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书画代表作品是

王阳明的书画代表作品是，当下写关于王阳明的小说谁写得最好？

写王阳明的版本，我知道的有阴度山的《知行合一》、方志远的《王阳明全集》。但影响较大的是唐文立写的《一心平天下——王阳明》。

全书分上下两册，由中国出版集团和现代出版社出版发行。作品分四个部分：读心、烙心、诛心、御心。

作者用其独特的视角和语言风格，为我们展示了王阳明穷其一生对新儒学的非凡贡献，为我们了解传统文化精髓打开了临风之窗，嗅到了来自明代清馨的大儒风韵！

1508年，“知行合一”概念首次由王阳明提出，是其著述思想的核心，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知”，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知识”，“行”就是“实践行动或行为”。以前程朱理学认为的“知”和“行”是两回事，主张先“知后行先”并分开修行。

王阳明首次以道德意识和思想理念为核心，通过对程朱理学的解读，继而重新系统地阐述了新儒学的“知”和“行”的定义，并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到一块，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这是王阳明的原创理论贡献。今天我们经常听到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xxx主义”，实质上王阳明早在在1508年就提出来了，由于“知行合一”没有奶油面包味，连好多中国人都不知道，也该让我们思考思考了！

“知行合一”的创新意义是反道德规范，认为人的本性才是道德规范的最大力量。这些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但也有“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味道，王阳明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一样，在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很多国家都十分推崇。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曾经感慨万分说到“一生俯仰拜阳明”的肺腑之言，并将此语刻在腰牌上，这样的铁粉就为何出在日本呢？又得打上一个大大的“?”！

王阳明的书法造诣极高，但其知名度跟李白的书法一样，此二人的书法都是一流而为什么不太出名呢！答案是：文掩其书！李白的诗和王阳明的文都是光芒万丈，照射得别人睁不开眼了，所以人们注意力都在其“文”上而忽略了其“字”。

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归庄称赞说：“阳明先生一代儒宗，而亦工于书法如此，岂非艺即道耶？”从艺而道的哲学最高境界，观之如高山大海，就不用多言了。

哪位深受别人的喜欢？

中国古代有许多著名书法家，其中以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苏轼最为出色。 王羲之被称为"书圣"，晋代人，他7岁开始练习书法，后在秦汉书法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风格，作品平和自然，奇逸豪放，是承前启后的书法家。

欧阳询是唐代人，受晋代王羲之的影响，他吸收了北朝碑刻和其他唐代书法家的长处，形成了"险劲"而"平稳"的书法风格。

颜真卿也是唐代人，书法刚健有力，气势雄伟，富于创新。柳公权是唐代与颜真卿齐名的书法家，作品受王羲之和颜真卿的影响较大，风格清瘦、秀丽。

苏轼是宋代大文学家，学问渊博，书法苍劲、豪放。他不固守于前代书法家的章法，主张"书无常法"，同时还主张要有见识，学识丰富才能使书法有长进 张旭 唐代大书法家，以草书而闻名，称他为“草圣”。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米芾平生于书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书为最大。

书法家刘瑞是谁？

个人艺术简历刘瑞，1970年出生，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传媒集团董事长助理、内蒙古六月文化艺术品交易公司董事长、国家二级美术师、内蒙古塞上兰亭书法院院长、中央民盟美术院内蒙分院名誉副院长。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展览并获奖：

1、1995.04 入选第三届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品展2、1998.11 入选第四届中国书坛新人新作品展3、2007.10 入选中国西部书法篆刻作品展4、2009.09 入选“鱼水情”第二届双拥书画展5、2011.11 入选第三届中国西部书法篆刻作品展6、2012 年 授予“感动中国杰出文化传承人” 荣誉称号7、2013.11 获“天野杯”全区职工书法美术作品展三等奖8、2017.9 入展“全国第八届楹联书法作品展”学术论文也曾多次刊载，《中国书法的审美范式》《浅析中国书法的审美范式》《王阳明书法的哲学之美》分别刊载于《中国书法》杂志和《中国书法报》。书法家刘瑞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书法家。

