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代表作品内容简介，冰心作品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如何评价？
人物生平编辑1900年10月5日冰心出生于福州三坊七巷谢家大宅（今鼓楼区杨桥东路17号），该宅院也是林觉民故居，是冰心祖父谢銮恩从林觉民家属购得。[1] 次年5月，全家迁至上海。 1903年，因为父亲谢葆璋受命海军训练营营长，同时负责筹办海军学校，随父迁至烟台，在此居住的8年里度过了她幸福而多彩的童年生活。在烟台，她开始读书，家塾启蒙学习期间，已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7岁即读过《三国演义》、《水浒》等。与此同时，还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包括英国著名作家迭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2-3] 1911年（一说为1912[2] ），进入福州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预科学习。[1] 1913年随父迁居北京，住在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其父谢葆璋前来北京出任民国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1] 1914年就读于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1] 1918年入读协和女子大学理科，开始向往成为医生，后受“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转文学系学习，曾被选为学生会文书，投身学生运动，并因此参加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的工作。此期间著有小说《斯人独憔悴》、诗集《繁星·春水》，短篇小说《超人》。[1] 1919年8月的《晨报》上，冰心发表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和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2] 后者第一次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由于作品直接涉及到重大的社会问题，很快发生影响。之后所写的《斯人独憔悴》《去国》《秋风秋雨愁煞人》等“问题小说”，突出反映了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面对新世界两代人的激烈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痛。[2] 1923年8月乘船前往美国留学1921年参加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努力实践“为人生”的艺术宗旨，出版了小说集《超人》，诗集《繁星》等。[1] 1923年进入燕京大学，燕大期间，冰心在一个牧师家里受洗归主。毕业后，到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学院攻读英国文学，专事文学研究。出国留学前后，曾把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是中国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品。[1] 同年，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 1926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先后在燕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2] 1929年与吴文藻结婚，婚后随丈夫到欧美游学，先后在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苏联等地进行了广泛的访问。例如，在英国，冰心就与意识流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伍尔就文学和中国的问题进行了长谈。 1929年至1933年写有《分》、《南归》、《冬儿姑娘》等。还翻译了叙利亚作冰心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女[1]家凯罗·纪伯伦的《先知》。1933年末写就《我们太太的客厅》，内容被疑影射林徽因，成为文坛公案。[1] 抗战期间，在重庆用“男士”笔名写了《关于女人》，[1] 又曾在昆明、重庆等地积极从事创作和文化救亡活动。 抗战胜利后，1949年至1951年间曾在东京大学新中国文学系执教，讲授中国新文学史，[1] 并曾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一些短文。[4] 1951年从日本回到中国，[1]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抄家，并进了“牛棚”，烈日下接受批斗。1970年初冰心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冰心与丈夫吴文藻才回到北京，接受有关翻译任务。这时她与吴文藻、费孝通等合作翻译《世界史纲》《世界史》等著作。[1]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祖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冰心迎来了生平第二次创作高潮。1980年6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但她仍坚持创作，在此期间发表的短篇小说《空巢》，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又创作了《万般皆上品……》《远来的和尚》等佳作。散文方面，除《三寄小读者》外，连续创作了四组系列文章，即《想到就写》《我的自传》《关于男人》《伏枥杂记》。作品数量多、内容之丰富、创作风格独特，使得她的文学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出现了一个壮丽的晚年景观。年近九旬时发表了《我请求》、《我感谢》、《给一个读者的信》等作品。 1994年9月冰心因心功能衰弱入住北京医院；1999年2月13日病情恶化，于同年2月28日晚上九点于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1] 在冰心报病危之后，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和作家代表曾亲自到医院看望她。[2] 2个人作品编辑著作时间作品类别出版社1920《超人》小说、散文集商务印书馆1922《闲情》诗集、散文集北新书局1923《繁星·春水》诗集商务印书馆1931《往事》通信集北京新华社1932《冰心全集之一——冰心小说集》诗集北新书局1932《冰心全集之三——冰心散文集》散文集北新书局1933《去国》小说集北新书局1935《平绥沿线旅行记》散文集平绥铁路管理局1935《冬儿姑娘》小说集北新书局1943《冰心著作集之一——冰心小说集》小说集开明出版社1943《冰心著作集之二——冰心散文集》散文集开明出版社1943《冰心著作集之三——冰心诗集》诗集开明出版社1943《关于女人》散文集天地出版社1945《南归》散文集北新书局1954《冰心小说散文选集》小说、散文中国国际人文出版社1956《陶奇的暑期日记》小说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还乡杂记》散文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归来以后》散文集作家出版社1958《再寄小读者》通信集人民日报、儿童时代1960《我们把春天吵醒了》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60《小桔灯》小说、散文、诗歌合集作家出版社1962《樱花赞》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64《拾穗小札》散文集作家出版社1978《寄小读者》小说、散文集开明出版社1980《晚晴集》散文、小说合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三寄小读者》通信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只拣儿童多处行》 