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生平经历和代表作品

屈原的生平经历和代表作品，屈原爱发牢骚爱提问？

屈原爱发牢骚爱提问不假，但是没有什么政见和政绩这点就不敢苟同。他的政见和政绩都是淹没在了别人的光环之下不太出名，同时也因为历史上的记载很少，所以有的人也不把他作为政治家看待。

战国时代，是一个群雄逐鹿混战的时代。相继称霸有秦、齐、楚、燕、赵、魏、韩等七国。他们互不相让，谁也不服谁导致了当时的中华大地连年混战不断，民不聊生。这其中以秦、齐、楚三家的势力为最大。

屈原出生在楚国，七国混战的时候，他正当青春年华，很有才华，深得楚国国君欣赏，官拜楚怀王的左徒官。左徒官是专门为屈原设立的，由此可见楚怀王对屈原的重视。

屈原有一颗爱国的心，看到百姓深受战争灾难的侵害，感到十分痛心。因此立志报国为民，他劝谏楚怀王多用贤能之人，爱护百姓，所以得到了楚怀王的绝对信任。

战国时代，虽然是七国称雄，但是实力和势力最强大的其实是秦国，其它几个国家的实力都不足以抗衡秦国，其他六国只有联合起来，共同抗击秦国才会有出路。

有才能的人都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于是战国时期的著名纵横家苏秦就担起了串联六国联合的任务，他不停地在六国之间游说建立联盟，最后终于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六国联盟成立了。

苏秦在楚国做客的时候，他联合六国共同抗秦的思想，得到了屈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屈原不单是劝说楚国加入了联盟，还与苏秦一起积极奔走在其他国家间，为六国联盟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能是苏秦的名气比屈原大，苏秦的光环比屈原的耀眼，所以“合纵连横”的所有功劳都记在了苏秦的名下，反倒是为此出了不少力的屈原变得了默默无闻。

另外屈原最大的政绩就是在他的任期内，推行了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了各种法令，不断与楚国的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使民心所向，增强了楚国的凝聚力，最终让楚国迈入了强国之列。

在战国初期，是秦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正是由于楚国的富强这种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后世的人都知道，楚国是除了秦国之外最强盛的国家，殊不知这些都是屈原一手缔造的。所以光凭这点屈原被称为政治家其实一点都不过分。

有正义感的屈原是爱发牢骚和爱提问，这是天性使然改变不的，也许楚怀王重用他，看重的也正是他的这个特点。

政见就不用说了，以屈原这种三观正确、品行高尚的人，他的政见肯定也是利国利民的，否则楚国也不可能在他的带领下变得强大。

综上所述，屈原的政绩也许在历史上有记载的并不很多，但是也并不能因此证明屈原就没有任何的政绩，其实只是我们后世之人没有看到而已。

但是楚国的强大却是真实存在过的。而且在屈原死后楚国也逐渐没落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屈原能让一个国家变得强大，如果这都不能称为政治家的话，那就真的不知道还有谁能够称为政治家了。

屈原是春秋时期哪国人？

屈原（前339？～前278？）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生平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全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楚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汩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事件来龙去脉？

他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一生都在与邪恶势力做不屈不挠的斗争。然而，当时楚王信任奸佞小人，屈原一次又一次地受到迫害。最后，楚都被攻破，屈原自沉汨罗江，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可歌可泣的诗篇。

屈原的人生态度？

屈原的处世态度：屈原的明辨是非、高洁白奉、积极用世，乃至宁死不折、以身殉国。屈原的价值观念：爱国，屈原把整个楚国的兴亡都看成是自己的责任，他觉得他自己和楚国息息相关，这是他的爱国，他截高的品质说导致的他有这种思想。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

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

屈原一生经历了哪几个时期？

自学成才，自强不息，怒其不争，自暴自弃（跳河）

两汉屈原批评争论的原因及意义？

屈原的人生经历和最终以死殉国的人生选择构成了其形象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有双重含义：进仕可兴邦富国并立个人之修名，但又有昏君不察、小人谗言、杀生么祸的危险，此其一；远游虽然可以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却又难慰＂恐皇舆之败迹＂和＂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之必，此其二。＂

