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崇贤代表作品 1969年周氏兄弟在东京出版的什么

1969年周氏兄弟在东京出版的什么？

是1909年，不是1969年

1909年周氏兄弟在东京出版 的《域外小说集》

周氏兄弟,即鲁迅与周作人。这个称呼最早见于清末他们在东京共同出版《域外小说集》时印在扉页上的“会稽周氏兄弟纂译”这八个字里。

95后空姐乘网约车遇害，应该如何防范此类事件？

95后空姐约车遇害,靓妹闯江湖防六招：<原创>作者：张子保.

我当反腐调查记者已多年了，也算有一点名气。每天我的电话响个不停，大部分是农民兄弟姐妹维权的比较多：有的是工伤事故、拖欠工资的、还有情感方面的等等。我十年如一日业余时间为他们讲答劳动法，成功人士周崇贤、安之、’雪月、崔少红、徐非.等人刻苦自学成长的故事，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太阳的机会！前天，某省有一位打工妹因情感的事跳楼了。最近，95后空姐乘网约车遇害，到底应该如何防范此类事件呢？

对于一个处于花季的女孩来说，在周围很多羡慕的眼光中，难免会有不怀好意的眼睛也在窥视着你 。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如果不稍加小心，是很有可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但对那些心术不正的人仍然要提高警惕。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能注意到以下的提醒，就会大大减少吃亏上当，从而充满信心地走向成熟。

1.金钱：女孩子爱慕虚荣是很平常的事，于是有些男人看透了这一点，总爱在你面前装出大款的大方样子，今天送这，明天送那，带你去豪华的饭店吃饭，给你买各种饰品，一切都满足你的需求。直到你觉得他是你一生唯一的依靠时，你便会对他以身相许。这时你就该想一想，金钱能买来幸福吗？要警惕，这些人很可能只是通过金钱的手段占你的便宜而已。

2.黑天：大多数女孩子都怕黑，有些人就利用女孩这种心里上的弱点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天黑时侯，如果你的男朋友偕你出游，而地点又是在偏僻的荒郊野外，那你就应该特别小心。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去你所陌生的地方。假如你不觉中一处于这样的地方，那就应该时刻保持清醒的状态，尽量减少身体接触，防止他对你动手动脚。

3.好奇心：女孩子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去不熟悉的男人家中的。但实际上却有许多女孩子是因为好奇心太强而上当吃亏的。有些品行不正的男人，总是把自己装扮成与众不同.神秘兮兮.忧忧郁郁的样子，让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是怎样一个人。而你越对他有好奇心，他就会越对你保持这种神秘感，让你非得进一步地了解他不可。有一天，他会假装很随意地对你说，去他那看一看或坐一坐如何？这时如果你放松警惕去了他的住所，你很可能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

4.体贴：很多猎艳高手都会采取特别体贴的手段，尤其是当你遭受不幸的时候，他总是如同一个大哥哥似的来关心照顾你，让你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会体谅你的人，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不会在拒绝帮助了。一般处于困境的女孩子是最需要他人帮助的，但是，千万不要去接受陌生男人的帮助。也可以去找你最知心的朋友，但一定不能去相信你还不了解的人。

5.乘车：坐车去兜风是女孩子们都喜欢的。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女孩子这种心理，在晚饭后提出带你出去，如果你一点防范心理都没有，他也许就会在什么时候把车子开到郊外去，然后他会说车子坏了，看着他急修车的样子，你能说什么呢？而这时你又无法步行回家，怎么办？所以当你一旦坐在你尚不太熟悉的男朋友的车里时，要尽量避免让他带你去无人的郊外。

6.饮酒：酒是居心叵测的人骗取女孩子最惯用的手段。他们常常会在酒桌上过分热情地劝你多喝上几杯，一旦你的理智被酒精战胜时，你就只有被人所控了。再说，喝醉的女孩子无论怎么讲都是不好的，至少在众目睽睽之下有失体面。应该做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清醒而冷静的状态，不要因为对方热情而丧失自己。一个懂得自我保护的女孩子，就应该时刻对酒有所戒备，要看透对方的居心，从而加以防范。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只要你多多观察，有所戒备，就不难发现这种人的丑恶嘴脸。靓妹啊，请警惕：青春只有一次，要好好保护自己。

张子保,黄河.淮河浪子等十几个笔名，河南省正阳县人，毕业于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系，资深媒体人，著名揭黑记者，多家刊物编委与顾问和评论家，曾就读于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他在多年的新闻工作中，共发表文学、新闻纪实作品1300多篇，其中代表作《日子深处有阳光》、《阿婆的爱心》等荣获全国一.二.三.等奖！散文,小说多次被《小小说选刊》等杂志转摘和被收于各种选集选本。目前博主任某家媒体社长。

你是怎样度过孤独的？

感谢邀请！

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在孤独的日子里，一定缺少不了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因为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时间会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而且还可以从中找到快乐！

中国通史崇贤书院咋样啊？

书院为宽堂书法高考工作室分部，以中国国粹传承教育为主，师资力量雄厚，教学经验丰富。

致力于整合学院人才、学术成果、教育精神等资源，发挥广州美术学院教学理念，传授的不单单是技巧，更是一种修养心性的艺术享受，崇贤书院下设三大门课：书法（毛笔/硬笔）、国画、篆刻，三者互相包容，相辅相成，打造专业、专注、高质量的纯粹传统文化学习平台。

讲建国前的上海的书

上海的早晨其他含义

周而复长篇小说

《上海的早晨》是现代作家周而复创作的长篇小说，主要讲述建国初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整个过程。共4部，第1部于1958年在《收获》发表，并于1958年下半年出版。第2部部分章节于1961年前后，在文艺刊物发表和《北京晚报》连载，并于1961年冬出版单行本。第3部在文化大革命复刊后的《收获》第1期和第2期刊载。第4部于1979年冬在《新苑》文学丛刊发表。 作品第1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第2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第3部写民主改革；第4部写公私合营，通过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小说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和曲折性，展示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2019年9月23日，《上海的早晨》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基本信息

