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寻根文学代表作品，世界文学获得者中国是谁？
中国的世界文学获得者，是莫言，他是首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
1981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1985年，因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而一举成名。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
2005年莫言的《檀香刑》全票入围茅盾文学奖初选。2011年莫言凭借作品《蛙》获得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2019年7月30日，被秘鲁天主教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2020年，莫言新作《晚熟的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发布。2021年4月14日，被香港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
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是：莫言。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大栏平安村，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自1980年代以来，他从一系列本土作品中崛起，充满了“怀旧”和“怨恨”的复杂情感，被列为“寻根文学”作家。 2000年，莫言的《红高粱》被《亚洲周刊》评选为“二十世纪中国二十大小说”之一。
2005年，《檀香木刑罚》在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被投票。 2011年，莫言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2013年10月30日，中国第一所培养了网络文学原著的宣传大学成立了网络文学大学，莫言担任该校的名誉校长。2014年12月，莫言获得了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现已被翻译成至少40种语言。
到底该如何理解文学的真实性？
真实是一切艺术的生命，但文学并不完全服从自然界的必然之理，而是有它自己的规律。
因为，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发现和创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它不能、也不应该等同于现实，忽视创作的主体性和艺术自身的要求；机械地复制现实，也就没有艺术可言。这便是文学真实源于生活真实，但高于生活真实。
文学的真实性有着与现实相似的含义，即与生活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相似不等于相同，而是既似又不似。另外，文学的真实性还包含可信性的含义，只要令读者相信，完全不必拘泥于事实究竟如何。
所以，与其说文学的真实性是一种对现实的符合，还不如说是对现实的虚构、想象和再创的结果，从而达到如真似幻、出神入化的境地，高于现象的真实。所以歌德曾指出：
“每一种艺术的最高任务即在通过幻觉，产生一种更真实的假象。”文学的真实性同样是一种假象，它是藉幻觉产生的一种更高的真实性。文学的真实性实际上是多种对立因素的统一：
1、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2、可能与现实的统一；
3、个别与普遍的统一。
我将根据以上三点，回答问题。
01 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主客体在实践基础上互相交融的产物，也即对象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反映在真实性方面，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机械唯物论美学把艺术的真实性看成是纯粹客观性的，而唯心主义美学又把艺术的真实性看成是纯然主观性的，两者在理论上都是片面的，也与艺术实际不符。
这里关键的问题都在如何看待艺术中的客观和主观。
在艺术中，客观不同于科学认识上所说的客观，它不再独立于主体意识之外，而是为主体所把握的客观，同时也就是主体力量的对象化，是他的情感、意志、理想、自由的外在的物质表现。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月亮这颗围绕着地球运载的无生命的行星，总是被赋予最浓厚的感情色彩或哲理意味，比如杜甫《月夜忆舍弟》中的“月是故乡明”；白居易《长恨歌》里的“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 李白《把酒问月》中的“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等等。
一些普通的植物、动物，也被赋予人的思想、意志和感情，如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刘邦:《鸿鸽歌》里的“鸿鸽高飞，一举千里，时翼已就，横绝四海”；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杨，志在千里”等等。
可见在文学中，大自然的一切都被当作有生命的、情感的存在，成了人的本体生命的一部分，而不再是纯粹的自然本体和客观现象。
所以，在艺术中并不存在纯粹的客观真实性，所谓客观的东西同时就是主体自身的客观化，即既反映了客观，也体现了主观。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一个对象在不同作家那里可以得到不同的反映，而只要是成功的，都可以被认为是美的和真实的。
