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歌剧代表作品，歌剧茶花女是谁的作品？
《茶花女》（La traviata）是由朱塞佩·威尔第作曲的三幕歌剧。
意大利文剧本由皮亚威（Francesco Maria Piave）编写，改编自小仲马于1848年出版的小说《茶花女》（The Lady of the Camellias，La dame aux Camélias）。歌剧于1853年3月6日在威尼斯凤凰歌剧院（Teatro la Fenice）首演。作品名称“La traviata”解作“迷途妇人”，或“失落的人”。
《茶花女》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在观赏这部以法国文学家小仲马著名小说为本的戏剧《茶花女》后，备受感动，立即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以短短6周时间谱曲完成，改编为歌剧。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艺作品？
有以《洪湖赤卫队》和《江姐》为代表的新歌剧;以田汉的《关汉卿》、郭沫若的《蔡文姬》、曹禺的《胆剑篇》、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为代表的历史剧;以海默的《洞箫横吹》、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鲁彦周的《归来》等为代表的“第四种剧本”。
代表十七年戏剧最高成就的剧作是老舍的三幕话剧《茶馆》等等。
历史上的歌舞片有什么？
在所有“舶来”的音乐体裁样式中，“opera”大约最令国人感到陌生隔阂。别的暂且不提，仅从“opera”被翻译成“歌剧”一事便可看出其中存在的误解。“opera”一词不仅原本并没有“歌剧”的意思（源出意大利语opus――“作品”的复数形式），而且就其真正的内涵而言，也绝不仅仅意味着“歌唱的（或带歌的）戏剧”。或许，opera的本来含义更接近“音乐戏剧”，但这又会与瓦格纳的“Musikdrama”（通译为乐剧）相混淆。无论如何，opera在中文语境中既已约定俗成被称为“歌剧”，我们对此当不必过份认真。毕竟，“名”与“实”，称呼与本质，并不是一码事。但是，中文里找不到opera的确切对等词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歌剧”是一门“异种”艺术样式，如想求得对它的理解和认识，可能需要我们双倍的努力和耐心。
歌剧的这种“异种禀性”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国歌剧事业的举步维艰。曾几何时，我国音乐界中对歌剧“民族化”的争论何其热烈，但最终却无法达成有说服力的结论；歌剧的发展与我国传统戏曲的关系似乎永远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难题；也曾听到过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歌剧的关键是“宣叙调”问题的突破；还有许多人想当然地一概而论，西方歌剧重“乐”轻“戏”，戏剧价值很值得怀疑。而当上述（此外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在理论上得到真正澄清时，我们的耳旁又斜杀出一个“程咬金”的声音：“音乐剧”正跃跃欲试登场亮相。“音乐剧”的商业效应和艺术魔力，冲击着我们原本并不成熟、并不稳固的音乐戏剧观念，因而歌剧究竟是什么，在当前似乎越发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另一方面，歌剧在所有重要的西方音乐体裁中，又是一个身份最为暧昧的“杂交”品种，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真正有效地触及歌剧的本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音乐分析方法，大多是针对以器乐作品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工具模式，因而在面对歌剧音乐时，不是“文不对题”，就是“捉襟见肘”。“纯音乐”的耳朵所习惯寻找的，是音乐中的“有机统一”或“深层结构”，面对歌剧中伴随剧情的音乐进展，所感到的往往是茫然不知所措。反过来，持“纯戏剧”观念的人们也经常指责歌剧的惯例和手法没有生活根基，缺乏可信性。我们还时常听到一种大家都认可的说法――“歌剧是将音乐、戏剧、文学、舞蹈、美术等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舞台艺术”。但其实，这种歌剧定义与其说它发人深思，不如说它妨碍我们进一步思索。
