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食历史有多久？
中国菜有着4500年的历史，公元前2100年开始，夏、商、周对谷物的加工及宰割牲畜开创了中华饮食文化，后经历春秋、战国、秦朝时期形成了“鲁、苏、粤、川”四大菜系的雏形；汉唐时期， 引进了各民族的农业产品，人们开始了农业定居生活；公元907年起，宋、辽、金、元时期，忽必烈将涮羊肉推广于华夏大地，中华有考究的第一家烤鸭店在元大都有了历史的考证，烤肉类的烤全羊被发扬光大。
明清时期人工蓄养成为肉食的主要来源，开启了饮食文化的新篇章。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每天只吃两顿饭，为何后来改成了三顿？
答：虽然说起“吃饭”这事儿，现代人早已习惯了“每天吃三顿”。但放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一日三餐”却曾是大多数古人的奢求。
比如在两千多年前，那个公认“人给家足”的中国古代著名盛世“文景之治”里，西汉名臣晁错就在其名作《论贵粟疏》里发出疾呼“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保证老百姓“一天吃上两顿饭”，放在西汉“盛世”里，都是个十分不容易的治国目标。
而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更告诉我们：殷商时代的中国人，把一天分成了八个时段。其中有“大食”和“小食”，也就是在上午和下午各吃一顿。发展到战国时期，“上午这顿”常被称为“朝食”，也叫“饔食”，这是古人当时每天最重要，也吃得最好的一顿。比如春秋年间的齐晋“鞌之战”，齐顷公开打前就放话“余姑翦灭此而朝食”，虽然接着就被揍得稀里哗啦。但这“打完就好好吃一顿”的强烈愿望，也彰显“朝食”的丰盛与重要。
相比之下，“下午这顿”就相对简单了些，通常叫做“餔食”，又叫“飧食”，常是“朝食”吃剩下的，基本就是凑合一顿。现代人习惯了的“一日三餐”生活，对于两千年前的中国老百姓，那真是相当遥远。
当然，对于两千多年前的贵族阶层来说，“一日三餐”却是真不远。比如以《周礼》的记载“王齐日三举”，也就是周天子一天要吃三顿饭。以唐朝人贾公彦的观点，当时的周天子“一日食有三时，同食一举”。也就是周天子每天“后面两顿饭”，吃的都是“朝食”的剩饭，却实实在在“一日三餐”。《左传》《战国策》里的贵族们，每天也多了“日中之食”，权贵门下的“门客”们也是“日三食”。有钱有地位，就能“多吃一顿”。
至于帝王们，那自然吃的“次数”更多。汉朝年间起，中国历代皇帝就有了“四食”的传统，分为“旦食”“昼食”“夕食”“暮食”，早晨中午下午晚上各一顿。“吃几顿”这事儿，就是身份象征。
而从唐宋年间起，“一日三餐”的范围，也终于渐渐扩大。比如在唐朝时，那些留下脍炙人口诗篇的诗人们，也大多过起了“一日三餐”的生活。就连一生“苦吟”的贾岛，也能“林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时”。贾岛所说的“中餐”，在唐朝又被称为“昼食”，也是唐代士大夫阶层们每天“吃得最好”的一顿。
到了城市经济空前发达的宋朝，汴京等“一线城市”里，正店七十二家，脚店上万家，各种小吃琳琅满目，夜市里的夜宵也热热闹闹，还出现了被称为“宣索”的“外卖服务”，想吃了就“点外卖”。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宋朝人来说，“一日三餐”当然也就更流行。
但对于人口更多的农民们来说，这事儿就是两样了：生活在“仁宗盛世”年间的司马光，就哀叹当时的农民“所食者糠籺而不足”。以宋代学者陈淳的说法，宋朝农民何止是吃得差？顿数也少。哪怕在富裕的南方，“不能营三餐之饱”是常事儿，许多地方的农民一天吃一顿饭，还有人每天劳动到黄昏，居然都吃不上一顿。“一日三餐”对于他们，依然很远。
发展到明清时期，“一日三餐”的范围，终于开始扩大了。小说《三言二拍》里的明朝市民生活里，“一日三餐”已十分常见，还有“饱三餐饭常知足，得一帆风便可收”的咏叹。明代画家文征明每天的伙食，早晨吃现吃现做的点心，中午还能喝上酒，晚饭吃面饭。这样的“餐饮水平”，也被当时的明朝人称为“素俭”。而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算是城市的工匠佣人，每天都是三顿饭。
当然，要论吃什么，不同的阶层，“讲究”也不同。且不说帝王家的饮食，那些号称“清流”的士大夫们，有时一顿饭就“水陆已过百品”。传教士利玛窦笔下的明朝“清流”们，一天何止要吃三顿？深夜里更要有“加餐”。每次宴会都无比豪华，桌子上堆满各种美食，“简直会使人觉得在修建一座小型的城堡”。各位大明“清流”们围着“城堡”大快朵颐，往往要吃一个通宵。这类“加餐”的费用，基本“全部由公家支付”。
看过这震撼的“士大夫加餐”，就能知道这“饭桌如城堡”的大明，到底是咋亡的了。