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记事珠》创作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冰心论创作》论文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冰心作品选》选集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冰心散文选》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冰心选集》（1—2）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冰心文集》（1一3）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姑姑》小说集开明出版社1994《冰心全集》（1－8）全集海峡文艺出版社表格内容来自[5] [4] 译作时间作品类别原著作者出版单位1929《飞鸟集》诗歌印度泰戈尔-1931-09《先知》散文诗集美籍黎巴嫩诗人纪·哈·纪伯伦新月书店1955-01《印度童话集》童话集印度穆·拉·安纳德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吉檀迦利》诗集印度泰戈尔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印度民间故事》故事集印度穆·拉·安纳德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泰戈尔诗选》（合译）诗集印度泰戈尔人文出版社1959《泰戈尔剧作集》（4）剧作集同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65《马亨德拉诗抄》（合译）诗集尼泊尔马亨德作家出版社1981《燃灯者》诗集马耳他安东·布蒂吉格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在我国是怎么划分的？
历史分期，是历史学范畴的一个专业课题。它最初出现在西方。史学在中国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只有编年体、纪传体和占主导地位的断代体的官修宫廷史，即二十四史。民间野史具有旁补价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文政治思想和学术传入，在我国才出现了历史分期。新中国初期，我们全面引入苏联史学，出现了新的历史分期。一般通用也比较被认可的分期是：依据考古学史料，把从中国远古时代到鸦片战争定义为古代史；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定义为近代史（也有称之为近现代史的）；新中国历史被定义为现代史或当代史。这种分期法，是现在中国史学界通用的。但是也有不同观点。分歧点是分期的标准。标准不同，历史分期就不同。最大的分歧点是，1840年至1949年，中国社会性质，是否就是中共二大根据列宁的说法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还是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方面有不同于古代封建君主专制下的社会状况的改变和进步。
这些散文又有怎样的艺术特点？
茅盾一生创作的散文先后结集的有《宿莽》(1931年)、《茅盾散文集》(1933年)、《话匣子》(1934年)、《速写与随笔》(1935年)、《印象·感想·回忆》(1944年)、《白杨礼赞》(1946年)、《生活之一页》(1946年)、《脱险杂记》(1948年)、《苏联见闻录》(1948年)、《跃进中的东北》(1958年)《茅盾散文速写集》(1980年)等，其他尚未结集而散发在当时各地报刊上的，更是不胜数。
先说茅盾散文的类型。从体裁形式上说，有随笔如《冥屋》、《秋的公园》、《在公园里》等；有生活速写如《红叶》、《香市》、《上海大年夜》等；有匕首一样的杂文如《雨天杂写》、《谈鼠》、《森林的绅士》等；也有隽永的散文诗如《雾》、《雷雨前》、《白杨礼赞》等。
从所表现的内容来说，有的近乎人物素描如《阿四的故事》、《马达的故事》、《记丫君》等；有的仿佛是见闻速记如《故乡杂记》、《“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等；有的是真切世态的断面如《大旱》、《戽水》、《桑树》等；有的则是战斗激情的表露如《炮火的洗礼》等。
简而言之，即抒情性散文、记叙性散文、夹叙夹议的杂感散文等三大类。就艺术特点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抒情性散文以多种形式创造意境，具有深邃幽远而又形象的意境美；
2、记叙性散文采用小说笔法；
3、夹叙夹议的杂感类散文具有极强的形象性。
01 抒情性散文以多种形式创造意境，具有深邃幽远而又形象的意境美茅盾的抒情散文具有浓郁的意境美，创造意境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主要是以下3种：
其一，情景交融构成和谐的意境茅盾采用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方式构成意境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他既把感情包含在所描写的景色的字里行间，又在适当的地方直抒胸臆，把诗情画意与简短的议论结合起来。
如《白杨礼赞》，它所描述的“境”是在西北的雪山、高原和麦浪的背景前，傲然挺立的白杨树的形象，它所表现的“意”是抒发歌颂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和英雄人民的革命感情。
作品的“意”与“境”紧密融合，达到了“意与境浑”。在情景交融的描述之中，情不自禁地直抒胸臆，尽情地倾吐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就增加了意境的感情色彩。文章开头，作者就直接抒发感情：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接着，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广阔雄壮的西北高原的风景画，为下文描写白杨树作了铺垫。继而，作者描写了白杨树的外貌形象和气质，层次井然地描绘了白杨树的高大形象，突出了白杨树的美和不平凡的特质，字里行间渗透着浓厚的感情。在这情景交融的描写的基础上，作者直抒胸臆，赞美白杨树。
最后，在针砭了贱视民众的顽固派以后，以“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作结。全文所状之物形象生动，所抒之情真切感人，构成了雄浑激昂而又完整的意境，具有很强的思想鼓舞和艺术感染力量。
《风景谈》也是寓情于景，诗情画意与简短的议论相结合。这议论不是游离在外的赘物，而是构成完整意境的有机部分。
作者用大量笔墨描绘风景，先后描绘了各着异采，各具妙趣的“沙漠驼铃”、“荷犁晚归”、“收工之后”、“雨中石洞”、“桃林茶社”、“早霞英姿”等六幅画面。在描摹风景的基础上画龙点睛地发几句议论。
那优美的画面，由于几句议论而增添了思想意义，几句议论，也由于生动的画面而增添了形象性和感人力量。景物描写与议论融为一体，使整篇文章情深意切，富于抒情性；深邃睿智、富于哲理。
其二，通过形象的具体描绘构成意境《沙滩上的脚迹》就是把很多形象的具体描绘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完整的意境，来表达作者的感情的。作者通篇都是把自己的心情与虚拟的景象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昏暗和鬼气阴森的险恶意境。
这一意境，就是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的形象化的表现。那“什么都看不分明万的“黄昏”的昏暗，那“夜的国”、“妖魔的堡寨”，那“恐怖的黑夜”，是旧中国社会黑暗现实的象征。
而那“无数青面獠牙的夜叉”，“妖烧的人鱼”，“七分象人的鬼怪”又分明是在影射活动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形形色色的反动官僚、披着伪装的政客文人等社会丑类。这些形象融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魑魅魍魉的旧世界。
与黑暗龌龊的形象相对立的还有一类形象，诸如“酝酿着暴风雨的海”，“远处有一点光明”的“灯塔”，“心火”，“锯齿形的闪电”等等代表着光明和力量的一组形象。
这些形象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深邃的意境，形象地体现着作者高低相间，曲折前进的内心波澜和追求真理渴望战斗的思想情绪。