二十世纪中国歌剧创作的拓荒者是黎锦晖，他创作了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共12部，在当时的中国曾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为中国歌剧创作开了先河。1934年聂耳和田汉推出《扬子江暴风雨》，这种“话剧加唱”的做法后来也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歌剧结构形式。从三十年代中期起，上海、重庆一些专业作曲家在创造民族歌剧方面作了不同方式的探索，出现了《西施》(陈歌辛，1935)、《桃花源》(陈田鹤，1939)、《上海之歌》(张昊，1939)、《大地之歌》(钱仁康，1940)、《沙漠之歌》(王洛宾，1942)等作品，其中大多借鉴西洋大歌剧的创作经验，力图解决音乐戏剧化问题。在这些作品中，成就较高、影响最大者，当推黄源洛的《秋子》。在延安也出现了《农村曲》(向隅等作曲)和《军民进行曲》(星海作曲)这两部作品。不久，在延安秧歌运动基础上产生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安波作曲)、《夫妻识字》(马可作曲)这种载歌载舞、新颖活泼的广场歌舞剧形式，改变了中国歌剧艺术的发展方向并且直接孕育着大型歌剧《白毛女》(马可等作曲)的诞生。《白毛女》在我国歌剧史上是一座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标志着中国歌剧终于寻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美学品格。继《白毛女》之后，又出现了《刘胡兰》(罗宗贤等作曲)
《赤叶河》(梁寒光作曲)等优秀剧目。后来歌剧史家把从《兄妹开荒》到《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优秀剧作在短时期内连续出现称为“第一次歌剧高潮”。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中，我国歌剧创作在创作思维上形成几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继承戏曲传统，代表性剧目有《小二黑结婚》(马可等作曲)、《红霞》(张锐作曲)、《红珊瑚》(王锡仁、胡士平作曲)、《窦娥冤》(陈紫等作曲)；一种是以民间歌舞剧、小调剧或黎氏儿童歌舞剧作为参照系，创作新型歌舞剧，其代表作为《刘三姐》；一种是以话剧加唱作为自己的结构模式，其代表作为“文革”后出现的《星光啊星光》(傅庚辰、扈邑作曲)；一种以传统的借鉴西洋大歌剧为参照系，代表作有《王贵与李香香》 (梁寒光作曲)、《草原之歌》(罗宗贤作曲)、《望夫云》(郑律成作曲)、《阿依古丽》(石夫、乌斯满江作曲)；最后一种是以《白毛女》创作经验为参照系，在观念和手法坚持以内容需要为一切艺术构思的出发点，既不受制于、也不拒绝任何一种手法，只要内容需要，可以兼取西洋歌剧手法、板腔手法或话剧加唱手法。这种创作模式有两部歌剧杰作——《洪湖赤卫队》(张敬安、欧阳谦叔作曲)、《江姐》(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足可证明其卓有建树。
到了新时期，由于歌剧生存环境的变化和艺术观念、歌剧趣味的发展，歌剧创作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的趋势：
一种是雅化趋势，即沿着严肃大歌剧的方向继续深入开掘，把歌剧综合美感在更高审美层次达到整合均衡作为主要的艺术探索目标。这种探索的早期成果是《护花神》(黄安伦曲)、《伤逝》(施光南曲)，随后是《原野》(金湘曲)、《仰天长啸》(萧白曲)、《阿里郎》(崔三明等曲)、《归去来》(徐占海曲)，到了九十年代之后，又有《马可孛罗》(王世光曲)、《安重根》(刘振球曲)、《楚霸王》(金湘曲)、《孙武》(崔新曲)、《张骞》、《苍原》(徐占海等曲)、《鹰》（刘锡金曲）、《阿美姑娘》(石夫曲)等作品。就其思想性、艺术性和歌剧综合美的高层次营杂邙论，《原野》、《苍原》、《张骞》可视为新时期严肃大歌剧创作的高峰。
