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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上“汉奸王精卫”的石刻是怎么一回事？
汪精卫为民国时期第一大汉奸，曾经主张”曲线救国“理论。
汪兆铭（1883年－1944年），祖籍浙江山阴（原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文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汉奸。1944年在日本名古屋因“骨髓肿”病死。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肇事挑衅，给汪精卫一个下马威。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大，却看不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社会舆论哗然。同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王亚樵派遣的义士孙凤鸣刺成重伤，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医生断言：汪精卫活不过十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张悌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媚日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汪精卫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周佛海策划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今井武夫、犬养健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馆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326页）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日本人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圣，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汪精卫访问日本时与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汉奸汪精卫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
当年各界对汪精卫卖国条约的评论报道!
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重庆国民政府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满洲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诡辩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在一九四二年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参加它对英、美的宣战。汪的条件是废除他所厌恶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条约，包括所有秘密协定及附件，而这些协定和附件曾使汪与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耻辱。他的条件最后得到了满足，汪政权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对盟国宣战。[4] 得到更多自治权后汪精卫表现得对日本主子感恩戴德，极尽奴颜婢膝之态。由鼓吹“共存共荣”、“同甘共苦”，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一副不顾一切效忠日本主子的嘴脸。但是当日本进一步要求其派兵参与太平洋战场时，汪却找借口拒绝了这个要求。
在历史上，《日汪密约》是怎么公布的出来的？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高宗武、陶希圣致该报的信，以及他们带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全文。
同一天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许多报纸也刊载了这一卖国条约全文。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新闻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扩展资料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和日本侵略者缔结的卖国密约。包括《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和《调整日支新关系原则》、《日支新关系调整要项》、《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等三个附件。
其主要内容是：承认伪满洲国，日、“支”、“满”“三国”提携；定蒙疆（当时的绥远、察哈尔两省和山西省北部）、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岛屿为“日支强度结合地带”，由日军长期占领；汪伪政府自中央至地方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
汪伪军和警察由日本供给武器并加以训练；汪伪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农交通事业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由日本任意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日汪密约
汪伪政府执政多少年?
汪伪政府从1940年至1945年结束，前后共执政5年时间。汪伪政府是日本侵华期间由汪精卫为首的汉奸而成立的政府，政府驻地上海市。汪伪政府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实背后受日本特高课指挥。
势力范围：上海公共租界，“小东京”租界地区，南京，杭州。
主要控制人：日本特高课，汪精卫，周佛海，李士群，丁默邨，陈公博。
央行：中央储备银行。货币：中储券。军事：陆军，海军总共约80万，空军仅有几架教练机。国民生产总值（GDP）：约3000万美元，高等院校：国立中央大学。
扩展资料：
汪伪政府汉奸们的结局：
1、陈公博，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3日执行枪决，临刑前将一小茶壶赠予汪精卫夫人陈璧君说：“夫人，我先走一步，随汪先生去了……”随后，陈公博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下午时被执行死刑，终年55岁。
2、周佛海这人是十足的大叛徒、大汉奸、大投机分子！早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背叛了革命投靠老将，再后来跟汪精卫狼狈为奸以至于沦落为日本人的走狗。
周佛海在汪伪政府里地位仅次于汪精卫和陈公博，主管外交、财政、特务等。抗在胜利后周佛海被国民政府判为死刑，后又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病死于狱中。
3、梅思平（1896—1946），浙江永嘉人，是汪伪政府中的高官，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
4、褚民谊（1884-1946），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历来与汪精卫夫妇关系较好，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沦为汉奸，在汪伪政府里先后任行政院副院长、驻日大使等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1946年被执行枪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汪伪国民政府
汪伪国民政府的人物
人物职务简介 伪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3月20日，在日本扶持下，汪精卫在南京组建傀儡政权，取代了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的伪政府。汪精卫任伪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1943年5月31日，汪精卫主席以“中华民国政府”首脑的名义，参加了由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同年底，汪精卫健康急剧恶化，不得已于1944年3月赴日治疗。11月10日病逝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后来遗体运回国，葬于南京梅花山。1946年1月21日，国民党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派工兵将汪坟炸毁，并将其尸体火化，坟址被夷为平地。 伪立法院院长，汪精卫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任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不过陈的这个“一把手”当了还不到一年，就随着日寇的灭亡而倒台。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南京，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2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三人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在一处不为他人知晓的公墓中。 伪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市长、特务委员会主任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是该政权的第三号人物。1944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45年9月30日，国民政府下令逮捕周佛海，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赦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在监狱中，周受到了特别的优待，但是，他最终也没能活着走出监狱。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死在监狱中。 陈璧君原本是南洋华侨富商之女，后巧遇汪精卫，在铁窗内结成“患难姻缘”。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她夫唱妇随，成为汪伪政权的“第一夫人”。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被国民政府诱捕入狱。