为什么都说惟楚有材？

向敬之

长沙世界之窗标志性景点“惟楚有材”群雕，一百位潇湘名人刚毅的面容、睿智的眼神、伟岸的身驱，浓缩成一部三湘儿女与历史同行的壮丽景观。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最前边的六位，从左至右是：贺龙、任弼时、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罗荣桓。后侧两边陆续走向我们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的仁人志士、革命烈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化界名人等。

取名“惟楚有材”，使人油然想起古色古香的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大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

岳麓书院以古人集句联赞誉湖南人才辈出，而现代“惟楚有材”群雕勾勒出代有湖南人才群体，让人感受到湖湘文化确乎群星璀璨。

湖南，楚文化发祥地之一。在这屈子吟咏、贾谊寄情、陶侃寓魂的铜黄热土上，湖湘文化源于楚文化，上接诗歌鼻祖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传统，中经宋代出现湖湘学派，成型湖湘文化。

湖南古称“三苗”，偏居一隅，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古称“四塞之国”，山高路远，地老天荒，历来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之地，属于远离中原的“化外之地”。湖南古代人才稀少，多为贬谪人士寓居湘地。晚清学者皮锡瑞说：“湖南人物，罕见史传。三国时，如蒋琬者只一二人。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

周敦颐开宋明理学之先河，“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始终”，对天理的思考影响至今。宋室南渡后，与周敦颐很有渊源的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及其弟子经过数代努力，先后以碧泉书院、岳麓书院作为学术思想交流与传播的主要据点，在湖南地区从事学术研究、文化教育，创立湖湘学派，形成了湘学史上规模最大、学术成就颇高的湘学学派。

湖湘文化的核心，即为湘学，涵盖湘人之学与湘中之学。

湖湘学派注重经世致用，主张理欲同体的理论，独树一帜，声名远播。

千百年来，湖湘士人果敢自负，胸襟博大。尤其是自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拨又一拨的杰出人物，敢为人先，勇于担当，与时俱进，创造了多个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陶澍第一个把商品经济引入体制改革并首倡海运，魏源第一个“睁眼看世界”,曾国藩第一个倡办洋务,郭嵩焘第一个出任驻外使节，谭嗣同第一个为变法维新流血……

湖湘人才的摇篮岳麓书院，坐落在岳麓山下。岳麓山儒释道三教同存共荣，为天下奇迹。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北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岳麓书院”，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栻主持教事，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匾额。足见湖湘文化在古代中国，不仅为士人推崇，亦为朝廷最高统治者看重。

清代的岳麓书院，成为传承儒家学说的教育基地，培养了约一万七千多名士人学子，其中陶澍、邓显鹤、魏源、贺长龄、贺熙龄、汤鹏、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郭嵩焘、曾纪泽、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谭人凤、谭延闿等，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人物，彻底结束了湖南古代人才稀少的局面。

由于湖湘文化的熏陶，湖南近代人才群的形成与发展，具有了充实的思想内涵与精神力量。敢为人先、勇于任事的湖南人，在精神创造、学术追求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无所依傍，浩然独往”。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激情赞扬道：“我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

陈独秀更是热情洋溢地写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赞赏湖南人的精英分子，“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陈鼓励时人和世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五四以来，从新文化运动中走过来的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受湖湘文化影响，为了民族的前途、民众的福祉，果敢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路，百折不挠，直至最后胜利。

在另一战线，五四新文学艺术的拓荒者则有齐白石、黎锦熙、黎锦晖、白薇、萧三、成仿吾、陈子展、田汉、沈从文、贺绿汀、丁玲、黎锦明、谢冰莹、周扬、周立波、叶紫……他们美术、书法、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等题材的创作和语言研究，无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湖南人精彩的大手笔。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王闿运说：“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王阳明墓？

王守仁墓位于浙江省绍兴市绍兴县书法圣地兰亭镇以南2里许的仙暇山庄内。墓坐北朝南，背依山岗，顺依山势，逐级升高，视野开阔，风水特佳。墓冢直径10米，墓道全长70余米，百余级台阶，四层平台，全部用石材精心雕刻而成，气势雄伟，是浙江地区较典型的明代墓葬建筑。墓地近2000平方米的山麓地带，数十棵合抱古松环侍左右，营建了庄严肃穆的环境氛围。

