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代表作品有哪些晁错，对后世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试着从三个阶段回答作者提出的问题：
第一阶段，春秋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经历了孔孟之道的诞生发育成长乃至成熟到在战火频仍诸侯争霸中礼坏乐崩世代更替最后纯粹化为一张权力的面皮。春秋时代，百家争鸣，各种思潮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自然发育，兴盛。儒家、道家、法家、经家、术家、名家、墨家等等，各色人等，无不施展自己的才华，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无论哪家，他们都想让自己的学术思想，在实际的社会经验中得到运用和实践，借以自家作为天下楷模的名誉。
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爆发的背后，实际上对应的是诸侯林立的局面。各家思想要想流传发扬光大，必须依赖诸侯国这个实体，进行验证和改良，这样才有传承的机会。
以周朝为例，它的最高统治者以天子这个名头统御万方，在武王取代纣王这个过程之中，几乎把纣王说得一无是处。要知道，周的手段，打着为民除孽的名义，得到本来该属于民众自身的土地之后，以“天子”之名，很快把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这就拉开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巨大的差距。这差距本身，张扬和昭示了了统治者的贵族属性。
何以让天下臣民信服呢？周天子做了两点：
①分封诸侯，把手中的权力分处去一点，让各诸侯王作为自己在各个地方统治的代理人。
②确立统治思想，以孔孟之道成为权力统御的核心。向天下臣民宣示：天子者，天选之子也。是上天选出来管理天下臣民的，他的高贵性，独一性，排它性，给权力自身添上一种神秘色彩。常人不可妄自揣度。
孔孟之道的核心在于“仁”，不是人性的是“人”。天子行仁道，庶民侍天子以忠。周朝能够传承八百年，赖孔孟之力甚也。
到春秋末期，随着周室式微，各诸侯国却反向崛起。天子之名头，再也不是威慑四方的精神枷锁。各诸侯王各显身手，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施展才华，抱负，以及随之而来的权欲和财欲。一旦品尝到权力的美味可口，让他们放下，几乎不可能。其实，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所谓天子，只是一个符号，当他得道时，他可以高高在上，一旦他自身不思进取，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之中，他一样被淹没。
各诸侯国的强势崛起，意味着天子确立的大一统思想体系的崩溃。
法家也好，儒家也好，道家还好…等等，它们之所以能茁壮成长，各自形成思想壁垒，也在于诸侯国的崛起。各色思想需要成长，作为各诸侯国的诸侯王同样需要一种思想，来完善统御治下臣民的体系。
百家争鸣也好，各显身手也好。它们的存在，跟诸侯国的确立、存在、发展是相辅相成。即便低调如墨家，它一样有自己拥护的诸侯王。
所以，在我看来，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中华文化体系诞生的萌芽时期，像一个初生的婴儿，他的步履是蹒跚的，他的身体是孱弱的。
在整个世界文化大局之中，由于它诞生的比较世界其他各国较早，才没有了夭折的意外。尽管随后它的成长伴随着血腥和暴行，但他终究还是经过洗礼，成长起来了。
第二个阶段，秦帝国时期，法家思想体系大放异彩，“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名义上的不能承受之轻。秦帝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并吞并六国为一体，在于法家思想的大行其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儒家提出来的，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来。而作为法家代表的商鞅，在强势变法中体现出来了。当此之时，秦国西临强戎，东邻六国。生存空间的狭隘，让他们必须足够血性才能活下去。“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正像他们歌里唱的那样。谁能让他们强势凝聚起来，谁就是恩人，谁就是思想典范。商鞅很幸运，遇到了秦孝公，秦国很幸运，遇到了商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商鞅变法以一种强大的洪流作用，推动秦国向前。
后来秦始皇能够翦灭六国，成华夏大地于一统，商鞅创立的军功受赏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战时法治，在战争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当战争消灭时，它就显得不合时宜了。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他统一的是土地，统一的是臣民，但东方六国，哪一个不是传承上百年的，思想，文化，礼仪，风俗等等各方面，大相迥异。文化思想体系的统一，则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时间，如果还用严苛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六国臣民，则力有未逮。
坐在高高在上的皇帝御座上的秦始皇，此时，他当然迷醉于自己的赫赫武功。作为一个新的统一国家的领袖，他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统治传承万世而不衰呢？！他想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天下苍生悠悠之口。孰不知，身体可以钳制，思想则无法完全禁锢。于是乎，他收天下典籍除必要的医疗科技等之外，全部付之一炬。他想让天下臣民，只读一种书，只受他治下的一种思想的管控。这就大错特错了，整个国家在抵御外敌时，必需一种统一的战略思想。而在自身的实际生活中，任何对单一思想的膜拜都是顽固和可耻的。在这一点上，秦始皇是丢分的。属于对春秋礼仪的矫枉过正。
