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品 把纳兰容若摘出去吧

王世祯 代表作品，列出三大清代诗人？

把纳兰容若摘出去吧！

题主问的是诗人，又不是词人！

第一名应当是黄景仁无疑，比如“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比如“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比如“讵有青马缄别句，聊将锦瑟记流年。”比如“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用是书生。”比如“此间深处，是伊归路，莫惹相思。”比如“此行不是长安客，莫向浮云直北看。”比如“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他的诗不逊于唐人高处，而且雄浑能写，婉约能写，诗词都手到擒来，风格上也分得极为清楚，不像某些人诗写的是诗，词写得也像诗，毫无区别。

第二名应当是曹雪芹（如果他是《红楼梦》的作者），尽管《红楼梦》里的许多诗词疑是当年那些闺阁女子所作，但他本人所写的诗歌也不在少数，同时为了配合书中主角，还特意根据年龄，性格，经历来为人物订制诗词，单单这个功夫就非常了不起，因为一个人的诗写出自己的风格已经很难了，他要写十多个风格，而且还要在诗里动不动就玩预言来暗示命运，这就相当了不起了。由此可见，他真正的水平一定非常恐怖。

第三名没有想到，这和我读清诗较少有关，但绝对不会是袁枚，袁枚的《随园诗话》我去年读了一次，里面他所作的诗很多都惨不忍睹，而且多为拍马之作，这样就在整低上拉低了他的诗作水平。同时也因为此人生活优越，衣食无忧，所以他的痛苦成色比较少，而痛苦是写出好诗的源泉，好像还没有之一。说实话，林则徐的诗都胜过于他。郑板桥的诗也读了，但水平和袁枚差不多，登不上诗榜。龚自珍也是如此，已亥杂诗，一年写了几百首，怎么可能没有游味，何时论到以数量上榜了？

王士祯的诗就比袁枚强，但是看起来完全是熟手，凭才气而为。或许有人熟读清诗，能续上榜单。

顺便讽刺一下课本上介绍的清朝诗人，简直误人子弟，该杀！

羽扇纶巾到底指的是诸葛亮还是周瑜？

都是！

有这个疑问主要是因为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没错，《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的确是指周瑜，这真的假不了，是毫无疑问的。有的人硬往诸葛亮身上掰扯，认为这里指的是诸葛亮和周瑜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没有根据的！

虽然《容斋续笔》中记载的黄庭坚手书版《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并没不是三国周郎赤壁，而是三国孙吴赤壁，原词如下：

大江东去，浪声沉，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孙吴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掠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是笑，早生华发。

人生如寄，一尊还酹江月！

然而无论哪个版本，这都写的是周公瑾，而不是诸葛亮，关于这一点应该答成共识。

但是，苏轼笔下的羽扇纶巾说的是周瑜，这可不代表羽扇纶巾就一定指的是周瑜，事实上自古以来的羽扇纶巾指的都是诸葛亮。是不是很别扭？别急听我一一道来。

首先羽扇纶巾是一种装扮，但是最开始跟羽扇搭配的并不是纶巾是葛巾。

葛巾的葛不是诸葛亮的葛，而是葛布的葛。相传此布是葛天氏用葛的茎皮和纤维编织而成，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成形了。

葛布做的头巾叫葛巾，做的衣服就叫葛衣，《韩非子·五蠹》中的：“冬日麑裘，夏日葛衣”就是这个意思。葛是一种植物，《诗经·王风·采葛》中采的就是这个葛。

三国时代葛巾是一种很常见的装饰，有关它的记载有很多。比如《华歆传》中有华歆“葛巾迎策”；《周瑜传》中写蒋干“乃布衣葛巾”；《虞翻传》中说虞翻“奉命辞行，径到郡，请被褠葛巾与敌相见”等等…

但是华歆、蒋干、虞翻这些人可都没跟羽扇搭过边，唯独东晋裴荣期的《裴子语林》中记载的诸葛亮是羽扇葛巾的。

诸葛武侯与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观武侯，乘素舆，着葛巾，持白羽扇，指麾三军，众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

