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壁画插画代表作品，为什么有人说石敬瑭是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石敬瑭（892——942年）沙陀族（西突厥别部）人。沙陀部族本来游牧于西域（新疆）东北部巴里坤湖一带，后辗转向东迁徙到盐州（今陕西定边），是个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唐景福元年（892年），石敬瑭出生在太原汾阳。
剽悍善战，位高权重石敬瑭出生的年代是一个天下大乱、战火纷飞的时代。彼时李唐王朝早已名存实亡， 藩镇割据、争夺地盘的战争愈演愈烈，兵连祸结，岁无宁日。在这个动荡的年月里，拥兵自重的武夫悍将主宰一切。沙陀人本是重武轻文的民族，石敬瑭也不例外，他自幼跟随其父习武，长大后练就一身过硬的骑射功夫。据史料记载，石敬瑭性格沉稳，寡言语，习练武艺之余，还能读点兵书，在不重视文化的沙陀人中明显与众不同，时任代州（山西代县）刺史的李克用之义子李嗣源颇为器重他，将他招为女婿。后李存瑁听说石敬瑭能骑善射， 把他倚为左右。李嗣源也把他攫为侍卫亲军总管，将其视为心腹亲信。
石敬瑭随李存瑁出生入死，东征西伐，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李存瑁建立后唐做了皇帝后，却没有封他一官半职，他仍在李嗣源麾下任左射军（卫队）督领，功高而不赏，石敬瑭心中怨愤不已，但他从未流露出一丝一毫不满情绪，而是在默默等待局势变化。其实，和他一样饱受冷落、猜忌的功臣宿将不乏其人，譬如他的丈人、功居第一的李嗣源。
同光三年，李嗣源、石敬瑭利用平定赵在礼叛乱的机会，发起反戈一击，石敬瑭率800骁骑突然捣入大梁城 （开封），射死猝不及防的后唐庄宗李存瑁，拥戴李嗣源做了皇帝，李嗣源到洛阳登基称帝，是为后唐明宗。
石敬瑭拥戴有功，又是明宗女婿，皇亲国戚，功高勋重，因此能在朝廷内部激烈的权斗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庄宗李嗣源在位末期，任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番汉兵马大总管等要职。在内他是后唐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外则是戍守边关的封疆大吏、国防中坚。
这段时期的石敬瑭，权势煊赫，势焰熏天。
被逼造反 ，甘当儿皇到后唐末帝李从珂在位时，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实力雄厚，渐生不臣之心，李从珂察觉后如芒刺在背，于是和亲信谋划削弱石敬瑭的兵权。石敬瑭以体虚多病为由，上奏朝廷请调外藩，以此试探李从珂对他的真实态度。
清泰三年（936）五月，后唐末帝李从珂改授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并降旨催促他立刻赴太原就任。石敬瑭怀疑李从珂已经对自己有了猜忌之心，干脆铤而走险，举兵反叛。
石敬瑭扯旗造反，后唐朝廷大军立刻前来镇压。石敬瑭的军队不是后唐政府军的对手，屡遭挫败，只能龟缩在太原城里，他的一些部将也不愿和朝廷作对，军心不稳，士气涣散，石敬瑭见大势不妙，遂向契丹（辽）求援。
九月，辽主耶律德光亲率5万骑兵，号称30万，自扬武谷向南，不几天就驰到太原城下。次日，契丹军发起突然袭击，后唐军大败亏输，步卒被击杀万人，骑兵逃得快，遂得以幸免。是役，有一千唐军弃械投降，石敬瑭下令将其全部处死，太原之围方解。
辽主耶律德光于十一月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 。册封典礼上，44岁的石敬瑭拜倒在年仅33岁的耶律德光脚下，口称“儿臣拜见父皇” ，耶律德光喜形于色，石敬瑭则低声下气、毕恭毕敬，真像对待亲爹老子一样。围观者见状无不瞠目结舌，既想笑，又想呕。
石敬瑭认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自称“儿皇帝”，并在天福三年 （938年）按约定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
割让幽（燕）云十六州，遂成中原汉家心中永远的痛燕云十六州主要指今天的河北、北京地区，它的得失对于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石敬瑭为达称帝目的，甘当儿皇，借助契丹的兵力，消灭了后唐，李从珂自焚殉国，石敬瑭登上帝位，在契丹的帮助下建立后晋。
作为交换以及回报，石敬瑭称帝后即将幽、蓟、檀、涿、瀛等十六州割让给契丹。此即为燕（幽）云十六州。
石敬瑭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使广袤的华北平原在后晋乃至北宋时均无险可守，从其地理环境上看，又给契丹、女真乃至后来的蒙古进攻中原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等于为这些游牧民族南下提供了一条便捷通道。虽然周世宗柴荣时曾经收复了瀛、莫二州，但其他十四州长期未能收复。北宋也曾连年用兵，想收复燕云十六州，但都被辽军击退。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兴起后，从辽的手中夺占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绝大部分州县。为了取回燕京（幽都），宋王朝被迫以岁输二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加上燕京代税钱一百万缗，才从金人手中赎买回一座空城。直到北宋宣徽五年，由于燕云十六州中不少汉人守将归附宋朝，十六州这才全部回归中土。但仅仅两年后，金军大举南侵，就连宋朝的国都汴京都被其一举攻陷，燕云十六州自然重新又被金国所占。