再说说“坑儒”，这个恶名，很显然，跟秦帝时代饱受压制的儒家文士的笔墨报复有莫大关系。
秦始皇在登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宝座之后，他做梦都想的是如何让这种统治辉煌传承万世。在传承这个问题上，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如何能够长生不老。在他周游六国旧地的过程当中，曾经到过山东地界。此时的山东，临海，渔业比较发达。经常出海打鱼的人，肯定看到过海市蜃楼之类。经过各色人物的口口相传，到了始皇帝这里，便变成了“海外有仙山，山在飘渺云海间”。于是，修仙得道以求长生，便成为秦始皇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个著名的徐福，便是这场修仙运动的领军人物。后来，徐福迫于巨大的压力，出东海一去不复返。始皇帝大为光火。而自称炼丹术士的候生和卢生，不但炼丹无所成，还把始皇帝的污点四处宣扬。后被人告发，两人携款潜逃。秦始皇恼羞成怒，下令封锁咸阳城，捕四百六十名术士而暴杀之。这就是所谓的“坑儒”。
事实上，始皇帝对于六国儒士们，还是颇为宽大为怀的。典型的事例是秦始皇封禅泰山之行。之所以封禅无非是表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同时向儒家思想靠拢，以获得东方六国臣民的认可。但思想深深植根于周文化礼仪的六国儒生们不仅对他冷嘲热讽，而且对秦王朝的功德也持全盘否定态度。
《史记·封禅书》分两处详细地记载了儒生们对秦始皇封禅泰山的态度。
其一是封禅发生的当年“始皇之上泰山，中途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其二是秦朝灭亡之后，“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字，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伪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后世史学大家司马迁更是火上浇油，"此其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焉。 "
倘若始皇帝真如儒士们所说的那样暴戾无道，“焚书坑儒”是真正的文化浩劫，那么儒生如何能得以留存性命，对其口诛笔伐？天下典籍尽毁，儒士们又凭什么史实认定始皇帝的恶刑恶政？
儒家士子们以“焚书坑儒”为借口，贬蹋始皇帝之功，借以抒发在其治下儒学始终被压制于法家思想的那种愤懑和不满。他们始终认为，与西戎比邻杂居的秦人们，与他们这些传承于周制旧礼的根正苗红的六国臣民来讲，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的文化自信和骄傲，让他们只学会了讥讽和朝弄，而不是顺应潮流时势的客观尊重。
第三个阶段，刘邦创汉到刘彻革新。当刘邦在一儒生帽子里撒下尿水时，儒生们知道，他们的地位，不会随着汉代秦而有所改变。
当刘邦以他在市井街坊学来的政治厚黑学剪除项羽这个军事强敌之后，跟随他打江山的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王候，开始显得扎眼了。他的方法是分封刘姓诸侯王，削减异姓王的势力。刘邦当政时，他汲取秦朝短命而亡的教训，以郡县制和诸侯王并立的方式，统治全国。在整个中华大环境之内，他面临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对内，诸侯林立，削弱着汉作为一个整体国家的财力和武力，混迹于市井，发迹于市井的刘邦，他对于国家文化道统的理解或者说奉献，微乎其微；对外，轻率地发动机起对匈奴的军事行动，最后被围七天七夜，靠着陈平的谄媚和诡计才侥幸脱险个。整个刘邦时代，国家的道统法理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
到文帝景帝时代，对于外敌匈奴，赖于国力的孱弱，只能奉行和亲政策。对内，无为而治，道家思想成为气候。而这种循规蹈矩因循守旧的内向型政治生态，也是源于中央皇权的幼小和孱弱。从天才的政论家贾谊的“众建诸侯少其力”到六亲不让的晁错的削藩策，汉时代的卓越的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忧心忡忡的那种担忧态度，一方面体现了他们的国家情怀，另一方面也证明，此时的汉帝国，还是分散的，不完整的。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应付内外危局时，是显而易见捉襟见肘的。景帝时代的“七国之乱”，就是最好的明证。那么，无为而治的道家文化，就不能一直身居高位，处于国家权力中枢的核心，以御万方。
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一生奉行道家学问的窦太后窦漪房去世，汉武帝刘彻终于等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以雷霆手段，先后剪除国舅田蚡、太后王娡、三朝老臣窦婴、地方霸王灌婴、江湖侠客郭解等多方势力。把国家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先后提拔出身卑微的卫青、霍去病为将，精炼军马，以为对抗匈奴之计。
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国策，由儒生代表董仲舒提出，在汉武帝手中得到肯定，改良，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国策。可以说，武帝这一政策，是影响深远的，在当时的整个世界环境来看，都可以说是深谋远虑的。武帝之前，国家如同伸开的十指，各自为是。武帝以儒家思想，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以国家使命感为轴心，让分散的国力凝聚成一个有力的拳头，面对强敌时，展示出强大的战力，使中原民族不再受北方游牧民族袭扰劫掠之害。国家终能向前发展，中原文化体系不至于被游牧文化所虐杀。
