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诔文的代表作品,诔文的代表作品是什么

2、诔文的历史溯源3、颜延之的主要作品4、《红楼梦》中宝玉为晴雯写的《芙蓉女儿诔》,宁夏魏晋南北朝诔文碑文有哪些?官府.乐府原为汉代音乐机关所搜集的诗.《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发展的高峰,最早见于南朝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赋是我国古代韵文和散文的综合体;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桃花源记》、《归去来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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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魏晋南北朝诔文碑文有哪些?

二).两汉文学两汉散文①贾谊,世称贾生。又称贾长沙,贾太傅。著《新书》十卷。《过秦论》、《论积贮疏》是他的代表作。②司马迁,字子长,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著《史记》,首创“纪传体”,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③班固的《汉书》,刘向编订的《战国策》都名传史册。乐府民歌和赋乐,民乐;府,官府.乐府原为汉代音乐机关所搜集的诗.《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发展的高峰。最早见于南朝徐陵编纂的《玉台新咏》.赋是我国古代韵文和散文的综合体。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贾谊的《吊屈原赋》都很有名。(三).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和散文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蒿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②“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③“竹林七贤”。阮籍、稽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④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归园田居》、《饮酒》是传世之作。⑤此外,

诸葛亮《出师表》、范晔(yè)《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羲之《兰亭集序》、刘勰《文心雕龙》、郦道元《水经注》都名垂史册。魏晋南北朝的小说①志怪小说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干将莫邪》。②轶事小说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周处》。

诔文的历史溯源

作为古代丧葬礼仪上用的一种文体,诔文起源于西周的赐谥制度,它的存在依附于制谥的目的。西周形成了官谥官诔的传统 。周天子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礼》:‘太祝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六曰诔’。北齐· 颜之推 《颜氏家训·文章》也指出:“祭祀哀诔,生於《礼》者也。”

古代以散文形式出现的哀祭文,最早见于《尚书·周书·金縢》: “惟尔元孙某,遗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干天,以旦代某之身。” 周武王病笃,周公旦祷于三王,请以身代,史官纳其祝册于金縢之匮中。虽属于祭天祈祷之词,但毕竟悬念生死,情切骨肉,可视为哀祭文的萌芽之作。

其后的周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宗法礼教,特别重视厚葬,王公贵族卿大夫死后,要在祖庙前举行祭奠仪式,由史官宣读诔辞,以表死者功绩,并确定其谥号。《周礼》郑玄注:“诔者,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于是,诔也就成为古代哀祭文的 早期形式。 春秋时代对这些传统有所突破:士始有诔,有诔无谥。

最早有记载的诔,是《礼记.檀弓上》所载春秋时鲁庄公诔县贲父、卜国,但只有记事,并无诔辞传世。但毕竟他开启一个风气,‘士之有诔,自此始也’。

现存最早的诔辞,为《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载鲁哀公的《孔子诔》。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孔子卒,公诔之曰:‘昊天不吊,不来犬心遗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茕茕予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此即所谓诔辞也。

春秋时代是诔文由单纯应用文体向文学文体发展的关键时期,后世如谥议、行状、哀辞等文体皆受其影响。古人讲究上下尊卑,“诔”只能用作“上对下”、“尊对卑”,《礼记·曾子问》曰:“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从西周到春秋初期,“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观念牢不可破;后由于官方定谥已有“谥议”“谥册”,此时民间私谥私诔也悄然兴起,这些因素使得诔文逐渐摆脱制谥的目的而 独立存在,诔便成了专门对死者表示怀念和哀悼的文体。 诔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形式,形成于两汉之交, 是先秦丧祭命谥诔辞与铭颂结合的产物。先秦诔文初具雏形,然体式尚不稳定;汉诔稳定了述德和写哀两方面的内容和先述德后写哀的内部结构,并且确立了四言句式。

