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英尼斯代表作品，以及关于威尼斯的作品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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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环境学的发展历程
媒介环境学已经走完了3代人的生命历程。20世纪50年代以前，媒介环境学尚在萌芽，该学科的先驱和奠基人有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本杰明·李·沃尔夫、苏珊·朗格等人。50年代以后，媒介环境学渐趋成熟，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埃里克·哈弗洛克、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到70年代以后日趋活跃，他们有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詹姆斯·凯利。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保罗·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林文刚、埃里克·麦克卢汉、德里克·德克霍夫，他们多半在90年代以后登场，目前活跃在世界各地。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这个术语由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创造，但他没有公开使用。1968年，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首次公开使用这个术语。1970年，波兹曼接受麦克卢汉的建议，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的博士点。波兹曼认为，媒介是复杂的讯息系统，媒介环境学试图揭示其隐含而固有的结构，揭示媒介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
学派的创生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领军人物、原创思想和制度构建。媒介环境学的创建满足了上述3个条件。
媒介环境学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建制于波兹曼。英尼斯是奠基人，麦克卢汉是旗手，波兹曼是学科制度化的关键人物。
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的背景是政治经济学，他擅长加拿大经济史，在芝加哥大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旋即回多伦多大学执教。20年代至40年代，他已经出版经济学专著4部，成为著名的经济史家；40年代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传播学。50年代初，他出版《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成为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媒介理论家、传播学家。他不幸于1952年英年早逝，留下1000余页的“传播史”手稿，可惜未刊。英尼斯最著名的贡献是“媒介偏向论”，认为任何媒介都有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
麦克卢汉1946年从美国回到多伦多大学执教，任英语教授。在和英尼斯短暂而有限的交往中，他们互相激励。麦克卢汉推崇英尼斯，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看成是英尼斯观点的注脚。” 他欣然为《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作序，在传播英尼斯的思想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说，如果没有麦克卢汉，英尼斯也许会默默无闻。这一判断似乎有所夸张，但也有不无道理。
麦克卢汉的“媒介讯息论”就是英尼斯“传播偏向论”的发展。
多伦多大学学派在麦克卢汉的经营下，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60年代扬名全球。50年代初，麦克卢汉获福特基金会慷慨赞助，建立北美第一个跨学科研究小组，形成了一个麦克卢汉思想圈子；他和埃德蒙·卡彭特（Edmond Carpenter）主持编辑出版跨度将近10年的丛刊《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他参与持久的咖啡屋“清谈”，1963年组建“文化与技术研究所”，10余年如一日在研究所主持每周一晚上的研讨会。60年代中期，北美的整个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为他服务，仅1966年一年之内，“报刊上介绍麦克卢汉的文章就达120篇，差不多每一种重要的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报刊都参与了这场运动。人们以激动的心情思量，这可能是一位洞见堪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一比高低的重量级人物。” 60年代后期，他和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编辑的《预警线通讯》（DEW－LINE），把他的思想传播到学术界之外的权力圈子。
麦克卢汉共有10余部著作传世，其中的代表作有3部，分别是：1951年的《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研究工业人和广告，批判美国文化，在批评现代文化方面，他走在欧洲批判学派的前头；1962年的《谷登堡星汉：印刷人的诞生》，论述印刷文化，提出著名的口语、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革命的媒介史分期，这个思想成为学界普遍接受的公式；1964年的《理解媒介》，论述电子人，提出“延伸论”、“讯息论”和“冷热论”等著名的“老三论”和14条媒介理论，把传播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他批判工业人、悲叹印刷人、欢呼电子人，憧憬美好的未来，高扬乐观的调子。
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是加拿大媒介环境学的两驾马车、一体两面。本世纪之前，加拿大学者和美国的詹姆斯·凯利往往不能够正确对待两人的学术地位，他们采取贬低麦克卢汉、褒扬英尼斯的态度。重要的原因有3个：（1）英尼斯的现实关怀胜过麦克卢汉，（2）英尼斯谨守校园学术，是书斋型学者的楷模，而麦克卢汉却成为公众偶像；（3）英尼斯讲究学术的规范，麦克卢汉讲究华丽的修辞。
然而，在英尼斯去世后的20多年里，麦克卢汉全方位地继承并超越了英尼斯的“媒介偏向论”，把媒介环境学推向全球。
第一代多伦多学派的学者，以麦克卢汉的思想圈子为核心，以麦克卢汉研究所为组织保障，以《探索：文化与传播研究》杂志和《预警线通讯》为宣传阵地。4位最杰出的学者是：埃里克·哈弗洛克、英尼斯、麦克卢汉和埃德蒙·卡彭特。他们执教于多伦多大学，同时又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桥梁，因为他们长期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几所大学工作。
多伦多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有特沃尔（Donald Theall）、罗伯特·洛根（Robert Logan）。特沃尔是麦克卢汉的第一位博士生，曾任特伦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校长，著有两部麦克卢汉传记：《媒介是后视镜：理解麦克卢汉》和《虚拟麦克卢汉》。罗伯特·洛根是物理学教授，是麦克卢汉思想圈子的活跃人物，著有《拼音字母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第三代的代表人物有麦克卢汉的儿子埃里克·麦克卢汉和现任麦克卢汉研究所所长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德克霍夫继承了麦克卢汉跨学科研究的才干，他的著作涵盖传播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代表作有：《字母与大脑》、《文化肌肤》、《连接智能》、《智能建筑》、《经理们的麦克卢汉》等。
纽约学派第一代的代表人物有：刘易斯·芒福德、埃里克·哈弗洛克、路易斯·福斯戴尔（Louis Forsdale）和约翰·卡尔金（John Culkin）。芒福德继承了老师格迪斯的百科全书思想，发展了人类生态和媒介环境的学说，晚期有意识地使用“媒介环境学”这个术语。埃里克·哈弗洛克是著名的经典学者，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几所著名的大学执教，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重要桥梁。约翰·卡尔金教授在纽约的福德姆大学执教，他自称麦克卢汉迷。1967年，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和纽约州议会的批准，麦克卢汉应聘到福德姆大学担任施韦策讲座教授，任期一年。
纽约学派的大器晚成是在20世纪70年代。1970年，尼尔·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建媒介环境学博士点，扛起了媒介环境学的大旗，直至他2003年去世。他和美国、加拿大两国的第一代媒介环境学者有很深的缘分。他是福斯戴尔教授的博士生。早在1955年，麦克卢汉应福斯戴尔教授的邀请到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时，他就结识了麦克卢汉。70年代以后，波斯曼创建的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发挥了成熟学派的3大功能：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制度构建。于是，这个博士点的三驾马车波斯曼、特伦斯·莫兰（Terence Moran）、克里斯琴·尼斯特洛姆（Christian Nystrom）就成为媒介环境学第二代的核心人物。波斯曼著作等身，出书20余部，他的作品《作为保存活动的教学》（1979）和《娱乐至死》（1985）和《技术垄断》（1992）成为第二代学者的代表作。除了这些纽约地区的学者之外，纽约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还有与他们若即若离的詹姆斯·凯利。凯利是著名的传播学家和传播教育学家，他继承和发扬英尼斯的思想，居功至伟；他区别传播的传输功能和仪式功能，独树一帜。他的代表作有《作为文化的传播》。
1998年媒介环境学会的成立使学科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证。几年来，每年一届的年会规模迅速扩大，优秀成果大批涌现，媒介环境学者大展拳脚，开始问鼎北美传播学的核心圈子。这个学会成为沟通和整合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的桥梁，成为媒介环境学发展的坚强堡垒。
如今活跃在纽约学派里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有保罗·文森、约书亚·梅罗维兹、兰斯·斯特雷特和林文刚。文森是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任媒介环境学会顾问，他的传播学名著均已在国内翻译出版。梅罗维兹的《消失的地域》（1985）也在中国问世，是媒介情景论的代表之作。这本书嫁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和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的戏剧分析手法，提出情景理论，成为媒介环境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我是一名侦探家 的有关作文
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是通俗文学中最受欢迎的体裁之一，据统计侦探小说在欧美的图书销售量占到图书总数的15％到25％。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成为世界上最知名的虚构人物，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销售总量到达了20亿册（《2000版吉尼斯世界记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而侦探小说从19世纪末引入中国以来，也是长盛不衰。80年代以后，翻译侦探小说大量出版，总数可能在1500部到2000部（甚至更多）。本土侦探小说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解放前程小青、孙了红等人的侦探小说直到现在仍有再版，当代侦探小说的创作每年也有百部之多。以下，我摘抄了两个关于侦探小说的解释供大家参考（侦探小说一次在欧美一般称“Mystery Story [Novel]”或“Detective Story”，日本一般称“推理小说”）。
侦探推理小说是西方通俗文学的一体体裁，与哥特式小说、犯罪小说以及由它们衍生出来的间谍小说、警察小说、悬疑小说同属惊险神秘小说的范畴。侦探小说主要写具有惊人推理、判断智力的人物，根据一系列的线索，解破犯罪(多是凶杀)的疑案。它的结构、情节、人物、甚至环境都有—定的格局和程式，因此它也是—种程式文学。由于传统侦探小说中的破案大多采取推理方式，所以也有人称它为推理小说。
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日益发展，政教分离，警察体制逐步建立，这是侦探小说产生的社会基础。
侦探小说从19世纪中期开始发展。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被认为是西方侦探小说的鼻祖。他在《莫格街谋杀案》(1841)、《马里·罗盖特的秘密》(1842)和《被窃的信件》(1844)这3篇著名的侦探小说里，塑造了第一个业余侦探杜宾的形象。杜宾通过观察和推理破案，成了后来侦探小说中侦探形象的模型。爱伦·坡共写了7篇侦探小说，虽然只是他的著作的一小部分，但却首创了侦探小说的模式，对侦探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虽然爱伦·坡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在美国，直到几十年后安娜·凯瑟琳·格林(1846～1935)发表《利文沃兹案》（1878)出后，侦探小说才开始流行。《利文沃兹案》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妇女写的侦探小说。
