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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工艺雕塑的纹样都有哪些 为什么这一时期玉文化发达

今天给各位分享西周雕刻代表作品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西汉工艺雕塑的纹样都有哪些进行解释,2、夏、商、西周的建筑以及雕刻介绍3、中国历朝历代雕塑的代表性作品有哪些?列举商代著名玉石雕刻作品并说明为什么这一时期玉文化发达的原因。...

今天给各位分享西周雕刻代表作品的知识,其中也会对西汉工艺雕塑的纹样都有哪些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本文目录:

列举商代著名玉石雕刻作品并说明为什么这一时期玉文化发达的原因。

玉璜—商

斧—商

青玉虎—商

人面形玉饰—商

兽面勒—商

玉跪人—商

玉坠商

玉璧—商

玉螳螂—商

羽人玉饰—商

玉柄形饰—商

琮—良渚文化

玉马—商

琮—良渚文化

玉鱼佩—西周

夔龙纹璜—西周

鹿形玉佩—西周

人形玉佩—西周

玉虎佩—西周

龙凤纹玉饰—西周

镂空云纹螭璧—西周

玉刀—西周

玉佩—西周

玉鹅—商

长颈鹅饰—商

殷商时代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越的玉雕艺术成就,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社会发展方面的因素。国家的垄断政治统治的需要为玉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二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索。商代社会虽然,经从原始社会的荒原中走了过来,但社会生活还没有从野蛮恐怖中解放商代大批杀殉奴隶就是重要的例证。但另一人面,对鬼神的信仰毕竟有所松动理性的幼芽已欲萌发,那些的经被认为神圣不可亵读的玉开始了走向社会生活的步伐,这就如同为玉雕艺术打开一扇通向无限广阔前景的大门。

夏、商、西周的建筑以及雕刻介绍

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遗址(傅熹年复原)

三段式的建筑立面构图形式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表现,如甲骨文中的“宅”和“室”字,就好比我们现在画的建筑立面图和剖面图一样,能表现出建筑的立面造型和构造情况。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相关文字 陕西岐山凤雏村遗址出土西周瓦(据《陕西古建筑》)

在室内设计方面,周初也有在地面抹一层由泥、沙、石灰组成的面层。晚周已出现铺地砖,陕西扶风出土的方形铺地砖尺寸约50cm×50cm。室外和室内墙面涂墁的做法已经广泛使用。且周代已经有专门用于涂饰墙面的工具,而且已经有地面涂黑和墙面涂白的做法。关于室内色彩,周天子的宫殿中,柱、墙、台基和某些用具都要涂成红色。考古发现夏商与西周时期不少建筑的墙面还以彩绘作美化,建筑的木构件有的做彩绘也有的做雕刻。据《考工记》记载,夏尚黑,商尚白,周则尚红色。

现代设计师借鉴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手法所做的“上古中式风格”的设计

夏商至战国时期的装饰纹样主要分为四类:⑴ 自然纹样,如云纹、雷纹和涡纹;⑵ 动物纹样,如象纹、蚕纹、蝉纹、龟纹和鱼纹,表现的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生物;⑶ 几何纹样,如窃曲纹、环带纹、垂鳞纹、重环纹、方形纹和圆圈纹,是经过人们抽象后的几何纹样;⑷ 神秘纹样;如饕餮纹、夔纹、凤鸟纹和龙纹,它们是看似动物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形象,具有图腾的意义。

中国历朝历代雕塑的代表性作品有哪些?

