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机构和国家对于高净值人士的定义不同，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对于高净值人士的定义为可投资资产超过1千万人民币的个人定义为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超过1亿人民币的个人定义为超高净值人群。
而瑞银集团和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2019年亿万富豪报告》中，对于中国的高净值客户的定义为“拥有可投资资金超过600万元人民币”；对于超高净值客户的定义为“拥有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拥有超过10亿美元资产的人士定义为“亿万富豪”。
在美国，根据统计，高净值人群的定义为超过100万美元流动资产的人群，拥有3000万美元资产的为超高净值人群。
考虑到银保监会2018年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将家族信托规模的起点规定为1000万元，所以我采用招商银行对于高净值人群的定义，即可投资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个人为高净值人群。
2018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达190万亿人民币，其中197万高净值人群共持有61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080万人民币。
从高净值人士所持财富占总量的比例来看，根据新世界财富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私人财富规模增长迅猛，2008年至2018年间，财富总量从10.25万亿美元增长至23.6万亿美元（约165万亿人民币），增幅达130%，其中约40%为高净值人群所持有（约66万亿人民币）。
从地域来看，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五省市的高净值人士人口比重占全国高净值人群的43%，五省市高净值人群拥有的可投资资产占全部比重的59%。
从增长速度来看，2018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达到197万，与2016年相比增加了约40万，年均复合增长率由2014-2016年的23%降至2016-2018的12%，其中超高净值人群规模约17万。从人群构成角度看，36%的高净值人群为创富一代企业家，企业高级管理层/专业人士同样占据36%的比例，二代继承人仅占总数的9%。
类似的人群构成也发生在美国，根据USTRUST的统计，第一代高净值人群占调查对象的58%，第二代占26%，第三代占13%，第四代仅占3%。中国高净值人群财富的高速增长，为中国的财富管理业务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对于中产阶级而言，他们的主要需求是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而高净值人群的财富目标更为丰富。总体来说，高净值人士对于财富的态度，从“创富”变成了“守富”。
根据招行调查数据，2018年，高净值人群人均可投资资产3080万，按5%的投资收益计算，每年可获得约150万的收益。很多高净值家庭一年的消费远远不到150万，收益尚用不完，更谈不上动用本金。出身高净值人群对于创造更多的财富已经不是最重视的。
保证财富安全是高净值人群最重视的目标，其次是财富的传承，事业继续发展仅排在第六位。概括地说，中国高净值人士的财富目标已经从“创富”进化到了“守富”。
“穷人最大的烦恼皆来自于没有钱，富人的烦恼则五花八门。”高净值人士实现财富自由后，并非没有烦恼，相反财富会催生出更多的风险与烦恼。
以下简单列举两个高净值人群经常面临的风险：
资产代持在高净值人群中非常常见，最典型的是股权代持和房产代持。代持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房产代持的原因主要是各大城市的限购，由于一些大城市的限购政策，导致高净值人士无法进行不动产投资，于是一些高净值人士通过代持的方式，将不动产挂在有资格购房者的名下。
对于企业家而言，代持出现最多的场景是股权代持。不少企业家在创业时或者投资时，有匿名投资的需求，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工商系统里，所以让他人代持公司股权。由于股权代持的使用非常广泛，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公司法解释三》）中认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有名义投资人和实际投资人，名义投资人和实际投资人之间的代持合同有效，代持关系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
但是，代持的风险并没有被法律完全保护。《公司法解释三》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的，适用《物权法》第106条“善意第三人”原则，换句话说法律只保护代持关系下的债权，不保护代持关系的物权。
如果名义所有人擅自将股权出卖给善意的第三人，则该股权将属于第三人，实际所有人只能就股权的价值向名义所有人请求赔偿，对于损失的股权则无法追回。对于企业家而言，丢失股权不仅仅是一项财产，更是公司的控制权。
家企不分的问题常见于富一代企业家，具体表现在企业账务混乱，企业家经常性的从公司中支取资金，或者使用企业购买汽车、房产用于家庭生活。
