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派散文代表作家作品，论雷峰塔的倒掉作者？
《论雷锋塔的倒掉》的作者是鲁迅。
鲁迅（1881—1936年），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鲁迅早年先后求学于三味书屋，以及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1903年，鲁迅成为前往日本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他最初学习医学，在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及目睹国民麻木的现状后，决定弃医从文。回国后，他曾在北京政府担任教育部佥事，1925年因支持进步学生而离职。任教中山大学时，又因反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辞职。1930年，发起组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曾避居于上海内山书店。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是《新青年》杂志的主要作者之一。1918年他发表《狂人日记》时，首次采用了笔名“鲁迅”，之后广泛使用这一笔名。他的一生，创造了大量进步的文学作品，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1936年，鲁迅因病逝世，享年55岁。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毛泽东曾赞誉：“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野草梗概450字？
《野草》是鲁迅先生所著最薄、最美、再版最多的一本散文诗集，写于“五四”退潮时期。作品以隐晦的象征表达了一个启蒙思想家在白色恐怖下孤军奋战的孤寂、迷茫与疑惧，同时表达出对“糊里糊涂生、乱七八糟死”的民众的失望与希望之情。此作品区别于鲁迅其他作品的最大特征是隐含着深邃的哲理性，包含了鲁迅的全部哲学。
同样，鲁迅自己曾经说过，自己一生的哲学都在《野草》里了。还叮嘱青年的读者说为了让他们理解自己的思想是苦难的，为了让国民更好地知道这段苦难，可以学习其中一些写景的文章，比如《秋夜》，《雪》，《腊叶》。
《野草》所收散文诗23篇〔包括一首打油诗——《我的失恋》，和一出诗剧《过客》），最初都曾陆续发表于1924年12月至1926年2月的《语丝》周刊上，《题辞》最初也曾发表于1927年7月2日出版的《语丝》第138期，发表时署名均为鲁迅。
鲁迅（1881－1936），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日（1881年9月2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字豫才，后改名为树人。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浙江绍兴人（祖籍河南省正阳县），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精神被称为中华民族魂，并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母亲鲁瑞、父亲周伯宜。在这一生中他写了小说,散文，杂文100多篇。著有杂文集《坟》、《且介亭文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野草》，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等等。
鲁迅出身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1898年到南京求学，先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其间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民主”。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后因为在那里发生的两件事对他影响很大，从此弃医习文。1918年初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收录于小说集《呐喊
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国人的此语出自何处？
这句话出自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
《记念刘和珍君》是民国时期文学家鲁迅收录在《华盖集续编》的散文。原文于1926年4月12日发表在《语丝》周刊第七十四期。刘和珍是北京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6年在“三·一八惨案”中遇害，年仅22岁。
鲁迅先生在参加了刘和珍的追悼会之后，亲作《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追忆这位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学生，痛悼“为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歌颂“虽殒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
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在鲁迅散文中无疑是抒情的双璧之一，文章针对现实的批判和赞颂，既有战斗性也有抒情性。文章藏匿锋芒，深化思绪于曲折的层次中，思绪在曲折的逻辑中出奇制胜地推演，就成了鲁迅杂文的一大创造。《记念刘和珍君》的抒情就这样带上了杂文的特点。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不断入选中学语文课本。
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哪些巨大贡献？
鲁迅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有不妥之处，可以在一起探讨。
我认为鲁迅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世界级文学、思想大师。为什么这样说！请看下文具体分析：在二十世纪中，是任何中国作家都无可比拟的。鲁迅先生用他的杂文、小说、散文，还有大量的书信、校勘，乃至文学理论著作，为我们筑起了一座著作的长城，树起了一个个的丰碑而流传于世。
