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新诗代表作品 如何评价郭沫若的诗歌

如何评价郭沫若的诗歌？

我是很喜欢郭沫若的诗歌的，前段时间刚刚读过他的《凤凰涅槃》。对于＂全能式＂文化巨人郭沫若来说，诗歌创作是他文学活动的起点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郭沫若的旧体诗词没有特色，味同嚼蜡，没有什么优秀的旧体诗词留传后世。然而郭沫若的新诗，却给人耳目一新的印象。他的代表诗作《女神》、《星空》、《恢复》、《战声集》，内容有新意，想象力丰富，长短句的形式活泼多样，在他的同时代的诗人中都是难以比肩的吧。

记得很早之前看过一篇关于郭沫若的文章，上面有毛泽东主席评价郭沫若的诗歌的述语：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但不仅是他，每个名家诗人都有他的次品，只是郭沫若的偏多一点，但这也无法掩盖哪些精品诗歌的光芒。

还记的那一组《凤凰涅槃》，我觉得即使是现在读来也是韵味分明，而且可以从中明显的看到《离骚》的痕迹，它又像是一出神话歌舞剧。甚至可以说这是用现代白话文向《离骚》体致敬的作品，遗憾的是还没有那个艺术家将《凤凰涅槃》这个作品搬上舞台。

总之，郭沫若对中国新诗发展的巨大贡献，使他的诗歌创作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无法忽视的存在。

对比郭沫若、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分析艾青诗歌的艺术特色？

郭沫若、闻一多、艾青的爱国新诗继承了我国古代爱国主义文学的传统题材,并赋予这些共时性的基本内容以新的光彩与活力,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充了新的时代内容.另外,三诗人的爱国诗创作于不同历史时期,三诗人有各自的思想情感方式,因此他们爱国诗所反映的内容各有侧重,即使是同一题材的内容也各有其不同的着眼点与意蕴.

艾青诗独特的意象与主题

每一个有独创性的诗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意象：在这意象里凝聚着诗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观察与认识，凝聚着诗人独特的思想与感情。艾青诗歌的中心意象是：土地与太阳。

“土地”的意象里，凝聚着诗人对祖国——大地母亲最深沉的爱；爱国主义是艾青作品中永远唱不尽的主题。把这种感情表现得最为动人的，是他的《我爱这土地》。

我们的祖国，贫穷落后，多灾多难；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痛苦多于欢乐，我们心中郁结着过多的“悲愤”，“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然而，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祖国!即使为她痛苦到死，也不愿意离开这土地——“死了”以后连“羽毛”也要“腐烂在土地里面”。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最伟大、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这种感情在近代中国人民中具有典型性与普遍性。“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的这两句诗，真实而朴素，却来自诗人内心深处，来自民族生命深处，因而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

“土地”的意象还凝聚着诗人对生于斯、耕作于斯、死于斯的劳动者最深沉的爱，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与探索。艾青说过：“这个无限广阔的国家的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的还是新的——都要求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艾青最真切的诗情都是献给中国的农民的：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一个地主阶级叛逆的儿子献给他的真正母亲——中国大地上善良而不幸的普通农妇的颂歌。“大堰河”，作者说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而她又是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我”的。这样的描述是来自生活的，但同时又赋予了“大堰河”以某种象征的意义，简直可以把她看作永远与山河、村庄同在的人民的化身，或者说是中国农民的化身。作者在描述“大堰河”的命运时，所强调的依然是她的平凡性与普遍性：不仅她的欢乐是平凡的，就是她的苦难也是平凡的，普遍的。这是一个“沉默”的大地母亲、生命的养育者的形象：沉默中蕴含着宽厚、仁爱、纯朴与坚忍。这样，在艾青的笔下，“大堰河”成了“大地”“母亲（乳母）”“农民”“生命”多重意象的组合（与纠结）。这首诗可以看作是艾青的诗的宣言书：他至高无上的诗神是养育了他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普通人民，他（她）们的生命存在。在以后的诗里，诗人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与中国土地合而为一的普通农民的命运。于是，他写出了“土地—农民”受蹂躏的痛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饥馑的大地，朝向阴暗的天，伸出乞援的颤抖着的两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光凝视着你，看你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乞丐》），这里的每一个字都震撼着读者的灵魂。诗人更写出了“游动于地心的热气”、“土地—农民”的复活：“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漩流着的，将是战斗的血液”（《复活的土地》）。随着历史的前进，诗人终于写出了“土地—农民”的翻身与解放：“云从东方来，天下雨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雨洒着冀中平原”，“到处都淋着雨水，到处都好像在笑”（《春雨》）。诗人正是通过对于土地的痛苦、复活与解放的描绘，真实地写出了中国农村现实的灵魂。

