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是指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古书有载，杨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诗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四杰也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他们的诗歌扭转了唐朝以前萎靡浮华的宫廷诗歌风气,使诗歌题材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邻域扩展到江河山川、边塞江漠的辽阔空间，赋予诗以新的生命力。
四杰齐名，是指其诗文而言，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但也有人认为四杰出名指文。四杰排名,历史记载不一。如“复有王杨卢骆”，依次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后人常以此次序论述诸人，如杜甫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如“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则以骆、卢、王、杨为序。
初唐四杰的诗文，依然带有齐梁以来绮丽清新的气息，却已初步扭转文学传统的古朴风气。王勃表示反对当时“上官体”，“思革其弊”，获得卢照邻等人的支持。四杰的诗歌，已从宫廷诗风走向人生诗意，诗的内容和题材较为广泛，诗的风格也较之前的诗清丽俊逸。卢照邻、骆宾王的七言诗行趋向辞赋化,气势显壮;王勃、杨烱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可以说初唐四杰正是初唐时期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
四杰之一王勃（约650—676）出生名门望族，少时才华毕露。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他的诗文，对转变传统风气起了很大作用。王勃的诗今存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王勃的文集，较早的有20卷、30卷、27卷三种本子，皆不传。现有明崇祯中张燮搜辑汇编的《王子安集》16卷；清同治甲戌蒋清翊著《王子安集笺注》，分为20卷。此外，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著录卷子本古钞《王子安文》1卷，并抄录其中逸文13篇（实为12篇，其中6篇残缺）。罗振玉《永丰乡人杂著续编》又辑有《王子安集佚文》1册，共24篇，即增杨氏所无者12篇，且补足杨氏所录6篇残缺之文。按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部影印唐钞本第1集有《王勃集残》2卷，注云“存第二十九至三十”，当即富冈所藏本。清宣统三年（1911年），刊姚大荣《惜道味斋集》有《王子安年谱》。代表作《檄英王鸡》，《滕王阁序》;《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杨炯（650年－692年），杨炯,初唐诗人，六岁时被举为神童，杨炯以边塞征战诗著名，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其他唱和、纪游的诗篇则无甚特色，且未尽脱绮艳之风；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篇。张说谓“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旧唐书》本传盛赞其《盂兰盆赋》“词甚雅丽”，《四库全书总目》则以为“炯之丽制，不止此篇”，并谓“其词章瑰丽，由于贯穿典籍,不止涉猎浮华”。所作《王勃集序》，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靡文风的创作实践，评价很高，反映了“四杰”有意识地改革当时文风的要求。对海内所称“王、杨、卢、骆”，杨炯自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今存诗33首，五律居多。明胡应麟谓“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诗薮·内编》卷四）。明万历中童佩搜辑汇编有《盈川集》10卷，附录1卷。崇祯间张燮重辑为13卷。事迹见《旧唐书》本传。
