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代表作品有译著

季羡林代表作品有译著，汉语言文学都有什么作家？

鲁迅当然是汉语上的第一大文豪了，他的著作不少，但也非极多，包括小说、杂文、评论、散文、散文诗、诗歌、论著（600万字），甚至还加上日记、书信、译著等，亦远远不到1000万字。

超过1000万字的文豪或者“纯文学”作家，郭沫若、茅盾差不多；沈从文、老舍、张天翼、季羡林应该有；梁启超、巴金、浩然、王安忆、碧野、王蒙、刘心武、梁晓声、张炜、贾平凹、哲夫、柯云路、刘绍棠等人肯定也有，甚至还不止。

季羡林文章？

《牛棚杂忆》是季羡林先生的散文精品之一。

季羡林是文学大家，出过散文集《赋得永久的悔》，曾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他的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

为什么他能听懂本地语言？

说起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得道高僧恐怕非玄奘法师莫属。我们绝大多数人可能是通过《西游记》了解玄奘法师的。可能很多人印象中的唐三藏就是《西游记》里那个虔诚善良近似于迂腐的形象，甚至有人的印象中可能还是《大话西游》中那个话唠形象。很多人记住了《西游记》里光怪陆离的情节，却忘了玄奘法师还有一部《大唐西域记》。这部旷世巨作记载了西域两百多个国家、城邦、民族的风土民俗。

至今《大唐西域记》仍是研究中国古代边疆史、丝绸之路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国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印度尽管号称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而历史上雅利安人、阿拉伯人、突厥-蒙古人、英国人先后征服过印度次大陆。长期以来印度人对记录自己的历史并不重视。尽管印度有很多文明古迹，可时过境迁之后没人知道这些古迹都是什么东西。

印度人探索自己的古代史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依赖中国的法显、玄奘等求法高僧留下的记录。古印度历史上著名的迦毗罗卫国位于何处就曾是一大历史谜团，直到上世纪70年代印度考古工作者以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为线索才在比普拉瓦找到了“迦毗罗卫国”的遗址。今天阿富汗境内的吐火罗古国的地理位置、巴基斯坦境内“”健驮罗”文明的风姿等问题也同样是因为《大唐西域记》才得以弄清的。

由此不难看出《大唐西域记》对研究中亚、南亚等地的历史有着何其重要的意义。说到这儿可能会令人产生一种疑惑：玄奘法师一路上途经这么多国家是怎么与当地人交流的？他为什么能听懂当地的语言？我们现代人懂外语没什么值得稀奇的，可玄奘所处的年代中外交流远没我们今天这么频繁和便利，但这并不等于说古代中国就没人会外语。最迟在周朝就已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翻译人员。

古籍《册府元龟》中有记载：“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这段记载用大白话说就是：周公摄政的第三年越裳国派了三个口译员（象胥）来朝贡。译员向周天子献上白雉并解释称：“路途遥远，山川阻隔，所以派了三个翻译官来朝见”。这三个翻译官各自生活的地方距离周王朝有远有近，而住得相对近一些的那位平时与周人的交流自然会更多。

因此与周王朝领地越近的人越有可能听懂周人的语言。三个翻译官就这样一个传一个地翻译才最终翻译出了周公能听懂的语言。《册府元龟》中记载的这个越裳国其实是生活在岭南地区的一支越人部族。如今的越南人也是古代百越民族的分支之一，因此越南人认为历史上的这个越裳国就是指的他们。当然是与不是已无法考证了，毕竟古百越人中也有很多如今已融入中华民族。

秦汉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比起过去相对更为密切。汉朝曾接待过来自扶南、安息、罗马、天竺等国的使节。显然这样的外交活动也需要借助翻译来完成。当时的朝廷专门设有“九译令”、“译令官”等专职翻译。此后历朝历代都会招募培养专职的翻译人员。明朝郑和下西洋以后就曾设置四夷馆专职负责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玄奘所处的唐代正是中国历史上开放包容万国来朝的时代。那时的中国与新罗、倭国、天竺、波斯、拜占庭等国均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贸易文化交流和使节往来。当时的长安、洛阳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能见到各种各样的外来人士：黄皮肤的新罗人、日本人、东南亚人；白皮肤的东罗马人、阿拉伯人；黑皮肤的昆仑奴......光是贞观四年东突厥颉利可汗战败后唐太宗就一次性在京城安顿了1万户突厥人。