从而，奠定了鲁迅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乃至世界文学史、思想史上崇高的地位。鲁迅先生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在杂文上，而且在小说上；无论是诗歌创作上，还是文学研究上，都达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家们无可企及的地位。
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一直到现在，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硕士们，或文学研究者的必读教材、经典。
并且，我们国家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许多观点，都一直是沿用的鲁迅先生的观点。关于这一点，中国现代文学上的另一位大师级人物茅盾先生，都是推崇备至的。因为茅盾先生的许多文学评论文章，都自觉的引用，或继承、发扬了鲁迅的这些观点，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铁的事实。
我们更不能忘记，鲁迅先生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始终保持着他对封建统治者的无请嘲弄、鞭挞，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底层老百姓的深切同情、爱戴。他始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鲁迅先生从日本回国以后，就回到他的家乡绍兴，做了一个中学教师，不久，他就“北漂”到北京，谋求更大的发展。到北京后，他把自己自觉地置于陈独秀、李大钊的麾下，听从他们的调遣，写出了“听将令”的文学，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药》等作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鲁迅先生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就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极为崇高的地位，他也成为了“五．四”最伟大的先驱之一。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先生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分为“吃人”和“被吃”的历史，从而，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鲁迅先生所说的“孩子”，就是青年一代，祖国的未来。可见先生思想之深，眼光之远。而他对中国历史的透辟分析和概括，又是那么的生动精确。在这一点上，在“五.四”作家中是无出其右的。
在《阿ｑ正传》中，鲁迅先生用万般的仇恨，鞭挞了投机革命，吃里扒外，道貌岸然的“假洋鬼子 ”；同时，他用“哀其不幸，怒其不诤”的心情，批判了我们国民落后、愚昧、麻木而不觉悟的劣根性。这种思想，在他的《药》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挥。这就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伟大之处了。在北京时，鲁迅先生为“三.一八”烈士的勇毅而高歌赞扬，对段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予以揭露批判。在《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用诗性的语言，满怀深情的写下了如下的文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茫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茫的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鲁迅先生目光的犀利，思想的深邃，历史的反思性，如投枪，似匕首，永远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斗争的光芒。哲理的思辨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犹如擎天巨柱，无人可及。大家应该知道，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虹口建立，这就是“左联”。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去同鲁迅先生商量左联的成立事宜。
鲁迅先生不但全力支持左联的成立，而且亲自参与了左联的创建、组织、领导工作。
左联的成立，为党在国统区争取、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扩大了党在当地的影响；占领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吸引人民群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因为如此，鲁迅同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茅盾等人成了生死相依的战友、同志。而鲁迅本人，也成为了左联一面最光辉的旗帜。左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与鲁迅先生紧紧相连的。
可以说，没有鲁迅，就没有左联。左联的方向，就是鲁迅的方向！
兄弟情深儿童教育自省精神批判性被虐杀？
这篇散文中，有鲁迅的兄弟之情，有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有鲁迅的自省精神，有鲁迅对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无怨恨的深沉感慨。文章说的是小时候不许小兄弟放风筝，不准小兄弟弄这种没出息的玩艺，行为十分粗暴。待到明白游戏之于儿童的意义，鲁迅醒悟过来，自己当年的行径，简直是“对于精神的虐杀”。虽然事隔久远，鲁迅还是一心想补过，然而小兄弟却全然忘却，“我”的沉重的心只得一直沉重下去。从手足之情上看，当年不许小兄弟放风筝，是为小兄弟有出息，那气恨，是恨铁不成钢。一旦明白自己错了，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虽为兄长，也要讨小兄弟宽恕。同胞手足之情溢于言表。从游戏的意义上看，“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游戏实在出于儿童天性，游戏使儿童活泼、健康、聪明。