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是谁创办的，金庸为何离开大陆？
要想知道金庸为什么要离开大陆，就要知道他的父亲查枢卿是怎么死的。查枢卿是民国的富人，1951年4月26日被军人枪决。
张之洞的子孙后来都怎么样了呢？
张之洞是我们近代历史的时候，经常会在书上所看到的一个人的名字，是响当当的近代史人物，有一个很好听的外号叫做张香帅。年少成名，仕途畅通
张之洞年少成名，出生于1837年，却在1852年就成为了顺天乡试的第一名，15岁做到了，别人可能一辈子都没做到得的成绩，起码与他同时期的洪秀全正是因为连秀才都没中，才气不过创立了拜上帝教。
1863年，26岁的张之洞成功考中进士第3名探花，这是当时曾国藩李鸿章都没有能够获得的显赫荣誉，据说是因为慈禧太后很喜欢张的文章，因此他被破例提拔，先授翰林院编修，后来出任内阁学士，山西巡抚官职，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最终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洋务名臣，誉谤满身年少成名，一路平坦的张之洞，早年也是清流派的一位健将，而且还是后来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李鸿章等人一道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最受人所知的是在湖北创立的汉阳铁厂，还有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等，尤其是汉阳铁厂，名声显赫。
他死后被追谥文襄，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道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但是后人对于张之洞的评价则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此人其实是由慈禧扶植起来，对抗由曾国藩所领衔的淮军湘军系统和李鸿章所领衔的淮军系统的重要清流力量。
他是洋务名臣，但却又和康有为联系着的改良派，有着明显不同的主张，在洋务运动中他是开明派，但在戊戌变法中又成为了保守派。
去世的时候，天津大公报的评论说他：
观其一生，张相国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求荣之人也。但是他主政湖广多年却受到当时百姓的爱戴，在当地口碑非常好，到处都是自强，包括汉阳铁厂和江滩的大场面，而我们也都知道，正是因为他在湖北办的这些东西，成为了日后清王朝这个大树被颠覆的导火索。
死者已矣，无论是时代还是后人对他的评论是如何的，但张之洞并不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人，他为官清廉，家族只有若干薄田，死后不增一亩。
虎父犬子，儿子成汉奸至于张之洞的后人，由于张之洞活了72岁，也算是当时的高寿，所以观其一生，后代是非常茂盛的，他生了13个儿子。
但可惜的是张之洞这么有名望的人，最后却没能像曾国藩一样，形成良好的家风，把儿孙都培养成人才。
张之洞13个儿子，其中两个儿子都成为了汉奸，分别是第5个儿子，张仁乐和第33个儿子，张仁蠡。
张仁乐曾经在日本留学，回国后便借着父亲威望，在国内开启他的仕途，但是做的却都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勾当，满清覆亡之后不知道就怎么投靠到了日本人，然后在918之后在伪满洲国担任过当时的实业部长，外交大臣。
抗战风胜利之后，被定性为战犯，后来远赴日本，1971年在日本死去。
张仁蠡则在华北事变之后投靠日本，转投汪精卫，曾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由于情节恶劣，后来被判死刑。
其他的儿子也就比较平淡无奇，比如说大儿子张全，因为出生比较早，所以考取了当时清朝的进士，也算是给他父亲脸上争了一把光。
仕途走的也平平淡淡，在父亲的提携下，他曾经当过清朝的驻美公使参赞，做过四品京堂，但是没什么实权。
其余的儿子多是庸碌之人。
虽然张家的儿子辈并不怎么出彩，甚至还有给祖上抹黑的汉奸走狗。
孙辈振兴家族但瑕不掩瑜，他们掩盖不了，后来张家的孙子辈的出彩。
张之洞的一个孙女名叫张厚粲，是中国心理学奠基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厚茘，则是北京自来水集团的一位工程师，张厚枚是计算机工程师。
还有一个曾孙名叫张法鹤，是一位著名的影视从业人员，资深媒体人，业界很有名望，算是给张家长脸不少。
1934年大公报谁主办？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报纸。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初由天主教徒柴天宠、主教樊国梁、法公使鲍渥等集资筹办，宗教色彩比较浓厚，曾受法国势力的干预。
在经济落后时代110年前东北发生的鼠疫？
近代启示录，近代中国人是这样抗疫的
【更多专业知识，欢迎关注号“军史解密”】
