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三大代表作品有

儒家文化三大代表作品有，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常常被概括为儒、释、道三家，其中儒家处于主体地位。

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治国理念、国家政治制度构建、社会道德规范，以及人们安身立命的标准，基本都是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依据。儒家思想文化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对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是孔子开创的一个学派，孔子思想的精华主要体现在其弟子编写的他的言论集《论语》中。“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稍晚于孔子并对儒家学说有重大贡献的是孟子，孟子一生推崇孔子思想，被后世尊称为“亚圣”，儒家学说因此被称为“孔孟之道”。同期对儒家学说作出重大贡献的还有荀子。

儒家思想在中国秦朝以前已经形成，但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支出。汉武帝在位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化政策，儒家思想从此成为正统思想。

宋朝和明朝时期，儒家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理学”和“心学”。理学与心学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先秦儒学的回复和创新，因而又被称为新儒学。

这一思想把孔子、孟子提出的道德规范进一步和天道联系起来，对人的本质、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与宇宙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论证，并强调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心灵境界的提升，从而丰富了儒家思想的伦理内涵

孔子的儒家思想到底算不算一种宗教？

儒家是不是宗教？这需要对历史上儒家存在的社会形态进行考察，然后才能揭示儒家到底是什么。

首先来看《论语》，也就是记录孔子本人的行迹。

《论语》的首章为：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论语》的编排有其内在的逻辑，首篇《学而篇》实际上是《论语》全书的内容提要。首章则是对孔子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描述，也是孔子对孔门存在的社会形态的交代。首章交代得清清楚楚，孔子的孔门落脚点在一个“学”字上面。

《论语》及儒家早期文献中，“学”字反复出现，劈头一个“学”，已经清楚表明，儒家的社会存在形态是“学”，而不是神灵崇拜性质的宗教。

《圣经》开篇《创世纪》说的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也就是说，宗教首先强调的是神灵，神灵对世界的创造。

孔子倡“学”，而非崇“神”，从最初孔门的立意来看，孔子和他的门徒们绝对不是在搞宗教崇拜。

再来看孔子一生的行为，他整理了三代尤其是周朝的文献，形成诗、书、礼、乐、春秋五经，当然还要加上《周易》，也就是六经。这六经是孔子的“教科书”，是他“学”的教育文本。

孔子首先是一个老师，他以文教传授弟子，而在整理这些文、并以文教育弟子、与弟子教学相长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思想、理念，涵盖现代人物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儒家思想”。

孔子创造的并不是一个宗教，而是一个教育社团，也就是儒生社团。在孔子之后 ，孔门弟子以六经之文和孔子思想开门授徒，主要是教育社会上层人士，在此过程中继续发展儒家思想。

这就是儒门存在的基本社会形态。这个社团以教育的方式形成和扩展，连接他们的则是文、尤其是文中所蕴含的价值。一个儒生的人生，从根本上讲，由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构成：研究儒家学说，即经学或儒学，由此形成儒学得累积；另一方面，儒生多从事教育事业，养成下一代儒生。

这种儒生教育模式随着时代的变法而发展，早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视私人开门授徒，算是私学，到了汉代，政府立博士，为博士设弟子的同时大儒们也自行开门授徒。由此，形成官、私两个儒学教育系统并行的格局，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

儒家在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面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教育网络，教育是塑造社会秩序的基石，儒生们把知识、常识、三观传授给下一代，而他们本身也就成为了社会秩序塑造的主要渠道。

当然，儒家之士还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他们通过考核，进入政府，担任官员，成为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而那些没有通过考核，或者退休之后的重返社会，凭借知识和道德权威在基层社会组织民众自我治理，但两者其实都可以统称为“士绅”，他们共同构成“儒家士大夫”。

以文（儒家经典）教化民众，而非神道信仰发展信众，这与宗教是有极大区别的，所以儒家更恰当地说法，应该是“文教”，以文教化 ，而非以神教化。

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并不意外这儒家跟中国的宗教没有关系。

在儒家的文教体系之外，中国始终存在着丰富的宗教传统，从天道信仰到神灵信仰，从自然山川的崇拜祭祀到前哲、圣人、各流派之先祖供奉，这么多的神道信仰，却并没有产生强烈的宗教冲突乃至发生宗教战争，这里面就有“神道设教”的作用。

所谓神道设教，就是把自发形成的、民间的神灵信仰、崇拜奶如国家看护之下，再具体点来说，就是具有崇高道德和政治权威的先王立基于民众已有之神灵崇拜，将其予以改造；灌注正统价值，厘定其祭祀仪节，在此基础上列为正式祀典，使之更为有效地且普遍地教化民众。

