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君子是谁代表作品，建安七子分别是谁？
建安七子：汉末建安时期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位文学家的并称，七人同居邺下，故又称“邺中七子”。他们均能诗善文，作品多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具有慷慨悲凉的风格，也是“建安风骨”的重要代表。
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都是谁？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概述】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 “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简介】 孔融(153-208) 孔融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灵帝时，辟司徒杨赐府。中平初(185),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不合，托病辞归。后辟司空府为僚属，拜中军候，迁虎贲中郎将。献帝初平元年(190),因忤董卓，转为议郎,出至黄巾军最盛的青州北海郡为相。兴平二年(195)，刘备表荐他领青州刺史。建安元年(196),袁绍之子袁谭攻青州，孔融只身出奔，妻子被俘。曹操迁献帝都许昌，征孔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在许昌,不满曹操雄诈,多所乖忤，被奏免官。后复拜太中大夫，退居闲职，好士待客，座上客满，奖掖推荐，声望甚高。终为曹操所忌，枉状构罪，下狱弃市。孔融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弥衡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辞藻华丽，骈俪气息较多；《与曹操论禁酒书》则有诙谐意味。其《杂诗》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写丧子之痛，哀婉动人。 陈琳（？ -217） 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汉灵帝末年，任大将军何进主簿。何进为诛宦官而召四方边将入京城洛阳，陈琳曾谏阻，但何进不纳，终于事败被杀。董卓肆恶洛阳，陈琳避难至冀州，入袁绍幕。袁绍使之典文章，军中文书，多出其手。最著名的是《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极富煽动力，建安五年(200)，官渡一战,袁绍大败,陈琳为曹军俘获。曹操爱其才而不咎，署为司空军师祭酒，使与阮瑀同管记室。后又徙为丞相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217)，与刘桢、应玚、徐干等同染疫疾而亡。擅长章奏书记。《饮马长城窟》为他的诗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长城故事，揭露当时繁重的徭役给民间带来的苦难，尤为深刻。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幼时往见左中郎将蔡邕，蔡邕见而奇之，倒屣以相迎。王粲强记默识，善算术行文；一次与友人共行，读道边石碑，观一遍而背诵之，不失一字。又曾观人下围棋，其局乱，王粲复为重置，不误一道。后到荆州依附刘表，刘表以其为上宾。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令归降于曹操。曹操至荆州，王粲赐爵关内侯。魏国始建宗庙，王粲与和洽、卫觊、杜袭同拜侍中，共议尊曹操为「魏王」；后因中书令荀攸谏止不行而后忧死，其议遂罢。 在七子中属他的成就最高。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的精神。《七哀诗》之一（《西京乱无象》）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时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登楼赋》是荆州时登麦城城头所作，主要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 徐干(171-217) 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少年勤学，潜心典籍。汉灵帝末,世族子弟结党权门，竞相追逐荣名，徐干闭门自守，穷处陋巷，不随流俗。建安初，曹操召授司空军师祭酒掾属，又转五官将文学。数年后，因病辞职，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后又授以上艾长,也因病不就。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瘟疫流行，亦染疾而亡。主要著作是《中论》，曹丕称赞此书『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其情诗《室思》也写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字符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后徙为丞相仓曹掾属。诗歌语言朴素，往往能反映出一般的社会问题。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阮瑀的音乐修养颇高，他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皆当时名人，位列“竹林七贤”，妙于音律。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应玚 （?-217) 字德琏，汝南（今河南汝南县东南）人，建安七子之一。擅长作赋，代表性诗作《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玚为将军府文学（掌校典籍、侍奉文章），著文赋数十篇。诗歌亦见长。 刘桢 (?-217) 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建安七子之一。以文学见贵。建安中，刘桢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与曹丕兄弟颇相亲爱。后因在曹丕席上平视丕妻甄氏，以不敬之罪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与陈琳、徐瑀、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创作方面。今存诗十五首，《赠从弟》三首为代表作，言简意明，平易通俗，长于比与。 【文学成就】 诗歌 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瑀《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辞赋 "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散文 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籍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作品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评价】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籍《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其他】 建安文学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东汉末，董卓乱后，军阀割据，战事频仍。长安、洛阳皆废毁。献帝从长安到洛阳，又被曹操迎接到许昌。这一年（即196年）改兴平为建安元年。 220年，曹操死，献帝禅位于曹丕。建安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但并非仅限于这25年。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东汉王朝处在大分裂、大动荡、军阀混战中，在文学上却放射出绚丽的异彩。这是与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有关的。 竹林七贤 中国三国魏7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嵇康(224—263) 三国时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於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210－263)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山涛(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於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阮咸 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王戎(234—305) 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有？
建安文学代表人物：曹操、曹丕、曹植、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蔡文姬等。
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
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
文学特点：建安文学尤其是诗歌，吸收了汉乐府民歌之长，情词并茂，具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的社会现实以及文人们的思想情操。因发生在汉献帝建安时期，故后人称这一时期。
由来：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如曹操、曹丕、曹植、蔡文姬、邯郸淳等，他们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
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分别是谁？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
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竹林七贤包括陈留阮籍、阮咸叔侄，河内山涛、向秀，祖居谯郡而寓居河内山阳的嵇康，琅邪王戎，沛国刘伶。其中阮籍是正始诗歌的代表人物。
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是什么关系？
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是汉末三国时期两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团体，既有所区别又有传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区别一：代表人物和年代不同。
建安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20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称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竹林七贤。
区别二：建安七子积极入世，而竹林七贤则消极出世。
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人都投奔了曹操，在乱世当中取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获得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也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
竹林七贤则对当时的司马氏朝廷采取不合作态度，并为其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嵇康被杀害，阮籍佯狂避世，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区别三、文化观、文学观不同。
建安七子的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也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
竹林七贤则代表了当时的玄学思潮。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
从以上三方面区别可以看出，二者在思想上也有一定的传承。建安七子年代，知识分子虽然必须依靠权势（比如曹操集团），但还可以选择出仕。而到了竹林七贤的年代，知识分子连出仕的机会也没有了，只能沉迷于玄学和炼丹以消磨意志。
二者代表人物个人家世方面也体现出传承。建安七子中的阮瑀的儿子正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而孙子则是竹林七贤中的阮咸。
陶渊明是建安七子吗？
陶渊明不是，建安七子（又称邺中七子）是汉建安年间（196—220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和刘桢七位文学家的合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文学成就，故有“七子”之说。“七子”之称源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其与“三曹”一起被视为汉末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