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黄金是黄铜吗，殷商青铜器什么时候出现的？
青铜器最早是否出现在商朝
夏朝。
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
中国最早的青铜工具或武器出现在什么时期？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对青铜发展史知之甚少。感谢“尔静桥”和“弓口重说”两篇精彩专业的回答，学习了。
我思考的是我国青铜冶炼开始于什么年代，有何文献记载或有出土实物。结果有些失望，只知商周青铜文化的繁荣与精美，关于来龙去脉则不甚了了。
既然如此咱们就换个方向，到古玉中寻觅青铜工具的痕迹。熟悉古玉的人都知道，中国玉文化有着八千多年的发展史，并从未中断过。那么青铜铊工最早出现在什么玉文化上，是否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去印证中国的青铜发展的轨迹。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史前红山文化距今五千多年前，在红山中晚期的玉器上出现铊工痕，尤其是孔洞出现了横纹。一派认为是仿品，而另一派则依据“质.型.工.浸”及老熟度认为是真品。一时各有各的说法争得不亦乐乎。个人更认可后一种说法。从痕迹学的角度讲，痕迹是客观实在，不骗人不说谎。我们红山的先人为什么不能发现.冶炼.制造青铜工具(不能令人理解的是相当一部份学者专家认为青铜是外来文化)。试想炎帝与黄帝大战蚩尤时挥舞的是石刀石斧。大禹治水时开山挖河也是石铲石锄。个人认为石质工具和武器满足不了这样大规模工程和战争。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就没有出土的佐证昵？我只能说也许是青铜炼制不易又可再次冶炼，同时尚无青铜赔葬的习俗。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农村生活过，亲眼目睹农民捡抬地中发现的一根铁丝，一颗铁钉极为珍视，可见金属的宝贵，更何况在上古洪荒时代。如图一.这是一件合磨碧玉(别因为少浸又称为仿品，细观它的老熟和工型神韵。)玉猪龙，眼部工痕清淅可见。图二.红山晚期的玉璇玑是一件石铊与青铜铊完美合作典范。整个器型精美细致，一丝不苟。尤其是古文字(是甲骨文还是更早的文字，本人才疏学浅概莫能识。)只能用美来形容。古汉字之美正是历代书法家艺术灵感的源泉。古字正是精准铊工的体现，标志着古人用铊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其它几件都可见铊痕，甚至能看到古人初始用铊的生涩和不熟炼。红山文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神奇和想象的王国，有太多的迷题有待我们后人去一一pj。我们固然要依据历史文献出土物证，但又不能什么都不做，一味的感叹苏美尔青铜文明和恰约尼出土的铜矿石钻孔珠。世界都承认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劳，怎么可能是别人带着我们进入的青铜时代。仔细研究红山文化或可打开中国青铜文明源头的大门。
怎么鉴别铜器？
鉴别铜器方法：
（一）锈色
铜器经过几千年流传，至今大致有三种方式：入土、坠水、传世。行家们说：“铜器坠水千年，则绿如瓜皮，而莹润如玉；未及千年，虽有青绿而不莹；未入土水之传世铜器，其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至其斑凸起。”一般说来，流传至今的大多是出土铜器，由于铜质差别及各地土质、水质的差异，入土铜器的锈色也不尽相同，常见有绿锈、红锈、蓝锈、紫绣等。拿到一件铜器，先要用眼看，若锈色与器体合一，坚实匀净，莹润自然，则为自然生成的锈色。若锈色浮在器物之上，绿而不莹，不润泽，就是伪锈了。这时再做进一步的鉴定，把手搓热触摸器物，用鼻嗅手，伪者有铜腥味。还可用热碱水洗刷，伪锈就会脱落，若刷洗不下，再用火烤就脱落了；或者用舌舔，若有盐卤味，也是伪锈。
（二）手感和声响
用手掂量，若过轻或过重就要引起注意了，当然，这全凭经验。另外还可用手敲击实物，听其声响，若声微细而轻脆则可；若声浑浊，发出“嗡”音，则需提高警惕了。
（三）花纹和款识
这是鉴别铜器的一个重点，夏代铜器花纹简单；商代花纹则华丽繁缛，且多遍体生花；西周大致与商同，但后期趋向素朴；春秋战国的花纹则清新活泼，富有生活气息，秦汉重实用，花纹少且不及前代精细。另外，还可以从不同时代纹饰图案内容的改变来推断、辨别。至于款识，则主要可从其字体加以辨别。商代字体规整，笔势遒劲大方，优美洒脱，后期多典雅秀丽的波磔体；周朝早期沿袭波磔体；春秋时书体有肥体和瘦体，还有形似蝌蚪的“笠斗文”，以及图案化的“鸟虫书”；战国金文字体大多不考究，但也有了字体竖笔下垂，末端尖锐的“悬篆”雏形；秦朝统一了文字，通用小篆。另外，还可根据铭文字数的多少、内容来判定。