认贼作父，留下万世骂名史载，石敬瑭在位七年，始终对契丹谄媚奉承，柔顺的像只绵羊。他给耶律德光写信，每次都用“表”，自己称臣，自谦为“儿皇帝”。每次契丹使臣到后晋，他都亲自招待，恪尽儿臣之礼。天福三年（938）十月，契丹主册其为“英武明义皇帝” ，褒赞他“深明父子大义”，他激动的发抖，兴奋莫名，命左右金吾、六军仪仗吹吹打打、轰轰烈烈地把册封诏书迎到崇元殿，以陈列供奉。
石敬瑭既是皇帝又是奴才，既是羊又是狼，他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一个集高贵与卑贱、软弱与残暴于一身的人物。他在位七年，为人所鄙夷，像范延光一样对他不服，不愿受其辖制，暗中觊觎其皇位的人决不在少数，许多藩镇表面对他恭顺，暗地里却对其不屑，阳奉阴违甚至阴欲谋反者也大有人在。“父皇”耶律德光更不把他放在眼里，视其如仆从，稍不如意就来信大加训斥。后晋黎庶更是千夫所指，将他唾骂为 “汉奸”（尽管他是西突厥属沙陀族人） 。面对朝野訾议汹汹，这位后晋开国皇帝 就像热锅上的蚂蚁，辗转反侧，寝食不安，不得安生。在这种内外交困的不利情形下，天福七年（942）石敬瑭病重，到六月病死于保昌殿，年51岁。谥号后晋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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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为什么而死？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申明一下，岳飞是民族英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岳飞也是一个凡人，是人都会有性格上的缺陷或者犯错的时候，岳飞也不能例外，所以下面针对“岳飞为何而死”这个问题，我会着重分析并从岳飞身上找原因，如果某些言论措辞引起大家的不满，希望各位谅解并留言，以供大家交流。
在我看来岳飞之死不能单纯的归结为他力主迎回二圣，从而引起赵构的猜忌与不满。原因有两点，一，“北伐中原，迎回二圣”这个口号是赵构最先提出来的，因为赵构登基之初，南宋政权还不稳，北方先后又有金国立的伪楚，伪齐政权来与南宋争夺皇位的正统，所以赵构打出这个旗号为的是稳定政权，聚拢人心，抵抗金军的南侵。所以当赵构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南宋朝廷内外文武大臣皆以不同形式声援支持赵构，岳飞也只是其中之一，可是当金国打算在开封立宋钦宗或者宋钦宗的儿子为帝从而建立一个在正统上对赵构构成极大威胁的伪政权时，这个口号便被南宋君臣抛弃了，岳飞也绝口不提“迎回二圣”，甚至将宋钦宗称为“天眷”，这说明岳飞是赵构的坚定支持者。二，在宋徽宗死于五国城后，即便宋钦宗南归，也无法动摇赵构的地位。首先宋钦宗是亡国之君，他本身也不是一个像崇祯那样有抱负却生不逢时的皇帝，所以他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其次靖康之耻后，北宋那帮文臣武将大多被俘北上而不得归了，此时南宋朝廷里的大臣几乎都是赵构一手提拔起来的，像南宋中兴四将，宰相赵鼎，张浚，吴玠，甚至是秦桧都是赵构在位期间提拔重用的，这些南宋朝廷的中坚力量，是赵构的支持者，因而宋钦宗南归也得不到大臣的支持。
所以宋钦宗南归是绝对威胁不到赵构的帝位，因而岳飞的死跟这句口号几乎一点关系也没有。相反的，岳飞本是赵构最倚重的武将之一，君臣二人也曾有过一段蜜月期，对于岳飞来讲，赵构于他有知遇之恩，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赵构对岳飞下了杀心呢？
在我看来，是岳飞的军权过大和他性格上的缺陷共同导致了这场莫须有的冤案，这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都知道，北宋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来，赵匡胤历经五代乱世，建立宋朝后深知武将坐大的危害，所以他采取了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将军权，在朝廷设立枢密院和三衙，将统兵权和调兵权分开等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这些措施使得两宋期间几乎不会出现武将作乱，如果有武将权力过大，那么朝廷那帮文臣便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打压武将，北宋有一个狄青，南宋有一个岳飞。