因此不准游戏，无异于虐杀儿童天性。鲁迅看到外国的儿童教育主张，认识了中国旧式教育的落后，愿中国的儿童教育改变落后的偏见，愿儿童精神从此不受压制，从此能够健康成长。从鲁迅的自省精神看，鲁迅是严于解剖自己的，严于自省的，往事，小事，都一丝不苟，知错必改，郑重其事，这种精神非常可贵。从小兄弟身受“虐杀”却毫无怨恨这种现象上看，鲁迅的感慨尤其深沉，文章就落脚在这一点上，留下无尽的悲哀和发人深思的问号。小兄弟为什么全然忘却?原来他偷做风筝，自己也并不认为正当，以为兄长该管，因此并不耿耿于怀。初读后，可以感知鲁迅先生不是天生的智者，他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观念有落后的一面。但是鲁迅先生可贵的是，一旦接受科学思想，是知错必改的，鲁迅先生充满自省精神。鲁迅又感叹被虐杀者的健忘和毫不抗争，在他看来，这正是虐杀者之所以能够肆意虐杀的原因。“精神虐杀的这一幕”说明什么呢?“我”过去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作为兄长，严格管束弟弟，原是为弟弟有出息，现在反思起来，当年为落后观念所支配，自己的行径实在是“精神虐杀”的行为。从这一幕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童年时代长幼之间很不平等的封建秩序。“论长幼，论力气，他是敌不过我的”，可见作为兄长的粗暴行径是以暴力为基础的。鲁迅把自己写得很粗暴，字里行间深含自我谴责的意味。做弟弟的呢，兄长不许放就不敢放，只得偷偷做风筝，被兄长发现，惊惶失措，快要完工的风筝被兄长践踏，也毫无抗争的意思，除了绝望，没有一句抗辩的话。鲁迅一旦接触科学思想，就认识错误，设法补过，并不因为自己当初的动机是好的就原谅自己，也不因为当初的想法是受了传统的影响而宽恕自己，也不因为时间相隔久远就不了了之，他的心情是那么沉重，可见他是多么严厉的解剖自己，他的为人是多么严肃认真。“我”讨弟弟的宽恕，弟弟却全然忘却，毫无怨恨，“我”的心因而不得轻松，只得沉重着，这又翻出一层意思。被虐杀者并不认为被虐杀，把兄长的行径视为合情合理，做风筝要偷着做，正说明自己也不认为游戏是“正当”的，一旦被兄长发现，自认该罚。被虐杀者的麻木使虐杀者可以恣意妄为，这是尤其令人悲哀的。所以鲁迅只觉得这世界一片肃杀和寒威。探究这篇散文，可以悟到这样一层道理，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需要用科学思想来指导，惟有这样，才不至于干出逆情背理、愚昧落后的行为，而正当的行为也应该捍卫自己正当的权利。只有科学思想，才能照亮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风筝》发表以后，它的抨击传统的封建的儿童教育思想锋芒灼然毕露，受到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欢迎和喜爱。当时有的文学青年说：“我所喜欢的是《野草》的《语丝》，是同传统思想，同黑暗势力，同虚伪绅士奋斗的《语丝》。”据方志敏的爱人缪敏说，方志敏青年时代热爱文学，对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是“非常喜欢的”。由于包括《风筝》在内的鲁迅的散文诗杂文、随笔，思想新进，技巧高超，获得了广大的读者群，于是“《语丝》的销路，一期比一期好起来，由一千五百份，而二千份，而三千份，再后是五千八千，她的影响是很大的。”这话是不错的，30年代前期我国城乡不少中学校使用过赵景琛编的一套《初级中学混合国语教科书》，其第一册就选了这篇《风筝》，作为中学生学习写作白话文的楷范。……还要介绍的是，《风筝》也曾作为鲁迅的代表作品推荐给世界的读者。1936年9月，亦即鲁迅逝世前的一个月，纽约出版的《亚洲》杂志(英文版)刊出了美国进步记者斯诺与中国作家姚莘农翻译的《风筝》，正巧赶上鲁迅生前看到了，而1936年10月斯诺编译的一本《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在伦敦乔治·哈拉普书局出版，里面收有鲁迅的《药》《一件小事》《孔乙己》《祝福》《风筝》《离婚》，作者生前未及亲睹，则成为永远的遗憾了。1950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了一本鲁迅的《短篇小说集》(俄文)，都是选自《呐喊》《彷徨》，不知怎么一来把《风筝》也收进去了。1955年莫斯科儿童出版社出了一套中学生读物丛书，其中有一部鲁迅的《短篇小说集》，《风筝》也选在里面。看得出，这里把《风筝》跟鲁迅其他小说放在一起，是沿袭了斯诺的做法；这样分类是否正确，姑且勿论，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风筝》作为鲁迅的一篇杰作，受到中国读者、尤其是其他肤色的少年儿童的欢迎，是我们感到欣慰的。风筝》思想内容面面观1.从儿童教育角度去理解(陈根生)正因为《风筝》发表后影响颇大，因而作品中那位施行“精神虐杀”的封建儿童教育的兄长，是不是作者自身呢?亦即作者写的是不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这个问题一直为人们很感兴趣。这样，鲁迅的亲属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孜孜请教的对象。鲁迅的三弟周建人解放前就写道：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但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几十年来，周建人同志数次回答此类询问，直到80年代他还给访问者明确作答：我不记得有这回事。但是，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同志却持不同的说法。她在谈话中是把《风筝》中的“我”与鲁迅、小兄弟与周建人当作同一个人来向人们介绍的。1956年的金色的秋天，北京市北海少年之家举行鲁迅纪念会，许广平同志应邀在会上向少年儿童们作报告说：鲁迅长大后曾检讨自己对待兄弟有些太凶了。他还说过一件事：有一次，放学回家后他不知道弟弟(周建人)到哪里去了，后来看见他在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里糊风筝，他觉得这是件没出息的事，就把弟弟的风筝撕毁了，当他长大后觉得这样对弟弟是很不对的。曾对弟弟提起这件事，他弟弟说有这件事吗？我都记不得了。后来鲁迅伯伯就说，他不记得这件事使我更不好受。还说：自己做过的错事应该牢牢记住，并不是人家不记得就可以过去了。许广平同志的讲话获得广泛的赞赏，不少鲁迅研究家写作鲁迅传记时都是认真使用《风筝》中所提供的材料的。那么，周建人同志的话全错了吗?问题当然也不会这么简单。因为《风筝》里明明写过，早在当年小兄弟“他什么也不记得了”。但是，即使《风筝》写的是作者自身的经历，却也不等于鲁迅在执笔时对原材料没有取舍，没有突出，没有必要的渲染和强调，否则，恐怕就难以取得预期的艺术效果了。