自此以后，诸葛亮手持羽扇，头带葛巾的形象流传于世。

魏武帝之后葛巾就慢慢的很少有人带了，因为曹操造了另外一种帽子，叫白帢：

汉中兴，士人皆冠葛巾。建安中，魏武帝造白帢，于是遂废，唯二学书生犹着也。——《博物志．卷六》

魏晋时期纶巾开始流行，很多儒雅名士都喜欢带纶巾。《晋书.谢安传》中就记载谢安的弟弟谢万见皇帝时就头带纶巾以示隆重。

万著白纶巾，鹤氅裘，履版而前。——《晋书.谢安传》

到了唐宋年间，人们对于纶巾和葛巾的概念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自此以后手持羽扇，头带葛巾或者纶巾就成了诸葛亮的形象。

词场英妙气如虹，出入青云见事功。流马木牛通蜀漕，葛巾羽扇破渠戎。风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将军俎豆中。诏墨未乾人奄忽，伤心江汉日倾东。——秦观《俞公达待制挽词》

但羽扇纶巾（葛巾）却已不止一种装扮这么简单了，人们对他赋予了更多的情感。他是雄姿英发、从容镇定、儒雅、潇洒的一种象征。而这种象征的背后主人公正是诸葛武侯，任何读书人都有一个武侯梦，任何读书人都对诸葛丞相有所缅怀。比如北宋词人李石的《武侯祠》：

风弄波涛鼓角喧，蜀江犹有阵图存。纶巾羽扇人何在，眼看群儿戏棘门。

辛弃疾小时候也是武侯的粉丝，也羽扇纶巾过。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

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

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

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辛弃疾《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

所以，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其实是用羽扇纶巾比喻周瑜的风流儒雅、从容镇定，他的的确确写的是周公瑾。

但是羽扇纶巾为什么跟风流儒雅、从容镇定挂上勾？

这正是诸葛武侯所赋予它的！

如果感觉我的答案能为您解惑，请点赞评论哦，因为这是我继续科普的动力呢，谢谢亲哟！

关注我，了解最真实的历史……

水浒传潘金莲历史上真实存在吗？

潘金莲是《水浒传》四大淫妇之首，是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并非历史真实存在。但是，随着施耐庵身世的不断被揭秘，《水浒传》故事及一些人物也逐渐贴上历史标签。其中，潘金莲这个原本就是虚构的人物，也在朦胧的出现在历史真实中，学者们为她找到了历史原型。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施耐庵曾经参加过元末战争，是吴王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泰州兴化人白驹场人，按照施耐庵籍贯之一的说法，这两人应当是同乡。元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聚义十八人起兵反元。至正十四年，张士诚在高邮建立大周政权。因敬慕同乡施耐庵的韬略文才，张士诚力邀其加入抗元队伍，施耐庵欣然应邀，做了张士诚的幕僚。

张士诚建立政权后，以进士功名封赏了一批文人，施耐庵也在其中。这一年，施耐庵三十四岁，正是年轻力壮，胸怀豪情之时。张士诚“十八条扁担”起兵抗元的事迹，大有可能是《水浒传》三十六天罡的最初灵感。

至正十六年，张士诚转战江苏，定都平江（苏州）。次年，朱元璋进攻平江，张士诚弟弟张士德被俘。朱元璋试图以张士德劝降张士诚，而张士德却暗中送信，让张士诚向元朝投降。于是，张士诚按照兄弟的建议，向元军投降。这很有点像《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宋江投降的情节：擒其副将，江乃降。

宋江是向北宋投降，张士诚则是向元朝投降，这件事情引起了施耐庵的强烈不满，退出了张士诚队伍，潜心著述，完成了《水浒传》的创作，以宋江聚义、招安来隐写张士诚这段历史。但是，张士诚投降后，因向元朝请求封王而没有得到认可，于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自立为吴王，重新竖起反元大旗，迅速占领纵横两千多里的地盘。

