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代表作品叫什么，秦朝之前的历史书籍？
虞书》
是一部古今以来无人能读懂的千古奇书，要知道《虞书》是《尚书》的一部分，记载的是记载唐尧、虞舜、夏禹等事迹之书。这一部书堪称中国上古时期的“天书”，尽管后世将文字翻译注解过来，但还是无人能懂。《虞书》不仅是一部记载上古帝王事迹的书籍，还是现存人类最早的中央政府文件，也就是说这还是记载了尧、舜、禹、夏四个时期中国中央政府的所作所为的典、册、贡三类。
为什么借用黄帝和岐伯来进行阐述？
《黄帝内经》又称《内经》，相传为黄帝所作，因以为名。但后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
《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
《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
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实非一时之言，亦非一人之手。
先秦时期，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晋代的皇甫谧，宋代的林亿、高保衡等。他们认为像黄帝内经这样科学巨著，非通晓智慧的圣贤大智不能为之，所以必定是黄帝所作。
战国时期，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宋代的邵雍、程颢、司马光、朱熹，明代的桑悦、方以智、方孝儒、清代魏荔彤等。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将《黄帝内经·素问》与同样是战国时代的《周礼》相比较，有许多相同之处，足以充分证明两书是同一时代、同一思想体系的作品。
西汉时期，明代郎瑛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罗”出现于汉代等证据推断《素问》产生于西汉时期。现代中医学专家刘长林、吴文鼎等人也持这种意见。其主要理由是：其一，《黄帝内经》全书约计20万字，这在2000多年前可以说是一部巨著。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为何要托名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等论医呢？
冠以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中国医药文化发祥之早。
世较为公认此书最终成型于西汉，作者亦非一人，而是由中国历代黄老医家传承增补发展创作而来。《黄帝内经》只是借用其姓氏，令人更易记忆而重视。
北宋时，高丽国进献《黄帝内经·灵枢》，要求以此交换中国历代史等书。苏轼五次奏本反对，皇帝仍坚持以《册府元龟》等书换回《黄帝内经》。
2011年5月，《黄帝内经》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已故囯学大师南怀瑾说：“《黄帝内经》，它不只是一部医书，它是包括“医世、医人、医国、医社会”，所有的医都可医的书。
《黄帝内经》仅代表当时医学理论水平，它是以自然哲学的思维来解释自然科学问题的理论假说，虽然发现了许多客观的规律与结论，但也有不少错误的猜测。当然也很有可能是我们讫今为止仍然看不懂而称其错误，《黄帝内经》中概念多，但定义少，需要辩证体会；书中有些概念的含义与现代也不尽相同，需要谨慎区别对待。
天问九歌的内容是什么？
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氾。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处？惠气安在？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河海应龙？何尽何历？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坠何故以东南倾？九州安错？川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堕，其衍几何？昆仑县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兽能言？焉有虬龙、负熊以游？雄虺九首，鯈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守？靡蓱九衢，枲华安居？灵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鲮鱼何所？鬿堆焉处？羿焉彃日？乌焉解羽？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闵妃匹合，厥身是继。胡为嗜不同味，而快朝饱？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鞠，而无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启棘宾商，《九辨》、《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白霓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蓱号起雨，何以兴之？