而且，以上仅是就创作素材而言，重要的是对作品主题的认识。所喜鲁迅两位亲属都是一直从儿童教育角度来谈《风筝》的。周建老明确指出：“我想他所以这样写，主要是批判当时一些人对儿童的不正确的态度和教育方法。”在理解《风筝》主题为批判封建的儿童教育思想和方法，提倡近代儿童教育的科学观念，这不就统一起来了吗?两位鲁迅亲属的话在精神实质上还有什么根本分歧存在吗?(选自《鲁迅名篇问世之后》，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2.从批判封建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的角度去理解(王崇志)《风筝》叙写了“我”的一件往事及其带给“我”的一段思想感情的经历。作品中的“我”向来不爱放风筝，并且不准自己的小兄弟放，有一次还粗暴地毁掉了小兄弟苦心孤诣做好的风筝。这一件当时毫不在意的小事，时隔二十年，突然出现在记忆中，竟如此剧烈地啃噬着自己的心，以至渴望得到补救，却已经无济于事，只是平添了心头的沉重，而且此后每忆及此，就感到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读过之后，我们不禁为小兄弟的不幸遭遇，为“我”的补过不及的悔恨，深深太息，同时觉得需要思索一些什么问题。一个纯洁无邪的孩子，他的正常的天性，他的合理的愿望，只是因为有悖于大人们的“信条”，就不能发展，就得不到实现，甚至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使人痛切地感到其中包含着某种具有悲剧意味的东西。被糟践的虽然是一只风筝，可是同时受到伤害的却是一颗本来应该受到爱抚的稚嫩的心。作者称之为“精神的虐杀”，是非常深刻的。这“精神的虐杀”的一幕是怎么造成的?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把事情的原因归结为“我”的性格的“老成持重”。作者说过，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己作主，其实多受死鬼牵制，指出了传统的旧思想、旧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和毒害。放风筝，这本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我”却把它看作是“没有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而且强加于人，对小兄弟横加限制，以至因为“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而破坏了小兄弟辛辛苦苦做好的风筝，“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如此无情的践踏，“我”是毫不顾忌地做了。小兄弟受了这样无理的对待，也只能逆来顺受。因为“论长幼”，“我”是兄长，自以为拥有无限的权力。从“我”对风筝的态度和破坏风筝的粗暴行为，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的精神上和心理上某种鲜明的印记——被扼杀儿童天性的封建教育思想和老幼尊卑的陈腐观念打下的烙印。应该说，“我”的所作所为，既是个性化的，同时也具有时代的特点，这就使这一场关于风筝的纠纷有了深刻的社会意义。这个风筝事件不一定是作者经历中曾有的实事，但却是当时社会里会有的实情。封建思想有形无形地摧残着我们一辈一辈的人。类似《风筝》中这样的日常生活“小事”，在旧社会里是时时发生、处处存在着的，可是往往被人们忽略，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就像作品中未曾觉悟之前的“我”那样。作品一再强调“我”的沉重和悲哀，不仅仅表现了“我”的个人的悔恨，其中也包含着作者对这种普遍的精神麻木状态的忧虑和痛惜的感情。作者凭着他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思索，从生活中捕捉了这一素材，经过概括，加以铺陈，把它艺术地再现了出来，表示了对封建的教育思想和伦理道德的否定和深恶痛绝，并启发人们思考，从而有所觉悟。因此，这篇作品很有教育意义。即使在今天，封建主义的思想残余，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还远远没有肃清，我们仍然可以从作品中得到极大的思想教益。(《读〈风筝〉》，《〈野草〉赏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从自我解剖的角度去理解(王瑶)鲁迅曾说：“我的的确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又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我们读过许多鲁迅的精辟的解剖别人的文章，而像《呐喊》中的《一件小事》和《野草》中的《风筝》那种带有深刻的自我批判性质的文字，同样给人们以难以磨灭的印象；就因为从这种文章中我们更容易体会到一个革命者的勇于正视自己缺点的高尚品质。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鲁迅向来是十分憎恶“瞒”与“骗”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鲁迅之所以那么深刻的批判阿Q精神，也正是要启示人们勇于洗涤自己的灵魂，走向改革的道路。以《风筝》为例，作者在叙述20年前儿时的一段生活时，心情沉重地感到当时对小兄弟做了一件错事，于是充满内疚地抒写自己的心绪，而“心也仿佛变了铅块，很重很重的堕下去了”。当然，《风筝》是通过叙事来抒情的，而且作者的思绪已经非常明确，因之它的内容并不难于理解。(摘自《论野草》，《鲁迅作品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4.从亲情角度去理解(康锦屏)善于反省和自责，是前进的有希望的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心情操和美德。鲁迅就是一生躬身实践“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的人。因为他认识到：“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随感录》)《风筝》就是一篇用充满诗意的笔调，形象地再现了鲁迅严于自责和反省的品格与情怀的优美散文，它吹奏出了一曲人情美的温馨之歌，让人沉醉在自然、和谐、水乳交融的诗情画意里。《风筝》写于1925年1月24日。这一天是中国旧历的正月初一。