可以说，中华文化文明的成长壮大，汉武帝居功至伟。
后世常常有人说秦皇汉武的专制，害了民众。他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二位口诛笔伐。
我想说的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把秦汉明月放在世界格局中加以考量。汉帝国的时期的西域诸国，以及北方的匈奴，再往西去，就是强大的罗马文明。如果中华文明不能在这一时期凝聚成一个传统，那么北方的匈奴就会以其剽悍、狂野、粗蛮践踏汉家天下。文化的根基就会被西方摧毁。“汉武帝雄才大略，“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不允许其它思想存在，而是在当此历史变革生死存亡之际，必须有一种思想能够统领终生，把国家的凝聚力架构起来，不能是一盘散沙，各行其是。武帝的中央集权，自有独裁的成分在内，但不能借此否定他对汉民族的再造之功。
中华文明，为什么叫汉家文化？本就是因为在中华文明肇基之时，武帝时代的国民性格塑造是成功的。它是昂扬的、向上的、生机勃发的。
今日儒者，常常以“专制”之名，在今天的视角之下，对秦始皇、汉武帝斥以笔墨讨伐，说他们枉害了民众思想。怎么就不想想，封建文化制度能够传承2000多年，怎么可能尽是糟粕？自武帝始的外儒内法的治世法通，可能一时错，不能时时错。所谓因时因地制宜尔可，不可求全责备。倘使千年前的帝王武帝能够穿越至今天，是否会为他的努力他的革新心生叹息呢？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我们都是同一种文化文明哺育的芸芸众生。今日之枷锁，岂能怨怼于千年前的武帝肇基岁月？
事实上，我们真正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二千多年都过去了，封建主义的道统也已被时代埋葬，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丝毫进步？
唐太宗李世民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诺亚方舟的遗恨岂在于水泊之不兴？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什么也不能成为一件想脱就脱的神秘的精神外套吧？
套中人彻底觉醒之日，便是我们这个民族真正走向兴旺发达之时。
汉武帝如何走向权力之巅？
汉武帝的掌权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先做乖宝宝，暗中培植自己的亲信。
等到他熬死自己的奶奶之后，马上清理掉那些前朝老臣，换上自己的亲信，然后开始改变国家执政思想，并且在对外战争当中连年胜利，最终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这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但其中发生的事情，却很多很多。
公元前141年，随着汉景帝驾崩，刚刚举行冠礼不到十天的刘彻，被推上了皇位，成了汉朝的第七位皇帝。这一年，刘彻仅仅只有十六岁。
早在刘彻正式登基之前，刘彻已经做了八年的太子。所以，对于刘彻皇位的合法性，大家没有任何质疑。但同时，因为刘彻即位的时候，实在是太过年少，资历又比较浅，实在难以让大家信服。所以，作为刘彻奶奶的窦太后，就开始站出来主持大局。以太后的身份，帮助刘彻掌控朝政。
这位窦太后，那可是一个真正的猛人。窦太后早年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宫女，还曾经服侍过那位吕后。后来，在吕后的身边待了几年之后，当时年轻的窦姑娘，被派到了山西地区，服侍当时的代王刘恒。
再之后，窦姑娘很快得到了刘恒的宠爱，并且给刘恒生了几个孩子。又过了几年之后，随着吕后去世，西汉功臣们发动了政变，然后拥立刘恒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汉文帝。因为刘恒的正妻早逝，也没留下一个儿子。所以，汉文帝登基之后，窦氏的儿子就被立为了太子。窦氏也母以子贵，成了汉朝的皇后。
又过了二十多年以后，随着汉文帝驾崩，窦氏的儿子顺利登基，这就是汉景帝。汉景帝登基之后，窦氏也就顺理成章，成了太后。汉景帝在位十三年后，最终因病去世。而汉景帝去世后，其子刘彻登基，窦氏也就再进一步，成了太皇太后。
此时的窦太后，不管是个人威望，还是家族权势，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而汉武帝刚刚登基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位强势祖母。
汉武帝登基以后，按照窦太后的要求，所有的朝政大事，都需要奏请后宫。也就是说，刘彻虽然是皇帝，但是在朝堂大事上，根本没有决策权。窦太后虽然没有临朝称制，但所有朝堂大事，刘彻都需要询问过她的意见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这种形式，其实也和临朝称制无异了。
对此，年轻气盛的汉武帝，自然不愿意接受。所以，就在登基仪式结束后不久，汉武帝便做出了一系列人事变更。比如，罢免前朝丞相卫绾，改任窦婴为丞相；罢免前朝御史大夫直不疑，改任赵绾为御史大夫；同时升任田蚡为太尉，王臧为郎中令。
除此之外，汉武帝还正式下诏，从全国范围内征召‘直言敢谏之士’，并且对这些人加以重用，培植自己的班底。强行命令藩王去封国就藩，削弱老派势力在京城的力量。鼓励大家揭发刘家和窦家的不法行为，削弱这些阻挠他的力量，树立自己的威信……
汉武帝的这些举动，后世史称建元新政。在这场新政当中，汉武帝不但培养了很多听命于他的人才，同时也展现出了自己的魄力。
但是，随着汉武帝做出的改变越来越多，一直隐居幕后的窦太后，却开始站出来阻挠汉武帝的改革。
在很多文艺作品当中，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情节：皇帝想要积极改革，代表了革新的思想。而太后则往往会站出来阻挠，代表了老派的利益。在这类文艺作品当中，代表老派利益的太后，往往扮演的是反面角色。
