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孩子苦难是顽强意志的磨刀石
告诉孩子苦难是顽强意志的磨刀石
告诉孩子苦难是顽强意志的磨刀石，意志在克服困难中表现,也在克服困难中发展。困难是培养儿童意志的“磨刀石”。下面一起去看看告诉孩子苦难是顽强意志的磨刀石 相关内容。
告诉孩子苦难是顽强意志的磨刀石1
贫穷并没有把老舍打垮，他从母亲身上受到了启迪。母亲那朴实、坚忍的性格，使他得到了精神的营养，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使他走向了成功。
有些父母因为贫穷就自暴自弃了，同时也放松了对孩子的要求。他们觉得自己家没权没势，孩子也不会有太大出息。
这样的心态是没有根据的，更是没有眼光的。老舍是我国著名的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老舍一岁半的时候，英、法、德、日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老舍的父亲与侵略军浴血奋战时，被敌人的燃烧弹活活烧死。
父亲死后，全家的生活重担落在母亲身上。老舍排行最小，上面有3个姐姐和1个哥哥，官府发给老舍家的只有每个月一两五钱银子。靠这点钱，一个寡妇人家是难以度日的。老舍的母亲只有起早贪黑地为别人洗衣、缝衣，挣点钱维持生活。
老舍懂事以后，经常帮母亲和姐姐干活，担水、看火，凡是能干的都认真干。为了锻炼儿子，母亲总是放手让他干。一家人相互扶持，不怕艰难困苦，这样的经历养成了老舍勤劳、善良、待人诚恳的美德。老舍7岁时，母亲更加节衣缩食，攒钱送他去上学。体谅母亲的老舍，珍惜上学的好机会，刻苦学习。他渐渐地对文学产生了兴趣，能背诵许多诗词和文章，作文成绩很好。
老舍从来不讲吃穿。大姐给他做了一双新布袜子，老舍放在那里舍不得穿，脚上穿的仍然是那双旧的带补丁的袜子。家里经常断炊，老舍宁肯饿着肚子去上学，也不吭声，免得增加母亲的忧愁。
发奋读书、成绩优异的老舍在小学毕业之后，顺利地考上了北京第三中学。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老舍上了半年中学，又考取了北京师范学校，这样，衣食费用就不用家庭负担了。
5年之后，老舍毕业了，刚满19岁就当上了小学校长。母亲看到儿子工作了，挣钱了，日子有盼头了，高兴得热泪盈眶。母亲的辛劳得到了回报，老舍后来当了大学教授，成了著名的文学家。他仅在建国后就写了大约300万字的作品。
老舍不忘母亲的养育之恩。一次他谈到母亲的时候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教师，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看来，贫穷并没有把老舍打垮，反而使他从贫困的母亲身上受到了启迪。母亲那朴实、坚忍的性格，使他得到了精神的营养，懂得了做人的道理，使他走向了成功。
我还可以讲一个当代的故事：有一位青岛女孩叫甘琦，她父亲去世了，母亲收入也很少，生活比较困难。但甘琦学习很刻苦，学习成绩优异，在学校表现十分出色。她就读的学校是一所英语特色学校，有一位外国老师非常喜欢她，就跟她说：“你想不想到英国去留学？我可以做你的担保人。”
甘琦想，这真是个好机会，不妨试一试。回家后她跟妈妈商量。妈妈语重心长地对她说：“闺女，你想出国留学是件好事，但是咱们家没有钱，拿不出钱来供你到国外读书。你要去，只能靠你自己，靠奖学金。”甘琦对妈妈说：“好！我一定会努力的！”
经过联系、考试，甘琦如愿考取英国一所学校，而且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后来，当学习和生活需要更多的钱时，甘琦就一边上学一边打三份工。
英国这所学校的校长知道了甘琦的情况，就把她找来了，说：“甘琦，我知道你非常辛苦，现在咱们学校有一份工作，你干了之后，你上学的所有的费用就都解决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甘琦说：“非常感谢校长，我非常愿意。您说吧，什么工作？”
校长说：“清扫厕所，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甘琦说：“非常感谢校长，我愿意接受！我保证把这份工作做好！”从此甘琦就一边上学一边打扫厕所。
大家想想看，很多中国孩子到英国去留学，都是从家里拿了很多钱。英国当地也有很多富裕人家的孩子，是很有钱的。这样的孩子很少在外打工，更别说在学校里打扫厕所，所以甘琦这么做，有些人很瞧不起她。但甘琦认为，自己靠劳动上学是干净的，是值得骄傲的。她继续奋斗，最后考上了英国的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那是多么让人向往的世界著名学府呀！所以连英国人也非常敬佩她。BBC还做了一期她的专题节目，她的照片还登上了杂志的封面。
这就是古人说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贫穷并没有错，错的是在穷苦中认命，放弃奋斗，甚至自暴自弃。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父母常常感到十分困惑，认为没有足够的钱，就无法给孩子一个好的未来。您怎么看呢？