中文名

上海的早晨

语言

中文

作者

周而复

相关合集

内容简介

第1部：1949年春，上海刚刚解放。资本家们惶恐不安。沪江纱厂的总经理徐义德亦是忧心忡忡。早在解放军还未攻打上海的时候，他就想好了自己的退路。然而他终于没有走，他放不下在沪的家产。为了自身利益，他处心积虑地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对抗着。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到来，并没断绝资本家的财路。经济的不

上海的早晨 连环画

断发展，又膨胀了徐义德的政治野心。

为了挤进上海工商界上层聚集的“星二聚餐会”，他不惜一切手段。终于挤进“星二聚餐会”后，徐义德结识了批工商界显要，有马慕韩、潘信诚等。事实上，“星二聚餐会”便是这样一些资本家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参谋部。徐义德为了扩大在“星二聚餐会”的势力，又将他二姨太的弟弟朱延年拉了进来。朱延年是位药品奸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敌视态度是十分顽固的。

第2部：进入20世纪50年代，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以长宁区委统战部部长杨健为队长的检查队进驻沪江纱厂。在检查队的领导下，工人们与徐义德展开斗争，纷纷揭发徐义德的“五毒”不法行为，控诉他在国家原棉中掺假，非法牟利，且使劳动强度增大并借机挑拨工人关系等罪行，深受其害的女工汤阿英率先喊出了斗争的口号。杨健与年轻的厂党支部书记深入开展工作，使深知徐义德底细的工程师韩云程幡然悔悟，与徐义德彻底决裂。

在斗争大会上，会计勇复基也交出了徐义德的黑账。在斗争运动中，徐义德消极抵抗，企图蒙混过关，但最后在发动起来的群众和揭发出来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认识到，除了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他别无选择。在福佑药店，朱延年却顽固不化，对抗到底。在黄埔区“五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上，他的罪行被店里的进步青年童进揭发出来，当场被捕，入狱后拒不认罪，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死路。

“五反”运动胜利结束，工人们生产积极性高涨，资本家垂头丧气，徐义德消极抵制生产等伎俩也行不通了。

第3部：“星二聚餐会”早在“五反”运动中自行解散。运动结束后，徐义德召集冯永祥、马慕韩、潘信诚等举行家宴，幻想着私营企业的前景。但民主改革运动接踵而至。以杨健为队长的民主工作队再次进驻沪江纱厂，以废除不合理的旧制度、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为宗旨，展开工作。杨健与余静配合工作，发动群众，控诉旧社会的罪恶。

随着民政工作的深入开展，工人群众的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苦大仇深的女工汤阿英，在余静等人的帮助下，进步很快，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共同研究、对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确保资本家的利益，冯永祥、马慕韩等人成立了棉纺界联谊会，并在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中谋取了重要位置。徐义德此时又故伎重演，通过冯永祥成为民建分会委员，以期得到政治资本和自我保护屏障。

第4部：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提到议事日程。这势态使正准备扩大产业的徐义德大为心悸。他听说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化只没收生产资料而不涉及生活资料时，甚至想逃往香港,走他当初的退路。当他了解到公私合营只是和平改造而不同于土地革命时，又改变了主意，他想先搞公私合营，扩大自己的经济势力，以引起政府的注意，为他在公私合营时增加资本，捞取利益和地位。

马慕韩对公私合营的态度还是积极的，但在冯永祥、徐义德等人的劝阻和压力下，也对政府采取了拖的政策，最终还是因怕失去表现进步的机会和影响个人前途，率先在棉纺业中走上了公私合营之路。

在马慕韩的带动下，上海市其他私营棉纺企业厂家,也都很快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沪江纱厂也不例外，尽管徐义德并不心甘情愿。工人们欢天喜地，余静成为纱厂的公方代表，并与志同道合的杨健结为夫妻，潜藏的国民党特务陶阿毛也被揪了出来，工人阶级队伍得到了净化。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沪江纱厂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与其他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私营企业一样，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创作背景

初到上海

一九四九年的春天，组织上分配我到即将解放的上海工作，我曾经提出要求到新闻部门工作，当一名新闻记者。我希望采访上海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因为三十年代，我在上海一所私立大学读过书，工作过一段时间；四十年代后期，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也在上海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对上海多少有些了解，也对上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希望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能写一部描写上海工人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反映上海的变化，而上海是中国的缩影，既可以看到她的过去，也可以展望她的未来。我的要求没有批准，组织上分配我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

我们一批南下干部乘了一列专车（当时北平和南京还没有正式通车，上海尚待解放），到了南京，好客的主人虽然挽留我们多在南京停留几天，但我们这批干部要随大军解放上海，希望早日投入上海解放后的繁忙工作。这时，中共中央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都住在丹阳。我们赶到丹阳的时候，第三野战军已经包围了上海，国民党反动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只等中央一声令下，随时就可以解放上海。华东局正在进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要配备和训练接管干部。我向华东局报到以后，组织上立即找我谈话，分配我到即将成立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

上海完全解放前夕，我随华东局负责同志邓小平等一同进入上海，第一天住在圣约翰大学，以后华东局负责同志便住在瑞金路国民党励志社旧址办公。上海解放不久，华东局决定成立统战部，陈毅市长兼任部长。有一天下午，陈毅同志约我到市长办公室谈话，准备派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正在考虑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时，陈毅同志又说下去，他知道我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上海呆过，认为我在统战部工作很合适；并且谈革命工作和文艺工作的关系，参加实际工作对文艺创作也有好处等等。他仿佛洞察我脑海里考虑的问题，不等我说出来，就主动给我解决思想上的问题。我个人不过是革命机器上的一个小小螺丝钉，这个小小的螺丝钉只要能起一点微小的作用，放在革命机器的哪一部分都可以。