但实际上，历史上真正类似这样的争斗，其实并没有正义和非正义，只不过是双方的思想不同，所以看待一件事的结果，也会截然不同。而窦太后和汉武帝的冲突，其实正是来源于此。
作为一个生于西汉初年的老人，窦太后深受黄老思想的熏陶。因为从刘邦建国开国，一直到汉景帝去世，汉朝都是在执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而新即位的汉武帝，却更加倾向于统一的儒家思想。
所以，在窦太后看来，刘彻的这些改变，会把汉朝彻底带向未知的危险。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奶奶看待孙子的一些举动，觉得孙子完全实在胡闹，自然要阻止。窦太后会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她在阻止孙子，毁掉自己丈夫和儿子留下了的家业。
而从刘彻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奶奶，无疑是他改革最大的绊脚石。
对此，汉武帝一直心知肚明，所以之前的改革手段，刘彻也一直用得非常巧妙。比如之前撤换官员的过程当中，换上去的丞相窦婴，就是窦太后的侄子。而太尉田蚡，则是刘彻的舅舅。但同时，这些人又和窦太后的政见不太一样，他们更倾向于儒家思想。
这些复杂的人事关系，既保证了那些守旧老派，不会剧烈反弹。同时也保证了刘彻可以快速掌握朝政大权，成为一个手握实权的皇帝。
很难想象，做出这么多复杂改变的刘彻，当时只有16岁而已。
客观来说，刘彻的这番改革，其实已经非常巧妙。但是，窦太后也不是白给的，面对孙子的改变，窦太后也在等待一个机会，阻止孙子的‘胡作非为’。
不久之后，这个机会来了。
随着刘彻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些老派人士，纷纷跑到窦太后面前去哭诉。而窦太后也开始利用‘奏请后宫’的特权，阻止刘彻做出一系列的改变。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御史大夫赵绾主动上奏，提出要废黜‘奏请后宫’的制度。以后刘彻处理朝政，无需再向后宫禀告。
这一下，双方的矛盾，被彻底激化了。
要知道，之前双方的争斗，还仅仅只限于台面之下的暗斗，并不涉及汉武帝和窦太后本人。但赵绾的这个做法，却等于是将汉武帝和窦太后直接推到了对立面。对此，窦太后自然不愿束手就擒，直接联合那些老派，向汉武帝施压。同时还命令下面的官员，查探赵绾和王臧的不法行为。
赵绾和王臧两人，都是汉武帝的老师，同时也是汉武帝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所以，一旦这两人倒台，那汉武帝苦心经营的朝堂力量，瞬间就会土崩瓦解。偏偏这俩人又确实不太干净，以往确实也做过一些不合法的事情。所以最终，两人被同时免官后处死，而窦婴和田蚡两人，也被全部免官。接替他们位置的，全都是那些支持黄老思想的老派人物。
就这样，汉武帝登基之初，所进行的建元新政，最后以失败告终。
经过这件事之后，汉武帝开始思考，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为什么自己努力改革，最后却仍是以失败告终呢？
经过仔细的思考后，汉武帝最终明白，真正阻挡自己的绊脚石，其实并不是自己的奶奶，甚至不是那些老派人物。这些人，其实也支持他做皇帝，甚至可以为他慷慨赴死。他真正的敌人，其实是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的黄老思想。
如果汉武帝想要进行改革，势必会触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当一个改革，站在了多数派面前的时候，这样的改革和新政，注定会失败。
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汉武帝开始改变自己的思路。自此之后，汉武帝开始装作无心改革，以此来麻痹那些老派力量。建元新政失败之后，汉武帝装作沉迷于狩猎和微服私访。此时的汉武帝，经常在闲暇的时候，换上百姓的衣服，以平阳侯的身份外出，微服私访。
在很多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匡扶正义。但实际上，历史上真实的康熙皇帝，好像还真没有过类似的行动。反倒是汉武帝，真的有过类似的行为。
至于为什么以平阳侯的身份外出，这事其实比较简单。因为平阳侯是汉初功臣曹参的后裔，此时又娶了刘彻的姐姐，算是刘彻的铁杆支持者。所以，一旦刘彻的微服私访行动暴露，真正的平阳侯，也能帮忙打掩护。
经过刘彻的掩饰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彻已经放弃了改革，逐渐放松了警惕。但在此期间，刘彻却一直按照在一些要害位置上，安插自己的人手。并且派遣一些心腹，为日后对外开拓做准备。比如张骞通西域，严柱征讨闽越等事件，都是发生在这几年当中。
此时的刘彻，其实一直在等一个特殊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就是窦太后去世。
作为老派势力的领袖，窦太后的身份，实在是太过特殊。只要窦太后在世，刘彻就不可能完全绕开这座大山。但同时，一旦窦太后去世，刘彻面对的阻力，将会瞬间骤减。所以，此时的刘彻，最好的选择，就是等待窦太后去世，等待那个最合适的时机。
数年之后，到了公元前135年，已经登基数年之久的刘彻，终于等来了这个特殊的时机。这一年五月，窦太后病重去世了。对于这位祖母，刘彻的感情可以说是极为复杂。一方面，窦太后确实阻碍了他的改革新政，对他百般阻挠。但另一方面，窦太后又是他做皇帝最坚定的支持者，更是他的奶奶。
所以，窦太后去世之后，刘彻为她举行了最盛大的葬礼，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哀思。但同时，从窦太后去世那天开始，刘彻便已经着手重启自己的改革。
首先，刘彻以治丧不力为由，罢免了窦太后任命的宰相，以及其他几位重臣，换上了自己的人手。然后，刘彻又开始着手削弱窦家的力量，并且借‘灌夫骂座’一事，处死了窦婴，大大削弱了窦家的力量。
此外，刘彻还大力提拔了许多出身底层的官员，并且重用自己宠爱的卫子夫的家族，提拔了卫青等人。