此时，鲁迅居住的北京，“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出现于远处天空中一二风筝的浮动，使“我”似乎看到“久经诀别的故乡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在这天空中荡漾了”，由此在“我”与读者的面前展示出了故乡风筝时节春光明媚的图画：天空，抬眼看见的是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耳边听见的是沙沙的风轮声；地上，杨柳已经吐芽，山桃也多吐蕾，这早春二月的景象正和天上的点缀相照应。作者把往事的回忆放在这样的画面中展开，使现实中严冬的“寒威”与回想中春日的“温和”互相映衬，既增添了往事回忆哀婉动人的力量，又使作品带上几分明丽的色彩，透露出作者不满黑暗现实、向往光明天地的心情。既是以小兄弟为代表的儿童们天真无瑕的心灵美的映衬，又是“我”感于事，触于景，引动自责反思之情的触媒。作者对故乡二月风筝季节佳境的诗一般的描绘和着意渲染，既是作者追求美的激情的一种表现，又是小兄弟追求美的激情的一种反映，从而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心灵美的颂歌。这支人情美的颂歌荡漾在小兄弟对风筝入迷的情态的描写里，荡漾在小兄弟因风筝被“我”毁坏的“惊惶”、“绝望”的痛苦里，荡漾在小兄弟“全然忘却，毫不怨恨”的心灵里。这支人情美的颂歌也回响在“我”“不爱”放风筝，“嫌恶”风筝，“不许”放风筝，因而鄙夷小兄弟“最”喜欢风筝的笑声中；回响在“我”蛮横毁坏小兄弟“苦心孤诣”而“偷做”的风筝，并“傲然”离去的神态中，和认为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的玩艺”的偏见中，回响在“我”急于“补过”而终于无可补救的“无可把握的悲哀”中。心曲荡漾的几段文字，都是泼墨般的至情文字，抒发得真切动人。作品首先生动地描写了小兄弟对风筝入迷的情状：他没有风筝，就眼巴巴“呆看”着人家的风筝在空中飘游而“出神”，“有时至于小半日”；他时而为人家的风筝突然跌落下来而失声“惊呼”；他时而又为人家的风筝因“缠绕解开”而“高兴得跳跃……”多么美好的心灵，多么纯真的情感!作者把小兄弟入迷的情状描写得越如醉如痴，越能加重对剥夺他放风筝权利的封建家规的控诉力量，越能使在严冬中生活而向往春天的“我”的心中掀起感情的波澜，从而痛感自己不准小兄弟放风筝，并把小兄弟喜欢入迷的表现视为“笑柄”，看作“可鄙”的思想与行为，是对一颗稚嫩的童心的严重摧残，由此而自责和反思，袒露出严于解剖自己的心灵美。作品接着写了一段“精神的虐杀”的文字，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两个呼之欲出的人物：秘密被发现后，“我”因为“愤怒他瞒了我的眼睛”偷做风筝，便“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几笔就勾画出了颇带几分专制色彩的心理状态，表现出了“我”的盛怒和蛮横。小兄弟呢?他“很惊惶地站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后来绝望地站在小屋里”。一个追求美的心灵被扼杀而痛苦无告，一个戕害美的心灵由于病态的偏见与封建长幼尊卑的伦理的威力而“傲然”地“胜利”得意。两种心境的描写，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力，使人们的灵魂为之震颤。这样，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一新鲜科学气息一旦吸进“我”的中毒很深的心灵，就产生了“惩罚”感，就难忘那“精神的虐杀”的一幕，心就“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这种内疚与悔恨，无疑是时代新风吹拂的结果，无疑也是“我”抛弃旧我，追求新我的人情美的表现。作品往后描写“我”企望“补过”时，更加形象地抒写了两个美的情怀：由“不爱放风筝”，“嫌恶”风筝，反对小兄弟放风筝，毁坏风筝到“送他风筝，赞成他放，劝他放，我和他一同放”，这是多么大的变化啊!“我”抖掉了精神的枷锁，似乎恢复了儿童的天性，“嚷着，跑着，笑着”，在欢快的旋律中，极为简短的语句随着轻松的节奏跳跃着，好像重现了孩子们放风筝时活泼、欢乐的景象。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反衬罢了，因为时过境迁，一切都无从追回了，结果只能加重“我”怅惘、悔恨的情感，这种追悔无及的心情是美的。特别是当“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去讨小兄弟的宽恕时，小兄弟却“全然忘却”在“我”看来是“精神的虐杀”的一幕。听着往事反而“惊异地笑着”：“有过这样的事么?”这段朴实无华的文字，展示了两个美的心灵：一个严于自责，恳求宽恕自己的过失；一个幼稚纯真，全然忘却别人的错处。多么美的高尚情操啊!我们的人际关系中能具有这样的人情美，社会岂不就净化了么!我爱《风筝》深沉的思想力量，我更爱《风筝》中所体现的人的内心美好的感情，在肃杀的严冬中给人们心头以“故乡的春天”般的温暖!鲁迅用真挚动人的感情所谱写的这曲人情美的颂歌，会永远回荡在人们的心中。(《一曲人情美的温馨的歌——读〈风筝〉》，《鲁迅名篇分类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5.从追求美好事物的角度去理解(李国涛)《风筝》写于1925年1月。但是鲁迅在1919年9月发表过一篇《我的兄弟》，写的完全是《风筝》里的故事。《我的兄弟》只有三百余字，像是《风筝》的提纲。当然，《我的兄弟》是独立的一篇作品，它表达一种愧疚之情，说明压抑儿童游戏的本能是错误的，甚至是残酷的。《风筝》也写了这些，也表现了这种感情和这种思想。但是，《风筝》毕竟是一篇崭新的作品，它表达的内容就不仅仅是这些。《风筝》的开头和结尾都写着一个被压抑、被封锁住的春天。如果说《雪》是在冬日里寻春，那么《风筝》却是在春风里感到冬的肃杀。这仍然是一首关于春天和青春的诗，是鲁迅在继续“寻求那逝去的青春”。《风筝》一开始先由北京的寂寞的春天、灰暗的春光写起。然后，便是故乡“春二月”的回忆，是“一片春日的温和”。风筝是故乡春日的象征，是美好青春的象征，它引导读者进入“久经逝去的春天”。乔峰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中曾经说到，“鲁迅有的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这是写关于鲁迅的事情的作者应当知道的。”鲁迅自己在《朝花夕拾·小引》中也说，“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记忆会有不确，艺术也容许虚构，这是谁都知道的。《风筝》的艺术魅力是无法抗拒的，它把任何一位读者，不管年龄大小，都能带入童年童心之中，令你同作品中的小兄弟一同难过，一同希望。作品也使你同那位兄长一同感到惭愧、悲伤，令你的心也那样“很重很重地堕下去”。《风筝》很热切地表现着对春天，对青春的怀念，对美好事物的醉心和探求。它要求健康的、幸福的生活同春天的美景共存；无意地损害了健康而幸福的生活，是令人无比遗憾的。但是，如果连春天都没有了，还怎样探求新的生活?