另一种是俗化趋势，即把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作为参照系，探索在中国发展我们自己的通俗音乐剧的途径。这方面最早的成果是八十年代初的《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刘振球曲)、《风流年华》(商易曲)和《友谊与爱情的传说》(徐克曲)，此后这类探索贯穿于整个八九十年代，公演过的新剧目不下百部，但鲜有成功者。
继歌剧《白毛女》之后，我国的歌剧有了很大发展。并逐步向歌剧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等方面不断迈进。歌剧音乐也在继承传统和借鉴外国歌剧的成功经验方面作出了一些新的大胆的尝试，并出现了一大批以反映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为内容的优秀歌剧。其中一些歌剧选曲在全国人民中间广泛流传，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专业歌剧团体的建立和演出的“剧场化”，在继承革命歌剧革命传统的同时，出现了《王贵与李香香》（五幕，于村根据李季的原诗编剧，梁寒光作曲。1950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小二黑结婚》（五幕，中央戏剧学院歌剧系根据赵树理的同名小说集体改编，田川、杨兰执笔，马可、乔谷、贺飞、张佩衡作曲。1953年于北京首演）、《刘胡兰》（二幕，于村、海啸、卢肃、陈紫等改编。陈紫、茅沅、葛光锐等作曲。中央实验歌剧院1954年于北京首演）和《草原之歌》（六幕五场，任萍编剧，罗宗贤作曲，1955年中央实验歌剧院于北京首演）、《星星之火》（侣朋等编剧，李劫夫作曲）等。 1957年，中国剧协、中国音协联合召开了“新歌剧讨论会”，对1949年以来的当代歌剧发展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在此后的10年间又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如《红霞》（石汉编剧，张锐作曲，1957年首演）、《洪湖赤卫队》（竹本和、杨会召编剧，欧阳谦叔、张敬安作曲，1959年首演）、《哑姑泉》（张万一、张沛编剧，张沛、张文秀、李秉衡作曲，1959年首演）、《柯山红日》（陈其通编剧，庄映、陆明作曲，1959年首演）、《红珊瑚》
（赵忠、钟艺兵等编剧，王锡仁、胡士平作曲，1960年首演）、《窦娥冤》（侣朋根据关汉卿原作编剧，陈紫、杜宇作曲，1960年首演）、《刘三姐》（柳州市《刘三姐》剧本创作组创编，广西壮族自治区《刘三姐》汇演大会改编，1960年首演）、《江姐》（严肃根据长篇小说《红岩》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1964年首演）、《阿依古丽》（海啸编剧，石夫、乌斯满江作曲，1966年首演）等。
在中国歌剧史上，这10年是大丰收的10年。从宏观上看，这批歌剧在表现题材和内容上，比建国初期有了较大的开拓，在继承民族传统方面也有新的探索，成果是喜人。其中《红珊瑚》、《洪湖赤卫队》和《江姐》尤为突出，在社会上反响最大。 综观我国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歌剧，可以说我国的音乐工作者在这一领域里的探索和实验所取得的成绩和成功是十分喜人的，这些歌剧之所以成功，在音乐上最主要的经验就是突出了民族化和群众性。在歌剧音乐创作上，“民族化一直是重视和贯穿在歌剧创作的实践中并且是有成绩的”（梁寒光《歌剧民族化问题及其他》1961年11月《文汇报》）。安波也认为：“提倡民族化是与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对立的，其对立之处，不在于要与不要外国的东西，而在于如何要法。„„如果能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做到完全地恰当地统一，那么，这就是正确的要法.”（《关于新歌剧的提高问题》）我国五、六十年代的歌剧创作，基本上遵循了这一规律去进行的，那么多的歌剧唱段在人民中间广泛流传，就是因为这些唱段优美、流畅的旋律以及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反映了人们的现实生活并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