卢照邻的具体生卒年，史无明载。后人只能据其诗作及联系相关事件等，推测其生卒时间：“约635-约689年”，卢照邻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出身望族，幼读诗书，曾师从曹宪、王义方受小学及经史，博学能文。官至都尉，后染风疾，离职居长安附近太白山，因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由于政治上失意和疾病折磨，最后投水而死，享年60岁。
卢照邻的文学作品，《旧唐书》本传及《朝野佥载》载卢有文集20卷。《崇文总目》等宋代书目均著录为10卷，已佚。今存其集有《卢升之集》和明张燮辑注的《幽忧子集》，均为7卷，后者最为通行，有《四部丛刊》影印本，中华书局1980年排印本题《卢照邻集》。《全唐诗》编录其诗2卷。徐明霞点校《卢照邻集》即据7卷本《幽忧子集》，并作《补遗》。傅璇琮著有《卢照邻杨炯简谱》。今人任国绪有《卢照邻集编年笺注》，祝尚书有《卢照邻集笺注》，李云逸有《卢照邻集校注》。《全唐诗》存诗2卷。
骆宾王擅长七言歌行诗，“富有才情，兼深组织”他的长篇歌行《帝京篇》在当时就己被称为绝唱，《畴昔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也都具有时代意义，往往以□崎磊落的气息，驱使富艳瑰丽的词华，抒情叙事，间见杂出，形式非常灵活。这种诗体，言词整齐而流利，音节宛转而和谐，声情并茂，感染力强，易于上口成诵。骆宾王的五律也有不少佳作。如《在狱咏蝉》，托物寄兴，感慨深微，是脍炙人口的名篇；《送郑少府入辽》抒写立功报国的乐观战斗精神，格高韵美，词华朗耀，除了全首平仄声调还不协调，律体形式尚未成熟而外，比起杨炯的《从军行》、《紫骝马》并无逊色。绝句小诗，如《于易水送人》、《在军登城楼》，寥寥20字中，壮志豪情，激荡着风云之气，颇能见出诗人的个性风格，在初唐绝句中也是不多见的。骆宾王《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清新俊逸的气息。无论抒情、说理或叙事，都能运笔如舌，挥洒自如，最能代表当时的时代新风、是流传广泛的名作之一。它以封建时代忠义大节作为理论根据，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正在筹建中的武周王朝,气势充沛,笔端带有情感。诗集最早为中宗时郗云卿所辑10卷，今已佚。明、清两朝流行的有4卷本、6卷本和10卷本，所收篇目大致相同，均为后人重辑。清人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后出，最为完善，有中华书局排印本。
丧乱三帖 王羲之“丧乱三帖”：“丧乱帖”、“二谢帖”和“得示帖”，合裱于一卷，《丧乱帖》 八行、 《二谢帖》五行、《得示帖》四行，共一纸。日人有总称为《丧乱帖》者。纸本，纵26.2厘米、横58.4厘米，日本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帖有“延历敕定”朱文印。延历为日本桓武天王年号（公元782——805年），相当于中国唐代德宗朝。此三帖实为唐模本。可见当时模写后不久即流入日本。（注：此卷现已被改为轴装） “丧乱三帖”是王书中的精品，笔法变化莫测，笔走龙蛇。唐太宗云“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反直，”在此帖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一、王羲之《丧乱帖》行草，摹本，白麻纸。纵28.7厘米。8行，62字。 《丧乱帖》面目近于《频有哀祸帖》，然转折更为圆活流纵，字侧仄更甚，墨色枯燥相间而出，至纸末行笔更为快疾。可以想见作者当时啜泣难止、极度悲痛之情状。 释文：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痛当 奈何奈何! 虽即修复，未获奔驰，哀毒益深，奈何奈何!临纸感哽，不知何言!羲之 首顿首。 二、王羲之《二谢帖》 摹本 日本皇室宫内厅三之丸尚藏馆藏 《二谢帖》和《得示帖》、《丧乱帖》连成一纸。