撰体胁鹿，何以膺之？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释舟陵行，何之迁之？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舜闵在家，父何以鱞？尧不姚告，二女何亲？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台十成，谁所极焉？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败？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两男子？缘鹄饰玉，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而后嗣逢长？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会晁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列击纣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何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争遣伐器，何以行之？并驱击翼，何以将之？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挴，夫何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炫，何号于市？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开何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详狂？稷维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鸟何燠之？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迁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伯林雉经，维其何故？何感天抑坠，夫谁畏惧？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历，能流厥严？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蛾微命，力何固？惊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两，卒无禄？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天问》是屈原所作楚辞中的一篇“奇”文：说它奇，不仅由于艺术的表现形式不同于屈原的其他作品，更主要的是从作品的构思到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作者思想的“奇”——奇绝的内容显示出作者惊人的艺术才华，表现出诗人非凡的学识和超卓的想像力！', "何谓“天问”？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又据传屈原被逐，忧心愁惨，旁徨山泽，过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因而“呵壁问天”，这种说法虽有一定历史文献的记载及文物可作参考，但未必就是屈原写《天问》的真实起因。《天问》中，问天地、日月、山川、灵异之外，它所涉及的人事，大多有当时的现实意义。因此，屈原所提出的问题不会是仅仅根据庙堂壁画。而是有他主观上的选择并经他精心结撰的。从全文的先后次序来看，先天地自然后三代史实，而以楚国的贤君愚臣作为结尾，这里显著地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动机与创作意图，因此，这篇包含着作者深层思想结晶的《天问》，不可能是他“呵壁问天”的即兴之作。", '《天问》是屈原思想学说的集粹，所问都是上古传说中不甚可解的怪事、大事，“天地万象之理，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他似乎是要求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而这些问题也都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许多学人所探究的问题，在诸子百家的文章里，几乎都已讨论到。屈子的《天问》则以惝恍迷离的文句，用疑问的语气说出来以成此钜制，这就是屈子所以为诗人而不是“诸子”的缘由。而“天”字的意思，战国时代含义已颇广泛。大体说来，凡一切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人所不能了解，不能施为的事与物，都可用“天”来统摄之。对物质界说，又有本始、本质、本原的意思。《易·系词》中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天问》的天，也颇有指一切法象的意味，与道家的“道”字，《易经》的“易”字，都是各家用以代表这些“法象”的名词，屈原为楚之宗室重臣，有丰富的学识和经历，以非凡才智作此奇文，颇有整齐百家、是正杂说之意，《天问》的光辉和价值也就很清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了！