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所出的6个钟铜人,均作武士装束,有彩绘,为战国时期人物雕塑的代表性作品。 商周时期还有很多玉石、牙、骨等材料雕刻的小型装饰性雕塑作品和陶塑、木雕作品。商代妇好墓出土的865件玉石雕刻中,玉人、玉人头雕刻共有15件,是研究商代社会生活、服饰等问题的珍贵资料。而各种禽、兽、虫、鱼的圆雕与浮雕则十分生动,富有意趣。陕西宝鸡国墓出土的大批玉器是西周玉雕的代表性作品。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商代的陶塑奴隶形象,皆盘发戴枷。甘肃灵台出土的西周时期的玉人和一些青铜器人形器足,作裸体,也属于奴隶形象。春秋以后以俑随葬的风气盛行,主要有陶俑、木俑两类,也有以不同的金属材料制作的。遗存最多的是南方楚国地区的漆绘木俑,以及镇墓兽、鸟兽座屏、虎座飞鸟等,还出现了木根雕的辟邪。 商周时期的大型雕塑作品,有四川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物立像和数十具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为古代巴蜀文化的遗存,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殷墟文化早期。

秦汉时期

汉代各类材料制作的俑,对于现实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映。如四川出土的陶俑,有农夫、工匠、厨夫、俳优、部曲等各种不同身份和活动特征,其中击鼓说唱俑,动作至为传神。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的舞乐杂伎陶俑群,手法自由,神态生动(见无影山陶塑)。一些表现宫廷侍女形象的女俑,表情端庄矜持,其对内在性情的刻画,是前此所未曾有过的。 西汉大型雕刻的代表作是霍去病墓的16件动物石刻。作为将军生前为国立功的战场──祁连山的象征,墓上散置各种现实生活中的野兽和神怪的幻想动物形象,与大自然环境结为一体,充溢着生命力。这些作品雕刻手法异常简练概括,利用了石材的自然形态,略加雕凿,便生动地呈现出不同动物的神态,形式博大、雄浑。其中马踏匈奴石刻具有象征意义和纪念碑的成分(见霍去病墓石刻)。 云南古滇族墓葬出土的战国至秦汉时期,青铜器中的贮贝器盖上,多人物的群像雕塑和透雕扣饰,真实地表现了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的滇人的生活环境和宗教、战争、狩猎、乐舞等活动,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其表现牛、虎等动物题材的器物,描写动物之间生死搏斗的铜扣饰,表现的动态令人惊心动魄(见滇人青铜雕塑)。北方草原的东胡、匈奴等民族的青铜扣饰,金、银制品中的动物形象风格较为粗犷剽悍。这些作品成功地表现出动势之美、力之美(见中国北方草原民族铜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雕塑发展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是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出现的大规模的营造石窟寺的活动。中国几个最大的石窟群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均开凿于此一时期。营造石窟风气以北魏为最盛。北朝营造的石窟广泛分布于山西、河南、甘肃等地区,南朝石窟则仅存南京栖霞山一处。主要的造窟工程是以皇室或勋臣贵戚名义,动用国家资金和营建力量兴造的,工程浩大、宏伟。其中云冈石窟昙曜五窟的大佛、龙门石窟古阳洞的群龛,都代表了北魏盛期的雕刻水平和艺术风貌。云冈石窟第20窟高13.7米的大佛坐像,庄严浑朴,是古代大型石造像的杰作。5世纪末,北魏孝文帝太和改制以后,从典章制度到审美风尚均受到南朝汉族文化的影响,石窟造像也开始脱出早期所受西域印度样式的影响,而形成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新风格特征。如麦积山石窟第44窟西魏泥塑佛坐像面相雍容优美,表现出一种富于内心修养的儒雅气质,其衣纹流畅,层叠稠密,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石窟寺雕刻艺术样式风格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同时期为寺庙供养而雕塑的单体造像和造像碑、金铜佛造像。金铜佛是小型雕塑,造型玲巧,富于变化。著名的佛教造像雕塑家有东晋时的戴逵、戴父子,他们以首创夹造像和善于权衡大型造像的比例关系而著称。 南北朝时期另一类大型石雕是陵墓地面石刻群。存世的作品主要是分布于南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宋、齐、梁、陈四代帝王及王侯陵墓的31处石雕群。其组合关系为成对的石兽、石柱与石碑。置于帝陵前的石兽有角,称天禄或麒麟;王侯墓前的石兽无角,称辟邪。其造型自汉代墓前大型石兽脱出,而趋向于劲健、华丽。兽作行进姿态,颈部很长,头向后仰,其影像与弓屈的背部形成一个极富于力度的S形曲线。身上有翼,并有流畅而华丽的线刻花纹(见南朝陵墓石刻)。北朝陵前石雕遭后世破坏,仅存个别文吏残像。此外,在南、北各地墓葬中还发现有砖、石浮雕和石刻线画,有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也有神话人物。 墓室中随葬俑的风气,北朝盛于南朝,数量日增,并形成固定组合。北魏以后随葬俑群,主要包括镇墓俑与镇墓兽、出行仪仗、奴婢和伎乐等。一个墓中随葬俑群数量由数百以至千件以上。其造型早期粗犷,北魏太和以后趋向清瘦修长,到北朝晚期又转向丰圆,其审美趋向的变化,大体与石窟寺造像的变化相一致。