经过刘彻这番操作之后，他已经可以完全控制整个朝堂，再也没人能够阻碍他的改革了。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老派，对刘彻进行掣肘。虽然没了窦太后领头，但窦太后的女儿，刘彻的丈母娘，馆陶长公主，却逐渐成了这些老派的领袖，开始对刘彻施加各种影响。
对此，刘彻也没有惯着，后来直接废了陈阿娇，也就是馆陶长公主女儿的皇后之位，改立卫子夫为皇后，同时，刘彻还大力打压那些守旧的官员，并且开始一步步削弱那些诸侯王势力。等到刘彻手中的力量足够之后，刘彻又采取了主父偃的策略，开始执行推恩令，彻底分化瓦解了那些诸侯国的力量。
除了对内进行各种改革之外，刘彻还主动开启了对外战争。在接下来的15年时间里，汉军从马邑之战开始，多次痛击匈奴。
在此期间，汉朝在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等几次关键战役当中，接连取得胜利，最终将匈奴打得只能龟缩于漠北。对外战争的胜利，也让汉武帝的个人威信，达到了一个至高的地步。
这就是汉武帝通往权力之巅的整个过程。
你觉得哪个城市文化底蕴最深厚？
我认为是洛阳，原因如下：
一、大唐睿宗皇帝文明元年（公元683年）亲下诏书封洛阳为大唐神都，洛阳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神（州大地之）都。
二、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作者，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对洛阳的评价是：“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重点是“只看”二字！
三、清乾隆皇帝亲提：“历九朝为都会包伊瀍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九朝即朝代最多历史最长，三台即天地人三界，作高山即作榜样作领袖。
那洛阳为什么能让这么多的帝王学者推崇呢？请看以下内容：
第一、洛阳是中国国名诞生地，中国原意仅指洛阳。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首次出现了“中国”一词。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的遗志，迁都被称为"中国"的成周洛邑，也就是今河南洛阳这一重要史实，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同时，"中国"两字作为词组的首次出现，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一件大事。
第二、洛阳是中国文化诞生地。河图洛书、周易八卦、仓颉造字等都诞生于此。中国70%的姓氏诞生于洛阳。老子与孔子唯一一次会面的地方在洛阳，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洛阳纸贵、汉魏文章半洛阳等均出自这里。诗圣杜甫、诗鬼李贺、诗豪刘禹锡均出生于洛阳，诗魔白居易则长居洛阳，并终老于洛阳香山琵琶峰。
第三、洛阳是中国人文思想诞生地。三教（儒、释、道），三学（理学、玄学、经学）均渊源于洛阳。周公制礼做乐于洛阳，开创中国宗法制度先河。
第四、洛阳是中国城市之源。洛阳夏都二里头斟鄩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进行规划的城市，之后的中国城市均以其为蓝本进行设计规划与建设。世界文化遗产洛阳汉魏故城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都城遗址，面积104平方公里，是唐长安城87平方公里的1.24倍，是罗马城的近5倍。城内高达147米的永宁寺塔是古代世界最高建筑，比位列第二位的埃及胡夫金字塔还要高7米。北魏洛阳城还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突破百万的城市。
第五、洛阳是中国科技诞生地。中国四大发明其中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诞生于洛阳。除此以外，浑天仪、地动仪、麻沸散、九章算术、勾股定理、齐民要术、二十四节气、伤寒杂病论等科技成果均诞生于此。
第六、洛阳是中国教育诞生地。世界上第一本印刷品《金刚经》。第一本字典《说文解字》。第一件书写工具毛笔。第一所大学东汉洛阳太学等，均诞生于此。
第七、洛阳是中国几乎所有历史巨著的诞生地，因为有了这些巨著的存在，我们才为我们是中国人而骄傲与自豪。从《山海经》，到《竹书纪年》，到《史记》，到《汉书》，到《新唐书》，到《资治通鉴》等，均诞生于此。
第八、洛阳是中国艺术诞生地。园林艺术、戏曲艺术、雕刻艺术、插花艺术、中国茶道、烹饪艺术等均诞生于此。
第九、洛阳是中国第一古都。洛阳建都史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到民国行都，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上下五千年。三代之居、百家争鸣、汉唐雄风、魏晋风流，105位帝王在此指点江山，百帝史册、华夏之源无不彰显着这座中国唯一正统十三朝古都的巍峨身姿。
第十、洛阳是中国唯一的“世界文化名城”。2011年8月11日在第二届世界城市科学发展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河南省洛阳市被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世界城市科学发展联盟、国际姐妹城市联盟联合授予“世界文化名城”称号，是中国城市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综上所述，洛阳古代华夏第一城当之无愧！
汉景帝杀晁错是冤案吗？
谁杀死了晁错
削藩一旦开始，吴国一定会发兵反叛。对这一点，晁错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当叛乱真的爆发，不是吴国一国，而是七国诸侯同时起兵，这可能大大超出了孝景帝和晁错的预料。