第三，现实经历与扭曲的客观事物结合构成意境如《严霜下的梦》。文章描写了作者在严霜的夜晚，一连做了三个恶梦，这三个梦，是作者对自己曾经亲历过的大革命失败前后的生活的惨痛回忆，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再现是把梦境与扭曲了的客观事物结合起来加以表现的。文中那革命武装力量的威武气势，大革命失败时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和奸淫虏掠，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描绘。
而在梦中回忆这些逝去的往事时，作者还描述了自己潜意识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荒诞景象的描绘表现出来的。如“陶醉的心”，“竟跳出了咽喉关”，“飞出去了，挂在空间”。“地狱的火”把“太阳骇成了淡黄脸”，“高高的山岩，熔成了半固定质，象糖似的软摊开来，填平了地上的一切坎坷。而我，我也被胶结在这坦荡荡的硬壳下”。
作者通过这奇怪的梦境来反映自己对反动派残酷杀害革命者的悲哀和愤怒，以及一时看不到革命出路的矛盾心情。
茅盾写梦境，往往把现实与扭曲的客观事物结合起来表现。有时他虽然写梦，却着重写梦醒以后的自觉意识，如《叩门》即是。
总之，茅盾的抒情散文在创造意境上，意和境不是机械地相加，而是水乳交融的统一。
02 记叙性散文采用小说笔法茅盾的不少记叙性散文，都鲜明地刻画了人物形象，具体地描写了环境，并具有完整连贯的情节，因此尽管形式上不是小说，但很像小说。这与作者善于在散文创作中运用小说笔法是分不开的。
在茅盾的散文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形象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如《劫后拾遗》中迂腐怯儒胆小可怜的小公务员何先生；心直口快，爱好争辩的周小姐；自命不凡，脱离实际的罗先生；《脱险杂记》中纯朴腼腆，好学有为的华侨年青战士；《故乡杂记》中不明时势，盲目乐观的小商人；《老乡绅》中脾气古奇，喜欢信口开河撒谎，性格幽默的老乡绅；《速写》中仗势欺人只敢在老百姓面前耍威风而不敢碰日本兵一根毫毛的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发报生；《一个译人的梦》中被生活所迫从“爱美的”精译到粗制滥造的赶译而又于心不安的译人；《疯子》中被封建的旧习俗窒息了灵魂以至发疯的阿四等等。作者在刻画这些人物时，使用了小说惯用的肖像、人物言行、心理状态等描写手法。
如《老乡绅》中对老乡绅x老的描写。作者开头就用简洁的几笔划出老乡绅的衣着神态：
“积世老乡绅x老穿了件‘结衫’，站在自己家门前的石阶上。一手捋着胡子，仰脸看天空的浮云”。
语言不多，却把一个无所用心，悠然自得的老乡绅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接下去作者就用了老乡绅与一位忘年交的一连串的对话，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出老乡绅善于撒谎，喜欢信口开河编造谣言的性格特征。
《劫后拾遗》中对周小姐、罗先生、何先生等的刻画，既有富于性格特征的肖像和对话描写，又有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当战事即起，何先生一家困在防空洞中时，作者有一段精彩的心理描写：
“何先生的不安，也不是没有理由的。早上过海不成功，是他莫大的遗恨。表示他勤于职守，这固然是要点之一，但此外还有些利害相关的事，他都急于要知道，例如：公司里在这仓皇变局中，定了什么新办法没有？如果可以借支若干，也总得自己去领，人家未必肯送到防空洞。钱是最大的问题。才一打仗，粮食恐慌就来了，明后天不知道又弄成个什么局面，没有几斗米放在家里，可怎么成？而且，看光景是要逃难的：这问题更大了，然而只要有钱也还不愁……这一切问题，伴着何先生在防空洞里。
他几次自问自答道：“轰炸可怕，但坑陷在防空洞里，一点正事都不能办，可怎么行呢？要是不躲，中不中头奖且不说，但是人家也许早钻进洞了，你我也找不到，然则你的正事还不是一无着落？想到这里，他觉得‘躲’是当然的办法，但这一‘觉得’也只片刻即逝，他的焦灼反因此更加不可耐了”。
这一段心理描写细致逼真。何先生对由于交通断绝未能过海上班表示最大的遗憾，因为他失去了表现自己在战乱之中仍忠于职守的机会；然而，他急于过海还有更紧迫的事，他急需在公司借支若干以应付战时逃难的生活，想到这些，何先生感到困在防空洞里是不合时宜的，他必须冒生命危险去为生活而挣扎。
但转念一想，如果不钻防空洞，不免中弹身亡先不说，而且你不钻洞人家也要钻洞，即使过了海，也找不到人。想到这里，他又感到一阵宽慰，但是，在这一时的宽慰之后，他顷刻又感到了生活重担的压力的袭来，因而万分心焦。这就把一个缺钱少米，卑琐平庸的小公务员在战争爆发当儿的焦急无奈的复杂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
这样生动的心理描写不是惯于写小说的大手笔是写不出来的。
茅盾还惯于运用场面描写来渲染气氛，表现时代精神，突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这不仅有助于主题的表达，也有助于人物的刻画。
作者就极善长描写在旅途中车船上各种人物对话交谈的场面。如《故乡杂记》《一封信》一节中几个商人对话的场面描写得逼真生动，几个商人谈话各自的语气表情神态历历在目、活灵活现。
通过他们的对话，透露出他们对时局动荡不安的优虑和对侵略者的憎恨，从而反映了时代气氛。
茅盾在这些散文中也很注意环境描写。《劫后拾遗》中有一段战争爆发后香港市容的描写：
“白天，每一条大街依然那么‘热闹’，各种古怪名称的所谓‘公司’门前大幅白布红绿色大字写着‘现钱交易，银牌色宝’，一望皆是，代替了银行、百货公司，以及其他形形式式的商店。手指那么粗的断电线从空中挂下，拖在马路上，蜿蜒有数丈之远，小摊贩夹路而列，形成‘热闹’的又一方面，在他们后面，小山一样的垃圾堆，防护困员的制服和钢盔往往而有。前面路中心，隔不了多远，就能遇到一个俄草，蜡黄的皮肤上呈现着深灰色的龟裂纹”。
这段环境描写，具体地表现出香港沦陷后侵略者的罪恶，他们把一个好端端的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商业城市搞得乌七八槽。市面的表面繁荣，掩盖不住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破坏，战争带给人民的只是饿殍遍地。
诸如此类的环境描写，在茅盾散文中比比皆是，这些环境描写，有的具体细致，给人完整的印象，有的灵活自如，寥寥几笔点染出人物活动的场所。
茅盾的一些散文像小说一样，具有完整连贯的情节。
如《生活之一页》以搬迁为线索展开情节，一直写到准备迁往内地为止。《疯子》以阿四结婚前后的巨大变化为线索展开情节，前后对比，浑然一体。《一个译人的梦》以译人前后的遭遇为线索，反映了出版商对穷苦译人的盘剥。
总之，茅盾的这些记人记事的散文，不是小说，但却运用了众多的小说笔法。他善于在散文作品中多方面地刻画人物形象，具体细致灵活自如地描写环境，注重情节的完整连贯，这就使他的散文作品产生了小说般的艺木效果。
03 夹叙夹议的杂感类散文具有极强的形象性在夹叙夹议的杂感类散文中，茅盾往往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表达作者强烈鲜明的爱憎和饱满的战斗激情，他直接向生活开口，发议论，讲道理，直抒己见。但它不是空泛地议论，而是把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形象性强是他的杂感的重要特征，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茅盾所描画的赖以说明事理的形象，大多是为读者所熟悉的，而这些为读者所熟悉的形象，一经茅盾的精心描画，就具有了新鲜感，产生明显的艺术效果。
其次，茅盾往往将所描画的带有讽刺意义的形象漫画化，但又令人感到真实可信，充满风趣和幽默感。
比如《谈鼠》一文，通过对老鼠的劣迹和性格的细腻描写和深刻剖析，隐晦曲折地对时弊国策进行影射和针砭，并号召人们总动员起来与像老鼠一样的贪官污吏进行坚决的斗争。
鼠患，在我们生活中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平时并不引人注意，但一经作者刻意描写，立刻显得新鲜而生动。
作者分了三层来写鼠患。先举了三个例子：修扭扣、揭衣领、啃鞋口，来说明老鼠破坏衣物的本领，写得活灵活现。接着写老鼠不但咬啮衣物而且直接伤害人类，也举了三个例子：咬脚指、啮鼻卤、食眼珠。最后以老鼠强攫母鸡翅下的雏儿为例表现它对禽兽，实际也是对人类的危害。
这样的具体描绘，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老鼠的危害之大。为了增强形象性，作者对老鼠劣迹和习性的描画，加以漫画化。作者运用拟人化手法，赋予老鼠以人的动作，把老鼠写得活脱而富有风趣。
如写治鼠，先写用鼠夹。第一夜到了照例的时光，夹缝中固然照例蠢动，听声音就知道“是一头相当大的家伙”，“毫不踌躇，熟门熟路，直奔向他那目的地了”，结果“这目无一切的家伙果然种瓜得瓜”了。这就活画出了老鼠的习性。
这种富有漫画特征而又真实可信的描画，为人们的联想架起了桥梁，人们会很自然地把自然界的鼠类与社会上的“鼠类”联系起来，使人看到了他们可僧而又可鄙的面目。