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人很快意识到侦探小说有可能广泛流行。1863年，埃米尔·加博里奥(1835～1873)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侦探小说《血案》，塑造了警察侦探勒考克先生的形象。勒考克是一个小人物，一个改邪归正的罪犯。故事虽然耸入听闻，但对警察和法国法律制度的描写却颇为真实。加博里奥的作品在法国国内外都非常流行，他对侦探小说在法国的发展和流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他之后，相继出现了不少侦探小说作家。
在英国，侦探小说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威尔基·科林斯(1824～1889)继《白衣女人》(1859～1860)成功之后，1868年发表了《月亮宝石》，以其曲折动人的情节和深刻的人物描写，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长篇侦探小说。科林斯的朋友查尔斯·狄更斯也涉足这一领域，他的未完成的《艾德温·德鲁德之谜》就是—部侦探小说。广泛流行历久不衰、具有世界影响的侦探小说当属英国柯南.道尔(A.Conan Doyle)(1859～1930)的福尔摩斯探案。柯南.道尔在《血字的研究》(1887)里，第一次塑造了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这个颖悟无比的业余侦探形象。此后，他在《四签名》(1889)、《巴斯克维尔的猎犬》(1902)、《恐怖谷》(1915)和许多短篇小说里，全部以福尔摩斯为主角，以华生作陪衬，解决了各种疑难的罪案。福尔摩斯成了一个比他的作者更著名的世界性文学人物。
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成功，使侦探小说如雨后春笋，迅速在西方兴起。早期的主要作家有：英国理查德·奥斯丁·弗里曼(1862～1943)，他塑造了第一个使用法医学的侦探约翰·桑代克医生，并且首创了“逆侦探小说”，即首先说明罪犯的身份，然后倒叙破案的情况；奥克兹男爵夫人(1805～1947)，在《角落里的老人》一书里，首先写出了坐在安乐椅里靠推理破案的“安乐椅”侦探；阿·爱·伍·梅森(1865～1948)，塑造了侦探汉诺德先生；吉尔伯特·凯恩·切斯特顿(1874～1936)，塑造了教士侦探布朗神父，埃德蒙·克·本特利(1875～1956)，塑造了侦探菲利普·特伦特；厄内斯特·布拉默(1869～1942)，塑造了瞎子侦探马克斯·卡拉多斯。在美国，卡罗林·韦尔斯(1869～1942)塑造了侦探弗明·斯通；梅尔维尔·戴维森·波斯特(1871～1930)塑造了阿布纳大叔。但是，这一时期英国的厄内斯特·威廉·霍纳恩(1866～1941)所写的拉斐尔斯故事，法国的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所写的侠盗阿森·吕班故事，最受读者的欢迎。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称之为西方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仅英美两国，就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侦探小说。阅读侦探故事已不仅仅是有闲阶级的一种消遣，下层阶级的人也竞相阅读。这时，早期这类作品中的浪漫主义气息逐渐消失，谋杀案成了每一部小说必不可少的因素。但是在这些作品中被谋杀者大部分只是一个符号，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是非、善恶的斗争，而是怎样把疑案侦破。“黄金时代”的大多数作家只是把他们的创作当作娱乐读者的猜谜游戏，或者说是读者和作家(通过他虚构的侦探)的一种智力竞赛。由于读者和侦探具有同样的案情线索和破案机会，所以这类小说也是一场公平的智力竞赛。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消闲解闷的迷宫游戏，既没探索社会问题，也没有反映社会现实。
美国黄金时代的发起者是S.S.范·戴恩，他的真名是威·亨·赖持(1888～1939)。他在《本森谋杀案》(1926)和《加那利谋杀案》(1927)等一系列小说里，塑造了博学多识的侦探菲洛·万斯的形象，赢得了读者的欢迎。赖特之后是艾勒里·奎恩，奎恩既是作者的名字，也作侦探的名字，实际是弗雷德里克·丹奈(1905～ ）和曼弗里德·李(1905～1971)合用的笔名。奎恩的作品一开始就把各种线索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同侦探一起破案。奎恩最好的作品是早期的《荷兰鞋之谜》(1931)、《希腊棺材之谜》(1932)、《埃及十字架之谜》(1932)和《中国桔子之谜》(1934)。奎恩创办的《神秘故事杂志》对推动短篇侦探小说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雷克斯·斯托持(1886～ ）所塑造的“安乐椅”侦探尼罗·沃尔夫也相当著名。
与此同时，英国出现了一大批侦探小说作家。最有名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1891～1976)，她是“黄金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善于利用扑朔迷离的布局、充满疑窦的人物，创造许多假象，最后提出令人惊奇的结局。她一生写了近70部侦探小说，塑造了波伊洛和麦波尔小姐两个侦探的形象。她的许多小说如《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惨案》等都拍成了电影。英国其他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包括：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茨(1879～1957)，塑造了侦探弗伦奇；H．C．贝利(1929～ ），塑造了侦探雷金纳德·福岑；安东尼·伯克利，塑造了侦探罗杰·谢林汉姆；美国出生的约输·狄克森·卡尔("密室之王")(1906～ ），塑造了侦探费尔和亨利·梅里维尔；多萝西·塞耶斯(1893～1957)，塑造了侦探皮特、维姆两勋爵。
20世纪20年代末期，美国出现了一种“反传统侦探小说”的侦探小说，称之为“硬汉派”侦探小说。这类小说描写艰苦的环境和打斗场面，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刻画上，与传统的侦探作品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第—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对美国打击很深，工人失业，生活贫困，官吏贪污腐化，社会动荡不安。一些优秀的侦探小说作家力图反映这种社会现实，提高侦探小说的文学水平。其中最著名的作家是“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创始人达希尔·哈梅特(1894～1961)和雷蒙德·钱德勘(1888～1958)。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不再是为情节需要而安排的符号，侦探本人也不是万能的英雄，他们有自己的弱点，也常常落入尴尬的处境。哈梅待小说中的侦探就是英雄加盗匪的角色，钱德勒笔下的私人侦探菲利普·马洛尽管人品正直，但仍然是不断动枪打斗的亡命徒。他们笔下的警察常常不再是法律的维护者，警察常与黑社会的组织互相勾结，而有些黑社会组织又常常得到有权势的政客的支持。作品中其他人物也往往各有自己的性格，—般都刻面得有血有肉，给人以其实感。哈梅特和钱德勒善于使用洗练、粗俗的生动对话，反映人物的性格，推动故事的发展，增强故事的可信性。哈梅特的《血腥的收获》(1929)、《玻璃钥匙》、《瘦人》(1932)，钱德勒的《大睡》(1939)、《别了，亲爱的》(1940)、《小妹妹》(1949)等，不仅是早期“硬汉派”侦探小说的代表作，而且在文学界也赢得了—定的声誉。“硬汉派”侦探小说的优点并未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英一些追求商业价值的侦探小说家，甚至把“硬汉派”小说推到了色惰文学的边缘。红极一时的米凯·斯皮兰(1918～ ），在以《我和陪审团》(1947)开始的一系列以麦克·哈默作主人公的侦探小说里，集中描写性和暴力，充满色情和血腥殴打的场面，直到70年代还能感到其影响。
有少数侦探小说家努力探索人类问题和社会现实。用德语写作的端士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抛锚》和《诺言》，寻求犯罪的根源，主张伸张正义，具有比较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用法语写作的比利时作家乔治·西默农的侦探小说写对人的探索，重点研究罪犯的心理活动。他关心的不是谁犯罪，而是为什么犯罪。他注重感情的逻辑，着意阐明复杂的犯罪动机。他的作品有《黄狗》、《神经战》、《奥古斯特之死》、《梅格雷和不情愿的证人》等。
1940年以后的著名侦探小说家还有：美国的厄尔·斯坦利·加德纳(1889～1970)，塑造了既是律师又是侦探的佩利·梅森；弗朗西斯·洛克里奇和理查德·浴克里奇夫妇，写关于诺思先生夫妇的侦探故事；玛丽·J·拉蒂斯和玛莎·亨尼萨特，笔名艾玛·拉森，创造了华尔街银行家侦探约翰·普特纳姆·撤彻尔；英国的伊丽莎白·麦金托什(1896～1952)，笔名约瑟芬·蒂伊，塑造了侦探格兰特；罗伯特·布鲁斯·蒙哥马利，笔名埃德蒙·克里斯平，塑造了侦探蔗瓦斯·芬。
传统侦探小说的模式由四部分构成：1．神秘的环境；2.严密的情节，包括：①介绍侦探，②列出犯罪事实及犯罪线索， ③调查，④宣布案件侦破，⑤解释破案，⑥结局；3.人物和人物间关系，主要有4类人物：①受害者，②罪犯，③侦探，④侦探的朋友，牵涉进罪案的好人；4.特定的故事背景。这四部分的次序可以根据需要排列组合，但它们是传统侦探小说的结构基础。
侦探小说目的在西方仍然十分流行，在美国差不多占每年图书销售量的四分之一，绝大部分都是供读者娱乐消遣的作品。(王逢振)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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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 通俗文学体裁，描写刑事案件（通常为凶杀案）的调查和破案过程。侦探小说的传统要素为：①似乎毫无破绽的刑事案件；②旁证所指的遭误控的嫌疑犯；③愚笨警察的拙劣工作；④侦探更敏锐的观察力和更强的思维能力；⑤令人惊奇和意想不到的结局，侦探告诉人们他如何查明谁是罪犯。侦探小说常用的一条原则是，表面上看来令人信服的证据，其实是毫不相干的。同时，通常的套数是：那些可推倒出问题的符合逻辑的答案的线索，在侦探得到它们并通过对这些线索的符合逻辑的解释而推断出问题的答案的同时，也清楚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一篇侦探小说是E.A.坡的《莫格街谋杀案》，出版于1841年4月。侦探这门职业仅在之前几十年才出现。人们普遍认为作者是受维多克的《回忆录》（1828－1829）的影响，后者于1817年在巴黎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侦探所。小说中的法国侦探杜宾还出现在另外两篇小说中：《玛丽·罗热的秘密》（1845）和《被窃的信》（1845）。侦探小说的篇幅也很快从短篇小说扩充到长篇小说。
法国作家E.加博里奥的《勒鲁日案件》（1866）是一部极其成功的小说，有几部续集。W.柯林斯的《月亮宝石》（1868）至今仍为英国最佳长篇小说之一。A.K.格林因发表《利文沃兹案件》成为美国最早的侦探小说家之一。澳大利亚作家F.休姆所著《双座马车的秘密》（1886）曾是一本极其畅想的书。
在所有虚构的侦探中，以福尔摩斯最为著名。他与忠实而有些迟钝的朋友华生医生首次出现在柯南·道尔的小说《血字的研究》（1887）中，尔后由继续出现在20世纪的这一类故事集中，如《回忆录》（1894）和较长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1902）。福尔摩斯的侦探风格具有如此大的魅力，以至柯南·道尔的逝世并没有结束福尔摩斯的侦探生涯，一些作家常常根据原作提及的情节加以发挥，试图继承福尔摩斯的传统。
20世纪初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侦探小说，其中包括M.R.因哈特的《环形楼梯》（1908）、G.K.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的清白》（1911）及其他布朗神父的侦探小说。1920年，许多小说中侦探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如F.W.克劳夫茨的《桶子》（1920）中的检察官弗伦奇；A.克里斯蒂的《斯泰尔斯神秘案件》（1920）中的波洛和《教区牧师住宅凶杀案》（1930）中的马普尔小姐；D.L.塞耶斯的《谁的尸体》（1923）中的温西勋爵；S.S.范·达因的《本森凶杀案》（1923）中的万斯；以及F.丹奈和M.B.李合著的《罗马帽子的秘密》（1929）中的奎因。
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30年代是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上面提及的侦探继续出现咱新的小说里。这一时期D.哈米特的作品也很流行，他根据自己当私人侦探的经历撰写短篇和长篇小说。其中著名的有描写萨姆·斯佩德德《马耳他的猎鹰》（1930）。在哈米特的作品中，侦探的性格描写变得与早期侦探小说中的推理一样重要。《瘦汉》（1932）风格较为传统，塑造了尼克和查尔斯，增添了一对机智的夫妇的令人刺激的侦探故事。继哈米特之后有R.钱德勒和R.麦克唐纳，他们也侧重描写粗暴但富有人情味的侦探的性格。他们小说中的主角分别是马罗和阿契尔。20世纪40年代末，M.斯皮兰保留了哈米特等人那种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写法，但在作品中着重描写性和虐待狂，继《我和陪审团》（1947）之后，这已成为公式，为他带来惊人的收益。
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采用大量发行平装书，侦探小说家变成巨富，他们之中，在美国有E.S.加德纳，他小说中的律师梅森在法庭上破案；R.斯托特，塑造了身材肥胖、喜爱兰花的侦探沃尔夫及其文雅的助手古德温；F.洛克里奇和R.洛克里奇，他们描绘了另一对聪明的诺思夫妇。在法国，有G.西默农，他以连珠炮般的速度写出一部又一部小说，使其小说中的主角检察官迈格雷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最著名的侦探之一。其他继承福尔摩斯的传统或独辟蹊径的作家包括N.布克（诗人戴－刘易斯的笔名）、M.英尼斯、D.N.马什、J.泰伊，以及C.迪克森（即J.D.卡尔）。
