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东晓
（宋仁宗）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何为刍狗？就是草和狗，或者草扎成的狗。用来干嘛呢？祭祀！祭拜祖宗和上天的祭品！
视百姓为祭品这就是圣人。难道不是吗？打开二十四史，看那些一个个彪炳史册的圣宗圣祖，哪一个不是威名远扬，但君不见古来征战几人回，君不见一将功成万骨枯。他们开疆扩土的马蹄下是累累白骨，他们英雄的传奇里是屡屡亡魂。而这些都是百姓！
所以夫子才提倡“仁政”！何为仁？克己复礼为仁。何为礼？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这很难吗？很难吗？很难吗？如果是让皇帝去做呢？皇帝啊，皇帝啊，他说的话是金科玉律，他放的屁都不同凡响！让他克制自己，让他按照礼的约束行事，很难吗？很难吗？很难吗？
其实也不难!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总计出了五百来个皇帝，如果加上一些“土”皇帝，大概有一千来个，真正做到“仁”的有几个呢？大概只有一个，就是宋仁宗。
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天下安乐，唯仁治而已。其治下清平时代，史称“仁宗盛治”。
大抵有权利的人都喜欢折腾。不然要权利有何用？所谓称心如意，或者有权就任性，也正是这个道理。
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是比较喜欢折腾的主儿。他以太祖太宗为标杆，要开疆扩土，要御驾亲征，结果差点儿没把自己折腾没了。但无论怎么说，一个“澶渊之盟”也算没有白折腾。但更为离谱的是，他要搞封禅。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心里估计都有一个封禅的梦想。宋真宗更是敢想敢干。公元1008年，他借口自己做了个梦，梦见了天神，于是乎在王钦若的配合下，他东去泰山封禅，西之汾阴祭祀，再加上修建的所谓道观行宫，前后耗资数千万贯！对此种折腾《宋史》痛斥曰：“一国君臣如病狂”。
所幸宋仁宗并没有继承父亲喜欢折腾的毛病，相反的是他绝对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虽然不是历史上有名的守成之君，但绝对是不喜欢折腾的典型代表。
西夏李元昊称帝后，放弃“依辽和宋”的战略，挑起战端。起初的三场大战，宋朝都是先败后胜。再到后来，尤其是范仲淹坐镇西北后，西夏国力更是难以支撑。此种情况下，如果换作汉武帝、唐太宗，或者宋太祖，再或者后来的康熙乾隆，肯定是要举全国之力乘胜追击的。但是，但是，我们的宋仁宗却收手了，而且是很友好的收手了。他告诉李元昊，你尊我为皇帝，我给你钱，并且我还和你做生意。李元昊简直是求之不得啊。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却也充满争议的“庆历和议”。
干嘛要打战啊？大家乐乐呵呵的过日子不好吗？多佛性的皇帝！
在西夏与宋交战时，辽也想趁机敲诈。宋仁宗先令大臣富弼去和辽谈判，然后呢，发现辽只是想多要点钱。呵呵，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当然就不是问题了。做生意吗？干嘛要打仗！于是就有了“重熙增币”。
其实无论是西夏还是辽，在当时都没有绝对实力挑战大宋。碰见宋仁宗这个不爱折腾的皇帝，抛开别的不谈，在宋仁宗“用钱”策略下，奠定了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清平时代。
他不但大事上不折腾，小事上更是不折腾，这可能更为难得。史载，他想扩建皇宫，但是皇城附近有些老百姓不愿意拆迁。哎，这对一个皇帝来说还不是一句话就解决的事儿。
但宋仁宗硬是忍了。
是啊，修什么宫殿啊，打扰老百姓，多不好，安安稳稳过日子，不挺好吗？
如此佛性不折腾的皇帝，真是史册少见。当官的不折腾或者少折腾，老百姓就有安稳日子过。宋仁宗“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这就是仁政与民心。
宋时官家就是指皇帝。相比于“帝”或“朕”这些颇具霸气但又蕴含孤独的词汇，“官家”这个词更显得亲近。就是如此亲近的一个词，也仅仅是昙花一现。但无论用那个词指代那把龙椅上的那个人，“清心寡欲”这类的词语都不会太沾边。
且不提烽火戏诸侯，也不论杨广下扬州，单说所谓的“普天之下，皆是王土；四海之内，皆是王臣”，一个个挤破脑袋想要坐那把龙椅，甚至不惜杀父屠兄，为的是什么？还不是“我是皇帝，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般的绝对权力。现在让坐龙椅的那个人“清心寡欲”，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甚至对牛弹琴？！
但宋仁宗偏偏就是个清心寡欲的人。他生活的很佛系啊。
夏日一天夜里，他忽然感觉很饿，很想吃一碗羊肉汤。大抵跟现在我们忽然想去撸串一般。这很简单啊，他是皇帝，他只需一句话，别说羊汤，就是天上的玉兔汤，也得弄来啊。怎么能把皇帝饿着呢？但他忍了！为什么呢？他怕，他怕他偶尔一时的举动就成了宫中的惯例，以至于劳民伤财。