东汉则是诔文的定型阶段,前承先秦西汉诔文的初兴,后启魏晋诔文的繁荣,具有过渡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诔文之体制模式、诔谥关系的转变、语言形式的变化三个方面。在诔文体制模式上已经形成了前半述德后半表哀的标准模式;在诛与谥的关系上既继承前代的某些既定因素,又有所改变;在语言形式上.顺应文学语言发展的趋势,其骈偶因素在诔文中的分量加大,是魏晋南北朝骈体诔文形成的前驱。自汉至魏晋,其体制渐趋于定型,即由序文、颂述德勋、颂述哀情和个体伤情四部分构成的行文模式。由于诔文专门的丧纪功能,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哀告模式。其体例大致为:前列小传,记叙死者生平,表颂扬之意;后写四言诔辞,称誉死者荣耀,寄哀悼之思。前者为散体,后者为韵体,从而开两千多年来哀祭文韵散结合之先例。

两汉之间,扬雄的《元后诔》、杜笃的《大司马吴公诔》、傅毅的《明帝诔》、张衡的《司空陈公诔》、蔡邕的《济北相崔君夫人诔》、卢植的《郦文胜诔》等诔辞先后出现,争奇斗艳。 在文学史上,诔文可谓是两汉魏晋文人较多采用的一种文体形式,其体式也随着时代而不断演进。诔文的作谥职能不断弱化,具体体现为所诔对象的非事功化以及作者和所诔对象关系的私人化。这导致了诔文述德内容的改变。先秦两汉时期诔文述德主要在 道德、政治方面;魏晋以来则突出 才性、情趣。这些变化促使着诔文由礼仪之文向抒情之文转变,从而也动态地呈现了诔文的文学化进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思想开明,文学观念加强,哀祭文除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悼念骨肉、悲痛身世的至情文字,大大增强了这一文体的抒情气息。魏晋以后的诔文趋于繁荣,在写作上更多的趋向于以颂扬的笔调叙述死者的生平事迹,以回忆的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与此同时,由辞赋派生 出来的哀辞、吊文,由颂神式祝辞衍生 出来的散体哀祭文也相继出现。这一时期此类体裁的著名的代表作,诔辞有曹植的《王仲宣诔》、阮籍的《孔子诔》、潘岳的《马督诔》、颜延之的《陶征士诔》等;哀辞有上述曹植的《金瓠哀辞》以及陆机的《吴大司马陆公少女哀辞》等;吊文有祢衡的《吊张衡文》、王粲的《吊夷齐文》、李充的《吊嵇中散文》、陆机的《吊魏武帝文》;祭文有王珣的《祭徐聘士文》、陶潜的《自祭文》、王僧达的《祭颜光禄文》、孔稚圭的《祭外兄张长史文》、刘令娴的《祭夫徐悱文》等;还有用辞赋体写的哀悼文,如曹植的《慰子赋》、潘岳的《悼亡赋》、江淹的《伤爱子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在这些各体具备的作品中,与前代相比,亦有所不同。其表现在内容上的,因本期战争迭起、叛篡频见,统治者在夺得权位后,多思正名以自固,出现了以政府文告形式书写的哀策文。如曹丕的《武帝哀策文》、王珣的《孝武帝哀策文》等,实为古“诔”与哀辞的混合体。表现在形式上的,由于此时期骈体垄断文坛,一切文牍书翰,风行骈四俪六。

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骈体形式渐微,散体文字时新。虽然写作哀祭文除散体之外,仍有采取赋体、骈体形式的,但其内容与体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一是,该时期谥法简化,谥议废除,正如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的:“古之诔本为定谥,而今之诔惟以寓哀,则不必问其谥之有无,而皆可知之。至于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矣。”同时也不再局限于四言,而逐步向骚体、长短句过渡。如韩愈悼念欧阳詹、柳宗元悼念吕温的文章,既称“诔辞”又称“哀辞”,可见二者基本上已经合流。到了北宋,“南丰(曾巩)、东坡(苏轼)诸老所作,则总谓之哀辞焉”(明·吴讷《文章辨体》),哀辞终于取代 了诔辞的地位。虽然以后在清代小说《红楼梦》第七十八回里还出现《芙蓉女儿诔》,那不过是作者袭用旧称之作,已非古诔的原貌了。其二是,吊文范围也逐步扩大,它不仅可以凭吊死者,而且可以凭吊可悲的事物,如唐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其三是,祭文名称进一步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运用。此外还出现告、哭、悼、葬、奠、酹、悲等别称。如李商隐的《奠小侄女寄寄文》、柳识的《许先生颍阳祠庭献酹文》、富弼的《哭尹舍人文》、陈亮的《告祖考文》等。至于韩愈的《祭鳄鱼文》、白居易的《祭庐山文》、苏轼的《祭城隍神文》,是古代祭神遗风的流传,不应属于哀祭文之列。