所以当袁盎告诉孝景帝“吴国的反叛不足忧虑，很快就会平定”的时候，孝景帝当即表示了质疑：
“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散财以招天下豪杰。如今白头举事，如果没有万全的准备，他能下决心动手？”
叛乱的规模超出预期，这同晁错执行削藩政策的失误有直接的联系。
当初向孝景帝上《削藩策》的时候，晁错分析得明明白白，削藩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来自吴国，它一定会武力阻挠朝廷的削藩大计。
既然如此，在削藩一开始就应该把其他的诸侯国先搁置起来，力争孤立地解决吴国问题。
但事实上晁错并没有这样做。
前元二年（公元155年）先削掉了赵国的河间郡，胶西国的六个县。前元三年（公元154年）又削掉了楚国的东海郡。
抡起拳头砸了一圈儿，这才动手去削吴国的豫章郡和会稽郡。
这样四面树敌的行为等于把受罚的藩王们统统推向了刘濞一边，这才有了吴国领衔七国，发动叛乱的恶果。
客观地看待这场发生在帝国东方的叛乱，即便七个藩国联合起来对抗中央，以汉朝直辖的领土、人力、财力与之相较，仍然占有明显的优势。
朝廷出兵之后，短短三个月就基本平定了叛乱，这便是最好的证明。
但在叛乱发生的正当时，对孝景帝和晁错威胁最大的并不是吴楚七国，而是另有其人！
在《汉书·晁错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饶有深意的事情：
当吴楚七国发动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师，晁错与孝文帝紧急商量出军应对。晁错提出，请孝景帝御驾亲征，自己坐镇关中保障后援。
晁错提出这个建议，表面上看是模仿高皇帝刘邦和相国萧何的故事：
当年汉朝分封的异姓诸侯国发生叛乱的时候，总是高皇帝刘邦东出函谷，摧锋陷阵；相国萧何坐镇关中，足兵足食。
但我却觉得，晁错的这个建议其实是在掩饰一个尴尬而危险的事实：那就是晁错和汉朝的功臣武将之间矛盾太深了。
在叛乱开始的时候他们大多数表现出消极怠工的态度，晁错手里无人可派，这才不得已奏请孝景帝御驾亲征！
文景时代，功臣武将与文官智囊的矛盾由来已久。
在孝文帝刚即位的时候，朝中辅政的重臣都是高祖时代从龙起兵的军功勋贵，为首的就是周勃、陈平、灌婴三巨头。
鉴于他们此前曾经发动政变，诛灭诸吕和后少帝刘弘，孝文帝对这个功臣集团保持着高度的戒心（《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周勃灭诸吕，奉旨讨逆还是犯上作乱》）。
在智囊贾谊的建议下，孝文帝出台了“列侯之国”政策，将军功起家的列侯功臣们陆续遣返封国，引入文官，逐渐取代军人政治家的地位。
正是在这个人事换血的过程中，爆发了第一次功臣武将和文官智囊的激烈冲突。
标志性的事件是孝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周勃、灌婴等人为了阻止贾谊登上公卿之位，连手逼宫。孝文帝被迫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从长安到长沙，贾谊的贬谪是谁一手造成的》）。
虽然贾谊遭到了贬谪，但在孝文帝的持续打压之下，功臣武将的势力急剧萎缩，到了孝景帝登基的时候，他们已经无法在朝中对皇权构成挑战了。
所以司马迁说：
孝文施大徳，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
——《史记·孝景本纪》
自太子时代就在文官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孝景帝刘启坚定地继承了父亲孝文帝刘恒的文治更化思想，重用文官智囊，抑制功臣武将。
有了皇帝的绝对权威做后盾，以晁错为代表的新一代文官智囊影响力急剧膨胀，而这也直接加剧了他和功臣武将的权力斗争。
司马迁在回溯这段历史时说：
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晁）错。
——《史记·晁错列传》
当孝景帝登基之初，晁错只是区区一个内史，却总能获得单独面圣、密议国政的机会。
孝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遇之隆，冠于九卿。
这让丞相申屠嘉大为不满——申屠嘉自高祖时代就投身军旅，从材官厥张（即武卒）做起，一步步走到宰相的位置，是一个典型的功臣武将。
皇帝总向晁错问计军国，这等于间接架空了宰相。正是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文景时期功臣武将同文官智囊的第二次激烈冲突。
当时宰相申屠嘉接到报告，晁错为了从内史府中出入方便，新开了两道门，把临近的太上皇庙的壖垣给凿穿了。
申屠嘉准备抓住这条小辫子，劾奏晁错大不敬之罪，要置他于死地。
晁错得到消息，抢在申屠嘉上奏的前一天晚上面圣陈情。
等到申屠嘉跟孝景帝报告“晁错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擅自把太上皇庙的庙垣凿穿了，其罪当诛”的时候，孝景帝却不以为然：
“丞相的奏报不确切吧？晁错凿的并非庙垣，只是壖中垣罢了。”
羞愧交加的申屠嘉被迫向皇帝谢罪，并在不久之后抑郁而终。
申屠嘉和晁错的这次交锋，胜负之势同孝文帝时代周勃与贾谊就“列侯之国”事件发生的冲突来了个180°的大转变。
当初孝文帝不得不屈从周勃等人的压力放逐贾谊，但现在孝景帝却可以无视申屠嘉的怒火，力挺晁错。
这说明到了此时，在皇权的支持下，文官智囊已经对功臣武将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优势。
在申屠嘉死后，晁错随即被任命为御史大夫。这已经是拜相的前兆了——晁错之前的三任御史大夫张苍、申屠嘉和陶青都先后登上了相位。
如果晁错也能成功地登上相位，那就意味着自孝文帝时代开启的文治更化进程获得了最终的成功，军人政治的时代落下大幕。
但就在这收官之前的一刻，功臣武将却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实施绝地反击，成功地杀死了晁错，这个胜负逆转的机会就是——削藩。
对晁错的削藩主张，大多数功臣武将都持反对的态度。因为这违背了高祖皇帝和开国功臣共同订立的“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约定：