隋唐时期

北朝晚期的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晚期是雕刻艺术发展中的过渡阶段,历隋、初唐,至高宗、武后以迄玄宗时期(约当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达到中国雕塑史上的鼎盛期。安史之乱后中衰,会昌五年(845),武宗下令毁寺庙、销铜像,佛教雕塑受到空前毁坏。此后,终唐之世不复有大规模的营造石窟活动。 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首先表现在石窟艺术方面。一些重要的早期石窟,唐代都续有大规模的开凿。其代表性作品为雕成于高宗、武后时期的龙门石窟奉先寺石刻造像。本尊卢舍那大佛面相庄严、睿智,气度非凡,是唐代盛期强大国势与充满活力与自信的时代精神在雕塑艺术上的反映;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形象各自体现着宗教艺术类型化表现的具体要求,9尊造像之间的组合关系、尺度的权衡、动静的呼应,为适应大型雕像与膜拜者之间距离与观赏角度而在造像身躯比例上所作的调整,以及雕刻手法的流畅、自然,都表现出古代雕刻家斩山造像,创作大唐代雕塑家创造了一系列与时代审美风尚相一致的宗教艺术形象。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的与真人等高的石雕菩萨立像,敦煌莫高窟第159、194等窟的彩塑菩萨像,都女性化了,造型以当时贵族妇女形象为参照,丰颐长目,体态婀娜,缨络遍体,表现出超出了宗教氛围的富贵气息。性格、气质迥异的弟子,神情威猛的天王,筋肉暴突、孔武有力的力士,作现世装束的虔诚供养人,也都是此一时期在宗教人物形象创造上的新发展。 唐代陵墓石刻群的主要部分集中于陕西关中地区,共有19位皇帝的18座陵墓和许多陪葬墓。其中有14座陵因借山势,以增强整体布局的宏大气势,是雕刻群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见唐代陵墓石刻)。石刻内容早期诸陵差异较大,乾陵(高宗、武则天合葬陵)以后,逐渐规范化。配置于神道的石刻主要由华表、飞马、朱雀、鞍马及驭者、石人、碑、蕃酋群像、石狮等所组成,在雕刻手法上注重整体的单纯、完整和置于山岗之上的影像效果,以数量上的参差、重复,体量的变化,形成节奏感,作用于谒陵者的心理,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增强对于整个陵区的崇高印象。石刻代表作品有献陵的石犀,昭陵的六骏(见昭陵石刻),顺陵(见顺陵石刻)、乾陵的石狮,庄、泰、建诸陵的石人等。唐代晚期诸陵规模缩小,石刻造型矫饰、平庸,失去早期的恢宏气度。 唐代盛期还曾在都城建造过纪念性雕刻。如武则天在洛阳以铜铁材料铸造的天枢纪念柱,立体部分高达百尺,四周有石狮、麒麟环绕。 俑类作品在隋唐时期也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制作材料有泥、木、瓷、石等多种材料,以黄、褐、蓝、绿等釉色烧制而成的三彩俑数量众多,特别能够代表俑类作品新的塑造水平。在侍女、文吏等形象的塑造上,作者十分热衷于表现人物处于具体情节之中的特殊神态和动作。妇女形象由早期的窈窕转向丰腴,面相圆润,神情恬适、慵懒,长衣曳地,是唐代艺术中表现妇女理想美的典型样式。以佛教天国形象塑造的镇墓俑,神采飞扬,动中有静,夸张而有分寸。对于马与骆驼等动物形象,注重描写具体性与生动性,多表现处于精神亢奋状态中的动势(见唐三彩)。此外,在隋唐时期,许多金银器上的锤、镶嵌浮雕纹饰、青铜镜上的花纹,也十分丰富、生动,并常有一些现实生活内容或神话题材的描写。有些纹饰受到波斯等国艺术的影响。隋唐雕塑艺术对周围邻国也有重要影响。 唐代著名雕塑家有杨惠之,以长于塑造具体人物达到传神地步而著称。