当然，放在寻常百姓家，吃的自然不同。比如明代中期，浙江地区的自耕农家庭，每天早晚都是喝粥，中午这顿才能吃上米饭，下饭往往是水产品。每年也就是端阳节时，才能“喝酒赛乐”。这今天看上去寒酸的一日三餐，却已是古代生活的一大步。
而从明朝中后期起，东南百姓的一日三餐，也丰富了很多。以《沈氏农书》记载，江南地区的佃农们，都能“春冬一日荤，两日素，夏秋一日荤，三日素”。不但能吃上一日三餐，隔些天还能吃上些荤菜。而以《乱离见闻录》记载：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城镇，一斗米才要20钱，一斤肉才六七文钱，生活“百般平易”。这样的“一日三餐”，自然也更好些。
如此进步，其实也有赖于明清年间，中国农业生产的大踏步前进。明清年间的农业亩产量，比宋代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八左右，而且“二年三熟轮作制”日益普及，小麦水稻推广南北，中国的耕地面积也达到了八百万顷以上。特别是在“百般平易”的广东地区，仅在明朝年间就兴建了一千六百多处水利工程，翻车水车等农具大量应有，亩产三四石都成为常事。强大生产力，正如当时利玛窦的感慨：“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远比欧洲富裕得多”。
也正是随着从明至清，一场场“农业革命”，当时中国人的粮食占有量也大幅度增加：以学者郭松义的推算，从明朝中期至清朝乾隆年间，抛开战乱年代，“和平年月”里的每个中国粮农，可以向社会提供400市斤以上的粮食。这个数据有多了不起？比比清末就知道：清末一个粮农，平均每年提供的粮食数量，不过50市斤。
那老百姓“多吃一顿”的景象，就是农业经济发展的缩影。
不过即使如此，哪怕明清年间，在中国大多数地方，“一日三餐”对于农民来说，依然是个难事：明代时的北方农村，依然对每日两餐“习以为风”。清代哪怕是毗邻京城的直隶地区，农村里“中人日仅两食”，也就是中等家庭的农户，每天也是两顿饭。而且“良夕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想吃好点，都是如此难。甚至一直到了民国年间，以《冯玉祥日记》记载，河南农户依然还是每天两顿，“一顿稀饭，一顿干饭，均是小米。”
这“吃几顿”的问题，除了见证了历代农业的发展，更缩影了历代平民百姓的不易。“多吃一顿”甚至“吃好一点”，都是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看懂这句话，也就能深味一句古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参考资料：辛羽《一日三餐始于何时？》、倪方六《中国人“一日三餐”的由来》、张显清《明朝后期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徐浩《清代华北农民生活消费的考察》、胡新生《谈古代生活中的“一日三餐”》、 蒋祖缘《明代广东农业的飞跃发展》、长安街读书会《明清时期家庭的食物消费》、杜车别《明冤》、讲历史的王老师《古代人的日常生活》、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赵家三郎《微历史：宋朝人》、李开周《宋朝的日常生活》、商传《走进晚明》、李根蟠 《中国古代农业》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中国古代饮食文化？
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
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中国的饮食文化除了讲究菜肴的色彩搭配要明媚如画外，还要搭配用餐的氛围产生的一种情趣，它是中华民族的个性与传统，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凸现方式。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历史底蕴？
中华美食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长期的发展演变中，不同的地域也呈现出不同的美食特色，制作方式和餐具也各有千秋。中国的饮食文化自成一脉，散发着独特的韵味。
我国拥有丰富的饮食文化，得仰赖于得天独厚的资源环境，这让我国饮食文化的发展具有层次性和多样性。提到饮食文化，自然就会联想到烹饪技术。烹饪技术的萌芽是源自人类先祖会用火将食物做熟开始的。用火进行烹饪也标志着人类文明在进步，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身体的健康和食物营养的吸收。