东北鼠疫是人类20世纪“空前绝后”的一次鼠疫，不仅夺走了至少6万人的生命，也严重影响了东三省的社会生活。为应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国最早一批接触西方现代医学的“斗士”力挽狂澜，以其果敢和担当攻坚克难，仅用6个月扑灭了这场罕见灾难，挽救了亿万生灵，缔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此次防疫过程中的移风易俗、科学救治不仅改变了国人的生活习惯，也为中国现代防疫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今天，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那关乎国家危亡且让世界为之一振的伟大防疫创举，面对大疫，以伍连德博士为首的中国现代医学和防疫先驱们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的精神，令人为之动容！
1910年10月，东北疫灾开始流行，其传染源是旱獭。旱獭主要活动于满洲里北部，因为其皮毛价值昂贵，加之当时世界皮毛市场对旱獭皮的需求很大，所以巨大的利润吸引了大批狩猎旱獭的猎人涌到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捕猎旱獭，“1910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1911年秋贩獭皮之猎人至其处者约万余人”。
旱獭是鼠疫病原菌的宿主，所以猎人们在猎取旱獭的过程中很容易感染上鼠疫杆菌。由于东北当地的居民和蒙古人有着丰富的狩猎旱獭的经验，所以在猎取旱獭时对于那些由于染病而行动迟缓的旱獭并不捕猎。但是由于从山东等地来的移民以前很少见过旱獭，甚至连鼠疫都从未听说过，由于缺乏常识，故而他们在捕获旱獭时，“不论其有病无病也，且或有掘地而取死獭者”。这些狩猎者一般将捕捉的旱獭带回肮脏的旅馆里剥皮，甚至煮了旱獭的肉以充饥，这无疑促使了鼠疫的暴发，而这些猎人和收购獭皮的商人最早成为瘟疫传播的中介。
这次鼠疫大流行的首例病人发病时间是1910年10月12日，地点在满洲里附近的小镇上。一个獭皮交易市场，离西伯利亚边境很近，有东清铁道经过，当时许多获得獭皮的猎人在此地与俄国人交易。“十月间，满洲里火车站有一猎獭皮者，立人从中，忽倒地如醉人，翻蹼移时，起立如醒，忽又倒地不起……寒热大作，脉息跳动急速，呼吸迟慢，如作鼾声，肤焦热……其后又变为咳嗽，痰中带血，此为满洲鼠疫特异之点。”瘟疫在满洲里发现时，正值隆冬，温度可降至-30度。居住在满洲里的猎人商人，“多山东、河北人”，岁末都纷纷乘坐东清铁路回家。东清铁路过哈尔滨、奉天等城市而至北京，当时岁末的返乡者“有十万之多”，“居民分散”，而鼠疫通过乘坐东清铁路返乡的鼠疫病毒携带者，传播到铁路所经之处，于是鼠疫便染至四方，一发不可收拾，危害之严重震惊朝野。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很快席卷半个中国。
内忧外患，列强狼子野心
东北鼠疫爆发的时间正值是清王朝覆灭的前夜，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还近乎于零，民众的防疫知识更是贫乏，加之东北地区早就由于日俄的角斗衰败不堪——日俄把东北防疫活动作为扩张其势力范围的最佳时机，美国则把鼠疫看作是胁迫清政府在币制改革和湖广借款签字的天赐良机。疫情蔓延，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局势极为动荡……
日俄战争后，日、俄在东北的南北划分了势力范围，并分别在大连、长春、奉天、哈尔滨、满洲里等铁路设立了附属地，它们不仅驻有大量军队，而且攫取了不受地方管辖的警察权、司法权、课税权、卫生监督权，1910年的瘟疫爆发后，还引起了日、俄对检疫、防疫过程中的“主权之争”。“近满洲防疫一举，亦成为国际问题，日俄两国尤跃跃欲试，思乘此机，以归入其版图之内。故俄国藉口瘟疫之传染欧洲为辞，要求自由行动，以治其事……而同时日本亦极力谪斥前清政府之防疫不力，思欲强行干涉。”当时控制疫情的繁琐和列强的诘难使清政府焦头烂额，不胜其烦。
列强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抢夺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乎国家危亡！1910年12月初，清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如果答应俄日独立主持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主持东北防疫的绝对不能是外国人。
在社会与国家日暮途穷的同时，新的希望、新的生机也被悄悄地孕育着。"一夜头白"的施肇基在凄凉中想到了伍连德，并奏请朝廷任命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伍连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怀有拳拳爱国心，曾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中国现代医学先驱。
当时的人们还固守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观念，临危受命的伍连德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中国第一例人体解剖，发现了比以往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为此，清政府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从瘟疫爆发到第二年的2月份“东三省报告防疫经费，共计400余万，京津两处已用50~60万”。