孩子的前程以及能够换来美好前程的教育，光用钱是买不到的。看看老舍的家庭，看看甘琦的家庭，他们绝对比大多数家庭贫穷，但他们一样教育出了优秀的孩子。
要知道，现代教育的确需要金钱，但光有金钱堆不出一个现代的教育。如果父母在生活中遭遇某些困难时，应该如何教育孩子呢？我的教育建议是：教孩子：“人穷志不穷”。
许多父母因为自己曾经遭受穷苦便害怕让孩子再经历，因此单方面地死撑着，不愿意让孩子再吃苦。
其实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在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不得不为个人前途艰苦奋斗时，往往成长得更好更强，正如俗语所云：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穷且益坚是培养孩子拥有良好品质的关键。
告诉孩子苦难是顽强意志的磨刀石2
1、提高认识，发展情感
意志品质是在人的认识基础上和情感的激励下形成起来的。所以，提高认识、发展情感、进行学习目的和理想的教育是培养意志品质的前提。人贵有志，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表明他十五岁时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
哥德曾说：“壮志和热情是伟业的辅翼”，指出了“志”与“业”的密切关系。父母必须把理想教育渗透在日常的生活中，抓住关键期，对孩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把孩子的兴趣和志向联系起来，一步步把幻想引向现实。孩子的目标越高，理想越大，在行动中克服困难的意志更坚强。
东汉有个少年叫陈蕃，平日懒惰散漫，整日空想，不屑于小事。有天别人让他扫地，他斜着眼睛回答：“大丈夫，当以扫除天下为怀，安事一室乎？”
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一室”尚扫不了，怎么能实现的“扫天下”的目标呢？后来他在别人的教育下，终于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成了一个既能“扫一室”又能“扫天下”的东汉一代名臣。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理想教育中，要培养孩子正确的理想，让孩子明白什么是理想，应树立什么理想，为什么要树立理想。
伟大的目的产生于伟大的毅力，只有有了正确的理想，儿童才能独立的调节自己的行动，努力完成既定的目的和任务，才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坚决与困难作斗争直至胜利。
2、提供独立克服困难的机会
目前许多家长还未充分认识到培养儿童意志的重要性，他们只是片面地培养孩子的智力和技能，时间由父母安排，生活由父母照料，一切都是那么井井有条。
然而，孩子因为没有自己活动的空间和时间，便产生了依赖性，缺乏独立性，甚至还养成好逸恶劳、缺乏毅力的不良习惯。究其原因不是孩子学不会克服困难，而是他们无法学习克服困难，他们克服困难的机会全部被家长剥夺了。
心理学认为，意志在克服困难中表现，也在克服困难中发展。困难是培养儿童意志的“磨刀石”。父母要经常提供孩子克服困难的机会。
如让孩子独立吃饭，独立穿衣，独立系鞋带，独立洗脸洗脚，独立作业，独立思考，从生活、卫生、学习三方面去创设情境，让孩子付出一定的努力和劳动，在独立思考中着力解决问题。
父母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提供机会的重要性，让孩子独立去克服困难，不要因“孩子还小”或“孩子学习紧张而为她代劳”。包办代替的危害往往超过我们的想象。
如今社会上涌现了不少的成才者，我们也许会在从客观条件去分析原因：
对于身处逆境的成才者，我们可能会说“这是逆境磨练了他们的精神品质。”
对于身逢顺境的成才者，我们会说：“大概是顺境为他提供良好的成才条件。”
对于适逢机遇的成才者，我们会说：“可能是机遇让他们有了攀缘的`阶梯”。
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不管是谁，都遇到过前进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他们都曾用自己的理想激励过自己，勤奋努力，锲而不舍，用坚强的意志闯五关斩六将，最终走出了充满坎坷、充满荆棘的艰难之路。
逆境中的人，胸怀希望，付出比常人多的艰辛；顺境中的人走的也并非一马平川的康庄大道。困难伴着人生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因而，父母应当理智的爱孩子，把被紧紧包围在父母长辈的呵护中的孩子解放出来，让他们自己去想，自己去做，以培养其独立性，减少依赖性。
父母在提供孩子克服困难的机会的时候，要根据年龄的特点，注意困难的难度必须适当，同时也要使儿童能够体验到克服困难以后的愉快，使他不能看到自己的力量，以增强自信心。那种一味的创造困难的情境，让孩子无休止地去克服难以克服的困难，儿童体验不到快乐，只是失望灰心，这样对儿童的成长也是极为不利的。