茅盾表现形象性的具体手法是靠具体描写，这就构成了他的杂感在表现方法上的特点：夹叙夹议。
仍用《谈鼠》来说明这一特点。这篇文章题目是“谈鼠”，如果光用形象的笔法写鼠患和怎样治鼠，那就与记叙文无异了。作者的用意在于通过“谈鼠”来“议政”，因此议论是不可少的。茅盾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以叙事为主，以议论为辅，文与理融合，形象与哲理统一。通过议论使文章的寓意更明确深刻，人们会很自然地把自然界中的老鼠和社会上的如老鼠一样的丑类联系起来，从而起到针砭时弊的作用。
作者先历数老鼠的破坏性和恶劣性，在这叙述中辅以议论，从而把老鼠的狡猾、贪婪、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强横霸道、欺侮弱者等习性，揭露得淋漓尽致。使人联想到国民党反动统治中的那些“贪官污吏”、“文化媚客”，“帮闲”正和老鼠一样可憎可恶，激起人们起而进行斗争。
在写治鼠过程中，一方面通过议论进一步揭示老鼠嗅觉厉害和多疑的特性，另一方面作者在写了怎样由防御转为进攻，进攻的方式先是用鼠夹，后是用鼠药，仍然不能奏效以后，总结了斗争的经验教训，实际上是号召人们行动起来与自然界的鼠类更与社会的“鼠类”进行斗争。
篇末，对于“养尊处优，借鼠以自重”的猫们，作者也在夹叙夹议中对其加以严厉的鞭挞，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他的散文反映时代，同时也超越时代，他用文字对社会生活进行素描写生，对生活的体察细致入微，散文速写下的富于时代特征的社会生活场景丰富多样。
回答完毕。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什么样的美学价值？
《子夜》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不仅标志着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小说创作已经走上成熟的道路，而且创造了一个新的峰峦。如果以鲁迅所开拓的中国现代小说为一个高度，一个里程，那么，茅盾显然延续着鲁迅所开创的道路，在30年代里把现代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里程。
《子夜》在艺术创作上，不是那一个单一方面达到新的高度，而是在总体上把小说创作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它吸取了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营养，为现代小说树立了榜样。
综合而论，《子夜》的美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01 对整体美的追求艺术始于审美感受的萌动，终于美的结晶。它在客体与主体的融会中构成不同的审美形态。古朴、新奇、残缺、丰盈、雄厉、中和、阳刚、阴柔，艺术在自己的发展中，会以各种体性神态引起人们广泛的遐想和美的享受。
病态、残缺的艺术，所以构成美的特征和形态，自然与世界的无限丰富有关，也是主体的审美追求和艺术接受者的多种情趣的融会。马克思曾经指出：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堆着无穷无尽的色彩，难道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什么事物，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吗？”如果以上述的美态作为一个参照座标，从美的镜角审视，那么《子夜》无疑更注重于整体美的探求。它所注目的显然不是社会的一角，生活的断片，不是某个侧面，而是全般，是总体性的风貌，是全景式的摄取和映照。
它对时空的调度，固然以大都会为中心视点，但是30年代的林林总总，风风雨雨，城乡的变异，历史的风情，民族的危难，莫不在它的差遣之中。既有高瞻远瞩之势，又具精雕细刻之功力。可以说，《子夜》是以全方位综合的艺术镜角加以表现的。
诚然，现代文学的历史画廊，是万象纷呈的。就作家的主观视野来说，自然有以一个村镇或小城作为原型来探触人生的(如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生死场》)，也有以一个大家庭的衰败为筋络来展现艺术世界的(如巴金的《家》)。
鲁迅的《狂人日记》只写了一个人的病狂和醒悟，却深深地揭示了“吃人”的历史，郁达夫的《沉沦》以自我的心灵颇动和性心理的坦露为重要特征和时代的病苦、民族的际遇形成联络，或麻木或觉悟，或愤恨或呻吟，或浓染了血与火的现实，或淡化了人生，都不失其艺术的光泽。
而《子夜》的创作，则以总体的全般的艺术观照，造成整体性的艺术追求。它自然也写人或者可以说是民族工业家的命运史；但是，在整个建构中显然是把群体、集团、阶级间的冲撞，社会变动和人物命运的映照，作为艺术探索的中心。
《子夜》构思中，茅盾最初形成的心理定势便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现象的企图”。他不止一次地表露自己的意向：
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农村的交响曲”，这构想不仅赋予《子夜》以宏伟的框架，也给予长篇以史诗般的品格。
就形式说，表现为恢宏的体制，巍峨壮观，就内容说，纵横开阔，以作家所“意识的历史内容”作了深层的开掘。所以被誉为“一幅整体性的，充满行动的大幅壁画”或“辽阔多彩的画面”。
著名的美学家丹纳说：“对于事物有总体观是高级才智的标志”这种总体观的美学追求，自然得力子个人的才情，同时也隐现着时代的浮力。
茅盾文学创作的厉史证明，他开始小说的创作便以宏阔的目光统览时代。正如他说的：
“《蚀》与《子夜》发表时，曾引起了轰动，其原因，评论家有种种说头。但我以为我敢涉足他人所不敢而又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题材，是原因之一。”如果说，《蚀》对社会整体的概括，还属于一种试炼，一种有意识的探求，那么，《子夜》的成功则意味这种整体性美学风格的把握已近成熟。
这时节的一切社会内容，包含着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爱情等现象，在茅盾的艺术构思中，已经形成血肉联结的网络，不是局部的相加，而是互补的有机的整体。其中理性的思索则是它的灵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这种整体美的探求，也并非孤立的现象。丹纳认为：
“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丹纳论述文艺厚兴时期的艺术家曾注重人体，“但这，好比马的奔跑，鸟的飞翔，完全出于自然”。
在那个时代，五光十色的形体是精神的天然语言。画上的形象对观众不是陌生东西，不是画家用考古学的拼凑，意志的努力，学派的成法，人为的搬出来的。观众对色彩鲜明的形体太熟悉了，甚至带到私生活和公共典礼中去，围绕在自己身边，在画出来的图画旁边制造生活的图画来。
茅盾对于整体美的追求，也是时代的投影。它是三十年代社会心理，文化建构的潜流中涌现出来的。
三十年代，对于社会意识的注重，社会整体的思索，民族命运的过去、未来的辨识，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课题。想起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民族危难焦躁感的增强，先进意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的不断渗入，便给予审美的探求以历史的转换。
整体美的追求，实质上是要求艺术要在整体上把握生活，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时代，从而审视自我的命运。
正是在这里，茅盾的独特才情和时代、风俗密切的契合起来。
02 现代的节奏与现代的律动感的追求现代的节奏与现代的律动感的追求，是《子夜》另一个引人的审美特征。如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的美学中，和谐是重要的准则。
在古代的中国，根据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宇宙是由阴阳对立统一所组成的一个和谐整体，而“乐”之“和”不过是宇宙之“和”的表现。《乐记》中所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同样阐述了这样的道理。
这种认为美是人与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准则，自然有它重要的价值。然而，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异，使得超稳定性自然经济的古老中国现实，完全失去居安思和的局面。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急骤变异的社会风情和凝固缓慢的状貌是交织并存的，各种矛盾错综纷纭。《子夜》以现代的目光，宣泄了现代的律动，揭示了动态美和强烈冲击中快速的节奏感。