不过，在肺鼠疫发生之初，尽管地方政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由于医疗设备的陈旧，科学知识的欠缺，面对肆虐的疫情，一些努力也收效甚微，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而当时民众的种种陈规陋习则是此次鼠疫迅速蔓延以至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由于疫情临近春节，依据国人传统习俗，大部分在外工作的劳工都要返乡过年。随着大批劳工尤其是染疫劳工沿铁路线返乡，疫情也随之向关内扩散，加之出于对瘟疫的恐惧，一些原本居住在疫源地的民众也纷纷搭乘火车前往河北、山东等地避疫。
为了防止来势汹汹的疫情扩散，清政府一度实行了交通管制措施，也呼吁染疫劳工不要急于回乡，甚至在铁路线沿途设立防疫医院、检疫所等。但是，由于传统习俗根深蒂固，大部分劳工不顾政府劝阻依然选择乘坐火车、船舶等交通工具回乡，致使疫情一度失控。负责此次防疫工作的伍连德医生事后回忆，鼠疫的传播路线几乎与劳工们回乡过年的路线完全一致。而当时的北京、天津等地虽然人口众多，但由于大部分从东北回乡的劳工并未在这些城市逗留而逃过此劫。
这次疫灾愈演愈烈，人人自危，“死亡枕藉……日毙数百人”，因疫而死难者众多，“仅事掩埋，决不足以消灭余毒”。由于对实施的隔离制度不理解，一些患者及亲属不仅没有按照防疫规定向地上报，反而躲避起来。出于对解剖尸体的恐惧，也受“死者为大”的传统习俗影响，人们往往选择土葬，而此次鼠疫时逢隆冬，郊外天寒地冻，土地冻得比金石还硬，无法掘地，一时间尸横遍野……而尸体仍具有一定的传染性，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本就来势汹汹的疫情更加严峻。
在当时，由于西医并没有广泛传播，大部分人笃信中医。传统中医认为“气”是外感疾病病原，经口鼻而传染。因此，在救治过程中，老中医们并没有隔离观念，还是采取以往的“望闻问切”诊法……其结果是患“中医群体的死亡率不仅远高于西医，甚至也高于其他群体”。
此外，一些人搞封建迷信活动是造成疫灾迅速蔓延的原因。自古以来，中国便有鬼神思想，人们往往烧香拜佛，以求神明保佑。然而，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利用恐慌，蛊惑民众，宣传入教即可避免瘟疫……如此类封建迷信活动不仅无益于疫情的缓解，反而使得一些科学防疫手段受到抵制，进一步扩大了感染人群的范围。
为了尽快扑灭鼠疫，政府和一批知识分子迅速行动起来，以前所未有的开明姿态首次大规模采用西方先进的防疫手段，移风易俗，破旧立新，也正是在这场较为成功的习俗改良运动中，国人一直比较缺乏的公共卫生意识得以初步形成。当然，这也是一场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面对深受传统习俗影响的民众，改良的艰辛可见一斑。
清政府在疫情比较严重时设卡严防，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并呼吁疫区民众尽量不要远行和去人群密集区，对于染疫患者一经发现立刻隔离。为此，清政府设立临时医院，“凡患鼠疫者均可送入该院调治，以免再有传染之虞”。同时，在疫区发放口罩以降低鼠疫菌经空气传播的可能性。不过由于东三省冬季寒冷，为了相互取暖，人们往往紧闭窗门密集地挤在火炕上，很容易造成空气不流通，造成相互感染。因此，社会各界号召民众改变传统生活习惯，《盛京时报》、《大公报》等一些报刊和杂志持续刊登有关科学防疫的文章，以使老百姓掌握真正的现代医学卫生知识。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入土为安”的风俗，但是东北鼠疫发展迅速，大量人员死亡，根本来不及安葬。另外，在程序繁琐的旧丧葬文化里，尸体常常要停留数日才能下葬。而鼠疫杆菌可以在这些尸体上存活很久，即使放在棺材里也简直像一个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若不及时处理，传染性极强。如果老鼠和其他动物接触这些尸体再传染给人，这样一切防疫措施也就化为乌有。因此，具有丰富现代医学知识的伍连德提出焚毁尸体的建议，并上书朝廷请求批准。此举在当时可谓前所未有，清政府虽然震惊，但权衡利弊，最终准许了焚尸之举。
为了说服百姓放弃土葬实行火葬，锡良通电下级官员，“古有明训，佛法慈悲，本崇火化。特习俗所在，孝子慈孙，不忍出此。今疫染日万，与其积尸酿疫，染及全家，祖宗不祀，未能全生者之孝，愈以伤死者之心，况流毒社会，无所底止。部电亦万不得已，良已径电各属遵照实行，并苦口演说，请再通饬知之云云。”电文将我国的佛教文化中的火化习惯，与我国祭祀先祖的风俗联系起来，其言辞真切，可谓苦口婆心。
移风易俗，仁术济苍生
由于西医防疫实践的明显效果使得民众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逐渐接受了焚尸的做法。“道宪自奉准火葬疫死以来，修筑极大火葬场一处，招工兴筑。兹闻该场工程已竣，所有疫死者，定二十一日起一律运至该场实行焚烧矣。”有些地方甚至建起了火葬场，这是此次防疫中最伟大的一次创举，也在近代中国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尽管在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中，中医身先士卒，但由于其理论体系和治疗手段的局限性，所起效果有限。因此，在社会各界的号召下，民众逐渐转变对西医的态度，由抵制到接受，最后积极配合，当时西方《鼠疫论》等防疫书籍是非常受欢迎的。