靖康之耻后，赵构先后启用以“中兴四将”为代表的主战派将领，抵抗金军的南侵，在与金军的多次作战中，岳飞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岳家军也逐渐成为南宋军队中抗金的中坚力量，岳家军的名声越来越响，也许这时候赵构对岳飞还是很信任的，可是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的淮西兵变使得赵构对岳飞甚至对武将的看法开始转变。事情的经过是，中兴四将的刘光世上书朝廷要求解除兵权，回家养老，赵构同意后，本想把刘光世的部队调拨给岳飞，可是遭到当时丞相张浚的反对，其实张浚也是坚定的主战派，可惜他犯了两宋文臣都会犯的错误，他对赵构说，如果让岳飞统率刘光世的部队，那么岳飞就掌握了全国一半以上的兵力，如果他将来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后悔就来不及了。于是赵构便收回之前的想法，自己不好意思说，便让张浚找岳飞谈，可惜岳飞是个直性子，他得知赵构的决定后，便上书请求辞职，把军中事务交给张宪，自己赌气回庐山为母亲扫墓，甚至连朝廷的批复都不等就走了，赵构虽然很生气但此时也不得不用岳飞，于是赵构几次下令让岳飞返回部队，令大臣李若虚到庐山劝了岳飞六天，才使得岳飞点头下山，也是在这个时候原刘光世的部队在郦琼等人的带领下发动叛乱，裹胁十余万百姓投降伪齐刘豫，史称“淮西兵变”，兵变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这直接导致南宋对金处于被动防守的战略局面，但最严重的是赵构对武将开始有了猜忌与防范之心，还有岳飞之前的种种行为，使得赵构对他既恨又不得不用。
如果说淮西兵变使得赵构对岳飞有了猜忌之心，那么之后的岳飞北伐和淮西之战便是岳飞被杀的导火索。
公元1139年，金兀术撕毁合约，率军南侵，赵构下令刘錡死守顺昌，并派张浚，韩世忠，岳飞等部支援，因为岳飞手中有南宋唯一的一支骑兵部队，赵构担心在支援的途中与金军发生野战，所以特别命令并希望岳飞快速到达顺昌，可是岳飞并没有按照赵构的旨意去顺昌而是自行北上，并先后取得了颖昌，郾城大捷等胜利，庆幸的是顺昌在刘錡的顽强抵抗下守住了，而赵构此时也是连续下了十二道金牌令岳飞班师，很多人说是此时岳飞收复开封在即，迎回宋钦宗在望，赵构怕他回来，自己皇位不保而强令岳飞回来，这个说法我在上面已经反驳了，至于赵构令岳飞班师，我认为应该支持这个观点，此时金军的主力部队在顺昌，虽然刘錡守住了顺昌但无法出城与金军作战，金军主力依在，如果此时金军撤离顺昌而回歼岳飞部，在北方平原上作战，岳飞很有可能会被全歼，即便金军主力不回歼岳飞，但在顺昌已经牵扯住了南宋其余主力部队，此时的岳飞是孤军深入，如果岳飞得不到后续支援，很大可能会损失惨重，在当时的情况下仅凭岳飞一支部队，是根本完不成北伐大业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顺昌守住了，岳飞也回来了，虽然岳飞抗旨了赵构心里很生气，但抗旨之罪还是免了吧，但几个月后的1140年底，金兀术再次大举南侵，面对金兀术的气势汹汹，赵构并没有退缩，赵构知道南宋财力已经支撑不起持续的战争，为了彻底断了金军南侵的念头，他制定了一个全歼金兀术的计划，在金军攻入淮西地区后，令张俊，刘錡，杨沂中等部正面对抗金兀术，令韩世忠侧面攻击，令岳飞迅速占领庐州，截断金兀术后路，完成合围。说实话这是一个出自于赵构的相当完美的作战计划，如果这个作战计划能够得到实施，全歼金兀术，我认为南宋历史将会彻底改变，可是计划偏偏除了差错，而这个差错竟然出在岳飞身上。淮西之战打响后，岳飞并没有按照赵构的旨意进军庐州，那么他去了哪儿？他哪儿也没去，岳飞是足足拖了十多天才开始行军，而此时的正面战场，宋军已经开始打败金军，胜利在望了，但是由于岳飞没有及时合围庐州，金兀术率军安然北撤，并在撤退途中消灭了追击的杨沂中和张俊的主力部队，至此淮西之战结束。
赵构精心策划的战役失败了，金兀术跑了，连带着消灭了几万宋军，从此南宋经济真的再也无力维持如此庞大的战争开销，于是宋金再次议和。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岳飞及时到达庐州，如果金军主力被消灭在淮西，那么宋军收复中原，直捣黄龙是否可以实现呢？如果赵构认为可以，那岳飞几次三番的抗旨是否该杀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岳飞就真的该死了。
经过淮西兵变和淮西之战，赵构意识到武将确实很不可信，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武将，他们强大到已经可以抗旨而肆意行事了，他们统兵在外，功高震主，黄袍加身的历史不难再出现，想当年苗刘兵变自己差点就葬身叛军刀下，如今又出了一个处处不听自己话的岳飞，不杀他如何心安？
所以手握重兵，性情耿直甚至有点固执，率意而为的岳飞死了。
我是咸鱼，欢迎大家关注。
徐达为何能以25万兵力灭掉强大的元朝？
徐达是安徽凤阳人，他是淮西24将之一。曾经在鄱阳湖之战，大败陈友谅，而被任命为左相国。
后来，他麾师攻取淮东，并于两年后，攻克平江，消灭了割据势力张士诚。
不久，他就出任征虏大将军，与副将常遇春一同挥师北伐，推翻元朝的统治。
洪武元年，也就是1368年，他率明军攻入大都，灭亡了大元朝。
在中国历史上，北伐确实少有成功，那么，徐达为什么能以25万兵力，灭掉强大的元朝呢？主要还是这么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徐达正值壮年，年富力强，在明军中威望素著，而且师出有名徐达是明朝开国第一功臣，位列开国“六王”之首，当年才36岁。
1367年11月，35岁的徐达被任命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他们一起率领25万大军进行北伐。
徐达在北伐的檄文中提出：