在他去世前不久，宰相韩琦等人见他所用的床帐、被褥等色泽已经褪去变得很是灰暗，应是许久都没有更换了，于是就让他换新的。可这也被宋仁宗拒绝了。他的理由也很简单。
“我在宫中所用的一切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怎么能随便浪费？”
这个理由，就算放到今天，都足可以作为官者的座右铭。
是他没钱吗？是他没资本铺张浪费吗？呵呵！那可是大宋最繁荣的时代，其经济总量是当时世界GDP的70%，甚至还多。
在后宫，宋仁宗虽然也因废后等被人非议，但也没有哪一个史家说他是好色之徒。他在位42年，先后封了三个皇后和九个妃子，相对于所谓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在这方面，他后世的仰慕者乾隆皇帝就厉害很多了，在册的就四十多位。
也有大臣送宋仁宗美女，而他只是看了看，然后就把美女送回去了。很简单，他害怕自己控制不住，坠入美色，那干脆就不碰就得了。
他这个皇帝当的着实有些憋屈。他的大臣哪一个不是倚红偎翠的，哪一个不是“夜来枕上争闲事，推倒屏山褰绣被”，唯独他这个官家，在那个“东风夜放花千树，一夜鱼龙舞”的东京汴梁，过着清心寡欲的佛系生活。
爱民如子，这个词，在戏曲里听得多了，往往也就信了。可当我们真的打开史册，会忽然发现原来是自己想简单了。有几个当官的有权有势的会把老百姓当着自己的孩子爱护？更别说是一个皇帝了！但凡帝王有那么一两件与此沾边的事儿，也都会被史家无限放大反复歌颂。
但对于宋仁宗来说，这事儿还真是家常便饭。
史载，他有一次吃饭，忽然吃到了沙子，而且还把牙艮到了。这可是大事，皇帝乃万金之体，怎么能有一丁点儿损伤？！一旦龙颜大怒，怕御膳房中就会掀起血雨腥风。
宋仁宗悄悄的把沙子吐了，还告诉身边的宫女不可声张，因为他很清楚这事儿一旦泄漏，就算他不追究，估计也会有人为此人头落地！
有一次，宋仁宗在皇宫游玩，忽然口渴了。他偷眼看了看，原来宫女太监都忘记带水壶了。怎么办？他竟然忍着了，一直到游玩结束回到宫中才大口喝水。皇后问他为什么忍着？他说他怕有人因此受到责罚。
苏澈，就是苏轼的弟弟，年轻气盛，他在路上听说皇帝喜欢美色，然后这个耿直男就把这一切都写进了试卷上。这事儿如果碰到乾隆爷，估计就没有三苏啥事了，至少也没有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佳句。要知道，在古代，责骂皇帝，而且还是道听途说子虚乌有的事儿，这不是自己活腻了吗？
我们的仁宗皇帝是怎么处理的呢？他微微一笑，没事一般，还很高兴，夸赞苏澈的勇气。真不知道苏澈的勇气是谁给的。
仁宗皇帝特别慎重刑狱大案的死刑判决。他会亲自过问案情，亲自审定犯人是不是该杀或者必须杀，而且对于判错的官员，更是终身不再录用。他还有特别规定，就是主管刑狱的官员不得“不得赴妓乐”。这道简单的一个类似“禁止嫖娼”的圣旨，放在文化开放的大宋就显得很是凸出了，且还只是针对主管刑狱的官员。
唉，如果柳永要是做了宋慈的位置，估计就再也没有“杨柳岸晓风残月”了！
能不能接受大臣的进谏也是我们后世判断一个帝王是否为好皇帝的一个标准。李世民就是典型，他与魏征的君臣之道乃是典范。而在这方面，宋仁宗不比李世民差，甚至青出蓝而胜于蓝。
包拯包青天，他的青天之名谁成就的？宋仁宗啊！包拯曾任御史之职，他在朝廷上动不动就和宋仁宗嚷嚷，而且吐沫星子都喷到了宋仁宗的脸上。仁宗皇帝还是一边用袖子擦脸，一边洗耳恭听。在野史《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中，包拯更是连宋仁宗都治罪了。
他不但敢于直面大臣的斥责，而且更是敢于纳谏。
范仲淹上书指出朝廷“冗官”、“冗兵”、“冗费”严重，甚至已经危及到天下安稳。仁宗皇帝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有了“庆历新政”。新政虽然很快失败，但范仲淹也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遗产，以至于后世的士大夫无不以此为标杆，梦想死后谥文正。
他不但在大事上善于纳谏，在自己的私生活上也是如此。谏官一般不会指责皇帝的私生活，但宋仁宗的谏官却盯他盯的紧。有谏官说，他身边的太监宫女太多了，要削减。结果呢？宋仁宗就乖乖的去做了，而且首先消减了阻拦他的亲信太监。
不让自己纳谏的人怎么可以留在身边？这不是害自己吗？宋仁宗的逻辑就是如此简单，但却令人动容。
谏官得知有大臣送给仁宗美女，就立刻上谏。仁宗尽管有所不舍，但还是立刻把那些美女都送出宫去。或许谏官也觉得自己太刻薄了，想让仁宗皇帝把美女多留一些日子，但是仁宗毅然拒绝了，他害怕日久生情而真的成了贪恋美色之徒。
翻开史册，似乎除了在废后一事上，宋仁宗任性了一把，其余事情他几乎都是老老实实的听从大臣的建议，所谓纳谏如流，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公元1009年，柳永在科考失利后，在一首题为《鹤冲天》的词中，大发牢骚，最后不但自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还怨气十足的写道“忍把浮名，缓了浅斟低唱”。据说柳永的怨气传到了宋仁宗的耳朵里。仁宗皇帝一听，心道，既然你喜欢浅斟低唱，还考啥子功名？于是仁宗皇帝御笔一挥，赐给柳永“且去填词”四个大字。柳永也是倔脾气，遂自嘲“奉旨填词”。