“太阳”的意象表现了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对于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的不息的追求。诗人说过：“凡是能够促使人类向上发展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也都是诗的。”正是从这种美学思想出发，诗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热情讴歌着：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与火焰。这正是艾青的“永恒主题”。这一时期写得最好的光明颂是《向太阳》与《黎明的通知》。《向太阳》全诗九节，共分四个段落。一至三节，“我”从昨天来：“昨天”我生活在“精神的牢房里”，“被不停的风雨所追踪，为无止的噩梦所纠缠”——这是对旧中国人民命运的高度概括。四至五节，正面唱出了太阳之歌。这是“现代化城市”里的“太阳之歌”，诗人所要追求与表现的是现代化社会的新的理想，因此，人们从太阳里所受到的启示是：创造性劳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与革命。六至七节，歌颂“太阳照耀下”的抗日解放战争新时代里，祖国山河的苏醒与人的新生。诗人着重抒写了现实生活中的伤兵、少女、工人及士兵的形象，写出了他们新的精神面貌。八至九节，转向写自己内心的感受，在新时代里灵魂的改造：与寂寞、彷徨与哀愁告别，勇敢地走向太阳，走向新生活。这首诗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歌颂了抗日解放战争给民族带来的新生。《黎明的通知》则是以一个更加乐观、明朗的调子宣告着新的时代的来临：“趁这夜已快完了，请告诉他们，说他们所等待的就要来了!”在这里，诗人正是一个时代的预言者与理想世界的呼唤者。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五四文学的研究兴趣将越来越转向文学自身。郭沫若《女神》留给后世的启示性意义，也许将主要在新诗形式方面。新诗在韵律节奏探索上的一系列尝试和突破表明，新诗中“自由派”与“格律派”之争并非文学史描述中的那种两军对垒，而与诗人创作个性有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郭沫若《女神》 新诗形式探索 诗人创作个性

一

随着20世纪进入尾声，本世纪初诞生的五四新诗，将留下一些遗产给新的世纪。这笔遗产现在我们还不能打理清楚，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时间越长，选择就将越偏重于文学本身。

作为五四新诗的重要成果之一，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早期诗歌创作，一直被普遍视为现代新诗史的真正开篇。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反复谈论《女神》中充满理想光耀的自我抒情形象、大胆叛逆精神以及渗透在内容和形式中的彻底解放感，为的是——也习惯于从中寻找它与五四时代之间的种种精神联系以及启示意义。但是，当人们谈论了大半个世纪以后，可能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超出1922年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的见解。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就断定了，《女神》之“新”，“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即《女神》的独特性正在于它惊心动魄的精神风格使新诗无愧于那个伟大时代。接着，闻一多准确分析了诗中那个狂放不羁的自我与五四一代青年的内在精神联系，“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象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那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音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因此，闻一多指出，《女神》中那个炫新耀奇的自我并“不是这位诗人独有的，乃是有生之伦，尤其是青年们所同有的”〔①〕。

而现在，20世纪的串串雷声渐渐远去了，又是世纪之交，生活还要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问题必然要提出来，这就是：郭沫若的早期诗歌创作，除了显而易见的时代精神特点或象征意义外，还有没有更为长远的启示性意义呢？如果没有，它早晚将尘封在一页历史中；如果有，它又在什么地方呢？