我到华东局统战部工作，别说写文学作品了，就是看文学作品的时间也很少了，整天忙于统战部工作，经常接触的是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各民主党派上海地方负责人以及各界爱国人士；一九五○年二月六日遭受美制国民党反动派飞机轰炸，上海电力发生严重困难，加上原料来源减少，私营厂生产发生困难，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帮助私营厂度过了难关，我也参与其事；为了调解劳资关系，我同工会、劳动局和工人和资本家有过接触；镇压反革命运动，我亲自过问了几个严重的典型案件，倾听和组织被迫害者家属血泪的控诉，依法宣布凶手的死刑；开展五反运动，作为“五反工作队”的一个成员，我曾经参加一个私营纺织厂五反运动整个过程的工作；以后，又参加少数工厂和商店“五反”工作。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和较大的私营厂商负责人集中在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一共三百零三家厂商和工商界代表人物，简称303户，我从头至尾参加这一工作；私营工厂进行民主改革，我也到几个私营厂工作，并且调查研究民主改革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等，我作为统战部干部，更是份内的工作。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则是在上海解放以后，统战部和有关部门在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就着手逐步进行的。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要和上海各阶层人士打交道，了解情况，研究和解决问题。接触次数多了，了解的深了，渐渐成了朋友，一些私营厂的工会干部和工人常常是我家中的座上客，他们召开厂党委会或者是工会会议和生产会议，我去了，随时都可以列席参加。他们节假日有什么活动，有时也邀请我参加，见了面，无话不谈，从厂里的生产到他们家庭的琐事。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没有到厂里去，一见面，他们就把这一段时间厂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张家长李家短的情况一一告诉我。

我在统战部所接触的人和事当中，当时只是想怎样处理问题办好事情。在工作中，我和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和工人群众的脉搏一道跳动，分担他们工作中遭遇挫折的忧虑，也共享胜利的喜悦。当时我参加这些工作必须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把事办好，一心只想完成任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当事人，任务能否完成，负有直接的责任。

这时，我一心只想把工作做好，而没有想到文学创作。

当然，我也没有忘记曾经想写一部描写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从解放初期我所接触到的人和事，到五反运动在上海展开，特别是直接参加303户的“五反”工作，我的想法有了改变。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所有制的改变，即将资产阶级私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就是公有制，是最根本的变化。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我要反映这个基本矛盾和所有制的变化，这是上海的根本变化。

构思小说

一九五二年春，我开始构思反映这一基本矛盾的长篇小说，即《上海的早晨》。统战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纷至沓来，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我把这些素材一一记了下来，写了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断修改。曾经设想写六部，后来我放弃了这个计划，只写四部：第一部写民族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第二部写打退民族资产阶级进攻，开展五反运动；第三部写民主改革；第四部写公私合营，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逐步过渡到公有制，消灭私有制。

工人阶级在一个国家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就是说如何改变资产阶级私有制，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除了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外，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来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且认为能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指出：“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列宁曾企图用赎买的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当时国内国外的条件，没有能够实现，不得不采取没收的办法。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采取列宁曾想实行而没有能够实行的赎买政策，用和平的方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从而丰富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在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成功地实行和平的赎买的政策解决了这个问题，树立了典范，为今后工人阶级在其他国家取得政权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当时国情

中国的具体情况是什么呢？

全国解放以后，当时我国经济十分落后，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和他的主子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上海整个资本主义工商业资产净值是十四亿多人民币。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份，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明确指出：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分清是非问题，而不是分清敌我的问题。《上海的早晨》对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所反映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从解放初期开始，到一九五六年春全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不久结束全书。

开始动笔

一九五二年夏开始动笔，到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三日写完第一部；因为我是业余从事创作，没有完整的时间写作，只是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直写到将要上班的时候才停笔；并且我没有倚马可待的才能，也没有一气呵成的本领，我能做到的是当别人还在睡得香甜舒适的时候，便起床写作；当别人在节日和假日休息娱乐的时候，就闭门写作。写完一部不急于发表，我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搁上它一、二年时间，因为在感情激动的情况下写完一部作品，自己在当时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以为大概不错的，隔一段时间再看看，人物的塑造有待加工，情节的发展还要补充，漏洞和粗疏的地方不少，文字上需要推敲的更多，这时候比较冷静，就可以看出需要修改的地方，请少数知己看看，听听别人的意见，然后慢慢再修改。修改一部作品所花的时间并不比写一部作品的时间少，往往超出写一部的时间。

第一部作品搁下的时候，我就写第二部，那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大概也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到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才写完。

第三部也是如法炮制，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写好二稿，于一九六五年交出版社，因为有些章节要修改，从出版社取了回来，还没有等我改好（因为当时在山西介休东湖龙公社参加四清运动，改一章搁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将第一部改稿写完，一九五八年在《收获》发表，同年下半年出版。第二部部分章节于一九六一年前后，曾在文艺刊物发表和《北京晚报》连载，一九六一年冬出版单行本。第三部没有发表，更没有出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变化以后，一九七九年春，第三部才在复刊后《收获》第一期和第二期刊载。第四部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改出二稿，一九七九年冬在《新苑》文学季刊发表。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开始，当时我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首当其冲，给我戴上“文艺黑线人物”的帽子，那罪证便是我认识周扬等文艺界领导同志，他们被封为“文艺黑线的头子”，而《上海的早晨》是毒草。但正式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是从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这一天，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在接见天津市干部和群众代表时，姚文元批判方纪同志召开所谓“文艺黑会”，其中提到周而复包庇过方纪。周而复何许人也？任过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和宣传部副部长，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是大毒草。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一定性，“四人帮”的喉舌上海《文汇报》立即紧紧跟上，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我和《上海的早晨》，还恶毒制造许多谣言，强加在我头上。反动文痞点名批判我不久，机关里的造反派，通知我不要回家，“四人帮”把我隔离审查。

