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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竺山国家森林公园的人文历史
据清嘉庆元年刊本《山阳县志》记载，早在东晋时代著名的道教理论家、炼丹家葛洪即在本县境内的馒头山隐居修道。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境内)人，在广东罗浮山隐居之前，曾到豫、荆、襄等地游历，而山阳又距豫南、襄阳不远，所以，他到过馒头山是有可能的。民国十八年刊本《增修山阳县志》卷一亦写道，“羊仙洞在馒头山，昔人于此得道飞升，传云即葛洪也，入罗浮山去。又口头东十里，有深洞，碑记‘葛洪修炼处’。
唐时的著名高道罗公远曾在天柱山修道。清嘉庆元年刊本《山阳县志》卷一《古迹》记述，“天柱山 ，一名天竺山，唐罗公远、宋邵康节(邵雍一引者注)皆隐于此。”[2]罗公远，又名思远；鄂州(今湖北境内)人，一说为彭州九陇县(今四川境内)人，《太平广记》卷二十二、《云笈七签》卷一百三十五、《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五均有其事迹。如:《太平广记》中《罗公远》条记述，公远自幼好道术，唐玄宗亦酷好仙术，有一次玄宗与张果、叶法善手中各握棋子，未让公远看见而要他猜各人手中之物，公远以无物相告，二人张开手，均无棋子,原来棋子已在公远手中；还写道，开元年间又一次中秋赏月，公远以拄杖为桥，请玄宗同登月宫，听霓裳舞曲。这些记述颇多神异，难免有小说家言或传说。其中亦有颇具哲理之言，如玄宗请公远教其长生之术，公远对曰，“我命在我，非由于他，当先内求而外得也，刳心减智，草衣木食，非至尊所能。”这段话反映了罗公远对道教养生的真知灼见，他重申了道教提倡“我命在我不在天”的生命观，指出要长生久视，应先内炼而非外求，清心寡欲、草衣木食的艰苦修炼，帝王是做不到的，言外之意，帝王的生活如果不改变，要想长生是不可能的。罗公远有著述传世，《道藏》中收有《真龙虎九仙经》二篇，罗公远、叶静能注。叶静能亦为唐玄宗时的道士，以擅长符箓请神役鬼、驱邪治病、兴云致雨等奇术深受玄宗宠信。罗公远、叶静能在《真龙虎九仙经》注中写道，“夫金丹大药，皆在冥心。心若一着，无有不成。若蒙至人传诀，依法修之，切在戒慎分明，静室息诸事，想恍惚之中有神曰灵冥也，炼五脏气方成大道。故《道德经》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道教修炼在当时由外丹向内丹转变之端倪。
据山阳地方志记述和当时老道长口传，唐末宋初大名鼎鼎的高道吕洞宾亦到过天柱山 。《山阳县志》卷一《古迹．仙人龛》记载，“相传吕纯阳、韩湘子游憩于此，故名。”[5]同卷《古迹．天柱山 》亦记述，“又传吕洞宾曾多次于此山，有摘星岩、摩天岩、净瓶峰、雷神洞。”[6]八仙的故事使吕洞宾、韩湘子在我国民间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据有关史料考察，吕洞宾、韩湘子均有其人，但韩湘子系唐朝官员，是唐代大文豪韩愈侄子，而韩愈确有族侄，颇有道术。
吕洞宾是唐宋内丹道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人物。洞宾名岩，字洞宾，道号纯阳子，以字行世。他与其师钟离权的内丹修炼理论，在中国道教史上被称为钟吕金丹道。《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吕岩》写道，“其自作传云:吾乃京兆(今陕西关中)人，唐末屡举进士不第，因游华山遇钟离子，传授延命之术，寻遇苦竹真人传授日月交并之法，再遇钟离，尽获金丹之妙。吾得年五十道始成。”“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晒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慎，三断色欲，是吾之剑法也。