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綍代表作品 中国著名医派

中国著名医派？

一、医经学派】

以研究古代医学的基础理论为主，古代记载的医经有七家，但是仅有《黄帝内经》流传下来，对《黄帝内经》的研究也就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医经学派的著名人物和代表作品有扁鹊和《难经》、华佗和《中藏经》、皇甫谧和《针灸甲乙经》、全元起和《内经训解》、杨上善和《太素》、王冰和《素问注释》、吴琨和《素问吴注》、张介宾和《类经》等。

【二、经方学派】

“经方”即经验方，宋代以后因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被尊为经典著作，所以“经方”就用来专指《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的“经典方”。经方学派明清最盛，代表人物有方有执、柯琴、徐大椿、喻嘉言、张锡驹等。主要典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古今录验》、《近效方》、《崔氏方》、葛洪《肘后方》、孙思邈《千金方》、《外台秘要》等。

【三、伤寒学派】

专门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和《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伤寒论的一部分，形成于晋代，绵延至清代，著名人物有王叔和、孙思邈、巢元方、王焘、庞安时、常器之、郭雍等。主要典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庞安时撰《伤寒总病论》、许叔微《伤寒百证歌》、《伤寒九十论》、《伤寒发微论》、郭雍《伤寒补亡论》等。

【四、河间学派】

亦称寒凉派，由“金元四大家之首”金代河间著名医家刘完素开创，以阐发火热病机为中心内容，擅长运用寒凉的治疗手法。河间学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攻邪学派和丹溪学派，又是温病学派产生的先导，是中医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学派之一。河间学派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师承授受关系，自刘完素创火热论之后，承袭其术者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亲炙其学者，有穆大黄、穆子昭、董系、马宗素、荆山浮屠等。主要典籍：《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三消论》、《保童秘要》、《素问药注》、《刘河间医学》。

【五、攻邪学派】

亦称攻下派，以“金元四大家”金代张从正为代表，强调“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的学术思想，在继承了河间学派善用寒凉的特点之外，又发展出了用汗、吐、下来驱邪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影响到后来的温病学派。主要典籍：《张子和心镜》（又名《伤寒心镜》）。

【六、滋阴学派】

亦称养阴派、丹溪学派，以元代朱震亨为代表，因其家乡有一条溪流叫作丹溪，所以人们称之为丹溪先生。朱震亨是河间学派刘完素的第三代弟子，继承河间学派的同时，在医学理论上把外感火热引向内伤火热，主在阐发滋阴降火。朱震亨之后，丹溪学派中最有成就的人物为戴思恭、王履、王纶和徐彦纯。主要典籍：《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等。

【七、易水学派】

创始人为金代易州人张元素，以研究脏腑病机为中心，在诊断和治疗脏腑病症方面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也为温补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张元素的弟子李杲和王好古继之成为易水学派的中坚人物。

附：补土学派

也称脾胃派。该派由”金元四大家”李东垣（李杲）创立。李东恒创立《脾胃论》学说，认为脾胃是水谷气血之海，后天之本，虚则百病丛生，主张疾病由补脾胃，从脾胃着手论治。其代表人物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李杲以各种致病因素最易耗伤人体元气，提出了“内伤学说”。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他根据《内经》关于四时皆以养胃气为本的理论，治疗上强调调理脾胃、升提中气，自制补中益气汤等新方剂。由于他善于用温补的方法调理脾胃，后世称以他为代表的学术流派为补土派。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活法机要》、《医学发明》等。

【八、温补学派】

形成于明代，薛已（薛立斋）是此派的先导，主要人物有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等。这一学派以研究脾肾及命门水火的生理特性及其病理变化为中心内容，进一步发展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主要典籍：薛已《外科枢要》、《内科摘要》、《女科撮要》、《疠疡机要》、《正体类要》、《口齿类要》等。

【九、温病学派】

创始人吴有性，又称为“瘟疫学派”，为吴门医派主流，它是由伤寒学派与河间学派所派生，以研究和治疗温热病而著称。清代中晚期，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王孟英等温热学派的代表人物创建了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的理论，为中医学理论的丰富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典籍：吴有性著《瘟疫论》（1642）、叶天士著《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未刻本叶氏医案》，吴鞠通《温病条辨》、薛生白著《湿热条辨》