如果说，古代美学的捕捉颇重于中和、统一的追求，现代社会的强烈冲击，则使得矛盾对立的因素愈加引人注目。《子夜》所秉赋的正是现代大都会脉搏中，社会的、民族的、阶级的、自然的冲击力度，不仅给人以光、热、力的观照，同时以快速的节奏反映了情势的变化，矛盾的纷沓，冲突的剧烈。
它把一切人情世态都置于矛盾纠葛的机制之中。事业的得失，成败的优患，民族的危难，都在时刻变异之间演化。
比如吴老太爷的死，冯云卿的渡败，周仲伟的出盘，以及吴荪甫的失败，一切都似插曲、幻梦，一切都在历史的律动中显现出深层的质态。整个章法、建构上的骤合变化，也与这种内在的力的冲击，造成互相应合的状态。
自然，这种律动感、力的节奏的捕捉，是现代的。既非冥冥中所主宰的神秘的命运，也不是原始的自然力的复演，而是一种执着的现代的社会力量。这种急剧的律动，潜隐着外资的魔爪，蕴藏着野蛮的破坏力，却也生成着民族的革命的新机。
在《子夜》中审美的主体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作家以科学的日光，凝视着诸种力业的角斗、争逐、联结、转化和消长的过程。在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中，揭示各种矛盾。有所美赞，也有所鞭挞，或在否定中兼蓄着一定分寸感的肯定情态。
如果说，现代小说的现代观念、手法，在鲁迅手中形成、奠基；那么，茅盾则以宏大的力度和章法，使之推向更高的艺术峰峦。
03 悲剧性的共性特征在美学中悲剧的概念往往是和命运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人的悲剧命运通常总是被表现为“人与命运的冲突”，表现为“命运干预”的结果。
不过，同样悲剧性的寻索，有人重于个人的苦难，有人注目社会的危亡，有人苦于命运之神的箱制，有人则洞察历史的因缘。其中不仅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也有意识的白觉与朦胧的差驰。
《子夜》是以悲剧性为结局的，它摆脱开传统的大团圆方式：即封闭式的处理，而以开放式的形态戛然而止，给人以想象余地，留下了些许空白，但中国社会性质的意向，却在人与命运的格斗中，呈现出暗示性的效应。
如果这也可以称为“人与命运的冲突”，显然这是人与历史命运抗争的悲剧。进一步说，如呆悲剧可以划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种双向逆反形态，我觉得《子夜》是侧重于阳刚之美的。
这似乎与贯通全篇的主人公的性格有关，同时也联结着通篇所造成的心理定势。就性格的冲突来说，吴荪甫可能是社会的强者。
茅盾所以强调主人公刚毅果断的性格，无疑地在人与命运的撕拼中，突现这种悲剧的社会性。
它不仅使人同情，主要造成一种强劲的心理震动。这种震动主要也不是以柔情的抒发取胜，而是以两种社会力量的对峙、角斗中造成一种理性的观照，从而转化为使人信服的深远的社会功能。那么这种悲剧性是否能归之于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呢？
例如，吴荪甫的性格是崇高的、伟大的等等。如果把阳刚之关的悲剧性，只引向这一个狭窄的通道，确实就感到麻烦了。显然，吴荪甫并非具有高尚道德力量的人物，也并非自觉于群体的事业，相反的在社会的群体的抗争中，他还是敌对者，但是在他的行动中却又容纳着一个民族的生存、竞争的行动。
这种行为借助于一个民族资产者体现出来，这就具有了复杂的认识情愫。这种复杂的审美特征，正显示着作家特殊认识价值。
总体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群星璀灿的中长篇小说画廊中，《子夜》无疑是一部显赫的代表。它不仅在规模上总体构建恢宏，在艺术上精雕细琢，而且以深邃的目光，对现代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综绘。
茅盾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也是那个时代历史的特征。他力争把艺术从象牙之塔引向十字街头，在沉醉迷离的意识层间外，用清醒的锐意透视广大的社会人生，在总体的艺术框架间，体现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便是它的可珍惜的价值观和美学价值。
回答完毕。
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及主要流派？
(一)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巨变密切相关。二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推动西方社会迅速进入信息时代，大规模的机械复制和数码复制技术使信息迅速膨胀。一方面，图像和影视文化对传统文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文学作品通过网络等电子媒介方便地扩散，网络平台为普通人提供了廉价迅捷的作品发表途径，五花八门的文学形式如网络文学、超文本小说等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这些新因素不断挤压着现代主义精英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把文学推向大众化、平民化和娱乐化。文学艺术日渐失去昔日的光环，作家们也不再板着面孔对待读者和文学本身，而是更多地采取一种戏谑、调侃的态度。不仅调侃读者，也调侃文学和文学传统本身。另外，20世纪后半叶西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也对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现代理论家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对差异和不稳定性的推崇，对本质中心等深度模式的解构和对意识形态的不信任引发了作家们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极端者甚至发展为一种无所谓的虚无主义态度。追求建设性的目标似乎已经失去了意义，尽其所能打破传统才是唯一的目的。
(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共同特点
后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各具特色，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特点的。很多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不确定性的创作原则(主题、形象、情节和语言都呈现出不确定性)、创作方法的多元性、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从20世纪文学发展的轨迹看，后现代主义文学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继承、背离和超越。它们继承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和创新精神，并进一步将其推向极端。从艺术形式上看，如果说现代主义对文学表现形式的探索还停留在打破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传统手法并力图有所创新的阶段，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学则倾向于放弃艺术形式，甚至从根本上反对艺术形式本身。从思想倾向上看，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对西方文化还抱有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对人生的无意义和世界的荒谬性还表现出痛苦和焦虑，，那么后现代主义作家则换了一幅嘲讽和调侃的面孔，他们相信，与其毫无结果地思考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不如对它们投以轻蔑的一笑。
(三)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流派组成
“后现代主义”文学包括多个文学流派，主要有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和魔幻现实主义。
存在主义文学虽然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繁荣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但是对后现代文学，特别是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和“新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存在主义文学承袭了存在主义哲学对于人的存在的关注，作家们通过文学创作表达对存在的哲学思考，探讨存在的荒诞性、人的存在与本质之间的关系、人的自由选择等问题。代表作家有萨特、加缪和波伏瓦等。