美国神秘故事作家协会是一个旨在提高神秘故事包括侦探小说水准的专业团体，成立于1945年。它通过一年一度的授予优秀作品以埃德加·爱伦·坡奖发挥了重大影响。自冷战出现以后，人们对间谍和国际阴谋的兴趣增加，悬念小说对侦探小说的流行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但坡和柯南·道尔的继承者们仍拥有广大读者。
论述侦探小说的重要著作有H.海格拉夫的《杀人取乐》（1941；增订本1968）以及J.巴曾与W.H.泰勒合著的《犯罪目录》（1971）。
摘自：《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基于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98年15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日本侦探小说家大全
森村诚一 擅长从罪犯的角度描写事件，并且对心理描写刻画入微的侦探小说家代表
作品 《人性的证明》拍摄的电影（中文名《人证》）在国内曾轰动一时！
横沟正史 可以说是日本现代侦探小说的奠基人，是日本现代推理小说的开山鼻祖横沟正史笔下一系列的解谜推理小说，提升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推理小说水准，更缩短与欧美原有的差距，奠定了战后日本推理小说后来居上，雄霸全球的盛况。
松本清张 可以说松本的小说更加倾向于犯罪的成因，擅长描写商战类题材的推理小说日本文坛一代宗师，杰出的推理小说大师。他的创作打破了早年日本侦探小说界本格派和变格派的固定模式，摆脱了以往创作中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他的作品极多，主要有《日本的黑雾》《点与线》《隔墙有眼》《砂器》《女人阶梯》《女人的代价》等,《砂器》等作品还被拍摄为同名电影.
江户川乱步 这位仁兄比正史还要早几年，所以是推理小说之父，而正史则是现代推理的奠基者日本文坛上被誉为“侦探推理小说之父”的江户川乱步，是日本最负盛名的侦探小说家。他的作品，情节扑朔迷离，悬念强烈，既充满妖异、诡谲的气氛，又有着合情合理的推理判断，既以荒诞、幻想的浪漫为创作主调，又能深刻地把握人物的心理，推理严谨，无可挑剔！其笔下的侦探小五郎更是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
山村美纱 说道女性推理小说，当真是舍山村美纱其谁．其故事通常对风土人情着磨甚多，情节也很是离奇古怪山村美纱的作品大都以京都为舞台，颇具地方色彩，情节曲折、离奇。每部小说都有新意结局却合情合理。她被誉为“推理小说女王”。
夏树静子 与上位女性相比，这位有点收敛了，其风格很细腻，读来很是感人她的文
风细腻深沉，以《蒸发》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西村寿行 文章内容大大超越了森村的小说，比较变态．但是反映社会现实比较深刻
[编辑本段]世界上最知名的侦探小说家
柯南·道尔（1859——1930）英国杰出的侦探小说家、剧作家。
毕业于爱丁堡医科大学，行医10余年，收入仅能维持生活，后专写侦探小说。
《血字的研究》几经退稿才发表，以《四签名》闻名于世。1891年弃医从文，遂成侦探小说家。代表作有《波斯米亚丑闻》《红发会》、《五个桔核》等。
1894年决定停止写侦探小说，在《最后一案》中让福尔摩斯在激流中死去。不料广大读者对此愤慨，提出抗议。柯南道尔只得在《空屋》中让福尔摩斯死里逃生，又写出《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归来记》、《恐怖谷》等侦探小说。塑造的福尔摩斯已成为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人物。福尔摩斯的办公地点也成了旅游点。作品合乎逻辑的推理引人入胜，结构起伏跌宕，人物形象鲜明，涉及当时英国社会现实。对于其艺术成就，英国著名小说家毛姆曾说：“和柯南道尔所写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相比，没有任何侦探小说曾享有那么大的声誉。”柯南道尔被成为“英国侦探小说之父”，成为世界最畅销书作家之一。
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0—1976） 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是世界公认的侦探小说女王。
阿加莎·克里斯蒂原姓米勒，全名为阿加莎·玛丽·克那丽莎·米勒。她生于英格兰的德文郡托尔奎市，她父亲是个英籍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没有读过大学，在母亲的教导下阅读文学作品，受狄更斯小说影响颇深。16岁时开始写侦探小说，第一部是《别墅奇案》，但出版商对此毫无兴趣。经过不断写作实践，终于写出《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等侦探名篇，塑造了波洛着这一艺术典型。“怀疑一切，怀疑每个人”是波洛的特殊性格，如《罗杰疑案》一书，结尾给人很大的惊奇。从事侦探小说55年中一共写了60余本侦探小说，几十个以侦探为题材的剧本。其中《老鼠夹》一剧在英国舞台上创造了上演30年不衰的记录。侦探小说有很高的文学性，继承了柯南道尔擅长编排扑朔迷离的布局，又加上她对医药学的研究，以心理学和医学的观点加以破案，堪称一绝。文字见解生动，引人入胜。法国总统戴高乐曾是“克里斯蒂小说迷”。英国女皇曾授予阿加莎·克里斯蒂为英国文学会会员。作品被译成103种文字，外文译本总数超过莎士比亚。80年代曾列为世界上最畅销书作家之首。正如同科南道尔的作法，克莉丝蒂也於1975年的作品"Curtain"中为其笔下的神探白罗划上了句点。可惜的是白罗并没有如福尔摩斯般的幸运，因为克莉丝蒂也於隔年随着波洛的脚步离开了人世。
爱伦·坡（1809——1849）
美国作家、文艺评论家，被誉为“侦探小说的鼻祖”。出身演员家庭。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宣扬唯美主义、神秘主义。受西欧尤其法国资产阶级文学颓废派影响最大。小说有《怪诞故事集》、《黑猫》、《莫格街谋杀案》等。论文有《写作的哲学》、《诗歌原理》。1841年发表的《莫格街谋杀案》是公认为最早的侦探小说。内容写密室凶杀，凶手居然是猩猩。1842年发表的《玛丽·罗杰神秘案件》，纯粹用推理形式破案。其他如《金甲虫》、《你就是杀人凶手》、《被盗窃的信》等五部小说成功创造了五种推理小说模式，（密室杀人、安乐椅上的纯推理侦探、pj密码诡计、侦探即是凶手及心理破案、人的盲点）塑造了业余侦探奥古斯特·杜平这一艺术典型。爱伦·坡其小说风格怪异离奇，充满恐怖气氛。
江户川乱步（1894——1965） 原名平井太郎。日本著名小说家。1916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求学期间当过印刷厂 工、图书馆管理员。酷爱写小说。1923年发表处女作《两分钱硬币》（又名《沙滩上的欲望》），获《新青年》杂志 V青睐，一炮打响。此后从事侦探小说与科幻小说的创作，是日本推理“本格派”的创始人，被誉为日本“侦探推理小说之父”。代表作为《D坡杀人案》、《心理测试》、《人间椅子》、《黄金假面人》、《透明怪人》、《月亮手套》等，有著作“青年大侦探系列”（20本）、“少年大侦探系列”（24本），成功塑造了明智小五郎及助手小林芳雄等侦探形象，笔下的侦探明智小五郎成为日本妇孺皆知的英雄。 1954年建立江户川乱步侦探小说奖，奖品为一尊福尔摩斯座像。任日本推理协会首届理事，小说又丰富的想象力，风格怪异，情节曲折离奇。与朋友创办了刊登侦探推理小说的杂志《宝石》。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侦探小说三十年》，总结和评价自己一生的创作。
松本清张（1910-1992）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生于福冈县。出身贫苦，高小毕业后当勤杂工、印刷工。后到 《朝日新闻》报社广告部搞设计。受芥川龙之介和菊池宽影响，40岁时致力于小说创作。 1954年以《一部‘小仓日记’传》获芥川奖。早期作品以写社会小人物为主，后转向推理 4G{AvZjl5G
小说。代表作有《点与线》、《隔墙有眼》、《零的焦点》《恶棍》、《砂器》、《谋杀情人的画家》，1963年被推选为日本推理小说理事长，并誉为“推理小说的清张时代”。另著有历史小说、科幻小说、现代小说多部，多次获各种文艺奖，是大器晚成的作家典型。
横沟正史 （1902年5月24日－1981年12月28日） 日本小说家、推理作家。日本推理文坛的泰斗，一生致力於推广推理文学。他与江户川乱步同属开创加本推理小说新领域的大宗。这两位情同手足的文坛双擘的一系列推理创作，缩短了落后欧美的距离，而且使战后的日本推理小说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横沟正史的创作量惊人，如《狱门岛》《八墓村》《恶魔的手毯歌》等都是脍炙人口的杰作。其中《狱门岛》被公认为日本推理文学史上的经典名著。其战后推出的名作《本阵杀人事件》以名探金田一耕助为主角 ，获得压倒性成功。后来他便以金田一耕助为主角，撰写一系列解谜推理小说，长短篇总共有77部。在小说中，侦探金田一耕助活跃的主要舞台是东京及周边地区，以及作者笔下充满恐怖传闻的冈山县地方。前者表现的是战后都市的颓废和倒错，后者多以乡村和血缘关系为主轴。一般读者对后者的评价较高。由於作者的妙笔生花，金田一耕助遂成为日本推理小说史上三大名探之一。
埃勒里·奎因埃勒里·奎因（Ellery Queen）是曼弗雷德·B·李（1905～1971）和弗雷德里克·丹奈（1905～1982）这对表兄弟合用的笔名，他们堪称侦探推理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的经典作家。两人本来分别从事广告业和电影业，1928年因参加有奖征文，两人开始联手创作侦探小说，三年后两人都辞去各自的工作，专门从事侦探推理小说的创作。在合作的40多年间，他们创作出一系列独具风格的侦探小说，其中大部分以埃勒里·奎因的笔名发表。埃勒里·奎因也是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其角色本身就是一位侦探小说作家兼超级侦探。年轻英俊的侦探埃勒里·奎因和他的父亲——纽约警察局的警官理查德·奎因是其大多数作品中的主要角色。
故事中的埃勒里·奎因，有着运动员的魁梧体魄和迷人的银灰色眼睛，他思维敏捷，具有高超的推理能力。这一形象成为美国侦探人物的标准模式——一个极具性感的现代美国的夏洛克·福尔摩斯。
奎因侦探推理小说开创了美国侦探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在历次“历史上最伟大的10位侦探推理小说家”的评选活动中，埃勒里·奎因榜榜有名。
贯穿埃勒里·奎因全部作品的最大特点是：设局精巧，推理严密。不看到最后，读者很难猜到罪犯是谁，看到谜底后，对作者无懈可击的严密推理只能赞叹。奎因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丝毫没有对暴力、色情的渲染，这在侦探小说中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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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播学的起源或者流派 现在国际上有什么争议？
传播学诞生于美国，美国的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传播理论，并提出了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诸如以文字、图形和数学公式等表述的各种模式。传播学家运用不同的模式来解释信息传播的机制、传播的本质，提示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预测未来传播的形势和结构等。一般认为，传播学的奠基人有五位：
1、 Harold Dwight Lasswell， 拉斯韦尔(1902-1980) 是美国现代政治科学的创始人之一。提出了著名的传播学5w模式
2、 Kurt Lewin，卢音（1890-1947）德国犹太人。提出了信息传播中的“把关人”的概念。
3、 Carl Hovland，霍夫兰（1921-1961）耶鲁大学的实验心理学教授。把心理学实验方法引入了传播学领域，并揭示了传播效果形成的条件和复杂性。
4、 Paul F.Lazarsfeld，拉扎斯菲尔德（1901-1976）奥地利籍犹太人。罗杰斯指出，拉扎斯菲尔德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的把传播学引向了经验性研究的方向。
5、 Wilbur Schramm，施拉姆（1907-1988）美国人，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德传播学教材。开辟了如：电视对少年儿童的影响等几个新的研究领域。他被认为是集大成者。
之所以起源于美国，是因为20世纪上半页，欧亚大陆连续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祸害，而美国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众多科学家的避风港。而且，美国本身由于本土未遭破坏，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一直持领先地位。比如：1920年匹兹堡无线电视台的开业，1926年，全美广播公司NBC的成立等等。
从社会状况来说，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机制中大众媒介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报纸曾被称为第二国会。
从学术传统来看，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盛行，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解决实际问题。大量的实用信息为人们所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会的运行。但是也有大批的商业推销政治宣传欺骗、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这些问题或是潜在问题就成了美国学术界必须面对、必须研究的课题。
以上条件，都决定了传播学起源于美国。