如果说艺术中的客观是主观化了的客观，那么艺术中的主观则是客观化了的主观。这又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主体的思想感情、意志情绪、心境或本能，同样是艺术所要表现的客观对象；另一方面，在艺术中主观内在的东西只有客观外在化，即通过感性物质的表现才能够成为可供交流接受的艺术作品。
如李白在《行路难》中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这类感性外在的形象来象征人生道路的艰难险阻，表现自己怀有伟大抱负却不能得到施展的悲愤感情。
而结末又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一大海行舟的外在活动形象来表达自己的乐观自信、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显然，在这首诗里“冰塞川”、“雪满山”和“直挂云帆济沧海”，都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实际描写，而是作为喻体或象征物，将主观的思想感情客观化，成为易于感知的艺术形象。
所以文学的真实是一种主客观相互转化、渗透、合一的独创性初真实，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独特的感受、体验和发现，既表现了作家的个性，又揭示了生活的本质。
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
“独创性是和真正的客观性统一的，它把艺术表现里的主体和对象两方面融合在一起，使得这两方面不再互相外在和对立。从一方面看，这种独创性揭示出艺术家的最亲切的内心生活；从另一方面看，它所给的却又只是对象的性质，因而独创性的特征显得只是对象本身的特征，我们可以说独创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而对象的特征又是从创造堵的主体性来的。”这个观点完全适用于对文学真实性的理解。
02 可能与现实的统一文学的真实不仅是主客观的统一，也是可能与现实的统一。文学固然有再现现实的一面，但免不了要虚构和想象，否则就不可能使生活真实变为艺术真实，使生活原型上升为艺术典型。
因此，即使在现实主义作品里，也同样充满了各种可能和假定的因素，即假定在某一特定的情景下，某个角色按照规定情景，以及按照生活逻辑和他的性格逻辑会怎样想，怎样说和怎样做，他与周围的人之间会发生什么事，他可能有怎样的命运和结局等等。
有时作家写的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事件，现实中存在的某个人物，并且用了真姓实名，这类题材自然受着较多的生活事实的限制，但同样不能排斥合理的虚构和想象，有时还可以达到很大的自由度。
《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曹操、刘备等诸多历史人物的艺术形象，鲁迅在一《故事新编》中塑造的老子、孔子、伯夷、叔齐、后羿等人物的艺术形象，都在史实基础上作了很大程度的加工、改造和虚构、想象，同历史记载有着不少出入，有的绝粹出于作者的杜撰，但由于艺术描写的成功，人们都自然的相信了。
事实上只要企图把一个真实事件写成小说，变成艺术品，就必然要有所虚构和变形，否则就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表达一个意味深长的主题，并在情感上打动读者。
可见在以现实生活或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题材的作品中，仍然包含着许多假定、虚构的成份。
而且，几千年来的文学发展还证明了，即使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文学也同样可以加以描绘，这不仅指远古的神话，还包括了其它想象力极端丰富的作品。
作者尽管写了不可能的事，但只要达到了艺术的目的，产生了好的效果，那么这井不是什么“错误”，在艺术中是完全可以允许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
霍桑
十九世纪美国的小说家霍桑就自称他的小说是“罗曼史”，不要求在细节上的忠于人类生活经验的可能性，而只要求忠于人心的真实，认为作者有权按照自己选择或创造的条件来表现这种真实。
霍桑在许多故事中全凭想象力的驰骋，其中描写的对象不仅早已打破了现实生活的可能性，有的甚至与时空中的存在毫不相干，完全是想象的产物。
例如他写的《拉帕西尼的女儿》就是这样一部代表作。小说写一个名叫拉帕西尼的科学家从事毒品研究，他所种植的奇花异草都带有强烈的毒性，以致昆虫闻到花香都一一丧命，连科学家自己也不能轻易接近，唯有他的女儿、比园中最毒最美的花还美的碧阿蒂斯才百无禁忌。
来这所城市求学的青年乔万尼爱上了碧阿蒂斯，但他惊奇的发现自己送给她的鲜花顷刻枯萎，经她呼吸触及的小虫也昏厥而死去。
原来这位绝代佳人，竟是她父亲从小用毒药养大的，毒药是她生命的要素，她的爱情也会是毒药，她的拥抱则是死亡。
在同碧阿蒂斯交往以后，乔万尼的呼吸也开始带上了毒气，原来科学家通过无辜的女儿，使乔万尼也成了他的试验品。
为了获得爱情，乔万尼决定试一试另一位科学家送给他的解毒药，而要求先试的碧阿蒂斯竟顷刻残命。因为既然毒素就是她的生命，所以解毒也就是死亡。
显然，霍桑写的这个故事是十分荒诞离奇的，在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但在故事中居然发生了。
他写得如此逼真和引人入胜，而且又是寓意深长，不得不令人击节叹服，对于这类出色的作品，仍然承认它有很大的真实性，因为它的确写出了“人心的真实”，这决不亚于生活经验范围的真实，而且是一种更高的真实，是属于真理、哲学范畴的真实，但它又是通过具体可感的人和事表现出来的，所以既有非现实的一面，又有现实的一面。
由此可见，艺术世界的真实性可能近似于生活真实，近似于创造一个日常现实生活的幻境。
但是，作者也同样有可能表现一个观念、一种理想，或一个与我们所了解的世俗存在的细节和行动几乎没有什么明显联系的存在状态。