颜延之的主要作品

导语:颜延之,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以华美诗风见长。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关于颜延之的介绍,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颜、谢并称而实际上不能比肩齐足,这并不完全需要等待历史的检验,在同时代有见识的批评中已经透露了消息。《南史》本传:

延之尝问鲍照已与谢灵运优劣。照曰:“谢公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延之终身病之。

《诗品》“颜延之”条引此作汤惠休的评论,文字小有出入。凑巧的是的照和汤惠休也被人合称“休鲍”(《南齐书,文学传论》),所以对颜、谢诗风所使用的同一形象的比喻,究竟是二人所见略同,还是一人引用了另一人的创见,已难于确定。附带说一下,刘宋时代几位大诗人陶、谢、鲍、颜,颜延之是惟一的和其他三位都有交往的人,而其他三位相互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联系。颜延之和休、鲍的作品风格有很大差别,在“诗运转关”之际,颜偏于保守,休、鲍意在创新。《诗品》“齐惠休上人”条还记载颜延之“忌照之文,故立休鲍之论”,意思是颜延之以牙还牙,鄙薄汤惠休的“委巷中歌谣”,也鄙薄了鲍照。

谢灵运和颜延之都重视雕琢刻镂,但谢灵运致力于自然形象的捕捉,景中融情,情中寓理,突破了玄言诗的束缚,使人眼目一新;颜延之则主要着意于用事和谋篇琢句,长处在于谨严厚重,短处则是缺乏生动自然的韵致,甚至流于艰涩。《诗品》“颜延之”条:

其源出于陆机。尚巧议,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

《诗品》中论诗人的源流,有的不易理解,但是说颜延之源出于陆机,却是深中窍隙的议论。钟嵘认为陆机“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尚规矩”,五言诗中的排偶雕琢,到陆机而有进一步的发展东晋崇尚清峻,不求华缛,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颜延之直接继承了太康诗风。颜延之和陆机同样具有规矩、典雅、华而不靡的特色,和永明以后的轻艳之风相比较,颜延之的诗“虽乖秀逸”而能古拙劲健,这就是钟嵘所以赞赏的原因。

颜延之诗的另一个特点是好用古事,所谓“铺锦列绣”或“错金镂采”都是指这一点而言的。作为汉语文学中修辞技巧的特征之一,属辞比事,本来是比兴的一个旁支,意在为作品增添色泽,但流弊所及,往往被用来掩盖内容的空虚和情趣的贫乏。张戒《罗寒堂诗话》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而极于杜子美。”由于刘宋初期诗文中属辞比事的技巧还不像后来那么成熟,颜延之本人也并不完全像钟嵘说的具有那么多的“风流文雅才”,相反,却是才不胜学,所以颜诗中用典往往显得拘束,滞塞。比如《赠王太常(僧达)》:

玉水记方流,璇源载圆折。蓄室每希声,虽秘犹彰彻。聆龙睬九泉,闻风窥丹穴。历听岂多工,唯然觏世哲。舒文广国华,敷言远朝列。德辉灼邦懋,芳风被乡耋。侧同幽人居,郊扉常昼闭。林间时晏开,亟回长者辙。庭昏见野阴。山明望松雪。静惟浃群化,徂生入穷节。豫往诚欢歇,悲来非乐阕。属美谢繁翰,遥怀具短札。