铁肩担道义，仁术济苍生，最终以伍连德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依靠现代医学力量扑灭了震惊世界的东北大鼠疫——1911年3月1日，鼠疫死亡人数为零。因此，伍连德也被誉为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创始人，并入围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
在这场不屈不挠的消灭鼠疫的战斗中，伍连德还发明了棉纱做成的简易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1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也没有不适感，这种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当时每个只需二分半，伍连德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并且很快被民众接受。这种口罩，被后人称为“伍氏口罩”。至今仍有医务人员在使用这种口罩。
而清政府也以此为契机筹备召开了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俄国、英国、日本、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墨西哥、意大利、荷兰等11国代表参加会议，历时25天，其间共举行大会24次，形成文本决议45项，确定了许多国际上通行的防疫准则，并为以后的国际防疫合作奠定了夯实的基础。同时，这届世界上首次国际性鼠疫会议也极大的推动了中国近代公共防疫合作事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现代医学在我国的传播、普及。
由于对瘟疫的极端恐惧，一些民众极易受某些非法之徒和谣言蛊惑。面对此种情况，清政府建立各级防疫机构，向公众普及科学防疫知识，而一些报纸杂志也不遗余力地号召大家摒弃旧的风俗习惯，更不可误入邪教。与此同时，各个民间组织也积极投入到这场移风易俗的舆论宣传中，最终科学理念战胜了偏见和愚昧，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
伟大创举，推动中国医学变革
1910-1911年的东北庚子鼠疫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为严重的一场瘟疫。此次鼠疫死亡人数之多，波及范围之广实为罕见，而国人最终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仅6个月就战胜了这场“空前绝后”灾难，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
一是引进了西方先进的防疫思想，为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政府大胆启用有西医教育背景的伍连德医生全面主持防疫工作，而当现代防疫手段受到传统风俗的抵制时，政府积极作为，对西医显示出了极大的包容性，不仅呼吁国人移风易俗，还颁布相关防疫法规强制民众改变陋习。这种自上而下的贯彻引发了国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为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些以伍连德为代表的爱国志士在中国不遗余力地推行现代医学，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近20 所。在他的倡导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并首创国境检疫机构，伍连德与颜福庆等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和中国最早的中华微生物学会。
二是逐渐引起了国人对公共卫生状况的关注，并推动了国人精神素质的近代化。
此次鼠疫的病源物是旱獭。正是由于人们疯狂猎取旱獭皮毛，甚至食用没有煮熟的患病旱獭，最终酿成了这场灾难。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一向缺乏对生态及自我的反思，此次鼠疫不仅引发了公众对如何维护自身生存和生态环境平衡的思考，还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卫生饮食习惯。
三是普及防疫知识，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
随着国外先进的防疫知识在民众间的普及，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也随之改变。而一些外国医生的参与防疫不仅促进了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客观上也加速了中医融入世界医学界的步伐，东西方文化在不断交流碰撞中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
