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的生母是谁？她有着怎样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比起雍正帝生母乌雅氏与乾隆帝生母钮祜禄氏，康熙帝玄烨的生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虽然出身显赫，但在清代似乎是个默默无闻的存在。
在大多数人印象里，康熙帝是被孝庄太后养大的，其生母佟佳氏基本没啥存在感。
孝康章皇后佟佳氏乃清代第一位圣母皇太后，因为生育康熙帝玄烨得以母凭子贵，与顺治帝继后孝惠章皇后两宫同尊，只可惜她在儿子登基次年就离开了人世。
崇德五年，佟佳氏出生于关外，她的家族非同一般，其祖父就是后金著名的将领佟养正，父亲佟图赖是佟养正的次子，佟佳氏家族在清初赫赫有名。
明朝史料中，佟佳氏家族是发源于关外佟佳江一带的女真人，因地为姓称佟佳氏，久居汉地的佟佳氏家族，汉化程度很高，所以通常称姓为“佟”，后金建立后，本臣服明朝的佟佳氏倒戈重归女真，为了方便管理，被编入汉军旗当中，也恢复了原本的满洲姓氏佟佳氏。
在佟养正的三个儿子里，次子佟图赖成就最高地位最显赫，不仅屡立战功，而且做到了一等品阶的太子太保，在朝廷当中贵不可言。
佟佳氏生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按理来说也是上天赐福，不过事情可没想象中那么顺遂，佟佳氏十三岁的时候，被嫁入了皇宫，成为顺治帝的庶妃。
清初的后宫之制并不完善，而“庶妃”是所有嫔以下低阶嫔御的一个统称，当时的佟佳氏十三岁年纪，而顺治帝福临也不过十五岁，受到顺治帝生母孝庄太后影响，他的两任皇后都出身蒙古科尔沁部，佟佳氏再高贵，也无法与之相比。
顺治帝虽然不喜欢母亲给其安排的皇后，但却也并不钟爱佟佳氏，他喜欢的另有其人，也就是著名的董鄂皇贵妃，当然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虽说佟佳氏并非出身皇太后母族，可她入宫也不是顺治帝自己选的，毕竟佟佳氏的娘家实力强盛，把女儿送进宫也充满了目的，顺治帝很不喜欢。
但是按照宫廷规矩与祖宗家法，顺治帝再怎么不情愿，还是召幸了佟佳氏，而佟佳氏的肚子也的确是非常争气，很快就怀有身孕，不久后为顺治帝生下了皇子玄烨，即后来的康熙帝，不过很尴尬的是，玄烨两岁多的时候，董鄂氏入宫专宠。
不知情之所起，一往情深，顺治帝对于董鄂皇贵妃的宠简直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自然也是没时间理会佟佳氏与玄烨母子俩，佟佳氏照旧被冷在景仁宫里。
佟佳氏当年刚入宫那一会儿，元后博尔济吉特氏被废黜，结果孝庄太后又从娘家招来了个女子嫁给了儿子，也就是继后孝惠章皇后。
无论内廷风云如何变幻，佟佳氏始终都是个不起眼的庶妃，她在顺治帝眼中没什么分量，顺治十三年，董鄂氏被册封为皇贵妃的时候，佟佳氏父亲佟图赖退休，两年后去世，好在佟佳氏的兄弟佟国纲与佟国维争气，在朝中日益崛起。
董鄂皇贵妃也不是个有福的，其所生的皇子荣亲王夭折后她也香消玉殒，而用情至深的顺治帝在不久之后，也离开了人世，仅有24岁，佟佳氏这时才算熬出头。
关于顺治帝的驾崩原因众说纷纭，甚至还有传说顺治帝其实只是出了家，并非驾崩，而清代正式史料中，顺治帝的驾崩原因是因为得了天花出痘。
当时的顺治帝诸子中，除了早夭的四个皇子，生下的四个人里，二皇子福全十岁，生母乃是庶妃董鄂氏，五皇子常宁六岁，生母庶妃陈氏，七皇子隆禧两岁，生母庶妃纽氏，还有就是佟佳氏所生的三皇子玄烨，当时十岁。
尽管都是庶妃，但佟佳氏家世显赫，更重要的是，据说玄烨幼年的时候已经得过天花并成功熬了过去，拥有了免疫能力，因此被孝庄太后指定为皇位的继承人。