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常遇春为副将攻打张士诚。一年后，张士诚在突围时遭遇猛将常遇春的截杀，坠落水中差点身亡。这年九月，徐达对平江城发起总攻，城破之后，张士诚自杀未成被俘。在押往应天府途中便开始绝食，到了目的地，张士诚乘人不备，上吊自杀。

梁山的故事与张士诚造反、投降、再造反很有几分相似，《水浒传》的大线索应当就是这个脉络。因而，《水浒传》后七十回书应当有这方面的隐写，宋江带着梁山人马参与到抗金（张士诚反元）战役中，最终被另一个皇帝斩杀。《水浒传》楔子中提到的洪太尉，与第一回书出场的朱武隐写了“朱洪武”，而直接灭亡张士诚的徐达、常遇春则分别是江西龙虎山上的两个妖魔：白额吊睛大虫陈达、雪花白蛇杨春。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寄托了对张士诚起兵抗元、不屈自杀的敬意，也对他投降元朝的行为进行了鞭笞。同时，也深恨朱元璋灭掉了这支抗元义军，预言大明王朝必出妖魔。这便是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动机，也大有可能就是《水浒传》故事的历史原型。

那么，这段历史与潘金莲有关吗？潘金莲难道也会出现在张士诚的历史轨迹之中吗？

施耐庵之所以受邀做了张士诚的幕僚，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张士诚部将卞元亨，据说，这两人是表兄弟关系，施耐庵是表哥，卞元亨是表弟。还有一说，施耐庵与卞元亨并非表兄弟，而是交往十分密切的朋友。

《水浒传》中，武松这个形象及其事迹主要来自于卞元亨。据《大明史》说，张士诚当年“十八条扁担反元”中，就有卞元亨其人。但是，《明史》却无卞元亨传记，就连张士诚传也没有提到卞元亨其人。卞元亨的事迹大多出自《盐城县志》、《两淮运司志》、《古盐卞氏宗谱》等地方志和族谱资料，是否可信，存疑。这些资料中记载的卞元亨几件事情，与武松的经历非常相似。

卞元亨居家之时，闻知嫂子与他人有染，怒而杀之。杀人之后，卞元亨不得已前去投奔张士诚，路途之上，踢死了一只老虎。这与《水浒传》中武松打虎、杀嫂的情节高度相似，只不过前后次序颠倒了而已。施耐庵以此为原型，塑造了一个打虎英雄形象。

志谱中说，卞元亨膂力过人，能举千斤，因而，打虎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完成的。武松打虎、杀嫂之后被发配到孟州，在牢城中曾经当众把三五百斤重的石墩砸进地里一尺多深，“再把右手去地里一提，提将起来，望空只一掷，掷起去离地一丈来高。武松双手只一接，接来轻轻地放在原旧安处。”武松天生神力，也与卞元亨其人高度吻合。看来，卞元亨就是武松的原型了。

阴阳乔木暮田庐，山泽谁知有隐儒。 刺虎昔闻林下勇，登龙今访海中居。苔花半蚀前朝剑，芸草幽香累代书。客里相逢又相别，归帆摇飏意何如!

这首诗题为《赠东海隐士卞元亨》，是明代陆颗所写，收录在《新编颐光先生集》。除了证实了卞元亨打虎而外，还特别提到卞元亨是“隐儒”，也就是说，卞元亨不仅勇力过人，而且很有智谋。这一点又与武松契合。武松在侦破哥哥武大郎死亡案时所展示出来的精细和智谋，也配得上“隐儒”这两个字，勇力是武松的外在，智谋则隐藏其心里。

倘若卞元亨就是武松的原型，那么，卞元亨杀嫂便是武松杀嫂，卞元亨之嫂也就即武松之嫂，潘金莲也就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了。