神道设教的显著后果就是多神信仰的理性化，天下形成一个等级性神灵崇拜体系，虽然祭祀的神灵不同，但彼此之间的信仰却自洽地形成了神灵们的公共秩序。

而神道设教，儒家在里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儒家对宗教信仰采取的基本策略是，对本已存在的丰富神灵崇拜体系予以改造，灌注儒家价值，使缘由的各种宗教均称为儒家价值之教化渠道，这就是儒家的神道设教之道。

佛教的中国化，就是儒家神道设教最为成功的案例。

形成于印度、经中亚传入的佛教，与中国人传统的宇宙观、生命观、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是极大的。佛教传入汉地后，与中国固有传统，倒角、儒家，或有冲突，这种冲突迫使佛教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就是中国化的过程。

所谓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儒家化，也即儒家价值进入佛教体系中，且越来越明显，以至于唐代以后，佛家也成为精英群体教化民众以儒家价值的渠道。佛教的很多思想，是不是跟儒家的很接近？

无数想要大打入中国的宗教，都难以绕开儒家思想，必然需要与儒家进行对话，努力适应，否则无法生存。

儒家是独特的，它本身不是宗教，反而可以包容宗教，而纵观中国历史，恰恰是儒家作为一种文教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滴啊，能够形成宗教宽容，倒是在儒家文教地位遭到侵蚀的时代，则可能出现宗教冲突。

儒生们学习儒家思想，却又信奉其他宗教，比如魏晋以来，儒生或信奉道教，更普遍的信仰佛教，很多大儒都有出入佛老的生命经历。儒生们也会祭祀各种神灵，无论是在公私生活中。

儒家的弟子们称孔子为“至圣先师”而非教主或者圣子之类的，可见在儒生们信仰中，他们把儒家思想当成经世致用的理论指导，而非《圣经》一般寻求个人救赎的寄托。

儒家是怎么发展的？

儒家思想发展历程：

1．“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1）孔子和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主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从“无为”到“有为”：汉初，为了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但是，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不在儒家六经范围之内的各家学术都应罢黜。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称为“三纲五常”。它有利于巩固君权，维护统治秩序。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扭转内外松驰的局势十分有利，汉武帝接受他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3）儒学成为正统：汉武帝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设，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宋明理学

（1）三教合一：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学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2）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3）陆王心学：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明朝中期以后，陆王心学得到广泛传播。

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

（1）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道学家（儒家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他们把儒家经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一些貌似圣贤而实际品质恶劣的人以此为幌子）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为“扶天纲、立地纪”的神圣。李贽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他自称为异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应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他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2）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他从明亡的历史中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他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他重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他经过实地考察写成了巨著《天国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4）王夫之的唯物思想：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的王夫之，继续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他还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最后我补充一点的是，近现代发展起来的新儒学：

1.1919——1949年

民国四五年之交，整个中国陷在革命顿挫，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闷之中，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城却浸没在一片尊孔复古的逆流之中。帝制复辟的事实，说明君主专制的影响仍然浸透于中国社会的机体之中。这使得一批年轻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感到，民主共和国制度未能在中国真正确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以孔教为核心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基于这种需要，他们进行了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对孔子、儒学做出有力的批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形成了“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批判儒家政治思想的时代潮流。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儒家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丧失殆尽。“五四”批孔风暴之后，中国学界坚持唯真唯实的一批学者开始认真思考关于孔子评价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问题。他们对孔子、对儒家政治思想开始重新研究。

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等。

2.1949——1976年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之政治伦理思想偏重于批判，并且随着思想文化领域里“左”倾思潮的日趋严重，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全民批孔、全盘否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虽然有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但实际上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一家独尊，儒家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只能作为批判对象而存在。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既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也没有传播的市场和条件，儒家之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大陆已无立足之地。现代新儒学这股保守主义的势力被迫转至香港及台湾两地，且得到重要发展。

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人。

3.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盛行一时的极左思潮的消退，儒学在这一时期开始“复兴”，并随着蓬勃而起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兴盛起来，甚至成为当代中国的“显学”。经济的发展，政治环境的宽松，学术交流的频繁使儒家思想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进入到了黄金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成立了众多的儒学研究机构。其二，创办了一些专门的儒学研究刊物。其三，召开了大量的国内国际儒学研讨会。其四，发表出版了数量可观的儒学研究学术论著。其五，社会各界人士给予儒学研究普遍的关注与重视。其六，儒学诸问题探讨的深度、广度的双向拓展、对待孔子儒学之态度的根本性改变是儒学研究之繁荣的内在表现。其七，“大陆新儒家”的出现。