全篇几乎“无一字无来历”,但除了“幽人”以下六句还有一些诗味而外,正是何焯《义门读书记》所讥评的'“拉杂而至,亦复何趣”。颜诗多庙堂应制之作,这些诗更需要典重的词语装点。像《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辞藻华丽,颇能反映“元嘉之治”的气象,以“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领起全诗,用典尚能贴切,所以李白在《春日陪王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中就写到了“延年献佳作,邈与佳人俱”;而《侍游蒜山》开头所写的“玄天高北列,日观临东冥。人河起阳峡,践华因削成。”则和低矮的蒜山丁不相涉,纯属敷衍成文了。

颜诗中历来为人所称的是《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五君咏》和《秋胡诗》。义熙十二年,刘裕北伐取得胜利,十月,克复洛阳,这是东晋一代中对北方用兵最成功的一次。颜延之奉命到前线祝贺,《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两诗即作于此年冬天。

阴凤振凉野,飞云瞀穷天。临涂未及引,置酒惨无言。隐悯徒御悲,威迟良马烦。游役去芳时,归来屡徂愆。蓬心既已矣,飞薄殊已然。(《北使洛》)

洛阳在东晋时期屡次失陷,朝廷已把它置之度外。现在一战而捷,得以收复,然而颜延之在奉使赴洛途中却没有欣喜之情,即目所见,中原残破,故国之思结合行役的艰辛,形成了悲凉沉重的气氛。全诗一气呵成,有异于其他一些诗篇的艰涩,在手法和情调上都近于陆机的《赴洛道中作》,甚至可以认为是有意的模仿。《还至梁城作》是此诗的姐妹篇,在以“故国多乔木”等六句抒发了黍离之感以后,诗人又以怀古伤时作结:

惟彼雍门事,吁嗟孟尝君。愚贱同堙灭,尊贵谁独闻。曷为久游客,忧念坐自殷!

忧伤而终归于譬解,本来是诗文中的常套,但由于感情真挚强烈。所以读来并没有虚矫自饰、为文造情的感觉。《宋书》本传称这两首诗“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这两首诗情调悲凉而被时人誉为“藻丽”,可见这一概念和“锦绣”、“金玉”的比喻一样,含有工致、繁富的意思,不同于齐、梁以后的华靡。

《五君咏》突出反映了颜延之人格中的耿介和性格中的傲岸一面。元嘉十一年,刘湛、殷景仁不能容忍颜延之的耿直放诞,通过彭城王刘义康再次外放他为永嘉太守。这里正是十二年前谢灵运第一次被贬的地方,谢灵运在前一年刚刚被杀于广州,分明是以谢灵运的下场来暗示颜延之。颜延之极为愤慨,写作了《五君咏》,五首分咏阮步兵(籍)、嵇中散(康)、刘参军(伶)、阮始平(咸)、向常侍(秀),在“竹林七贤”中取五人而遗落贵显的山涛、王成,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宋书》本传说其中咏阮咸和咏刘伶的“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是作者自序,其实通观五篇,莫不是颜延之思想境界的自我写照,而尤以咏阮籍、嵇康的两首写得更加鲜明:

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起句矫健,结句悲凉。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六评此诗说“五篇别为新裁,其声坚苍,其旨超越,每于结句凄婉壮激,馀音诎然,千秋乃有此体。”语虽夸大,尚能近实。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五首诗都是五言八句,中间四句,排偶相对。这一现象也许出于偶然,不过它出现在永明新体诗之前五六十年,说明了已经有人在作这种格律规整的探索。这五首诗在后世被视为颜延之的代表作,有相当的影响。李白《酬王补阙》“鸾翮我先铩,龙性君莫驯”,显然是套用颜诗中的两句警句。

《秋胡诗》是一首叙事诗,叙鲁国人秋胡娶妻后几天就到陈国做官,五年后归家,见路旁有美妇人采桑,赠之以金,不受。回家,才发现美妇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妻子责以大义,然后投河自尽。这个故事与《陌上桑》有一致之处,从齐、梁开始,就有人把它们合二而一,例如王筠《陌上桑》:“秋胡始停马,罗敷未满筐。”李白《陌上桑》:“使君且不顾,况复论秋胡!”稍后于颜延之的丘巨源也作有《秋胡诗》,讥刺齐明帝萧鸾为吴兴太守时事,见《南齐书。文学传》。丘诗已佚,但既然语含讥刺,应当和调戏或霸占妇女有关。