不过，卞元亨的嫂子是否姓潘，所有的志谱中都查不到。这倒是不影响施耐庵以此为故事原型，改名换姓，给武松的嫂子编了潘金莲这样一个名字。是否是这样的呢？恐怕不完全是。

卞元亨的事迹并不见诸正史，大概是因为要考证施耐庵，才把这个被正史遗忘的人物深加研究，并敷衍了很多传奇故事吧。尤其是卞元亨杀嫂一事，仿佛是按照武松的故事，写在了卞元亨的头上。因而，若是以卞元亨杀嫂来推断潘金莲是历史真实的存在，极不可靠。那么，潘金莲是否还能在历史中找到原型呢？

上文讲到，施耐庵曾经参加过张士诚的义军，虽然后来因为张士诚诈降元朝而离开了，但却一直关注着这位曾经的主子。张士诚被徐达、常遇春俘获，不屈而自尽，施耐庵表示出了极大的同情，因而，在《水浒传》中借用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把朱洪武比作放走妖魔之人，让徐达、常遇春化作龙虎山上的毒蛇猛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施耐庵在评议北宋九朝皇帝的同时，也借机评议了明朝的开国之君。

在朱元璋部队的不断攻打中，张士诚节节败退，手下战将纷纷投降。在诸多的投降将领中，有两个人最令施耐庵不满。这两个人都是张士诚的心腹，是“十八条扁担”中的人物，可谓一并举义，创建大周政权的元老。偏巧，这两人姓潘，是两兄弟。这兄弟二人中，弟弟潘元绍（原绍）是张士诚的驸马，手握重兵，官至右丞相。哥哥潘元明（原明）也因此得宠，是杭州守将。

张士诚重新反元，自称吴王后，潘元绍开始骄奢淫逸、日夜歌舞自娱，《明史·张士诚传》这样记载道：

甫至军，所载婢妾乐器踵相接不绝，或大会游谈之士，樗蒲蹴踘，皆不以军务为意。及丧师失地还，士诚概置不问。已，复用为将。上下嬉娱，以至于亡。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秋，镇守杭州的潘元明向朱元璋大将李文忠献城投降，《国朝献徵录》记载：“上（朱元璋）以原明全城归降，民不受戮授行省平章”。

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军队攻破葑门、阊门，驻守在城门的潘元绍放弃抵抗，举旗投降，苏州城旋即被攻陷，张士诚被俘。

施耐庵深恶潘氏兄弟的不忠，便以《水浒传》的两个姓潘的淫妇来谴责。

如果说张士诚手下的潘氏兄弟就是《水浒传》两个潘姓女子的原型，那么，潘金莲是不是就可以说是历史的真实存在了呢？

考察潘元明、潘元绍兄弟，其身世大有来历。

潘氏兄弟祖上原是宋太祖赵匡胤四弟赵匡美，为宋太祖避讳后改赵光美。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又避宋太宗讳，改名赵廷美。宋朝灭亡后，赵廷美的后裔为避祸而改姓潘。这二人原来是北宋皇室后裔！

施耐庵创作《水浒传》是评议北宋九朝皇帝，揭示这个王朝灭亡的根由的。潘元绍、潘元明兄弟二人在张士诚最为危难之时，背叛了主子，成为下一个王朝的臣子。北宋灭亡之时，汴京城被攻破，宋徽宗、宋钦宗先后到金兵大营求和，继而被拘禁，是不投降的投降。以祖宗的屈辱来痛骂潘元明、潘元绍，施耐庵大有深意。

潘元绍金玉珍宝及古法书名画，无不充溢，日夜歌舞自娱。元末明初诗人杨维桢在《金盘美人歌》序中说：“潘娶美娼凡数十人，内一为苏氏，才色兼美，醉后寻其罪，杀之。以金盘荐其首于宾客，绝类北齐王。”这种荒淫无耻的行为，与宋徽宗在金兵压境之时仍然不忘淫乐是何等的相似。

潘元绍在兵败之际，做了一件最令人不齿的事。兵败乌镇后，张士诚命其镇守苏州，潘元绍丧失斗志，对前途玩完没有信心，认为城破是迟早的事。于是，召集七个美姬，对她们说：“我受国重寄，义不顾家，脱有不宿，诚若等□□引决，毋为人耻也。”其中一个美姬立即跪而向前，表示愿意死在前面，说罢上楼自缢而亡。其他六个美姬也随之自尽。

