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爱国华侨？
抗日战争时期，华侨们不予余力地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的独立和自由，慷慨解囊、四处奔走，不惜付出更多，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司徒美堂（1868-1955）
司徒美堂，原名司徒羡意，字基赞，广东开平人，中国洪门致公党创始人。
司徒美堂早年家里贫困，给人当杂工为生，1880年，他前往美国谋生，先是在食馆当厨工，期间加入三藩市洪门致公堂。1894年，他在波士顿组织起安良堂，成员最大规模时发展到了2万多人。该堂的法律顾问还是后来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
1904年，司徒美堂结识孙中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7年，为支持抗日战争，他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后为抗战总计募集到了330万美元。1949年，司徒美堂来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参与了开国大典。1955年，司徒美堂在北京去世。
陈嘉庚（1874-1961）
陈嘉庚，原名陈甲庚，福建泉州人，爱国华侨领袖、知名企业家、社会活动家。
1891年，陈嘉庚跟随家人前往新加坡谋生，1904年后，他创建菠萝罐头厂以及自营谦益米店，并开始经营橡胶产业，后成为当地知名的橡胶大王。1910年，陈嘉庚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被推举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协理。
辛亥革命时期，陈嘉庚积极筹钱支持孙中山革命，并创办了集美中学、集美师范学校、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厦门大学。抗日战争时期，陈嘉庚也是尽心尽力为国内抗战募捐。1949年，陈嘉庚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1961年，陈嘉庚在北京逝世。
侯西反（1883-1944）
侯西反，福建南安人，26岁时移居到新加坡，从小职员做起，后出任亚洲保险公司副经理、中华总商会董事等职。1939年，侯西反受奸商诬告，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到国内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行动，出任西南运输处主任委员。
1944年，侯西反因飞机失事，在昆明遇难。
符致逢（1898-1975）
符致逢，海南省文昌人，早年在叔父开办的德国神农药房当伙计，后前往新加坡谋生，成为当地的知名富商。1938年，符致逢出任香港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宣传部长，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
1954年，符致逢为家乡捐建小学，1959年，出任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华侨代表。1963年，他又出任了琼联会名誉会长，于1975年逝世。
王兆松（1875-1955）
王兆松，海南文昌人，出身贫困，早年前往马来西亚谋生，做过捞虾员、冰块推销员。逐渐积累起资本后，王兆松将业务扩展到房产、橡胶、锡矿、酒店等各个行业，成为当地的知名企业家。
抗日战争时期，王兆松联合其他琼崖华侨积极捐资，支持国内抗日战争，期间他还积极捐款建设了家乡的多所学校。1955年，王兆松在吉隆坡逝世。
陈庆嘉（1914-1985）
陈庆嘉，涵江区后郭村人，1934年前往新加坡谋生，起初在当地的学校任教，出任过印尼苏门答腊岛望加丽埠中华学校的副校长，后转为经商，在雅加达成立了维多利贸易有限公司，主营汽车机件。
陈庆嘉积极支持祖国建设事业，多次筹建学校、医院，新中国成立以后，多次回到国内，协助各项建设，于1985年逝世。
李清泉（1888-1940）
李清泉，原名回全，福建省晋江人，从他的祖父年代开始，他家就已经在菲律宾谋生，是当地富商。父亲死后，李清泉开始从事木材经营，创办了“成美木业公司”，之后成为菲律宾的知名富商。
李清泉一直以来关注着国内的局势，曾受国民政府邀请，出任了财政部和实业部顾问。抗日战争时期，他又积极支持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捐款，并发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因为积劳成疾，导致病情恶化，李清泉于1940年在美国医院因医治无效逝世。
陈芳明