诗分九章。第一章写秋胡娶妻的欢愉;第二章写夫妇别离;第三、四章写妻子对秋胡的思念,继承《诗.周南.卷耳》的手法,作设身处地之语;第五章写秋胡返家途中遇妇于桑下;第六章写赠金不受;第七章写返家见母见妻;第八章写妻子申言离居之苦;第九章写妻子责以大义。全诗章法谨严,布置稳贴,风格在严肃中显出婉转,足以体现《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说“延年之体裁明密”这一特色。作为大型的叙事诗,《秋胡诗》当然赶不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但在唐以前为数不多的叙事诗中,它也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

颜诗中也有一些诗句轻快流丽,如“春江壮风涛,兰野茂荑英”(《侍游蒜山作》),“流云蔼青阙,皓月鉴丹宫”(《直东宫答郑尚书道子》),“侧听风薄木,遥睇月开云”(《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也有一些诗句悲凉壮阔,如“故国多乔木,空城凝寒云”(《还至梁城作》),“凄矣自远风,伤哉千里目。万古陈往还,百代劳起伏”(《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遗憾的是这些佳句数量并不多,而全篇的其他部分也往往不能相称。

颜诗典雅庄重的风格,对同时代和稍后的诗人有一定的影响。《诗品》下论谢超宗、丘灵鞠、刘祥、檀超等七人,说他们“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这些诗人中有人已无作品存世,从现存的作品来看,确有学习颜延之的痕迹。

颜延之在散文和骈文上也有相当成就,是刘宋前期的大手笔。据现存史料,他是最早提出“文…‘笔”对举的作家。作品录入《文选》的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阳给事诔》、《陶征士诔》、《宋文皇帝元皇后哀册文》、《祭屈原文》。颜和陶前后有两次晤面,交谊甚笃。这篇诔文是史料中第一篇有关陶渊明的文字,诔中“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汲流旧巘,葺宇家林。晨烟暮霭,春熙秋阴”等语,都可以和陶诗印证。不过影响更大而写法.上又有特色的却是没有人《文选》的《庭诰》和《赭白马赋》。

《庭诰》意即家戒、家训。从刘邦《手敕太子文》、马援《戒兄子书》、郑玄《戒子益恩书》、诸葛亮《戒子》一直到明、清之际朱用纯(柏庐)《治家格言》,两千年来,形成了一种文体。这一类文章的目的都在于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子弟,通常都平易坦率,于朴素中见出作者的真性情。颜延之在《庭诰》中谆谆告诫子弟,必须收敛锋芒甚至谨小慎微。他说,“言高一世,处之逾默”、“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的,是“士之上也”;“敬慕谦通,畏避矜踞”、“文理精出,而言未称达”的,“此其亚也”;如果“言不出于户牖,自以为道义久立;才未信于仆妾而曰我有以过人”,这就是“千人所指,无病而死”之流,最不足取。他甚至连生活中的小节都设想到了。这些都很容易使人想起嵇康的《家戒》。两位诗人同样放诞任达,龙性难驯,不甘与浊世合污,然而又深知在世道上随处潜伏杀机,因此不希望子弟学样模仿,成为狂狷。这正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此外,《庭诰》中还提出了对诗歌的某些看法,认为古诗中不见九言,是“声度阐诞,不协金石”,即不符合语言音节的自然规律;传为李陵的五言诗出于伪作,今天已成定论,最早提出怀疑的就是《庭诰》:“李陵众作,声杂不类,原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可见这些诗在晋、宋之际已经流传,尽管出于后人假托,但并非出于“齐、梁间小儿”之手。

《赭白马赋》作于元嘉十八年。赋中对马的形体、神态、速度有形象的描写:

附筋树骨,垂梢植发,双瞳夹镜,两权协月,异体峰生,殊相逸发。超摅绝夫尘辙,驱骛疾于灭没。简伟塞门,献状绛阙。旦刷幽燕,昼秣荆越。……睨影高鸣,将超中折,分驰回场,角壮永埒。别辈越群,绚练夐绝。“旦刷”两句,通过早晚在不同地点刷马、喂马,以显示这匹骏马一日之间的行程。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按前人写马之迅疾,辄揣称其驰骤之状,追风绝尘。(《全宋文》)卷三四谢庄《舞马赋》:“朝送曰于西版,夕归风于北都”,亦仍旧贯,增“朝”、“夕”为衬托。颜氏之“旦”、“昼”,犹“朝”、“夕”也,而一破窠臼,不写马之行路,祇写马之在厩,顾其历块过都,万里一息,不言可喻。文思新巧,宜李白、杜甫见而心喜。李《天马歌》:“鸡鸣刷燕晡秣越”,直取颜语;杜《骢马行》“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稍加点缀,而道出“趋”字,便落迹着相。(第四册1035页)

宋朝人王得臣在《尘史》中虽已注意到了《天马歌》、《骢马行》用《赭白马赋》的手法,但远不如钱说精博。除了《骢马行》以外,杜甫在《高都护骢马行》、《魏将军歌》、《瘦马行》等诗篇中也屡屡化用这篇赋中的词语,可见其影响之深。

若干年来,很少看到关于颜延之的研究文章,而这位作家确有其值得研究之处,因而写了如上不成熟的意见,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红楼梦》中宝玉为晴雯写的《芙蓉女儿诔》,作者为何称之为“杜撰”?

晴雯“夭风流”后,宝玉并没有像对金钏那样找个井台一祭了之,而是非常郑重地举行了一个祭奠仪式,不但“备了四样晴雯所喜之物”,还“用晴雯素日所喜之冰鲛谷一幅”,写了一篇长文,名为《芙蓉女儿诔》。

诔,《说文》中的解释为谥,叙述死者生前事迹,表示哀悼。注意,是叙述事迹,也就是一切基于事实,相当于对一个有功之人、受世人拥戴之人的盖棺定论。

如果单从这篇诔文来看,晴雯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人物,是天上的芙蓉花神,“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其为神则星日不足喻其精,其为貌则花月不足喻其色。”

有意思的是,作者曹雪芹先生一点都不给宝玉面子,直接在回目名里指出宝玉所写皆为“杜撰”。

杜撰,《国语辞典》中的解释是无事实根据,凭空捏造、虚构。

本应完全基于事实的客观叙述,结果被宝玉凭空捏造,这是作者对宝玉的讽刺,也是作者对晴雯的讽刺:无可称颂的事实,才需要杜撰。

为了突出宝玉所作为杜撰,作者还在三个地方予以体现。

以小丫头的胡诌为据,杜撰晴雯为芙蓉花神

《芙蓉女儿诔》,顾名思义,“芙蓉女儿”指的就是晴雯。此名从何而来?来自小丫头的胡诌:

这丫头听了,一时诌不出来。恰好这是八月时节,园中池上芙蓉正开。这丫头便见景生情,忙答道:“我也曾问她是管什么花的神,告诉我们,日后也好供养的。她说:‘天机不可泄漏。你既这样虔诚,我只告诉你,’你只可告诉宝玉一人。除他之外,若泄了天机,五雷就来轰顶的。‘她就告诉我说,她就是专管这芙蓉花的。”

只因宝玉不肯相信晴雯“一夜叫的是娘”,旁边一个“最伶俐”的小丫头便开始胡诌,说自己亲自去见过晴雯,听晴雯说“如今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敕命我去司主”。本来是随口编出来的,谁知宝玉偏要知道“是作总花神去了,还是单管一样花的神”,小丫头编不出来,恰好看到“池上芙蓉正开”,便说是“专管这芙蓉花的”。

这便是“芙蓉女儿”的来由。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连芙蓉花神都是小丫头胡诌出来的,“芙蓉女儿”就更是子虚乌有了。没有“芙蓉女儿”,又何来《芙蓉女儿诔》?这就从根子上否定了这篇诔文。