潘元绍逼死美姬，并非是要杀身成仁，而是担心城破之日美姬遭遇乱兵凌辱，污了自己的名声。美姬尚且杀身成仁，潘氏兄弟却苟且求生，卖主求荣。这等不忠不义之人，比潘金莲、潘巧云更令人不齿。

这件事情被后来的文人记述成文，是为《七姬权厝志》，宋克、赵孟頫等大家分别书丹勒石以志之。

竹枝词的主要内容？

竹枝词是巴蜀一代的民歌，当年刘禹锡在“二王八司马”事件之后多次被贬南方。刘禹锡对被贬之地的民歌特别感兴趣，大量收集并效仿创作。最后一次被贬到夔州，他接触到了“竹枝词”。

这其中最有名、最为我们熟悉的就是《竹枝词二首其一》：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竹枝词？因为刘禹锡的诗题中点明了。

古诗的划分是以是否遵守平仄格律来划分的，遵守的就是近体诗（格律诗），不遵守的就是古体诗（古风），那么竹枝词是属于哪一类呢？

其实竹枝词的划分标准和打油诗差不多，与平仄格律关系不大（但是又有关系）。

竹枝词一种是非常特殊的诗体。一般说诗体，都是只讲体式特点，但竹枝词还有兼顾内容、风格。

从体式上看，竹枝词就是不讲究格律的七言四句，乍一看如同七绝。内容一般表现山川风光、风土民情、劳动生活，风格呢清新明快，还带有谐趣、俏皮。——这些都是民歌色彩。

是不是很像打油诗——不讲格律的七言、五言，甚至杂言，内容上流俗、幽默、机心？

那为什么我们印象中打油诗无处不在，而竹枝词除了刘禹锡就好像很少见？

因为打油诗是风格多种，主题万象的，而竹枝词只能带有民歌色彩。

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是对民歌竹枝词的提炼升级，带有了文人色彩。在刘禹锡返京后，这种幽默、明快、清新的诗风成为高级文人创作的一种新流行。文人参与进来多了，创作的律句自然多了，就像格律改变下的古风变成“律古”，竹枝词在文人中的很多作品也遵守七绝的平仄格律。但是由于内容的民歌性，文人们还是愿意称这种作品为竹枝词。

竹枝词因此分化出三大种类：一种是纯民歌，第二种是不遵守格律的七言四句，第三种就是民歌格调的七绝。

三者的共同点就是民歌特色，三者的区别就是民间创作（浅白平俗），古风作品（无格式要求），格律作品（遵守平仄格式）。它们的内部的区分与平仄有点关系，但是对外统称竹枝词的时候却和是否守平仄格律又没有关系。

也正是这个原因，竹枝词其实非常多，只是我们读的少而已。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是我们自己的学识浅薄罢了。

七绝在宋代达到顶峰，范成大、杨万里都是七绝高手，同样也创作了大量的竹枝词。特别是杨万里所创“诚斋体”，基本可以看做是格式宽泛的竹枝词。

进入元朝，“铁崖体”的创造者杨维桢大量创作竹枝词，引起许多人的唱和、效仿。杨维桢把这些作品结集成《西湖竹枝词集》。这本诗集，开创了地方性竹枝词的先河，一时间风起云涌，“西湖竹枝词”，“锦城竹枝词”连接出现，成为一大特色。

但是不论是哪里的竹枝词，都是民歌底色。

竹枝词自带民歌风，所以在官员失意、流放被贬，或者世道没落，文人情绪低落而转向山林民间的时候，竹枝词就成为他们抒发情感、反映民风的一种选择。

清代的王世祯将地域特色发扬光大，每到一处都要写竹枝词，并冠以当地的名号，就出现了《广州竹枝词》、《西陵竹枝词》、《江阳竹枝词》等一大批创作。作为诗坛领袖，王世祯个人影响极大，竹枝词风行一时。