荒诞派戏剧于20世纪50年代在法国兴起，后流传到欧美各国。荒诞派戏剧在内容上力图展现世界的“荒诞”以及在“荒诞”世界中人类的异化、苦恼、烦闷和孤独的情绪。荒诞派戏剧在艺术手法上具有反传统戏剧的独特性：传统的戏剧情节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破碎的、看似缺乏连贯性的片段；典型的人物形象被抽象化、平面化的人物所取代；人物语言深度化模式被打破，代之以看似毫无目的的、缺乏逻辑性及深度涵义的人物对话。总而言之，荒诞派戏剧以反传统戏剧的“荒诞”形式表现“荒诞”主题。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主要有法国的尤奈斯库、阿达莫夫、让?热内，英国的贝克特、品特，美国的阿尔比等。
新小说与荒诞派戏剧同一时期兴起于法国。新小说提倡对传统小说的反叛，其共同的艺术旨趣是：不再追求小说对于意义的揭示，却表现出怀疑一切信仰的精神危机；打破传统小说中的故事性与情节性，力图以此方式展现世界的荒诞；不再以人为中心，侧重描写物的世界。娜塔丽?萨洛特、罗伯一格里耶、布托尔、西蒙等是重要的新小说家。
“垮掉的一代”是二战后美国的一批作家，他们受到法国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反叛原有的价值体系，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创作表现了时代特征以及一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垮掉的一代”在行为上表现出对社会压抑的反抗，他们的作品中也塑造了反叛的形象。这类形象往往狂放不羁，蔑视一切，并以放纵、堕落、颓废甚至犯罪来表现自身的反叛。“垮掉的一代”在艺术手法上主张对高雅艺术特点的抛弃，作品的结构往往是自由的，语言风格狂放甚至粗鄙。凯鲁亚克、金斯堡是代表性作家。
黑色幽默是美国六七十年代颇为流行的文学流派。其主要特点是以调侃轻松的语言和滑稽可笑的外在形式，表现压抑、沉闷、绝望的情绪和对荒诞世界的思考，因此它又被称为“绝望的喜剧”和“绞刑架下的幽默”。主要作家有海勒、冯尼格特、品钦等。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兴起于拉丁美洲，60年代达到高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融会了印第安精神和拉丁美洲本土文化，表现出作家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这在后现代主义文学范围内是与众不同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多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同时往往又带上神秘的魔幻色彩。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主要有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危地马拉的阿斯图利亚斯、墨西哥的鲁尔福等。
除了以上后现代主义代表性作家之外，20世纪后半叶西方文坛还涌现出如下优秀作家。
韦斯拉瓦?辛波丝卡(1923一)，波兰著名女诗人，《存活的理由》(1952)是她的第一本诗集，《一百个笑声》(1967)是她的成熟之作，《桥上的人们》(1986)标志着她诗歌创作的高峰。辛波丝卡的诗多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元素，通过隐喻揭示生命的本质，表现现实的荒谬和人性的愚昧。她认为，诗歌以好奇、求知和探索为翅膀而飞翔，扩大了人类的生活领域，使之涵盖我们内在的心灵空间，也涵盖我们渺小地球悬浮其间的广袤宇宙。辛波丝卡获得了199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伊姆雷?凯尔泰斯(1929一)，匈牙利著名作家，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二战期间在纳粹集中营里渡过了四年痛苦岁月，这一经历使他对人类的本质和生存状态产生了严肃的思考，他的处女作《无形的命运》(1975)就是以集中营生活为背景创作的。他的主要作品还有小说《给未出生孩子的祈祷》(1990)和散文集《作为一种文化的大屠杀》(1993)、《沉默的瞬间，当行刑队子弹上膛时》(1998)等。2002年因其“捍卫了个人对抗历史的残暴专横的脆弱经验”而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匈牙利作家。
米兰?昆德拉(1929一)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生于捷克布尔诺市，60年代提出了自由创作的要求，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被解除公职，著作也遭到查禁。1975年，昆德拉到了法国，用捷克文创作了小说《生活在别处》(1979)、《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1985)等，又用法文创作了小说《不朽》(1990)、《慢》(1995)、《身份》(1997)、《无知》(2000)和文论集《小说的艺术》(1986)、《被背叛的遗嘱》(2002)等。昆德拉把他对存在、政治、时代的多重思考在小说中融为一体，他的作品有着深刻的哲理蕴涵。
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当代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方的优秀作家，生于古巴，两岁时随父母回到故乡意大利圣莱莫。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占领期间，卡尔维诺参加了当地的游击活动。卡尔维诺70年代创作的作品颇具后现代主义风格：《看不见的城市》(1972)以新颖的方式讲述马可波罗为成吉思汗描述皇帝所看不到的城市：《命运交叉的古堡》(1973)按照塔罗牌的图案来安排小说的结构和情节，展现人物的经历与命运；《寒冬夜行人》(1979)是卡尔维诺后现代作品的代表，小说中时空交错、人物互换，超理性与超现实成为该小说的独特之处。
若泽?萨拉马戈(1922一)，葡萄牙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罪恶的土地》出版于1947年，他最有名的小说是《修道院纪事》(1982)，其他重要作品有《里斯本围困史》(1989)、《盲目》(1995)和《暂停死亡》(2005)等。1998年因其“极富想象力、同情心和颇具反讽意味的作品”使读者重温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状况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用葡萄牙语写作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1946一)，奥地利女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在奥地利享有民族“文学良心”的独特地位。她很小就开始写诗，21岁时发表了首部诗集《丽莎的影子》(1967)，1974年因长篇小说《女情人们》而一举成名，自传体小说《钢琴教师》(1983)被改编成电影后获得2001年第54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她的小说激烈地抨击了男性社会和等级社会，经常表现性、暴力、犯罪、权力等主题。2004年因其“用充满乐感的语言和韵律，来表现这个充斥着陈腐和压抑的社会的荒谬”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它在文学领域有哪些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后现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社会中出现的范围广泛的文学思潮，这股文艺思潮遍及小说、戏剧、诗歌、电影、音乐、绘画、舞蹈以及建筑等领域。
它不仅否定19世纪以来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而且还把矛头指向20世纪初反叛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创作，认为文艺创作的纲领应当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综合或超越。