陈芳明，福建省安溪人，1938年跟随家人前往马来西亚谋生，后来移居到泰国。他在泰国创立了制冰厂、吹塑厂和塑料制管厂，在泰南地区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陈芳明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对于家乡的教育文化发展尤其关心，出资出力，筹建了多所学校与医院，对国家他更是念念不忘，即使在国外生活70多年依然保持着中国国籍。
陈寄虚
陈寄虚，原名陈毓廪，广东梅州人，早年前往泰国谋生， 后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参加过讨袁的二次革命，失利后，再次前往泰国从事商务活动。1933年，陈寄虚以海外华侨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临时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时期，陈寄虚回到国内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后又返回泰国组织“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筹集资金，后因积极宣传抗日而被驱逐。1943年，陈寄虚被安排到华侨接待所工作，出任主任职务，安置了大批海外难侨。
庄西言（1885-1965）
庄西言，又名西园，号西元，福建南靖人，1904年前往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谋生，先是在旅店中做小伙计，逐步积累，创立起“三美公司”，成为当地知名富商。抗日战争时期，庄西言联合其他华侨积极发起捐资救国活动。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以后，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庄西言与李清泉出任副主席。日本占领新加坡后，陈嘉庚避难巴城，庄西言积极维护因而受到日军的抓捕，被关押了3年，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释放。1965年，庄西言在香港逝世。
黄仲涵（1866-1924）
黄仲涵，字泰源，福建同安人，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早年协助父亲经营家族事业商行“建源栈”，几经发展后，成为知名的“印尼糖王”。
黄仲涵是热心的爱国人士，为辛亥革命捐款5万荷盾，为云南蔡锷护国军捐款2.5万荷盾，于1924年在新加坡逝世。
徐四民（1914-2007）
徐四民，出生于缅甸仰光，1936年回到福建厦门，，就读于厦门大学。之后，他曾创办《镜报》月刊，出任《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是知名的报人。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回到仰光，积极筹办《新仰光报》，参与抗日活动。
1949年，徐四民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4年他又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回归后，他又出任了港事顾问、香港特区预委会及筹委会委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获得过大紫荆勋章，于2007年在香港逝世。
陈六使（1897-1972）
陈六使，福建省同安人，早年在集美小学读书，1916年前往新加坡谋生，曾在陈嘉庚所属的企业工作。1923年，陈六使创设联和橡胶公司，从事橡胶事业，逐渐发展成为巨商。
1937年，陈嘉庚组织新加坡筹赈会，陈六使被推举为新加坡区代表。抗日战争时期，陈六使多次筹资捐款，支持抗日事业。战后，积极发展事业的同时，他还倡议和创办了南洋大学。1972年，陈六使在新加坡逝世。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费人：菊花茶
菊花茶，本名郑良，网名菊花茶163，天涯新浪论坛知名历史作家，资深三国控。曾发表过《华山论剑》、《历史原来是这样的》、《三国往事越千年之建安十三年》、《快意恩仇的人生》、《祸起萧墙》等文集。
陈嘉庚是一个怎样的人？
陈嘉庚是一个爱国华侨，也是一个爱国企业家，为抗战筹了许多资金，做出来巨大贡献，还捐资建立了厦门大学！
08年北京申奥的功臣？
2001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中国申奥成功时，40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庆祝，热泪盈眶，欢呼雀跃，盛况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之所以能够申奥成功，离不开一个人的巨大贡献——那就是香港爱国企业家霍英东。
霍英东的一生非常具有传奇色彩：他7岁丧父，从一个铲煤工做起，仅用10年的时间，就一手创办起自己的产业，成为香港名列前茅的大富豪。
在澳门，他曾出资300万修建澳门码头，又疏通了航道，大大推动了澳门的经济发展，他曾说：“没有我，澳门的一切都是虚的。”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他为了救国打破禁运，不惜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交恶。