世有传吾之神，不若传吾之法，传吾之法，不若传吾之行。何以见？为人若反是，虽携手接武，终不成道。”[7]从这些记述不难看到他修道的经历、承传及其丹道思想。吕洞宾主张修道最重要是身心和生命的修炼，反对荒诞不经的虚妄之说。他的丹道理论对全真道内丹修炼影响甚大，被尊为全真道“五祖”之一。有关吕洞宾在陕西的活动，史籍多有记载，《雅言系述．吕洞宾传》称其为潼关以西人，唐朝咸通( 860 -873)初年，举进士不第。后因黄巢起义，社会动荡，遂携家隐居终南山，学道家老子之法。《宋史．陈抟传》亦写道，陈抟在华山隐居修道时，“华阴隐士李琪……；关西(古时称函谷关或潼关以西市为关西或关右——引者注)逸人吕洞宾，有剑术，百余岁而童颜，步履轻疾，顷刻数百里，世以为神仙。皆数来抟斋中，人咸异之。”[8]据上述史料分析，吕洞宾在天柱山一带修过道是完全可能的。
元朝时，全真道倍受尊崇，甚为兴盛。陕西乃全真道之发源地及重要的活动市，道观的兴建和道士、信众的崇道十分普遍，天柱山市兴建的元纬宫就是全真道在当地发展的有力证明。元纬宫系元朝著名高道宋德方主持修建，据《增修山阳县志》载，元纬宫“在城西南山麓，俗名宫为南庵，道院曲流为县八景之一。”[9]《山阳县志》卷三《坛庙》记载，“县城西一里许，有胜概名曰南庵，后倚笔架山，前接紫微峰，左山环峙，右水绕流，盖天地造设之佳处也。”
据李鼎《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等道教史料记载，宋德方(1183一1247)，字广道，道号披云，山东莱州掖城人。先后师事全真道“七真”中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请远赴西域时，德方为随行的十八位门人之一。返回燕京后，与丘处机同住于长春宫，奉丘之命，任教门提点。他办事认真，一举一动，无偏私而有规则，道俗莫不服其德能。宋德方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对儒、道典籍如《春秋》、《周易》、《中庸》、《大学》、《庄子》、《列子》特别喜爱，努力研读，对其它的诗文与历史、诸子百家著作，亦多有涉猎。他在搜集、整理、刊刻道经和修建道教宫观方面尽力甚多，成效亦甚大。丘处机逝世前，十分重视整理和刊刻《道藏》之事，他曾专就此事和门人宋德方商议，对道教经典的大量散失深为遗憾，认为应当努力完成恢复和整理这一与道教发展关系非常密切的大事。然而，丘处机也深知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去实现这一宏愿，遂将此事交宋德方日后办理。丘处机对宋德方说，兹事体甚大，我则不暇，他日尔当任之。丘逝世后，尹志平接任掌教，亦继承其之遗愿，非常重视刊刻《道藏》，委托宋德方总管筹办此事。宋德方与门人秦志安等详细策划，又得丞相胡天禄资助白银1500两，遂于元太宗九年(1237)起开始整理《道藏》。由于任务繁重，设立了27个经局承担此事。他们不辞辛劳，行程数万里，搜罗遗逸道经，增补亡缺，以《大金玄都宝藏》为基础，校对付刊，历时八年，于乃马真皇后称制三年(1244)全部完成，亦名《玄都宝藏》，共7800余卷，实现了丘处机的遗愿，是全真道教历史上的又一创举。由宋德方建立的全真道宫观，“自燕齐及秦晋，接汉沔，星罗棋分布，几百余区。”元纬宫即是宋德方主持修建的一百多处道观之一。[11]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1226),朝廷即赐宋德方“清虚大师”；乃马真后称制三年(1244) ,朝廷又赐号“玄都至道真人”；至元七年(1270)，又追赠“玄通弘教披云真人”，著作有《乐全集》。
明朝以后，国内不少地方全真道衰落，陕西的全真道虽然不如元代兴盛，但却有一些道士弘道甚为得力，成就亦显著。如佳县白云山，因道士李玉风(亦作玉凤)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605)到此隐居弘道，“施药济人”，“岁旱有祷即应”，后经任尚书的陕西韩城人薛贞上奏朝廷，“敕赐道经一藏，封为‘玉风真人’”。