这种进退两难的双重二难困境在后世文人那里反复出现，成为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典型困境和永恒冲突。诚化后来范仲淹《岳阳楼记》所言：“是进亦忧，退亦忧”。两汉文人对屈原这种悲剧性的解读，都渗透了批评者的诸多感情，使其情感化、主观化，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以自己的价值观作为考量，对屈原的悲剧形态的解读存在不同的倾向。

1.道德悲剧

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刻画了屈原所面对的＂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困境，并悲叹到：“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贾谊在对屈原的不幸产生极度同情的同时，对屈原的人生选择给予否定，对屈原沉江赴死表示不解。

在战国时风遗留的汉初，贾谊对屈原的忠君思想是不理解的，他认为屈原不应执着于楚国，大可弃楚而去，自有明君可效忠，有贤臣可共事。在贾谊眼里，屈原是一个在他自己秉持的价值观里吃尽苦头的最终成为了政治黑暗时期＂愚忠＂的殉道者。

2.社会悲剧

随着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大汉统一局面的稳定，文人对国家兴盛气象的期待使他们慢慢开始凝聚于最高统治者周围，汉初那种＂择主而侍＂的思想不复存在。文人积极入世、参与政治的愿望慢慢凸显，大部分体现在直言进谏以改良政治弊端与社会风气。司马迁对屈原的悲剧性解读便立足于社会政治现实。

《史记·屈原列传》有：“怀王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昔，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司马迁将屈原的悲剧归因于君听不明、奸臣争宠，奸佞之人为一己私利，置邦国、民族利益于不顾的黑暗政治现实。可以看出，司马迁掷地有声的评击统治阶级是感于自己的政治遭遇，对其发出的激烈地控诉。

3.命运悲剧

西汉末期，经学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皇权的加强以及经学思想的错制，使文人忌惮皇权，敢怒而不敢言。扬雄在《反离骚》里，对屈原所处的政治环境进行了强烈的抨击：“资娵娃么珍養兮，鬻九戎而索赖。凤皇翔于蓬睹兮，岂驾鶴之能捷？聘骅骝以曲艰兮，驴骡连蹇而齐足。枳棘之榛榛兮，螈貁拟而不敢下。”

表达了对恶势力的痛恨，但扬雄舍弃了君不作为的现象，在抨击了黑暗的环境之后得出“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的论断，将屈原所遭受的一切都归咎于命运，从而扬雄给出了随命而安、全身远害的选择。

4.性格悲剧

至班固时期，经学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君权神授＂在政治上全面确立，对屈原悲剧性的分析，己不仅仅停留在扬雄对屈原不顺应命运的否定阶段，班固用儒家纲常对屈原的行为进行了否定，不仅否定了屈原＂数责怀王＂，认为君臣之道之下人臣不该对君王有所不满，还将屈原的赴死行为有违＂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中庸之道，这样偏激的行为所导致的人生悲剧是其“狷狂”性格所导致。

二、屈骚评论体现出的革新

屈原评论作为两汉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很难躲过儒家诗学对其影响。经学所建立的审美品评标准是两汉时期唯一成熟的文学批评体系，但随着文学的发展其中难免要遭遇种种不能被儒家学说所解说的文学现象，这些现象所标示的正是儒家文学思想的局限性，也体现出文学自身的文学性与独特性。两汉屈原评论随着文学的发展和文人的觉醒，逐渐挣脱经学的文学批评框架，创立了诸多新的文学批评新视角。

对屈原＂激愤＂的情感的争论便可以看做是文学审美对诗学传统藩篱的挣脱。屈原在《离骚》中怀着强烈的义愤抨击浊世，＂责数怀王，怨恶椒兰＂。司马迁有感于此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在司马迁眼里屈原是有着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和高昂的主体人格精神的抒情主人公，对于黑暗的政治、君王的昏庸，嗤以愤怒控诉，表现出不折不烧的斗争精神。

司马迁还在此基础上提出＂发愤著书＂说，具有强烈的反抗色彩。＂发愤著书＂说的价值在于＂它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诗可以怨’的理论渊源，又在主导精神上突破了＇诗可怨’的理论局限，在文学创作情感问题上自成一家之言。＂