在法庭上，她竟然恬不知耻地大呼小叫，百般为自己开脱，把自己的叛变投敌说成是曲线救国，并在庭审中利用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大骂蒋。虽然她在法庭上痛骂蒋介石赢得了一部分人的喝彩，但却不能因此减轻她自己叛国投敌的罪行，后来还是被判处终身监禁。陈璧君于1959年6月17日病死在狱中。梅思平伪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梅思平曾上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召开的谈话会，听到马君武等民主人士的“焦土抗战”呼声，颇不以为然。回到南京便参加了以汪精卫、周佛海等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讥笑抗日是唱高调，还多次想办法托人向蒋介石“进言和平”。1938年11月，梅思平与高宗武等一道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进行秘密会谈，经过几天讨价还价，达成了所谓《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草案。主要内容有：汪精卫一伙表示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缔结日华防共协定。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一伙人逃出重庆去河内。之后，梅思平因其“先锋”作用，被视为与汪精卫等人一样的“首义分子”，成为汪伪“最高委员会”成员。1939年，梅思平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其地位仅次于周佛海，而且是周佛海的大红人和以周为首的“实力派”的重要干将。
1940年11月，梅思平参与了同日本政府签订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抗日战争胜利后，梅思平在南京被捕，关押在南京宁海路25号临时看守所内，后被送进老虎桥监狱。
1946年5月，南京高等法院第一庭公开审判梅思平。法庭内外，人山人海，人们都要亲眼目睹汉奸的可耻下场。梅思平在法庭上百般狡辩，拒不认罪。5月9日，高等法院下达判决书：梅思平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他是汪伪政权中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个人。9月14日，梅思平在南京被执行枪决。 褚民谊伪国民政府秘书长浙江省吴兴县人，曾赴日本留学，在法国获得医学博士。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并由汪陈做媒，同陈璧君母亲的养女陈舜贞结婚，成了汪精卫的连襟。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立即召见褚民谊，让他谈对“和平”运动的看法。他参加了汪精卫一伙的“和平”运动，积极与日本勾结，进行卖国活动。
1939年8月底，在汪精卫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大”上，褚民谊任大会主席团副主席，被推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随后，在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褚民谊任秘书长，成为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当时，人们对汪陈夫妇手下的汉奸，以“陈公博的嘴，周佛海的笔，褚民谊的腿”并称。日本投降后，褚民谊与陈璧君等先被软禁在广州，后又被押送至南京宁海路25号看守所。
1946年被关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监狱。同年3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审判褚民谊，以汉奸罪判处其死刑。同年8月23日，褚民谊在苏州狮子口监狱被执行枪决。 任援道伪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海军部长、江苏省主席、苏州绥靖公署主任早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汪精卫一样，曾经也是革命青年。
1939年6月19日，任援道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的上海会谈，会后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组建伪政府。8月25日，汪精卫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240人参加，组织起伪国民党中央党部。任援道被指定为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后随日本顾问原田永吉到青岛，参加“汪（精卫）、梁（鸿志）、王（揖唐）青岛会谈”，结束后组成汪伪国民政府筹备委员会，任援道出任委员，并担任“警卫组长”。
1940年1月29日，伪维新政府宣布解散，不久，汪伪汉奸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任援道从“维新政府”要员一变成为汪伪政府中的巨奸。3月31日，任援道被任命为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4月4日，苏浙皖绥靖军总司令部在南京成立。不久，任援道组建绥靖军军官学校，自任校长，培植亲信。任援道在汪伪政权中先后任伪职有13项之多，几乎兼全了汪伪政权各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汪伪国民党中委、汪伪中央政治委员、汪伪最高国防会议委员等，主要实职有：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伪军事参议院副院长、代院长，伪海军部部长，伪江苏省主席，伪苏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伪江苏省保安司令，伪上海市市长。抗战后期，他看到国际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便暗中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抗战胜利前夕，他率军归顺重庆政府。日本投降后，任援道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便以200根金条贿赂有关方面，举家逃到香港。
1949年，人民解放军饮马深圳河，任援道感到香港也难以立足，又远飞加拿大定居。
1980年死于异国他乡。 丁默邨伪特工总部主任、浙江省主席、杭州绥靖公署主任、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出生于1901年。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投靠国民党，在上海进行特务活动，抗战期间叛投日本侵略者，组建76号特工总部，血腥镇压爱国志士，仅在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时间内，76号竟然制造了三千多起血案。
外国记者称丁默邨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国人则称其为“丁屠夫”。抗战胜利后，丁默邨被国民政府逮捕，1947年被执行枪决。 李士群伪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特工总部副主任、特务委员会秘书长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曾任“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1942年被日本宪兵下毒害死。
早年曾参加群众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投国民党，又于抗战期间投靠日本侵略者，组建76号特务组织，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仅在1939年至1943年不足四年时间内，76号竟然制造了三千多起血案。1943年，李士群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死，终年38岁。 伪监察院院长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梁鸿志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在上海沦陷区组织维持会。1938年，梁鸿志在日本人的直接操纵下，在南京成立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苏、浙、皖三省的敌占区和宁、沪两个特别市，梁鸿志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兼交通部长。为了向日本主子献媚和自身的挥霍，公开实施“烟、赌、娼”三大毒化政策，丧心病狂地毒害同胞，榨取钱财。
汪伪政权成立后，梁任伪监察院院长，1944年11月，改任伪立法院院长。日本投降后，梁鸿志四处躲藏，1945年10月2日在苏州被逮，随即押至上海。1946年6月21日，法庭以汉奸叛国罪判处梁鸿志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内政部长
抗战爆发后，王揖唐投敌，频繁与日本侵略者接洽。伪临时政权在北平成立，王揖唐作为“创始人”之一，捞了个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赈济部总长的职位。
1938年9月，伪华北临时政权和伪南京维新政权在北平成立“联合委员会”，王揖唐任委员。王揖唐还利用汪精卫的势力和影响，当上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成了华北汉奸的头号人物。1948年9月10日，王揖唐以汉奸罪在北平姚家井第一监狱被处以死刑。 伪考试院长、物资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江苏省党部主任
福建长汀县童坊镇)人，早年东渡日本，入明治大学、东洋大学，分获法学士、文学学士学位。是国民党元老。民国29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陈群历任“内政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央政治委员会内政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多次参与签订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和协定。
民国32年，任汪伪“中央国民政府委员”、“国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伪“中央警校校长”、伪“江苏省主席”兼“江苏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伪“物资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次年，任伪“考试院院长”兼“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陈群畏罪自杀。
陈群 (3张)
文学士学位。是国民党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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