五代、宋、辽、金时期

五代雕塑作品保存下来的较少,比较重要的有山西平遥镇国寺一组彩塑佛教造像(见镇国寺彩塑),前蜀王建墓的王建像和刻有浮雕伎乐、抬棺神将的石棺(见王建墓雕刻),南唐钦、顺二陵的 190件陶俑(见南唐二陵陶俑)。五代雕塑代表了由晚唐以来过渡时期的艺术风格。 世俗题材和写实风格的发展,在宋代宗教雕塑和墓室雕刻、俑类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大足石窟中136窟(心神车窟, 雕于南宋绍兴年间)八菩萨像庄严婉丽,129窟数珠手观音丰姿绰约,同为宋代佛教造像的精品。而宝顶山的父母恩重经变相、地狱变相、牧牛道场等摩崖造像,则充满了生动的人情世态。雕塑家热情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常与宗教教义背道而驰。宋代寺庙金属造像遗存比较重要的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大悲菩萨铜像,四川峨眉山万年寺普贤菩萨金铜像(见万年寺普贤像),河南登封中岳庙镇库铁人等。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的侍女像(见晋祠圣母殿彩塑),江苏直保圣寺、山东长清灵岩寺、江苏吴县紫金庵的罗汉像,被造成具有内心活动特征,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宗教形象。一些罗汉像被塑造成睿智、有异禀的哲人形象。此外,福建泉州老君石雕像,是古代重要的大型道教造像。 辽、金两代在北方地区曾开凿石窟,并有不少寺庙造像遗存。辽代的蓟县独乐寺观音像,辽宁义县奉国寺、山西大同下华严寺的菩萨,犹存唐风,但又显示了向匀称、秀美发展的趋向。辽代许多佛塔还有精美的浮雕。 北宋陵墓石刻的主要部分在河南巩县,共有8陵,现存石刻539件,加上陪葬墓石刻,共千余件。自永昌陵以后形成定制,大体沿袭唐陵规范,而内容有较大差异。主要由望柱、象及驯象人、瑞禽、角端、鞍马及驭者、虎、羊、蕃使、文武大臣、狮、镇陵将军、宫人组成。宋陵石刻在规模与艺术水平上均逊于唐代,但造型尚严谨。其陵区集中,石刻内容、数量更加规范的特点,对明清两代很有影响(见北宋陵墓石刻)。 宋、辽、金时期的俑数量不多。但墓室内的雕塑、壁画和随葬的俑很有特点。由于宋代日常生活习俗有很大变化,墓内出现大量直接模拟现实、表现起居生活和桌、椅等日用器物的雕刻作品。河南、山西等地还出现很多宋、金、以迄元代表现杂剧演出活动的雕砖(见宋-金-元杂剧雕砖)。