其一，非刘姓宗亲不得封王，非有军功者不得封侯；
其二，国以永存，施及苗裔。
刘姓藩王的封土是经过高皇帝首肯的合法利益所得，就像功臣武将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列侯爵位一样。
在功臣们看起来，晁错削藩是在夺人家的祖产，增加自己的资本。
一旦让晁错削藩成功，文官智囊必将因为这一政治资本而在朝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到那时功臣武将会遭到更加严重的压迫。
有鉴于此，功臣武将们对晁错削藩几乎保持着一致的反对意见，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袁盎和窦婴。
袁盎和晁错因此闹到势同水火，连同堂说话都不能够。晁错坐下了，袁盎就要走；袁盎来了，晁错就拂袖而去。
至于窦婴，当孝景帝命令羣臣集体讨论晁错提出的《削藩策》的时候，其他公卿、宗室、列侯都因为顾忌皇帝的支持态度而沉默抗议，窦婴却挺身而出，面折廷争，并因此跟晁错翻脸。
当削藩在孝景帝的支持下有序进行的时候，晁错取得了政治主导权，袁盎和窦婴罢官闲居，功臣武将被迫边缘化。
现在削藩削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吴楚七国同时反叛，要靠枪杆子来摆平的时候，晁错就不灵了，孝景帝必须请功臣武将们出山救急。
可窦婴应召面圣，死活就不同意出任大将军，坚称身体有病，难以胜任。
孝景帝都急了，跟他嚷嚷：
“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以让邪！”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你别忘了，咱们可是一家人！你就眼睁睁瞧着我在火上烤吗？！”
“行吧。不过有个人陛下得先见一见。”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窦婴在出征之前领着袁盎进了皇宫，跟孝景帝进言：欲弥兵祸，先诛晁错！
窦婴和袁盎两位功臣武将先后做过吴王刘濞的丞相，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诛晁错，清君侧”只是刘濞造反的借口。
事实上刘濞在反叛的檄文里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
——《史记·吴王濞列传》
晁错削藩就是前一年才开始的事儿，可他刘濞已经处心积虑地准备三十年了，三十年前天下有谁听说过晁错呢？
但窦婴和袁盎仍然坚持要孝景帝杀了晁错，这实际上就是拿吴楚七国的反叛跟皇帝叫价：
杀了晁错，放弃文官智囊，重新重用功臣武将，平叛的事儿我们帮你搞定！
这是一个真正的生死关头，孝景帝必须要慎重地权衡利害了。
如果他还选择继续重用晁错，那就必然失去功臣武将的支持。他将被迫像晁错建议的那样御驾亲征。
到了那时，前方有锐不可挡的吴楚叛军，后方有心怀叵测的功臣武将，腹背受敌，从前发生在诸吕和后少帝刘弘身上的悲剧很可能就要降临到他的头上了。
我想，这时的孝景帝或许会想起父亲孝文帝刘恒临终前交代给他的遗言：
“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史记·绛侯世家》
可周亚夫就是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啊！晁错不死，这个功臣二代会临危受命吗？
到了这个地步，不放弃晁错，就只能与他同死！那样以来，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文治更化的未竟事业，就全都完了。
面对着袁盎的要求，孝景帝思虑再三，终于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顾诚如何，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
——《史记·吴王濞列传》
“顾诚如何”，说明孝景帝对袁盎描述的“杀了晁错，吴楚自会罢兵“的前景并不相信。
但他仍然接受了杀掉晁错的建议，因为他不是要“谢诸侯”，而是要“谢天下”。
孝景帝赔罪的的对象，表面上是七位反叛于东方的藩王，实际上却是朝中作壁上观的功臣武将。
就在孝景帝流露出妥协的意思后，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联名上奏敦促孝景帝，要求像当年周勃灭诸吕那样，将晁错一族斩尽杀绝：
（晁错）亡臣子礼，大逆无道。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巿。
——《汉书·晁错传》
陶青是开国功臣、开封侯陶舍的儿子；张欧是开国功臣、安丘侯张说的儿子。
至于“中尉嘉”，虽然《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没有记载他的姓氏，但他担任的中尉一职正是接替了新被提拔为太尉的周亚夫的职务，而且将晁错骗到东市，执行腰斩的正是此人。可以推断，他应该也是功臣武将集团的一份子。
正是在功臣武将的合力逼迫下，孝景帝终于将晁错的人头摆上了出征的祭台。
汉文帝的老师是谁？
晁错是汉景帝的老师
晁错是颍川人，年少时拜张恢为师，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在位时，晁错奉命向伏生学习《尚书》，成为一位儒法兼备的人物。之后，汉文帝就让晁错去辅导太子的刘启，双方就此结成师徒关系。晁错能言善辩，才能十分突出，因此深得刘启的欣赏，被称为“智囊”。公元前157年，汉景帝继位，晁错被封为内史。
汉景帝对晁错言听计从，“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之后，晁错又被封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在晁错的辅佐下，汉景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削藩。晁错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因此必须对势力强大的吴王刘濞下手。