这种风气流传开来，成为诗词史上一大盛况。凡是著名的地方，几乎都出现了冠有本地名号的竹枝词创作集。到了民国时期，甚至“日本竹枝词”、“伦敦竹枝词”都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如今觉得少呢？一个是竹枝词本身标准比较模糊；另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知识眼界不够，看到一首古诗，只从格律上去划分（当然，这也是必要的），这种方法让我们对没有标明“竹枝词”的竹枝词就失去了判断，只是简单地划分古风和近体诗。

其实一首有民歌格调的七言诗，只要不合律，都可以视为竹枝词。

而民歌格调的七言绝句，怎么去判断是不是竹枝词呢，这真是个问题。一般来说，如果作者自己标注是竹枝词，就可以认定。

所以遵守平仄格律的、带有民歌色彩的七言绝句，作者说是竹枝词，就是竹枝词。

这真是不喜欢平仄格律的七言四句诗创作者的福音啊。

比如我昨天看到阵雨中的荷花，口占一首七言，就借用了刘禹锡竹枝词最后一句：

昼短夜长皆因雨，花开花败半由风。

森罗天地无情物，道是无情却有情。

这首七言绝句其实有个地方不守平仄，“昼短夜长皆因雨”，“仄仄仄平平平仄”，而且也不押韵（平水韵），但是并不想改动，就想着不过就是一首古风罢了。

辛弃疾与苏轼李清照陆游并称什么？

辛弃疾与苏轼都是豪放派词人，并称苏辛。

清代著名学者王世祯将辛弃疾和李清照并称为“济南二安”。

南宋诗人杨万里、尤袤、范成大、陆游合称“南宋四大家”。当时杨万里、陆游的名声尤著；尤袤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

而李清照和陆游的相同点就是都是宋朝著名的词人，都有一段凄婉的感情。

青梅竹马真的假的？

《水浒传》中描述潘金莲本是大户人家的丫鬟，因不从主人的调戏，被迫嫁给了又矮又矬的武大郎，武大郎无官无权，以卖炊饼为生。时间一长，潘金莲就不甘寂寞了，想着红杏出墙，先是勾引英俊潇洒的小叔子武松，被果断拒绝后，又在王婆的牵线下认识了风流土豪西门庆。后来又嫌弃武大郎，于是在西门庆和王婆的挑拨下将其毒杀。《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完全被描绘成了一个风流荡妇，在另一部小说《金瓶梅》中更是如此，《金瓶梅》中的潘金莲比《水浒传》中的还要狠毒、还要风流。

说到小说，那都是文学作品，里面有一定的文学渲染、夸张成分，历史上真的有潘金莲这个人吗？还是在历史上存在潘金莲的原型？据清初王世祯的《香祖笔记》记载：“阳谷西门有一大族——潘氏，有人登台演《水浒传》，潘氏大骂其辱姑。”通过这段记载可以说在明朝时期阳谷大户潘家确实有叫潘金莲的，这和《水浒传》中就有区别了，潘金莲不是下贱的奴婢，而是大户的千金小姐。假设记载为真，古代又讲究的是门当户对，所以千金小姐的潘金莲是不会嫁给矮穷矬武大郎的，所以潘金莲谋害亲夫武大郎的故事就肯定不是真的了，也是编造的。

还有学者认为武大郎原型实际上就是明朝时期阳谷县的县令武植，武植不仅不是矮穷矬，而是位高富帅，他身高一米八多，饱读圣贤之书。那他怎么成为了《水浒传》中的那个形象呢？这主要是源于他的一位损友。有一次武植因为忙于政务，没能好好的款待他的这位好友，于是这位损友怀恨在心，到处编排武植的坏话，结果一传十、十传百，时间一长就传开了。而这时施耐庵正在编写《水浒传》，就把这道听途说的故事写了进去，使潘金莲和武大郎的故事更加为人们所熟知。

潘金莲真实存在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历史上确实有潘金莲这个人，但是绝不是像《水浒传》中描述的那样。施耐庵在《水浒传》中那样描述潘金莲，应该是为了更好的突出社会矛盾，展现文学作品的魅力，引起人们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