（四）铜质与器式
铜质的鉴别较简便，翻看铜器的底部，若露出黄铜质地，则是伪品。底部若是伪制，用热碱水刷洗就能看到其本来面目。除要记清楚铜器的器式、名称外，还要了解什么年代铸什么铜器、什么样式的铜器是什么年代铸的。
先秦时代文献中的金？
春秋时期的逗金地，多半是指青铜。那时黄金还不太流行，主要是青铜。
从战国一直到东汉以前的金，通常就是在说真正的金子了。需要注意的是，那时候的金子多做成马蹄形或饼形，每一块就是逗一斤地，现在出图的金饼、马蹄金，重量一般就在250克左右，250克，正是汉代一斤的重量。
那时候的一两也不是现在的一两，一斤是十六两，一两其实是15.625克左右。
金饼的铸造，一块刚好要差不多是一斤，即一金，才行。
东汉以后社会上就不大用金子了，所以我们看东汉以后的记录，如果赏赐的是金子，一般都会很明确地告诉你逗赏金千两地，一定有单位。但逗十万钱地里的逗钱地，就是我们常说的铜钱了，这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广。所以我们再看逗米贵，一斛万钱地，逗首饰值七十万钱地。一钱，等于一文，就是一枚铜钱的意思。
明清时代，如果单说逗金地，就是银子。
这主要出现在文人笔记中，说什么东西值多少金，意思是值多少两银子。
如《清稗类钞》里，记录达官贵人舍得花钱，买鼻烟壶当时尚，逗屑叶为末，杂以花露，一器值数十金，贵人馈遗以为重礼。
地这里的数十金，是说数十两白银，而不是数十两黄金。更不可能是铜板了，几十个铜板买的，贵人们也不好意思馈赠当成重礼。 综上，说古代逗金地就是指铜，是有严重错误的。
春秋的金，大约是在说铜。
战国、秦、汉的金，通常就是说的金子。
汉以后的金，后面加计量单位逗两地的，一定是黄金，但说逗赏金三十万钱地这种，赏的就是孔方铜钱。
明清时期，不加单位的金，如逗值数十金地，这里的一金就是指一两白银。
从清末到民国，逗一金地就指一个银元了。
汉代铜镜是黄铜还是紫铜？
汉代、唐代铜镜使用高锡青铜，铜质银白，质地紧密，较重。宋代以后采用低锡青铜，含锡量明显减少，含铅量增多，锌的比例也加大，因此铜质、色泽均有变化。
从铸造方式上判断铜镜真伪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唐代以前的铜镜使用的是 陶范铸造法，具备陶范铸造特征。战国时期铜镜图案之间有 范缝，汉代铜镜表面有 范土龟裂痕迹。宋代以后采用 砂型铸造，现代造假多用失蜡法，没有陶范铸造特征。从这些特征人手，很容易区别宋代以后和现代仿造的汉代、唐代铜镜伪品。
从来没有手拿铁皮的盾牌进行冲锋？
在漫威宇宙中，美国队长拿着一个破盾牌那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拥有几千年兵器史的中国就没有一个美国队长那样的盾牌呢？甚至连铁皮盾牌都没有？
其实，我国应该是最早使用盾牌的国家了，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盾牌，之前在殷墟曾出土过青铜盾牌，可以显示中国在商朝就已经将青铜器应用于防御武器上了。
韩非在《韩非子·南面》中写道：“人主者明能知治，严必行之，故虽拂于民心，立其治，说在商君之内外，而铁殳，重盾而豫戒也。”
也表明春秋时期，人们比较喜欢用重盾，具体材料不清楚，但是商代已经可以将成本昂贵的青铜器打造成盾牌，春秋时期没有道理不把更廉价的铁器打造成盾牌。
但是现在出土的铁制盾牌却很少见，我认为不是没有，而是铁制品爱生锈不易保存，反倒是不如青铜器保存时间长。
当然，根据大多数史料记载，将铁器盾牌应用于大型战争的纪录还是很少，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两大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铁制品的发展，另一方面是铁盾在战场中的可用性。
首先来说，铁制品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发展历程，能否大规模应用于战争中
要说夏朝有铁盾，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事情，根据现在的考古资料情况来看，西方史学家连夏朝都不承认，更不会承认夏朝时期就有了铁器，正常来说，中国铁器的逐渐普及应该是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当然，这种普及并不是说跟现在的废铁一样，一斤铁三五毛钱这样的白菜价，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铁都是稀有金属，虽然比青铜造价低，但也不是产量巨大。