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对生活现实的变形会达到这样的程度：
它所创造的语言和故事是现实中从来不曾有过的，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们可认出熟知的生活事件也可以被合并和纳入在一种新的、富有独创性的方式之中。
文学的真实就是这样；它有近似于生活真实的一面，因为它要创造一个日常现实生活的幻景，即使神话传说、浪漫传奇或魔幻现实主义都不能例外，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生活真实，因为它写的只是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或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但无论哪种情况，都要求使读者相信在那种情境下可能和必然会发生的，否则就无真实性可言。这便是文学的真实是可能与现实的统一。
03 个别与普遍的统一文学真实还是个别与普遍的统一，这是由艺术反映现实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艺术中，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现象与本质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
文学真实的内涵亦是如此，否则就无真实可言。所谓个别或特殊，在这里不仅仅指作家描绘了个别的感性现实，例如角色的独特经历、命运、性格和感情，而且包括了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个性化的艺术表砚。
“个别”，反映了对象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显示出来的特征，也反映了创作主体此时此刻的独特感受和表现，所以具有不可重复的特征。
比如，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和俞平伯在1922年仲夏之夜结伴同游秦淮河，后来又同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为题作文，尽管两人同泛一舟，共游一地，所见所闻相同，但正如朱自清所说:“每一刹那间有每一刹那间的意义和价值”。
他们对所见所闻感受到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同的，不同的性格、气质、处世哲学和艺术个性，使他们对眼前的景象有相去甚远的感受和评价，对秦淮河的风物人情作出了各具特色的描绘，他们所抒发的个人情怀也是迥然有别的。朱文有一种难以排遣的郁闷和惆怅，而俞文则显得超脱和闲逸。
可见“个别”或“特殊”在文学中不仅指对象的特征，而且也包括主体的特征，对象的特征是主体所发现的特征。
主体的特征是对象中所显现的特征，只有达到这种互相渗透的境界，才能表达出这“一刹那”以外或他人所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这一个”，才达到了文学的美和文学的真实。
若朱、俞两人写得如出一辙，只有“一般”而无“特殊”，那么也就无真实性可言。
所以艺术描写的逼真性和内在情感的真挚性，都是文学真实的必要条件，矫情和作假不能产生真文学。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不满足于感性现实的真实，而要追求一种更普遍、更隽永的意蕴。
但是如果文学要达到更高的真实，就必须触及到宇宙人生、社会及生命本体中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方面，尽管对某些作者来说可能是不自觉的。
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点，那么文学与历史也就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亚里斯多德说：
“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更受到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之所以比历史著作《三国志》中的诸葛亮更真实，就是因为作者把古代的文明和智慧集中在这一艺术形象身上，使之比历史原型带有更普遍的意义。
这种普遍性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可能是反映了社会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或者某种集团意识，如阶级性、民族性，乃至更为广泛的人性的普遍内容或人类的某些共通的感情，也可能是表现了某种哲理或人生的真谛，或者在艺术创造中表现了人的自由的本质。
自然，这种普遍性在艺术中是与个别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达到了直接的合一，否则就是概念的，不真实的。
所以，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生活真实是指实际存在的一切具体的生活现象，即生活的原生形态和原始面貌。
艺术真实则是对生活真实的提炼、加工和变形，是处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创作主体根据他的个性、气质、审美观念以及艺术媒介的特性，进行艺术虚构和艺术想象的结果，艺术真实在外观表象上可能近似于生活真实，但却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或揭示生活的本质和底蕴，或表现人生的意趣和真谛，体现了美的规律和理想。
对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辩证关系，鲁迅在《给徐懋庸》一文中曾作过概括:
“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也。然而他所据以缀合，抒写者，何一非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些目前的人、与事，加以推断，使之发展下去。这便好象预言，因为后来此人，此事，确也正如所写。”最后补充一点，不同的文学流派对艺术真实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或着重点，及与之相应的表现方法。
如现实主义往往更强调生活的逼真性和对本质规律的揭示；浪漫主义侧重抒写内心的真实，按照理想的样子反映生活；而现代主义多半忽视外在实际，突破事物的表相表现所谓内心实质、内在灵魂、内在真理这样一些最高的真实。
不管其形态的表现方法如何不同，艺术真实是一切优秀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
回答完毕。
国内现当代文学作品从小说改编成电影？
题主这个问题，问题很具体，有的放矢
国内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电影化改编，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领域。
我这里挂一漏万，说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谨供参考。
立论方向之一：电影与当代文学的互动，如何因应特定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众所周知，第五代导演，很善于借鉴和转化当代文学，特别是各种新流派小说的“果实”。
有一则趣闻：
张艺谋曾苦于“一（剧）本难求”，偶尔在旧书摊上，读到一本文学期刊上，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被深深吸引，一口气蹲在那读完。于是，就有了后来扬名威尼斯，国际影坛留名的《秋菊打官司》。
《秋菊打官司》，是对原著小说很成功的电影改编。
由小见大，不妨引申思考
—第五代导演为何有“剧本荒”？当时的电影创作环境有何特点？—喷薄而出的当代文学，尤其是新小说创作高潮，有何重要性？—作为时代的文化意绪，这一波小说-电影”蜜月期”有何启示？
所谓高屋建瓴，题主结合具体的毕业论文方向，试试能否翻唱新曲？
以上只是很粗浅的小设想，相关论题肯定有人写过。
但就独立思考与研究深度而言，每个人都不应该附和或雷同，而是需要力求创新和深入。
2.切入点尝试，如导演个案研究？文艺风格比较？改编得失谈？
比如，张艺谋是当代文学的电影化改编高手，
—莫言《红高粱家族》之于《红高粱》—刘恒《伏羲伏羲》之于《菊豆》—苏童《妻妾成群》之于《大红灯笼高高挂》—余华《活着》之于《活着》—陈源斌《万家诉讼》之于《秋菊打官司》
及至后期
—曹禺《雷雨》之于《满城尽带黄金甲》—严歌苓《陆犯焉失》之于《归来》
他因何选择原著小说？如何体现“电影作者”特性？你对其作何观察和批评？
《红高粱》对中国当代电影，可谓意义非凡。
举一反三，类比其他“影视改编达人”，似乎可以庖丁解牛，发出题主自己的创见？
—“王朔年“、”王朔现象”例证？及夏钢、米家山等导演的影坛浮沉？
电影改编案例：《顽主》、《轮回》、《永失我爱》、《无人喝彩》、《我是你爸爸》（未公映）、《甲方乙方》、后期的《过把瘾》、《看上去很美》。
王朔小说与冯小刚贺岁片，及都市喜剧的相互成就与最后失落，真可算是一道”热题”吧？
中国影坛曾经出现过现象级的“王朔年”。
—方方、池莉、刘醒龙等人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如何赢得导演亲睐？电影改编如何？
可选典型：《埋伏》、《蓝色爱情》、《桃花灿烂》、《背靠背脸对脸》、《家事》，《凤凰琴》
从小说到电影，不同的作者（导演），各自有何独特表达？留给观众们什么？
《埋伏》导演黄建新，改编自方方同名小说，在影迷心目中地位不低，都乐于为它“饭制”海报。
《背靠背脸对脸》是黄建新导演的另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原著小说是刘醒龙《秋风醉了》。
3，可作思路创新。 今昔对照，批判思考，找准文学和电影所共同面临的“痛点”。
不妨尝试梳理以下论题的可行性：
—文学化改编是否有”中国烙印“？文学与电影，不同文本形式转换中的现实考量？
—“剧本”是否真的是影视圈内人士所说，最为缺乏的中国电影质量升级的要素？
—“好剧本”的标准何在？从何而来？是否真的能够补足中国电影的短板？
—那些中国现当代经典文学与电影，是否在中国影坛留下历史的位置和影响？
—曾经的现当代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美好时期，其情境和成果能否从来？
—对比现代“左翼”，与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文学-电影改编实践，有何现实思考？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与当代文学-小说关系密切。陈凯歌《边走边唱》，改编自史铁生《命若琴弦》。
4，写到最后，思路打开，想到几个具体实例，留待题主梳理资料，深入研究。
—谢晋导演，如何取材”伤痕文学”，逐渐完成超越主流叙事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升华？
对张贤亮《牧马人》的同名改编，白先勇小说改编的《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最后的贵族》（？记忆不确，谅解未及查证），这些个案，是否可以作为“一只麻雀”解剖？
《牧马人 》，1982年的经典电影。谢晋导演、小说家和文化商人-张贤亮，都是大时代中的“画家”。
—民国“海派文学”，如何老树发新芽？被中港台等导演搬上银幕？
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电影，港台当然也能纳入视野之中，或许可以发现遗珠？
—刘以鬯《对倒》之于王家卫《花样年华》—徐訏《鬼恋》之于陈逸飞《人约黄昏》—张爱玲经典的多人改编，许鞍华、关锦鹏、但汉章（台湾地区）等—许鞍华导演对张爱玲作品，是否具有“改编情结”？《倾城之恋》、《半生缘》、《第一炉香》（2020）