当历史进入到80年代前后，我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我国的歌剧艺术在经过“文革”10年的停顿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且在美学观念、创作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都经历了一场程度不同的变革。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共上演了约200余部歌剧作品，其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其中以《伤逝》（王泉、韩伟根据鲁迅同名小说编剧，施光南作曲）、《芳草心》（根据评弹和话剧《真情假意》改编，向彤、何兆华执笔，王祖皆、张卓娅作曲）、《火把节》（陆 编剧，金午、杨宝智作曲）、《第一百个新娘》（胡献廷、徐学达等编剧，王世光、蔡克翔作曲）、《原野》（万方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金湘作曲）、《情人》（刘文玉、鲁东勇编剧，雷雨声、杨余燕作曲）、《牛郎织女》（吴祖光所编诗剧，陈远林作曲）、《深宫欲海》（冯柏铭编剧，刘振球作曲）以及《仰天长啸》（郁文编剧，萧白作曲）、《山野里的游戏》（王廷松、徐立根编剧，李黎夫、彭川作曲）等。
还值得提出的是在80年代中出现的一部我国歌剧史上比较特别的“歌舞故事剧”——《搭错车》，以其进入万人体育馆的大胆之举和超千场的演出记录，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和反响，令人震惊。
1990年在湖南株州召开的“全国歌剧观摩演出”可以说是对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歌剧创作与表演的一次检阅和总结。这次观摩会中演出的15部歌剧，在题材的主旋律与多样化、在探索严肃大歌剧的新高度以及在音乐剧的创作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喜人的。其中《海篷花》（赵振胜、傅清泉编剧，郑兵作曲）、《桃花渡》（李静林、余清泉编剧，吕冰作曲）、《征婚启事》（邓海南编剧，冬林作曲）、《木棉花开了》（王鸿编剧，薛彪作曲）以及《人间自有真情在》（陈振华、姜述宝编剧，王猛作曲）等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现代生活和时代风貌。而《从前有座山》（张林枝编剧，刘振球作曲）、《阿里郎》（余京连、金哲学等编剧，崔云明、安国敏、许元植、崔昌逵作曲）、《归去来》（丁小春编剧，徐占海作曲）以及《青稞王子》（栗粟、刘光弟编剧，林一、董秉常作曲）等则用现实主义手法来描写远古神话故事，并在结构、样式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特别是在探索严肃大歌剧的新高度方面，如《从前有座山》、《归去来》和《阿里郎》等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间自有真情在》、《海篷花》等则是十多年来音乐剧创作的一个总结。
综观80年代前后我国的歌剧音乐创作，在突出主旋律，站在时代高度和突出歌剧的音乐性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是建国后歌剧创作的一个高峰，但是这些歌剧与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歌剧创作相比，还远不如其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影响，原因应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是作者对作品的时代精神的创造性与音乐语言和音调的创新问题以及在突出作品的个性等方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还没有进行很好的精雕细刻，因此在艺术上显得比较粗糙
有什么好听的中国风纯音乐推荐吗？
1、《The Forbidden Garden紫禁花园》选自李志辉《我们远去的家园2》
这是今年发行的《我们远去的家园》第二辑中的《紫禁花园》，李志辉比较代表性的一首作品。这首充满中国味的音乐确实勾起了我的心弦，随着悠扬旋律的开始，我仿佛置身于其中，感受紫禁城伟大而多舛的命运，和中国人的智慧与不屈的品格，我心里说不出的一种自豪感，寥寥数语，不能道尽，我始终坚信，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五千年古乐文化，终于，不失古味却又俨然新妆.