现在，风筝事件已成过去，小兄弟精神上的创伤也早已平复；而春天、青春，已渺不可求——“久经逝去”。最令人悲哀的是这种逝去，贯彻全篇的情绪也是这样的。这真是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文章开头说，“我现在在那里呢?”在“严冬的肃杀”之中。这时，作者忆及逝去的春天。文章结尾说，又见到故乡的春天；而这时，“四面又明明是严冬”。这首尾的照应是由实而虚——由北京的风筝而想起故乡的春天；又由虚而实，——由回忆中的春天进入现实的严冬。(摘自《〈野草〉艺术谈·寻求那逝去的青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6.多角度理解(李允经)《风筝》是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有人说：“这一篇……是在解剖自己，在深刻地批判自己”(李何林《〈野草〉注释》)。有人说：《风筝》中的“我”，“决不是鲁迅自己”，“也不是什么‘自我批判’。”(闵杭生《谈谈〈风筝〉中的我》)。意见尖锐对立。一般说来，抒情诗中的“我”，多是作者自己，所抒之情，也应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另外，是鲁迅在写作这篇《风筝》的五年多前，还写过一篇《我的兄弟》，也是散文诗，发表在1919年9月9日的《国民公报》上。五年多以后，鲁迅以为先前所作之《我的兄弟》“散失”了，所以又以《风筝》为题，再写一次。这前后两篇散文诗，虽字句有所不同，但所叙反对小兄弟放风筝的事却是相同的。这就告诉我们，这件令他内疚的事，是长久地萦回在鲁迅记忆之中的，是他曾经身历的实事，而不会是毫无根据的艺术的虚构。这样看来，《风筝》中的“我”，还是鲁迅自己，自我解剖也是这篇散文诗的中心内容之一。幼时的鲁迅不喜欢放风筝，并认为“这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因为父亲早逝，他便以封建家长的资格来管束弟弟，不但不准他放，而且将他偷偷做的风筝踏毁了。多年以后，当鲁迅从一本外国书上知道了“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之后，先前那“精神的虐杀”的一幕，骤然在眼前展开，内疚而沉重的心绪袭上心头，使他坐卧不安，使他“惊异和悲哀”。在袒露悔恨感情的艺术描写中，贯穿着自我批判的意向，同时也包容着对虐杀儿童天性的封建礼教的批判。鲁迅向来认为，善于自责和反省，是一种美德。他在一篇《随感录》中说过：“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他曾经发出过“救救孩子”，“解放幼者”的呼吁，而在《风筝》中更把这种反封建的思想斗争深化到自我心灵的深处。毫无疑问，读了这篇散文诗，人们都会为鲁迅这种高尚情操所感动。但是，如果把自我解剖视为《风筝》惟一的内容，恐怕也有失片面。《风筝》开头的两段和结尾的一段文字是感情浓烈的。作者写道：“我现在在那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而久经诀别的故乡的久经逝去的春天，却就在这天空中荡漾了。”这说明，鲁迅这时已经历了由五四革命高潮到低潮的变化，他的情怀也由亢奋步入了沉寂。20年代中期的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的分化，教育界的复古读经，文苑里失恋诗的盛行等等，已使他感到黑暗笼罩着一切，正如同置身于肃杀的严冬，并使他分外地感到了深深的“惊异和悲哀”。也正因为如此，他就更加渴望“春日的温和”。“春天”，在诗人的笔下，往往是“希望”“青春”“生命”“理想”的同义语。在《野草》的不少诗篇中，我们和这些字眼相熟。在《希望》中，诗人曾盼望着青年的奋起，追寻着“身外的青春”；在《雪》里，作者不是曾由江南的雪花，联想到“青春的消息”吗?而在《风筝》中，鲁迅又以“严冬的肃杀”和“春日的温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抒发着一种对于“春”的挚爱和“冬”的憎恶的感情。风筝是报春的天使。孩子们因为渴望春姑娘的来临，才用风筝去迎接她、打扮她、赞美它。春的到来，意味着寒冬已被击退。在江南，每当风筝时节，山桃吐蕾，杨柳抽芽，和孩子们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从观赏春光的角度看，那真是令人神往而畅快的境界啊!然而，眼下的北国，虽然已是初春，天空也有一二风筝浮动，但地上满是积雪，又哪有半点春意!春神在受难，冷气威迫她，寒冬摧残她，这难道能不令人感到“惊异和悲哀”吗?当年，小兄弟以风筝迎接春天，自己却演了一场精神虐杀的恶作剧，至今难以追悔!那么，现在，小兄弟的“春天”又在哪里呢?我的“春天”何在呢?四周都是黑暗，又是谁在制造黑暗呢?当代百花凋零、生灵涂炭的精神虐杀者又是谁呢?春光时节竟无春，春光季节竟是冬，这又怎能不使诗人产生一种“无可把握的悲哀”呢?这是人民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在这里，诗人已透过自己感受的层层淤积，对于那污浊、腥秽的现实发出了强烈的抗议!正因为这样，诗人的感情也就不能不由“悲哀”而走向“悲愤”。他在篇末写道：“我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但是，四面又明明是严冬，正给我非常的寒威和冷气。”这是诗人的悲愤，也是人民的悲愤。由此可见，对于“春”的渴望和对于“冬”的抗议，也正是《风筝》的又一重要思想内容。将幼时因“精神虐杀”而引发的深沉的自责，和对于眼前“社会虐杀”的强烈抗议巧妙地加以揭示，将自我批判和社会批判成功地加以结合，乃是散文诗《风筝》的写作特点。
如何评价周作人？
提起周作人，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他是一个名人，一个颇具争议的名人。除了是鲁迅先生的亲弟弟，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称得上是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和诗人。当然，除了以上的这些个头衔外，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头衔——“汉奸卖国贼”。
今天，文史不假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还原历史，还原历史上的周作人，深入了解其人其事。
周作人（1885年1月——1967年5月），原名周櫆寿，后更名周奎绶，字星杓，笔名遐寿，自号知堂和药堂等，浙江省绍兴人。他是周树人（鲁迅）的二弟，也是周建人的二哥，因为曾在日伪政府任职而备受后世的争议。
1885年1月，周作人出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家中还有一个比他年长四岁的哥哥，一个比他年幼三岁的弟弟。