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在方法论上可分为四大学派：以麦奎尔为首的社会学派；以霍洛伦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牌；以奇斯曼和加纳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牌；以利兹大学电视研究中心为代表的职能学派。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大特点：一是沿袭外国主要是美国的理论体系，并着重发展了强调受众有权直接参加传播过程的社会参与论；二是实践优先于理论。苏联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苏联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 传播模式，较著名的有菲尔索夫传播模式和阿列克谢耶夫传播模式。
应当看到，西方传播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比如，他们不适当地把传播放到人类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认识，从而排斥了人类的生产能力这一主要标志；他们把传播行为的发生和发展分别归之于人的本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把他们和社会生产方式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在研究传播事业的社会控制时，又往往不能彻底揭示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等等。
传播学诞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在借鉴三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展至今，传播学研究可以划分为三大基础学派：控制论学派、经验功能学派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控制论学派看重人机交流的理性功能设计，经验功能学派出于既定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考察对大众的劝说和暗示，结构主义符号学则探索符号—认识—权力之间的相互运作。
一、经验功能学派：
把媒介看成现代民主的新工具和社会调整的决定性机制，从而成为一种鼓吹西方社会制度价值和现存事物状态的再生产的理论，被称为“管理研究”。
注重定量分析，主要采用田野调查、实验室观察等方式进行研究。
以美国的研究为代表，强调传播媒介及结构只是众多单元之一。它们与社会上其它单元如政治及经济系统，各为自身的利益而联盟或抗争。传媒因应不同的社会条件及状况而发挥不同的功能。认为现代社会是多元社会，没有一个社会单元可独占所有资源或权力。有些时候政治系统可能占优，但有时经济作用却是最重要的。多元社会的特征是出现众多不同的利益团体，其中包括传媒。这些团体在争取自己利益之时，形成一个包容、协商及自由的社会。在多元社会里，传媒并非单单是统治者的工具，它们也有其它的功能。“媒介效果”的研究是这个学派的中心课题。
功能分析学派根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将传播学研究分为控制研究（who）、内容研究（what）、媒介分析（in which channel）、受众研究（to whom）和效果研究（with what effect）五个领域，其中，又以效果研究为重中之重。
1、控制研究：
（1）把关人研究
（2）施拉姆等人《报刊的四种理论》，大力宣扬“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
2、内容研究：易读性测量
3、媒介分析：
（1）媒介类型分析
（2）
4、受众研究
5、效果研究：
（1）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魔弹论，又称皮下注射论，强调传播（宣传）的绝对效果，受众就像应声而倒的靶子。
（2）20世纪40-50年代，有限效果论，
（3）20世纪60年代之后，适度效果论和强效果论。
二、结构主义-符号学派：
结构主义符号学派，一般被称为批判学派，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在欧洲兴起的传播学流派，旨在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反省及批判。批判学派主要由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帝国主义研究组成。批判学派的关注点是资本主义社会里讯息的生产、分销及消费过程，研究重点是传播如何配合资本主义的延续、再生及扩大。批判学者关注的不仅是传媒的运作，更重要的是它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阶级及霸权文化 (Hegemonic Culture) 等的影响。这一派认为现时的社会是阶级社会，任何传播研究不能离开阶级分析。如我国学者陈卫星所说，批判学派的西方学者最严肃地批评资本主义的巿场逻辑和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揭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不平等现象。
（一）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关注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语境中的媒介权力问题，揭露大众传播媒介及其所制造的“文化工业”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本质。按照理查德·约翰生的说法：法兰克福学派注重“对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病理学的宏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发现“文化工业”，关注文化领域的异化现象，认识到“大众文化”不过是一个奴役人、压迫人、束缚人的东西，是一种精神的枷锁和文化的鸦片。文化工业是打着文化标签的工业，是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工业化为模式、以赢利化为目的的工业，而不是为生命赋予意义、为精神提供家园的文化。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文化工业扮演了高度控制性的角色，成为束缚人的精神桎梏。
代表人物：
1、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揭示统治阶级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压迫、愚弄民众的真相，无情地鞭挞作为虚假意识形态帮凶的大众传媒，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滥用媒介权力的批判。
2、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而导致了一种单向度文化的产生，这种媒介文化象巫术一样被硬塞进人们的头脑中，造成的却是民众精神的压抑。
3、哈贝马斯把大众传播媒介看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但是这个理应发挥公共性功能的领域却被国家主义和资本势力所盘踞，于是，大众传媒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国家意识形态工具，又是文化产业，其造成的只能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公共性的瓦解。
（二）文化研究学派
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悲观主义倾向，其视野中的媒介权力，则变成了一种意义和快感的经济学，关注的是媒介文本意义产生的要素及其受众对媒介文本的能动解读能力。
代表人物：
1、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961），他指出了文化的双重含义：一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二是作为批判标准的文化，即人类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显然，是前一种定义使媒介文化研究成为可能。
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1965）中指出，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发生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的彼此联系的变化进程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和人类的交流本性之间的矛盾。劳资关系的再生产阻碍了民众学习和创造文化的机会。而在威廉斯看来，解放文化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容纳了。资本主义的主导价值观，是竭力提倡一种肤浅的虚假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化要么把严肃艺术边缘化，要么就使之成为仅仅属于上层阶级的精英文化。
在1965年的《传播学》一书中，提出要对社会的传播体制进行改革，为言论的自由、开放、真实创造条件。为此，威廉斯简要概括了4种传播体制：
（1）专制式体制简单地传达统治集团的各种指令；
（2）家长式体制意在保护和引导，而不是为了维护统治；
（3）商业式体制提供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但混淆了对民主的需求和对商品的需求，并排斥了不能快速销售的文化商品。
（4）威廉斯理想中的民主模式要求大众传播媒介摆脱商业式体制和家长式体制，只有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的大众传播媒介才能为文化做出贡献。
威廉斯的后期作品提出了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改写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威廉斯拒绝把上层建筑看作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从而转向了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一书中，威廉斯把霸权定义为统治阶级制造“共识”的连续文化过程，是3种文化过程的结合体：传统、体制（教育和大众传播等）、各种对抗形态。其中，各种对抗形态虽然表现为具有对抗性，但却再次肯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威廉斯将他的文化唯物主义运用于电视的分析。电视之所以占据了文化生活的中心，是因为私人资本的利益支配了传播技术的发展。电视成为消遣的途径，而不是批判的论坛。因此，在威廉斯看来，离开了决定电视发展的社会物质关系而单独研究传播“效果”的“科学”探索是注定要失败的！
2、霍尔在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媒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意识形态机器。媒介是一个“场”，里面存在着差异和斗争，是统治阶级为获得意识形态霸权的努力与被统治阶级对霸权的抵抗共同组成的。进一步地，霍尔提出了编码/解码的三种方式：
（1）以霸权为主导的解码，受众（解码者）以编码者预设的意义来解读讯息；
（2）协商式的解读，解码者和讯息编码进行微妙的讨价还价；
（3）对抗式的解读，与文本（编码者）的愿望格格不入。
3、戴维·莫利对电视观众的研究；
（1）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质疑：首先，与其说存在着主导性解码，不如说信息内容受制于编码者有意识的意图。第二，与其说存在着三种彼此不连续的解码模式，不如说存在着一条连续的意义的“输送带”。第三，如果文本和受众没有产生共鸣，其意义就会被忽视。最后，单一性、封闭性的各种叙事文本的主导意义容易被觉察，肥皂剧等开放性文本可能产生抵抗主导意义的阐释。
（2）对性别化的家庭收视模式的研究，对家庭（私人领域）的不平等关系与受众的解码策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4、费斯克更是把大众对媒介权力的抵制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甚至提出了民众进行微观政治实践的潜能。在费斯克看来，社会权力和符号权力是相对独立存在的，民众虽然对社会权力束手无策，但是民众可以充分利用符号权力，通过对抗性的解码实践颠覆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进而达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种曲折达到目标的方式无论如何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费斯克在1987年《电视文化》一书中提出电视文本是开放的，是“生产者性文本”（the producerly text）的观念。生产性文本和生产性受众犹如一枚货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受众是意义的生产者，受众能够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重新解读文本，生产出自己的文化。受众的阅读行为是“在已有的文化知识与文本之间建立联系”。 受众的从属地位意味着他们不能创造大众文化的资源，但他们确实从那些资源中创造了他们的文化。在费氏看来，受众面临着双重压迫，一方面是来自自上而下的同质力量，比如传播者的意愿、意识形态的控制等等，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多样化力量。
（三）政治经济学派
政治经济学派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社会结构及生产力对传播活动的影响，从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入手分析，认为大众传媒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统治阶级获取了对知识、信息和社会形象传播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要通过媒体来保障利益和带来这种利益的社会制度。他们的研究视角又可以划分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制度经济学三大类型。
1、G·默多克(G.Murdock)
2、P·戈尔丁(P.Golding)
3、J·哈洛伦(J.Halloran)
4、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
