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主要是公元3到8世纪，也就是南北朝到唐时期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粟特人以经商而出名，因此可以说大半个丝绸之路都是粟特人撑起来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最熟悉的粟特人有两个，就是造成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没错，这两位都是粟特人，只不过安禄山父系是粟特人，而母系是突厥。
安禄山的族别和史上一次失败的谐音梗
《旧唐书》记载，安禄山的父亲为杂种胡。唐代的“胡”指的是包括西域在内的中亚乃至西亚的各个族群，杂种胡的“杂种”倒也不一定有骂安禄山的意思，和现在的语义不完全一样，杂种胡在唐代事实上往往用来指的就粟特人。
关于安禄山的族别问题，《旧唐书》借安禄山的口，专门有一段记载，发生在其与哥舒翰的一场饭局上。
这场饭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饭局是唐玄宗李隆基专门安排的。
哥舒翰则是唐代的名将，突厥人，从他姓“哥舒”，我们就知道其出自突厥突骑施的哥舒部。突骑施是西突厥的一支，哥舒翰则是哥舒部首领之子，其母则是于阗王室尉迟家之女，没错，就是尉迟恭那个家族。
哥舒翰曾在陇右任职，唐代的陇右道，大致包括今天的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大部，因为当时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都属陇右道下辖。
哥舒翰在对吐蕃的战争中屡获战功。所以才会有“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诗句。
安禄山之所以与哥舒翰不和，主要是因为哥舒翰在陇右的时候，曾是安禄山的一个堂兄弟安思顺的手下，只不过二人不和，颇有积怨，因此哥舒翰连带着就和安禄山关系不好。顺便说一句，后来更牛的、平定了安史之乱的郭子仪，也曾在安思顺手下工作过，而且一直与安思顺关系很好。因为安思顺在安史之乱前便与自己的堂兄弟安禄山划清了界限，所以当安禄山叛乱后，安思顺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只是被免去军职，但最终还是被哥舒翰诬陷串通安禄山被处死。
那么当时李隆基在天宝十二载（753年）安排饭局的时候，安思顺、安禄山和哥舒翰已都是独当一面的节度使，因此李隆基安排这三大将领，或者说三大重臣使吃饭，目的就是要让双方在饭局上和好，别闹矛盾，同心同力为大唐的发展和稳定出力。而具体主持这场饭局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大太监高力士。
不过这场饭局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安禄山差点和哥舒翰在饭局上打起来。因为在饭局上，安禄山对哥舒翰说了一段话：“我父是胡，母是突厥；公父是突厥，母是胡，与公族类同，何不相亲乎？”就是说我们都一样，为什么不团结友爱呢？
安禄山的这段话其实是一种示好，套近乎，主动想与哥舒翰和好。结果哥舒翰说：“古人云：野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敢不尽心焉。”
哥舒翰这句话的意思是狐狸对着自己的洞窟嚎叫，是不详的事，是忘了本。所以我怎么敢不尽心尽力的和你交好呢？
在这里，哥舒翰引用了一句古语，玩了一个谐音梗，野狐的“狐”指“胡”。古人认为狐狸对着自己的洞窟嚎叫，是要同类相残，所以才会说忘了本。哥舒翰原本的意思应该也是表达双方应该交好，不应该忘本而同类相残。但是安禄山大概是没文化，没听懂，也或者是因为太敏感，认为哥舒翰骂他是野狐，所以立马就炸了，大骂哥舒翰：“突厥敢如此耶？！”
哥舒翰正要接话，但一看旁边的高力士给自己使眼色，就把话憋了回去，没再吭声。反正我们也不知道哥舒翰当时是想解释还是准备和安禄山对着吵。但我们至少知道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次谐音梗失败的例子。
而哥舒翰最终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因为宰相杨国忠的瞎指挥，导致长安的天险潼关失守，哥舒翰被手下叛变将领所俘，献与安禄山，哥舒翰倒是没有视死如归为大唐捐躯，而是放下身价，低声下气的投降了安禄山，但最终还是被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所杀。