从全诗的结构及内容来看，全诗372句1553字，是一首以四字句为基本格式的长诗，对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许多方面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一说一百五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有许多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解决而他有怀疑的，也有明知故问的，对许多历史问题的提问，往往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见解和对历史的总结、褒贬；对自然所提的问题，表现的是作者对宇宙的探索精神，对传说的怀疑，从而也看出作者比同时代人进步的宇宙观、认识论。《天问》以新奇的艺术手法表现精深的内容，使之成为世界文库中绝无仅有的奇作。全诗总体看来大致可分两大部分。每部分中又可分为若干小节。从篇首至“曜灵安藏”，这部分屈子问的是天，宇宙生成是万事万物的先决，这便成了屈原问难之始，其中从“遂古之初”至“何以识之”问的是天体的情况，“明明暗暗”四句讲宇宙阴阳变化的现象。第二小节自“圜则九重”到“曜灵安藏”则是对日月星辰提问：它们何以不会坠落？太阳每日要走多少路，月亮何以有阴晴圆缺？以及有关日月的一些传说的疑问。从“不任汩鸿”起问的地事，从禹治水过渡到“九州安错……何气通焉”说的是古传说中关于地球的一些情况，而“日安不到”以下六句则就地球上所看到的日的现象发问。第三节从“焉有石林”到“乌焉解羽”一节多为二句一问，都是当时民间传说中的怪事。以上《天问》的第一大部分，大体是就自然界的事物发问，并联想到与自然有关的一些神话与历史传说，文章富有变化，联想丰富而有情致，除少数可能有错简外(如“河海应龙”二句或为错简，或有失误)，不能以后人习惯的文章结构之法去看它，而认为是“与上下文不属”，杂乱而无章法。从“禹之力献功”起，对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与史实提出了问题，这些各种各样的人事问题构成了《天问》的第二大部分。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子对这些传说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的传说的怀疑中，往往表现着诗人的情感、爱憎。尤其是关于鲧禹的传说，表现了作者极大的不平之情，他对鲧治水有大功而遭极刑深表同情，在他看来，鲧之死不是如儒家所认为的是治水失败之故，而是由于他为人正直而遭到了帝的疑忌，这种“问”，实际上表现了诗人对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所遭遇到的不平待遇的愤懑，《天问》的思想光辉就应当是这样来理解的。自“天命反侧”起则进一步涉及商周以后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诸如舜、桀、汤、纣、比干、梅伯、文王、武王、师望、昭王、穆王、幽王、褒姒直到齐桓公、吴王阖庐、令尹子文……，屈原提出的好多问题，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政治的正邪、善恶、成败、兴亡的看法，这些叙述可以看成是这位“博闻强志”的大诗人对历史的总结，比《离骚》更进一步、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而对楚国政治现实的抨击，也是希望君主能举贤任能，接受历史教训，重新治理好国家的一种变幻了的表现手法。《天问》的艺术表现手法主要是以四字为句，以问的形式从一个问题联想到另一个问题。细细读去还是可以理清脉络，弄明主脑的。《天问》在语言运用上与屈赋的其他篇章不尽相同，通篇不用“兮”字，也没有“些”、“只”之类的语尾助词。句式以四言为主，间杂以三、五、六、七言。大致四句为一节，每节一韵，节奏、音韵自然协调。有一句一问、二句一问、三句一问、四句一问等多种形式。又用“何”、“胡”、“焉”、“几”、“谁”、“孰”、“安”等疑问词交替使用，富于变化，因而尽管通篇发问，读来却圆转活脱而不呆板，参差错落而有风致，所以前人评论说：“或长言，或短语，或错综，或对偶，或一事而累累反覆，或数事而熔成一片，其文或峭险，或澹宕，或佶倔，或流利，诸法备尽，可谓极文章之变态。”(俞樾《评点楚辞》引孙鑛语)这构成了《天问》独特的艺术风格，当然它表现的是屈原的学术思想，问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在修辞手法上，自然没有像《离骚》、《九歌》、《九章》那样绮丽而富于浪漫色彩，但正如清贺裳《骚筏》所评“其词与意，虽不如诸篇之曲折变化，自然是宇宙间一种奇文”。《天问》问世之后，摹拟的作品为数不少。晋傅玄有《拟天问》，梁江淹有《遂古篇》，唐杨炯有《浑天问》、柳宗元有《天对》，明方孝孺有《杂问》、王廷相有《答天问》，清李雯也有《天问》……可见其对后世文学创作思想的深远影响。但摹拟之作大多既缺乏思想价值也缺乏文学价值。