瘟疫是普世性的灾难，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近十几年来，世界上就频繁发生过“非典”、流感、“埃博拉”、新型冠状肺炎等大规模疫情，并造成了一定程度与一定范围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然而面对瘟疫，以史为鉴，人类如果能对自己的行为习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约束，是可避免灾难的，至少可以降低瘟疫造成的损失。而要战胜瘟疫，国际间的交流合作，文化的碰撞融合，传统习俗的与时俱进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与此同时，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怎样建立科学合理的防疫和救治机制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如何评价瞿秋白的遗书多余的话？
1935年6月18日，《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新闻:
上午8时，瞿秋白在第36师特务连100多名士兵的刀枪环布下，漫步走向了两华里以外的罗汉岭刑场。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夹香烟，向沿途围观的百姓微笑告别，还用俄语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到达刑场后面北盘膝安坐，向着行刑者点头微笑道:“此地甚好，开枪吧!”
服刑期间，瞿秋白曾在狱中写下过《多余的话》，最早发表于1935年8月由国民党中统所主办的杂志《社会新闻》。然而，或许经过了国民党当局的改动，或许后人们长期都没能读懂，以至于因此而引起了许多的误解和争议。
接下来，文史不假带您一同回顾历史，回顾瞿秋白以及他的《多余的话》。在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剧中人物瞿恩的历史原型就是瞿秋白。
瞿秋白（1899年1月——1935年6月），又名瞿爽或者瞿霜，江苏省常州人，我党早期领导人，著名的理论家、宣传家和翻译家。因为“左”的错误，他曾给党造成过巨大损失，但对于革命事业却无限的忠诚和热爱，至死不渝。
清朝末期，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府的青果巷，祖上是宜兴的书香门第。不过，传承到了其父瞿世玮时，瞿家已经败落了，经济非常的拮据，一度使他失去了读书求学的机会。
在族人和亲友的帮助下，瞿秋白进入了一所小学任教。后来，又在堂兄瞿纯白的资助下，他顺利考入了武昌的外国语学校专攻英文，期间迅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
1917年，瞿秋白考入了北京大学。不过，因为囊中羞涩，他只得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应聘进入外交部下属的俄文馆工作，主要从事英文和俄文的翻译。
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终于作为一股政治力量而登上了历史舞台。受此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传入我国，逐渐成为了当时学界的主流，被越来越多的青年所接纳，其中就包括了瞿秋白。
很快，瞿秋白正式加入了由李大钊发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功翻译出了许多的国外著作，比如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等。之后，他还被派遣到了苏联学习，甚至亲自采访了革命导师列宁同志。
在莫斯科期间，瞿秋白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为建党不久的陈独秀同志担任俄文翻译。
由于太过于锋芒毕露，他在赢得一些人支持的同时，也受到了另外一些人的反对。在共产国际内部，鲍罗廷非常赏识瞿秋白，但米夫就很排斥他。
1923年初，瞿秋回到国内工作。凭借丰富的理论储备，凭借饱满的革命热情，他越来越得到了陈独秀的器重，开始在党内逐步崛起，不断被委以重任。
到了1927年初，瞿秋白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强力支持下，成功当选中央委员并直接进入了政治局。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纵容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得寸进尺，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宁汉合流前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会议，特意指定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和周恩来组成了新的常委会。会后，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赶往了莫斯科，算是离开了领导层。