而他和中国奥运的情结，还要从30多年前的1亿斥资开始说起。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热爱体育的霍英东迫不及待飞到北京参观，在这之前，他已经捐出1个亿建造亚运村里的“英东游泳馆”，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游泳馆。
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用来接待外宾的高级酒店。霍英东见状又出资2.3亿，建起“贵宾楼”酒店，帮助北京配合亚运会的举行，专门接待重要外宾。
后来看到亚运会成功举办，霍英东激动的心情自然溢于言表，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梦想终于成了现实》来抒发自己的喜悦。与此同时，他心里想办奥运会的念头就更加强烈。
而彼时90年代的中国，经济刚刚开始复苏，如果能在这个时候承办奥运会，对国家的精神面貌、国际地位、经济水平等等都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霍英东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他对中国承办奥运会的实力非常有信心：“1990年亚运会期间，我特别留意，14天里没发生任何事。那时，整个北京很有秩序、很清洁，很有礼貌，来宾反映也很不错。”
1991年，北京正式宣布中国将申办2000年的奥运会。彼时已经68岁的霍英东，一点都不准备养老，他精力满满的开始为了北京申奥在国际上到处奔走。
霍英东和时任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多年的好友，每次萨马兰奇的夫人来香港，都是长子霍震霆和朱玲玲夫妇二人接待，两家私交非常好。
他利用自己的名望，又带上英文好的长子霍震霆，跟国际奥委会来来回回过了不少招。
当时除了口头上的游说，霍英东还给出了真金白银的承诺，比如答应捐钱给非洲建立一个体育基金会。他还以中国的名义捐了100万美元给国际奥委会，帮助他们建立奥林匹克博物馆。
他甚至开始规划等北京申奥成功，自己要做哪些事：他准备拿出10亿建一个奥运会主会场，还想申请把马术、帆船等项目放到香港来举办，让香港人民也能增强和祖国的参与感。
1993年，奥林匹克博物馆开幕，特地请来霍英东参观。
当时场馆中央有一座大理石墙，刻着捐赠超过100万美元的捐赠者名字，其他的都是公司名字，唯一的一个奥委会名字就是“中国奥委会”，而背后实际的捐赠者是霍英东。
为了表彰他的特别贡献，萨马兰奇还将一支奥林匹克火炬赠送给他。活动结束后，霍英东没有返回香港，而是第一时间飞去北京，把这支火炬转赠给了北京市长。当时，他兴奋地说：“萨马兰奇把这支火炬送给我，这就是北京成功的征兆！”
霍英东平时非常严肃，不苟言笑，但只要提到和奥运相关的事，他总是喜笑颜开的。这段等待结果宣布的时间，他和每一位中国人一样，充满期待，也忍不住紧张。
霍英东还提前买好了香港所有报纸的刊位，等着结果一宣布，就全部一齐发送祝贺中国申奥成功的新闻。
在公布申奥结果的那天，霍英东特意飞到会议举办地摩洛哥等待结果。
他还提前和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打了招呼，让他们在陪萨马兰奇进场宣布结果的时候，如果成功了，就笑容轻松一些。
“结果当时他们的表情都有些闷闷不乐，我就猜想，可能输了。”
1993年9月23日凌晨3点，结果揭晓，北京以2票之差败给了悉尼，2000年的奥运会申办宣告失败。
原本自信满满胜券在握，最后却因为关键的2票惜败，全中国都很失望。而最失望的还是霍英东，家人甚至担心他承受不了打击会去自杀。
霍英东没有自杀，他和儿子霍震霆一起找到一个小酒馆借酒浇愁，离开酒店的时候还正好碰上前来庆祝的悉尼代表团：“看到别人庆祝，心里很难受，很不是滋味……”
由于时间太匆忙，之前提前预定的《文汇报》祝贺的版面来不及换掉，第二天还是照常发了出来，这让现实显得更讽刺了。
不过，70岁的霍英东很快就振作起来，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申奥。
“如果不申办，一点机会都没有；申办，就有机会。没有一个城市是第一次申办就成功的，有些还是申办六七次才成功。申办成功，对经济影响很大……”
1999年，中国再次递交承办奥运会的申请，霍英东和长子霍震霆再次为了北京申奥开始在国际上奔走。
其实，霍英东在1983年时，就已经被查出患上癌症，所以他更迫切地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奥运会在中国举办。
2001年宣布第二次申奥结果时，霍英东已经78岁，年事已高的他无法再跟之前一样亲自到现场聆听结果，只能让长子霍震霆代替他出席。
等到宣布结果的当天，父子俩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当萨马兰奇念出“BEIJING”两个字的时候，全中国都沸腾了！几十万人涌向天安门广场欢呼庆祝，热泪盈眶。
