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经有关历代的作品？
《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泳梅》等。
《诗经》对后代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汉乐府民歌作家、建安诗人、陈子昂、杜甫、新乐府运动诸诗人等的乐府作品，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泳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
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从文学史发展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诗经中属于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
诗经里的《静女》、《郑风溱洧》《大雅生民》《商颂玄鸟》等都是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
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求“形似”，而是注重理想境界的构筑。浪漫主义常常依据主观情感，来表现现实中不存在的人物、事件、环境，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夸张、虚构、变形等非现实的手段，《诗经》中不少诗篇，都具有丰富的想象。，呈现出显著的浪漫主义色彩。
诗经有多少首完整的诗？
诗经共有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305首诗歌，描绘了周王朝由盛而衰五百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和风俗。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分为三类：风、雅、颂。先秦把《诗经》称作《诗》，或者取整数称为《诗三百》、《三百篇》。
直到西汉时，儒家思想专家学者把它誉为儒家经典，并被称为《诗经》，一直沿用至今。
《诗经》中记载的大多数诗歌都是来自民间，据说周朝有专门的采诗官，负责采集民间的诗歌歌，以体察民情、风俗以及政治得失。
《诗经》里面用比喻的地方特别多，手法也有很多变化。例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枯萎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答、兴。对其事务的直接陈述称为赋；隐喻被称为比；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物被称为兴。
《诗经》按用途和音乐可以分为三个部分：风、雅、颂，风指的是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大部分指的是贵族的宫廷音乐，颂指的是周天子以及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蹈音乐。
在先秦学者中，许多人引用《诗经》。例如墨子、庄子、韩非子、孟子、荀子等人就经常引用《诗经》中的句子，以此来增强说服力。汉武帝时，《六经》被儒家学者奉为经典，于是成为《五经》和《诗经》之一。
《诗经》内容十分丰富，反映了抵抗和压迫、婚姻和风俗、宴会和祭祖、爱情和劳动、徭役和战争、以及地形、天象、动植物等各方面。它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成为了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源头。
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经典，自古以来就受到学者们的尊重，它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两千多年后，它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已经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血液当中。
诗经是什么朝代的，谁写的？
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 “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 “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叫“赋《诗》言志”。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使人“温柔敦厚”。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到汉初传授《诗经》学的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诗经》概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 “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是孔子收集古代各种诗歌编订而成，在文学史上有着怎样的影响和地位？
这可是个太大的题目了。
《诗经》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属于奠基之作。
还有一点可以肯定，《诗经》，不是“孔子收集古代各种诗歌编订而成”。
孔子所做的工作，是对“古本之《诗》”进行了整理和编定，以作为他教学生的教材，这个本子叫“定本”。
一《诗经》非孔子最早编成。
学者们大多赞成，《诗经》成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时期；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其实，直到秦汉，《诗经》才最终定型。
今本《竹书纪年》说，周康王三年“定乐歌”，这大约是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
《国语.周语上》载：“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可证，周公此诗，曾在《诗》中。也可证，西周初期已有了《诗》的《颂》《雅》部分。
郑玄《诗谱序》言：“至于大王、王季，克堪顾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绪，以集大命于厥身，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
“正经”，指的就是“《诗》之古本”。
二《诗》在西周初期，已经有了“古本”。
这个“古本”，是由周廷的乐官、史官采编而成。乐官、史官“采诗”“辑诗”不绝于书。
周廷的“文本”编成之后，要分发给各个诸侯国。
按照《周礼.天官.司书》和《左传》的说法，诗、书等典册，是分“邦中之版”和“诸侯之策”的。
诸侯们，根据“诸侯之策”来“统一思想”教育吏民。
《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礼记.内则》又载，周贵族子弟年届十三，即要“学乐、诵《诗》”。
春秋中期，吴公子季札聘鲁观乐，所演奏的乐歌顺序是《风》《小雅》《大雅》《颂》。这是在孔子之前。
从宋儒朱熹到清儒朱彝尊，皆认为孔子不可能删诗。
唯一的解释，传下来的《诗》，是孔子教学生的课本——他从“古本”里，只选编了这“三0五首”。
学者们，称这个版本为“定本”。
三西周至春秋，王室和诸侯们，是把《诗》作为“朝廷文件”和“德育课本”看待并使用的。
《国语.楚语上》载，春秋前期，楚庄王的大臣申叔时给太子上课，“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韦昭注云：“导，开也。显德，谓若成汤、文、武、周邵、僖公之属，诸诗所美者也。”
《左传隐公三年》说，“《风》有《采繁》《采苹》，《雅》有《行苇》《泂酌》，昭忠信也”，这是春秋早期。
孔子极其重视以《诗》教学。
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何以如此？
孔老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他认为，他编成的这部《诗》，概括起来，就是让人学过之后能“思想纯正”。
上海博物馆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从中整理出一部《诗论》，记载了孔子对《诗》的很多重要观点。其第16号简记载——
“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氒）初之诗，民眚（性）古（故）然。见其美，必谷反一本。夫葛之见歌也，则以蒙棘之古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孔子说，他从《葛覃》感悟到《诗》初始的“面貌”，这就是人性的表达，人的本性固然如此。人的本性，见到高尚至美的东西，就要追根溯源，《葛覃》就是如此。诗中歌颂“葛”，是因为人们穿了用葛织的绤，就会联想到山谷里生长的葛，由此也会联想自己的本源，那就来自父母呀。自己应当及时归宁父母，以尽孝道。人有了这样的品德，才能给父母增添光辉。后稷那么受人尊敬，靠的就是文王武王身上恪守孝道的品德呢！
孔老师绝非“徒有虚名”，他对《诗》的钻研是蛮下功夫的，感悟也绝不浅薄。
四终于说到《诗经》“在文学史上有着怎样的影响和地位”了。
一开始就说过了，《诗经》，是中国文学的奠基之作。
其重大影响，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
国内外所有中国文学史的书籍中，都对《诗经》有极高的评价，不再重复。
可以说，后世所有文学体裁中，都有《诗经》的影子，特别是韵文——楚辞、汉赋、骈文、唐诗、宋词、元曲，追根寻源，都必回到《诗经》。
当然，体裁和形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从《诗经》开始，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水乳交融的先河，此后的数千年中国文学，无不遵循了这一创造的最高原则。所有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学作品，或以现实主义著称，如杜甫，或以浪漫主义出新，如李白，但没有哪一个彪炳史册的文学巨匠，能游离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融合的这一中国文学创作主流之外。
从美学角度说，《诗经》几乎从一开始，就为中国文学定下了极高的标准。这是一个足可傲视世界的极高坐标，是后来历代的文学作品，有了“统一”的“度量衡”。于此才可以解释，公元前的战国时期，楚辞能够达到那么高的艺术水平。在这样的美学标准和思想的推动下，中国文学才能“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诗经》在文学创作技法上，亦臻于完美，后代对“赋比兴”的不同理解，不仅说明其创作技法的高超，也证明这是久待挖掘的“富矿”。
《风》《雅》《颂》之区别，既包含了宫廷文学的范式，又囊括了广大地域不同风格的民间文学，这是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不独为官方所垄断，同时亦在任何时期都可能有多种流派存在，保证了中国文学大花园中“百花齐放”。
特别重要的，《诗经》中的诗，就是歌词；“诵”，即“唱”。《诗》与乐，从一开始就紧密相连。《诗经》只存在，也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唐诗宋词元曲都是其后继遗脉。
《诗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足够广泛深远，还是那句话，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