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在1970年代和80年代初对电视新闻中的偏见问题所进行的了研究。得出结论：电视被中产阶级出身的媒介工作人员把持，所以重演着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小组认为，1975年前22个星期的产业电视新闻在3方面存在着偏见：（1）罢工报道和实际罢工的情况不一致，汽车工人的罢工报道得就比煤矿工人的罢工多；（2）罢工从来就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工人永远是错的；（3）工人阶级的意见被排斥在大众传媒之外。而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的报道集中于士兵妻子的感受，抑制了反对国家政策的意见。
（四）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或曰媒介帝国主义)，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视野上，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Dallas)的研究，A·多尔夫曼(A.Dorfman)与A·马特拉特(A.Matterlart)对美国动画片唐老鸭的解读，都是这类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国Nottingham Trent大学的J·汤林森以此为题所做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1991年)，虽然是操持经验学派的立场而辩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但由于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细密而不失为可资参考的力作。
1、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H.I.Schiller)。席勒自60年代末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异军突起以来，一直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巨擘，他对美国传媒的揭露与批判向以犀利无情著称。
（1）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本书对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堪称第一份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在这部书里，席勒以阿明、华勒斯坦、弗兰克(其最新著作《白银资本》是一部发聋振聩、不可多得的批判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分析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一同构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如何促成美国大众传播势力的凌驾全球，又如何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丧失。
（2）此后，他的几部著作如《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支配》(1976)等，基本上都延续这一思路，围绕甚嚣尘上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世界传播不平衡格局而展开论争，其不屈不挠的身影和充满热情与理想的精神，在北美的主流学术界恰似那位与风车搏斗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正是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席勒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符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
（3）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席勒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种天花乱坠的时髦理论包括全球化。因为，这些理论无不宣称，新传播技术将为全球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而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已极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括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五）符号学派
从研究传播符号来审视传播。
1、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认为，概念、词句在不断的复制、重组过程中贯穿着意识形态（这里指人们有意无意中共同接受的规范、传统和对社会关系的认识）。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一，促使人们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自然地思考和行动，使话语的统治权力合法化。
2、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以对符号的研究，体现了这种泛意识形态的观点。他以报刊上的照片为例，诸如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国国旗敬礼、一位法国将军向独臂的塞内加尔人授勋、一位修女将杯子递给卧床不起的阿拉伯人、一位白人校长给一群神情专注的黑人小孩上课，等等，都明显地带有意识形态。他称被符号固定了的内涵为“神话”，而符号学就是要“去神话”，揭示符号的实质意义。
3、文化的宏观表现形式也可以理解为广义的符号。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lt，1926－1984）在一系列文化符号学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权力的行使，都离不开知识的提取、占有、分配与保留。通过知识的制造和传播，获得了行使权力的权利。因而权力是具有说服效力的，人类科学产生出的知识和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的。这里的“权力”是指广义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传播中体现的权力与日常生活共存。传播的话语规则体现了话语的社会结构，表明谁可以讲话，可以讲多少，可以讲什么，以及在什么场合讲。只要我们想想人们对于电视“上镜”的向往，对于影像中明星的渴望，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传播”是“权力认可的仪式”了。
4、荷兰符号学家梵·迪克（Teun van Dijk,1943-），对“新闻”这种传媒上最常见的信息进行了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试图说明新闻的深层“意识形态”成份。新闻话语的多层级结构特征，决定了受众一般只能得出既定结构所提供的解释框架，其他的解释框架，会被使用到反面的解释中。他指出：记者在以职业的新闻价值标准制作新闻时，实际上不断复制着社会的话语，无形中将与事实相关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价值观内涵其中了。 “我们的新闻、新闻制作和报纸已深深地被他们为有效地以一套固定程式收集每天新闻而编织的那张网所束缚住了。”
但是，批判学派固有的“只破不立”的立场，使得传播学批判研究流派更像是一种社会思潮，一剂清新剂。
三、控制学派
技术控制论学派的理论中，控制论思想起着核心作用。控制论重视的是原因对结果的决定作用。技术控制学派关注媒介本身及媒介形态变化如何影响人和社会的发展。
1、维纳：控制论
维纳写道：“只能通过消息的研究和社会传播设备的研究来理解社会。”[6]他把传播看作是社会的神经系统，一种结果的原因。从一个人到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系统，系统的存在和维系，在于信息的流动。他用“反馈”的概念说明信息流动的特点，即通过不断的信息“接受－反馈－接受”调整自身，保持人或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如果一个系统与其外在环境不能或很少发生交换关系，这个系统就可能处在内部混乱、解体的境地。因而，开放的系统肯定有积极的信息交换，不断注入原来没有储备的信息。他的这个观点补充了申农传播模式所缺少的“反馈”这一环节。他采用了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udolph Clausius）研究热力学时提出的“熵”的概念。熵，表现为自然的冗余、信息的丢失、噪音、误差或失真。只有通过信息的交流，获得负熵，消除无序，才能够克服熵的破坏趋势。因而，熵是对一个系统的信息组织水平的度量标准。
控制论的另一个概念是“系统平衡”。如果一个系统由于环境变化而导致正常状态的严重偏离，那么它就需要信息的充分交流。对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反馈是社会控制的要义。倾向于稳定的社会其实正是信息交流丰富的社会。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传播者要对反馈做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任何管理程序都包括这种不断的反映和调整。“有效的生活，是和完全充分的信息在一起生活。”马特拉在描述控制论对信息的认识时写道：“信息必须能够流通。信息社会只有在信息交换无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存在。这个定义与禁止或保密、接近信息的不平等，或把它变成商品，都是不相容的。”
2、申农：信息论
1949年，申农（Claude Shannon，1916－2001）在他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中，论证当时美国正在试验的计算机原理。这篇论文被视为信息论的奠基之作。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传播，写道：“通讯的基本问题是通信的一端精确地或近似地复现另一端所挑选的消息。”通信的数学理论对于从精确科学向传播学领域的模式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从通信的角度定义了“信息”的概念：信息就是能够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他为此提出一个机器对机器或人－机－人通信的传播模式，即著名的从信源到信宿的“五W＋噪音传播模式”。
3、系统论最早是由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gffy，1901－1972）提出的。正是系统论给予了控制论和信息论以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和的思想，把研究对象视为有动态反应的整体。找寻一种从整体上的理解，比仅仅从物理或智力现象上简单分解更重要。在政治传播、国际传播研究中，系统论思想发挥了显著的整合传播现象的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通过分析有线电视技术对组织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系统理论
4、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rold Innis，1894－1952）。他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帕克曾是他的老师。他在1950、1951年出版的两本著作《帝国与传播》、《传播的偏向》，采用经济史和文明史的角度，从纵向的历史谈到横向的现实，反复论证了一个基本观点：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0]他把传播技术视为政治和经济进步的基础。第一次从传播媒介技术形态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
5、麦克卢汉学派
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风靡欧美，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有三点：第一，提出了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是媒介自身；第二，把技术决定论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的文化分析上；第三，有一种美国式人道主义标记的乐观主义，这主要是“地球村”的概念。
6、美国学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1985年的著作《消失的地域》，通过研究电视这种媒介形态，论证了媒介本身如何成为一种环境。例如在电视新闻中“现场”看到刺杀总统的画面、在娱乐节目中看到“现场”采访的某一名人，从而改变了每个人的“亲身参与”对于经历社会事件的重要程度，人们下意识地受到传媒所建构的情境的影响。他写道：“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许多从前不同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来影响我们，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对于公众来说，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或向往的名人，自己处在什么地点已经不重要了。
7、被称为“媒介哲学家”的美国学者利文森（Paul Levinson），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软边缘》中，多少使传播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走向折中。他认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传播学专题之媒介环境学派
媒介环境学派简介
概述
“媒介技术学派”被称为传播学第三学派，深圳大学的何道宽教授称其为“媒介环境学派”.