如此一来，年幼的玄烨在祖母的扶持下登基称帝，改元康熙，尊世祖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为仁宪皇太后，尊自己的生母佟佳氏为慈和皇太后，清朝第一次两宫太后同尊。
这个时候在后宫煎熬了八年的佟佳氏也算熬出头了，这一年佟佳氏二十三岁，可佟佳氏也是个注定没福气的人，她仅仅做了五个月不到的皇太后就直接崩逝，成了清代最短命的太后，按照满洲风俗被火化，因鳌拜阻挠，其身后没有附谥，仅称孝康皇后。
本来朝臣准备将佟佳氏安置在妃陵中去，后被孝庄太后做主才入了孝陵地宫，不系夫谥、不升附太庙，神主牌不入中暖阁，这待遇也是没谁了。
康熙帝玄烨年少时期，朝政几乎都被权臣鳌拜所把持，一直到康熙八年，鳌拜被正式击垮之后局面才得以改变，康熙帝将生母的娘家抬旗入镶黄旗，以示恩荣。
康熙九年，玄烨将佟佳氏升祔太庙，神主挪入孝陵的中暖阁，并追系父亲的谥号“章”，佟佳氏的名分正式成为孝康章皇后，康熙十六年，佟图赖被追尊为一等功，世袭罔替，舅舅佟国纲袭封爵位，而康熙二十一年，玄烨外祖母离世，玄烨亲自奔丧。
从佟佳氏的短暂人生来看，充满了悲剧，但她成功之处就在于生下了个好儿子康熙帝玄烨，整个佟佳氏家族也因此彻底翻身，成为清朝的顶级家族。
清朝的皇帝怎样花钱？是直接从国库里支付吗？
皇帝花钱也是有章法的，不能随心所欲乱花。
清朝的宫廷，大体上沿袭明制。皇帝私人的开销，包括后妃的用度，赏赐的用度，出游的用度等，统由内务府负责，不须由国家财政负担。
这种制度是从秦朝开始的。秦朝时，管理皇室开支，打理皇帝私人财务的部门叫少府，主官叫少府卿。而管理国家财政的部门叫治粟内史，粟就是今天的小米，那个时候官员发俸禄就是发小米。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朝，同光以前，清朝的大小官员每个月都要赶着大车到通州张家湾的仓场侍郎那里去领钱粮，就是因为他们的钱粮是来自两江的漕米，他们领了漕米后，要自己去京中的米行兑换成银子或铜钱。
皇帝私人的开支不能与国库混淆，这几乎成了一个铁律。历朝历代都有大臣抵制皇帝从国库拿钱给自己花的例子。明朝万历皇帝有一次手头紧，想从国库支二十万两银子，但户部尚书不同意。万历皇帝好说歹说，只同意支十万两。后来万历皇帝苦口婆心，才勉强给加了五万两，最后以十五万两银子成交。但后果很严重，被大臣记录在案，成了后世皇帝的反面教材。
既然如此，皇帝花的钱从哪里来呢？
具体到清朝，皇帝自己有小金库，就是私产收入、江洋海关关税收入和盐政收入（不是盐税）。而管理这些收入的部门就是内务府。
我们今天看清宫戏，嫔妃们宫斗时，内务府的助力非常重要，可能会误以为内务府主要的职责是管理太监，其实不是的。管理太监是内务府的职责之一，但是个微末的职责。内务府真正重要的职责是管理皇家的收入。
在清朝的中央机构中，内务府的官员最多，仅仅内务府衙门本身的官员就接近千人，差不多堪比六部九卿所有官员的总和。如果加上内务府管理的全部基层，管事的和仆役加在一起，有数十万之众。其实，整个上三旗，包括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的全部人马都是内务府的，他们中的上层，除了在内务府衙门当差，还分布在全国各地，替皇帝管着皇庄、店铺、采购、造作等事宜。更有甚者，咸丰朝以前，各地江洋海关、盐政，都归内务府管。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曾祖曹玺，就是顺治朝正白旗的包衣奴才，他的妻子孙佳氏就是康熙皇帝的乳母，因此曹家与皇帝渊源颇深，整个康熙朝，曹雪芹的祖父、父亲、叔父都是隶属于内务府的江宁织造，负责给内务府采购和制作丝绸绣品。