用火进行烹饪对饮食文化的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先秦时期是烹饪技术步入萌芽，随着青铜器使用数量增加，各类烹饪工具也层出不穷，具备了先天的技术条件。中国饮食文化的基本雏形在这一时期形成，提出了色香味俱佳这一理论，餐桌礼仪也在“与时俱进”。菜品的质量和菜色有了很大进步，烹饪方式也从最基础的煮、烧发展到蒸、烤、渍等。宫廷设立了食官，利用饮食调理的方式，维护帝王的身体健康。不同的官职等级，能品尝的食物和能应用的烹饪方式都是不同的。
春秋战国社会大环境相对复杂，社会文明正处于碰撞时期。当时七国争霸，战争纷扰不断，使得百姓们为躲避战乱不停的奔走迁徙，从而为饮食文化的发展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铁器牛耕的出现，孕育出了人工培育的农作物。蔬菜瓜果的资源开发也得到了发展，鱼虾等海鲜也在百姓的日常饮食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南北方人民饮食习惯出现区别，烹饪方法和喜好主食都各不相同。儒家思想的出现也让饮食文化内涵日渐丰盈，推崇简单平常的食物，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饮食文化虽因环境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对于饮食文化的精神追求出发点都是一致的，都在为着饮食文化发展做贡献。
秦汉前期社会环境稳定，经历了大一统，社会经济和农业都得到了良好发展，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日趋增多。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全国上下统一的趋势让饮食文化交流也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芒。后期因为诸侯割据，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民族间交融，统治者对奢侈饮食的追求，烹饪技术发展因此又上了一个台阶。
秦汉时期引进的石榴、葡萄、黄瓜等丰富了我国饮食资源的多样性。其中广受大众欢迎的豆腐在此时成为了百姓餐桌上的新宠，豆类的出现也迎来了植物油的发展。当时的植物油不仅有食用价值，还是军需用品。饮食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地方特色美食的发展，因军事政治中心的不断前移，各个地区的菜系的差异更加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四大菜系正悄然发芽。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对外交流也处于强盛时期，外来的饮食文化和本土饮食文化的交流碰撞产生了新的饮食文化火花，让旁观者都能清晰感知碰撞间产生的奇妙变化。均田制等制度的推行，国库日渐丰裕，一切都是饮食文化发展提供契机。
宋朝商业经济繁荣，夜市的兴起让饮食文化的发扬和传承得到了强有力的发展空间。虽然有战乱发生，经济发展的脚步却从未停止，这都刺激着饮食文化市场的竞争，一些独具地方特色的餐馆应运而生。
成吉思汗统一政权建立元朝后，北方少数民族迅速崛起，大力的开发荒田兴修水利工程，农产品的产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商业外贸水平超过前朝发展速度。因此饮食文化绽放出不一样的魅力，将多元化的特点体现的淋漓尽致。
食材原料也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添了不少新花样，丝绸之路进一步的发展，从海外也引进了菠菜、胡萝卜、丝瓜等。由于捕捞业的兴盛，各类海鲜，虾、鱼等被端上餐桌，充分提高了海洋资源的利用程度。
明清时期饮食文化发展加入了满蒙等少数民族的特点，饮食结构有了较大的改变。饮食礼仪和食材制作独树一帜，最为人熟知的要数满汉全席这个称谓，这个名称象征着满汉不分家，是地方特色和宫廷特色相结合的产物，是最高美食境界的象征。民间宴席发展到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成熟了，最能展现封建社会饮食文化特点。
中国饮食风味流派的形成与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饮食文化地域差异的形成原因
1、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等地域因素的影响
饮食习惯对自然环境有着很强的选择性和适应性， 各地食物资源 的产出决定了当地饮食的主流。 人们择食多是 “靠山吃山， 靠海食海”， 就地取材。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人们嗜食鱼虾，且尚生猛；而西北 地区与海无缘，当地居民基本不吃海产鱼虾；中北地区，人们离不开 牛羊奶酪；长江中下游地区则是“饭稻羹鱼” 、时鲜蔬果、精细点心、 风味小炒。一般地域相邻地区的饮食文化差异相对较小。当然这要以 自然地理不出现巨大反差以至造成物修差异过大为限。例如，西藏高 原毗；连四川盆地，但地理物修的不同是十分显明的，以至饮食文化 形成巨大的反差。