显然，这一启示性意义应当到形式方面去寻找。郭沫若在新诗形式解放方面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朱自清曾明确指出，五四新诗革命与近代“诗界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新诗从诗体解放下手”〔②〕。而导致诗体空前大解放的第一人，正是郭沫若。经过以胡适为代表的早期白话诗人步履蹒跚的短暂尝试，郭沫若的《女神》以高度自由、狂放不羁的诗行，一举结束了早期新诗在形式上文白参半的稚拙状态，使新诗体真正获得了自由的生命。《女神》这一重要贡献不仅在新诗史上具有开篇意义，也必然作为一份历史遗产面对未来新诗形式的发展产生相应的启示作用。

不过，研究者们虽然很早就注意到郭沫若对新诗形式解放所做的突出贡献，但似乎更多地是将这种贡献纳入史的描述中。最早从30年代起，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便将对新诗形式方面的不同见解和尝试粗略地划分成两派，一派是主张自由体新诗的，另一派是主张格律体新诗的。这样概括也许是为了便于描述20年代有关新诗形式方面论争的基本状况，但从这以后，文学史学家们的研究思路便不假思索地循着朱自清的观点走，似乎再没有人想到越雷池一步。于是，根据一般新诗历史的描述，我们得知的是，自由诗派和格律诗派从20年代即已形成，并各有各的旗手，自由诗派的当然旗手是郭沫若，而稍晚些的新月派诸诗人则是格律诗派的典型代表。这两个诗派又反复论争，各持一端，脉络清晰，在每个时代差不多都可以找出它们的代表者。它们的实际影响也依时代的不同而互有消涨，并且还将无休止地争论下去。

文学史家从中获得了高层建瓴地把握文学现象的线索和激情，但问题是诗人们凭什么要一代代地这样对峙下去呢？诗人们在理论上也许确实主张过什么，甚至还大声呼吁过，但这对他们自己的创作来说并不是金科玉律，对别人就更不是。这些主张也许是个人的体会、感悟，也许寄托了某种理想，也许与诗人特定的社会、政治立场和态度有关。但无论怎样，当诗人们提笔创作时，这些背景因素就统统隐退了，唯一使他们激动的只能是尽可能完美表达的冲动和愿望。实际上，越是好的作品似乎越是自由自在，很少自我限制，划地为牢。郭沫若的早期代表作之一《天上的市街》是一个例子

结合作品谈谈《女神》在中国新诗的地位？

《女神》是一部现代诗集，也是郭沫若新诗的代表作，初版于1921年8月。该诗集包括作者1916~1921年的56首新诗和1首序诗。其中五四运动以前的诗多表现诗人对民族苦难的忧伤和疾愤，格调哀婉低沉；五四运动以后的诗多以爱国主义为主题，诗风变得雄浑豪放。《女神》表现出作者对旧社会彻底的叛逆精神和对未来的殷切期待。它以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为新诗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里程碑式作品。

郭沫若的处女作是什么？

郭沫若的处女作是《凤凰涅槃》

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本名郭开贞，字鼎堂，号尚武，乳名文豹，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中国现代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

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

1914年1月，赴日本留学。

1915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

1918年，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

1919年，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

同年，创作诗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凤凰涅槃》等。

1921年8月，诗集《女神》出版。

1923年，完成历史剧《卓文君》、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

1924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完成论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

1938年4月，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1941年12月，写成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

1942年，完成历史剧《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

1943年，完成历史剧《南冠草》。

1944年写《甲申三百年祭》。

1949年10月，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10月19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3年，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

1958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1959年，完成历史剧《蔡文姬》。

1960年1月，完成历史剧《武则天》；同年，当选第三届中国文联主席。

1969年，完成论著《李白与杜甫》。

1973年，论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

1978年，当选第四届文联主席；6月1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嘉定府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

1897年，在家塾“绥山山馆”读书，师从沈焕章，习读《诗经》《唐诗三百首》等传统经典的同时，接触了一些新学知识，这对他的艺术观的形成、诗歌创作，文化理念的形成都产生了影响。