代表人物有杜维明、余英时、成中英、刘述先等人，他们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的第三代。

为什么有人说传统儒家？

三纲、五常，作为儒家思想中的基本价值，自汉时起一直成就着社会环境中的基本治理，承担着中华人文精神体系中的基础构建责任，沿续着自身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儒家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环境的基本秩序，它的基本作用是保持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稳定状态。一个成熟的社会形态，必然具有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文化思想与人文精神。无论社会发展过程中，遭遇何种坎坷，人的生活态度与社会环境的基本价值认识，可以产生新的社会发展模式需求。这就是儒家思想，能够持续二千多年而不败落的基本因素。同时，这也是儒家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高度成熟的体现。并且其中传达出的人文精神价值的深刻程度，体现出一种开放而包容的务实，以及社会实践给予的发展，自然而然的丰富了儒家思想。从传统社会环境治理的基本优越性，而发展至今天现代社会环境治理的基本价值，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在此并没有多讲三纲、五常的具体内容，是因此类短文不便展开。只要懂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其中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也就可以基本理解儒家思想的基本认识。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国可以在几千年的不间断发展中，走到今天？并且依然朝气蓬勃，如曰初升？只能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儒家思想，所提供的高度成熟的人文精神，为今天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以新的思想呈现于我们当今这个新的伟大时代。(书法自写)。

儒家都有哪些代表性人物？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提倡仁义礼智信价值观，开创了儒家学派。弟子记其言行，杂以己言成《论语》一书。

曾参（公元前505年-前435年），世称曾子，孔子的晚期弟子之一，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大学》、《孝经》、《曾子十篇》等。

孔伋（公元前483年-公元前402年），字子思，孔子嫡孙。传《礼记》中之《中庸》、《表记》及《坊记》，为子思所作。但无确据。

孟子（约公元前379或前372年-约公元前294或前289年），以复兴孔子学说为己任，主张性善论，为日后儒家学派建立严密的哲学体系。孟子及其弟子的学说集为《孟子》一书。孟子传承了子思的衣钵，绍述孔子遗教，成“思孟学派”。

荀子（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45年），继承儒家重礼义的思想，但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主张性恶论。着有《荀子》。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主张众建诸侯，加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是儒学阴阳五行化的代表人物，着有《春秋繁露》。作《天人三策》，提出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观点。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经学理论家，他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是儒学独尊和阴阳五行化的标志。

韩愈（768年-824年），排斥佛道，提倡儒家道统，为宋明理学张本。韩愈在《原道》中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

李翱（772年-841年），一生崇儒排佛，认为孔子是“圣人之大者也”，主张人们的言行都应以儒家的“中道”为标准，提出复性说，为宋明理学之先驱。

胡瑗（993年-1059年），白衣而为天下师，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讲明体达用之学，开宋儒性命之学先声。

李觏（1009年-1059年），学术上以儒学为宗，反对佛、道二教。重经世致用，重《礼》学，反对孟子，反对所谓的“重义轻利”，作《礼论》七篇。

张载（1020年-1077年），从儒家天道论的观点拒斥道、佛的形上学观点，又提出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区分之观点，主张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有《张子全书》。

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世称二程，理学奠基人。程颢为北宋理学之大宗，有《明道文集》，中以《定性书》、《识仁篇》为著。程颐主性即理，有《伊川文集》、《伊川易传》等传世。他们的着作收入《二程全书》。

谢良佐（1050年-1103年），创立了上蔡学派，是心学的奠基人、湖湘学派的鼻祖，在程朱理学的发展史上起到桥梁作用。著有《论语说》。

杨时（1053年-1135年），思想接近大程，他主张“为政以德”，“爱人节用”，“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他还一再上疏恳请朝廷减轻农民赋税，有《龟山集》。

胡宏（1106年-1162年），倡言仁其体，义其用，继承孟子学说，著有《五峰集》、《知言》。

朱熹（1130年-1200年）学本二程而又汇通各家，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朱注四书流行，影响后代思想极大。在天道论方面继承程颐讲性即理，在工夫论方面倡言格物致知学说。平生着作极多，主要有《四书集注》、《朱子大全》、《朱子语类》等。

张栻（1133年-1180年）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先生，有《南轩集》。

薛季宣（1134年-1173年），创永嘉学派，平生著书甚多，著有《古文周易》、《古诗说》、《书古文训》、《春秋经解》、《春秋指要》、《论语直解》、《小学》诸书，多不传。

吕祖谦1137年1181年），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与朱熹、张栻齐名，并称“东南三贤”。著有《东莱集》、《历代制度详说》、《东莱博议》等，并与朱熹合著《近思录》。