霍英东也不例外，他马上跟霍震霆通电话，父子俩抱着电话都不停得重复：“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放下电话，霍英东又赶到九龙公园，与众多香港市民一起庆祝。后来回到家里，霍英东仍然难以入睡，最后兴奋的跳进游泳池“降温”。
北京申奥成功后，霍英东没有停下他为中国奥运会的奔波，他捐出2亿给北京建造“水立方”游泳场馆。
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始，霍英东就拿出1亿建立了“霍英东体育基金”，专门表彰那些在奥运会中拿到名次为国争光的中国选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把奥运会当成毕生梦想的霍英东，最终没有等到2008的奥运会正式开场，他在2006年因病逝世，享年83岁。
霍英东曾这样形容体育对他的意义：“我出身贫寒，少年时因过早为生计奔波而营养不良，尝够了体弱多病之苦。懂事后见国家贫弱，人民多难，更深感如果不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民族难兴国家无望之理。”
如果霍英东先生还在世，看到如今国富民强的新中国，一定会像北京申奥成功那天一样，忍不住热泪盈眶。
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
圆明园兽首拍卖即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拍卖，于巴黎时间2月25日晚19时开始。虽然需要在2月26日凌晨才能知道拍卖结果，但是经历了这段时间的风风雨雨之后，更应该整件事情背后的“阴谋”
许多人最初认识圆明园兽首，是在2000年4月底和5月初，在香港佳士得和香港苏富比的拍卖会上，牛首、猴首和虎首铜像现身，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的愤慨。最终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参拍，以774.5万港币拍得牛首、818.5万港币竞得猴首、1544.475万港币成交虎首。
2007年8月初，香港苏富比准备拍卖圆明园马首铜像的消息披露后，再次引起各界一片哗然。最后经过和拍卖行的协商，爱国企业家何鸿燊在拍卖会举行之前以6910万港元购得，并将其捐赠给国家。在此之前，何鸿燊在2003年将猪首铜像从美国收藏家手中买回时，所花代价还不到700万港元。
在这些天价之前，许多人都不知道牛首、虎首和马首铜像的最初市场价格只有1500美元。
1985年，一位美国古董商在加利福尼亚州一处私人住宅内无意中发现了马首铜像，和它在一起的还有牛首和虎首铜像。当时，牛首被放在浴室挂浴巾，虎首和马首则被当成了普通的园艺装饰品，摆放在了花园的水池旁。这位古董商以每尊1500美元的低价买下了这三件铜首。
从1987年到1989年，包括这三件圆明园铜兽首以及猴首铜像，相继在纽约和伦敦的拍卖会上，当时最高成交价是马首，为25万美元。
之所以是马首，主要是因为乾隆皇帝是属马的，所以在制作工艺上是最精湛的
此次流失海外辗转多年的鼠首和兔首铜像，出现在法国佳士得拍卖会上，虽然估价待询，但市场人士表示其估价可能在800万至1000万欧元之间，总价高达2亿元人民币，这个价格无论从工艺上，还是从市场角度来说，都是非常不合理的：从工艺角度来说，鼠首、兔首与马首不能同日而语，而马首的成交价只有600万欧元左右；
从市场角度来说，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艺术品拍卖行纷纷降低了拍品的估价，有什么道理将这个估价定的这么高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这是一个“阴谋”。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人对某些流失在海外的文物，特别是圆明园的文物，有着特殊的情感，因为这上面凝聚了太多历史的屈辱和伤痛，但就是有些商人就在利用这种“屈辱和伤痛”赚钱。
从当初的1500美元，到现在的1000万欧元，就是最好的例证。之前，国家文物局已经明确反对“用中国的钱”回购“中国自己的东西”，而有些人就是要借助被拍卖商品的历史背景，利用中国公民的爱国热情，趁机抬高拍卖价格。
中国人“不差钱”，但是不能将钱花在这些被抢的文物上。如果这次鼠首、兔首铜像高价成交了，那接下去的龙首、蛇首、羊首、鸡首、狗首铜像不仅是1000万欧元，2000万、3000万，……，甚至1亿欧元的价格都会出现，这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才是最大的耻辱。
国家表明“不回购”政策，对于那些借机炒作中国文物的商人来说，是一剑封喉，并促使拍卖价回落。在2005年7月22日，铸造于清朝光绪十年的天津塘沽大钟正式回归中国，结束了它在英国整整105年的流亡史。这是英国首次无偿归还侵略时期的战利品，它作为一个先例，为以后的文物索回提供样本。作为网民来说，也要看清拍卖背后的“阴谋”，不被某些人利用。
中国企业家,你更喜欢曹德旺还是任正非？
喜欢曹德旺，务实，看的透彻，也有正义感。任，也是很杰出的企业家，但是以爱国绑架国与民，前期太高调，后来携资本优势杀入其它领域，与弱企红海，他的手机也太贵，不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