生活在这种社会氛围中的玄奘日常接触到一些外语实在太正常不过，加之玄奘作为僧人的身份就使学习梵文成为了必修课。如今佛教在中国早已成为高度本土化的宗教，可当佛教刚开始向中国传播时却面临着语言上的障碍。佛教传入中国时用来记录经文的语言文字是北印度地区婆罗门种姓所使用的梵语。这并不是当时古印度人的日常通用语言，而是仅限于婆罗门和佛教高僧使用的密语。

大约在两汉之交佛教通过丝绸之路经由西域传入中原。中原人最早接触到的佛教僧侣大多并非来自于西域（包括如今中国新疆以及邻近的中亚地区）。西域高僧来到中原与负责接待外宾的鸿胪寺专员只能做到日常交流，但如何使用汉语精准翻译佛教术语却成了一个难题。这要求译经人既要精通古印度各种方言又要精通汉语。佛教要实现在中国的传播就必须解决语言上的困难。

因此早期的佛教传播者都积极学习汉语，而皈依佛教的汉族信徒也会主动学习梵语。久而久之僧人学习梵语也就成为了一种必修课。玄奘作为精通佛法的得道高僧自然是系统学习过梵语的。玄奘在西行求法之前就曾拜访过多名来自西域、天竺（古印度）等地的高僧。那时玄奘就已能毫无障碍地阅读用梵文书写的原版佛经了。事实上玄奘之所以萌发西行求法的念头有一个原因就是感觉佛经在翻译过程中错漏百出。

因此玄奘才下决心一定要去天竺取回原版真经。设想一个不懂英文的人能发现英文书中的错误吗？同样一个不懂梵文的人能发现梵文书中的错误吗？玄奘能发现佛教翻译过程中的错漏就证明他是懂梵语的。问题是玄奘西行路上所经过的地方都是说梵语的吗？玄奘西行的路线如果放在今天的地图上会经过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

今天这些国家各自的语言并不一样，那么当年玄奘所途经的两百多个国家、城邦、民族难道是使用的同样的语言吗？如今光是印度就有1652种语言和方言，而当年的古印度各地同样是方言各异。玄奘所学习的梵语本就是仅限于婆罗门和佛教高僧使用的密语，而普通民众日常对话并不使用这种语言。那么玄奘为什么能与途经国家的人对话交流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玄奘所途经的多是信奉佛教的国家。

玄奘所途经的地方的确存在各种各样复杂的语言，但各国僧人普遍都会学习梵语。中世纪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几乎都会学习拉丁语，而当年佛教僧人学习梵语也同样是必修课。各国僧人平时日常对话会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但在佛事活动中都能熟练使用梵语。因此各国僧侣都能借助共通的梵语作为交流沟通工具。玄奘甚至可以通过当地僧侣的翻译与不会说梵语的普通民众实现交流。

在这一过程中玄奘自己很可能也会学习一些日常交流对话用语。这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不懂外语的人在国外游玩时也可能会临时学一些当地的日常交流用语。尤其是当玄奘抵达印度后身处最原始最正宗的梵语环境中学习起来就会更为便利。要知道玄奘西行求法历时17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完全足够让玄奘学会当地的语言了。因此玄奘回国后为中原佛教翻译了大量梵文佛教经典。这对佛教在中原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玄奘除了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佛学家之外其实还有史学家、文学家、翻译家等多重身份。有意思的是“印度”这个词就是由玄奘翻译确定下来的。《史记》、《汉书》中将古印度翻译为“身毒”，《后汉书》、《三国志》、《宋书》、《梁书》等典籍中则将古印度翻译为“天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

还有哪些堪称大家的人？

文学翻译需要精益求精、从容含玩的工匠精神。在这方面，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黄杲炘先生的翻译成就和专业精神令人敬佩，也给人们留下了重要启示。

一是直奔经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翻译乔叟《坎特伯雷的故事》，是因为“乔叟为英诗之父”，乔叟创制的格律诗主宰了此后600年的英语诗坛，既为英诗从民谣进一步发展开拓了道路，也为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奠定基础，为英诗的发展与繁荣做好准备。黄杲炘反复校译菲茨杰拉德的《柔巴依集》，不仅因为它是英国翻译文学经典和“英国文学的瑰宝”，让人们读到了英诗“定型诗”的绝句经典，还因为它对工业革命、达尔文进化论和加尔文主义进行了审美反思。黄杲炘先生的其他译著如《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丁尼生诗选》《英国叙事诗四篇》《英国抒情诗100首》《美国抒情诗一百首》等，也都取自英语经典作品，其精雕细琢的译作也成为中国当代翻译佳作。