清朝的皇庄就是清初跑马占地来的农田，这里面有无主荒地，但大部分都是以前有主的良田，抢掠来的。清初清朝的新贵们大肆跑马圈地，皇帝也不例外，只是没有新贵们疯狂而已。当时的跑马圈地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终于在康熙八年，皇帝下令禁止。
皇庄土地的另一个来源是抄家，犯事官员抄家后，所有资产并不是上缴国库，而是被皇帝收入囊中。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就是如此。
乾隆年间有一个大臣名叫承安，他的曾祖父就是康熙朝的权臣纳兰明珠，明珠在康熙朝曾经因为结党营私被罢黜，但康熙皇帝并没有抄他的家。到了他的曾孙承安就大不同了，乾隆皇帝说他嗜酒，就把他的家给抄了。这个罪名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个勋臣之后，只是因为爱喝酒，居然就把家给抄了，任谁都会不服。
其实真实的原因是承安太富有了，他的家族累四代高官，积累了无数财富，令乾隆皇帝眼红。承安的家底十分丰厚，光是土地就有四十多万亩，四十万亩土地在当时堪称富可敌国，要知道乾隆皇帝自己的土地也不过才七八十万亩。
除了皇庄，皇帝还有许多商业活动，就是遍及全国的商铺。这些商铺有药店、粮店和当铺，其中以当铺为主。之所以以当铺为主是因为当时的当铺可以经营高利贷，当然皇帝的高利贷利息不高，只是10%左右，而当时民间高利贷普遍都是30%。皇帝高利贷的客户当然是全国最优的，那些生斗小民是风险最大的群体，没有资格从皇帝手里借钱。道光朝以前，皇庄当铺的主要借贷者是大盐商和高级官员。
盐商当然是最佳借贷者，他们很多时候并不缺钱，而是有意与皇帝拉上关系。但另一部分借贷者就很可疑，那些高级官员往往是欠债不还者，令皇帝的腰包损失惨重。
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许多皇子和官员欠债，其实不是欠国库的，而是欠皇庄的。二月河为了把皇帝写的大公无私，把欠皇庄的钱故意写成欠国库的，实际上是故意拔高雍正皇帝。
当时确有许多官员借皇庄的钱，首先是因为皇庄想做这笔生意，他们开始时觉得官员们可以用俸禄做抵押，借了钱还不上，下个月发工资时可以直接抵扣。但时间长了，问题就太多了，造成了大面积的呆账坏账。康熙皇帝对官员还算宽厚，没有刻意追讨，到了雍正皇帝登基后，他是个严苛而小气的人，看不得官员欠他这么多钱，于是就大兴挞伐，令许多官员丢官破产。
江洋海关税这个名称与现在的关税不太一样，这是因为咸丰朝以前的关税分江、洋、海三种，只要是外国货物，不管你从哪里来，统统在销售所在地征收，重复征税，走到哪征到哪。而且，怎么征、征多少没有什么章法，全凭内务府官员高兴，令外国商人非常头疼。
所以，《中英南京条约》里，英国人郑重其事地提出，以后关税只征一次，而且要固定税目和税率。当时主持签约的大臣耆英和伊里布等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人很傻，居然提出那么脑残的条款。
但也正因为如此，皇帝的收入少了一大块。那以后，关税和与之类似的厘金被摆到台面上了，大多成为各地督抚筹集军费的抵押品，等于正式列入国家财政收入，皇帝再也不能染指了。
皇帝令一项重要的收入是盐运使报效，这也是一大宗收入，尤其在康雍乾三朝。
盐运使在清朝是肥差，有许多额外的收入，因此，皇帝规定各地盐运使除了办理正常业务以外，每年在固定的时间里向内务府报效贡品。也因此，盐运使一职都是内务府派出或由与内务府有渊源的官员出任。