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意思就是说，明军出师北伐，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是为了恢复华夏的文明和传统，可以说是师出有名，颇得民心军心。
其二、徐达的战略非常高明，先剪除元朝的两翼，再直捣元朝的国都，也就是后来的北平城出兵山东，剪除元朝的右翼徐达的北伐大军，来到江苏睢宁西北的时候，他就命令张兴祖率一部明军，先由徐州北上，攻取山东的济宁和东平。
此时，王宣和王信父子，降而复叛，并往山东莒县招兵买马，企图阻止张兴祖的明军北上。
徐达立马进兵山东的沂州，王宣大败被杀，王信则逃往了山西。
附近的峄县、曹州、海州、沭阳、日照、赣榆、沂水等地的元朝军队，都闻风而降。
徐达在山东沂州，稍微休整一段时间后，就命韩政率军扼守黄河，徐达自己则率大军进攻山东青州。
不久，元守将普颜不花，力战不敌，明军很快就占领了青州。
张兴祖到东平后，逼走元将冯德，追至东阿、安山，最终迫使元将陈璧、杜天佑、蒋兴等各率所部归降，进而帅军围攻济宁，元守将陈秉，弃城而逃。
徐达帅军攻打济南，元将多尔济投降，密州、滨州、邹平的元将，都先后请求投降。
徐达决定继续向东略地，命傅友德进攻莱阳，自己带兵返回青州，东攻山东牟平、掖县。
元惠宗见山东形势非常危急，于是命中书右丞相伊苏、太尉知院托和齐、陕西行省左丞相图噜等人帅军救援山东。
这些元朝的高级官员，居然都不听从元朝皇帝的命令，借故拖延，没有人敢来救援山东。
1368年3月，徐达顺利占领山东，可以看出，徐达先打山东的决策是非常高明的，在山东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抵抗。
除了王信父子、普颜不花等少数元朝将领抵抗之外，山东大部分地方，不是投降就是弃城而逃。
出兵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剪除元朝的左翼北伐的明军占领山东之后，就从济宁进攻河南开封，同时派一部分军队经河南永城、归德趋许昌，并命邓愈率襄阳、安陆、江陵之兵北攻河南南阳，策应北伐明军主力作战。
三月底，徐达进抵开封，元守将李克彝夜驱军民西逃，元将左君弼率所部投降。徐达进入开封后，立即西攻洛阳。
四月上旬，徐达率军从虎牢关，进至洛阳塔儿湾，元将托音率5万元军，在洛水以北列阵，被常遇春强行突破后，不得已退至陕州。
驻守洛阳的元梁王，阿哩衮见大势已去，率官民投降了明军。
徐达继续挥兵占领嵩、陕、陈、汝诸州，并命冯国胜率所部进攻潼关。由开封退守潼关的元将李思齐和张思道，听说明军又逼近潼关，急忙率领部队西逃。
此后，明军一路向西，连续攻克陇、天水、陇西、兰州等地，进逼临洮，李思齐末路穷途，只好帅军投降。
经过半年的西征作战，明军彻底消灭了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的元军主力，从此解除了元朝左翼兵团，对明军北伐的威胁。
其三、元朝在北方已经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扩廓帖木儿与元朝皇帝的矛盾激化，相互攻伐，形成内讧，而明军就恰在此时北伐1367年8月，元顺帝下诏命皇太子总领天下兵马，扩廓帖木儿领本部兵马，这实际上就是剥夺扩廓帖木儿，调度天下兵马的权力。
与此同时，扩廓帖木儿部将貊高、关保背叛了他，而归顺了元朝，随即元廷又为皇太子设大抚军院，“专备扩廓帖木儿”。
同年十月，元顺帝下诏，削扩廓帖木儿太傅、左丞相等官职，只保留河南王的爵位，扩廓帖木儿的兵权也被白锁住、也速等人瓜分。
扩廓帖木儿接到诏书后，便私自退据山西晋城，后又攻占冀宁，而杀尽元廷命官。
1368年2月，元朝削除了扩廓帖木儿的爵位，命令诸军共击之，扩廓帖木儿不得已退守山西平阳。
就在扩廓帖木儿与元朝各路军阀混战的时候，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已经开始北伐元朝。明军北伐过程中，扩廓帖木儿之弟脱因帖木儿，也被明军击败于洛水，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梁王阿鲁温等见明军压境，才遣使与扩廓帖木儿休兵罢战。
后来，元翰林学士王时等人上疏元朝，请求抚谕扩廓帖木儿，让他带兵勤王，也不为元廷所采纳。
后来，扩廓帖木儿击败貊高、关保，上报元廷，顺帝悔悟，命扩廓帖木儿依军法处死貊高、关保，又罢大抚军院，恢复扩廓帖木儿河南王、太傅、中书左丞相的官爵。
但是，此时徐达的明军已经渡过黄河，元顺帝急命扩廓帖木儿帅军勤王，扩廓帖木儿的谋士们因此争论不休。
有的谋士已经在商讨勤王的具体方略，而有人却对扩廓帖木儿说：“朝廷曾经开大抚军院，其实是要杀丞相，您为何还要勤王？不如驻军云中，观其成败为好！”
此时，元朝国都已经危在旦夕，扩廓帖木儿却与元朝背道而驰，坐山观虎斗，从晋宁移驻冀宁。就这样，元朝的国都，已经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攻占元朝的国都的时机已经成熟。
面对明军的到来，元顺帝、以及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等人，最终弃大都而北走。
洪武元年，也就是1368年7月27日，徐达攻克大都的门户通州。8月2日，明军包围了元朝的大都，此时的大都居然无人敢于守卫。元朝就此灭亡了。
综上所述，徐达正值壮年，年富力强，在明军中威望素著，而且师出有名。
徐达的战略也非常高明，先剪除元朝的两翼，再直捣元朝的国都，也就是后来的北平城。