发表评判文章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丁学雷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新华社立即播发全国各省市报刊转载。《人民日报》十分积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先后发表五整版批判《上海的早晨》文章，刊登的文章都是“四人帮”在上海御用写作班子组织写的，可见“四人帮”是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进行的。唯一的例外，是“闻为革”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闻为革”何许人也？我当时在对外文委工作，“闻为”者，文委也；“革”者，自命革命派也；大概也是“四人帮”组织的，批判的是尚未出版的第三部。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常常把进步的革命的事物扼杀在摇篮里。“四人帮”更有甚者，扼杀尚未出世的“胎儿”，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篇文章内容是和丁学雷一鼻孔出气的。

“四人帮”不仅在全国批判，还在中国出版的外文刊物上发表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因为这部小说曾被翻译成英文、日文、俄文、阿尔巴尼亚文和越南文本等出版，他们要在国际上批倒这部小说。

丁学雷何许人也？是“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的化名，他的头子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青年干部，叫徐景贤，因为善于逢迎，精于拍马，巧于投机，以鸣鞭为业绩，成为“帽子工厂”的伙计和“钢铁工厂”的打手，深得张春桥、姚文元的宠爱，一跃变成中共上海市委第三号人物，主管文教，控制舆论，对张春桥、姚文元亦步亦趋，唯命是从。姚文元定基调于北京，丁学雷吹喇叭于上海，南北呼应，一唱一和，十分协调，于是乎批判《上海的早晨》的黑文出焉。

丁学雷这篇所谓评《上海的早晨》的文章，首先给作品戴上顶大帽子：“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真是一言九鼎，铁案如山。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他的革命历史也是不能抹黑的。他参与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举世皆知的。可是反革命分子徐景贤不学有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竟然大肆污蔑刘少奇同志和《上海的早晨》这部小说。丁学雷的黑文逻辑混乱，漏洞百出，不值得一驳。但他披着毛泽东思想的外衣进行反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罪恶活动，欺骗了不少人，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在一部分人当中还没肃清。这就需要揭开他的画皮，让人们看看他丑恶无耻的嘴脸，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丁学雷奉“四人帮”之命，钦赐《上海的早晨》三大罪状。

一曰：美化资产阶级。

让我们来看丁学雷之流的谬论。转述有恐失真，不妨抄一段下来：

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是周而复竭尽全力刻画的《早晨》的主人公。这个大资本家被描写成“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在周而复的心目中，此人代表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是所谓“正统”的资产阶级。《早晨》花了许多笔墨，极力渲染这个资本家，依靠其“个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

丁学雷引了一段毛主席的话：“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接着他说：“徐义德就是这样一个以各种方式穷凶极恶地反抗我们党的限制政策的大资本家。这个大资本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是一个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动家伙。这样反动的资本家，竟然能够靠他自己的觉悟，在一夜之间完成‘伟大的历史性变化’，岂不奇哉怪也！”

“四人帮”惯用的手法，是先把对方打成“敌人”，然后以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对方，这样便顺理成章，得心应手，应用自如了。实际上是把人民内部问题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回，丁学雷更进一步，把小说中的人物徐义德，打成“反动家伙”，接着便可以在作者头上做文章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在帽子工厂里早就准备好了。毛泽东同志在丁学雷引的一段话后面，紧接着又说：“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毛泽东同志说的很清楚，“限制和反限制”是“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须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怎么能够说资产阶级反限制和对限制政策要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就是“反动家伙”呢？难道说民族资产阶级欢迎“限制”，决不“反抗”，才算是“正动家伙”吗？这成了什么民族资产阶级？真是“奇哉怪也”！

不错，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当然，这条分清敌我的界限适用于民族资产阶级。

是不是凡反限制和对限制政策有过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反抗的，都封为资产阶级右翼呢？甚至划为敌人呢？不能这样说，要看他经过反限制和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的反抗以后的态度，就徐义德来说，上海解放以后，他继续生产；抗美援朝时，他捐献飞机；五反运动，经过复杂的斗争，他不得不坦白交待自己的五毒不法行为，保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从事生产；民主改革，他曾有怀疑，终于赞成；公私合营时，经过曲折的思想斗争，最后申请公私合营，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这难道不是中国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走过的道路吗？当然，他也算不得民族资产阶级的左派，他在某些方面不如马慕韩，只不过是中间分子罢了。徐义德不能划到“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里”去，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能划进去。为什么？因为在民族资产阶级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是极少数，如朱延年之流。叶剑英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论断，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二十八年来的表现做了这样的全面估计：“经过多次运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入和发展，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两个阶级激烈、深刻的反复搏斗中，尽管不少人有过动摇以至反复，但是总的看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在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中，大多数人是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逐步前进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是极少数。”显然徐义德不是“反动家伙”，不是敌我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丁学雷拿他当敌我矛盾来批，大前提就错了。

说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是不是美化了资产阶级呢？解放后，徐义德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继续生产和发展生产，生产出来的棉纱和纱布，难道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抗美援朝，捐献飞机，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遵守政府法令，交纳税款，不是“有利于国家的事”，而是“有害于国家的事”吗？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也就是说既没有“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那么，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就失去了基础。丁学雷表面批评小说描述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是美化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科学论断。民族资产阶级连“有利于国家的事”都不做，或者禁止在小说里描述，那它还有什么“革命性的一面”