2、政治经济与饮食科技因素的影响
经济条件局限。这是形成饮食文化地域差异性的最根本原因。在 远古时代，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运输和通讯手段都十分匮乏和落 后，人们的生产活动往往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内，食料的来源多为 就地取材。地区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文化的封闭性也造成生活习惯 的承袭性而久之成为习俗。 这种习俗在人一生下来就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他，并渗透到他的生活习惯、道德、思想、观念，乃至心理结构、 思维方式等中去。 城市的区位往往很大程度的影响着该地的饮食文化，例如北京， 自古为中国北主重镇和著名都城， 长期是全国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人文荟萃，各地著名风味和名厨高手云集京城，各民族的饮食风尚也 在这里相互影响和融合。
3、民族、信仰与饮食习俗因素
古代的人们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解释自然界的一些现象， 因而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 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境界和鬼神主宰着自然和人类，从而对它敬畏与崇拜，包括对大自然的崇拜、动物崇拜、植物崇拜等，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崇拜习性也影响到当地居民对食料 的选择和食用方法，加之，我国民族众多，宗教信仰也不尽相同，这 也很大程度的影响着我国的饮食文化。如回族不吃猪肉，而其他民族则以猪肉为主要肉食；蒙古、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典型的游牧民族，其 饮食具有鲜明的食肉饮奶的特点。
4、心理因素影响。
另外形成地域饮食文化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心理上障碍 ——对异域文化的排斥。 固定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使得人们在外出 或其它饮食风格的食品进入时不自觉地加以抵制。 中国漫长的农业社 会形成了中国人重历史、重家族、重传统的习惯，对祖先留下来的东 西世代传承，久之形成了一个地区的风俗。每个地区的居民对自己的 饮食习俗具有的特点、形式，不但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且极为敏感。 这种心理因素的存在， 使得各地区的饮食特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历 史传承性。 结束语 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文 化，具有鲜明地区域性，而引起区域其区域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 今，我们对饮食文化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晰，更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探讨。
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是什么时候？
汉代，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归功于汉代中西（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引进西域食材，还传入一些烹调方法。
唐宋，饮食文化的高峰“素蒸声音部、罔川图小样”，过分讲究。
明清，饮食文化是又一高峰，是唐宋食俗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混入满蒙的特点，饮食结构有了很大变化，面成为宋以后北方的主食，人工畜养的畜禽成为肉食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