儒家诗说的＂温柔敦厚＂与屈原作品中情感表达的丰富的辞藻，浓郁的意象，夸诞的神思等相互拒斥。＂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表明屈原赋当中忧神苦思的情感和非法度所正、经义所载的内容不符合儒家诗教观。

班固认为诗可以讽谏，但要＂主文而谲谏＂，＂诗可以怨＂，但此怨＂是＂止乎礼仪＂的怨，屈原在其作品中的＂怨＂大大超过儒家所应许的范围，所以班固对屈原作品中的情感因素是否定的。

对屈原艺术的评价可以看做是两汉文人对儒家经学思想的集体叛逃。扬雄《法言·吾子》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他最早以＂丽＂论屈骚，虽然对＂丽＂这样的字眼还有所顾忌，用＂则＂来加以规范，但这颗＂叛逆＂的种子一经种下，便会疯长，屈原作品辞赋如此耀眼的特征一经提出，便是文人再也不能忽视的闪光点。

作为经学的坚决择卫者班固则称《离骚》＂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弘博丽雅”四个字，便是对《离骚》文采颇高的评价，特别是其中的＂丽＂字，并非儒家评诗论文的标准，可以看出班固作为文学家，以文学家的自觉在传统儒家诗学体系之外勘探文学自身的恃点。龚克昌、詹福瑞等学者都明确地把＂丽辞＂作为＂汉代文学自觉＂的重要依据，扬雄、班固作为两汉的纯儒，也不免脱离诗学评论标准，为文学的自觉做出贡献。

三、“诗骚”逐渐融合与并称

《诗经》与《楚辞》作为我国诗歌的两大源头，分别代表着不同的诗歌体系，其差异大致有三方面，一是《诗经》中＂发乎情，止乎礼＂对情感抒发的克制与屈骚中＂发愤抒情＂对情感的放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诗经》注重现实功用，文章内容重写实，而《楚辞》作品中多天马行空的想象与神话故事；三是以《诗经》所建立起的儒家审美观提倡“温柔教厚”、“朴素”与屈原作品“博宏雅丽”、“浪漫奇情”的艺术特点也构成矛盾。

两汉屈原批评是在儒家诗学体系下发展起来的，屈原作品作为独立的文学作品，其本身的文学特色并不符合儒家传统诗学，然而两汉文人为了使屈原作品受到广泛的认可，他们不得不将屈原及其作品纳入儒家审美的框架内，对屈原进行最大肯定。随着文学的觉醒，两汉文人自觉接受两种艺术体系，并逐渐泾渭分明。

虽然至到东汉末期，王逸的屈原批评仍然＂依经立义＂，但对屈原作品艺术特色的批评，己形成独立的审美体系。这两方面的评价表现了儒学与楚骚的结合不仅意味着文士的个性情感对僵化的儒经文化模式的冲击，而且决定楚骚重新被认知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参与文学致用思想的建设。

屈原及其作品经过两汉文人的反复认识与解读，形成了独立的艺术审美特征。首先，司马迁针对《离骚》产生的动因是＂盖自怨生也＂，提出＂发愤著书＂说，成为屈原作品的显著恃点。其次，王逸在刘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途而见义远＂的基础上将屈作中的比兴手法具体化，提出＂香草美人＂的象征系统。

再次，对屈原作品中俶诡怪异的想象与神话的认识，从班固对艺术想象的否定到王逸对神话传说的误读，虽然这部分内容没有得到两汉文人的正视，但促进了后代对屈作中想象与神话成分的重视。

四、总结

我国诗歌史上不再仅仅有《诗经》，屈骚作为一种新的文体受到广泛的关注，在它影响下的汉赋发展壮大，五言诗相继诞生，诗歌不仅仅再是以政治讽谏、温柔敦厚为特点，而是出现了更多丰富生动的形式。

屈原作为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文化范型，一直深远地影响着两千年来的文人志士。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我们应该将目光回溯到汉代，是汉代的文学家们将在先秦史料中并未记载的屈原拉回到历史的舞台，展现其熠熠生辉。两汉时期的屈原评论有着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