纵28.7厘米。5行，行草书。 释文：二谢面未? 比面迟承良不静。羲之女爱再拜，想邰儿悉佳。前患者善。所送议当试，寻省。左边剧。 三、王羲之《得示帖》摹本， 纸本。纵28.7厘米。4行，32字。行草书。此帖与《丧乱帖》、《二谢帖》共一纸。 释文:得示，知足下犹未佳，耿耿。吾亦劣劣。明日出乃行，不欲触雾故也。迟散。 王羲之顿首。 日本学者内藤乾吉称：此帖用纸类似白麻纸，纵向有条纹，系用双钩填墨法所摹。在第一行末‘之极’右侧，有‘僧权’二字左半部分押署。《二谢帖》的第二行末，‘再行’右侧，有一‘珍’小字押署。‘珍’即梁朝鉴赏家姚怀珍。此帖右端纸缝处，钤有‘延历敕定’朱文御玺三处，钤印的形式与《孔侍中帖》同，中间一玺中正，上下二玺右斜，显示曾为日本桓武天皇内府所藏。日本《支那墨宝集》载：‘此幅久藏御府，后西院天皇崩后，购于尧恕亲王。亲王为妙法院教皇，经该院保存至今，后献为帝室宝藏。’ 此帖在日本流传了一千三百多年，被视为国宝，为中国书法界所知不过百余年。清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杨守敬首先摹勒于他的《邻苏园帖》，墨迹印刷品的传入，则在一九三四年以后。 此帖提及的‘先墓’及其‘修复’事，今人王玉池推定先墓在洛阳，其修复之事，在永和七八年，也不排除在永和十二年桓温收复洛阳时。韩玉涛认为先墓在琅邪，修复之事，在永和十二年八月。刘涛根据此帖书风与《十七帖》距离较大，认为可能是王羲之五十岁(永和八年)左右所写。 此帖用笔挺劲，结体纵长，轻重缓疾极富变化，完全摆脱了隶书和章草的残余，成为十分纯粹的行草体。书写时先行后草，时行时草，可见其感情由压抑至激越的剧烈变化。 韩玉涛《王羲之〈丧乱帖〉考评》一文，说此帖不可及处有四：第一，这本身就是一篇优秀的杂文；第二，此帖字势雄强，是右军真面目，是真正的右军风骨；第三，《丧乱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第四，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因此，《丧乱帖》是一件难得的珍品，是王羲之最有代表性的末年之作，远胜《神龙兰亭》。 当代书法大家崔学路先生评《二谢帖》曰：“二谢书先正即行，终为大草，亦庄亦谐，亦方亦圆，亦轻亦重，全由心出，一任自在，当为右军晚年书，真大化境地耳。”...
我少时读汉执金吾丞武荣碑有云：“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知西汉的《太史公书》，在东汉末已改称《史记》，与今名符合，及读王静安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根据《三国·魏志·王肃传》，谓《史记》名称，始于王肃，心窃以为不然，忆余一九四一年春间，旅客昆明，候车赴渝，日多闲暇，辄至翠湖公园温理旧书，偶读杨守敬《望堂金石记》，见摹刻东海庙残碑碑阴，有秦东门阙事在《史记》一语，知《史记》名称，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已经开始。年来阅杨明照先生《太史公书称史记考》（见《燕京学报》第二十六卷），指出《史记》名称，开始于东汉灵献之世，列举五证，确有独到之见解，但杨氏所考，尚未具体，因搜罗材料共列九证，兼采杨氏之说，俾成定讞，其武荣碑一证，为余与杨氏及其师陈李皋先生所共知，其东海庙碑碑阴，延笃《史记音义》、《风俗通义》、高诱《战国策注》四种，则余所发现，他如蔡邕《独断》、荀悦《汉纪》、颖容《春秋例序》、高诱《吕氏春秋训解》等四证，则节采杨氏之原说；至于《太史公书》以前古史中早已有史记的名称，与本篇无涉，不再商讨。兹先论由《太史公书》转变为《史记》名称的过程。
是北魏楷书。
北魏楷书。史料记载，此作品应为北魏太武帝谋臣崔浩所书。其结体取的纵势，其用笔横平竖直，虽有隶书之遗韵，但已无隶书之含蓄。为魏碑楷书“平画宽结”的代表作。可惜的是原石已佚，流传后世的多为宋代翻刻本。康有为赞其为“瘦硬峻峭之宗”，杨守敬称其“瘦削独出，险不可近。”亦有民国金石学家欧阳辅认为此碑“虽经翻刻，规模尚存，亦可见书法之递变”。
我国现存最早的古琴谱集是《神奇秘谱》。《神奇秘谱》是由明太祖之子朱权编撰的古琴谱集。写于公元1425年，是现存最早的中国琴曲专集。书中所收录的63首琴曲，是编者从当时的“琴谱数家所裁者千有馀曲”合集中挑选出来的，其中不乏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名曲。