与此同时，元朝在北方已经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扩廓帖木儿与元朝皇帝的矛盾激化，相互攻伐，形成内讧，而明军就恰在此时北伐。
所以，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北伐确实少有成功，而徐达却能够以25万兵力，最终一举灭掉了强大的元朝。
关于元朝有哪些有趣的冷知识？
古代历史上，元朝算是一个妖兽王朝，近百年的统治，虽然现在很少人谈到元朝的历史，但元朝还是有不少有趣的冷知识！
1、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社会。
元的统治者实行领主分封制和公奴制，这些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元朝有大量駈口，极其普遍的存在，在开设的人市上，可以任意买卖駈口。在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可能有上百个駈口，忽必烈的宠臣阿荷马，甚至有七千多个駈口。元律规定，駈口与钱务一般，没有人身自由，既要向什长交租，也要向政府内付，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主人杀死无罪駈口，杖八十七，两人打杀他人駈口，杖一百七十七，杀一个駈口与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
2、帖木儿遍地走，伯言多如狗。
元朝作为一个统治了华夏大帝九十多年的朝代，历史上却不太有存在感，很大一部分的锅要由这些记不住的名字来背。据清朝的魏源统计，元朝时期有一百二十四个叫帖木儿，八十个布花，八个买祝，二十三个伯颜，而且很多名人的名字都和他的腿一样长，还时不时冒出些带有动物的名字，这些人先天就没有当网红的命。伯颜在蒙语中是富裕的意思。元朝比较著名的伯颜有三位，最后一位伯颜是元末的大权臣，身兼38个职务，头衔长达二百四十六个字。在元朝的汉人中，以张、王、刘、李、赵五个姓氏人员最多，伯颜甚至建议元顺帝杀光这五大姓的人，元顺帝却一反顺从的常态，强烈反对。
3、绿帽子的来历。元典章规定，娼妓之家长及其亲属男子必须裹着青头巾，由此，青头巾就与娼妓之男性亲属有了联系。由于青绿二色比较接近，又同属于冷色系，这就成了绿帽子的来历。
4、我杀人放火屠城，但我愿倾国修律，保护幼女。元朝律法中规定，诸强奸人女童者处死，虽和同强。这里“和”就是经女童本人同意，“强”就是未经女童同意。整句话的意思就是，不论女童本人是否同意，侵犯女童者一律处死。15岁以下的未成年男性与幼女合奸，也按强奸罪论处，但免去死刑，改为杖责一百七十七，幼女无罪。从元代开始，通过律法把奸淫幼女罪和一般强奸罪分开和一律处死，对奸淫幼女罪从重处罚的规定是立法的一大进步。
5 、元朝的杖刑不是整数，而是以七结尾，比如仗九十七、四十七等。听着别扭吧？其实是忽必烈入主中原后规定的，原因是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就剩下了七。
6 、元朝并不是中国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蒙古铁骑横扫欧亚，武力值堪称古代之罪，但元灭南宋后却迅速腐化堕落，其腐化堕落的程度与速度比满清的八旗子弟有过之而无不及。忽必烈对日本、安南、爪哇的讨伐，皆力不从心，死时很窝火。忽必烈之后汉化程度更高，武力值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元至正十二年，脱脱的弟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耳带着30万兵马攻打刘福通，结果看到老刘声势浩大，于是驻扎沙河前线，按兵不动，一天晚上，突然炸营了，套马的汉子也先帖木儿果然弓马娴熟，二话不说就要跑路，手下人一看，赶紧拦着老板，你这一走，我们这30万性命就交代在这里了，也仙帖木儿竟大骂道，哼，老子的命难道不算命，结果全军溃散，菌子山脊西尽归刘福通所有。
7、倭寇之祸，最早是从元朝开始的。许多人大概都以为倭祸始于明朝，其实，倭寇从元武宗时就开始活动了。公元1308年，倭寇在庆元城郭抄掠居民，而元朝廷却对倭寇的入侵表现得无能为力。公元1309年7月，枢密院陈岩却连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想不到当年气吞山河的蒙古帝国、远征日本的元朝，在统一中国不到三十年间反而被小小的倭寇欺压到头上来了，而到了元末的时候，倭寇更是越发猖獗，面对倭寇的侵扰，此时的元朝廷竟然无耻到派人嘉尚倭寇，以求安抚。
8 、最早闭关锁国的其实是元朝，不是清朝。原始刑法治理中，对擅自出海的处罚规定是，违者各杖一百七，船物没关，元朝在公元1292年、1303年、1311年、1320年实行过四次海禁，后来由于南宋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实际元朝已经失去对沿海的控制能力，所以之后再无力实行海禁。
9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纸币作为官方法定唯一货币的朝代。元世祖于公元1260年便印发中统交钞和中统元宝宝钞。原政府下令变更钞法，却导致物价迅速上涨。
10、书院之设莫盛于元。元朝创建了两万四千多所各级官学，使全国平均每两千六百人，就拥有一所学校的政绩，创造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历史记录。