元、明、清时期

元代以后雕塑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宫廷、皇家园林的环境雕塑方面。元大都宫殿建筑已毁,从遗址出土的凤麒麟石雕、走龙栏板等建筑饰件,犹能见出元代雕刻富丽繁缛的特点。元代存世的重要作品居庸关云台浮雕护法天王、十方佛、千佛、券门上的“六具”等石刻(见居庸关云台雕刻),杭州飞来峰密宗石刻等也都表现了共同的时代风格。元代著名的雕塑家有生于尼泊尔的阿尼哥和他的学生刘元。元代还留下有关雕塑史料的著作型石刻的丰富经验,也标志着民族的宗教雕刻艺术的完全成熟。 明、清两代建筑雕刻的精华荟萃于故宫建筑群和天坛(见天坛)、北海、颐和园、圆明园等皇家坛庙、园林。故宫天安门前的华表、石狮,宫廷内主体建筑三大殿白石须弥座上浮雕云龙、云凤的望柱,圆雕的螭首,能燃香的铜龟、鹤等,都对烘托宫殿建筑的庄严、辉煌,增加局部艺术气氛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此组建筑有力结束的保和殿后长近17米、宽3米多的下层石雕御路, 浮雕着蟠龙、海水江涯与各种图案,布局宏伟,雕刻精谨,是明清石雕艺术的杰作。建于大同、北京故宫、北海的琉璃九龙照壁,故宫内的鎏金铜龙、凤、麒麟、狮、象等动物雕塑,也各以不同的材、质和丰富多样的造型点缀和调节着宫殿群的气氛。 明清陵墓石刻保存较完整,主要有南京明孝陵石刻、北京明十三陵石刻群,河北遵化的清东陵、易县清西陵多组石刻群。其内容和配置沿袭宋陵而有所发展。清代裕陵等陵地宫内的门、壁、券顶上刻有精细的浮雕佛像和各种图案。两个时代的雕刻风格,明代较浑朴、有力,清代追求精巧而易流于琐细。 宗教雕塑主要为寺庙彩塑和小型的木、石、金铜佛像。明代优秀造像有陕西蓝田水陆庵塑壁,山西平遥双林寺的天王、力士、罗汉、渡海观音等(见平遥双林寺彩塑)。清代小型嘛教金铜佛中也多有精品。 明朝时期玉、石、竹、木、陶瓷、金属、牙、骨等材料制作的工艺美术品和民间建筑、器用装饰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雕塑作品,如福建德化的瓷塑观音等。清末天津张明山的民俗题材和肖像泥塑达到很高的写实水平。

西周最著名的有铭玉器是什么样的?

“太保玉戈”是西周最著名的有铭玉器,戈长67.4厘米,最宽10厘米,表面光润,呈灰白色,布有黑色斑点。直援,上刃作弧形,锋尖偏下,下刃平直,有一处小小的缺损。援本刻有交叉的细线纹,援中起脊,且做出上下刃援。

尤其是刻于援本一面的27字铭文,使得这件戈的身价倍增。铭文字很小,如粟米一般,作两行:六月丙寅,王才(在)丰,令(命)太保眚(省)南或(国),帅汉,(出)寝(殷)南,令(命)(濮)侯辟,用髦,走百人。

根据玉戈的纹饰风格及铸造技术,这应当是周初的作品,铭文中的太保应当是召公无疑。在文献记载中,召公与南国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件器物应当是江汉开发的明证。

我国的读书士人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召公是西周时的重臣之一,也作邵公,名奭,是文王的儿子。西周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就是说召公是当时的“太保”。而西周时期的“太保”也只有召公一人。楚文化的勃兴,与江汉地区的开发密不可分。《诗经》“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说明武丁时期中原势力已深入江汉。《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时“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等以及鬻熊事文王、熊绎封楚蛮等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商周王朝时期中原的统治势力已延伸到江汉地区。但也有人认为,商周王朝未必能够南及江汉地区,至于熊绎封楚,更是后人伪托。

但是,太保玉戈的发现却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观点。尤其是上述铭文的记载,明确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形。“命太保省南国”很明显说的是命召公视察周朝的南土。

至于“南土”,《左传·昭公九年》中也有记载:“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范围包括江汉地区。召公与“南国”有着密切的关系