由于中国古代音乐不像其他文物那样容易保存，许多古曲要么丢失，要么变得面目全非。因此，古琴乐谱中所保存的古曲，被唐人认为是“唯弹琴家犹传楚汉旧声”。古乐是总结前人音乐创作经验、探索传统音乐规律不可缺少的基础。虽然在过去的五百年里，有上百首古乐谱，保存了上千篇传记，但相比之下，《神奇秘谱》所保存的古乐作品史料价值最高。

《神奇秘谱》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名为《太古神品》，包含十六部作品。每首乐曲前都写有详细的解说，介绍了琴曲的起源和演变，以及琴曲的演奏。段落、指法和音位也有清晰的标记。此谱是研究古琴音乐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和历史价值。
由于《神奇秘谱》史料的高价值，自1956年影印出版以来，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一些失传已久的古代名曲被发掘出来，许多优美的旋律又重新吸引了活在当代观众。
王文治（1730-1802），清代书法家。字禹卿，号梦楼，丹徒（今江苏镇江）人，王文治与刘墉、梁同书、翁方纲并称“清四大家”。因在用笔墨上喜用长锋羊毫和青黑色的淡墨，与喜用浓墨的刘墉成鲜明对照，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美誉。其代表作有：《梦楼诗集》、《快雨堂题跋》等。
王文治一生以书法称名于世，早年习书从前辈笪重光人手，受其影响颇深。他的楷书师从褚遂良，行草书则学自《兰亭序帖》和《圣教序》。但钱泳却认为他是学赵孟和董其昌的用笔，中年以后改习张即之。从王文治传世书法来看，其飘逸婉柔的点画和妩媚匀净的结体，的确透露出与笪重光、董其昌二人书法的传承关系，而线条的扁薄，更是浸染于笪氏书法的结果。除笪、董二人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王文治中年以后潜心禅理，对于有关佛经的书法尤其用心关注。他曾收得张即之的写经墨迹，临摹学习，因此其书风与张即之、笪重光一样有用笔扁薄的特点。
王文治无论是诗或书在清代都享有盛名，书法主要学米芾、董其昌，后又法帖二王(王羲之父子)，最得力于李北海真传。他曾自称：“我的诗和字，都是禅理。”虽然他的书法师从董其昌、王羲之父子、褚遂良等书法大家的教诲，但通过长期的帖法，已经形成了自己萧劲秀媚的独特书法风韵，在当代著名的书法理论者将他与梁同书被视为帖学大师，并称为“梁王”，梁同书得知后也自认为在天分上并不如王文治。
王文治在书法用笔转少折多，以折为主，显得果断有致，干净利落。瘦硬的笔画略带圆转之意，既妩媚动人，又俊爽豪逸，风神萧散，笔端毫尖处处流露出才情和清秀的特色，尤其是对联作品，尤为飒爽。王文治书法的“秀”，第一感觉就是从他那疏朗的章法中透露出来的，其书法，无论行书还是楷书，无论大字还是小字，在章法布局上都善于用宽舒的行距、笔直的行气，制造一种简约的、有序的、宁静的、内敛的美，给人一种清新拔俗的美感。
一次乾隆皇帝南巡江南时，路过杭州在杭州寺庙中见到了王文治所著的《钱塘僧寺碑》书法大加赞誉。由于此碑帖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赏，王文治的书法声望就大大提高，并在书法界广为流传并在当地广受喜爱。在乾隆、嘉庆年间竟有“天下三梁，不及江南一王”的说法，三梁说的就是：梁同书、梁巘、梁国治，他们三人均为当时的著名书法家，书法各有专长，一王指的就是王文治。
王文治能开辟秀韵天成的书风之新境界，并以“秀”色光耀书法史，其淡墨的运用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应看到，董、王的某些淡墨书作，不可避免地给人以“神寒气俭”（康有为语）的羸弱之感。
因此，“秀”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传达俊美的姿态，又易流入轻佻的歧途。“太守工书法，其书亦天然秀发，得松雪、华亭用笔。至老年则全学张即之，未免流入轻佻一路”（钱泳《履园丛话》）、“梦楼书法虽秀韵天成，或訾为女郎书”（杨守敬《学书迩言》）、“梦楼书非无骨，特伤于媚耳。使能严重自持，当可少正”（马宗霍《书林藻鉴》）这些批评，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客观地审视王文治的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