有清一代，盐运使中最肥的缺份就是长芦盐运使和两淮盐运使。长芦盐运使驻天津，同治九年以前是天津最高行政长官，也是清朝最早的外交事务负责人。火烧圆明园时，长芦盐运使甚至成为抵抗英法联军的主帅之一。而两淮盐运使驻扬州，把扬州经营成当时的世界一线城市，盐运使和盐商们穷奢极欲，成就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繁华。
皇帝这些收入已经非常丰厚了，据统计，乾隆十年到乾隆六十年，内务府库银总收入为6880万两，支出为6770万两。
皇帝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
当然是皇家自己的开销，吃穿用度，太后，甄嬛和令贵妃她们花的一切，还有生儿育女等都是皇帝自己掏腰包。此外，皇帝对大臣的赏赐也要自己掏，不能从户部支取。皇帝在庆典时请臣下吃饭，比如他晚年办过百叟宴等，都是他自掏腰包。
这以外大的开销就是园林山场的修建，还有修寺庙。康熙朝和雍正朝，主要修了圆明园工程。乾隆皇帝也修园子，但主要是修修补补。乾隆朝主要是修寺庙，整个乾隆朝，皇帝在北京和承德大兴土木，修建了大量的藏传佛教寺庙，承德避暑山庄就是那个时候成规模的。
当然，皇帝也不是一味捂着自己的荷包不放手，真遇到大事，也是舍得的。
咸丰元年，太平天国在广西举事，咸丰皇帝派大臣前往镇压围堵，但这个时候国库空虚，一点银子也拿不出。无奈之下皇帝一咬牙，把内务府库银倾囊而出，一下子拿出两百万两银子，命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可惜塞尚阿是个废物，三两个月的光景，不仅把几万兵马打光，还花光了咸丰的家底，所以咸丰皇帝暴跳如雷，一直到死都不肯原谅赛尚阿。
皇帝的开销肯定是入不敷出的，因此免不了时常要动用国库收入，只不过清朝的家法很严，历朝皇帝都不敢像万历皇帝那样公然向户部要钱花，而是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暗度陈仓。
慈禧太后想重建圆明园没有钱，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从库银中直接拿钱，而是向各省募捐，号召各地督抚和大臣们“报效”，因为恭亲王奕訢等人阳奉阴违，成效很差，才由醇亲王奕譞出面找李鸿章，以办海军的名义募集了两百万两银子，以理财的方式存在汇丰银行作为修颐和园的基金。
修建颐和园也没有花很多钱，因为颐和园的原址是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原本就是圆明园中破坏较少的部分。说慈禧修颐和园花费巨帑的是康有为，他自己后来承认是故意给慈禧造谣和抹黑。
公平地说，有清一代没有一个皇帝明目张胆地动用过国库的银子，甚至也没有向户部临时拆借过。
当然了，皇帝的小金库也是民脂民膏，从这个意义上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怕乱花钱的皇帝？
历史上最抠的皇帝估计就是清朝的道光皇帝了，也就是乾隆皇帝的孙子，每日吃粗茶淡饭，后宫嫔妃也不准穿华丽的衣服，还要自己纺织。穿打补丁的衣服，甚至还问大臣打补丁的价格，想找便宜的补丁打。
为什么说道光是清朝最节俭的皇帝？
道光的节俭，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抠门”。当然，他的节俭并不是装出来的，那是真的“抠门”。
要知道以前的大臣就像现在的官员一样，每次开会什么的时候都打扮的光鲜亮丽，但道光时期的时候大臣就基本没有穿的光鲜亮丽的那种时候，反而穿着破衣破衫成了一种美德。
在饮食上也是尽量吃素，要么就是烧饼泡水随便吃吃，油灯也是能不点就不点。道光死后的陵墓也是走的简约路线。
或许是因为道光时期清朝就出现了一些违危机，他也是从自身做起勤俭节约，能省则省。但事与愿违，表面的节俭其实背后隐藏着更大的腐化。换句话说，勤俭的道光会不会就是大清朝的一块“破补丁”呢？