【十、汇通学派】

明末清初开始出现，持中西医会合融通的观点，代表者有汪昂、金正希、王学权、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这一学派开启了现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主要典籍：唐宗海著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1884)，邓玉函编译的《人身说概》。

王羲之&王献之，谁写的小楷更好？

大王与小王的小楷各具特色，王羲之的字似成熟持重的“中年大叔”，而王献之的字如年轻帅气的“小鲜肉”，各有自己的“超级粉丝团”。

“袒腹东床”的逸少王羲之，青年时也曾不拘小节，但随着阅历的增长，逐渐长袖善舞，成熟稳重。

他的字如同历经磨炼后的江左绅士，执一柄折扇，临风而立，气度非凡。

他在用笔上，简化了钟繇书法中带有隶意向翻挑笔法，结体上增加了欹侧变化，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今体”新面貌。

他的字如同年轻、英俊、活力四射的帅气男孩，长相俊美，身材健硕，一出场，就会引起少男少女的尖叫。

十三行点画清劲，结字萧散，体势奇宕，墨彩飞动，尤其是其章法，如满天繁星，参差错落，开创了极富魅力的“雨夹雪布局”。

“小鲜肉”有年轻人的朝气，“中年大叔”有成年人的稳重，二者都是人的一生中不可缺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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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朔画像赞局部）

什么是金瓶掣签？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佛教自公元7 世纪从中原和印度传到吐蕃，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民间宗教苯教的斗争和相互融合吸收，逐渐形成和发展为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是藏传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和佛教其他流派的特有的传承方式。

这种传承方式把佛教的基本教义、仪轨和政教上层错综复杂的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协调起来，解决了宗教首领的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力的传承和延续问题。活佛转世制度相沿既久，到清朝康雍乾时期已流弊丛生，需要由朝廷制定颁布相应的法规加以整饬。金瓶掣签制度，则是乾隆皇帝为进一步完善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我们知道，西藏自形成活佛转世制度以来，到乾隆年间已有500 多年的历史，并且已形成了比较完善和系统的体制，可是乾隆为什么会在1792 年要实行这一改革呢? 此事还得从沙玛尔巴活佛叛国一案说起。

1、沙玛尔巴活佛叛国案

早在1788年，居住在西藏日喀则聂拉木边境南端的廓尔喀人就开始侵扰西藏边境。1788 年以后，一个自称为是廓尔喀国的国王拉特纳巴都尔，派兵 2000 余人突然侵入西藏，他的理由是聂拉木边境的西藏税务官增加了对廓尔喀商人的税收数目。很快这支来自喜马拉雅南麓的异族人攻占了济咙、聂拉木等三个宗，并围困胁噶宗。

八世达赖降白嘉措和驻藏大臣庆麟向乾隆皇帝上奏告急，很快一支由 3000 人组成的满汉部队踏着高原的冰雪到达了拉萨。

然而这支远道而来的清军队伍的首领理藩院侍郎巴忠却没有再命令他的军队西进，而是只派噶伦丹津班珠尔前往聂拉木议和，秘密答应每年由西藏赔偿廓尔喀人元宝 300 锭，合银两 9600 两，并私下给了对方一张字据，廓尔喀人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他们占领的土地。尽管八世达赖和噶厦政府都不同意这样做，但巴忠和他的另外两名军官却为了将就了事，贪功邀赏，向乾隆报告说已将失地收复，准备凯旋。

一年以后，廓尔喀人拿着那张字据讨取赔偿来了。达赖和噶厦地方政府无意支付。1791 年7 月，廓尔喀人重新占领了聂拉木和济咙宗，抓走了噶伦丹津班珠尔，并一直打到日喀则和扎什伦布寺。要不是驻藏大臣保泰在慌忙之中提前把七世班禅移到拉萨，这场灾难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当时八世达赖的弟弟正好在北京，经军机大臣询问，才将巴忠等人调停贿和的情况告诉了乾隆皇帝。此时巴忠随皇帝正在避暑山庄承德。听到这个消息，畏罪跳湖自杀。巴忠虽然死了，但促使这次廓尔喀入侵西藏的真正帮凶却是噶举派噶玛巴第十世红帽法王沙玛尔巴。据藏文史料记载, 六世班禅有弟兄三人，一个是当时扎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仲巴呼图克图（活佛)，掌管扎什伦布寺的政教大权。而另一个就是沙玛尔巴，法名确珠嘉措。