11 、对宗教推广不遗余力。元朝皇室极力推广伊斯兰教、藏传佛教等多宗教并行的同时，元朝皇室对儒家文化也表示了足够的尊重。元朝有个官职叫做切里玛赤，也就是翻译官。忽必烈有天问孔子是什么人？陈夏回答，孔子是老天爷的切里玛赤！忽必烈很是高兴。元武宗很想因循汉治，重儒尊道，他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且加号大成治圣文宣王，对全国遵行儒教者，予以优胜。
12、皇帝轮流坐。元中期频繁更换皇帝，1320年，元仁宗去世，到1333年，这十三年间，元朝朝廷动荡不安，先后换了八个皇帝，直到元顺帝坐稳江山。然而，他恰好是元朝最后一任皇帝。由于这些皇帝在位都很短，诏令全由权臣下诏或颁布，宫廷纷争连续不断。
13、元亡于天灾。元朝的灭亡，另一个重大原因是严重的自然灾害。九十多年的统治历史中水灾次数高达一千八百七十次，算是历代王朝中最倒霉的了。元惠宗派贾鲁治黄河水患，想改回旧水道，动用民夫十五万人，士兵两万人，而官吏乘机敲诈勒索，造成民众极大的不满。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打出复宋，其号以红巾为标志，其后郭子兴等人也纷纷加入，彭和尚亦在湖北辅助徐寿辉起义，至此揭开了大元灭亡的序幕。
如何阅读历史书？
关于如何阅读史书，个人写了一篇短文，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从《古今人表》谈起并引发对司马迁和班固著史观的看法
太史公（图片来自网络）
《古今人物表》是班固的别出心裁的之作，记载了《史记》里未记载的很多人名，对后世研究古人是有好处的。但把人物分品定级，却为后人多诟病。可能开汉魏六朝人物品评之先河。不过钱穆先生认为这个表只做参考即可，不要太过分苛责。
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历史观和著史主张孰优孰劣的争论历代众说纷纭，但是总体还是司马迁略胜一筹。根据个人理解，班固只能算有史才，但史识不够，不够大气量大胸襟。范晔称他“文瞻而事详”，跟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气魄相比还是有差距的。从他把孔子，项羽，陈涉列入列传就可以看出，很多人物在他笔下也失去了灵魂，变成了脸谱。
班固（图片来自网络）
他作《古今人表》，对古人的分类定级。有些是比较允当的，但有些就差强人意了。
例如定夫差的级别就比较允当。《史记》吴太伯为世家始，吴国的地位和意义就很明显，夫差把吴国给败了，分在九等，证明班固还是有些见识。就像列传以伯夷叔齐始，本纪以五帝始一样，对夫差的考量也应从这点看，符合了“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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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勾践，他锐意进取又懂任人选材，又懂得尊周，所以给的定级也比较恰当
再看赵武灵王，他提出胡服骑射是非常有胆略的做法，使得赵国的军事力量爆棚，连匈奴都敬畏，秦统一六国最艰难的就是打赵国。然而后世存夷夏之防，对灵王的学胡颇多不满，再加上他壮年时鬼使神差的让位，想自己带兵驻边之举，把他定在低级，可看出班固胸襟是比较狭隘。对历史人物评价不止看结果，还要看产生的影响和意义。赵武灵王虽然不得善终，但是他的政策时非常有建树的；他的二元政治构想也是很超前的；况且他也是历史中为数不多对北方游牧民族取得战争胜利并有管控权的帝王之一。以上几点的意义比结果更重要，而班固似乎并不这么想，这就是让人差强人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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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看书要先知道作者，作者的人格和胸襟直接影响了作品的高度，从对历史的见识和胸襟看，班固比不上太史公。班固写的诗，被钟嵘评为“质木无文”，没有诗才的史家就少了一颗炙热宽广的心，把本来慷慨激昂，活泼朝气的历史写得冷冰冰，没了生气。但班固在史学、史才方面功力深厚，自身也是辞赋大家，所以《汉书》还是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但是后代史家因循他的著史方式，但却没他的才学，做出的史书质量就低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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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需先把握历史精神，使自身心有一杆秤，再去研究历史，可少些对史书记载的一惊一乍，多一些平和心态。历史有很多不明之处，亦有一事多见解之处。在没有准确答案时，就要炼就夫子“一以贯之”的精神主干，对历史的认识才能更加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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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历史的朋友，本人推荐先看一下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一书。书中先生在梳理史学名著的同时，多有独到见解，也为学子树立学史研史的态度和原则。先生‘温情与敬意’的为学精神一以贯之于其中，可以给历史初学者深刻的启发。