事实上，主流学术界曾经不区分“现代”和“后现代”两个概念，无论在文艺思想还是在创作技巧上，后现代主义文学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延续和发展。
但又由于二战之后文学发展的特征，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现代主义”所能涵盖的范围，它又和通常意义上的文学思潮、流派不同，它既不是指称一个具体的作家或批评家的群体，也不存在被广泛认同的纲领和宣言。
不仅如此，后现代文化是一种没有中心的多元文化，宽容各种不同的标准，主张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维护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后现代主义文学内部分支流派纷呈，如“垮掉的一代”、“黑山派诗歌”、“黑色幽默派”、“新小说派”、“荒诞派戏剧”、“愤怒的青年”、“魔幻现实主义”等等，这些流派都是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地区的具体表现。
为了便于理解，我将先说说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来源，然后再说说它在文学创作中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01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源流后现代主义文学受到诸多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颓废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新精神分析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东方哲学等等都在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留下了烙印。
二战后由于颓废主义（即，19世纪下半叶，欧洲知识分子对社会表示不满而又无力反抗所产生的苦闷彷徨情绪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中的东方哲思流行，出现了对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的迷恋。
东方哲学的抽象主义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表现在艺术思想上主张“无形”，认为无形是间隔、停顿、单调、沉默、空白都有了特殊的价值。
再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对那时西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深入内心世界有着很大的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文艺创作的原动力是“力比多”（性力，一种本能，是人的心理现象发生的驱动力），文学艺术家只要“任其无意识心理发展”，再“以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便是文学艺术作品。
但二战后西方社会瞬息万变，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极大地冲淡了弗洛伊德的学说，因而促使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向新精神分析学转化。
以霍妮、弗洛姆、埃里克森等为代表的新精神分析学派进一步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学说，消除了它艺术分析的局限性和方法论上的明显缺陷，如泛性欲旺盛论、忽视艺术活动中的认识动机、忽视感觉问题等等。
而且，当新精神分析学派和存在主义汇合，从西方“病态社会”中探索引起人的精神变态和精神分裂的原因，把社会的异化和人的精神异化联系起来，表现人的处境的荒谬，反映“群体社会”中人的精神危机时，就成为直接孕育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土壤。
02 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特色基于以上理论，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特色同以往的文艺思潮有着明显的差异。它打破了现代主义的艺术神秘论和艺术高雅论，以艺术的无意义论和创作的无目的论作为它独特的艺术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文学样式有自身的兴衰史，小说作为主要艺术形式的时代已验结束，就像古典悲剧、大歌剧、十四行诗的时代依次逝去一样，人类的文化史与文学史就像巴罗克建筑艺术风格一样，由于过分雕琢，几乎已经把所有创新的可能性穷尽了。
因此文学艺术家不可能、也不必要在文学艺术上独辟蹊径，标新立异，而应该勇敢地面对文艺的死胡同，把以往的各种文艺风格和技法加以综合或者给予滑稽模仿，通过揭示传统艺术的“终结”而获得艺术上的“创新”。
正因为后现代主义作家们这样的艺术观，导致了这一流派两个十分明显的艺术特征：
第一 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几十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准则陷入混乱，而且更加麻烦的是，他们的社会已不再适宜于明确的定义。
曾经为人们所熟悉的社会类型和地区标志，现在已变成不确定的、难以捉摸的事物。
因此他们认为，小说家如今的任务就是探究那种混乱的多重复合意义，而不是继续描绘共同经验的表面现象。
于是，有的作家便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发掘意识下的“潜在真实”，以尽可能接近地去复制抽象无形、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有的则着力于写物，用一种“非人化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言，冷静地、细致地、忠实地描绘物质世界的形象，从事物的变化反映人物的心理活动。
第二 反传统性后现代主义认为它的艺术常规是：“系统地颠倒成为现代主义特点的那种对艺术的真实性和意义的崇尚，摆脱传统上公认的思想与经验方式，”以便揭示生存的“毫无意义”和“潜在的深渊”。
在小说领域，后现代主义作家以“反小说”来反对传统小说，反对小说有明显的情节、时间顷序、空间限制、人物性格描绘、固定的体裁和结构、规范的语言、作品的主题和倾向等等。
以“写生”的态度记录客观事件与情境，有的着重展示人的内心，有的着重描写事物；人物成为表现某种心理因素或状态的“临时道具”；以场景组合代替情节发展。
他们主张在作品中采用，表明视觉的和纯描写性的明确的词汇；要求读者参与作品，认为读者享有和作者同等的创作权力。
同样的，在戏剧领域，后现代主义作家以“反戏剧”来反对传统戏剧，主张的荒诞的形式来表现荒诞的世界和人生。
他们采用无逻辑性、无理性、看来杂乱无章几乎没有情节的表现方法；表现超时空的事件；设计稀奇古怪、支离破碎的舞台形象。
台词往往是答非所问的对白，没有内容的独白，语无轮次地胡扯，甚至是没有语法结构的单词“语言”。
有些剧作的许多场景根本不用语言，只有物体化的舞台形象，因此也有人称后现代主义戏剧为“沉默的戏剧”。
在诗歌领域，后现代主义作家以“非诗歌化的诗歌”来反对传统诗歌，认为形式认来都只是内容的一个扩展，因而不必追求诗行、诗段和全面的形式，而是主张一种自发、自主地表达，诗歌是一种寻求投射出去的高能体，它要求将自身作为一种力能传递给读者。
为此，诗歌必须由一个意念迅速直接地导向另一个完满的意念，提倡快速写作，并且，诗歌要以顺应呼吸的“音乐片语”代替传统诗律的节拍，以通俗的口语和俚语入诗，强调读者参加诗的活动，将诗歌看作一个行为的过程。
03 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手法尽管由于后现代主义产生在不同的国家，受到不同的文学传统的影响，加上作家自己的美学观点的差异，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作家们往往各有所重，不尽相同，但是后现代主义作家仍有一些共同的创作手法，主要表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1、事实与虚构交织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不确定性导致了事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无法区分现实与幻想、生活与梦境，因此倾向于用题外话来提示而不愿直接表达他们对社会的看法。