在属于陕南市的天柱山 ，明朝时四川籍全真派道士李本善到天柱山弘道，收徒刘合明等。李羽化后，刘合明承师遗志，主持天柱山市全真道事务，大力弘道50余年，收徒100多人，修复了不少道观。刘合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羽化，其徒余教民继承刘合明主持道务30余年，使全真道在天柱山市得以延续[13]。
明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有一位居住在山阳名叫雷贤(字宗鲁)的人，某日出游，在南庵道观旧址上捡到琉璃瓦残片，上面刻有“至正元年道正宋披云”字样，感慨非常，乃以继承宋披云(德方)弘道之志为己任。雷贤捐资金、请工匠，历时10余年，终于使元纬宫在元朝宋德方昔日修建的旧址上重新落成。余庆在《南庵元纬宫记》中根据自己的亲眼所见写道，元纬宫“前后宫殿，峨然翚飞，东西栋楹，耸尔壮丽，且装塑神祇，像貌威严，光彩绚烂，令人凛凛起敬。至于四面墙垣，气象开阔，高映云日，观者摩肩接迹，赞口同声，是皆始于宗鲁之所创也。”[14]这些记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天柱山市的道教盛况。
明朝中期以后，天柱山一带全真道的活动日渐衰微。清乾隆二年(1737)，全真道士李永明由湖北武昌到天柱山，先后收徒100余人。但后来这一支未能在天柱山承传下来。
现今天柱山全真派道士的承传，系由清朝中叶武当山太子坡道士王圆吉到天柱山弘道，延续下来的道脉。所以，现今天柱山全真道龙门派道士，尊武当太子坡为其法嗣之源。王圆吉到天柱山后，与其徒吴明慧、张明秀、刘明玉等大力弘道，修复道观，刻印道教典籍20余种，门人达500多人。王圆吉羽化后，吴明慧(道号道隐子)继其师掌天柱山道教事务，勤奋耕耘，著有道书《度人秘录》、《修炼丹术》等，皈依弟子超过1000人。
1925年吴明慧羽化，由其高徒张至正(道号安连子)继承吴明慧遗志，主持天柱山道教事务，努力弘扬全真道。张至正与天柱山道众一起，经过10余年艰苦努力，修复了铁瓦殿, 云盖观(又名大顶)道观，又在铁钟坪创建双峰观道场，建有主殿4座，配殿3座。主殿名为“通明殿”、“斗姥殿”、“无极殿”、“万圣楼”，配殿名为“灵官殿”、“娘娘殿”“太白殿”，还建有钟楼、鼓楼、客厅、厢房等房屋100余间，住观道士人数最多时达100余人，使双峰观成为天柱山道教史上修建的道观中规模最大的道观。
解放战争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李先念部队转战商洛市。1946年夏秋间，李先念率约300人的部队在极端困难之际，从漫川关走山路到双峰观，受到张至正大师热情的接待，部队隐蔽山中半月。分别时，张至正为确保李先念的安全，特地为李换上道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在天柱山道教界贯彻落实得比较好，据1952年统计，当时山阳县共有道观37处，庙房478间，乾道123人，坤道99人，其活动中心天柱山有乾道38人，坤道29人。1956年，主持天柱山道教事务的张至正道长当选为山阳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1958年春出席了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召开的理事扩大会议。张至正亦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组织道众学习报纸和政府的有关文件。