上述为个人浅见，才学微薄，认识粗鄙，无足观者，共勉。如有不当，请不吝赐教。
——2019.04.22
你对庆历新政有什么看法？
谢谢邀请，我是明伦书院周千之。我对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知之甚少，但对历史上的庆历新政还是有一点看法，不揣愚陋,姑妄言之：
据我所知，《清平乐》是一部让人赏心悦目的电视剧，体现了北宋高度的政治文明，与前些年我们所熟悉的清宫戏中的一片“奴才”之声相比，《清平乐》更能呈现中华文化的雍容气象。
事实上，宋朝建立者有鉴于晚唐、五代武将篡权的格局，立下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训，由此营造了北宋较为宽松的政治与言论氛围。而宋仁宗施政的宽厚仁慈，更是造就了士大夫高昂的时代精神，一时名臣辈出、才俊如云，达到了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之顶峰，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世文人多向往于这个传说中的盛世时代。
然而，果真如此吗？那统治者不得已推行的“庆历新政”又是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很多事物都有其多面性。《清平乐》所描述的宋朝其实并不那么“清平”。
宋朝建立者所立下的抑武崇文、重内虚外等国策已出现了很多弊端。就在庆历年间，宋朝面临着辽国与西夏的双重军事压力，由于军力虚弱，不得不屈辱议和，增加岁币，以金帛换取苟安。
外患又激化了内忧。庆历年间，士兵哗变与农民起义在各地频繁爆发，正如欧阳修所说 “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 而自宋朝立国以来所形成的“三冗”问题更加凸显出来了。
北宋恩养文臣，官僚机构叠床架屋，人浮于事，又实行“恩荫”制度，致使权贵子弟遍于官场，土地兼并日趋严重。
北宋兵力达到一百多万，但大多是没有战斗力的兵痞，朝廷花钱养着主要是为了防止这些不安定因素。
由此，坐食禄米的人员空前庞大，财政和民力不堪重负，构成了“三冗”：冗官，冗兵，冗费。形成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为了摆脱困境，富国强兵，宋仁宗在有识之士的呼吁之下，决心进行改革，庆历三年（1043年），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执政，开启了著名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是以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为改革纲领，包括十项措施：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其核心内容就是整顿吏治，罢黜冗员。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颁布实施。
然而，新政实施后，损害了官僚集团不少人的既得利益，他们毁谤新政，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随着改革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矛盾更加激化，仁宗对朋党之论也产生了怀疑。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夏竦设计诬蔑富弼等人欲行伊霍废立之事。仁宗虽不大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这时边事再起，为求自保，范仲淹、富弼申请外放巡守。
从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起，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等改革派领袖相继被罢相，历时一年多的庆历新政彻底失败。
就我所知，庆历新政失败的具体原因有以下十条：
一、 宋仁宗虽然恭俭仁恕，能容忍各种批评意见，造就了“仁宗盛治”，但由于他性格的弱点，宽仁而少断，兼听而不明，立场不坚定，朝令而夕改。在改革的过程中急于求成而不能做到用人不疑，一旦受挫就丢车保帅，牺牲改革以保住皇位。因此，庆历新政成也仁宗，败也仁宗。
二、 革新派对改革的阻力估计不足，没有在官僚集团中做好思想统战工作，对被裁汰的人员没有做好安抚与安置工作，新政也没有得到立竿见影的成效，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整体利益，必然遭到激烈反对。
三、 革新派没有约束好内部成员的言行。《周易•系辞》说“乱之所繇生，则言语以为阶（祸乱产生的缘由，是以言语作为阶梯的）”。革新派所任用的人员往往议论多，行动少，且言行不检。改革初步实施，名士石介就忘乎所以地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以狂妄荒诞的言辞，大加吹捧范仲淹等新政官员，大肆宣扬被革新派所排斥的夏竦等人为奸佞小人，使得夏竦怀恨于心。范仲淹看到此诗后忧心地说：“新政为此鬼怪辈坏之矣！”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挪用公款，擅毁账本，被御史王拱辰弹劾，更被反对者抓住了把柄，仁宗也对革新派产生了怀疑。