陆九渊（1139年1193年），心学派的开创者，提出心即理，发明本心等观点。有《象山先生全集》。

陈亮（1143年-1194年），永康学派创始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曾“抟搦义理，劫剥经传”，提倡“实事实功”，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与朱熹进行过“王霸义利之辨”，有《龙川文集》。

叶适（1150年-1223年），张功利之学，反对空谈性命，对朱熹学说提出批评，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等。

蔡沈（1167年-1230年），师事朱熹于白鹿洞书院，为朱熹晚年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耽于象数学，注《尚书》，撰《书集传》，其书融汇众说，注释明晰，为元代以后试士必用。

真德秀（1178年-1235年）继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与魏了翁齐名，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创“西山真氏学派”，有《西山文集》等。

魏了翁（1178年-1237年），反对佛老“无欲”之说，认为圣贤只言“寡欲”不言“无欲”，指出“虚无，道之害也”。推崇朱熹理学，但也怀疑朱注各经是否完全可靠。著有《鹤山全集》、《九经要义》《古今考》《经史杂钞》《师友雅言》等，词有《鹤山长短句》。

许衡（1209年-1281年）金末元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思想本于程朱，但不重玄奥之理，强调道德践履。对汉蒙文化交流，程朱理学传播和朱陆合流有较大影响，有《鲁斋遗书》等专著六种。

吴澄（1249年-1333年），核定《老子》《庄子》《大玄经》《乐律》《八阵图》等，对《诗》《书》《易》《春秋》《礼记》及郭璞《葬书》均有纂言，编《仪礼逸经》八篇。

薛瑄（1389年-1464年），思想上同程朱理学一脉相承，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著有《读书录》《理学粹言》等。

陈献章（1428年-1500年），重心性之学，有《白沙集》。从陈献章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儒学实现了由理学向心学的转变，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罗钦顺（1465年-1547年），专攻程朱理学，认为“理即是气之理”，反对王阳明“心即理”、“致良知”之说。著有《困知记》、《整庵存稿》等。

王守仁（1472年-1529年），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明代理学大宗。他是心学集大成者，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儒学集大成者孟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并称为孔孟朱王。有《传习录》、《大学问》等传世。

王廷相（1474年-1544年），吸收了荀况、王充、张载、薛瑄的气本论和范缜的神灭论观点，肯定了张载关学思想的实用性。他认定气学才是真正儒学，晚年著书长发二十载，主张理根于气，有《慎言》、《雅述》等。

王艮（1483年-1541年），一生布衣传道，终身不仕。创立传承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撰写有《复初说》《明哲保身论》《孝悌箴》《格物要旨》等短文。

钱德洪（1496年-1574年），王阳明之后儒家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有《绪山会语》。

王畿 （1498年-1583年），王守仁之学传人，为王门七派中“浙中派”创始人，有《王龙溪集》。

何心隐（1517年-1579年），王阳明心学的泰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认为人为天地之心，思想偏执，有《何心隐集》。

李贽（1527年-1602年），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重要著作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要》等。

刘宗周（1578年-1645年），明代最后一位儒学大师，也是宋明理学（心学）的殿军。反对王守仁致良知教，主张诚意、慎独之学，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

孙奇逢（1584年-1675年），与李颙、黄宗羲齐名，合称明末清初三大儒，学术著作主要有：《理学宗传》、《圣学录》、《北学编》、《洛学编》、《四书近指》、《读易大旨》五卷、《书经近指》等。

陈确（1604年-1677年），反理学和佛学，同官方倡导的宋明理学唱反调，反对鬼神迷信、节烈和厚葬，主要著作有《大学辨》、《瞽言》、《葬书》等。

黄宗羲（1610年-1695），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未完待续）

弟子规是不是儒家思想？

《弟子规》是不是来源于儒家思想？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有幸读过《论语:学而篇》的网友，就可以看出基本上全部来源于此。

例如《论语》中：

《弟子规》的作者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

他本人就是清初期儒家的代表人物，

他为什么要把传统国学文化中的经典《论语》，改编成通俗易懂的三字文式的《弟子规》呢？

这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

读书识字更是富贵人家才拥有的机会，

改编成三字文，则简单易学，

就变成了人人可诵读理解的经典。

为此，康熙帝还专门下旨在全国推广，教化民众。

《弟子规》一般的人听到"弟子"，

会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觉得是谁学的？

是小孩子吗？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对！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只要有志于学习圣贤之道的第子，都是可以。

另外一层意思，“规”也是会意字，

左边一个"夫"，右边一个"见"，叫大丈夫的见解。

当然大丈夫的见解一定是随顺圣贤教诲，

也就是人生的真理，来做事、来处事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