墓始建于明嘉靖八年（1529年），清康熙、乾隆年间曾多次修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高宗弘历南幸，作过一次修缮，御赐“名世真才”题额并建四柱冲天式石牌坊于墓前。

谁知道安冈正笃？

安冈正笃（1898-1983），是日本20世纪重要的理论家、学者。他创立的“人物学”，类似中国的“帝王学”。他在日本政界和财经界很受欢迎，多位日本首相尊他为老师。或者说，他在日本扮演了类似中国古代“帝王师”的角色，对日本政界和商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他有着“昭和教祖”、“首相指导者”、“昭和时代幕后人物”等称号。

▲安冈正笃（1898-1983）

安冈正笃是汉学家，精通中国传统文化，服膺中国儒家学说，是日本阳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此人一贯持右翼立场，二战前参与日本法西斯运动，战后转向反华反共反民主，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因此大陆学界对他的研究不多。下面，我从几个角度，简单介绍一下此人，希望对想了解此人的朋友有点帮助。

王阳明先生创立的心学，对日本有很大影响。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吉田松阴，维新领袖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都是阳明之学的忠实信徒。日本哲学家高濑武次郎曾说：“……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明治维新后，日本有一派主张坚持东方文化传统，把阳明学作为重塑日本精神的文化资源，幕府时期处于“半地下”状态的阳明学，在日本公开传播风行起来。例如，20世纪初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发现，“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在轮渡上，凡是在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传习录》，且有很多人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这个哲学的精义；特别是他陆海军官，对于阳明哲学，更是手不释卷的在那里拳拳服膺”。

▲日本明治维新领袖西乡隆盛，阳明心学的虔诚信奉者

安冈正笃1898年生于日本大阪市顺庆町，原姓堀田。他18岁时，由于家境贫寒无法继续学业，经人介绍过继给安冈家做养子，遂改姓安冈。他出生成长于日本激烈震荡的明治、大正时期，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日本阳明学者。

安冈从启蒙开始就接触中国传统文化。上小学时，母亲指导他阅读中国的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同时，他结识了一位名叫浅见晏斋的老人。浅见是一位有隐士风格的汉诗诗人，常给他讲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文化，帮助他领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学时期，安冈结识了当地一位研究阳明学说的学者冈村达，把他引导到研究阳明学的道路上。他回忆说，刚与冈村接触时，根本不知道“阳明学”是什么，但“唯独这个词，不知什么原因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中，我觉得它成为我今天某种巨大的路标。”安冈毕生研究、传播阳明学，从这时开始。当时的安冈，在学校是“学霸”级的人物，不仅学习成绩好，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关注时事政治，流露出来从政的志向。

1919年6月，安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这时，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参加社团活动，结交高层人脉，其一生事业由此发端。他在大学期间，出版了两本书，一是1921年出版的《东洋思想和人物》（注意：这里的“东洋”，是指中国）；二是1922年出版的《王阳明研究》。

▲王阳明像，阳明先生被安冈正笃视为偶像。

《王阳明研究》在日本产生了广泛影响，奠定了安冈正笃阳明学者的地位。他回忆说，他在大学毕业接受征兵检查时，负责征兵的大佐问他：“有个和您同名同姓的人，出了一本叫《王阳明研究》的书，请问您和他是什么关系啊？”安冈只好略带谦逊地回答，这个人就是我。大佐对如此年轻的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表示钦佩和惊讶。

但是，安冈最终没有从政，而是选择了学术和教育工作。他一生写了一百多本书，其中大部分与中国文化有关，特别是阳明学。他还曾监修过日本版的《王阳明全集》和《阳明学大系》。

大学期间，安冈结识了日本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他加入了北一辉的“犹存社”和大川周明的“社会教育研究所”，并且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他担任社会教育研究所的教学部部长，负责讲授“孔老学”——中国的儒道思想。安冈还和大川周明一起，在大川任教的拓殖大学成立一个日本主义团体“魂之会”，宣扬所谓“日本精神”。当时，大川周明是教授，而安冈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