那么通过那次饭局的对话，我们知道安禄山的母亲为突厥没什么问题，重点是他父亲的“胡”是哪个“胡”？
对安禄山的族别，早先学者们有多种的说法，比如认为安禄山之父是契丹人、奚人等等。但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认定，他的父系就是粟特。因为在唐代，如果一个胡人姓安，那么就几乎可以肯定其出自粟特的昭武九姓之一。
当然，关于安禄山的出身还有一种说法是其本姓康，后来是他的母亲改嫁了姓安的人家，才改姓了安。但事实是，在唐代，关于安禄山的出身就已经说法各异，扑朔迷离——这里面也许有政治上的原因，因为安史之乱平定后，安思顺的老部下郭子仪曾上书为自己的老领导喊冤，就一口咬定安禄山不是老安家的人，而“本实姓康”，老安家看他可怜，“哀其孤贱”，才收养了他，冒姓了安。总之，是要坚决地将安禄山和安思顺划清界限。
后世有学者考证后认为，安禄山所谓的安姓养父其实就是其叔父，所以安禄山不存在姓康这一可能。
但不管是安禄山姓安还是姓康，对于其粟特身份的认定都不构成什么问题，因为“康”也是粟特人的昭武九姓之一，并且是当时粟特人的第一大姓。
而安禄山的名“禄山”虽然看起来很像是汉语名，但实际上也可以确定是粟特语roxšan的音译，意为“光明”。这里面具体的考证、音标什么的就不展开说了。
那么昭武九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昭武九姓的粟特人
所谓昭武九姓，也被称作九姓胡、杂种胡、粟特胡等。就是粟特人在大唐所使用的9个姓氏——实际上不止9个——而这些姓氏的来源，就是这些粟特国家的国名。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就姓什么。
这些粟特人的城邦国家，基本全部分布在今天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河谷，位置在今天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基本上是沿着泽拉夫善河，东西走向一字排开。粟特人国家分布的这一区域被称为粟特地区，今天更接近的发音是“索格底亚纳”（Sogdiana），包括了康国、安国、史国、米国、何国、石国、毕国、穆国以及中曹国、东曹国和西曹国等城邦国家，时分时合。按《新唐书·康国传》的说法，昭武九姓国家是康、安、米、何、曹、史、石、火寻、戊地；按照唐代学者，诗人杜牧的祖父杜佑所编撰的《通典》说法，则是康、米、史、曹、何、安、小安、那色波、乌那曷、穆——反正《魏书》、《隋书》、两《唐书》以及《通典》的说法都不一样。
昭武九姓的国家中，康国最大，也是所有粟特人国家中的老大，为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丝绸之路名城撒马尔罕（Samarkand）。而安禄山祖上的安国，则是布哈拉（Bukhara），今天也属于乌兹别克斯坦。这两个城邦是当年河中地区的中心城邦，历史上都非常著名，今天维吾尔语里的一些熟语就往往和这两个城市有关。比如维吾尔语里如果说一个人不实诚，虚情假意的请人吃饭，就会说是撒马尔罕式的请客；如果说进入睡梦，就会说到布哈拉去了一趟——类似于汉语中的“见周公去了”或“去了梦家庄”。显然，这些熟语都暗示了这两个城市曾经的知名与繁华。
至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大城市，乌兹别克斯坦首都的塔什干（Toshkent），则是当年的石国。
毫无疑问，晋唐时期的中国人是将这些地名都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进行了简化，至于为什么要将撒马尔罕简称为康、将布哈拉简称为安等等，今天也没有定论，各种推测倒是不少，比如有人就认为将撒马尔罕简称为“康”，大概是取了这个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kand”，等等。
知道了昭武九姓，我们就会明白，史思明也是粟特人，祖上来自于史国（kass），又被称为佉沙、羯霜那，竭石、坚沙、奇沙等，位置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沙赫里萨布兹。而史思明名字的“思明”则是唐玄宗给改的，史思明的原名叫“窣（sū）干”，为粟特语“发光”、“燃烧”之意。这说明，唐玄宗李隆基将其改名为“思明”，是很清楚“窣干”是什么意思的。
古人之所以将粟特人国家称为昭武九姓，按照中国史料的说法，是当时的人们认为这些国家原住在祁连山北的张掖郡昭武城，后来被匈奴击败，西迁到了中亚河中地区，也就是锡尔河与阿姆河的这个河中，开枝散叶，形成了九姓国家。