媒介环境学派:开创了以研究媒介/技术为视角的生态学研究模式，将媒介视为环境，研究生存在其中的人与环境的互动共生关系，吸收了生态学和系统论的理念，追求技术/媒介、人、环境三者之间的生态平衡，有着浓厚的人文主义关怀。媒介环境学理论学派主要分为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
前者以英尼斯和麦克卢汉为代表，后者以波兹曼、文森和梅罗维茨等为代表。
意义和影响
将传播学关注的焦点由内容、环境转向媒介本身，开创了一个新的视角。媒介环境学派关注媒介技术与人类的和谐共存
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学派很少论及社会对技术的使用和改变，但他们并不否认这一点，也从未忽视人在技术面前的自由意志和主观能动性。
技术作用于社会的方式:媒介环境学派并不认为技术是社会历史变化的直接、唯一因素。 在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传播内容和特定环境的作用。
英尼斯
英尼斯是媒介环境学派的第一代人物，是多伦多学派的鼻祖。师从帕克，是麦克卢汉的老师。代表作有《帝国的传播》《传播的偏向》 等。在《帝国的传播》中，他提出一一个社会主流媒介的时空偏向与文明的兴衰密切相关。在《传播的偏向》中，他认为某种媒介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一起。
1.泛媒介论:即凡是能够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文化和社会思潮的介质，都是媒介。
2.传播偏向论:所谓的偏向可以看作是文化、制度的内在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的断裂。
①偏时间的媒介:石刻文字、泥板文字之类能够保存较长时间的媒介(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有助于连续文明的发展))
②偏空间的媒介:轻便容易携带，,扩散范围较大的媒介(有利于增强中心对边陲的控制力）
3.知识的垄断:英尼斯把将集团利益与传播技术及其内容捆绑的机制，称为知识的垄断。
4. 文明的失衡:英尼斯将传播媒介理解为隐藏在历史进程、社会组织和人们感知系统背后的重要动力，并将传播视作一切历史运转之核心。
评价：
揭示媒介技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性，把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媒介技术作为划分文明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将媒介研究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
某一种媒介与特定的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文字时代打破了 口语时代“年长者垄断知识”的局面;印刷术时代培育了人类的理性思维方式，催生了理性主义的诞生;而电子时代则击碎了传统的时空观念(后喻文化:子女教父母如何使用电子媒介) ,彻底改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些论述的启示是媒介技术并非单纯的技术，而是一种文化。(媒介本身就是一 种文化)
②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改变了传播学中以信息内容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开创了媒介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关系研究的新领域。
③媒介生态学派认为媒介创造了一种“环境"， 对社会现实产生重大的影响。但同时媒介生存具有“外环境”，其生存发展受到诸如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这个思想较早的来源就是英尼斯的媒介思想。
不足:
他将媒介的因素放大了，忽略了人的影响。他认为媒介失衡，政权就会崩坍。英尼斯这种简单武断的说法显然是受到了科技决定论因果模式的影响。
麦克卢汉
01
媒介即讯息
“媒介即讯息”是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高度概括，共有两层含义：
1 媒介效果层面
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即相较于各个时代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真正有意义的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介成为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口语媒介（部落社会）、印刷媒介（脱部落社会）和电子媒介（再部落化社会/地球村）。
2 媒介功能层面
“一个媒介总是另一个媒介的内容”。比如文字的内容是口语，广播的内容是文字，电视的内容是文字或电影。这就导致我们很难把内容和媒介本身严格地区分开来，使我们注意不到媒介的影响。
作为一个隐喻，“媒介即讯息”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任何一种媒介——即人的延伸——都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环境，对“整体的心理”和“社会的复合体”产生影响。媒介的影响在于引入了一种新的尺度，不同的内容呈现格式改变了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和理解环境的框架，最终影响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媒介是社会交往的讯息”。
02
媒介即人的延伸
麦克卢汉的理论中心概念是“感觉”。他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是人与社会和自然环境接触的中介，一切媒介都是人类感官的延伸或拓展。例如印刷是视觉的延伸，广播是听觉的延伸，电视是视觉、听觉和触觉的综合延伸，电子媒介则是人中枢神经的延伸。这一论断强调了媒介本身对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接着他提出“延伸意味着截除”。使用替代性工具，身体那部分的原有功能就会退化。不同器官的延伸，会带来人整体感觉器官的不平衡，只能借助麻木或堵塞感知通道，才能承受这种强度。电子媒介是人的中枢神经的延伸（人整体的延伸），中枢神经的截除意味着全身的麻木。
不同媒介延伸了人的不同部分，也延伸了不同的感觉器官。由于口语媒介没有借助任何外在的媒介，没有感觉器官得到延伸，因此在口语时代，我们的多种感官处于平衡状态。麦克卢汉认为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听觉是最理想、最平衡的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全方位的、整体的，触觉也具有同样特征。如果因为使用某种媒介而使人的某种感觉器官得到延伸，人类就会处于感觉不平衡状态，人类文明就会向危险的方向发展；只有整个人身都得到延伸（如通过电子媒介），社会才会进入一个理想状态。
03
热媒介/冷媒介
麦克卢汉提出“冷媒介、热媒介”的比喻式论断，将媒介区分为两种：冷媒介和热媒介。一般而言，热媒介的讯息清晰程度较高，不需要参与者投入较多的想象力；冷媒介的讯息清晰程度较低，需要接受者参与其中，用自己的想象填补缺失的信息。如：报纸是热媒介、电话是冷媒介、收音机是热媒介、电视是冷媒介、电影是热媒介。需要强调的是，冷热媒介的判断并非绝对，麦克卢汉本人对各种媒介“冷热程度”的判断也十分主观。
媒介冷热论实际上是在探讨媒介技术与民主参与之间的关系问题。麦克卢汉推崇冷的媒介，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热媒介进行批评。热媒介具有排斥性，冷媒介具有包容性。人们已越来越醉心于用技术塑造越来越热的媒介，不知不觉放弃了民主选择的阵地，不利于民主发展。
04
地球村
“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是在《古登堡群英》中被提出的。麦克卢汉认为，随着广播、电视、互联网和其它电子媒介的出现，各种现代交通方式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一个“村落”。“地球村”的主要含义不是指发达的传媒使地球变小了，而是指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口语媒介产生了部落化的社会形态，人们结成面对面的亲密社群，共同参与生产和仪式（部落化）；城市化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被迫中断，直接的、口语化的交往变成了非直接的、文字化的交往（去部落化）；电子媒介又实施着反都市化，即消解城市的集权，使人的交往方式重新回到个人与个人的交往（再部落化）。他把媒介的发展分为口语-拼音文字、印刷媒介-电子媒介阶段，分别对应着部落化时代-脱部落化时代-重新部落化时代。
05
媒介即按摩
媒介即按摩，其含义在于“媒介作用于人类感官的比率，渗透其中并对其塑形和改造”。人们感受媒介更像是全身接受按摩一样，能切身感受到媒介对我们生活及社会的影响。理解媒介意味着理解媒介的后果，理解“媒介即按摩”意味着理解“按摩的后果”，这种后果致力于改变人们的认知模式和感官比率。
《媒介即按摩》的策划人阿尔吉指出，取名“按摩”实际是暗示“媒介不是中性的东西，它拽住人，摩擦人的肌肤，按摩人的肉体，把人撞击得团团转”。通过媒介，受众获取对自身有利的信息，大多数人在更大程度上把媒介当作娱乐的工具，作为一种让自己得到放松的手段。受众从媒介处得到了一种“按摩”的效果，而这种“按摩”却在无形之中使人们被麻痹而不自知，让受众变得乐于接收各种碎片化信息，懒于自我思考。