▲大川周明（中）在东京审判的战犯审判席上，前为东条英机，后卫美军警卫

在日本法西斯运动中，安冈是宣扬法西斯文化的理论家。但是，他反对北一辉的暴力激进路线，重点进行理论研究。1925年，日本发生“安田共济事件”，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与日本财阀安田集团因裁员事件发生冲突。安冈在事件之后，与大川周明分道扬镳。

二战后，安冈被列入战犯名单。但是，他通过关系向蒋介石求助。蒋介石给麦克阿瑟打招呼，把他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中划掉的。因此，二战结束后，安冈只受到了“剥夺公职”的处分，而大川周明则被送上战犯审判席，因患有“精神病”才免受追究。

总之，安冈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家。日本战后铲除法西斯不彻底，使他在战后又活跃了几十年，继续充当战后日本右翼的理论家。

安冈的学识和名气，帮他扩充了人脉。他读大学时，结识了一位名叫池上作三的医生，并与池上的两个外甥结为好友。池上的两个外甥，一个叫岸信介（日本前首先安倍晋三的外公），一个叫佐藤荣作（岸信介的弟弟，因过继给佐藤家而改姓）。后来，岸信介兄弟走上政坛，都担任过日本首相。

1922年6月，安冈大学毕业，在日本文部省短暂任职后辞职。此后，他以在野身份，从事学术、教育事业和日本的思想启蒙。他研究和宣传的重点，仍是阳明学。用中国古代的说法，他就类似一个陶弘景那样的“处士”，虽是在野之身，但参与了不少日本政治事件。

▲安冈正笃青年时期的“贵人”酒井忠正伯爵（1893-1971）

同年，安冈结交了一位后来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酒井忠正伯爵。酒井比安冈大5岁，曾任日本贵族院副议长。酒井赞赏安冈的学识，介绍他认识了后藤文夫、广田弘毅、荒木贞夫等日本官僚阶层的“少壮派”。这批人在政坛上逐渐形成一个叫“新官僚”的派系，他们与军部密切合作，把日本推向法西斯道路，安冈则扮演了幕后“军师”的角色。

1924年，安冈结识了日本海军大将八代六郎。八代六郎曾任日本海军大臣，在日本海军中有极高的威望。同时，他还是阳明学的虔诚信奉者。某日，八代六郎请安冈到自己家中，讨论阳明学。两人的观点并不一致，从下午五点钟一直谈到半夜12点。八代夫人担心丈夫的健康，暗示安冈离去。八代却不依不饶，最后说，自己要思考一下安冈的观点，如果觉得安冈观点是对的，将拜安冈为师；反之，安冈就要拜自己为师。一周后，八代登门拜访安冈，承认自己的观点不对，并正式拜安冈为老师。这一年，八代63岁，安冈26岁。此后，八代到死都称安冈是自己的老师。通过八代的关系，安冈的学说在日本海军中传播很广。

在酒井等高官的支持下，安冈打着学术教育的名义，成立了一些机构。如1922年成立的东洋思想研究所，1923年举办的阳明学研究会，1926年创立的金鸡学院，1931年创立的日本农士学校，1936年成立的笃农协会，1942年成立的兴亚同学会等。安冈主持的这些机构，为日本政界、财经界培养了大批人才，并且是政商人员交往联系的重要渠道。

▲安冈正笃的学生八代六郎海军大将（1860-1930）

二战结束后，这些机构被盟军司令部勒令解散。1949年，安冈又成立了“全国师友会”，并在日本各地设立分支机构，联络政商各界的人脉。安冈面对战后日本的形势，调整了自己的思想，倡导儒教复兴，弘扬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他宣扬阳明学的精神，提倡“活学”，即学以致用，力图重建日本人的价值观，重塑日本人民的精神面貌。当然，日本政坛也没有遗忘他，他仍然是包括首相在内的日本高官们的“幕后人物”。

安冈创立的学说，叫做“人物学”。这门学说的主旨是，研究历史人物，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学习的榜样，帮助现代人完善自己的人格。他说：“研究人物最高贵的意义在于，体验我们未曾发觉的种种生活，接触我们往往容易忽略的人生深刻本质问题，完成自己的人格。”

