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在偏安一隅形成花间派？
花间词派产生于于晚唐五代时期的前蜀，是中国古代诗词学流派之一，其名得自于后蜀赵崇祚所编词集《花间集》。《花间集》收辑温庭筠、韦庄等十八人的词作，共计500首词。其作者大多是蜀人，词风近似，词作内容多为歌咏旅愁闺怨、合欢离恨，局限于男女燕婉之私，因此被称为“花间词派”。
怎么看待花间词？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相掩映。新贴绣罗褥，双双金鹧鸪。”
很熟悉的歌，
这是《甄嬛传》主题曲，作者唐代温庭筠，花间词派代表人物，这是他的代表词作。
还有比如，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底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
从这两首诗就可依稀看出，花间诗表现的是爱情，“花间”得名于诗人张泌《蝴蝶儿》“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顾名思义，写相思之情。
代表人物还有韦庄，比如这首著名的词巜思帝乡 云髻坠》，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生谁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这首词经常出现在古风言情小说中，说尽了女人爱情的大胆誓言与告白，这在唐五代时期，很少见的，尤其在男权社会，很有进步意义。
还有，大家熟悉的巜更漏子》，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这首词将闺中女子独守空房，思念爱人，彻夜不眠，相思难挨的愁，苦，孤寂形象而细腻传达岀来，雨，一滴一滴地数着，分明是滴在女子的心上啊...
温庭筠和韦庄是花间派集大成者，并称诗坛“温韦”，还有一些不出名的，比如皇甫松。
花间词产生于唐后期五代，主要写爱情，写女子的爱情为多，是唐闺怨诗的延续，比如李白曾写过“美人卷珠帘 ，深坐蹙蛾眉。但见泪痕湿 ，不知心恨谁。”的诗句，算是花间词的一种开启。到宋以后，宋婉约词中比如李清照前期词写闺中女子相思的词，则是一种延续，但婉约词派雅致深刻而不浮艳，远超于花间词。
花间词总得来说，风格香软，常描写闺阁，儿女情长，风花雪月，多表现闺阁中儿女相思离合的闲愁，语言词藻华艳，写景状物优美，但也不乏清婉明丽，细腻传神，尤其写女子服饰，神态，动作，微妙的心理，常三分传形，七分传神，但主题思想意义不高，有时甚至“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在当时，除温韦个别诗词外，花间一派不被大多数人所赞赏，但没有花间词，就没有后来的婉约词了，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柳永花间词派？
应该不算
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雨霖铃》。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
柳永乃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在四旗中号“情长”
有“豪苏腻柳”之称，柳词如江南二八少女，清新婉约，细腻独到。
柳永名列宋代婉约派四大旗帜之一，他的词凄婉缠绵，儿女情长，但却不靡靡。构词意境脱俗，豪放不羁。以至于“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虽有花间词派遗风，亦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花间词派，因后蜀赵崇祚所选编的词集《花间集》得名。所选的18个作者中温庭筠、皇甫松为晚唐人，其余多数为五代西蜀文人包括流寓、游宦者。
刘长卿花间词？
《花间午时梵，云外春山钟》
作者：刘长卿 朝代：唐朝
朐山压海口，永望开禅宫。
元气远相合，太阳生其中。
豁然万里馀，独为百川雄。
白波走雷电，黑雾藏鱼龙。
变化非一状，晴明分众容。
烟开秦帝桥，隐隐横残虹。
蓬岛如在眼，羽人那可逢。
偶闻真僧言，甚与静者同。
幽意颇相惬，赏心殊未穷。
花间午时梵，云外春山钟。
谁念遽成别，自怜归所从。
他时相忆处，惆怅西南峰。
晚唐花间词的代表人物是温庭筠和韦应物，二人并称\
《花间集》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也可说是选集），是五代时后蜀广政三年（941年）赵崇祚所编集，其中包括自晚唐温庭筠等十八人的作品五百首，共十卷。作品的年代大概从唐开成元年（836年）至欧阳炯作序的广政三年，大约有一个世纪。其中收得最多的是温庭筠，共六十六首、孙光宪共六十一首、顾敻共五十五首、韦庄共四十七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鹗，人各六首。编者赵崇祚自己一首也没有，序者欧阳炯只有十七首。[①]这也可见选者态度客观，毫无私 心。入选的作者也不限于后蜀一地。例如孙光宪虽是蜀人，却长期在荆州（今湖北宜昌）高季兴部下做官（926—963年），《花间》结集时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词却被选了六十一首之多，仅次于温庭筠。