当时，周家虽然已经败落了，但依然可以为兄弟三人提供良好的受教育环境，一同在“三味书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随着新学的逐渐崛起，传统的科举取士越来越遭到诟病，终于在1905年被慈禧太后下旨废除。受此影响，周作人从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后就考取了清廷官派日本的留学名额，从此以后东渡留洋。
在日本期间，周作人不仅接触了大量的民主文化和革命理论，更被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所折服。渐渐地，他成为了维新变法的支持者，希望中国也可以学习和借鉴日本，迅速成为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久，周作人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一个日本女子并且娶为妻子，这个女人就是极大地影响了他今后人生的羽太信子。若干年后，郑振铎曾经这样评价周作人:
日本妻子给了他太多不好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夕，周作人携妻回国，在绍兴当地担任了英文和日文的老师。同时，他还在《绍兴教育会月刊》担任了编辑工作，不断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和传播工作，号召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能够尽快地觉醒。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民主和进步潮流真正成为了社会的主流趋势。不过，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使得民主革命很不彻底，虽然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但国家还是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军阀混战。
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作为思想进步的民主派人士，周作人迅速成为了当时社会的焦点人物，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新青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和一处阵地。
在他们的大声疾呼下，一大批的有志青年和进步分子都成为了那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一时间，新文化运动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由于从小就与兄长鲁迅的关系亲近，所以周作人非常依赖他。即便，他已经成家立业，但还是依然与鲁迅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一同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奔走呐喊。
1924年，随着“女师大事件”的发生，鲁迅明确支持自己的学生许广平与刘和珍等人，公开反对由教育部所任命的校长杨荫榆。不仅如此，他还联络了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共同在《京报》上发表声明，鼓励学生们继续发表正当要求，继续发表爱国主张。
在此期间，周作人始终都全力支持自己的兄长。不仅如此，他还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会员，竭尽全力安抚学生并且维持安定的教学环境。
就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的同时，兄弟二人却在生活中出现了问题，逐渐上升为一场尖锐的矛盾。
羽太信子向来都是养尊处优的小姐，对于物质的追求和生活的质量都要求很高。以至于，凭借周氏兄弟们不菲的经济收入，却不能满足她的无度挥霍和奢靡享受。
久而久之，作为大伯的鲁迅认为再不管不行了，只得婉言劝导弟弟和弟媳要量入为出。结果，向来都非常惧内的周作人不仅没有听从哥哥的好言相劝，反而在日本妻子的鼓动下写出了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许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归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愿你安心，自重！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在兄长鲁迅面前拍下这封绝交信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在信的开头，他甚至称呼自己的亲哥哥为“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恩断义绝的决心。
起先，作为兄长的鲁迅还寄希望于弟弟能够回心转意，直到三年以后才彻底死心。据鲁迅回忆，他在1926年6月曾回旧院去取过东西，竟然还遭到了弟媳羽太信子的无理取闹:
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
对于这次冲突，周作人又一次无条件地支持了自己的妻子。从此以后，兄弟之间终于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鲁迅成为了“用笔革命”的志士，而周作人却成为了“用笔吃饭”的汉奸。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的肆意侵略，举国上下都义愤填膺，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作为社会的文化名流，周作人也显得非常激动，多次发表公开演讲号召政府和民众都能强力反对侵略，恢复东北的山河。
不过，面对中日两国在军力上的差距，面对日本妻子的“循循善诱”，周作人不久就改变了自己抗战的主张。甚至，他还宣称贸然出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应该通过加强文化交流的方式来消除中日两国的纷争。
而且，羽太信子不仅把“周宅”的门牌摘下，还自顾自地更名为“羽太寓”，甚至挂起了日本的国旗。对此，周作人竟然表现得满不在乎，作为一个文人学者，他深知这样的举动意味着什么。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先生因病过世，整个上海都轰动了。前来吊唁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就连极少公开露面的宋庆龄也在收到消息后亲临了现场进行致哀。