2、《乱红》选自陈悦《乱红》
《乱红》，一个东西方音乐元素奇妙融和的音响国度，时尚与传统的天作之合，心灵栖息的世外桃源。箫声如水，在钢琴的映衬下起起落落。音乐中似有泰戈尔的韵脚,隐约散发着绿茶的清香。笛、箫与钢琴合奏的声音之美妙，使人仿佛能看见一个个银质的音符从箫声中滑落，在钢琴上跳跃，闪烁。心也跟着音乐，来到了一个静谧安详的清凉世界。
3、《琵琶语》选自林海《琵琶相》
瑟瑟芦花为何总要为离人洒泪琵琶声里谁会为我心绪低垂～～～林海，在琵琶开始流传的3000年后，要以自己的音乐才华，挑战传统，融合现代，颠覆你的琵琶印象。我曾在另一个钢琴专辑贴里提到过这首《琵琶语》，相信这首曲子很多人也都听过了，放在这里，只为让大家重温一下这首曾经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动人旋律。
4、《相忘於江湖》选自蔡志忠《天地》
记得小时候看蔡志忠的漫画，《聊斋》、《西游记》等，觉得他画得特别好，人物和对话也改编很有趣，而他的系列古典漫画，孔子说、老子说、庄子说等，他让我们第一次知道，圣人也可以画成这样子，将经典白话化与漫画化，并加以现代诠释，让现代人在完全没有负担的情境下，吸收智慧，轻松学习经典。而这次，蔡志忠与林海、吴金黛、杨锦聪、张维良等一流新世纪音乐家，首度破天荒跨界合作，联手打造庄子自然哲学的音乐奇想。箫、笛、钢琴、大提琴等乐器与大自然的虫鸟叫相互应和，进行一场横跨古今、物我两忘的心灵对话。
5、《正月·梅花~花神寿阳公主》选自风潮唱片 -《花神》
这是风潮在1996年发行、分为上、下两张的民乐专辑，虽然是台湾的风潮公司发行的这套CD，作曲人却是曾任中国歌剧舞剧院作曲、指挥的史志有。《花神》以一到十二月中的花与花神为主题，将音乐纳入花的芳姿与花神的美丽传说中。梅花的花神相传是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在某一年的正月初七，寿阳公主到宫里梅花林赏梅，一时困倦，就在殿檐下小睡，正巧有朵梅花轻轻飘飘落在她的额上，留下五瓣淡淡红色的痕迹，寿阳公主醒后，宫女都觉得原本妩媚动人的她，又因梅花瓣而更添几分美感，于是纷纷效仿，以梅花印在额头上，称为"梅花妆"。世人便传说公主是梅花的精灵变成的，因此寿阳公主就成了梅花的花神。这套《花神》，全部都使用了民间乐器，琵琶、笛子、箫、二胡等，你可以感受到源远流长的民族乐曲独特的韵味，为你描述一副青山绿水的秀美画卷。我是两年前才买到这套CD，自己非常喜欢，所以把它推荐给大家欣赏。
6、《A Water Lily睡莲》 选自和平之月(贾鹏芳) -《遥》
最有名的二胡曲子恐怕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二泉映月》，二胡有约二千年的历史。相传起源于中国北方，在两根钢制的弦中间，通过用马尾毛做的琴弓的摩擦发声。过摩擦琴弦发声的乐器--即所谓的擦弦乐器，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在欧洲其代表为小提琴，二胡作为东方的擦弦乐器的代表，也被称为东方的小提琴。这首睡莲，和钢琴一起演奏，当它们的旋律自由的回荡在你的耳旁时，你会发现这旋律是多么的融洽，和谐，仿佛要带你去另外一个世界。很可惜，贾鹏芳的这样出色的二胡演奏家，为什么只有走出国门才能发行自己创作的二胡曲，也许，国内过于严谨保守的传统理念，对具有创新思想的新一代民乐演奏者提供自由创作支持的空间太小了。
7、《清香落》选自风潮唱片 -《心灵音乐馆-清香落》
这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制作是林海和范宗沛，所有乐器仅仅是钢琴加上电脑MIDI制作，却一样充满古典意趣，仿佛可以看到古人在树荫下嗅到花的清香，悠然逸逸的模样。
8、《鸳鸯泛绿》选自王俊雄 -《河月》
河月，依傍在我们身边，纵然绵亘万里，相隔重山，依旧是「一湾清浅一波光」。中国是个大河流域的民族，先民在黄河、长江的滋养下长大，几经离乱播迁，来到江南，甚而远至海隅的岛屿，还是在河边落下了脚。尽管人事全非，仰首低头间，还有那相熟的一河月，窝心地照亮。这是王俊雄《书香音乐世纪系列》其中一个专辑，这首《鸳鸯泛绿》呈现鸳鸯在春水中快乐嬉戏的情景。
9、《阳朔美景画中游》选自李志辉《我们远去的家园1》
当我刚刚拿到这张CD时，心里非常欣喜，终于看到一张内地自己制作发行的带有民族风味的NEW AGE音乐，可以说这张专辑非常出色，每一首曲子都刻画了中华大地上留下了一个个散发着民族文化之光的乡村聚落：大理、阳朔、凤凰城....，通过音乐的指引，穿越历史的风景线，走近这些田园牧歌般的家园，去领略其中的神韵，正是这张CD的意旨所在。李志辉清新唯美的音乐风格，真的可以令人迷醉。所有收录的乐曲均为原创，民间乐器自然古朴的原音与现代音乐表现手法相结合，揉合出耐人寻味的听觉效果。
10、《无云天》王俊雄 -《花间梦事》