培养儿童的意志，从小处着手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列宁小时候，父母就注意引导他从小事做起，如按时完成作业，今日事情今日毕，作息按一定的时间。平时孩子之间不许吵闹。无理取闹者，会被领进书房作为处罚。认真完成小观察、小制作。
列宁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后来他成了伟大的革命家。他那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正是来源于童年在家庭教育下的岁月。
父母要求孩子的任务一定要如期完成，并且坚持下去，不半途而废。父母在培养儿童意志过程中，还要有意识地让孩子多经受几次失败的磨练。当孩子与小伙伴游戏时被惹哭的时候，当孩子做小实验做不起来的时候，父母不必立即出面给他解围，或为他包办做好，要给孩子自己处理困难的机会。
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遇到难题无法解决的时候，应鼓励孩子再想想办法，也可以问孩子怎么想的。思考方法不对头，就加以引导；思考方法对头，就让他继续坚持下去，直至成功。
父母疼爱孩子，希望孩子生活得好一点，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父母的是不可能养活子女一辈子的，所以应该教育孩子有理想、有志气，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和技能，培养他们的战胜困难获得成功以后再进取的精神，来闯出自己的人生之路。那种只图子女的生活舒适，不会让孩子经受挫折的磨练，并不是对子女的真正疼爱，只会使孩子从小养尊处优，好逸恶劳，被动懒散，丧失斗志和理想。
孟子说：“要使一个人担负起重大的责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于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是不无道理的。
明朝的张居正，五岁时开始读书，十三岁时参加乡试，出色的成绩赢得了考官的赏识，考官决定录用他为“举人”，可是他转念一想：居正少年有志，才智超群，将来必是国家有用之才，我过早地提拔他，会断送他的进取心，倒不如让他落第三年，等他老练些，再提拔重用。
于是考官改变原来的主张，让张居正落第。张居正落第了，连续数日垂头丧气，周身的傲气也被打下去了。不过张居正很快地调整了自己，他矢志不移，勤学苦练，三年后再度乡试，他被录取为“举人”， 张居正没有辜负前辈的培养和期望，他后来做了宰相，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3、为孩子树立意志坚强的榜样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具有生动形象性，能够引起儿童情感上的共鸣。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儿童出生后到上学前他们学会的许多东西并非成人所教，许多都是模仿所得。模仿在儿童心理发展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父母应为孩子树立意志坚强的榜样。
首先，父母要根据儿童热爱和敬仰的英雄和名人、急切地效法英雄行为的特点，向他们讲革命先辈战胜敌人，科学家战胜困难的事迹，古今中外的研究课题、创造发明和文化艺术领域的成就，有意识的带他们参观革命先烈纪念馆，看有关影视片、看画报、图书，以激励儿童的意志。
其次，父母本身也是孩子仿效的榜样。
父母要求孩子独立的完成任务，自己就不能做事马马虎虎、拖拖拉拉；
父母要求孩子坚强、果断，自己遇到事情就不能优柔寡断、草率决定；
父母要求孩子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约束自己的行为，自己就不能为所欲为或者在困难面前畏缩不前；
父母要求孩子能够克服内部和外部的困难，完成学习任务，自己就不能对学习见异思迁、虎头蛇尾。
再次，用同辈榜样进行感染。如同龄、同班的优秀少年儿童的年龄、水平与孩子相近，他们的行动和榜样很容易激起孩子模仿的强烈愿望。父母应该引导孩子与他们进行对比，找出自己的差距，明确向他们学什么和怎么学，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史学家是不是司马迁？
黄仁宇一九一八年生于湖南长沙。天津南开大学肄业(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官校毕业后(一九四零)，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一九四三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一九四四年五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一九四六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一九四七)后曾任国防部参谋。一九五零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再度赴美国，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一九六四）。曾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一九六八～一九八零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2000年1月8日病逝于纽约上州的医院中，享年82岁。