相传,“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可见,《诗经》中的《召南》,就是召公取风于南的结果。《诗序》又有记载:“《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充分说明了当时召公在南国一代有丰富的活动,从而也证明了当时中原王朝的势力延伸到了江汉地区。

奴隶制度时代的雕塑种类有哪些?代表作品是什么。

关于奴隶社会时期一般的雕塑制作,属于商代的,河南省安阳殷墟一地就很丰富,其他如偃师、郑州各地的商代遗址中,也有少量的陶塑动物出土。在殷墟出土文物中,有石雕、玉雕和陶塑各种人像、鸟兽以及虎纹磬等。解放前发现的一部分雕塑品,如囚徒陶俑、石坐人、石鸥碧和石虎等,现仅有照片可见。197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遗址附近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的般商贵族奴隶主墓葬,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其中青铜器就有四百多件,有鹑尊、兕觥等制作精美的象形器。

另外,更多的是具有雕刻艺术价值的玉石人像和鸟鲁动物等约有五百多件。人像中有立体和浮赚的人和人头。据《股墟考古发掘的又一重要新收获》一文介绍:“人物的发型服饰各不相同,有的题坐戴冠,有的赤足盘发,衣纹清晰,腰带紧束……“,出土这样多而完整的玉石人像,在殷墟还是第一次。”“数十件动物雕像中,有象,虎、熊、牛,羊、马、猴、兔等兽类,鹰、鹤、鸱翳、鸭、鸽、鹦鹉等禽类,又有龙、凤、龟、蛙、蝉、鱼、螳螂等,品种繁多,形象通真,雕琢精致,栩栩如生。例如象和龙的造型就十分生动。两只黄褐色的玉象,体肥耳宽,长鼻高扬;一条墨绿色的玉龙,盘身卷尾,……大理石水牛,长二十余厘米,遍身花纹,前肢卷屈,作伏卧状,三件三四十厘米高的带把象牙杯,雕刻得十分精细,其中两件,还嵌以绿松石。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据此,可以想见这一批遗物丰富而精美的情况。现就商、周时期比较突出的雕塑制作选介于下。

关于西周时代独立的雕塑制作,按历史情况,应以当时国都所在的陕西长安一带为中心。陕西的凤翔、扶风是西周发祥地,相信在今后的考古发掘中,对于西周雕塑制作一定会有新的发现。

是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俑像雕塑,如按照奴隶社会中奴隶主们多用人殉的情况来看,商和四周以至春秋时代都缺少俑像雕塑制作的遗留,自应是意料中事。因为在奴隶社会时代,残酷的奴隶主,用奴隶殉葬,妄想永久占有,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对于劳动力的需要,特别是在社会的变革中,由于奴隶阶级的反抗斗争,迫使奴隶主统治阶级不得不采用草扎、木雕或泥塑的俑人以代替人殉。所谓“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又“谓为俑者不仁”。说明以泥土为车,以茅草为人马,用俑人做随葬早已有之。这也就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有俑像雕塑的起始。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俑像雕塑应出现于春秋,战国及其以后的时代。

就目前所知,关于春秋时代的俑像,仅有山东临淄春秋晚期的墓葬中出土有几件小型的陶质女舞俑,“虽然残损模糊,但尚可以看出人物姿态动作的生动而有力。”

在20世纪20年代,法国巴黎出版的一本《中国雕塑艺术》专集中,曾收集有三件标为周代(实属春秋战国)的陶俑,出土地已无可考。其中之一左肩荷有布帛织物,从形态上看,似为少数民族商人。

俑人衣饰朴素,神情生动,周身饰有细小花纹,在塑造手法上,与一般陶俑不同。周身花纹,似利用圆筒工具敲印而成,与春秋、战国青铜器花纹中多见的所谓“捺印法”是一致的,也有些类似原始社会的陶器制作手法。另两件武士俑,似为模制,手执兵器虽已毁失,但勇武的形象和神态仍很突出。其中一人,甲衣上也印有鱼鳞纹,这和后来秦始皇陵前所发现的大型铠甲武士俑相较,虽显得原始,却能以看出它是秦俑表现手法的先驱。