历史上，河西走廊一带的确最初是大月氏人的游牧地，公元前174年，匈奴击败了大月氏人，大月氏人就跑到了今天的伊犁，赶走了乌孙人，随后又进入阿姆河流域。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大月氏与粟特是一回事。
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有学者认为，昭武更可能是粟特语，官职称号“叶护”（Jabghu）的译音。
因为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地区的史料就已经出现了粟特人和粟特地区的记载，这要比大月氏西迁早了六七百年。而当时的粟特地区，臣服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
粟特人历史上从未形成统一的国家，除了最初臣服于波斯人之外，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9年到公元前323年东征时，又臣服于希腊人，后来又先后臣服于萨珊波斯王朝、白匈奴（嚈哒）、突厥汗国、中国的唐朝。顺便再说一句，亚历山大征服粟特地区时，还顺手娶了撒马尔罕的粟特公主，名字叫柔克珊娜，很多人认为，这个名字实际上就是安禄山的“禄山”，是一个词的不同汉译。你也可以这样理解，亚历山大娶的是撒马尔罕的“光明公主”，而安禄山则是大唐的“安小明”。
事实上“禄山”这个名字在粟特人中很常见，比如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就有粟特人曹禄山这样的名字，“禄山”应该是粟特人的常用名之一，类似于英文名中的彼得、乔治之类。
公元631年，唐太宗李世民击败东突厥，公元657年，唐高宗李治击败西突厥。在击败西突厥一年之后的公元658年，康国城邦之主拂呼缦（Varkhuman）率粟特九国臣民归顺大唐，唐在粟特故地设康居都督府，归安西都护府管辖，对于粟特诸城邦国，给予极大的自治，粟特人由此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粟特人的语言与人种
粟特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今天中国境内，语言属于东伊朗语的是塔吉克人。而今天新疆少数民族以及整个中亚，以使用突厥语族的族群为多，如维吾尔语、乌兹别克（乌孜别克）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塔塔尔语等等，再往西还有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等。但在历史上，粟特语却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语言，甚至在6世纪后半叶，是突厥各部的官方语言。这是因为粟特人在当时商业与文化都高度发达。
在文字方面，粟特人会针对不同的族群，使用多种字母体系来拼写粟特语，但其主要使用的则是阿拉米文字，阿拉米文字也称亚兰文、阿兰文等，源自于腓尼基文，和粟特语一样，当年也是世界通用的文字。
阿拉米文影响了后世的很多文字，后来的回鹘文就源自于阿拉米文，而传统蒙古文又源自回鹘文，满文又源自传统蒙古文，所以很多人可能很难想到，今天挂在北京故宫的那些牌匾上，所书写的满文，竟然源自于遥远的腓尼基。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字母文字，几乎都可追溯到腓尼基字母，比如希腊字母、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而腓尼基字母则是源自于古埃及象形文字。
而从古埃及、腓尼基，一直到几千年后北京城的大清，这其间起到文字传播关键作用的，就是那些曾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
至于粟特人的人种，一般的说法是属于欧罗巴人种、伊朗人种，也就是白种人。只不过现在关于白种人、黄种人这样的说法越来越被学者们所弃用，被认为是伪科学，在今天的西方已经见不到诸如“蒙古人种”、“黄种人”这样的说法了，反倒是我们还在“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的在唱。这一点就不展开讨论了，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相关著作，比如奇迈可（Michael Keevak）所著的《成为黄种人：亚洲种族思维简史》、格雷戈里·柯克伦（Gregory Cochran）、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所著的《一万年的爆发》等。