意大利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于1965发表的《宇宙喜剧》，文笔优美，非常动人，是一部太空时代的寓言。
它的题材既像新宇宙论一样新颖，又如民间故事一般古朴；它的主题是爱情和失败、变化和永恒、幻想和现实，包括专门描写意大利现实的大量内容。
卡尔维诺入一切出色的幻想家一样，把本地风光的具体细节作为他的想象力驰骋基地：跟星云、黑洞和抒情性相结合的是营养丰富的面团、婴孩和美女，且刚一亮相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作为一个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总是一方面借用传统的叙还手法—即薄伽丘、马可·波罗或意大利神话故事所用的那种典型意大利式的叙述手法。
另一方面则采用现时的法国结构主义的叙述手法，一只脚踏在幻想世界，另一只脚则踏在现实世界，从而使读者产生一种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灼混沌感觉。
2、拼贴后现代主义作家为了形象地表现出现实世界的变化无常和支离破碎，借鉴现代绘画中的拼贴艺术，把互不相关的素材塞进同一部作品，甚至把各种不同的文学风格、表现手法以至文学体裁也杂揉在作品之中。
这种违反常规时艺术手法反而取得某种异常的艺术效果，形象而直观地表现出当代西方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分解状态。
在哥伦比亚小说家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里，作者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那个由他虚构出来的小镇。那里汇聚着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
作者的想象力在翱翔：荒诞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比拟与影射、细腻的景物描写，都如新闻报道一样准确地再现出来了。
而且，直率与诡诈、现实主义与魔法神话、政治热情与非政治艺术、人物塑造与漫画化、幽默与恐怖等等的综合贯穿始末，难怪它被约翰·巴思称作“本世纪下半叶给人印象最深的一部小说，而且是任何一个世纪这类杰出体裁中的杰作。”
马尔克斯本人则被誉为“一位杰出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大师。
3、荒诞后现代主义作家一贯认为：荒诞的世界必须用荒诞的形式来表现。
他们通过夸张、扭曲、变形、比附、讽刺、幽默、语言错割、荒谬悖理等手法，来塑造艺术形象和表现主题思想。
这一手法突出地表现在兴起于五十年代的荒诞派戏剧上。剧作家们把物体的形象夸大到极限，让巨大的或大量的无生命的物体占据舞台空间，以此说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西方当代社会对人所产生的压抑。
荒诞和以往喜剧讽刺手法根本的区别在于它揭露人类的愚蠢、邪恶和不幸，并不是希望治愈这些弊病，而是展示人类面对所处困境的无能为力。
在英国剧作家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两个又似流浪汉又似乡下佬的男子在等待着一个名叫戈多的人的到来，于是，等待成了此剧的主题。
但戈多是谁？他们等他干什么？剧情没有交待。然而，剧中人荒诞的动作和不断重复的台词，如“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我们什么一也干不了”等，却构成了全剧的潜台词—在这个陌生、荒诞的世界里、人丧失了自信心与判断力，由此表现了世界的不可知和人生的无意义。
美国的“黑色幽默”则更多地流露出悲观绝望的情绪与玩世不恭的意向。它面对现实世界的丑恶、痛苦和阴暗，努力发掘其喜剧因素，以一种幽默的处理方式将其放大、扭曲、引伸，使其荒诞性突出地呈现，给人以惊惧、荒言、可笑之感。
“黑色幽默”文学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当推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它用夸张的手法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驻扎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个美国空军大队里的官僚专制统治及其对人的精神压迫，形象地反映了西方社会的荒诞不经和人性的丧失殆尽。
4、滑稽模仿后现代主义作家对艺术模仿现实的能力失去了信心，认为有意义的外部现实已经消失，致使赋予世界以意义的传统方法变得无用，进而文学、艺术、语言本身也显得毫无用处。
因此，他们主张以滑稽的形式来模仿对现实的模仿，即模仿过去严肃的文学作品或严肃的文学形式，反其意而用之，达到讽刺嘲弄世事之目的和“反传统艺术”之效果。
唐纳德·巴塞尔姆在他的小说《白雪公主》中这样写道：
“年轻时父亲这样告诫我们：‘争取做一个无人所知的人’……我父亲是个人们对他一无所知的人，直到现在仍旧如此。他把诀窍教给了我们。他不是一个有趣的人。一颗树比他更有趣，一只皮箱比他更有趣，一听罐头比他更有趣。”巴塞尔姆在这里滑稽模仿“现代主义小说之父”亨利·詹姆斯对渴望成名的小说家的告诫：“争取做一个无所不知的人”，并且颠倒了现代主义关于人物性格与心理及艺术家的权威等一系列原则。
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代表作家在运用滑稽模仿时甚至到了一字不漏地照抄原作的地步，并提醒读者他是在故意照抄。
比如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就在小说中借主人公的举动表露他对故意抄袭所产生的讽刺效果的欣赏：
这位主人公绞尽脑汁创作出来的小说竟是从《堂·吉河德》中整段整段抄下的章节。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小说模仿小说的形式、作者模仿作者的作用，结果却达到了离真实世界非常接近的地步。
后现代主义作家把这一手法看得十分重要，认为过去的作品是直接表现生活，而滑稽模仿则是表现对生活的表现，既然前者无法达到真实，后者便成了达到真实的唯一手段。
5、自相矛盾后现代主义作家给事物的两个对立面以同等重要的地位，既肯定理性，也肯定非理性，既肯定外观世界，也肯定自我反省，以此向传统的绘事物划清界线的概念挑战，为的是得以超越那种似乎恰好是他要否定的东西。
作品中的叙述者常常处于自相矛盾之中，如贝克特的小说《无名者》结尾的一个迭句概话地表现了这种手法：
“你必须继续下去，我不能继续下去，我要继续下去。”后一句否定前一句，正如在整个作品中叙述者动摇于互不相容的欲望与主张之间。
到了美国小说家冯尼格特的小说《猫的摇篮》那里，基调则是：
“令人伤心的是必须粉饰现实，同样令人伤心的是实在无法粉饰现实。”这些悖论通过人物之口讲出来，听似荒唐，却含有对当代西方的哲学思考，令人回味。
6、中断后现代主义作家不仅打破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所要求的外观的连贯性和顺序性，也否定了现代主义作品内在的逻辑性和结构性，他们让过去、现在、将来随意交错，让作品中的现实、幻觉、梦境、想象、潜意识等处于无序状态，任凭作家的兴趣驱使。
作家的着重点就在于抓住“现在”一刹那的感觉。如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一类的现代主义作品，只是在人们没有察觉它们通过隐喻的方式使作品成为一个统一整体时，才显得缺乏连贯性。
而后现代主义作家对任何形式的连贯性都持怀疑态度，认为人只是生活在永恒的一瞬间。
英国作家布赖恩·约翰逊的小说《不幸的人》就由一套卡片组成，干脆由读者自己去排列阅读的次序，任凭读者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每读一次便可得到不同的故事。
由此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高度综合过去出现的各种文艺风格和技法，试图折衷各文艺流派，以重新排列组合的手段，实现某种创新，这也提醒人们对文学的传统与创新这个概念重新加以认识与思考。
后现代主义是比现代主义更为复杂的文艺思潮，它给人们带来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它的出现和发展再一次证明了任何一种文艺思潮的起伏涨落总是同世界与社会的发展擅变密切相联的，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社会风貌。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反传统的强烈意识和行为，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关于文学艺术的基本概念和命题，重新界定艺术特征和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