杜撰晴雯的品德操守

前面说了,诔文主要是叙述生平的功德,晴雯只是一个丫鬟,而且不到十七岁就夭折了,自然无功可言。

无功没关系,还有品德操守可叙,宝玉也确实想突出晴雯的品德操守,他用了两句话来概括:“姊妹悉慕媖娴,妪媪咸仰惠德。”

不得不说,宝玉确实有些歪才,深谙写文的技巧。他没有直接去描述晴雯有何值得称颂的品德,而是以旁人来衬托:姐妹们都仰慕晴雯的美好文静,婆子们则敬仰晴雯的贤惠。

经常有读者说宝玉不屑于主流文化,但从他这两句话可看出,他其实认可主流中女子的贞静、贤惠为美德,并把晴雯归为贞静、贤惠之列。

这可真是大大的讽刺,晴雯贞静、贤惠吗?恰恰相反,她“风流灵巧”,动如脱兔,贤惠更是与她毫不沾边,总之就是“娴”和“惠”二字无论如何都不宜拿来形容晴雯。

除此之后,宝玉说 “姊妹”(年轻女孩)和“妪媪”(老妇人)都仰慕晴雯的“娴”与“惠”,可以说是相当地扯淡。晴雯被撵,正是因为犯了众怒,年轻女孩子们不服她“仗着老子娘的脸面,众人倒捧着她去”,年老的婆子们更是称她为“祸害妖精”。宝玉把怨声载道硬掰为“悉慕媖娴”、“咸仰惠德”,不正是无事实根据地凭空捏造吗?

这就是宝玉的第二处杜撰:杜撰晴雯有令人敬仰的贞静、贤惠的品德操守。

杜撰自己和晴雯的关系

宝玉郑重其事地为晴雯写诔文,看似是悼念晴雯,其实是想夹带私带:名为扬她,实为扬我。

宝玉在诔文中对晴雯极尽溢美之辞,落笔却为自我称颂:“玉得于衾枕栉沐之间,栖息宴游之夕,亲昵狎亵”,我和她同床共枕、一同梳洗沐浴,日则同游,夜则同息,关系极为亲密,到了“狎亵”的程度。

事实上,晴雯拒绝和宝玉洗澡(栉沐),嘲笑宝玉为麝月梳头,不肯为宝玉侍寝(衾枕),讥讽宝玉和袭人偷偷摸摸,尤其在意被冠以“狐狸精”的罪名,当然更不愿意承认自己与宝玉有“狎亵”之举。

都说晴雯死于“毁谤”,但要论“毁谤”,谁比得过这宝玉给她强加的这一切?何况宝玉还是将这些写进晴雯的诔文。如果这篇诔文被人看到,这就是由宝玉亲口说出来的铁证了,晴雯“狐狸精”的罪名就坐实了。

这就是宝玉的第三处杜撰:编造自己和晴雯的亲密关系,吹捧晴雯的同时,自我吹捧。

宝玉“杂学旁收”,自认才华横溢,他难道不知道诔文的特点就是叙述事实吗?作者告诉我们,他知道,而且是故意的,因为“有好诗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着,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

这句话说明,宝玉写这篇诔文,没打算给别人看,只自己留着,所以“大肆妄诞”,专门写一些虚妄不实的内容。也就是说,没有别人看到,就不怕被人质问,那就可以随意编排。

所以,通篇诔文写下来,与晴雯一点关系都没有,“芙蓉女儿”不是晴雯,所叙述的内容也与晴雯无关,倒更符合还在世的黛玉,因为黛玉才是真正的芙蓉花神。所以脂砚斋说:“虽诔晴雯而又实诔黛玉也。”

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也是晴雯的悲哀。晴雯与宝玉相依相守“五年八月有奇”,没给宝玉留下任何真情实感的记忆,宝玉需要靠“杜撰”来为晴雯歌功颂德。可见在宝玉心中,晴雯无一处可拿来一颂的优点。

这也是作者把宝玉写《芙蓉女儿诔》直指为“杜撰”的原因:贾宝玉很假,连诔文都要杜撰,还有什么是真实的呢?晴雯把全身心都依附于宝玉,最后得到一篇完全不属于自己的诔文,宝玉对她又有几分真心?