1777 年，六世班禅由西藏到达青海，第二年又由内蒙古到达热河承德避暑山庄，为乾隆帝 70 大寿祝寿，沿途获得蒙藏僧俗群众供奉的金银财宝和牛羊马匹不可胜数。当六世班禅在北京圆寂后，这些财产都由仲巴活佛运回西藏，除将一部分牛羊马匹交给扎什伦布寺外，其他珍宝全部占为己有。沙玛尔巴因属不同教派，没有得到分文。为此十分愤怒，遂萌发了投靠廓尔喀人的念头。

1784 年，沙玛尔巴到达加德满都后，将西藏防务空虚，扎什伦布寺财富甚多等情况告诉了廓尔喀王，竭力怂恿他出兵西藏，抢夺扎什伦布寺财宝。

1791 年，廓尔喀人直扑扎什伦布寺时，事先仲巴活佛已得到消息，携带贵重之物弃寺逃之夭夭。这时七世班禅也已移驻拉萨，全寺无首人心惶惶，只好降神占卜，卜曰：十日不可与贼拒战。于是寺僧四散。

这时驻藏大臣保泰和雅满泰在惊慌中竟奏乾隆帝要将达赖和班禅移到泰宁。清高宗见两位驻藏大臣竟是无能之辈，如此心慌胆落，一怒之下，将他们革职。1792 年，嘉勇公福康安为大将军，超勇公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兵 17000 余名收复了所有的失地，廓尔喀人投降，沙玛尔巴服毒自杀。战争结束后，遵照乾隆皇帝的命令查抄了沙玛尔巴主持的寺院并不准其转世。

2、乾隆初创金瓶掣签制度

就在这一年，福康安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与达赖和班禅两方面的重要僧俗官员，共同研究，议定了《二十九条钦定章程》，并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就在这个章程的第一条中，乾隆帝提出了金瓶掣签认定达赖、班禅及其他活佛之转世灵童的制度：

关于寻找活佛和呼图克图的灵童问题，依照藏人例俗，确认灵童必须问卜于四大护法，这样就难免发生弊端。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正式确认，假如找到的灵童仅只一名，亦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和一个没有名字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假若抽出没有名字的签牌，就不能认定已寻得的儿童，而要另外寻找。

达赖和班禅额尔德尼像父子一样，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这些都是大皇帝为了黄教的兴隆，和不使护法弄假作弊。这个金瓶常放在宗喀巴佛像前，需要保护净法，并进行供养。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乾隆皇帝当时之所以要这样做，其原因主要是看到六世班禅、扎什伦布寺的札萨喇嘛仲巴呼图克图、噶举派噶玛巴第十世红帽活佛沙玛尔巴都出自一家, 而且都是通过“降神问卜”寻访认定的，其中必有串通作弊的事情，所以才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

乾隆皇帝的想法很清楚，拉穆降神一不可信，二易被人操纵，必须改革。但他并不是急于行事，而是先礼后兵，让福康安亲自面试拉穆护法神的法力，然后再视其结果具体处理，从这些方面看，乾隆帝的考虑是很有道理的，西藏自佛教传入以后，到乾隆帝执政时，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而独特的活佛转世制度就是产生于这块独特的佛教文化土壤，并且经过 500 多年发展，已经系统化、固定化和理论化，人们基于自己的信仰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护法神和活佛转世制度本身。

现在一下要完全冲破这个传统是不现实的，再说乾隆帝也没有亲眼见过拉穆护法的降神，真伪如何他也把握不准，只能根据福康安进行面试再酌情沿袭旧制或实行金瓶掣签。基于福康安面试的结果以及拉穆吹忠四大护法存在假托神话、弄虚作假的实际情况，乾隆皇帝在谕示中明确指示，今后指定转世灵童，不准拉穆吹忠等人插手，完全由金瓶掣签最后决定。