总之《天问》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具特色而有很特殊意义的文学杰作，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有它相当高的价值与地位。《九歌·东皇太一》赏析东皇太一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莫桂酒兮椒浆。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作为《九歌》的开首篇，《东皇太一》在全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虽然自东汉王逸以来，历代注家对东皇太一是天神的说法，并无歧异之见，然而它究竟是什么神，却诸说不一。《文选》唐五臣注云：“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认为东皇太一是东帝；洪兴祖《楚辞补注》与朱熹《楚辞集注》皆承袭其说，何焯《义门读书记》与马其昶《屈赋微》则认为是战神；闻一多又以为是伏羲；还有以为太乙、齐国上帝的，不一而足。其实，“太一”在屈原时代并不是神，它在“东皇太一”中不可能充当神的称谓；而“东皇”，由于先秦时代的东——春对应等关系，表明了它乃是春神的指称。在没有更确凿材料发现之前，“东皇太一”应是春神的说法可以成立。至于“太一”，在这里的含义是始而又始，象征起始与开端。诗一开首，先交待祭祀的时日——因是祭春神，故时日当在春天。选择春日的吉良时辰，人们准备恭恭敬敬地祭祀上皇——春神——东皇太一，让其愉悦地降临人世，给人间带来万物复苏、生命繁衍、生机勃发的新气象。主持祭祀的主祭者抚摸长剑上的玉珥，整饬好服饰，恭候春神降临。开头四句，简洁而又明了地写出了祭祀的时间与祭祀者们对春神的恭敬与虔诚。继而描述了祭祀所必备的祭品：瑶席，玉瑱，欢迎春神的楚地芳草以及款待春神的佳肴美酒。这一切，配合着繁音急鼓、曼舞浩唱，告诉人们，春神将要降临了。整个祭祀气氛开始进入高潮。末尾四句，是全诗的尾声，也是祭祀的高潮——春神于此时降临了。“偃蹇兮姣服”——是春神美妙动人的舞姿与外表，“芳菲菲兮满堂”——是春神带来的春的气息与氛围。欢迎祈盼的人们于是钟鼓齐奏、笙箫齐鸣，使欢乐气氛达到最高潮。末句“君欣欣兮乐康”，既是春神安康欣喜神态的直接描绘，也是祭祀的人们对春神降临所表露的欣喜心态。全诗篇幅虽短，却层次清晰，描写生动，气氛热烈，给人一种既庄重又欢快的感觉，充分表达了人们对春神的敬重、欢迎与祈望，希望春神多多赐福人间，给人类的生命繁衍、农作物生长带来福音。屈原以不同于《九歌》它篇的写法，在短小精悍的篇幅中，生动展现了祭神的整个过程和场面，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徐志啸）《九歌·东君》赏析东 君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羌声色兮娱人，观者憺兮忘归。縆瑟兮交鼓，萧钟兮瑶虡。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蔽日。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撰余辔兮高驰翔，杳冥冥兮以东行。《东君》一诗的祭祀对象是什么神，古无异辞，都说是日神。洪兴祖《楚辞补注》云：“《博雅》曰：‘朱明、耀灵、东君、日也。’《汉书·郊祀志》有东君。”朱熹《楚辞集注》云：“此日神也。《礼》曰：‘天子朝日于东门之外。’”戴震《屈原赋注》云：“《礼记·祭义篇》曰：‘祭日于坛。’又曰：‘祭日于东。’《祭法篇》曰：‘王宫，祭日也。’此歌备陈歌舞之事，盖举迎日典礼赋之。”近代王闿运始有异说，其《楚辞释》云：“东君，句芒之神。旧以为礼日，文中言云蔽日则非。”他根据诗中“灵之来兮蔽日”一句，以为神与日明明非一，故否定诗之所祀为日神，而以之为木神也即东方之神句芒。其实“灵之来兮蔽日”一句正如《湘夫人》中的“灵之来兮如云”一句，表现的神灵并非篇中所祀之神，而是一群其他的神，《湘夫人》中是九嶷山众神，本篇则是东君的随从之神，故可以“蔽日”、“如云”形容其多。泥定“灵”为神灵则必系所祀之神，显然是主观臆测，为今人之所不取，自属当然。况且，正如今人陈子展《楚辞直解》所说：“倘若以为东君定是东方之神，那么，为什么四方之神，或五方之帝，只祭其一呢？”祭祀日神之诗，自然充满对光明之源太阳的崇拜与歌颂。这种崇拜与歌颂，是古今中外永恒的主题，万物生长靠太阳，对太阳的崇拜和歌颂自然是最虔诚又是最热烈的。在《九歌》描写祭祀的场面中，这一篇写得最热闹。本篇一开头，就先刻意描写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那温煦明亮的光辉。就如昏暗的剧场突然拉开帷幕，展现出一个鲜丽明艳的大背景，把整个气氛渲染得十分浓烈。旭日欲出，自然先照亮日神东君所住的日出之处，也就自然引出日神。东君是伟大的，他所驾驭的太阳把光和热带给人类，是那样的慷慨无私，自然有那从容不迫的姿态。所以他总是不激不厉，安详地驾着太阳车缓缓而行，履行他一天的神圣职责。那么，当阳光普照大地，日神给人类带来的一切又有何等意义呢?作者并未转而叙述大地山川的反映，仍围绕主题描写了一个日神行天的壮丽场面。这里的龙和上文的马实际上是同一物。飞龙也好，天马也罢，都是上天的神灵，故屈赋中常互称。天马行空，自非凡马可比。这里的雷声，实际上是龙车滚滚驶过的声音。而天上片片绚丽云彩的伴随，就如龙车上插着万杆旌旗，又是何等的显赫。