安冈在幕后参与政治的事迹很多，下面简单说几件。

1945年8月，日本要起草投降诏书，这是高度机密的事情。日本天皇主持御前会议讨论后，由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根据会议精神，亲自执笔起草。迫水绞尽脑汁，起草了两稿，仍然无法通过。迫水无奈，只好请安冈到自己家，请他执笔修改。安冈看过原稿后，提出了两点修改思路，得到迫水的赞同。

▲日本投降诏书（部分），红线标出处为安冈正笃修改

接着，安冈对原稿进行了大量修改。据他回忆，最重要的修改有两处：一是把原稿中的“欲永远确保和平”改为“为万世开太平”；二是在“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一句前面加上了“义命之所存”。“为万世开太平”出自宋代大儒张载的“四句教”；“义命之所存”出自《左传》，原文是“以信行义，以义成命”。安冈叮嘱迫水，这两处是全篇诏书的着眼点，一定不能再改。谁知，投降书发表时，安冈加的“义命之所存”，被改成了“时运之所趋”。安冈为此大为恼怒，一生耿耿于怀。

我们中国典籍中的名句，被安冈用来掩盖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我觉得安冈很无耻。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也不难看出安冈在日本政坛的地位，以及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

1960年6月，安冈的老朋友岸信介决定退休。为了争夺自民党总裁宝座，自民党各派系陷入混战。7月13日，总裁开选，可大家争吵了一天，也没选出来。当晚，池田的秘书官大平正芳到池田家商议对策。期间，安冈打来电话，叮嘱池田在第二天的选举中要以“低姿态”出现。第二天，池田遵嘱行事，顺利当选总裁，随即担任首相。

▲日本首相池田勇人，遵照安冈正笃的建议当选自民党总裁

1983年1月，安冈向秘书提到了“平成”这个词。同年12月，他就死了。6年后，1989年1月7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驾崩。当天下午，竹下登内阁的官房长官小渊惠三宣布，新年号为“平成”。一周后，日本《朝日新闻》刊登题为《年号制定之谜》的文章，指出新年号与安冈又密切关系。两天后，日本《读卖新闻》也刊登题为《安冈之影》的文章，指出安冈与新年号的关系。1990年1月17日，竹下登在发表精选演讲时，首次承认安冈是“平成”年号的拟定者之一。

安冈正笃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从政治立场上看，在二战前他就参与法西斯活动，二战后坚持右翼立场，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冷战时期，安冈虽然放弃了法西斯主义，但坚持反共反华立场。他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共产主义，对新中国持敌视态度，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

举个小例子：前面提到的大平正芳是安冈的弟子，对安冈非常重视。在池田时代，大平正芳就常把自己的一些重要讲话稿，先交给安冈过目，两人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但是，在对待日本与新中国关系上，师徒俩有分歧，大平主张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大平出任田中角荣内阁外相，与田中首相一起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9月，毛泽东主席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和外相大平正芳（右）

田中和大平在访华期间，毛泽东主席送给田中一部线装的《楚辞集注》，周恩来总理送给大平一幅“言必信，行必果”的书法条幅。安冈借题发挥说，“言必信，行必果”出自《论语·子路》，周恩来送这条幅的意思是说，日本“硁硁然小人哉”，是骂日本人为“小人”，可是大平对此却茫然无觉，真是可悲又可叹啊！安冈以日本学术大师的身份，对外交中的一幅书法做出这样的解释，真有点“大师不要脸”的意思了。当然，他实际上是要挑拨中日关系。

从学术角度看，安冈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他一生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发挥阳明心学，写了一百多本书，创立了“人物学”，是有其可研究之处的。

安冈与国民党的一些学者和海外华人学者，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二战后，安冈曾几次访问台湾，会见过蒋介石、蒋经国国民党首脑人物，与海外学者徐复观、唐君毅等有良好的关系。徐复观撰文称他是“日本真正的汉学家”。安冈的著作，我国台湾地区曾翻译出版过一些。

个人认为，我们今天又必要研究安冈正笃这个人物。这对我们了解日本，了解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了解日本右翼的思想，会有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