06
内爆
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时代，过去的许多差异正在消失，正在经历着“内爆”（implosion）的过程。内爆指界限的模糊，是电子媒介作用下人与环境的一种界限的崩溃。内爆是消除所有界限、地域区隔或差异的后现代性过程。①物理空间上，媒介使人的感官得到延伸，地理意义上的距离消失；②虚拟和现实之间界限的模糊，即拟态环境和现实环境的模糊。
鲍德里亚引申出“外爆”的概念，外爆即界限的清晰。
①外部表现为扩张。国家、地域和资本的不断扩张，为追求利益会划分自己的市场边界，不断扩张；
②内部表现为分化，社会、话语和价值的不断分化，文化分化，价值体系分化。
当今的内爆首先是真实与虚拟之间界限的内爆，即意义的内爆。媒介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存在差异，但人们总是错把前者当后者。鲍德里亚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将各种真实、意义和价值的界限进行摧毁的内爆，在社会内部首先成为一种破坏、一种颠覆，最终，这种内爆又变成了对社会大众的控制。在这样的意义上，鲍德里亚的内爆已经远离了麦克卢汉制造和使用这一概念的初衷。
07
媒介四定律
马歇尔•麦克卢汉、埃里克•麦克卢汉在《媒介定律》（1988）里提出媒介四定律：
提升——一种新的媒介是对现有传播能力的提升；
过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旧媒体会过时和淘汰；
复活——旧媒体不会完全消失、灭亡，而是以一种新的面貌再次出现在社会当中；
逆转——新的形式被推向潜能的极限后，原有的特征会发生逆转。
各种媒介自身都包含着更新换代的固有属性，它们有各自的产生、发展、消亡的轨迹，而在这演化过程中又不断受到其他媒介的影响。提升-过时-复活-逆转 不是新媒介取代旧媒介的线性单向递进的序列，而是媒介之间复杂的此消彼长互相交融互相影响的形态演化阶段。
“媒介四定律”概括出了伴随科技发展而导致的媒介更新换代和形态演化的客观规律。新兴的媒介强化和提升了旧媒介的某些功能，使旧媒介变得过时，新媒介的功能达到极限之后又发生逆转。有些媒介在技术的更新换代和不断的形态逆转中相继消亡，有些旧媒介过时、被更先进的新媒介取代之后，这些旧媒介并没有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
08
对麦克卢汉的评价
1、意义
①理论有独到见解，扩大了媒介的概念；
②将媒介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情境中研究，媒介分析有了高度和纵深的品质，开拓了从媒介技术出发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强调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
③开拓了媒介研究的眼界和范围，使人们真正看到媒介作为客观存在的价值和作用；
④关于地球村的预言符合当前世界的发展趋势。
2、局限
①具有技术决定论倾向，强调媒介工具和技术的巨大能动性，把媒介技术视为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忽略了其他复杂社会因素的作用；
②忽略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人成为媒介主宰的对象；
③忽视了媒介的具体内容，对冷热媒介的划分过于牵强；
④全部依据都集中在媒介工具对中枢感觉系统的影响上，由此解释人类行为是片面的；
⑤分析的客观性、科学性、实证性不足。
请问有谁知道什么侦探小说？
一看就放不下的，推荐文泽尔的五个长篇：
第1弹：《冷钢》[连载完结]
第2弹：《千岁兰》[连载完结]
第3弹：《特奎拉日升》[同步连载]
第4弹：《白矮星》[同步连载]
第5弹：《黑暗的女儿》〔同步连载〕
新华书店五本都有卖的，阅读快感绝对保证
作者介绍：
文泽尔，旅居德国的侦探小说作家，现居斯图加特，以文泽尔为主要人物著有文泽尔系列侦探小说。文泽尔系其笔名，真名不详。
目录
1 笔名由来
1.1 笔名的秘密
1.2 其它关于笔名来源的疑惑
2 作品列表
2.1 文泽尔系列侦探小说
2.2 其它贡献
3 出场人物介绍
3.1 系列主要角色
3.2 系列其他角色
4 关于系列
4.1 系列特色
4.1.1 整体风格
4.1.2 自由意志市
4.1.3 墓志铭式结尾
4.2 系列各篇相关介绍
4.2.1 让最后一缕光芒消散
4.2.2 无弦小提琴
4.2.3 白矮星
4.2.4 黑暗的女儿（又名Erinyes）
4.2.5 冷钢
4.2.6 千岁兰
4.2.7 特奎拉日升
5 参考资料及注释
6 外部链接
笔名由来
笔名的秘密
“文泽尔”的笔名本身包含多重含义：
德语Unser Detektiv中Unser的音译。Unser是德语的物主代词，意为“我们的”。“我们的侦探”——此处暗自文中主角文泽尔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原创侦探角色。
文言文“以文泽尔[1]”的一部分，意为“以文章（系列小说）使尔等（你们，读者们：此处无贬义）受到恩泽（获得收获）”。
作者所在城市的足球队VfB斯图加特队有一位为此队效力十多年的、名叫Timo Wenzel的后卫，而德文姓氏Wenzel的一种译法即为“文泽尔[2]”。
作者自称，“此笔名之下尚隐藏着一个关于我本人的谜题，只有真正了解我的人才能pj。”[来源请求] 。
其它关于笔名来源的疑惑
Wenzel是一个典型的德语国家姓氏，但依照该侦探系列的背景设定，此名字应是作为主角的名[3]出现。
另外，系列中的主要人物（即文泽尔，塔芙妮，汉迪克，莫斯曼四人）均不说明姓氏——系列文章中，每到需要说明姓氏的时候，作者都使用叙述性诡计来回避。详见系列主要角色。
作品列表
文泽尔系列侦探小说
《冷钢》（北方文艺出版社）第一版封面。封面题辞“天堂总禁锢在我们的苦难中 地狱却丢失在我们的乐园里”为《冷钢》的收尾诗：这也是该系列的特色之一。截至2008年1月的代表著作有
2003年-《让最后一缕光芒消散》（中篇），《无弦小提琴》（中篇）
2004年-《白矮星》（短篇），《Erinyes》（中篇）
2005年-《冷钢》（长篇）
2006年-《千岁兰》（长篇），《特奎拉日升》（长篇）
2007年-《白矮星》（长篇[4]），《黑暗的女儿》（长篇[5]）
其它贡献
文泽尔本人亦为新兴的网络电子杂志《推理恐怖研究》（简称tky）的创始人及现任主编，为杂志撰写过诸多专稿，计有
《天使离地狱如此之近》（2006年2月号）
《从惧尸心理到恋尸癖》（2006年4月号）
《充分写实的浪漫主义——文泽尔谈侦探小说写作》（2006年7月号）
《论集体歇斯底里》（2006年9月号）
《来自科塞尔的不死之爱》 （2006年11月号）
《透过指纹抚摩你》（2007年1月号）
《弥赛亚的前世今生vol.1》（2007年3月号）
以及一些和推理恐怖主题相关的影评
出场人物介绍
系列主要角色
文泽尔（Wenzel，姓氏目前不详） 整个系列的主角，以冷静推理闻名于自由意志市的私家侦探。曾任自由意志市第11警察分局探员，因不满在该市警界普遍存在的官僚作风和完全依赖于舆论的权力监督模式[6]，于1992年3月辞职[7]。并且因为一笔意外得来的赏金，得以实现自己成立独立侦探社的愿望。文泽尔只吸万宝路烟（在小说中通常使用原文Marlboro），烟瘾较大。在中学时期选修的第二外语为拉丁语[8]，会说汉语[9]。关心时事，平时看《自由意志报》，但会让助手预先挑出文艺及时尚类版面[10]，以节约时间。对葡萄酒和欧洲历史略有研究。最喜欢喝的鸡尾酒是摩吉托（Mojito），但自己不会调酒[11]。
塔芙妮（Taphne，姓氏目前不详） 父母因空难而死亡（或许并不准确）[12]，自小由默特尔姑姑抚养长大。毕业于自由意志大学商学院，却因为不明的原因而选择成为一名侦探助手。她是尤莉雅（文泽尔前往南非之前的助手）的继任，但却并不能成为如尤莉雅那般令人信赖的帮手——实际上，塔芙妮的日常工作多为问询记录，整理档案，负责联络，结案总结这类琐事。但她显然对这个现状不满，并经常尝试去独立调查案件：即使结果多半令人沮丧，甚至经常因此而陷入到困难的境地之中，文泽尔也总是以符合冷硬派主角的行为方式，给予最大限度的帮助。此二人之间的关系，自2003年侦探社爆炸事件[13]之后开始逐渐升温。爱好是逛街购物，和艾米一道喝下午茶，以及观看自由意志市出品的连续剧（通常是由FW5台播出的）。
汉迪克（Handick，姓氏目前不详） 文泽尔的好友，是他在第11警察分局任职时的同事。汉迪克是一个力图表现得处事圆滑的老实人，在警局的各项公务中但求自保，时刻担心惹麻烦上身（这也是自由意志市老资格探员的一般特征，但也有例外）。但对于好友文泽尔因为探案需要而提出的各种请求，却总是无法干脆拒绝。总局高层时常利用汉迪克和文泽尔之间的朋友关系，将麻烦的案子暗中推到11分局汉迪克所辖的部门，汉迪克也乐意将这些案子委托给文泽尔办理：这些案子多半都能顺利解决（至少是以令总局高层满意的方式），汉迪克也因此受到分局的器重，并屡次晋升。目前任十一分局刑事科科长，离异，喜欢收藏名贵葡萄酒。
莫斯曼（Mossman，姓氏目前不详） 文泽尔的好友，在小说中作为侦探社的固定咨询人，负责调查和所涉案件相关的各类资料信息。在大学期间就已经表现出黑客方面的天才，曾服过兵役，擅长编写木马和蠕虫程序。无业，独居，不修边幅，是一个典型的大龄宅男形象。身为沃蒂阿姨最小的孩子，时常为母亲的热心拜访感到烦恼（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而母亲显然还当他是小孩子）。和一般的宅男表现类似，莫斯曼极少出门。虽然没有过分的社交恐惧症，但在和女性的交往上仍然存在些许问题：不过，对于熟识的朋友，他的表现相当正常，甚至愿意外出参加在文泽尔家举行的好友聚会。喜欢甜食。