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呢？

至于丁学雷指责小说里描写了徐义德是“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也是小说美化资产阶级的一条罪证，是他闭着眼睛胡说。五反运动中，在工人内部讨论过谁养活谁的问题，个别工人一度有过模糊不清的认识，当时经过讨论，统一认识清楚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资本家剥削工人而自肥。在小说第三部里还有专门章节描写徐义德剥削工人起家的发展史，白纸黑字，有目共睹。说徐义德是“养活了”工人的“实业家”，不是小说和作者，而是丁学雷的发明和创造，强加在小说和作者头上，不敢掠美，理应奉璧。

美化资产阶级另一条罪证是：徐义德“依靠其个人的觉悟”，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转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这也是丁学雷闭着眼睛胡说。第二部小说几乎是写整个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从杨健率领“五反”工作队进厂对徐义德交待党和政府“五反”政策起，领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各方面的力量反攻，徐义德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才不得不坦白交待，怎么能说是“依靠其个人的觉悟”呢？我十分佩服丁学雷之流编造“事实”的才能，不仅可以“无中生有”，而且可以“有中变无”，把小说中描写的错综复杂的各方面的斗争过程，抹杀得干干净净，独出心裁地谥之为“个人的觉悟”，而且是“一夜之间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痛改前非”，“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

……“一夜之间”是丁学雷之流的“创造发明”。小说里写了“五反”工作队领导工人阶级和徐义德斗争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才取得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胜利。而“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的解释，是丁学雷之流变的张冠李戴的戏法。小说所描写的，是指一向骑在工人头上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工人阶级掌握了领导权，资本家在工人面前低头认罪，保证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这个历史性变化，而不是指资本家徐义德本人。这能算美化资产阶级吗？难道要工人阶级不领导吗？要民族资产阶级不低头认罪不痛改前非吗？要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改造吗？五反运动结果的事实表明小说的描写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暗中反对

丁学雷之流不敢公开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但千方百计地暗中反对。请听丁学雷说：“毛主席指出：一、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有革命性；二、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三、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者属于人民的范围，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是人民的敌人。毛主席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分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这段引文里，除了第二点“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段是用黑体字以外，其余都是老宋体，在当时凡用黑体字的表明是毛泽东同志的原文，第一和第三点分析引文虽然不是黑体字，但从行文来看，也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马列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要把人和事以及观点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分析，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应该以他比较近的观点来分析当时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否则得不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正确结论。丁学雷之流在这里大耍花招，把毛泽东同志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观点，综合在一起，做为在另一个时期另一种条件下的论据，这本身就是违背马列主义的，也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三点，是从毛泽东同志一九二六年三月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最后部分摘来的，原文是这样：“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在野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处于什么地位？它和其他的阶级关系怎样呢？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国际国内条件和各阶级所处的地位而得出上述的分析，即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到了一九四○年一月，抗日战争正在进行，国际国内的条件起了变化，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丁学雷引述的第一点分析，是从这段文章中摘去的，引述的很不完整，特别是这段文章中最后一句，他根本不提。这段文章中最后一句是：“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因为国际国内条件变了，阶级矛盾下降，民族矛盾上升，不提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和右翼问题，而是要和整个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并且是做为“无产阶级的任务”提出来，谆谆教导不要“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

历史发展到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在望，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露出地平线了，绘制新中国蓝图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召开，国际国内条件起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国内条件和阶级关系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蒋家王朝即将覆灭，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马上要诞生了，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于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更不提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和右翼的问题，而是把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包含在人民之中。

如果按照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三点的意思，他是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把“敌人”也包含在人民之中了？当然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当中，也有人破坏社会主义改造转化为敌人的，如朱延年，最后依法处理。这只是极少数人，并不是一“翼”。正如其他阶级也有转化为敌人的一样，如工人阶级中就出了王洪文这样凶恶的敌人，不能因此也把工人阶级划出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的“右翼”来。丁学雷之流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丁学雷引述分析的第二点是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七日所做的分析。丁学雷把三个不同时期不同的国际国内条件和不同的阶级关系所做的分析，硬糅合在一起，简直是不伦不类，做为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根据，当然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更恶劣的是离开了历史条件，把这些分析综合起来强加在毛泽东同志身上，用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一日的文章里，妄图一棍子打死这部小说和作者，恶劣两个字已不足以形容，可谓卑劣之至。

丁学雷不单是理论上荒谬，他所举的例子也可笑到惊人的程度。举的例子是马慕韩。丁学雷是这样写的：

周而复替马慕韩之流挂上一块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的招牌，是想把资产阶级打扮成刘少奇所说的“红色资本家”。在周而复的笔下，这种“红色资本家”，“革命”得很，不仅没有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且比工人阶级还要高明。

按照丁学雷的说法，作者真的“美化资产阶级”，罪该万死，难逃法网了。且不论小说里明明描写马慕韩站在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好，学习《共同纲领》也好，都是为了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共产党和政府进行合法斗争，至于组织星二聚餐会，他经营的工厂五毒俱全，违法所得数百亿等等，更是他具有两面性的具体表现。

丁学雷分析

让我们来看丁学雷是怎么分析的：

马慕韩野心勃勃，一心想跨上政治舞台，担任一名角色的，是这个“红色小开”；表面上冠冕堂皇，暗地里大搞五毒的，也是这个“红色小开”，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星二聚餐会，狂叫资产阶级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的，还是这个“红色小开”。马慕韩自己就明明白白地招供过：

“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办厂，就是学共产党的那一套，要跟时代走，向前看，我们的前途就更大。”

前一个丁学雷批评周而复不写马慕韩这个资产阶级分子的两面性，后一个丁学雷举的例子，却说明马慕韩的的确确有两面性，后一个丁学雷打前一个丁学雷的耳光，清脆响亮，十分有趣。