这种场面，只能从后世描写天子浩浩荡荡的出行中去体会了。至此，作者笔锋一转，让东君发出长长的叹息。他叹息什么呢？因为他将回到栖息之所，而不能长久陶醉在给人类带来光明带来一切的荣耀中，所以他只有眷念，只有彷徨。但那行天时轰响的龙车(声)和委蛇的云旗(色)确实给他以快意，就连观者也因之乐而忘返。提及观者，又自然地引出一个极其隆重热烈迎祭日神的场面。人们弹起琴瑟，敲起钟鼓，吹起篪竽，翩翩起舞。于是，东君的官属们也为人们这虔诚之心所感，遮天蔽日纷纷而下。东君的司职很明确，就是为人类带来光明。然而这里描写的东君与众不同，他并不是趁着暮色悄悄地回返，而是继续为人类的和平幸福而工作着。他要举起长箭去射那贪婪成性欲霸他方的天狼星，操起天弓以防灾祸降到人间，然后以北斗为壶觞，斟满美酒，洒向大地，为人类赐福，然后驾着龙车继续行进。这里的一个“高”字，再次把东君那从容不迫伟大而无敌的气度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戴震《屈原赋注》认为天狼星在秦之分野，故“举长矢兮射天狼”有“报秦之心”，反映出对秦国的敌忾，联系历史事实，此论自非无稽之谈。诗中没有缱绻的儿女之情，有的只是崇高的博爱；没有浓郁的芳香，有的只是炽热的情怀，这与人类对日神东君的崇敬和礼赞的主题是相一致的。结合祭祀仪式上的乐舞表演情况来看，可以判断第一、第二章是扮神之巫所唱，第三章是迎神之巫所唱，第四章又是扮神之巫所唱。而各章歌辞之间的联接承转，又极其自然，在轮唱中烘托出日神的尊贵、雍容、威严、英武，那高亢宏亮的声乐正恰如其分地演绎出光明之神的灿烂辉煌。 (王宏理)《九歌·云中君》赏析云中君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云中君》是祭祀云神的歌舞辞。王逸《楚辞章句》题解说：“云中君，云神丰隆也。一曰屏翳。”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战国祭祀竹简有“云君”，显然是“云中君”的简称，可证云中君就是云神。或以为月神、雷神、云梦泽之神、云中郡神、高禖女神等，俱不可从。《云中君》这篇诗是以主祭的巫同扮云神的巫(灵子)对唱的形式，来颂扬云神，表现对云神的思慕之情。凭什么肯定是对唱的形式呢？首先，诗中说:“灵皇皇兮既降”,“灵”指神。又说:“灵连蜷兮既留。”《楚辞考异》曰:“一本灵下有子字。”王逸注:“楚人名巫为灵子。”《广雅·释诂三》之说同。则此“灵子”或“灵”指云神或云神附身的巫。那么，诗中两处说到“灵”的部分，一处称说“君”的句子，都是祭巫所唱。而诗中“蹇将憺兮寿宫”以下四句和“览冀州兮有馀”二句非祭巫所应言，则又是云中君的唱词无疑。其次，《九歌》中另外四篇祭天神之诗，除《东皇太一》兼有迎神的作用，另当别论外，其余《东君》、《大司命》、《少司命》也都是对唱的形式。《九歌》的祭祀歌舞是在夜间借助于篝火或竹明、松明、灯光进行的，所以表现出一种神秘和恍惚迷离的气氛。《云中君》一篇按韵可分为两章，每一章都是对唱。开头四句先是祭巫唱，说她用香汤洗浴了身子，穿上花团锦簇的衣服来迎神。灵子翩翩起舞，神灵尚未离去，身上隐隐放出神光。这是表现祭祀的虔诚和祭祀场面的。“蹇将憺兮寿宫”以下四句为云中君(充作云中君的灵子)所唱，表现出神的尊贵、排场与威严。由于群巫迎神、礼神、颂神，神乃安乐畅意、精神焕发、神采飞扬。“与日月兮齐光”六字，准确地道出了云的特征；就天空中而言，能同日月并列的唯有星和云，但星是在晴朗而没有日光时方能看见，如同时也没有月亮，则更见其明亮。惟云，是借日光而生辉，云团映日，放出银光，早晚霞光，散而成绮，所以说“与日月兮齐光”。这两句，上句是说明“神”的身份，下一句更表明“云神”的身份。“龙驾兮帝服”，是说出行至人间受享。“聊翱游兮周章”则表示不负人们祈祷祭祀之意，愿为了解下情。古人以为雨是云下的，云师有下雨的职责。故《周礼·大宗伯》有雨师而无云师，《九歌》有云师而无雨师。屏翳或以为云师，或以为雨师，也是这个原因。“屏”是遮蔽的意思。“翳”,《离骚》王逸注:“蔽也。”《广雅·释诂二》:“障也。”则“屏翳”之名实表示了同“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一样的意思。周宣王祈雨之诗名曰《云汉》，贾谊悯旱之赋题曰《旱云》，俱可以看出古人对云和云神的看法。祭巫唱“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乃是说祭享结束之后云中君远离而去。“皇皇”是神附在巫身上的标志。神灵降临结束之后，则如狂飙一般上升而去。这里是表现云神的威严与不凡。“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则是云神升到高空后因眼底所见而言，表现了云高覆九州、广被四海的特征。末尾二句，是祭巫表示对神灵离去的惆怅与思念，表现出对云神的依赖情绪。祭云神是为了下雨，希望云行雨施，风调雨顺。所以云神一离去，人们便怅然若失。《旱云赋》写云开始之时积聚给沓，互相连接，“若飞扬之纵横”，“正帷布而雷动”，结果却“终风解而霰散兮，陵迟而堵溃。或深潜而闭藏兮，争离而并逝。廓荡荡其若涤兮，日照照而无秽”。风吹云散，希望完全落空。赋的末尾说:“思念白云，肠如结兮。……白云何怨，奈何人兮!”表现了同《云中君》极相近的情感。由此可以看出，《云中君》对神的思念，只是表现人对云、对雨的乞盼之情。此篇无论人的唱词、神的唱词，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云神的特征，表现出人对云神的乞盼、思念，与神对人礼敬的报答。一往深情，溢于言表。