于是，他决定制造两个金瓶，一个放置在北京雍和宫，供蒙古藏传佛教活佛“转世”认定使用，另一个放在拉萨的大昭寺，供西藏及青海、西康等地认定转世灵童时使用。

1792 年（乾隆五十七年）9 月，乾隆帝特派御前侍卫惠伦等人把金奔巴瓶送往拉萨。据福康安的奏折看，御前侍卫惠伦、乾清门侍卫阿尔塔锡等，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 11 月 20日护送金奔巴瓶到达拉萨，福康安率领清官及济隆呼图克图、各寺的活佛和大喇嘛、噶伦等前往迎接，这一天，八世达赖降白嘉措为感谢乾隆帝的圣恩，也提前离开布达拉宫，在大昭寺恭候。

当迎接金瓶的队伍来到大昭寺后，达赖特派喇嘛等执香花幡幢在前引路，福康安与惠伦等恭送金奔巴瓶在大昭寺佛楼上的宗喀巴佛像前，敬谨供奉，随后，达赖率领僧众顶礼赞颂，极为虔诚严肃。

由于“金瓶掣签”的制度得到了像八世达赖等西藏广大僧俗的拥护和支持，很快就开始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及蒙古地区实行。但是，从灵童转世方向的确认，到观看圣湖显影等方面，护法神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执行“金瓶掣签”制度过程中还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

但是，不管怎么说,“金瓶掣签”制度毕竟成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尽管西藏历史上，也有一些达赖或者班禅“转世灵童”的认定，是免予掣签的。但免与不免的决定权，仍在清朝中央，仍在清朝皇帝，到了民国时期，也依然如此，决定权仍在中央政府。

西藏历史上，第一个被免予金瓶掣签的是九世达赖；第一个经金瓶掣签认定的是十世达赖。

1804 年8月18日，曾亲自在大昭寺迎接金奔巴瓶的八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圆寂，而他的转世灵童也将首次用金瓶来决定。但是，七世班禅、摄政济隆呼图克图、三大寺代表、全体噶伦等领衔，请驻藏大臣玉宁写了一道奏折转呈嘉庆皇帝。内容是邓柯灵童，确系第八世达赖的转世，请求免予“金瓶掣签”。驻藏大臣也向嘉庆帝奏称，经过种种核验，实系第八世达赖复出无疑，请求“俯允所请，免其入瓶掣定”。嘉庆帝批准了这一请求。但是，为了不让西藏和其他藏区以此为例，事后，他又下了一道谕旨说：

从前指称呼毕勒罕出世，率多牵强附会，或仅小著灵验，不足凭信。仰蒙高宗纯皇帝特赏金奔巴瓶，饬令书名封贮，诵经签掣，以防弊混。今达赖甫逾二岁，异常聪慧，早悟前生，似此信而有证，洵为从来所未有。设当高宗纯皇帝时，亦必立沛恩施，无须复令贮瓶签掣。但此系仅见之事，且征验确凿，毫无疑义，嗣后自应仍照旧章，不得援以为例。

嘉庆帝的意思很清楚，金瓶掣签是先帝所立，这个规章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各地都如法炮制，请示免予掣签，这项重大的活佛制度改革就会遇到困难。果然，九世达赖圆寂后，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

1815 年2月11日，年仅11 岁的九世达赖隆朵嘉措突然在布达拉宫暴亡。嘉庆帝下令一面寻访转世灵童，一面由掌办商上事务的第穆呼图克图任摄政。对九世达赖的去世，嘉庆感到非常意外和懊悔。当时因为驻藏大臣奏称九世达赖经过种种“征验”,确为第八世达赖“转世”，嘉庆帝才免予掣签的，可是“如果所称征验，俱属确实，自应长久住世，宣扬黄教，何以不能永年?可见前次玉宁所奏，多有不实，朕一时轻信，至今犹以为悔”。

由于西藏在十世达赖转世的问题上又请“免予掣签”，嘉庆帝立刻谕示驻藏大臣玉宁、珂实克二人“不先加驳回，实属错误,均著传旨申饬”。指示十世达赖转世灵童的认定必须经过“金瓶掣签”的手续，才能认定。

据藏文史料记载，噶厦和三大寺的代表在今天的四川藏区找到了三个“灵童”。这时嘉庆皇帝已经去世，道光皇帝继位。这位皇帝比起嘉庆帝来，更加坚定地执行了乾隆皇帝制定的金瓶掣签制度。