中国的铁器应该说在汉代时期才真正盛行，因为汉代开始用煤来做燃料，大大提高了冶铁的效率，两晋南北朝的时候，由于发明了灌钢法，即利用生铁碳高，熟铁碳低的特点，将融化的生铁液灌到熟铁上以改变碳分，使得生产出来硬度和性能都更好的钢。
北齐时以灌钢法锻造的刀相当锋利，铁器开始真正大规模应用于军事领域，南北朝时期基本淘汰了青铜器在军事中的用途，到唐朝时期，冷兵器也彻底迎来了全铁器时代。
根据美国学者郝若贝根据相关资料计算，宋代中国产铁的数量相当于18世纪欧洲各国产铁量的总和。
在这样的产量情况下，能否将铁制品大规模应用于盾牌制造中呢？
我认为如果硬要造全民铁盾也能造出来，但是不是那么容易，这一点可以比照南宋时期，金国金兀术的“铁浮屠”部队上得到验证，铁浮屠其实就是连在一起的重装骑兵，将铁甲套在战马和人的身上，就像古代版坦克一样冲向敌军，在铁浮屠的冲击下，金国步兵鲜有敌手。
但是组建一支五千人的铁浮屠就已经要把金国的国库掏空，可见即使宋代产铁量再大，也不能这么挥霍。
将铁器做成盾牌，或者说把铁皮包在盾牌上，都是需要大量的铁器储备，金人都是重装骑兵才有资格用铁浮屠，其他步兵一律没有，那宋代的时期怎么可能把铁用到步兵的盾牌上呢？
其次，铁盾在战场上的作用到底如何？
一个国家的兵器其实是与人种、文化、科技、历史等等因素息息相关的，而是不断发展的，最早的盾牌作用应该是用来防矛的，步兵对冲的产物。
但是从战国时期开始，骑兵作为一个独立兵种投入战争后，尤其是汉朝马镫的应用，更加强化了骑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后，为了对抗骑兵，农耕文明不得不发明远距离射击武器进行防守性攻击，从唐到宋，弓弩一类杀伤力强，攻击距离远的武器成为主战武器。
这个时候的战争已经充满距离感，传统步兵逐渐分化为持长兵器的长兵，持刀剑的短兵，以及持弓弩的远距离射击手。
真正能够拿盾牌的人，估计也就是短兵相接的时候才能用到盾，这个时期的盾，绝对不是双方步兵交接的时候，用盾来挡地方的矛一类的武器，而是为了防止弓箭和飞石。
换句话说，不管是冲锋也好，还是守城也好，都是步兵举着盾牌冲，冲到地方阵营真正开始短兵相接的时候，盾牌的作用就已经没了，可以直接扔掉了。
这样的话，用铁制的盾牌和木质的盾牌，两者的作用是差不多的，而且在冲锋的时候，更要求速度，铁皮盾牌因为沉重，反而会浪费士兵的力气。
可以说，在能够大规模应用铁器在制作盾牌的宋代，铁盾的实用性也不高。
而且盾牌在宋代以后的战争中作用越来越低，一方面，随着火器的大量应用，用盾牌来挡火枪，也只是远距离才行，真正到近距离，火铳的发出的惯性，能把人震飞。
就包括现在，拿防弹盾牌挡近距离的情况下，也架不住AK一类的突击步枪扫射，一般如果是步枪的话，再厉害的盾牌，也架不住有攻击性的武器。
另一方面是，宋代之后的战争多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文明的冲突，盾牌的作用微乎其微，基于上面说的，游牧民族常常以进攻当作防御，从来没有防守的习惯，自然对盾牌不上心了。
可以说，在骑兵称霸的冷热交替的兵器时代，步兵地位本身就低，传统持刀枪的步兵在军队中的地位下降更重。
尽管盾牌在近代以来的战争中，作用越来越小，但也并不代表可以完全忽视，在戚继光的新式训练方法中，以11人组成“鸳鸯阵”，其中有两个人拿盾牌，一个人拿长盾，一个人拿滕盾，长盾抵挡敌军的攻坚和长枪，藤牌也有刀剑，应用起来更灵活，两个人的主要作用就是掩护整个小队的进攻还是撤退。
清军入关之后，发现用藤制作的盾牌不仅轻便，还拥有一定的韧性和伸缩性，而被广为采用。
当然，冷热兵器交替时代已经是盾牌最后能够发挥的余热了，真正等到热兵器对抗时，盾牌则被彻底淘汰，再也没有用武之地。
还是那句话，兵器的发展是与人种、文化、科技、历史等等因素息息相关的，铁制盾牌虽然看着结实，但是并无用武之地，历史上没有也并不奇怪。
但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创造出的坦克，其实跟铁制盾牌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把一辆车用厚厚的铁皮包起来，不就是一个大的盾牌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也曾大量制造坦克，但是法国人更多的将坦克当作移动的堡垒，而没有当作进攻的武器，结果都被德国人缴获了，也可以看出，东西在那摆着，也得分谁用。就好比美国队长拿一个脸盆大小的盾牌就敢上天入地，也是人家本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