控制丝绸之路的粟特人
历史上，粟特人以经商而著称，或者说，粟特人是一个商业民族。唐代史料就记载粟特人“善商贾，争分铢之利。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
1907年，犹太裔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敦煌以西的长城烽燧内，发现了八封公元4世纪初的粟特人信件，这个时代，正是中原五胡十六国开始的时期，更准确的说，应该是永嘉之乱时期（公元311年—313年），因为其中的信件明确记载了当时的都城洛阳与邺城被匈奴（汉赵刘氏政权）攻陷洗劫，皇帝（西晋皇室）逃跑。所以学者一般将这批信件的年代确定为公元313年六七月间。
至于这些信件为何留在了这个烽燧之中，有着各种猜测，当然最大的可能就是战乱导致了邮传的中断。
这些信件都是当时居住于今天武威、敦煌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罕和西域楼兰的信件。因为当时的楼兰也是粟特人的重要聚居地之一。
八封信中，除了一个粟特女子的家信之外，其余的信都是和商业有关的。从这些信件中，今天的人们得知了当时粟特人经营的各种货物，包括金银珠宝、小麦、胡椒、各种纺织品、麝香、樟脑等等。当然粟特人也贩卖奴隶，放高利贷等等。
粟特人长期控制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几乎在每个交通要冲和重要城镇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迹。吐鲁番和敦煌是粟特人的两大聚居地，吐鲁番就出土了很多关于贵金属、香料的交易文书，而交易的双方，基本都是粟特人。
粟特人由于长于经商，所以通晓多种语言，是天然的翻译，所谓通“九藩语”，字面意思就是通晓九种语言。
安禄山与史思明最初的职业就是在市场上担任翻译——牙郎。
牙郎又叫牙人、牙子、牙侩，这是唐代对翻译人员的称呼，现在有些方言中还这么叫。而且这个称呼似乎更倾向于指外贸翻译。而比牙郎、牙人更早出现的称呼是舌人，显而易见，无论是牙还是舌，所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因为翻译首先要能说外语，而说就要用到牙和舌。
史料记载安禄山就通“九藩语”，会九门外语，史思明少一些，但是也会六种。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所谓通“九藩语”“六藩语”，只是泛指，都是表示会很多种外语的意思。
因为粟特人的这个特点，唐代的翻译业基本都是粟特人的天下，无论是帝国的心脏两京：长安和洛阳，还是边境重镇营州（今辽宁）、高昌（今吐鲁番）等等，都有着大量的粟特人翻译。
除此之外，无论是通过史料记载还是出土的文书、碑铭表明，粟特人在晋唐时期的中国还担任军人、官员等职业。
粟特人带给中原的不仅仅是货物，更为中原带来了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比如最为著名的胡旋舞以及唐朝九部乐中的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等。
今天的中外学者们一致认为，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对波斯、印度、中国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粟特人的宗教
在商品传播的同时，粟特人也是宗教、文化的传播者，历史上的所谓的“三夷教”就差不多都是粟特人带到中原的。
我以前讲过，“三夷教”并不是一个教，而是指祆（xiān）教、摩尼教和景教三个教，祆教就是拜火教，也称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就是明教，而景教则是基督教的一支。
粟特人主要信仰的是祆教，因此在粟特人聚居的各地，都有祆祠，也就是祆教的教堂寺庙。
祆教又称“琐罗亚斯德教”，更准确的说，粟特人的祆教被认为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个变种，与波斯本土的琐罗亚斯德教有所区别。琐罗亚斯德，也被译为查拉图斯特拉，这一点在我以前的文字中也提到过，而这个名字的意思则是“牧驼人”，在粟特文化中，一直有着骆驼崇拜，这是因为对于常年奔波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来说，骆驼就是旅途平安的象征，是最可依靠的伙伴和生产资料。同时骆驼也是粟特人战神的化身，在现今发掘的粟特人遗址、墓葬中，发现过不少骆驼的壁画、青铜器以及铸有骆驼的钱币，而粟特战神的形象往往是坐在三峰驼或有翼的骆驼之上以及骆驼所托的宝座之上。