《第一炉香》未映先热，有张爱玲的魅力加持。张爱玲的作品，其现代性独具一格，常读常新。
将眼光回溯，中国现代文学，例如特色鲜明的“海派文学”，其与电影的改编结合，
或许更具有重新被发现，历久而弥新的现代性的审美价值。
思路千万条；然而，文章不写一句空；而且，得失寸心知。
具体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如何完成自己的优质论文，诸如我这样单纯的“局外人”，空发议论，来得容易；但是
有看法，写文章，却实在只能由题主条分缕析，字字句句写成。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电影，理所当然的爱好者，我虽有所涉猎，但只是零碎思考。
期待题主有所创见，学业有成！
期待更多的后起之秀，包括未来的学人，和从业者，一起努力！
期待中国当代文学和电影，明天会更好！
#今日头条青云计划#
为什么第五代导演喜欢拍社会底层？
第五代导演通常是指北京电影学院1982年毕业的那一批人，比如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吴子牛、张军钊。
他们的主要经历：
1966年——1976年是十年动乱，人才出现断层
1977年恢复高考
1978年入学北京电影学院，1982年毕业的那一批人。
有了这个历史背景就可以大致梳理出他们的创作动因了。
十年动乱对人性的压抑是巨大且毋庸置疑的。
十年动乱虽然结束了，亲历者的心灵创伤却不会立即结束。所以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10年涌现出了巨多的“伤痕文学”，主要描述（控诉）的就是那个悲剧年代的悲剧人生。
网上现在很多人批判“伤痕文学”矫情，其实在伤痕文学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来了，认为文学光用来“控诉”和“矫情”没什么L意思，还应该彻底反思。所以“反思文学”紧跟着“伤痕文学”孕育而出且青出于蓝。不仅要展示和控诉社会悲剧，还要反思和追溯造成这一系列社会悲剧的原因。
于是，第五代导演求学以及步入社会的最初几年正好就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姑且算作反思的一种把）最兴盛的时间段。这些根植于自身上山下乡经历、接近底层农民生活、反映民族劣根性的文学作品成为了第五代导演不可多得的创作素材。
比如张艺谋作品：
《我的父亲母亲》改编自《纪念》，作者鲍十
《活着》改编自《活着》，作者余华
《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自《妻妾成群》，作者苏童
《红高粱》改编自《红高粱家族》，作者莫言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改编自《门规》，作者李晓
《菊豆》改编自《伏羲伏羲》，作者刘恒
陈凯歌作品：
《霸王别姬》改编自《霸王别姬》，作者李碧华
《黄土地》改编自《深谷回声》，作者柯蓝
《边走边唱》改编自《命如琴弦》，作者史铁生
黄建新作品：
《背靠背，脸对脸》改编自《秋风醉了》，作者刘醒龙
《黑炮事件》改编自《浪漫的黑炮》，作者张贤亮
何平（《双旗镇刀客》导演）作品：
《炮打双灯》改变自《炮打双灯》，作者冯骥才
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之所以特别有内涵，一方面是因为就是因为同时期优秀的文学作品为他们电影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内在基础，他们的主要精力只需要放在思考与文学作品内在高度统一的外在表现形式即可。
另一方面，“十年动乱”让第五代导演的求学生涯晚了十年，让他们在最青春、最敏感的年龄段与下乡、基层、苦力这些联系在一起，奠定了他们感知社会悲剧敏感度的同时，也使得他们对知识的渴求日益强烈。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国策的实施，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思潮、理论也纷沓至来，使得第五代导演能够全方位地接触和学习国内外的电影理论、哲学、观摩大量国外的优秀电影，尼采、叔本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理论，这些条件都是前几代导演不曾有过的。
毕业后，第五代导演开始利用电影来表达长久积压在内心的情感，底层社会的经历带给他们的触动太多了，他们要发泄，不仅仅要拍摄底层社会悲剧来发泄，还要表达对这些社会悲剧的反思与追问。
可能是那些年轻时期的经历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塞满了他们的整个人生，导致他们无法摄入更多新的营养，无法与时俱进。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主要受众逐渐老去，不再是观影的主流群体之后。匆忙转型的第五代导演作品也在市场双刃剑的挥舞之下表现得无比“夹生”了。
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很多都展现出了与西方观众期待相一致的“中国景观”，拿了不少奖。我们可以说这是曲意逢迎，也可以说他们在曲线强国，因为第五代导演们确实将中国电影立了起来，在世界范围里打响了中国电影的知名度，也为中国电影产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运作做出了利大于弊的尝试与贡献。
中国的乡土文学在创作中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中国的乡土文学由鲁迅创始，经历了发生、发展、繁荣和深化过程，至今已历经百年，它的概念内涵和创作特点也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本答案将从乡土文学在不同阶段呈现出的创作特点，并结合相关作品进行阐述。大致分为以下四点：