咸丰为何感慨说：“做皇帝想勤俭都不容易！”？
古代的咸丰皇帝是一位非常节约的皇帝，在当时的清朝咸丰帝对朝廷的各项支出都是有着非常严格的控制，不仅是对于个人而言还是对于朝廷亦或是老百姓，咸丰帝都很抠门，以至于当时有一个传说便是咸丰帝突然想吃一碗汤粉，于是让朝廷的人去做，但是，当时的朝廷人便说一碗汤粉要六万元，这下是把咸丰帝给吓坏了。为什么这么贵呢?其实，但事实的朝廷人都知道咸丰帝抠门，于是才有了这样的对话，具体的小编也是做了一番整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咸丰再三惋惜，说：“物力艰难，弃之可惜，尽量给补补吧。”咸丰后来才知道，这样补一下，下面的人竟然报销了数百两银子。听到这里，咸丰慨然叹道：“做皇帝想勤俭都不容易，何况是奢侈呢?”《南亭笔记》卷一中说，咸丰亲政的时候，和他父亲道光皇帝一样躬行节俭。有一次上书房的门枢坏了，内务府请求换个新门，咸丰没批准，说修理一下还可以继续用。后来门修好了，内务府的人报账说费银五千两。咸丰勃然大怒，下令讯问有关人员到底是怎么回事。下面的人见咸丰认真了，慌忙说数字报错了，是五十两，这事才算了结。另有一次，咸丰有一条新的杭纱套裤，因不小心烧了个约蚕豆瓣大的窟窿，左右太监说丢了吧，咸丰再三惋惜，说：“物力艰难，弃之可惜，尽量给补补吧。”咸丰后来才知道，这样补一下，下面的人竟然报销了数百两银子。听到这里，咸丰慨然叹道：“做皇帝想勤俭都不容易，何况是奢侈呢?”勤俭本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皇帝想给臣民们做一个榜样，这本来也是件好事，但好事最终办成了坏事;本来想节省点钱，可下面的人去办理的时候，反而大大增加了成本，这就未免不是一种讽刺了。《南亭笔记》中说，阎敬铭做军机大臣的时候，见内务府承办一百个皮箱，每箱报价银子六十两。阎敬铭大为惊讶，便上奏慈禧太后说：“外间购买皮箱，每个至多不过六两，内务府浮冒之弊，可想而知。”慈禧太后摇头说：“恐怕没这么便宜吧。”阎敬铭知道内务府的人在搞鬼，便坚持说就是这个价格。慈禧太后也是小气人，便说：“既然如此，半月之内，你就试着代我买一百个。”第二天，阎敬铭拿着银子去市场上购买，不料皮箱店居然全部关了门。阎敬铭大为惊奇，便敲开一家皮箱店，问老板这是怎么回事，老板说：“昨天老公(太监)来吩咐，半月内不准开张交易，如有违反，必将货物打成粉碎，今后甭再开店了。”无奈之下，阎敬铭只得让人带信到天津赶紧买了送到北京。不想半月过去，事情竟然没有办成，原来送信的亲随也被内务府用一千两银子买通，连人带信，早已逃之夭夭，阎敬铭也只能徒呼奈何。历史上很多时候，皇帝不坏，但身边的人太坏了;上面的政策很好，但下面执行起来就乱套了，积习难返，简直防不胜防。正如那句俗话说的，“歪嘴和尚念倒经”，再好的经文到了歪嘴和尚那里，也会念歪掉，而念歪的人，总有各种借口来为自己推脱责任。归根结底，还是其中的利益关系在作怪，有的人认为上面的政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就故意曲解甚至歪曲原来本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更有甚者，还有人干脆就假造名目，把政策变成自己谋利的工具。如此一来，上边再好的政策，最终也成了少部分人营私舞弊、借以敛财的私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何跳出这个怪圈，才是现实中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