《花间梦事》无疑是王俊雄《书香音乐世纪系列》中最出色的一张，音乐曲风感性多情，动人契心；惬意悠闲，扣人心弦。有着「一寸还成千万缕」的无尽相思、「品茗谈天似神仙」的潇洒自在，更有着「来时无迹去无踪；只此浮生是梦中」的甚深禅意。同样的书香，不一样的音乐，古今交涉，为赋新词。听了，一定感动！
目光所及皆华夏全诗？
目光所至皆为华夏出自歌曲《万疆》。
全诗是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
《万疆》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歌剧舞剧院联合发起的一首国风作品，由李姝作词，刘颜嘉作曲，李玉刚演唱。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愿以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经历了岁月变迁，悲喜沧桑，华夏大地仍于霞光中绽放出耀眼光芒，这份民族自豪感也在朗朗旋律中油然而生。特别在面临世纪疫情的当下，国民能够在安心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工作，这一刻，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怀同时迸发。
是缺少观众还是缺少音乐家？
寄翔答题。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艺术不能离开自己的土地，艺术不能离开自己的民族和人民。
中国幅员辽阔，五十六个民族。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和民族特色，也就有了各自的民族艺术。如藏族有藏戏，汉族有京剧、昆剧等。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艺术成就极其丰富。中国的戏曲，其实质上也是一种载歌载舞的歌剧。
我国戏曲可追溯到唐代，唐明皇李隆基被称作梨园鼻祖，可见历史之悠久。
我国地域辽阔，虽有统一的文字，但地方的方言各具特色，差异很大。所以戏剧就呈现出了多样化。如南有粵剧，北有评剧，东有越剧，西有秦腔，中有豫剧。单江浙皖就有越、绍、昆、沪、锡、扬、淮、黄等十多个剧种。各个省都有自己地方特色的戏剧。
再说现代歌剧。历史上我们也曾有过輝煌。在我的记忆中，可点可数的歌剧有解放初期的《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出现了郭兰英、王昆等歌唱家。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歌剧就更多了。拍成电影的有《红霞》、《红珊瑚》、《柯山红日》、《洪湖赤卫隊》等，都是根据舞台歌剧拍摄的。此外，由阎肃作剧的歌剧《江姐》，那是红遍了大江南北，久演不衰，更是成了我国歌剧史上的精典之作。其歌词和音乐至今仍回荡在春晚的舞台上。《红梅赞》、《绣红旗》、《洪湖水浪打浪》、《珊瑚颂》等仍在电视中常见，令人久听不厌，回味无穷。可见，好的作品是能留芳百世的精品，是有生命力的。
中国的艺术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中国的艺术永远留传在中国人的心中。
随着传媒的迅速发展，多媒体的全覆盖，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戏剧正面临着冷落到频临失传的危机。舞台上的哼哼呀呀的慢节奏已经被现实生活中的快节奏所淘汰。老一代的戏迷们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如此下去，戏剧将成为博物馆的展品。
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会对一切传统的东西重新洗牌。“适者生存”的原则在所有领域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文化艺术领域也概莫能外。
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来。没有观众，即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即没有效益。在一切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面前，还会有创作者的激情吗？还会有作家像我们退休老人那么执着的不要一分一毛的给头条君写作答题吗？答案不讲自明。
我们希望在浮躁的追利逐名的社会中，能留下一点安静，给人留下宁静的一角，“让我们心中荡起双桨”，让我们看到“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让我们在洪湖岸边收获“晚上归来鱼满舱”的喜悦，让我们能享受憩静而温馨的晚年生活。
以上回答系一孔之见。谢谢各位阅读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