由于粟特人的影响，唐代西域的高昌、焉耆、疏勒、于阗等都流行祆教，长安、洛阳城内更分布着多个祆祠。比如长安城内的普宁坊、崇化坊、醴泉坊、布政坊、靖恭坊；洛阳城的南市、立德坊、会节坊。
对于这些聚居的粟特人来说，祆祠具有重要的凝聚作用。在每个粟特人的聚落中，都有着名叫萨保的首领，萨保，也被写为萨宝、萨甫、萨簿等，原本是粟特人对商队首领的称呼，后来演化成聚落首领，也就是一个地方所有粟特人的老大。后来萨保在中国历朝历代则变为一种正式的职务，由政府正式任命，具有相应的品级与职责，比如唐代的萨保就正五品，同时还为萨保配备有辅助的武官、秘书等职务。祆祠的大祭司被称之为祆正，从七品，此外还有无品级的祆祝，主管祆祠的日常事务。
粟特人最终都去哪儿了？
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十分有存在感的粟特人，最终都去了哪儿呢？或者说后世都变成为了什么民族？
要说这件事儿，还是要先说安史之乱。
我们知道，唐代是一个吸纳四方文化的朝代，也就是人们所说喜好胡风，大量胡人、异族担任重要职务，除了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这些将领外，还有高仙芝（高句丽，注意，不是高丽）、阿史那社尔（突厥王族，亦即蓝突厥）、阿史那思摩（即李思摩，突厥王族）、执失思力（突厥）、李光弼（契丹）、仆固怀恩（铁勒）、契苾何力（铁勒）、白孝德（龟兹王族）、安元寿（粟特）、李国臣（粟特，原姓安）等等。但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当时的唐人开始本能的排斥胡人、抵制胡化，甚至在唐肃宗李亨回到被收复的长安后，“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也就是凡是出现“安”字的城门街道名统统改掉“安”字。因此《唐会要》记载，当时的安化门改为了达礼门，安上门改为了先天门，至于各个坊带“安”字的也一律更改，只不过改了名字后的各个坊，基本没过多久都又改了回来，大家还是不习惯，唯一例外的，是原本的安兴坊，改为广化坊后一直没有再变回来，大约“安兴”二字连在一起，还是有些敏感。
同时，当时的文人们也纷纷认为，安史之乱的祸患就是因为大家喜好胡风而引起的，这批人就相当于后世的公知，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当年虽然没有微博，但是大家可以写诗啊，所以包括我们熟知的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以及白居易的好基友元稹，都在有专门的诗作对喜好胡风、重用胡人这个问题进行了批判。
不过说来也有趣，元稹的祖上也不是汉人，而是北魏宗室鲜卑拓跋部后裔。我们知道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推行汉化，下诏将拓跋氏改为了元姓，元稹则为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十九世孙。
元稹可能有人不是太熟，但是要是说《西厢记》估计就没有不熟的了，元稹就是《西厢记》中原版的男主，后来元稹根据亲身经历写下了自己曾经的一段风流往事，这就是著名的唐传奇小说《莺莺传》，从而成为后来王实甫所写的元杂剧《西厢记》蓝本。按照今天的规范，王实甫的《西厢记》在上映（演出）前，要打出一行字幕：“根据元稹小说《莺莺传》改编”。
而元稹的风流韵事还远不止这些，比如其与比自己大11岁的大唐著名文艺女青年、文化遗产“薛涛笺”的发明者薛涛的故事，就是大唐文艺界最著名的一场浪漫爱情故事，除此之外，元稹还追星，与当时大唐的当红女明星刘采春的八卦也尽人皆知。等等。
扯远了，继续说胡人的问题。
由于当时对胡人、胡化的排斥与抵制，大唐的胡人就很不好过，首先是胡人将领受到猜忌和打压，包括平定了安史之乱，战功赫赫，“战功推为中兴第一”，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弼都未能幸免，最终在猜忌下抑郁而终。而家族中在安史之乱时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满门忠烈的仆固怀恩，则直接被逼造反，病死于今天的宁夏。
在这种大环境下，粟特人的处境可想而知。