企业和家庭财务的混同，可能会出现民事和刑事两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1）民事问题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资本有三个原则，即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资本不变原则。简单来说，公司不得任意抽出公司的注册资本，如果公司要降低公司资本，必须履行减资程序。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的民事后果在于，如果公司负债无法偿还债务，则债权人有权打破公司人格独立制度，要求有抽逃出资历史的股东对于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刑事问题据统计，企业家的刑事犯罪中，企业家在财务管理环节的犯罪占比17.79%8，企业家犯罪中的一项重要问题就是——抽逃出资。虽然这个罪名被很多公司法学者认为不合理，但是它一直是在现实中存在的一项重要法律。
遇到最多的家企不分的案例是：企业家为了企业融资，与金融机构签署连带保证协议，在企业不能偿还债务的时候，企业家承担了连带清偿责任。这样就导致，企业家作为股东原本为企业承担的有限责任，扩大成了无限的责任。
法院在执行企业家财产的时候，会将企业家名下所有的财产纳入被执行人财产，这当中当然就包括了企业家家庭的财产。当企业家无法偿还债务时，还有可能被列为失信人，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富不过三代”是一个广为流传的俗语，爱尔兰有这样的描述：第一代人穿着工作用的木底鞋在土豆地里耕耘，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教育，通过辛苦的劳动，一边积累财富一边勤俭地生活。
第二代人上了大学，穿着时髦的衣服，在城市里有自己的公寓楼，乡村里也有房产，逐渐步入上流社会。第三代人过着奢侈的生活，几乎不工作或很少工作，只知道花钱，这注定第四代人将重新回到土豆地里干苦力活儿。
香港中文大学范博士教授专注于研究家族企业传承，据他的书中提到——“美国布鲁克林家族企业学院的研究：70%的家族企业没能够传到下一代，80%的不能够传到第三代，只有3%的家族企业的第四代还在经营。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跟新加坡控制上市企业的家族总共250个，在交班的5年以内，家族企业的滑坡幅度是60%。也就是每100块钱在交班完以后剩下40块钱。
10亿财富传承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那么多成功创造财富的精英，却败于财富的传承？绝大多数富二代、三代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上一辈留下的财富、人脉与资源，他们就是赢在起跑线上的人，为什么会“富不过三代”？
全世界有大量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詹姆斯·休斯的《富过三代》、资中筠的《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比尔·邦纳的《家族财富》、安德鲁·卡耐基的《财富的福音》等著作，对这些著作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并结合自己在工作中体验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理解。认为“富不过三代”的核心原因如下：
周期理论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比如，最著名的是凯恩斯在1936年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提出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弗朗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等等。除了宏观经济层面的周期理论，对于家庭财富而言也有财富周期理论。比如，P.C.格里克于1947年提出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家庭生命周期一般划分为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与解体六个阶段。
无论是哪种周期理论，都在揭示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在没有干预或者规划的前提下，经济、财富和家庭都会随着周期的演变，进入到成长、稳定发展、衰减的过程。
若要避免衰落，就得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努力。这就是对每一代人都提出——自己是创造者的要求。生而富有，会降低对物质的追求，不会为了获得什么去拼命争取，也没有足够的危机感。
与生而贫穷相比，物质的匮乏更能激发获取财富的欲望，主动性更强，在竞争中更容易取胜。这样的好处是避免了阶层固化，使社会保持活力与流动，也让代代拼搏极难实现。
社会本身对勤奋、创造持正面态度；对于生而富有，不劳而获，则持否定的看法。富裕家族在金钱、资源、人脉上有先天的优势，如果不加以调节，阶层容易固化，贫富悬殊也会加剧，因之带来的社会动荡，是国家难以接受的。
全球主要通过遗产税和赠予税两个税种加以平衡，让富有家族，在财富获取和传承时，与社会分享，减少其个人与家族的利得部分。遗产税最早产生于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近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始于1598年的荷兰。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中，有91%的国家开征遗产税。即便是没有遗产税开征的加拿大，也规定在财富所有人去世时，其名下财产按前一日交易价进行计算，对其收益部分，增收资本利得税。