如果小说只写民族资产阶级“妥协性的一面”和“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不写它的两面性，既违背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科学分析，也失去党和政府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基础，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那倒真的应该受到批评的。这次修改再版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时候，写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和“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的地方，如说“徐义德”做了不少有利于国家的事”等等，仍然保留不动。

二曰：污蔑工人阶级。

在丁学雷奉“四人帮”之命钦赐这条罪状里，同样用的“无中生有”法和“有中变无”

法。他说：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基本矛盾中，工人阶级占支配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

你说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吗？周而复却把工人写成是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

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写成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用一面修正主义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举汤阿英例子

丁学雷主要举了汤阿英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论断。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是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说，“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沪江纱厂内部阶级斗争证明毛泽东同志论断正确。在上海解放初期，以余静为首的党支部，党员很少，力量不大，斗争经验不丰富，对付老奸巨猾的徐义德的反限制，在生产上偷工减料方面，在偷税漏税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等，虽有斗争，但不是那么有力，对徐义德的阴谋诡计也不是及时察觉，这不只是个别厂的情况，其他厂商也有类似情况，否则民族资产阶级怎么能猖狂进攻？也不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五反运动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察觉了这一情况，号召开展五反运动，这才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正如上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样。毛泽东同志还说，“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丁学雷之流就是带主观性研究问题，“随心所欲地”看问题。

丁学雷大肆笔伐小说中描写工人汤阿英阶级觉悟的过程，也就是她成长的过程，编制了几顶帽子给她和工人戴上，什么“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随心所欲地把小说歪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汤阿英是贫农的女儿，上海解放前逃到上海当工人，从贫农转为工人，对工厂的斗争她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汤阿英不是什么“中间人物”，如果她从贫农一到工厂，便成为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先进工人，那才奇怪哩！即使在工厂工作较久的工人，他们身上不可能没有旧社会的影响。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身上不是没有缺点，因此他们也不是不需要改造。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不能停止。”

这里分明指出工人阶级在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一要“改造自己”，二要“不断学习”，三要“克服自己的缺点”，而且要“永远不能停止”！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指出：“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小说里描写工人改造过程，也就是成长的过程，主要写了汤阿英的成长过程，为什么不可以，犯了“四人帮”的什么王法！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这是主观唯心主义。丁学雷之流不但带主观性研究问题，而且带片面性研究问题，不知道全面的看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工人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工人阶级有缺点，还有许多人保留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丁学雷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取其所需”，不需者，勿取；更有甚者，是曲解和阉割毛泽东思想，不是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要“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丁学雷之流狂吠这样的文艺是“污蔑工人阶级”！

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呢？

鼓吹修正主义

三曰：鼓吹修正主义路线。

这条罪状好大！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一是“五反”检查队长杨健“死保徐义德，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丁学雷之流举例子是杨健用“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死保徐义德”，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呢？“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徐义德用停薪、停伙、停工来破坏五反运动，少数工人提出来，徐义德不开伙，动员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去吃大锅饭。徐义德用三停来破坏五反运动，当然是错误的，是对抗“五反”，应该和他斗争。怎么可以动员全厂工人去他家吃大锅饭呢？第一，全厂工人怎么可以随便闯进他家？第二，他要是不同意，这个大锅饭怎么开法？第三，退一步说，即使开了一天大锅饭，厂里仍然停伙，是不是全厂工人一直在徐义德家里吃下去？第四，当时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吃三顿饭，一来一往，工厂必须停工，这对谁有利？这算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杨健当时对工人群众说：“这么一来，我们就理亏了，……我们不能用违法对待违法。”徐义德三停是违法，全厂工人闯到徐义德家里吃大锅饭，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条文有这样规定吗？这不是什么“革命行动”，杨健劝阻有什么不对？怎么谈到“扼杀”？更谈不到“死保徐义德”！倒是丁学雷之流“死保”他所谓的“革命行动”，“扼杀”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二是“身为‘五反’检查队队长的杨健进厂以后，马上就定下一个调子：‘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总之，资本家决定一切，徐义德的‘彻底坦白’，既决定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决定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成败。于是，一不放手发动群众，二不组织阶级队伍，三不要开展阶级斗争，需要的只是用苦口婆心的劝说来‘启发’资本家个人觉悟。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这算什么革命！”

任何看过小说的读者，都清清楚楚知道杨健进厂向徐义德交待了“五反”政策以后，取走了沪江纱厂的账册，就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成立新的党支部，他任书记，并成立各个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各个车间也成立“五反”机构，领导运动，积极投入对徐义德斗争。

而丁学雷之流却说不放手发动群众，不组织阶级队伍，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不是闭着眼睛胡说是什么？他无视小说中上述三个方面的描写，硬说杨健在五反运动中只有“三依靠”：

一依靠马慕韩的“自觉革命”为徐义德“坦白交待”树立了“榜样”；二依靠资本家臭老婆林宛芝的一席话；三依靠徐义德的心腹工程师韩云程、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归”

了工人阶级的“队”，冲垮了他的“防堤”。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五反运动曾有如下的指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做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杨健依靠工人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已经坦白交待自己五毒不法行为的资产阶级（如马慕韩等），资本家的家属（如林宛芝等）和工程技术财会人员（如韩云程、勇复基和郭鹏等），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孤立徐义德，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说只依靠工人阶级、不团结那些人，不孤立徐义德，不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才算是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五反运动能取得胜利吗？

杨健是说过：“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根据党的政策方针，要徐义德彻底坦白交待五毒不法行为，这样，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不是完全胜利，难道是完全“失败”了吗？怎么是“资本家决定一切”？小说所写的沪江纱厂整个五反运动明明是以杨健为首的党支部和工人决定一切，而不是徐义德决定一切。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三是：“五反工作总结大会刚结束，杨健马上向这个吸血鬼献媚讨好，迫不及待地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