春秋时代的俑像和一般的雕塑制作,文献上虽也曾有记载,但实际不仅是地上制作存留极少,即地下考古发掘韵出土物,也是不多见的。而且在年代上,春秋虽占有近三个世纪,但由于它介于西周和战国之间,在文物制作上,如缺少文字纪年,则往往容易与前后混淆,如此,能确定为春秋时代的遗物就更少了。例如上述山东临淄春秋晚期墓出土的陶俑,也有可能是属于战国时期。又在1979年1期《文物》发表的关于河北平山中山国墓葬的发掘,在其出土的大量有关雕刻制作中,其年代虽定为战国,但从中山国的历史情况看,有些作品的时代,也有可能归属春秋。其他这类相似的例子还是不少的。

关于文献记载中的春秋时代雕塑制作,如说:“吴王阖闾冢前置石人马”,“晋灵公冢室甚瑰丽,四隅以石为攫兽,并雕男女石人四十余,皆侍立”。“哀王冢内置石床,左右妇人各二十,侍立,有执镜栉之像,有捧盘盒之形。”又宋王偃铸诸侯之像列于屏侧”,“越王勾践命良工为臣范蠡制像,置之座前。”等等,看来似乎确有其事,这也只有待于未来的考古发掘来验证了。

中国奴隶社会的雕塑,主要是青铜器雕塑,从其多式多样的造型上,可以看出是承袭并发展了原始社会的陶器塑造的优良传统,虽然两者的社会性质不同,制作者的生活条件和制作目的也各有区别,却都能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优点,成为雕塑艺术上的珍奇。奴隶社会的青陶器,包括象形青铜器,无论是造型或纹饰,多显示出一种威严、神秘或诡异的气氛,这正反映了奴隶主所施与奴隶们的阶级压迫和统治意识,它与原始社会陶器充满着轻快明朗的情调是全不相同的。

中国奴隶社会的雕塑艺术其成就是卓异的,说明了中国古代人民对于文化艺术的伟大创造力量。身为奴隶的工奴们,即使处在残酷的阶级压迫下,仍能以其聪明才智,创造出灿烂的青铜器等雕塑制作,这在古今中外雕塑艺术史、工艺美术史以至科学冶金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呈现出绚烂的光彩~

西周时期的玉器雕刻有哪些特点?

在雕刻装饰图样的技法上,西周玉器除承袭商代的双线勾勒外,也有独到之处,就是独特的斜刀技法、鸟形玉刻刀、虎佩是其代表作,至于装饰图案由于设计较为工整,致使图案不如商代活泼而有拘束之感。

西周玉器饰纹颇具特色并与前后各期略有所别的,共有二式:一式纹饰相对简化,具体表现是在一件玉器上往往以数道阴线表示所需的主要纹图,有“画龙点睛”的特殊美感和效果,所谓简洁典雅者即指此;二式纹饰繁密布局式,其特点是凡要表现人物或像生时,其眉发、羽毛和足爪等,无不形象具体。

西周玉器上饰纹的另一特点,是表示上述简繁两式,粗略一看有如殷商期相似,既有单阴线,亦有双钩两种,但细加审视,其刻纹表现手法有些差别。

如单阴线,多用斜砣琢饰,线条两侧深浅不同且呈坡状,形同斜刀剖刻而成。若为双钩线,其双线粗细不等,细者如商代相似,似用直立刀刻成,两边无深浅之感,而粗者,形如上述单阴线表现法,亦用斜砣琢饰。西周玉器上的人身或像生器的眼睛,形式与商代特别是殷商时相似,亦惯用“臣”字目,但此时的“臣”字目与目纹的两侧眼角,有一段延长线纹。

此外,西周玉器饰纹,多以龙纹、凤纹或人神纹为主,讲究纹饰的神秘威严,抽象变形和线条流畅等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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