但这一切都是后人的手段。柳永第一次科举失利时，宋仁宗还只是个一岁的孩子。其实就算是宋仁宗当政，依他那个佛系的性格也不至于与一个读书人闹别扭。苏澈那么骂，他都能一笑而过，柳永的几句抱怨，更是不值一提了。
事实上，宋仁宗对文人真是不错，其宽宏大量的性格也在这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柳永对宋仁宗更是感恩戴德。公元1034年，柳永在不知道经过多少次落第后，终于考中。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宋仁宗的雅量——在那一年仁宗皇帝特意开恩科，而对象就是屡试不第的老书生。这大概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柳永也不负圣恩，在任余杭县令等职时，亲政爱民，史称“明宦”。
历代改革者有好下场者不多，但大宋朝两位大改革家却都善终，这与宋仁宗的宽宏大量也不无关系。范仲淹的“庆历新政”遭遇到猛烈反扑而不得不全面废止，照历史惯例，这个时候皇帝是需要把改革者推出去背锅的，但仁宗皇帝没有，他只是把范仲淹等人贬黜，连格外的惩罚都没有。王安石于仁宗时期初登政坛，也是年轻气盛，一上来就搞近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仁宗皇帝对这些大逆不道之言，也丝毫不在意。这也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导火索。但无论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都位列名臣，为万世景仰，不知道比商鞅、晃错、张居正等人好多少倍。
乾隆皇帝自视甚高，但对宋仁宗却很是崇拜。但他也仅仅是说说而已，在雅量上，清高宗乾隆连给宋仁宗赵祯提鞋都不配。仁宗时期，成都有位书生，大概是喝醉了，竟然写出了“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样大逆不道的反诗。当这个书生被地方官员押送京城，押到仁宗皇帝身前时，仁宗皇帝不但放了他，而且还给他了个小官做。人家喝醉酒发发牢骚，理他作甚？！但这事儿如果换做是乾隆爷，这位老书生的祖宗十八代都得挖出来鞭尸。
（司马光）
宋仁宗赵祯在位四十二年，期间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王安石、包拯、狄青等能臣位列朝班，熠熠生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澈、苏洵、曾巩等文学大师荟萃，又有柳永、晏殊、晏几道等闪耀词坛，这共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时代。
普通老百姓呢？仁宗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瓦舍勾栏遍布，市民经济兴起。所谓瓦舍勾栏也就是现场的商场，还出现了纸币，当时的东京开封人口更是超过了一百五十万。《东京梦华录》有云：“街南桑家的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里瓦子中的夜叉棚和象棚可容数千人，是勾栏游棚中最大的。”
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畅游在仁宗时期的东京街头，商铺林立，酒旗飘飘，既有大汉高唱“碧云天，黄叶地。将军白发征夫泪”，也有美女低吟“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更有落第书生高呼“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如此盛世，怎不向往？
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去世，“京师（开封）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国内恸哭，国外依然。当赵祯去世的消息传到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为了追思，耶律洪基给赵祯修建了一座衣冠冢，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夫子提倡仁政千年，但真正的仁政却寥寥无几。夫子又说“仁者无敌”，但很多人更相信手中的马刀。殊不知，不是“仁”无用，是没有做到“仁”而已。
愿天下清平，是为记。
（清明上河图）
【作者简介】张东晓，男，生于1983年，河南省平舆县人，现定居于北京，文章散见于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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