1901年，家塾采用上海编印的新式教科书授课。

1906年春，入乐山县高等小学学习，第一学期成绩名列第一，开始接受民主思想。

1907年春，因反对教师专制，被学校开除，经斡旋返校；夏，升入乐山县中学堂，大量阅读林琴南的译述小说。

1909年秋，因参加罢课，请求校方与当地政府交出惩办打伤同学的肇事者，被学校开除。

1910年春，进省城成都，插入四川官立高等分设中学堂；冬，参加成都学界要求早开国会的罢课风潮，任班级代表，但受到处分。

1911年清帝退位后，回乡组织民团响应辛亥革命。

1913年春，考入成都四川官立高等学堂理科，但并未就学；夏，被天津军医学校录取，未就学；年底，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1914年1月，在大哥郭开文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秋，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

1915年秋，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

1918年，参加留日学生罢课，抵制签订“二十一条”；夏，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期间，开始接触泰戈尔、歌德、莎士比亚、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

1919年夏，与留日同学响应五四运动，组织抵日爱国社团夏社，并创作小说《牧羊哀话》；

同年，创作诗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引起中国诗坛关注。

1920年，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辑《三叶集》出版；同年，完成译作歌德《浮士德》第一部，因译稿被老鼠咬毁未能出版。

1921年6月，与成仿吾、郁达夫等人一同创立上海文学学社“创造社”；8月，第一本新诗集《女神》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该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

1922年3月15日，主持创办的《创造季刊》问世；同年，译著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完成。

1923年春，自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同年，完成历史剧《卓文君》与诗歌戏曲散文集《星空》。

1924年春，赴日本，在福冈翻译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屠格涅夫长篇小说《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系统了解，从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冬，归国调查江苏、浙江军阀战祸；同年，完成历史剧《王昭君》。

1925年，历史剧《聂嫈》、论著《文学论集》、组诗《瓶》发表。

1926年—1927年，任国立武昌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赴广州应邀就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结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7月，随国民革命军北伐，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副主任。

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夕，撰写散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了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民众，背叛革命”的行径，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影响，但因此受到通缉；

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得内山完造帮助离开上海，化名旅日，定居千叶县市川市，行动受警方监视；同年，译美国作家辛克莱长篇小说《石炭王》。

1929年，创作自传《我的幼年》《反正前后》、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中，作者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确认殷代是氏族社会的末梢，西周是发展到奴隶制度的社会；

同年，翻译辛克莱长篇小说《屠场》、德国米海里斯《美术考古发现史》。

1930年，发表论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

同年，译辛克莱长篇小说《煤油》[]。

青年时的郭沫若1931年，完成论著《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其中，《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包含了关于韵读、诠解字词、行款及释读方面的研究；

同年，翻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俄国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英国威尔士《生命之科学》。

1932年，完成论著《金文丛考》《创造十年》。

1933年，完成论著《卜辞通篡》《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其中，《卜辞通纂》是综合性的关于甲骨文字的作品。

1934年，完成论著《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先秦天道观之演进》《屈原研究》，其中，《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按西周分代、东周分域的方式收录了三百多篇铭辞拓片和摹片，这是标准的史料整理和著录；同年，翻译《生命之科学》《日本短篇小说集。

1936年，完成历史小品集《豕碲》，译日本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德国席勒《华伦斯太》。

1937年，完成论著《殷契粹编》《创造十年续编》；

7月，抗日战争爆发，归国参加抗战，在上海主办《救亡日报》，组织文化宣传队、战地服务团赴前线劳军；

11月27日，因上海失守而离开上海，到香港、广州活动。

1938年4月，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同年，当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39年，论著《石鼓文研究》出版，该作品搜集《石鼓文》拓本复原和考释《石鼓文》的十首四言诗，考证出《石鼓文》的产生时间是秦襄公八年]。