白起是哪部作品中的人物？
白起是小说《飘渺烽烟》中的男主角，是战国中后期秦国的天才军事家，威震天下。白起在战场上是冷酷无情的杀神、战神，作战特点为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因此生平杀敌无数。
伊阙之战前邂逅了清新娇俏的美少女婷婷，并在取得伊阙之战的胜利后娶婷婷为妻。与婷婷相处时，白起是一位痴情、深情、温柔细心的男神好丈夫。
秦朝的书作品？
小说吗？寻秦记，是秦朝为背景挺出名的小说
配的上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称号？
“唐代三大诗人”历来认为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较为中肯。
李杜，一个“诗仙”，一个“诗圣”，自然名气极大，但白居易与之相比，并不逊色丝毫，甚至在某些方面犹有胜之。
那么，白居易在“诗歌”领域上，又有何建树令人称颂呢？
创作理念，继承了乐府诗的真谛白居易在诗歌史上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其掀起的“新乐府运动”。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乐府诗”。
“乐府”虽然在秦代就曾设立，但要说乐府诗还要从汉代说起。乐府本来就是模仿着先秦时期朝廷向民间采诗的传统而设立的部门，用以让统治者明了民间的意愿。
汉代乐府最初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不来自民间，是乐府官员自行创作的“媚上”之作。后来文人开始自发创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汉乐府”。
但不论实际效果，从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个现象，乐府是继承了“风诗”的传统，需要具有“美刺”精神。
乐府诗的发展大概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节点。
第一个是曹操，以“乐府”写时事，也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
什么意思呢？乐府诗因为需要配乐演唱，所以题目一般都比较固定，比如《燕歌行》、《蒿里行》、《步出东门行》等等，内容也往往不出那么几类。但是曹操用了这个乐府的诗名，却将时事写入了诗歌中，开创了乐府诗“讽刺”时事的传统。
第二个是杜甫，出现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现象。
这时候，杜甫写乐府诗，连一直沿用的诗名也舍掉了，自己拟一个题目，比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
第三个就是白居易，乐府诗自此大成。
白居易在杜甫的基础上创作，并且明确了乐府诗“美刺”的精髓。他没有在诗歌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去深入，而是提出了经典的创作理念：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个理念很好地契合了儒家思想“修齐治平”的理想，同时又将“风诗”传统、“乐府”精神发展到了极致。
他认为，诗人为什么要写作诗歌？不仅仅是要抒发自己胸中块垒，更是要有实际作用，即：
补察实事，泄导人情。所以，我们来看他的作品就能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征：
《卖炭翁》的前面的小序是：
苦宫室也。《井底引银瓶》前面的小序是：
止淫奔也。如果对中国诗歌比较了解的读者就很自然的会想到《诗经》的注解：
《关雎》的后面有的是“美后妃之德”，有的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将诗歌的含义标明出来，明确告诉读者，你别误会，我这首诗就是讲得这个事。
白居易自己也承认这件事，《新乐府》序中称自己的作品：
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由此可见，白居易就是将风诗的“开篇明义”以及乐府诗的“美刺精神”结合起来，在创作理念上，是要超出了“李杜”的。
换句话说，李白和杜甫的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诗歌是好诗，但是没有一定的积累你学不来。李白未成名之前，曾经“三拟文选”；杜甫诗歌更是号称“无一字无来处”，这些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创作的。
白居易告诉人们，要如何创作好的诗歌。并且他亲身实践了，即使没有好的文笔，即使没有高雅的趣味，也可以写作出感人至深的诗歌。
这就要说到白居易诗歌的传播效果了。
传播范围，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说起白居易诗歌的传播，有一句话经常被用到。那就是他去世之后，唐宣宗李忱所作《吊白居易》中的名句：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说明了两件很重要的事，反映了白居易诗歌的特性。