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按现代大史家钱穆先生之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以观之，则黄仁宇先生之欲树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从历史观点和著作风格来看，他继承了钱穆先生的特点：作一个真正的平民学者。
[
“黄仁宇现象”实际上是对史学界的警示，学术研究应该走出狭小天地，从面向上层和少数精英到面向非专业化的读者，实现为社会服务功能的转化。
——刘志琴《黄仁宇现象》
"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黄先生开篇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惟其如此，才不是业余爱好者专注于"大事"的猎奇眼光，方能透过看似平静的历史海面，探询传统文化的大陆架如何突降为海床，辨析历史劫波如何起于青萍之末。
——庄周《齐人物论》
正因为有这种积极的态度，所以，尽管作者的思索冷峻，叙述残酷的历史事件也不动声色，但他的基本观点是乐观的。不过，他的乐观，是历史学家的乐观，不是文人的乐观。文人看历史，往往滑入渔樵闲话：“古今多少事，都入笑谈中。”今日的文艺娱乐作品，以“笑谈”历史为尚，正是文人的历史观与消费时代的嫁接。黄仁宇先生写历史用文学笔墨，但他仍是严肃的谈历史。
最值得深思的，是作者纯粹以“私人学者”的身份鸟瞰历史，不是在为某个团体“做项目”。他当然有时代的眼光，有所为而发；他也不写通史，只用显微镜分析历史的剖面，有机地融合了正史和野史，读黄先生的书，我再次确信：在学术领域，个人的声音并不微弱！
——卫建民 《读〈关系千万重〉》
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
——邝海炎 《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从黄仁宇到易中天》
黄先生的著述，以《万历十五年》成就最大。该书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以生动之笔演绎深刻之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以超然独到的眼光，典雅晓畅的手笔，由小见大，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天地。……黄先生的史学成就，不在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订，也不在于他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有多大的效力，而在于他对中国史实、甚至是司空见惯的史实所做的深刻、新颖的剖析和解释。黄先生是当代中国学者中，罕见的具有见微知著、融会贯通的驾驭史料能力的“通史”之才。他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所做的独到思考，已经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许多中国学人。
——方舟子 《悼念黄仁宇先生》
（黄仁宇的）书的好处之一是给人一种“历史切身感”。这该是史书独具的魅力吧，如果抽掉具体的、感性的东西，历史将变成可疑的概念和符号，而人们之所以读史，可不是为了听一堆教条。
——贺兆田（社科院文学所）
考察黄仁宇的治史方法，不难发现，“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一点迥异于以儒家传统为中心的正史观。而重归纳、重综合、试图从长时段看历史的研究风格也不同于美国汉学界主流的“显微镜”眼光，倒是深得法国年鉴学派的营养。
事实上，黄仁宇的读者群几乎涵盖各类职业，尤以受过高等教育的非历史专业者为主。如果不从职业而由心性划分的话，我们不妨借用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博士闲谈间的一种说法：无非两种。一种是本来就爱好历史的人，就象有人爱好武侠、有人爱好杂文；另一种是智者型的人，他们分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吴思、甘琦《 “黄仁宇旋风”风起何处？》
《万历十五年》在青年学人和相关学界所受欢迎程度，要远比在历史学界高得多，这说明历史学界与相关学科及社会有很大的隔膜。……黄先生的成就在于，他确使人们注意到通常说法的另一面。
——赵世瑜《无可替代的黄仁宇》
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因而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