1940年4月，在重庆嘉陵江北岸发掘延光四年汉墓；

9月，辞去三厅厅长职务，抗议国民党政府强行改组政治部；

11月，任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1941年，完成论著《五十年简谱》；

12月，写成五幕历史剧《棠棣之花》，该剧突出了反对暴政，团结御侮的主题，鞭挞了秦韩狼狈勾结，歌颂了除暴牺牲的爱国志士的英雄形象。

1942年1月，完成历史剧《屈原》；

2月，完成五幕历史剧《虎符》，该作品借“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塑造了主持公道、维护正义的反侵略志士——信陵君；

同年，完成历史剧《高渐离》《孔雀胆》与译著歌德《赫曼与窦绿苔》；同年，创办群益出版社并主编学术刊物《中原》。

1943年，完成历史剧《南冠草》，该作品讲述明末夏完淳抗清事迹。

1944年春，完成论著《甲申三百年祭》，作品被中共中央定为整风学习文件。

1945年，草拟《文化界时局进言》，呼吁民主政治；

同年，论著《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出版；夏，离重庆抵上海，赴南京参加国共和谈；同年，论著《历史人物》出版。

1947年，完成论著《少年时代》、自传《革命春秋》《天地玄黄》。

1948年，完成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后改名《洪波曲》），该作品讲述作者武汉会战时期的经历；

年末，赴东北解放区出席新政协会议。

1948年，因考古学领域的成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年郭沫若

1949年3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布拉格会议；

建国前夕，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10月19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1950年3月，当选中国民间文艺究研会理事长；

5月，任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

8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

11月，出席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51年2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11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12月，获前苏联“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

1952年2月，论著《奴隶制时代》出版，该作品确定奴隶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

同月，任中央考古训练班主任、匈牙利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院士；

3月，出席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

7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10月，参加与宋庆龄、彭真等发起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1月，出席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3年，完成论著《屈原赋今译》；

5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

6月，出席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同月，当选第二届中国文联主席、波兰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名誉院士。

1954年，完成论著《管子集校》；

5月，出席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

6月，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缓和国际局势会议；

同月，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5年1月，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

4月，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

6月，出席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争取世界和平的国际会议；

冬，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完成诗集《访日杂咏》。

1956年，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副主任、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

1957年，17卷本文集《沫若文集》开始出版；

6月，出席在科伦坡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11月，参加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

同月，获苏联科学院院士称号。

1958年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

1959年2月，完成历史剧《蔡文姬》，该作品一反历来把曹操固定成为白脸的奸臣形象，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位政治家的形象，写出了他重才举贤、治国韬略，对民族的历史发展的贡献。

1960年1月，完成历史剧《武则天》；

同月，当选第三届中国文联主席，获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外国院士称号。

1961年1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古巴；

8月，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同月，论著《文史论集》出版。

1962年，作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

1963年，诗集《东风集》《蜀道奇》出版。

1964年7月，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越南；

同月，任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

同年，论著《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出版。

1966年6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

1968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考古工作者发掘河北满城汉墓。

1969年，完成论著《李白与杜甫》；

同年，当选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

1970年2月，以中国特使身份赴尼泊尔；

9月，以中国特使身份赴开罗参加纳塞尔葬礼。

1971年，恢复因“文革”而停刊的《考古学报》《文物》《考古》3种学术刊物。

1972年，《甲骨文合集》恢复编辑工作，任主编；

同年，当选第十届中共中央委员。

1973年，论著《出土文物二三事》出版。

1977年，诗集《沫若诗词选》出版。

1978年春，抱病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当选第四届文联主席；

同年，文集《沫若剧作选》出版；

6月12日，因患大叶性肺炎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遵照生前意愿，遗体供医学解剖后火化，骨灰作为肥料撒在大寨肥田

郭沫若的最有名的现代诗？

郭沫若的《女神》是一本诗集《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是中国的第一部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新诗集。收集了《女神之再生》、《凤凰涅盘》、《天狗》、《晨安》、《炉中煤》、《匪徒颂》等代表性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