为了鼓舞低迷的士气，瞿秋白开始不断鼓吹武装暴动，不断号召军事起义。而且，他多次强调要以大无畏的精神，不畏艰险，不惧牺牲。
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扭转了右倾路线，发动了南昌起义。以此为标志，我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正式创立了自己的军事力量。
南昌起义后，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再次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史称为“八七会议”。会上，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响亮口号，成为了我党今后革命的军事指导思想。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照搬苏联模式，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武装起义，可惜都相继失败了。他非但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坚称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也是必要的。
面对党内的不断质疑声，共产国际也对瞿秋白产生了质疑，转而支持由工人阶级出身的向忠发来取代他。在米夫的暗中支持下，王明开始不断发难，迫使其长期滞留莫斯科，选举向忠发成为了新的领导人，实际由李立三负责日常工作。
1930年7月，瞿秋白终于得以离开莫斯科回国，叫停了李立三近乎疯狂的革命路线。不过，在米夫的支持下，瞿秋白的路线又被评价为“调和主义”，由王明正式接替了他的职务。
从此以后，瞿秋白虽然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务，但被迫离开了权力的中枢，主要投身于文化宣传和理论研究。期间，他与鲁迅因为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很快成为了莫逆之交。
由于瞿秋白以“狄康”为笔名在上海发表了几篇文章，再一次遭到了王明的批判。为了进一步限制他，王明和博古还以保护人身安全为由，将瞿秋白调入了苏区工作，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长。
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被迫放弃了来之不易的中央苏区，开始了万里长征。因为当时肺病严重，瞿秋白无法跟随红军长征，只好留在江西瑞金打游击，不久就被捕了。
得知瞿秋白被捕，以鲁迅为首的文化界人士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开营救，时任国民政府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还当面向蒋介石求情。为了树立自己民主和开明的形象，国民政府同意有条件释放，而这个条件就是“进行自白”。
不过，瞿秋白却显得非常坦然，他义正辞严地表示:
我从青年时期就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今已无从改变！
多次劝降无果，瞿秋白终于在1935年6月18日被执行了枪决。英勇就义后，国民党刊物还发表了他在狱中所写的《多余的话》，被认为是类似于“叛徒的自白书”。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很多人还在质疑《多余的话》是否真的出自瞿秋白之手。但是，毛主席非常信任自己曾经的战友，应瞿秋白遗孀杨之华的请求，欣然为《瞿秋白文集》题词作序:
瞿秋白同志牺牲已经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都不了解他，甚至反对他。但是，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从来没有挫下来，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依然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也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不过，随着那场大运动的到来，瞿秋白还是遭到了不公正的评价，甚至被辱为“自首的叛徒”。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明确为他平反:
《多余的话》，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为了纪念瞿秋白同志，在他的就义的福建长汀县建成了“瞿秋白烈士纪念碑”，更成为了宣传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文史不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