黄仁宇的经验不但有中国的，也有西方的（如他对借贷经营金融资本一套之了解，在大陆史学界无人可及）；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换了别人，年青时拿枪杆子或握锄把子的经历，又与他以后的专业何干？黄仁字却几乎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所以他的著作读来，让人不禁心向往之可以说，黄仁宇是时代的产物，他通过自己的专业和历史知识，把个体的人生发挥到了极致，同时为我们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今后我们只有不断地回味他的教诲，并对他追忆。
——高王凌《黄仁宇放宽史学的视界》
黄仁宇把中国历史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横切了一刀，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全新的观察角度，也使他获得了全新的文字感觉。
——李方《给普通话写作点穴》
——傅国涌《黄仁宇在场的历史记录》
就是在这样的大毁大誉中，黄先生的学术春天灿烂登临。一个简单的逻辑是：毁誉越大，书的销路越好。
一般说来，学者通常不大会成为公众人物，除非他们有别样的机缘。比如别开生面，比如别具一格，比如别出心裁，比如别树一帜。而黄仁宇的公众化，便正在于他同时扣住了文化与市场的脉搏并借了毁誉参半的出场方式而“搞掂”。相对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对较扎实而符合市场标准的亮相方式、相对强大的传播机制、相对来说在公众层面上喜闻乐见而在票友和专家层面上充满争议的话语门径，这四个条件同时具备下的某种机缘，可能成为文化人进入公众视野的模版。次第牵连至今天的余秋雨、易中天、于丹们，莫不如是。
黄先生对中国历史的学术贡献可能不足于让其成为学界普遍认可的大师，可他的性格和创作状态则足以使其在外国读者、非专业读者、迷恋于可读性和新奇性的读者中产生远胜于专家们的震撼力、影响力和布道效果。在史学同行中他更象一个作家，在追求故事和史评的读者群中他则更象一个思想者。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历史爱好者都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的一些似乎严重不成熟的观念，可同样是这群人又不得不惊异于他的巨大市场。一个让专家们羡慕有宠大的读者群、让读者们钦佩有足够见识的人物，难怪会在漫天的毁誉中成为一个新学科的研究对象：那个新学科叫作“黄学”，而那个学科的书被戏称为“黄书”。
《万历十五年》的走红还有深层的原因，那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大历史观”在发挥作用。它实在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数十年间在史学界掀起阵阵波澜；但是它能在当下掀起大众阅读的狂潮，那就不得不佩服黄先生的才智与胆识了。读他的书，在“浅阅读”的层面上，我也常常激动不已。我好说黄先生是“三反分子”，其一是“反道德”，他认为中国失败与落后的结症正是“道德治国”；尤其是用道德代替技术与法律，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他认为，应当最大程度地将道德排除出历史讨论的范畴，在看待历史时，应当考虑当事人能怎么做，而不是应该怎么做，道德评判并非史家的责任。其二是“反性善”，黄仁宇借万历皇帝的“嘴”指出，人都一样，一身而兼阴、阳两重性。既有道德伦理的“阳”，就有私心贪“阴”，这种“阴”也绝非人世间的力量所能加以消灭。其三是“反历史”，黄仁宇既然有了“大历史观”的武器，就要评判以往的“小历史”。他提倡在历史的棋局上，应当从纵深去看问题，一匹马被车吃掉，直接原因，或许是因为它被别住了腿；然而马之所以被车吃掉，乃是从棋局开始双方对弈之综合结果。你不觉得这种“把一切事件的发生，均纳入历史的潮流”的作法，似乎带着一些历史决定论的痕迹吗？
——俞晓群《黄仁宇：让游子的孤魂，牵着亲人的衣襟归来》
黄仁宇的史观实为胜者为王的史观，完全以近代的“大结局”作为判断过去历史正确与否的根据：在近代成功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合理的、正确的；在近代失败的文明，就证明其古代历史是荒谬的、错误的。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自有专业价值，《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创新也不容抹杀，但其他著作所论对象虽异，却几乎都是大历史观注脚，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真正的史学价值甚微。黄著最大的意义，我以为在于给读史者（尤其是初学者）提供一种异乎寻常的历史感，其历史比较出入古今、打通中外，并融入个人的历史经验，实足以引人入胜，从此角度而言，可以说他是历史学的余秋雨。不过余氏只是散文作家，其错误多属局部的史实方面，而黄氏却以史学家的身份出台，其错误又属总体的史观方面，因此才不能以文学家标准将他轻轻放过。