在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五反运动以后，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有什么错误呢？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五反运动，只是清除私营工商业者的“五毒”，并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既然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沪江纱厂仍然属于徐义德所有，不要团结徐义德搞好生产才算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毛泽东同志指示很明确，不仅要搞好生产，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到了丁学雷的眼里，就变成“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这三条罪证连一个也站不住脚。丁学雷最“左”的言辞掩盖不了右的实质。丁学雷之流捏造的罪证，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什么“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和“鼓吹修正主义路线”这三顶大帽子只好奉还给“帽子工厂”。

丁学雷这位“帽子工厂”的小伙计，对于罗织罪名，锻炼成案是颇有研究的，不愧为“四人帮”的忠实奴才。他信口雌黄，作者没有写的可以“推求其意”，小说已经描写的，也能曲解定罪，一经“四人帮”“圣裁”、“钦定”，作者当时虽满身是口，也不得辩解。如果读者为小说讲两句真话，“四人帮”便“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乾隆：《王肇基是疯人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桑伟川同志，他写了一篇为《上海的早晨》辩护的文章，下狱七年，精神受刺激失常，慢慢才恢复健康，上班工作。他和“四人帮”的斗争，受到人们的钦佩，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东生同志，为此事写了一篇《为党的政策而斗争》的报告文学，叙述其英勇的事迹。我把它作为附录，印在后面。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真正要复辟资本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丁学雷之流和他的主子“四人帮”。

“醉翁之意不在酒”。丁学雷之流必欲置小说和作者于死地，其目的是想以《上海的早晨》为突破口，攻击的锋芒是对着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和毛泽东主席，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之一。我在《“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一文中有所论述，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文艺的春天。小说和作者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真理终于战胜了谬误，《上海的早晨》又和读者见面了。

这部小说从构思执笔，到写完改好第四部最后一行，经历了二十七个春秋。当然，这二十七年当中，因为客观原因，将近十年没有执笔。花的时间不能说少，总算完成了，我感到经过漫长征途到达终

点的愉快。

新的长征

现在，新的长征又开始了。

“四人帮”及其奴才们给亿万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远未肃清，特别是在文艺界，需要我们继续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我们要用更加辛勤的劳动和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迎接万紫千红的文艺的春天，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人物介绍

徐义德

小说中的资本家代表。全中国解放初期，他就已经准备好了3条应付的防线：上海——香港——纽约。 布置周密，进退咸宜。他在给花纱布公司化纺的棉纱里，掺入10—15%的“黄花衣”（一种次棉纱），非法牟取利润，他参加“星二聚”餐会，”密谋与纺管局对抗；他派遣走狗陶阿毛打入工会，从事一系列的破坏活动。但是，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在日益提高觉悟的广大工人面前，徐义德也时时感到一阵阵灵魂的震颤，表现出受到强大压力后的某种觉醒。在“五反”运动中，他坦白自己的罪行，给自己提出几条爱国守法的保证，在公私合营时，他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汤阿英

小说中的工人代表。她因为在旧社会，父亲欠了无力偿还的高利贷，她被压榨、被凌辱后逃到城市工厂。她虽然没有在深山“变成鬼"，但汤阿英在工厂中仍然要忍受非人的剥削和压榨。后来，在余静等人的帮助下，进步很快，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朱延年

小说中的资本家，福佑药房的经理。上海解放后，他与徐义德等人一样，以为在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温和政策下可以大捞一把，便向徐义德透支五千万元，重新开张他那在解放前倒闭的福佑药店。他用假药来非法牟利，只要自己发财，完全不顾别人死活。他具有腐蚀干部的全套经验，开始时用吹嘘自己的所谓“政治资本”以骗取信任，以后就把贿赂、美人计等伎俩，全部施展出来。在把不坚定的干部拉下水之后，他就更加肆无忌惮的牟取非法利润。他自己无耻地把他的福佑药房称为“干部思想改造所”，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不法资本家。

马慕韩

小说中的资本家，民建上海分会的常务委员、工商联的执行委员，市政协的委员，是资产阶级当中的比较进步的人物。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出来两年后就继承了父亲的一笔十万纱绽的现代化的纱厂的遗产。他办厂的目的和别人不同，是为了跨上政治舞台，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服务的。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教育下，他比一般资本家进步快一点。空闲的时间，他回到家里就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但是，他的“拥护政府的号召和措施”又“有一定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在会上站起来代表工商界发言”，他的学习党的政策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便于同政府和工人进行合法的斗争”。

潘信诚

小说中的棉纺业前辈，老成持重。旧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使他深受其害，他对中国共产党赶走帝国主义列强是称赞的，但对待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也是心怀不满。

余静

小说中的工人，杨健的妻子。她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逐渐成熟，公私合营改造成功后，她成为纱厂的公方代表，并与杨健结为夫妻。

杨健

小说中的长宁区委统战部部长队长。他带领检查队进驻沪江纱厂。在检查队的领导下，他与徐义德展开斗争，最终揭发徐义德的“五毒”不法行为，公私合营的社会改造成功后，他与余静结为夫妻。