汉景帝命“公卿、列侯、宗室杂议”，没人站出来敢反对，可是窦婴却不同意，他与晁错展开了争论，并因此结怨。晁错的父亲闻讯后，千里迢迢来到长安，也反对削藩，他认为“刘氏安矣，而晁氏危”，见劝说不了晁错，他最后居然服毒自杀。削藩令下达后，吴王刘濞等七个诸侯王以“诛晁错”为名，发动叛乱。
就在晁错为汉景帝筹划平叛事宜之时，他却被汉景帝的使者骗到了东市。晁错既没有被下狱，也没有接受任何审讯，穿着朝服被处以腰斩之刑。那么到底是谁害死了晁错呢？第一个是窦婴，他策划了这件事。第二个是袁盎，他是执行者。窦婴向汉景帝推荐了袁盎，而袁盎向景帝献策，“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
汉景帝默然良久，才说了一句话，“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谢天下。”然后他秘密地让袁盎准备行装，去劝说吴王罢兵。第三是以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为首的朝臣，他们联名弹劾晁错，“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请求汉景帝处死晁错。
第四个人就是汉景帝，他在处死晁错的奏折上只回复一个字——“可”。汉景帝的胆识、才能远不及汉文帝、汉武帝，他最初也被七国之乱吓坏了，才做出了这么一个残忍无情的决定。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臣陷害晁错呢？这是因为晁错这个人严厉、刚直、苛刻、心狠，推行政策颇有法家风范，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晁错虽然对汉朝忠心耿耿，但他谋国不谋身，才引来了这场杀身之祸。晁错死后，邓公从前线归来，向汉景帝汇报工作。邓公指出了汉景帝的错误，“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汉景帝也感到惭愧，叹息道：“公言善。吾亦恨之！”
法家学派的实际创始人是谁？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理官，是治理狱讼的官吏，班固认为，法家可能起源于理官，但是其思想源头并不确切。 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汉书·艺文志》 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核心在于“信赏必罚”，其目的在于“以辅礼制”。 法家不別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 《李子》，三十二篇。作者为李悝（前455年－前395年），是战国时期魏文侯的丞相，提倡“富国强兵”之说。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 《商君》，二十九篇。作者为商鞅（前390年－前338年），姬姓，名鞅，也称卫鞅，或公孙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商鞅是战国时期秦孝公的丞相，是法家“法派”的创始人。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有《列传》。 《申子》，六篇。作者申不害（前420年－前337年），亦称申子，是郑国京邑人，是法家“术派”的创始人。申不害是韩昭侯的丞相，终其一生，诸侯都不敢侵略韩国，正所谓“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 《处子》，九篇。作者应为处子，其人不详。 《处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作者为慎到（约前395年－前315年），赵国邯郸人，是法家"势派"的创始人，早于申不害、韩非，受到申不害和韩非的称赞。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 《韩子》，五十五篇。作者为韩非（约前281年－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是韩国宗室公子。韩非主张“法”、“术”、“势”三者并重，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出使秦国时，被李斯杀害。 《韩子》五十五篇。名非，韩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杀之。 《游棣子》，一篇。作者游棣，其人不详，当是战国晚期与慎到、韩非同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 《游棣子》一篇。 《晁错》，三十一篇。作者晁错（前200年－前154年），西汉政治家，主张“重农抑商”、“移民实边”。 《晁错》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作者不详。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作者不详。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战国时期，王权衰落，诸侯争霸，社会的巨变，导致法家思想逐渐兴起，在经过商鞅、慎到、申不害的发展后，逐渐形成以商鞅为代表的“法派”，以申不害为代表的“术派”，和以“慎到”为代表的“势派”三者相结合的学派。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兼取“法”、“术”、“势”三家之长，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至此，法家跻身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大名家！ 然而，法家也有其缺陷，班固引用《周易》中的话感叹说：“古代君王以严明的刑罚来整顿法制，这是他们的长处。然而，如果由刻薄的人来施行法治，就会抛弃教化，放弃仁爱，只通过施行刑法而想达到天下太平，甚至于残害至亲，伤害恩义，刻薄应当亲厚之人”。 《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