第一，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鲁迅开启的乡土文学
第二：1942年到80年代初以前，乡土文学“农村题材小说”为主，
第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寻根”、“先锋”派小说的乡土创作为中心，
第四：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农民工题材小说”或“农民进城题材小说”为主。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鲁迅开启的乡土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描写乡村中国的文学被称为“乡土文学”。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乡村中国一直是最重要的叙述对象。著名学者严家炎认为，“乡土文学”通常指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鲁迅先生在最初定义“乡土文学”时写道：
“骞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
鲁迅的这一最初定义有三重含义：
其一，乡土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还乡，作为想象中国、想象家园的一种方式，无论是揭露乡村的破败、国民性的劣势，还是回归乡村质朴的清新欢乐，都属于异域想象的范畴。
其二，乡土文学是在时空的阻隔中产生的，乡愁的味道和文化的哀思也就不言而喻，具有流寓色彩。
其三，乡土文学具有地方色彩，体现某一地方的民风民俗。
鲁迅先生对乡土文学的定义赋予了“乡土文学”最初的风貌及概念本身的包容性。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是从中国的“问题”入手，展现丰富的时代风貌与地方风情。
20世20年代中期形成一个流派，即乡土文学派。这一时期主要的乡土文学作家及代表作品主要有鲁迅的《药》、《祝福》、《社戏》、《阿Q正传》、《风波》、《故乡》等，许杰的《惨雾》、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许钦文的《鼻涕阿二》等。
这些“侨寓”北京的作家，怀着深深的乡情和乡愁，描绘家乡的风土景观、民俗民情、人生命运等，但是在艺术方面除了鲁迅外，并没有获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仅是形成一个统一的流派。
鲁迅的作品具有浓郁的风土人情，强烈的时代感，更重要的是，他站在哲学文化意识的高度去鸟瞰中国的芸芸众生，通过冷峻的描写剖开一颗颗麻木愚昧的心灵，聚焦为民族的灵魂，深邃的形而上哲理成为鲁迅小说稳固的支撑点。如《阿Q正传》采用似实而虚的“曲笔”对整个民族乃至人类文化心态的抽象厘定，早已超越其质朴平实的形式外壳。
其他作家虽然对同俗人情的生动描写足以使他们跻身于乡土作家之列，却少有在风俗与时代的交融中升出的哲学意蕴。
20世纪30年代是乡土文学的发期展，此时统一的流派解体，各地区出现不同的支流，主要有三支流派。
其中一支为牧歌型作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有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还有沈从文的《边城》和《长河》。沈从文以开阔的笔触描绘出带浓郁地域色彩的“湘西社会”，对风俗人情的描写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另一支是挽歌型作家，代表人物及代表作品有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无论写时代风云还是风俗人情均取得较高的成就，其哲学意味也是鲁迅之外的作家少有的。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丁跛公》等，这些作品注重描写地域风情，更着意于写乡村社会现实的破败和凄凉。
还有一支是壮歌型作家，主要是指“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代表人物及作品有萧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这些作品描写了东北地区人民对统治者和入侵者的悲壮反抗，显示着友浑粗矿的“力之美”。
这个时期乡土派作家队伍发展壮大，东北作家群的出现，预示着以地域为特色的创作流派诞生。
我们来看两部代表性的作品鲁迅的《故乡》和沈从文的《边城》。鲁迅是绍兴人，也算是乡下人，他留学日本回来成为作家，而沈从文则是从乡下到北京开始写作。不同的成长经历，使他们对乡土的观察完全不一样。鲁迅的故乡用非常冷峻 、理性的态度来思考，从社会结构上、历史发展和近代文明的角度来看待故乡。而沈从文对故乡则是一派赞美和歌颂，他站在乡村的立场来看待城市，从人性、自然的观点来看待乡村，以审美的静态眼光来打量故土。
尽管在创作上呈现的出发点不同，但作品都体现出对乡村记忆的眷念之情，内心充满着对故乡的同情、留恋和不舍。鲁迅的作品普遍采用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并结合现实主义，在写法上由实到虚，由写实到象征。而沈从文创作的《边城》则有不少浪漫主义的写法，他笔下的人物从天地之间得其灵气、生存的勇气和智慧，有一种泥土气息，比如写岸边的妓女与河上的水手，将一种自然和命运相结合到一起。
总之，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不论在“左”翼作家笔下觉醒的革命乡土社会，或是京派作家笔下幽静的田园乡土，这些小说都有着描写乡村生活风貌、展示乡村人观念、体现乡土感情的特征。