但是，五十年代末期以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对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的贯彻出现失误，天柱山市的道教活动遭到不应有的冲击，出现了令人痛心的状况:1960年，以张至正为首的40多位道士遭受批斗，同年，张至正蒙冤受屈被捕，道士道姑多遣散还俗。“文化大革命”期间，天柱山道观毁坏殆尽。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状况的日益好转，天柱山道教迎来了新的春天，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道教活动逐渐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天柱山道众在张至正的高徒周理贵道长(道号天真子)的带领下，凿岩石，开荒地，打松籽，挖药材，餐风露宿，一心向道，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过近20年的艰苦努力，自筹资金100多万元，修建恢复了双峰观、云盖观、铁瓦殿、朝阳洞4处道观。1984年，周理贵道长与道众建立了天柱山道教管理委员会，周理贵任管委会主任。同年，周道长当选为陕西省道教协会理事，周理贵任管委会主任。1989年在北京白云观领受“三坛大戒’，1993年被评为全国道教界爱国爱教先进个人，1998年山阳县道教协会成立，周道长当选为会长。 2000年商洛是道教协会成立被选为名誉会长。2006年9月20日羽化登真。
天柱山现有住观道士30余人，皈依弟子约500余人，其中不少人已成为道教界的后起之秀。
余宗来(道号昌盛子) , 1990年参加陕西省道教协会第三期培训班学习，1995年参加了在四川青城山举行的全国第二次全真派授戒活动，1998年当选为山阳县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同年当选为山阳县政协委员，2000年10月当选为商洛市道教协会会长，2001年选任陕西省道教协会常务理事，2005年出席了中国道教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主席的接见。出访马来西亚等国家学习参观。2006年任商洛市政协委员，2007年选陕西省省政协委员。撰写和主编的道教著作有《丘祖百字派浅解》、《商洛道教宗谱》、《张至正传奇》、《商洛市道教志》、《商洛市道观简介》、《天柱山的传说》、《天柱山志》》(手稿)等；
徐宗常(道号祥和子),1987年参加陕西省道教培训班学习，1994年当选为陕西省道教协会第二届理事，1998年当选为山阳县道教协会第一届副会长，2000年10月当选为商洛市道教协会第一届副会长；
瞿宗琼（道号广玄子)，坤道。1988年参加中国道教学院坤道班学习，1992年当选为天柱山道教管理委员会常委， 1995年参加四川青城山全真派授戒，1998年当选为山阳县道教协会常务理事，2000年10月当选为商洛市道教协会第一届副会长，2001年当选为陕西省道教协会第三届理事，2006年当选山阳道教协会第二届会长。曾参加《天柱山的传说》等道教资料的编写；
胡诚林，1992年参加中国道教学院专修班学习。现任中国道教协会第七届副秘书长，陕西省道教协会第三届秘书长，西安市道教协会秘书长、西安八仙宫管理委员主任、2000年选为商洛市道教协会第一届副会长、陕西省政协第八届委员，西安市碑林区政协委员，近些年来作为青年道士代表，曾出访过澳大利亚、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在《中国道教》、《中国宗教》、《三秦道教》、《各界导报》等报刊上发表《天竺山今昔》、《西安道教展新姿》、《道教在澳洲的发展》、《台湾道教散记》等文章约30篇。
在天柱山修过道的道士中，选送中国道教学院和陕西省道教培训班学习深造者已有田诚启、胡诚海、何宗银、何宗才、王诚芳、余诚智（市道协副秘书长；山阳道协秘书长）胡诚旭、陈诚东、汪诚真、江宗善、秦诚水、王宗慧、朱宗贤等20余人，其中不少成为所在道观中的有生力量，他们努力弘道受到道教界的重视和好评。 《登天柱山》 陈鲁斋
置身如在九霄中，万里川原一览空。
呼吸可能通帝座，壮怀直欲问天公。
悬岩峻峭巨灵劈，大地撑持砥柱间。