1822 年1月15日，根据道光皇帝的命令，七世班禅专程从扎什伦布寺赶到拉萨主持十世达赖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仪式。掣签仪式在布达拉宫的皇帝牌位前举行。此前，三名“灵童”都住在聂塘寺，驻藏大臣文干和帮办大臣保昌与七世班禅共同决定，由摄政、七世班禅、驻藏大臣等亲赴聂塘寺，将三名“灵童”带到布达拉宫。掣签仪式由驻藏大臣文干和帮办大臣保昌亲自主持。

结果抽出西康理塘生的小孩为十世达赖，他就是西藏第一位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的达赖楚臣嘉措。此外，经金瓶掣签认定的还有十一世和十二世达赖。

一般情况下，驻藏大臣、帮办大臣、达赖或班禅、摄政等进门后，先要按职位或者是传统的习惯依次入座，随后是近侍献清茶和酥油茶。当这项传统的礼节结束后，开始当众核对入掣象牙签上用满文、蒙文和藏文写的“灵童”的名字、生年，然后送给达赖或班禅复看后，又让每位“灵童”的家人跪看牙签的名字、年岁有无错误。

当一切都准确无误后，用黄纸包好，供在瓶前。这时，喇嘛们开始念经，等诵经仪式结束后，帮办大臣来到金瓶前，跪下叩首三次，然后，用双手将牙签举过头顶放入金瓶内，再用手旋转两圈，盖好金瓶盖，起立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

这时，喇嘛们又开始念经。念经仪式结束后，驻藏大臣走到金瓶前，也跪下叩首三次，然后跪着打开金瓶盖，用手旋转多次，掣出象牙签一支。此时在左边侍立的帮办大臣，打开黄纸，当众宣看。被认定为转世灵童的家庭人员在跪听掣签结果后，一般还要观看象牙签，然后再送给达赖或班禅审看，再将签供在金瓶前。剩下的没有掣中的象牙签此时也要从瓶中抽出，给在座的官员和高僧观看，最后这些“灵童”的家庭成员也要被召进观看，除去疑义，并用纸擦去。金瓶掣签仪式就此全部结束。

综上所述，自乾隆帝制定金瓶掣签制度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 100 多年中，除九世和十三世达赖是作为特例免予掣签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和八世、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都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

据清理藩院秘档，到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 年)，据不完全统计，仅西藏地区就有 39 位主要活佛转世系统（含达赖、班禅系统）的灵童举行过金瓶掣签。这些灵童涉及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等。

确定达赖、班禅转世呼毕勒罕的金瓶掣签的程序和仪式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

1. 在清朝皇帝任命的摄政活佛或总管扎什伦布寺事务的扎萨克喇嘛主持寻访灵童后，由摄政召集僧俗官员会议，确定三名（或两名、四名）呼毕勒罕候选人，将详细情形向驻藏大臣禀报，请示转奏皇帝批准举行金瓶掣签。

2. 在皇帝御批同意后，将确定的呼毕勒罕候选人及其亲属和师傅等接到拉萨，并经驻藏大臣和摄政、各大呼图克图看验,认为确有灵异后，方能举行掣签。

3. 在掣签前将金本巴瓶从大昭寺迎到布达拉宫供有乾隆皇帝的僧装画像（圣容）和皇帝万岁牌位的萨松南杰殿，由大呼图克图率三大寺及布达拉宫南杰扎仓僧众（确定班禅转世呼毕勒罕时还有扎什伦布寺僧人）诵经祈祷七天或九天。

4. 掣签之日，驻藏大臣和各大呼图克图、僧俗官员集会，用满文和藏文书写名签，核对无误后，由一名驻藏大臣封签（用黄纸包裹），放入金瓶中。

5.由在场的呼图克图及高僧等诵咒祈祷，由另一名驻藏大臣摇动金瓶，然后掣出一签，当众宣读掣中者名字，并交给在场藏汉官员传阅，然后还要取出未掣中的名签传阅，以示书写掣出的名签真实无欺。掣签后即派人去呼毕勒罕住处报信祝贺。

6. 掣签的情形和结果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得到皇帝批准后，向呼毕勒罕宣读圣旨，才算完成金瓶掣签的全部程序。

7. 在皇帝批准和派大员主持下举行坐床典礼（达赖在布达拉宫、班禅额尔德尼在扎什伦布寺)，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继位事务才最后结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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