二是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做品牌”。黄杲炘坚持不做“重组”改译，“不会自以为有本事锦上添花、画龙点睛，所以也不会弄巧成拙，弄成了画蛇添足或佛头着粪。我觉得，自己译名家作品，不过像一只牛虻叮在千里马身上或屁股上，叮得牢一点，就可以随它多跑一阵，不会被甩下，哪有添油加酱的底气？”他选择了文学翻译最困难的诗歌翻译，而且认为译诗就像钻石的研磨琢型，只有下得云窗雪案深工夫，才会恒久远、永留传。他说：“诗歌最讲究形式。任何民族的诗歌中，最经典最具有传统特色也最为人们熟悉的，总是格律诗。”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翻译外国格律诗时绝不译为自由体，更不增减行数、变换节数，而是严格尊重原诗形式、节奏与韵律。他制定了自己的译诗标准并具有明确的建设意识和品牌意识：“我应当有‘品牌意识’，把这‘独家经营’的品牌‘做大做强’。”凡此种种，让人觉得黄杲炘身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完美主义强迫症，也许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一个杰出的翻译家。

三是执著一事，耐得孤独寂寞。文学翻译者是艺术的搬运工，时常被人忽视，因此翻译家往往很是寂寞。黄杲炘用数年时间翻译《坎特伯雷故事》，这样的“良心之作”最终以最高票获得第四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文学翻译是如此辛苦，但黄杲炘坚执无悔，“世事沧桑心未冷”，40年后不仅成为英诗翻译大家，更深入到译学比较研究的堂奥，其《英诗汉译学》获得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首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成为文学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他还从比较文学角度发现了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余光中、穆旦等人诗作的外国资源……

黄杲炘先生新著《译路漫漫》（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总结了他50年的翻译经验，其“译学主张”赓续并弘扬了严复以来的翻译理论，从“英诗汉译”的镜像中折射出现代中国翻译双甲子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黄先生忍受着“眼科绝症‘视网膜色素变性’”和“书写痉挛”症，默默笔耕五十年，无愧为文学翻译界的一个里程碑式人物，堪称具有工匠精神的翻译大师。愿中国的文学翻译工作者以黄杲炘等前辈为榜样，多一点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工匠精神，多一点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经典意识，使文学翻译真正成为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专业学科。（有删节）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7年10月18日05版）

原题：《翻译家黄杲炘的“工匠精神”》，作者李钧

季羡林主要作品有译著什么？

1955 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德]安娜·西格斯 作家出版社 德译中；小说集

1956.06 沙恭达罗 [印]迦梨陀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梵译中；剧本

1959 五卷书 [印]佚名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印度寓言故事集

1962 优哩婆湿 [印]迦梨陀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梵译中；剧本

1980 罗摩衍那（一）：童年篇 [印]蚁垤 人民文学出版社 《罗摩衍那》系列，共7卷 1981 罗摩衍那（二）：阿逾陀篇

1982 罗摩衍那（三）：森林 篇

1982 罗摩衍那（四）：猴国篇

1983 罗摩衍那（五）：美妙篇

1984 罗摩衍那（六）：战斗篇

1984 罗摩衍那（七）：后篇

季羡林的作品：

《季羡林文集》 《清塘荷韵》 《听雨》 《清华梦忆》《九十述怀》《母与子》 《三个小女孩》 《一双长满老茧的手》 《夜来香开花的时候》 《重返哥根廷》 《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 《垂钓》 《月是故乡明》《林腊梅》 《病榻杂记》 《天竺心影》 《朗润集》：《〈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大事》《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要有：《沙恭达罗》《五卷书》 《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 《朗润集》 《季羡林散文集》 《牛棚杂忆》 只有这些了.

季羡林主要译著？

季羡林先生精通12国语言：汉语、南斯拉夫语、梵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法语、俄语、吐火罗语等，翻译了大量作品。如：

1955 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德]安娜·西格斯 作家出版社 德译中；小说集

1956.06 沙恭达罗 [印]迦梨陀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梵译中；剧本

1959 五卷书 [印]佚名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印度寓言故事集

1962 优哩婆湿 [印]迦梨陀娑 人民文学出版社 梵译中；剧本

1980 罗摩衍那（一）：童年篇 [印]蚁垤 人民文学出版社 《罗摩衍那》系列，共7卷

1981 罗摩衍那（二）：阿逾陀篇

1982 罗摩衍那（三）：森林篇

1982 罗摩衍那（四）：猴国篇

1983 罗摩衍那（五）：美妙篇

1984 罗摩衍那（六）：战斗篇

1984 罗摩衍那（七）：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