作品鉴赏

内容鉴赏

上海的早晨书籍

1949年春，上海刚刚解放。资本家们惶恐不安。沪江纱厂的总经理徐义德亦是优心忡忡。早在解放军还未攻打上海的时候，这位人称“铁算盘”的徐义德就想好了上海呆不住便去香港、乃至去纽约的退路。上海的解放使他动了去香港经营产业的念头。他用在上海解放前夕运到香港的六千纱锭，在香港开办了新厂，又将现有棉纱偷运出沪，换外币存到香港、纽约的银行，并把儿子送到香港读书。然而他终于没有走，他放不下在沪的家产。为了自身利益，他处心积虑地与共产党和人民政权对抗着。一方面，他让心腹——沪江纱厂的副厂长梅佐贤，收买了国民党潜伏特务陶阿毛，打进工会，为他通风报信，应付共产党；另一方面，又通过梅佐贤贿赂税局驻厂干部，窃取国家经济情报，牟取暴利，在生产上，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大发不法之财。共产党的到来，并没断绝资本家的财路。经济的不断发展，又膨胀了徐义德的政治野心。为了挤进上海工商界上层聚集的“星二聚餐会”，他不惜一切手段。不仅自己与交际花、棉纺工会委员、工商业巨头史步云的表妹江菊霞无耻勾搭，甚至还利用自己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做诱饵，紧紧抓住工商界红人冯永祥。挤进“星二聚餐会”后，徐义德结识了一批工商界显要，有马慕韩、潘信诚等。马慕韩刚从大学毕业，继承父亲的财产，成为一个大纱厂的拥有者。他年轻气盛有远大的个人抱负；他有一定进步思想，但更有自私的本质。潘信诚是棉纺业前辈，老成持重。旧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使他深受其害，对共产党赶走帝国主义列强，他是称赞的，但对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政策也是心怀不满。事实上，“星二聚餐会”便是这样一些资本家对付共产党的参谋部。徐义德为了扩大在“星二聚餐会”的势力，又将他二姨太的弟弟朱延年拉了进来。朱延年是位药品投机商，上海解放后，他与徐义德等人一样，以为在共产党对资本家的温和政策下可以大捞一把，便向徐义德透支五千万元，重新开张他那在解放前倒闭的福佑药店。他对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敌视态度是十分顽固的。他惟利是图，虚伪奸恶，他以威逼利诱等手段，将从苏北来购药的张科长拉下水，骗取钱款后拖延付药；他还配制假 947药，甚至将过期失效药品卖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他与刘蕙蕙结婚，是为了她的钱财，福佑垮台后，便将她抛弃。他比徐义德等资本家有着更为险恶的本质。

作品主题

《上海的早晨》是一部全景式书写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民族资本家徐义德为主人公，真实地反映出1950年代前期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通过描写纱厂工人汤阿英逃离农村进上海当工人和仍在农村的父亲、弟弟一家人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工人与农民的血肉联系；通过地主朱慕堂与资本家徐义德、朱延年的亲戚关系 , 反映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血缘关系。小说从阶级关系、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工商业的局限性等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和曲折性，展示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命运。

艺术特色

《上海的早晨》中出现了大量城市景观的描写和日常生活的描述，小说中现代的上海主要是靠物质的堆积性描述呈现出来的，这种描写并非是为了表现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而是为了渲染城市这个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大染缸。日常生活的描写也只是侧重表现出资产阶级生活的奢靡与混乱。小说中城市景观与反面人物角色往往是被捆绑在一起的。

小说描写的城市人主要是资本家和工人。从小说中可以看到大量对豪华布景事无巨细的客观描述 ，对资本家衣着用度的渲染，这些资本家群体的基本面貌是相似的，主要特征都是钻营投机、自私自利，在 “三反五反”中都表现出观望、犹疑、担忧甚至恐惧的态度。作者对城市资产阶级本质特征的塑造仍延续以往所塑造的地主阶级的为富不仁、残暴、自私等模式化特征。

小说在城市空间展示和城市人物群体的塑造上的确具有丰富性。庞杂的资产阶级人物群体被作为塑造主体，城市意象的密集呈现，城市空间的突破，日常生活的回归等，但小说虽以城市为背景，以资产阶级为塑造主体，但是作品的书写其实是缺少城市意识的，依然沿用的是乡村意识。

作品影响

衍生作品

1988年11月下旬，改编自小说的同名电视剧《上海的早晨》在上海电视台正式播出。

作品评价

作家、文学教授王西彦：《上海的早晨》所描写的是一个巨大的题材反映的生活面很广泛。出现的人物也很多，而且包括各阶层。作者在人物刻画上付出很大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达到了一定的成就，就像我们在前面所谈的那样。不过，使我们感到不足的是，在这些人物身上，总得缺少属于个人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体现了一定的阶级共性，每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却不够鲜明、突出。

作家阎纲：这部作品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刻画出代表资产阶级人物一一徐义德的鲜明形象，真实生动，富于生活气息。作者对于坦白的前后处于各种复杂关系中徐义德矛盾的心情，描写得十分细致，显示出老作家的创作才能。而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具体地看到了一些大资本家的生活特点。

获得荣誉

获奖时间

获得奖项

2019年9月23日

《上海的早晨》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作者简介

周而复（1914～2004）现、当代作家。原名周祖式，笔名吴疑、荀寰等。原籍安徽旌德，生于南京。1933年考入

上海的早晨作者

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后创作诗和小说，合编《文学丛报》和《小说家》月刊。1938年大学毕业后在延安、重庆等地作文艺和编辑工作。1946年任新华社特派员赴华北、东北等地采访。同年去香港，主编《北方文丛》、编辑《小说》月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他的创作成就是在小说方面，反映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现实生活。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以充沛的激情刻画了白求恩大夫崇高的形象，生动感人。

代表作《上海的早晨》（4部）以改造民族工商业者为题材，塑造了各具个性的资本家形象，规模宏大，构思严谨，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

他还著有小说集《春荒》、《高原短曲》、《山谷里的春天》，中篇小说《西流水的孩子们》，长篇小说《燕宿崖》，以抗日为题村的6部系列长篇《长城万里图》，散文报告集《诺尔曼·白求恩断片》、《晋察冀行》，诗集《夜行集》，散文集《歼灭》、《北望楼杂文》、《怀念集》，评论集《新的起点》、《文学的探索》等。后出国，长居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