禊以及九月重阳登高的风俗逐渐盛行，市民出城踏青、春游、秋游也渐多。如唐长安城南的曲江，宋东京郊外的名胜和一些私家园林，都是春游胜地。
6、 道路系统：中国古代城市绝大多数采取以南北向为主的方格网布置，这是由建筑物的南向布置延伸出来的。为适应各地不同的条件，在具体处理上也是因地制宜的。在地形完整的新建城市（如隋大兴）中，采用均齐方整的布置方式；而在有山川河流或改建城市（如南朝健康、汉长安）中，则根据地形随宜变通，不拘轮廓的方整和道路网的均齐。城市道路在宋以前都是土路，没有路面，宋以后砖石路面在南方城市得到广泛的应用。
7、 都城绿化：中国古代对都城绿化都十分重视，历代帝都道路两侧都种植树木，北方以槐、榆为主，南方则柳、槐并用，由京兆尹（府）负责种植管理。对于都城中轴上御街的绿化布置，更为讲究：路中设御沟，引水灌注，沿沟植树。这种道边植树的做法，唐时传到了日本。
8、 防火问题：宋东京城市发展很快，房屋密集，接栋连檐，常有火烛之灾，所以设立了消防队。城内每隔一里许设负责夜间巡逻的军巡捕，并在地势高处砖砌望火楼了望。南北朝以后，都城及州县城设鼓楼供报时或报警之用。从元大都开始，在城市居中地区建造高大的钟楼与鼓楼。
9、 排水处理：汉长安已采用陶管和砖砌下水道；唐长安则在街道两侧挖土成明沟。宋东京有四条河道穿城而过，对用水、漕运、排水都大有好处。明时北京设有沟渠以供排泄雨水，并设有街道厅专司疏浚掏挖之职。清代北京沟渠疏浚由董姓包商世袭承揽，称为‘沟董‘，并绘有详尽的北京内城沟渠图。
10、城市规模：中国古代都城规模之大，在世界古代城市建设史上是少有的。在世界古代城市面积比较中，中国古代都城占据了前七名。 总的来说，我国古代城市建设，既在理论上的独特之处，又有大量的优秀实例。我国古代等级森严的周礼制度，注重天、地、人相互关系的风水理论，对我国古代城市建设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著名的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南京、北京）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遗产。所有这些都是现代的中国规划师、建筑师们应高度重视，认真加以研究、借鉴和学习的。
西周都城的特点？
西周的都城是枫泾和浩泾（今西安，陕西），统称为枫泾。周文王灭崇崇后，在风水西岸修建了风井，并将齐州首府迁至风井；在周武王统治时期，浩景在风水东岸建立。枫泾是祠堂和花园的所在地。好景是周朝国王的居住地和行政中心，统称为凤好。凤昊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北京”的城市，也是中国最早的城市。它作为西周王朝的首都已经使用了近300年。西周的凤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布局有序的大型城市。位于西安市西南部丰河两岸。枫泾在西边，浩泾在东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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