其中有的词说到“木棉”和“越禽”，说到“铜鼓与蛮歌”，都是咏南方的风物，可见编选者的材料来源不限于成都一地，他和当时别处的文人也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花间集》当作某一地方作家的选集，而应该说，它是代表中国在第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第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这一百多年中新兴起来的一种抒情诗歌的总集。北宋词人奉《花间集》为词的正宗，把此书的作品称为“本色词”，不是没有道理的。 任何文学的兴起，都是多种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花间词的出现，离不开特定时代、地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的统治遭到了重创；中唐以后政治的腐朽、社会的颓败，更令广大文士屈志难伸，背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面对着衰乱的时世，人们既有虚无之中的忧患，也获得了摆脱一切禁锢之后的轻松。社会文化回避那些金刚怒目的刚性文学，转而需要熨贴人心灵的慰藉，使得人们从焦躁、饥渴的状态中求得滋润和平衡。于是，消遣性、柔弱性、日常琐细化的软性文学应运而生。加之中唐以来南方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步壮大，追求世俗享乐的意识迅速膨胀，进而成为一股声势巨大的文化潮流。曲子词的兴盛正是迎合了这样的趋势，即如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所云：“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广大文人沉溺于身心的放纵，本能地开始浅淡情思和轻柔爱意的吟唱，通过绵邈软媚的词作传达出婉约细腻的心曲。正如李泽厚所说的那样：“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生活的兴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展所使然。”（《美的历程》） 巴蜀地域文化对花间词的发展给予了强大的外部推动力量。“天府之国”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蜀人的生活相当富足，养成了耽于享乐的习性，注重审美的直觉感受和天马行空的奇情异想；而且由于其性情的毕露，又令蜀地文学带上了技巧化、装饰性、炫才性的特点。同时，由于较少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蜀人多具热情奔放的浪漫个性，自古多经商又形成了其精细的心理特征。所有这些个性特征对于巴蜀文化的发展轨迹具有巨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们才能全面而又真切地聚焦、凸现在花间词这一富有灵性的艺术活体中。 有唐一代，“蜀为西南之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旧唐书》卷一九○中）封闭的地形特征，又使其避免了安史之乱以来中原板荡的劫难。然而蜀人固有的割据自足的观念又诱使他们依仗三川之殷实，豪奢恣游，淫逸成风。晚唐之际，许多文士纷纷避乱于此。他们深知眼前的逸乐不可能久长，所以更加珍惜现世的欢愉，越发地纵情声色，表露出末路狂花般的迷恋。他们带入的浓情艳思、旖旎柔媚的小词，也迎合了西蜀君臣的欣赏口味，于是“镂玉雕琼”、“裁花剪叶”的花间词得以大行其道。 中唐以来，爱情意识开始呈现出勃兴的态势。及至晚唐李商隐等人，摹写真挚的闺情，捕捉细腻的心绪，代表了唐代爱情诗歌的最高成就。但是近体诗发展至此，在言情方面的“力不从心”也逐渐显露了出来。它四平八稳、整齐划一的体制形态，难以扣合波澜起伏的内心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规范，也束缚着绮情艳思的自然流露。但是这种新的情感心境、审美情趣一旦兴起，就必定要寻找到一种能够避免诗教责难和形式束缚，更加自由地传达心曲的文学载体。在这方面，温庭筠卓有功绩。他采用了长短句这种富有新鲜活力的文体形式，打破了近体诗整齐、单一的格局，具备灵巧多变、音律和谐的特质，契合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情涟漪，成为了那个时代表达幽微隐约的情感世界的最为“惬意”的文学形式。 繁兴的隋唐燕乐与高度成熟的近体诗的有机结合，赋予了词体以外在形体和内在情韵两方面所独具的艺术品性。首先，它使歌辞的制作依据曲谱，由乐以定词，这样就形成了诸多体制格局的规范，具备独特的声律美。其次，歌辞的创作配合胡夷、里巷之曲，必然带有鲜明的适俗性；又由于它是由美色歌妓语娇声颤、娉娉袅袅地演唱，自然也偏向了香艳之路。其三，长短参差、音韵起伏的词体与欣赏者内在的情感节奏又构成了某种微妙的契合，收到了以声传情、声情并茂的表达效果。与前代所有的歌辞形式相比，词体显示出更为灵活、更有弹性的优化趋势，并且进而促发了新的艺术魅力和审美境界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