当时留在中原的粟特人，一种情况是改姓为李，因为安、康这样的姓往往一看就知道是粟特人。但这种情况都是因为皇室赐姓为李才能改，不大好复制。因此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改自己的郡望，也就是改自己的老家和族谱，不再说自己是来自于昭武九姓，而是纷纷在中原的名人中找祖宗，说明自己一直都是中原人。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康姓的大都不再说自己祖上是出自康国，而称自己是会稽人，始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卫封，卫国第一代国君）。
我们知道会稽郡是江南著名的一个郡，位置在今天的江浙一带，郡治在苏州，书圣王羲之就曾担任过会稽内史，所以又被后世成为王会稽。粟特人称自己是会稽人，自然看起来就是地地道道的汉人了，但实际上当年的瓜州也有一个名为会稽的地名会稽县，位置是今天甘肃玉门的赤金镇。因为粟特人进入中原，都是先进入西域，而后河西走廊，之后才进入中原的，所以说自己是河西的会稽人，也没毛病，至少往上追，好几代之前肯定都是在河西的会稽生活的。这也就是说，康姓人在这里玩了一个花招，或者说移花接木。而更多的粟特人则直接说自己祖上是中原某某地的人或者干脆说自己就是中华。这样，大量的粟特人便最终融入到了汉人之中。
这里面比较著名的一个例子是在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所发现的粟特人康氏家族茔院。
按照粟特人原本信仰的祆教习俗，人死后，将进行天葬或者火葬，之后将遗骨装入到特制的纳骨瓮中。但在吐鲁番的粟特人墓葬，葬俗已以与汉人毫无二致，不仅名字早已汉化，死后还跟汉人一样采用家族土葬模式并刻写墓志。而从所出土的墓志中来看，墓志格式也完全汉化，找不出任何与汉人墓志的不同之处。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所发现的康氏家族墓志表明，这个康氏家族，从麹氏高昌直到唐朝时期，都一直在吐鲁番盆地定居生活，曾供职于高昌地方官府和唐朝西州的地方军队，而在最后一方墓志中，则明确写有“其先出自中华，迁播届于交河之郡也”，就是说自己的祖辈出自中华，迁移到了交河。说明已彻底汉化或者隐瞒了自己的出身。
但关于这一点，也有人并不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这最后一方墓志上恰恰没有写姓，所以认为这最后一个墓不属于康氏家族，而是后期混入，占用了人家康氏家族墓地。认同派的学者则认为所有墓葬均为一个家族所有，不大存在混入的可能。
但无论混入不混入，事实上今天汉人中凡是姓康、安、石、米、史、何、曹等姓的，极有可能就是源自于昭武九姓，祖上为粟特人。当然也有可能源自于其他族群的，比如史姓中有一支就是源自于突厥阿史那氏。
至于康、安和米，则差不多可以肯定源自于粟特。至于说康、安、米这三个姓还有一些汉人的源头，但到了今天，则基本已不存在。
还有大量的粟特人则纷纷融入到其他族群中，比如融入沙陀部。沙陀，是突厥人的一支。在唐代后期成为左右唐王朝的重要力量，在唐以后五代十国的五代中，沙陀人就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朝代，而后晋的开国皇帝、著名的儿皇帝、割让了燕云十六州的石敬瑭，一般认为就是沙陀化了的粟特人。
新疆境内的粟特人，则在后来的岁月中逐渐融入到后来的高昌回鹘、喀拉汗汗国中。
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也逐渐突厥化，在伊斯兰教东进之后，昭武九姓诸国纷纷被大食，也就是阿拉伯军队攻破，所谓“大食兵火焚烧，繁华尽成焦土”。
公元706年，毕国陷落。
公元711年，康国被围困半年之久，弹尽粮绝，在向大唐求救无果的情况下，被迫出降。
公元712年，安国陷落。
公元722年，位于粟特地区最东的片治肯特城联手突厥、石国、拔汗那（今费尔干纳）共同对抗大食，最终城破被焚，国王被杀，粟特人大量逃散，粟特诸国最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粟特人则伊斯兰化。
很多人认为，今天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人，更多的继承了中亚粟特人的血统，有一种说法是塔吉克斯坦的雅格诺比人就是粟特的直系后裔。
但我们知道，经过长达几个世纪的融合、变迁，粟特人已经融合进入了包括汉、塔吉克以及突厥语系诸族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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