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
这部著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通过书中这类维妙维肖的勾勒，黄氏为读者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历史现场”，让读者好似直接目击事情发生的过程，且又得以窥见这些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乐趣通常是阅读小说时才会获得的。英文版《万历十五年》的两则封底书评，颇值玩味。一是 David Lattimore 的看法，他认为该书“不凡而又富有思想。……怀着诗人或小说家的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喜悦，将寻常的末端小节转变为揭示其意义闪现的观点。”另一则是美国著名小说家 John Updike 的评论，他指出：”尽管深富历史学识，然而《万历十五年》却也具备着卡夫卡（Kafka）的优美而又令人顿挫之故事《中国万里长城筑成之时》（The Great Wall of China）的超现实的虚构特质。”
黄氏是把分析的工作放在一个叙事的架构里，而且在个人见解与文字表述、叙事与分析之间，并没有任何的断裂。遗憾的是，在大部分的职业史家的作品里（中文世界尤然），这类断裂的现象极其明显，因为多数的历史学者已不再“说故事”了。
——（台湾）江政宽《历史、虚构与叙事论述：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先生自辟了一套名之曰“大历史”（Macro-History）的史观派史学，在八○年代后半期的台湾史学界投下一块巨石，激荡出阵阵回响。
或许，称呼先生为创作家，要允当得多。他不在乎理论体系是否周密，不在乎遣词用字是否为同侪所认可，他真正致力的，是理念与想法的普及传布。在生命经验的参佐下，允许读者以最浅白直接的影像，去掌握资本主义最精淬的内涵，然后回到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史中，证成包含作者本人在内的集体记忆。谁说先生不是一名严谨的史学家？对先生来说，走出象牙塔，进入人群，将半生的思考与同他一起走过那个时代的人共享，才是他最终心愿。他何必在乎学术界对他的评价？作为一名广义的创作者，他在世纪末的台湾有过的影响力，远远超出许多严谨史学家们的想象之外。
——（台湾）李福钟《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
细绎本段文字的脉络，黄先生所谓的“真知灼见”，并不只限于他倡议的“大历史观”与“数目字管理”概念，而是对所有史学研究者的一种高度期许。然而，这段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仍是黄先生赋予史学“经世致用”的关怀与忧心：“我们若再犹疑，则以后所著书，恐怕全没有人看了”。
检讨这段历史，黄先生多次强调，要跳脱人物臧否与评价的“道德”层面，而“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至此，“数目字管理”与“大历史观”也就成为黄先生史学精华的一体之两面。
——（台湾）邱澎生 《审视明清中国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演变》
黄仁宇大历史的角度观照下，历史上非事件性的因素受到重视。相形之下，历史上的人，均不免变成了某种程度的常人。
甚至我们可以说，在李尉昂的小说里，背景才是主角。
——（台湾）张惠菁《当小说成了清明上河图——历史学家黄仁宇与小说家李尉昂》
黄仁宇的故事讲得越精采，历史的讽刺味就越浓。反之，传统组织越是致命，黄仁宇就获得越多的空间，越能精细刻画这些人物的特质与长处；而读者也越能领略中国社会的集体悲剧经验。努力、道德、天才都被命运，也就是现代化社会的缺席所嘲弄。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吃人的不是鲁迅所说的礼教，而是管理能力。
清末的中体西用说是为“西化”论起了个张本，而黄仁宇的西体中用说，则是现代化论与历史目的论下的调和之说。
——（台湾）陈正国《当东方遇见西方：黄仁宇的现代化论述与西方历史》
对于黄仁宇而言，“大历史”式的探讨，最后甚至已经接近了神学的领域：“大凡将人类历史从长时间远视界的立场检讨，不期而然会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学的领域”
——（台湾）刘季伦《 “大历史”下的个人》
先生的“善意”读评则称其“有时未免作了太过印象化的概括，读来竟像是一个外国人在描写中国，不过，这种写法也使得黄先生的文学和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与读者们经常感觉到的“大历史”那样，王先生说黄书“以问题为纲领切取中国历史”
——（台湾）王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