宰相杜衍的女婿苏舜钦也是范仲淹的好友，他把办公废纸卖了换钱，请同僚聚餐，语涉朝政，言辞狂妄，被人告发，皆遭贬逐，使革新派的处境雪上加霜。
四、 革新派内部存在矛盾，其两大领袖范仲淹与韩琦在西北军务问题上有激烈争执，在改革过程中也意见不统一，由此削弱了革新派的力量。
五、 宋朝的人才选拔机制存在问题。科举所考策论崇尚华丽的言辞与振奋的气势，持论过高，不切实际。社会与官场也流行这种浮夸不实的文章。由于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参政议政之风盛行，“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这些文章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则可，而作为政论则缺乏可实际操作性。由此造成文章意气过甚，只以言辞的气势作为辩论的制胜工具，为朋党之争埋下了伏笔。人才行政能力的欠缺与言论的不谨慎也造成了庆历新政的失败。
六、 宋朝的台谏制度存在弊端。本来设立御史台与谏官的目的是为了劝善规过，匡正时弊。但台谏在实际运作中有如下问题：
台谏有“风闻言事”之权，对官员的监督往往不经过实际调查，捕风捉影，颠倒黑白，动辄上纲上线，制造冤假错案。
台谏一旦掌握在好名争利者的手中，妄议朝政，打压异己，易造成政局的混乱。
台谏后来成为执政的宰相打压或利用的对象，变成了搞人身攻击的工具，无是非之标准，无劝善之功效，徒逞口舌之争，酿成党争之祸。
以上种种，台谏造成了改革的阻力。
七、 革新派对仁宗皇帝内心的疑虑、对朋党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既得利益者攻击范仲淹等人是“朋党”，实际上是抓住了要害，利用宋朝皇帝忌讳朋党专权的心理，借以打压革新派。而仁宗眼见范仲淹等人身边确实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者，言论上又授人以柄，使仁宗怀疑革新派的意图以至怀疑新政本身。范仲淹承认自己确实结成了“君子之党”，欧阳修写了《朋党论》，把凡是支持改革的划为“君子之党”，把反对改革的划为“小人之党”。这种“非黑即白”式的言论其实缺乏逻辑性与说服力，并没有打消仁宗的疑虑，反而在朝廷上造成了分裂与紧张的气氛，革新派的处境更加孤危。
八、 革新派自身其实没有安全保障，一生成败全在于皇帝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革新派如履薄冰，即使皇帝一时支持，也顶不住反对者的巨大压力而改弦更张，改革者往往成为牺牲品，能保住项上人头已属侥幸。因此封建时代的改革总是难以成功。
九、 人性的弱点难以克服。其实革新派与反对派只是笼统的说法，实际情况是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党派，只是由于政见不同或利益之争罢了。包括庆历新政的主要反对者王拱辰、夏竦等人，其实都是有才华的人，并非一开始就反对新政，也并非完全是“小人”或者“坏人”，只是因为人性的狭隘与言论的刺激，促使他们对革新派下狠手。由此助长了诬陷之风，致使党争愈演愈烈，斗争手段愈来愈邪恶，以至朝政混乱，趋于败亡。
十、 封建体制以皇权为核心，自身存在着反对革新的顽固性。为了谋求长治久安，往往制定世代相沿的“祖宗之法”，而时势推移，“祖宗之法” 会日益走向僵化保守。然而，新政的支持者与反对者都不得不依据“祖宗之法”来立论行事，这就必然阻碍顺应时代的变革。
综上所述可知，在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封建时代，要实行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以范仲淹与后来的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者能得以善终实在得益于北宋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但宋廷后来没有贯彻“不以言罪人”的方针，而士大夫则没有运用好难得的言论自由。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变法就一定好，是好是坏，不能只论最初的动机，而是要看最后的效果。庆历新政与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出现了“以言罪人”的势头，加剧了党争的激烈，也使士大夫的言论更加趋于偏激与刻薄。
士大夫崇尚意气之争与言辞之快，精力没有用于富国强兵，而是消耗于无休止的内讧。宋朝外不能御寇敌，内不能止党争，积弊愈深，处境愈危，以致一亡再亡。靖康之耻与崖山之败造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大破坏，这种灾祸是非常惨痛的！
如果说仁宗朝的时代之声还是所谓的“清平乐”，那么宋亡的结响就是文天祥《过零丁洋》中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了。而这种结果是宋仁宗与他的大臣们所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