财富传承，其核心思想，就是财富拥有者，在个人财富与家族财富、家族财富与企业财富和社会财富、在世财富与传世财富、有形财富与无形财富之间的分配与流转。
通过各种工具与制度的使用，加以持续不断地管理，才能推迟财富消逝的时间，打破富不过三代的宿命。中国这一百多年，社会变革，原有财富家族消失，现有的富裕人群，都是改革开放后，从无到有，从贫穷走向富裕，绝大部分都是创一代。
自身既没有被传承的经历，也没有向下传的经验，对于财富传承是缺乏从理论到行为上的认知的。
主要表现在：第一，用创富的成功经验来做传富。很多富人花了相当多的精力与时间来创富，充满了创富的经验，因此用把这些经验与常识，运用在财富传承上。
殊不知，创富与传富是两个不同的财富战场。创富关注收益、机会、效率，希望用最少的时间，获得最高的回报，愿意承担风险。这些特点，恰恰与传富不同。
传富关注安全，尤其是长达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财富安全，规避风险，收益虽然重要，但肯定不是其首要核心关注点。
现阶段，在实践中，关注到不少人在做财富传承时，关注资产配置远远大于传承结构与法律实践，把收益作为重要的考察点，或者作为重要的评价标准。这就是创富思维，把财富数量的增加放到第一，而不清楚，传富不仅计量拥有财富的数量，更要关注拥有财富的时间。
财富创造的过程，就是财富流动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一个人或家族，搭上历史进程的快车，通过个人的努力，创造并拥有了巨额财富，创造了当年不可以想象的奇迹。
但是现在所拥有的财富，并不代表会一成不变，它有可能变得更多，也有可能变得更少，甚至离开。有句说得好，叫金钱没有固定的主人，今天任何人所拥有的财富，都只是现在这个时点的总结，并不意味着，这些财富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
就如同财富轰鸣而来时，有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好运，离开时，同样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原因。4年前，一位70后的富有男士，10多年前创业，最高峰时，有4亿多现金可随时调用。随着2016年熊市与小贷行业的崩溃，判断失误，几亿现金只剩下6千万。
对于他而言，一直保持着“赚钱”的思维，经常性的成功让他以为财富的增长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忽视了财富衰减的风险。
第二，认为财富传承不着急
当财富的数量大到一定程度，类型复杂到一定程度时，需要考量因素就错综复杂起来，很难简单快速的传承成功。
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传承的客体、传承的主体、以及如何传承。以传承的客体为例，高净值人群的财富不仅是金钱，还有不动产、公司股权等高价值资产。尤其是对于经营家族企业的企业家而言，股权的传承也意味着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结构的变更，这样的变化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做细致的思考。
这些问题，没有办法等到老了或病了再来处理，因为在老与病来之前会不可预测之意外，在老与病来了之后，有可能因为自身能力下降，做出不恰当或不周全的决定，或者因为时间短，没有看到运行后的问题，带来日后的困扰。对于财富体量大的人，更是如此。
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读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古人的这句话揭示了财富传承的真谛：财富的传承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传承，更是精神财富的传承。
财富传承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安全。从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来看，安全目标是生存的基础需求。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健康、债务、家企不分等问题是安全目标所重点注意的风险。
第二个目标是——和谐，财富的继承并不是天然的一帆风顺的，不少继承人因为巨大的利益诱惑出现兄弟反目、夫妻反目的情形。
所以，财富传承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各种传承工具，按照自己的意愿，在法律文本框架下，将财富以清晰确定的形式传承给制定的人，避免由于意思不清晰导致矛盾。
第三个目标是——久远，财富的传承不能只注重于物质财富的传承，也应该考虑到对后代的精神指引。金钱是一把双刃剑，可以让人享受生活，也会让人纸醉金迷，从而丧失斗志，成为“富二代”一词的反面典型。
久远财富的目标，就是把财富管理和财富传承放大到一个多代人的维度上，在后代能够良性发展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财富传承方式。
第四个目标是——增值，如果没有增值，财富迟早有用完的一天。因此，财富应当保持增值的态势，才能让家族久远发展。
增值财富不仅仅是理财投资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应当关注人力资本的增长，只有家族后代才有能力创造自己的事业，家族财富才有可能实现正向增长。在制订家族财富管理和传承方案时，应当围绕四大目标，在目标统筹下制订规划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