汉斯·穆斯卡林（Hans Muskarin） 在系列的第一作《冷钢》中各个证人的证词里反复提到的“汉斯探长”，于该文末尾向主角投递了信息神秘的邀请函，正式在系列中登场。他经常在系列各篇的序章或末尾中出现——在序章中出现，说明该篇和秘密组织“反七（NEVES）”有关系；在末尾则偏好用酒吧闲聊的方式，解释本应结束的案件中仍令侦探感到疑惑的地方，甚至一举将之前的结论全部颠覆。汉斯的谈话技巧相当高超，擅于捕捉对方的想法，并适时给出恰如其分的回应，亦懂得巧妙回避敏感问题和选择转换话题的最佳时机。言谈举止上更趋向于一位和善的老者。文泽尔在每一次和汉斯的较量中均处于下风。
艾米（Amy，姓氏目前不详） FW电视台知名的九点档新闻主播（有时也出外景），塔芙妮的闺中密友。她们自大学时代起就是朋友，即使各自的工作十分繁忙，也依旧保有仅属于她们自己的下午茶时间。除见面外，艾米还经常和塔芙妮以各种方式聊天（电话，手机，icq甚至直接通过新闻播报时的暗语）。艾米为人精明，善于交际和察言观色，但对待朋友却十分真诚，不抱任何私心。赞成塔芙妮和文泽尔交往。
卡尔·诺纳（Karl Neuner） 总局的杰出黑人探长，喜欢在案子中和文泽尔较量，但可惜总是比文泽尔少一点细心。最近有被“反七”收买的迹象
积格勒·埃佩尔（Siegle，姓氏英译目前不详） 在老吉姆案之前曾和文泽尔有过短暂合作，蓄大胡子，是个风趣踏实的老探长。
关于“反七（NEVES）”的宗教意义，请参阅七美德及七宗罪。
系列其他角色
哥本哈根公爵（英译不详） 绰号或封号，第一辑《黑暗的女儿》的篇尾出现,是一个身高两米多的巨人,曾经是自由意志市美德隐修会的首脑。曾拉拢汉斯加入美德隐修会，原因不明。
普丽西拉（Priscilla，姓氏不详） “反七”的成员，据称是“反七”目前最老资格的成员，第一辑《黑暗的女儿》中出现,特长似乎是考古学知识以及文物仿制。曾拉拢汉斯加入美德隐修会，原因不明。
海森贝格·安内洛雷（Heisenberg，姓氏英译不详） 化名，第一辑《白矮星》及《黑暗的女儿》中的活跃人物，霍得菲恩的法语和天文学老师。虽然在《白矮星》的末尾似乎已经死去，但文中却有相当多其人尚在人世的暗示。
霍得菲恩（英译不详） 一个内向的13岁女孩，孤儿，第一辑《白矮星》中的角色。
高桥由加利（英译不详） 芳汀夜总会的老板，原籍日本大阪，第一辑《白矮星》中的角色。
费米·莫林（英译不详） 自由意志市前工会副主席，第一辑《白矮星》中的角色。
沙尼达·斯戴恩（英译不详） 投机商，候选议员，第一辑《白矮星》中的角色。
格蕾丝·艾德蒙兹（英译不详） 芳汀夜总会的高层工作人员之一，高桥由加利的朋友。第一辑《白矮星》中的角色。
雷斯兄弟（英译不详） 芳汀夜总会的保安，可能是西班牙人。第一辑《白矮星》中的角色。
格里芬·普劳斯教授（Griffin·Prowse） 神秘的高个子先生，知识渊博。在第一辑《白矮星》和《黑暗的女儿》中登场,设置为一个百科全书式人物,“反七”的成员之一。目前已知精通古代枪械和浮世绘知识。
捷尔特·内格尔博士（姓氏英译不详） 医学博士，第一辑《千岁兰》中的角色。
约翰·贝恩斯（姓氏英译不详） 知名调酒师，第一辑《特奎拉日升》中的角色。
西尔斯·多纳多（英译不详） 调酒师，第一辑《特奎拉日升》中的角色。
奥古斯特·多纳多（英译不详） 邮差，第一辑《特奎拉日升》中的角色。
埃玛·赫塞尔（英译不详） 路修斯·赫塞尔的妻子，爱喝自由古巴，第一辑《特奎拉日升》中的角色。
路修斯·赫塞尔（英译不详） 调酒师，原名英戈（Ingo），可能是“反七”的成员之一，第一辑《特奎拉日升》中的角色。
海因纳（英译不详） 酒界人士，和两位朋友一道经营酒庄，第一辑《特奎拉日升》中的角色。
普雷斯曼（英译不详） 海因纳的两位经营酒庄的朋友之一，第一辑《特奎拉日升》中的角色。
克卢（英译不详） 海因纳的两位经营酒庄的朋友之一，第一辑《特奎拉日升》中的角色。
雅玟·布兰琪（英译不详） 西尔斯·多纳多的德国女友，第一辑《特奎拉日升》中的角色。
罗特（英译不详） 探长，第一辑《特奎拉日升》中的角色。
沃蒂阿姨（Waitty） 莫斯曼的母亲——此名取男子名Walter的昵称Watty及英语单词witty合成：意为“机智诙谐的”
英斯（英译不详） 总局的笔迹鉴定专家，第一辑《特奎拉日升》中的角色。
关于系列
系列特色
整体风格
文泽尔侦探系列的主角，形式上遵循冷硬派元祖雷蒙·钱德勒对于私探的设定，实际则颠覆以往“正义使者”的侦探形象，更符合一个真实存在人物的特性：侦探不是万能的，相反常常会被击倒；即使逻辑严密，也会因为手头线索和调查的局限，产生不可预料的错误：这些错误有些会被侦探及时改正，有些甚至到小说结尾也没能被主角发现。因此，小说中的真正犯罪者们“逍遥法外”是十分常有的事——但因为他们亦非简单作为“正义的对立面”而存在，因此就使得故事更趋于人性化。即使对于侦探和犯罪者们进行了如此的限定，考虑到过分舞台化的台词和情节，该系列小说也不应归入到社会派当中。
对于本格派所推崇的诡计方面，该系列在诡计设置上相当在意动机的重要性。即使作案的目的是出自强迫症等精神疾病，也会在行文中进行严谨的说明。该系列并不特别在意诡计的华丽程度，更多是在为可行性考虑。因此，某些诡计在细节上就演变得十分复杂。
文泽尔系列中的反派人物，常常得到比主角更多的笔墨描写，以诠释这些“社会人的真实断面[14]”。对于小说中的死亡场景，作者偏好于使用细致且富于浪漫主义的笔触，并经常将重点放在尸体所呈现出的表观特征（流动的血液，骨折，腐败，破损的脏器，撕裂的皮肤及子弹弹孔）上，不加掩饰——这种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结合的方式，构成了文中描写的主要基调。
对话方面，运用黄金时代流行的舞台剧风格台词，不偏向白话文，对话精致且富于条理[15]。常通过对话和场景变换来实现叙述性诡计，第一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切换十分频繁，倒叙和插叙经常在文章中出现，各篇的结构均相当紧密。
由于系列数篇中均涉及大量与历史、宗教、玄学、哲学、艺术及西方文学史相关的内容，含明显“炫学”的成分，或可将之与安伯托·艾柯的《玫瑰之名》或约瑟芬·铁伊的《时间的女儿》归作一类。鉴于其与目前各种推理小说分类之间的差别，某种程度上，称该系列为“反推理小说系列”也未尝不可。
自由意志市
自由意志市交通区划图，全图。该区划图以斯图加特市交通区划图为蓝本，图片左上角为自由意志市交通公司“fct”的标志。本图的简体版本以书首黑白拉页的形式出现在《冷钢》（北方文艺出版社）中。作为架空类型的侦探小说，文泽尔系列并未采用诸如科幻推理或者惊悚、灵异推理等新本格式的背景设定。虽然故事中人物所处的城市是虚构的，除了一些刻意设定以便和现实相区分的特点之外，自由意志市和任一个欧洲大城市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
墓志铭式结尾
系列中每篇小说均以寥寥数行（2到3行，通常是2行）的寓言诗格式结尾。因为第一辑前三本的结尾均为篆刻在墓碑上的墓志铭，故称之为墓志铭式结尾。系列结尾的寓言诗通常是对全文内容的概括总结，但也经常是对结局发表的感慨——因为系列的故事多带有浓重的悲剧气息，墓志铭式结尾读来也使人感到内心沉重，并能引发读者对文章内蕴的反思。 以下罗列系列各篇的墓志铭
注意：下文记有作品情节、结局或其他相关内容，可能降低欣赏原作时的兴致。这是为了防止剧情透露的情况。
《冷钢》（正文）
天堂总禁锢在我们的苦难中
地狱却丢失在我们的乐园里
《冷钢》（番外）
三个魔鬼本不该那样死去
你看过我的标注，我的朋友
我们会再见的
《千岁兰》
不朽踩在死亡的边缘
凋零的生命纷纷哭泣
《特奎拉日升》
酒精最擅于迷惑人
死亡最富于戏剧性
《白矮星》
今晚你懂得仰望天空
明早星辰将知道你的存在
《黑暗的女儿》
仇恨弃绝了神的公义
黑暗却将一切尽数忘却
系列各篇相关介绍
让最后一缕光芒消散
本作品为文泽尔的侦探小说系列的第一部，完成于2003年12月，并于2006年夏季开始对其进行大幅的修改，计划于2006年8月底修订完毕。文中描写一个和西班牙酒密切相关的古怪命案，是典型的“暴风雨山庄”式案子。警察虽然在中途介入，但所起作用不大。
无弦小提琴
本作品为文泽尔的侦探小说系列的第二部，完成于2003年12月。作者于2006年夏季开始对其进行大幅的修改，并计划于2006年8月底修订完毕。在这个和名小提琴“瓜奈利”以及伦勃朗的名画“读书的米勒瓦”相关的案子中，自由意志市的侦探小说家夏哀·哈特巴尔先生初次登场。
白矮星
本作品为文泽尔的侦探小说系列的第三部。初稿完成于2004年，全文仅两万余字。作者自2006年夏季开始对该篇进行大幅修改，并于2007年7月修改完毕。改写后的《白矮星》全文达到二十万字，仅沿用了初稿的构思，内容和初稿有较大的区别。《白矮星》主要讲述了一起和自由意志市哥伦比亚黑帮及三合会势力相关的连环谋杀案，并且塑造了一位名为海森贝格的、身兼黑帮成员和中学天文学/法语教师双重身份的人物。虽然海森贝格在小说末尾被人在Evian酒吧射杀，但根据作者的后记和文中表明的态度，此人的生死依旧未明。而在随后的姐妹篇《黑暗的女儿》中，也没有对其生死进行明确的说明。 该作品中涉及大量与狙击手及黑手党文化相关的内容。
黑暗的女儿（又名Erinyes）
本作品为文泽尔的侦探小说系列的第四部，完成于2004年。长篇，十四万字左右。本案作为《白矮星》的姐妹篇，承接上一个案子的故事，主要讲述了在三合会被警方剿灭后，哥伦比亚黑帮内部发生的一起神秘卡片连续杀人事件。
冷钢
本作品为文泽尔的侦探小说系列的第五部，完成于2005年，于2007年5月在中国大陆出版（北方文艺出版社）。长篇，十四万字左右。文中主要描写一个1985至1992年间发生的连续杀人案，文泽尔以十一分局探员的身份登场，对主要人物的关系由一些预先的交待，是一个前传类型的案子。
千岁兰
本作品为文泽尔的侦探小说系列的第六部，完成于2006年，于2007年6月在中国大陆出版（北方文艺出版社）。长篇，十二万字左右。本文别出心裁地采取二段式的剧情构建，前半段为平面推理，后半段转型为现场推理。
特奎拉日升
本作品为文泽尔的侦探小说系列的第七部，完成于2006年，于2007年8月在中国大陆出版（北方文艺出版社）。长篇，十一万字左右。也作《酒会谋杀案》，是作者第一个正式的暴风雨山庄式案件。
为了防止剧情透露的情况，记有情节或结局的内容在此处结束，下文与情节无关。
文泽尔是一个关于作家、诗人、文学家等人物的小作品。你可以通过编辑或修订扩充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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