1942年到80年代初以前，乡土文学以“农村题材小说”为主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在作品中纠葛的已不再是一种文化的焦虑，乡愁已然消失，更多体现的是乡村的时代风采。从延安时代起，特别是后来反映或表达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作品的发表，将中国乡村生活的整体叙事性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紧密联系起来，乡村中国的文学叙事被终结，代之兴起的是“农村题材”文学的兴起。
20世纪40-50年代是乡土文学创作的繁荣期，首先，出现了以地域文学流派和作家群。比如以质朴、幽默、醇厚形成的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马烽、孙谦、胡正等善写黄土高原风情。位于京、津、保交叉地带的孙犁、刘绍棠、房树名等擅写华北平原水乡风光，形成以清新、明丽、优美风格的荷花淀派。还有带楚湘特色的湖南作家群，如周立波、周健明等。此外还有保定作家群，渭河作家群、岭南作家群等。
其次，这些作家塑造了一批成功的艺术人物，比如柳青的《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梁三老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形象。
第三，在艺术表现上更加成熟。赵树理追求现实主义，孙犁的散文化风格，柳青对史诗性的追求等。赵树理注重描写的是，对写作与农村现实的关系，以及对民间文艺传统和接受方式。《小二黑结婚》是他的成名作，小说描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传统和落后家长的重重束缚，终于结为美满夫妻的故事。从赵树理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活泼、健朗、正面的中国农民形，中国最底层的民众才真正成为书写对象。孙犁作为乡土文学繁荣期的成熟作家，创作了《荷花淀》、《芦花荡》、《邢兰》等多部作品，他的作品赋有诗意，既写实又写意，形成了独特的诗化、散文化风格。柳青的《创业史》是反映农业合作化过程的一部作品。小说通过对梁生宝、梁三老汉以及郭振山、郭世富等人物的塑造，回答了农村为什么要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这些作家身上有着相似的特点，他们大多出生清贪的农家或小知识分子、乡绅家庭，对乡村生活有一定的体验，这种体验既包括年少时耕作农活的经验，目睹宜佳萧条经济和入不敷出的贫穷生活，也有民间文化的接触。还包括他们在五六十年代响应时代的文艺政策，下乡落户所体验到的鲜活的农村生活。
这批作家有来自乡村的切身体验，同是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他们正式开始写作始于抗日战争，这一时间标识对于他们而言有着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他们相对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以编辑的身份参与到抗日宣传活动中，写作慢慢进入正轨。其二，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及延安文艺政策的号召，其写作带有政治意味。
由于他们的生活、创作与政治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他们的写作尽可能靠近乡村的本真，使用农民的语言，植入乡民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创作农民能够看得懂的通俗化作品，但是在文学艺术的真实与现实社会的真实，在知识者的写作和文艺工作者创作之间仍在着多重矛盾，拘泥于气愤浓郁的时代和个人思想的局限，也让他们无法用一种超越时代的眼光去创作及评判，很难从中获得个性化的现代性体验和态度。
第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寻根”、“先锋”派小说的乡土创作为中心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一场声势海浩大的知识青年下乡运动，一批知识青年在乡村积累了短则一两年，长则数十年的生活经济验。他们不仅切身体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苦力活，而且目睹了乡村的贫困与蒙昧。尽管这一历史潮流终究以回城的方式结束了，但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仍然成为他们日后写作的资源和精神背景。
经历了十年的历史动荡后，乡土文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复苏。流派化被溶解，以地缘文化为特色的作家群出现。燕赵文化区有刘绍棠、浩然、铁凝、谈歌、关仁山等。秦文化区有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等。晋区文化有马烽、张石山李锐等。齐鲁文化区有莫言、李贯通、张炜等。楚湘文化区有古华、韩少功、残雪等。吴越文化区有高晓声、汪曾祺、余华、苏童等。这些作家的共同特点就是大多都有过知青经历。
“寻根”和“先锋”文学思潮是80年代最为重要的思潮之一，1985年后，文学的“去政治化”逐渐成为一种潮流，众多“寻根”“先锋”作家都把现实生活等同于现实政治的理念带入到他们小说创作的空间中，把对生活的远离看作实现“文学是文学”这一目标的绝对前提，如余华的《现实一种》、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阿城的《棋王》、苏童的《妻妾成群》、王安忆的《小鲍庄》等。
“寻根”的宗旨是遵循知青的个人的和集体的记忆。他们记忆中的贫困山村，异域风情，人伦习俗等，成为他们找回失去青春年华的背景，也是他们写作的前景材料。知青的个人记忆被放大为集体的、时代的和民族的记忆，讲述个人的记忆被置放到历史的中心，被改写成讲述民族的历史。但寻根群体重点不在于讲述历史，而在于历史地讲述，他们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交界线上思想着的历史主体。