秋色西来风日丽，下方佳气郁葱葱。 《天竺摩霄》
陈鲁斋
拔出群岚数万里，青天象外露奇峰。 悬岩向背疑风雨，绝顶阴晴变夏冬。
罗列儿孙排玉笋，撑持砥柱现芙蓉。
仙缘有份谁修到，下界声传古寺钟。
中国古代的十二音神都是何方神圣？
各行各业都有想对应的神仙，音乐也十二个音神。这十二个神仙分别是：罗公远、黄幡绰、琴音绵驹、韵吟王豹、猿音石存符、雷音孙登、叶法善、云音韩娥、凤鸣阮籍、虎啸秦青、鸟音薛潭、鬼音沈古之。
古代五声音阶，有宫商角徵羽，但是因为古代“十二”是被看作传达天意的大数字，因此出现的音乐神仙就不是五个而是十二个。
罗公远是唐代道士，彭州九陇山人，在朝廷下到朝廷献策议事，上到除妖召雨，都很灵验。后来奉诏归隐炼丹，多年炼丹终大成。
黄幡绰是唐代宫廷乐师，凉州人。在宫廷弹奏音乐很有一套，连口才也很好。《霓裳羽衣曲》就是出自他的手，并且还常常提醒君王注意安全。
绵驹是春秋国家级歌星，高唐人。本神传唱歌曲非常出神入化，很多作品都被收入了《诗经》。更带动很多的弟子，因此影响力非常大，后期被奉为“音神”。
王豹是春秋著名歌手，卫国人。“韵吟王豹”的称呼足以可知他所擅长的。
石存符和沈古之，见于记载
“窃闻古之善唱者三人：韩秦娥、沈古之、石存符。”-自《唱论》。
孙登，时间不详，汲郡共人。弦琴和长啸都很擅长，甚至指点过阮籍和嵇康。作品有《老子注》、《老子音》亡佚。
叶法善是隋朝道士四代，括苍县人。排斥佛教，宣传道教的神秘之法。他更擅长把道教音乐和宫廷音乐适度搭配，让百姓爱听又可以顺利流传。
韩娥是春秋人，貌美歌声婉转，因穷困而在齐国的雍门卖唱。
阮籍是三国，陈留尉氏人。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作品有《咏怀》、《大人先生传》等。
秦青是秦国人，音乐教师，也是薛潭的老师。
薛潭是秦国乐师，也是有名的歌唱家。
《霓裳羽衣曲》的创作缘起是什么？
《霓裳羽衣曲》简称《霓裳》，是唐代宫廷乐舞，属商调曲。全曲分散序、中序、曲破三部分。散序为器乐演奏，不舞不歌；中序开始有节拍，且歌且舞；曲破为全曲高潮，繁音急节，声调铿铮，结束时转慢，舞而不歌。与之相配的《霓裳羽衣舞》，舞者上身饰有多彩的羽毛，下身拖着有闪光花纹的白裙，舞姿轻盈优雅，宛若云中仙子。总之，其乐、舞和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
关于这首舞曲的创作过程，有一个美妙的神话传说：唐玄宗李隆基曾随一个叫罗公远的道士游月宫。在月宫中，玄宗见到数百个素练霓衣的仙女伴着仙乐舞于广庭。通晓音律的唐玄宗回到人间后，凭着记忆写出了《霓裳》的前半部，后半则记不起来了。正在一筹莫展的唐玄宗，忽闻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来朝，并献《婆罗门曲》一首，其曲调与月宫所闻十分相符，玄宗大喜，遂以自己记写的仙乐为散序，以《婆罗门曲》为散序之后的乐章，并起名为《霓裳羽衣曲》。
这显然是小说家的杜撰。
乐府诗《婆罗门》诗序说：“商调曲，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进，天宝十三年改为《霓裳羽衣》。”“商调曲”即指《霓裳曲》。“开元中”即开元年间，“开元”是唐玄宗的年号，即公元713～741年。“天宝”亦为唐玄宗年号，即公元742～756年。
《杨太真外传》中说：“《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所依也。”
还有人认为，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回宫后，只作了《霓裳》的前半部及至后来吸收了杨敬述所献的《婆罗门曲》后，才得以续成全曲。
《霓裳羽衣曲》本身即是描写仙境的，它的创作过程又是扑朔迷离，使作品更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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