如果晴雯真的在天有灵,看到这篇诔文,只怕会像尤三姐一样,“耻情而觉”:把感情托付于这样一个虚伪的人,真是种耻辱!

写江南烟雨夜的芙蓉女儿诔是谁,是当代作家吗?

不是。《芙蓉女儿诔》是《红楼梦》里贾宝玉祭奠晴雯的悼词,乃曹雪芹先生所作。在《红楼梦》全部诗文词赋中,这是最长的一篇,也是作者发挥文学才能最充分,表现政治态度最明显的一篇。关于这篇诔文的写作,小说中原有一段文字,对我们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很重要,在程高本中,却被删去。如下:

……[宝玉]想了一想:“如今若学那世俗之奠礼,断然不可。竟也还别开生面,另立排场,风流奇异,于世无涉,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况且古人有云;‘潢污行潦、苹蘩蕴藻之贱,可以馐王公,荐鬼神。’原不在物之贵贱,全在心之诚敬而已。此其一也。二则诔文挽词,也须另出己见,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袭前人的套头,填写几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须洒泪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宁使文不足悲有余,万不可尚文藻而反失悲戚。况且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无奈今之人全惑于‘功名’二字,故尚古之风一洗皆尽,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我又不希罕那功名,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何必不远师楚人之《大言》、《招魂》、《离骚》、《九辩》、《枯树》、《问难》、《秋水》、《大人先生传》等法,或杂参单句,或偶成短联,或用实典,或设譬寓,随意所之,信笔而去,喜则以文为戏,悲则以言志痛,辞达意尽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拘于方寸之间哉!”宝玉本是个不读书之人,再心中有了这篇歪意,怎得有好诗好文作出来。他自己却任意纂著,并不为人知慕,所以大肆妄诞,竟杜撰成一篇长文。(参戚序本、庚辰本校) 这里,“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一句,特别值得注意。它明白地告诉我们诔文是有所寄托的。所谓“微词”,即通过对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情节的褒贬来讥评当时的现实,特别是当时的黑暗政治。何以见得呢?所引为先例的“楚人”作品,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讽喻政治的。而其中被诔文在文字上借用得最多的是屈原的《离骚》,这并非偶然。《离骚》的美人香草实际上根本与男女之情无关,完全是屈原用以表达政治理想的代词。

清代与“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的情况大不一样,特别是雍正乾隆年间,则更是文禁酷严,朝野惴恐。稍有“干涉朝廷”之嫌,难免就要招来文字之祸。所以,当时一般人都不敢作“伤时骂世”之文,“恐不合时宜,于功名有碍之故也”。触犯文网,丢掉乌纱帽,这还是说得轻的。曹雪芹“不希罕那功名”,“又不为世人观阅称赞”,逆潮流而动,走自己的路,骨头还是比较硬的。

当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揭露封建政治的黑暗,就得把自己的真实意图巧妙地隐藏起来,“尚古之风”、“远师楚人”、“以文为戏”、“任意纂著”、“大肆妄诞”、“歪意”、“杜撰”等等,也无非是作者护身的铠甲。借师古而脱罪,隐真意于玩文,似乎是模拟,而实际上是大胆创新,既幽默而又沉痛。艺术风格也正是由思想内容所决定的。

明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这篇表面上写儿女悼亡之情的诔文中,要用贾谊、鲧、石崇、嵇康、吕安等这些在政治斗争中遭祸的人物的典故。为什么这篇洋洋洒洒的长文既不为秦可卿之死而作,也不用之于祭奠金钏儿,虽然她们的死,宝玉也十分哀痛。

这篇作品感情真挚炽热,想象绮丽丰富,比喻生动,夸张奇特,词藻华丽,语句优美,对仗工整,音和律同,比喻贴切,形象生动,排比迭出,大气磅礴,震撼心灵,声情并茂,气势恢宏,风格慷慨激昂,悲凉沉郁,语言刚健有力,音调铿锵雄浑,极具艺术感染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世之材,绝世佳作,显示了曹雪芹先生的绝世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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