三天后，鲁迅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中抬出，准备运往万国公墓进行安葬，沿途数万民众自发送行，场面非常悲壮而浩大。其中，抬棺者多达16人，个个都是文化界的名流；扶灵者多达8人，包括了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矛盾和胡风等人。
最令人气愤的是，周作人对于兄长的过世竟然不闻不问，不仅没有亲送兄长最后一程，甚至就连追悼会都没有参加。
1937年，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北平沦陷以前，绝大多数的爱国文人都选择南下，但周作人却悄悄地留了下来。
起初，周作人还算保留了些许的文人骨气，没有向日本和伪政府投降。不过，随着生活度日的异常困难，他微薄的些许收入根本无法支撑，而衣食无忧惯了的他和妻子自然受不了这样的贫穷日子。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第一次不顾廉耻，出席了日伪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公开为日本的侵略行径站台。
消息传开后，曾经的朋友和学生都纷纷写信，劝他早日离开北平南下。远在伦敦的胡适也以“藏晖”为化名，写了一首《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委婉地劝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可糊涂，要“识得轻重缓急”。对此，周作人也回赠了一首《苦住庵吟》: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这首打油诗很好理解，大致意思就是，我周作人也想离开北平，可是眼下的情形实在是没办法，这里的一家老小都还指望着我来养活。很明显，周作人在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文化汉奸了。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担任了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接受了日伪提供的第一个职位。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腿就收不回来了，后面的脸也要不回来了，他痛痛快快地接连担任了各类汉奸的职务。
到了1941年时，他索性接受了汪伪政府的委任状，正式出任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从此开始，周作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为日本侵华卖力吆喝，积极充当起了汉奸的角色。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进行了逮捕。在好友胡适等人的连番运作下，他没有遭到枪毙，但还是被判处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蒋介石的主力嫡系已经损耗殆尽，遭到了桂系的强势挑战。他下野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为了营造不同于以往的开明和自由氛围，下令特赦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就包括周作人。
到了全国解放的前夕，周作人也曾试图前往台湾。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最终没能成行，只得提心吊胆地留在了大陆。
1949年8月，周作人从上海回到北平定居，立即就给周总理写信进行忏悔。此事被毛主席得知，他只是淡淡地表示: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就这样，周作人得到了重新工作的机会，继续文学创作和翻译外文，进入了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不过，毕竟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周作人承受着思想上巨大负担的同时，因为生活上的清贫，他与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感情也遭遇了严重危机。据他1960年7月1的日记中记载:
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其中的“似病又发作”，是指羽太信子经常性的争吵甚至是暴怒，搞得周作人彻底的精疲力尽。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62年4月羽太信子去世，才算是告以终结。
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虽然减少了许多的烦恼，但也体会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孤独。为了排遣寂寞，他偶尔会写写画画，但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和他自身的历史问题，这些作品从来都没有公开发行出版过。
随着那场影响深远的大运动开始，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的周作人又一次被置身于漩涡当中。由于曾经在伪政府中任职，他的确担任过不光彩的汉奸角色，被进行批判本也是罪有应得。
1967年，已经进入耄耋之年的周作人因病过世了，享年八十二岁。作为有历史污点的人，他的死基本上没有泛起太大的涟漪，除了最亲近的家人外并没有任何人参加。甚至于，就连亲侄子周海婴（鲁迅之子）也没有原谅他，并且还拒绝参加追悼会。
或许，周作人在离世前已经看开一切，故而就下了一封遗嘱:
余今年已满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
周作人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他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了唤醒民众而大声疾呼过；他曾经是数典忘祖的汉奸，为了偷生苟活而屈膝谄媚。对待亲人、朋友和学生，他都显得非常失败，唯独对于日本妻子百依百顺，可即便如此，也没能真正的善始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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