其一，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童子、胡儿都可理解。
传说，白居易每写一首诗，都要读给老妪听，确认这样的人都能读懂，然后才会定稿。
这个故事虽然比较夸张，但确实能反映出白居易对诗歌的追求，即通俗易懂。
为何如此？因为白居易的诗歌主要是为了社会底层的百姓而创作，只有他们感同身受了，才能在社会上掀起一篇呼声，作为他在朝堂之上谏言的声援，这也是他认为诗歌必须要有实际作用的一种体现。
其二，白居易的诗歌传播范围特别广，本土稚童，外地番邦都有耳闻。
这一点可以说毫不夸张。在国内的影响有目共睹，我们讲点国外的。
当时，中国诗歌传到日本之后，被日本文人争相传抄，大为赞叹。但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在日本影响最大的诗人，不是享有盛名的李杜，而是以通俗见长的白居易。
因为白居易在民间的口碑极好，老百姓也能看得懂他的文字，所以自发地抄录他的诗歌，放到寺庙当中供人取阅。
因为是免费的，所以“遣唐使”带回国大量的诗集作品中，白居易自己就占据了一半还多。
又因为通俗易懂，在诗歌水平还不高的日本人眼中，自然就感觉非常亲切。
所以就造成了，李杜等人在日本等受中华影响的国家中鲜有人知，但白居易却是声名远播。
不要小看这两点，这也和白居易诗歌的“功利”性有关。只有被传播、被阅读的作品，才能在社会上激起极大反响。
诸如李杜等人的诗歌，所影响的往往是文人圈层，但白居易的诗歌，影响的却是千千万万的底层百姓。
传播范围和受众的变化，让白居易在民间的声望是要超过李杜的，所以作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就是当时采用票选都不见得会输给谁。
叙事诗的承继，开启了梅村诗史如果要说对后世的影响，白居易的贡献正好弥补了李杜等人的不足，他所擅长的领域，除了明末清初时期的吴伟业之外，并无太过惊艳的人物出现。
说起白居易最为著名的两首诗歌，大概要算《长恨歌》和《琵琶行》了。这两首都是叙事诗，在当时并不受重视。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优秀诗歌，绝大多数都是“抒情诗”，抒发“家国”情怀的作品，叙事诗歌极少，非大家不能传神。
先秦两汉时期，文人创作唯一值得称道的作品大概就是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所作的五言《悲愤诗》了：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在此之后，就是杜甫创作的“三吏三别”一类的作品，佳作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似乎当时的文人普遍不太看得起这种类似“小说”讲故事一样的体裁，直到白居易的出现。
白居易用长篇叙事诗的蕴含乐府“美刺”精神，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非常难，从他的作品里就可以看出。
比如《长恨歌》就是一篇“跑题”的作品。
前面部分：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可怜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很明显地讽刺意味，但是后半部分却转而歌颂杨李之间缠绵、感人的爱情故事了。
以白居易对叙事诗的驾驭能力，尚且出现了这样的无奈，当可知这类作品的创作实属不易。
后世当中，直到吴伟业的出现，才再次令这种作品焕发光彩，其《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作品可谓深得白居易精髓，以致有人评价：
香山长庆有遗篇。香山就是白居易的号，长庆指的是白居易的诗歌作品，被称为“长庆体”，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而吴伟业这样的作品被称作“梅村体”，都是同样的缘由。
不仅是叙事风格的继承，吴伟业还是获得了“诗史”称号的文人，用叙事诗歌讲述新朝遗民的内心感受，对混淆视听的宣传做拨乱反正，对社会人心起到了很好的疏导作用，这与白居易“泄导民情”的主张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白居易“叙事诗歌”影响之深远，不在李杜作品之下，远超其余。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当中，对自己的诗歌作品曾经有过一个很好的
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可见，无论是其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也好，还是短篇乐府作品《卖炭翁》、《红线毯》等等作品，都是走了和李杜以及绝大多数诗人完全不同的路数。他是真的在为底层人民而创作，也是真的希望能借助社会底层的呼声而对社会进行改变。
所以，即使他的诗歌没有文人的雅趣，没有常常流露的家国情怀，但却依旧有着感人至深的力量。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我是待晓儿，专注于文化的科普与解读，欢迎关注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