“寻根”文学的经典作品，比如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等，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又有寓言性的特点。作品所要传达的信息读者可以领悟，但故事犹如久远的传说，带有神秘感，故事的语境和主人公们的生存处境似乎与我们无关，但它指向的又仿佛是我们的生活或现实的处境。
“先锋”文学发生地实际在西藏拉萨，中心舞台在上海。西葬的马原、扎西达娃最早在西藏模仿马尔克斯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后来在上海走向全国。先锋小说主要代表作家如余华、孙甘露、格非、叶兆言、苏童等，都是生活在上海周边江浙两省的作家。
“先锋”文学作为一场文学运动，它让文学更注重在“形式”上的探索，更强调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形式的意识形态”受到先锋作家的普遍认同。他们把目光投向对他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叩问，不再把人视作为单纯的理想、理性的精神载体，而是更多看到其身上的原始的、非理性的一面。
“先锋”文学的集大成者是苏童，他的代表作《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红粉》、《我的帝王生涯》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佳作，他观察细致，小说文笔细腻、叙述自然，从容周到，尤其善写命运无常、红颜薄命的民国女子，直承海派小说和张爱玲小说传统。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也是一部好评如潮的小说，这部小说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激活了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忆，对普通人生存及心理苦难的书写就是对真实历史的想象和复写。
先锋派的历史短暂，在80年代后期意识形态处于分离和弱化的时期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超量的语言表达和形式主义策略，具有后现代性的特征，把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创新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以“农民工题材小说”或“农民进城题材小说”为主随着大批农民工进城，乡村发生巨大变化，要么沦为空巢，要么已经效仿城镇的模样，处于急速现代化的进程中， 这时出现了以“农民工题材小说”或“农民进城题材小说”为主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划归为乡土小说，主要原因在于虽然背景转移到了城市，描写的仍是农民的生活及情感世界，他们依然保留着农民意识和乡风民俗。在他们的身上依旧可以显现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
自90年代以来，虽然乡土叙事在多元化格局中不再是起支配或主导性的作用，但仍是当今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同时也面临着强劲的挑战和深刻的转型问题。相对于其他的艺术种类来说，乡土叙事是所有叙事类文学当中最为保守的文学种类，经历了21世纪最初的几年变异，乡土叙事趋向于终结。
在中国21世纪初的乡土叙事方面，莫言、铁凝、贾平凹、阎连科、刘震云是有着时代标志性的大作家。他们曾是先锋文学派的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转型。
刘震云是最早对乡土中国叙事进行变革的人，他把反讽引入到乡土叙事中，完全改变了乡土中国叙事的格调。1998年，刘震云出版了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在这部作品中，他把故乡的重写推到一个荒诞的境地，建构了一种乡土与后现代都市超级的时空关系。2009年，他又出版了《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主题涉猎广泛，如孤独、说话、交流、友爱、家庭伦理、乡村的流浪经验等。在这部小说里，乡土中国的友爱与家庭伦理被严重结构，其叙述的展开充满转折和延异，如同一部乡土友爱的政治学。
莫言在90年代后期出版 了《丰乳肥臀》，这部收写乡土中国历史的作品放弃了书写简单的历史正义，而是把历史正义还原为人的生命正义。还有他的长篇小说《檀香刑》，在这部关于刑罚的小说里，实际讲述的是中国近代民间社会与官府和德国列强构成的冲突，由此描写近代中国民间社会遭受的深重灾难，揭示在西方列强压迫下中国艰难的现代性转型，整部小说充满了戏谑反讽的快感。莫言以他的特殊方式打开了历史之门，看到历史的荒诞性和悲剧性。
2006年铁凝出版《笨花》，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革命史和乡村史，小说从头到尾都在写中国乡村，但乡村的故事不再只是农耕种植、节庆习俗、婚丧嫁娶、风土人情，而是一个人的遭遇、一个家庭的命运和一个村庄的盛衰，它们被嵌入到中国现代性的革命历史之中。
不难看出，这些大作家的作品中闪烁着后现代主义的风格，使得当代本土性具有了更深厚的力量，并且获得了一种美学上的独特魅力。
综上所述，通过“乡土文学”不同时代的发展，我们发现“乡土文学”概念内涵不断的在扩充。回归乡土本身，以乡土生活作为最基本的内涵，即只要是写乡土生活的，不管写的是乡愁韵味的作品，还是农村题材类的小说，或者是转换了生存背景的农民工题材小说，只要是在这片乡土性的大地上所生发出的对乡村、农民的关注及书写，都应该属于乡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